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收集5篇)
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篇1
关键词:欧债危机,区域一体化,亚元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进入到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阶段。从拉美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到爆发于本世纪的次贷危机、美国债务危机以及欧债危机来看,合理的风险管理策略和政府债务规模是治理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关键所在[1]。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区国家普遍出现了高额的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以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和希腊四国尤为严重,其中希腊于2009年12月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一场波及多个欧元区国家的债务危机开始不断的发酵和蔓延。目前,欧债危机问题就成为国内外学者讨论的焦点。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关于在亚洲成立最优货币区以及亚元的呼声不断高涨,甚至在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以前,许多金融专家和学者认为欧洲是亚洲可以借鉴的模式,这次爆发于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暴露出来欧元货币体系的一系列缺点,为亚元的构建提供了借鉴意义。
一、欧债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
关于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学者们已经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部分国家高额的财政赤字是欧债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
余永定(2010)认为,欧元区国家之所以会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主要是源自欧元起国家长期以来比较僵化的经济制度以及社会福利体制导致的财政赤字过高,同时当这些国家发生财政问题时,由于欧元区内部的经济治理机制不完善,并缺乏有效的货币政策手段,再加上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比如德国和法国迟迟不愿伸出援手,最终导致了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2]。
(二)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下调欧元区国家信用评级是欧债危机起着助推作用
据imf统计,美国、日本以及英国的财政赤字率均和希腊12.8%的财政赤字率水平相当。但是为何仅有希腊爆发债务危机?我们认为正是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降低了欧元区国家的信用评级,导致这些国的融资能力下降和融资成本上升,最终导致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徐明祺(2010)认为,正是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调低希腊的信用评级,导致希腊市场融资能力的降低,才引起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3]。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难以形成科学合理和客观公正的信用评级,助长了全球信用风险的积累和资源的严重错配,由此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动荡以及主权债务危机的产生。
(三)欧元区经济制度缺陷与欧元区内部经济结构不平衡是欧债危机爆发的内部原因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许多学者认为欧元区经济制度的缺陷是主要原因,即货币政策统一,财政政策不统一。费尔德斯坦曾经预言,欧元区的这种缺陷有利于长期处于财政赤字的国家,但最终会导致欧元区的解体,其内在逻辑是:欧元区内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统一,财政政策归各个成员国所有,货币政策归欧洲央行所有。但是,在当前的国际经济中,不管是经济主权完全独立的国家,还是经济一体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国家的最基本利益仍是民族利益[4]。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本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是首要目标,但在欧元区,欧洲央行的首要目标是维持物价和汇率稳定。因此,当各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不一致的状况时,部分成员国必定会出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错配。
此外,欧元区内部的经济结构不平衡也是欧债危机爆发的主要内部原因。这主要体现在:首先,欧元区并不具备蒙代尔(1961)所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条件。蒙代尔(1961)认为,在一些商品、劳动力和资本一体化,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经济政策比较一致的国家和地区可以组成独立的货币区。在这个货币区内,各个成员国可以实行统一的货币和货币政策,对内采取固定汇率制度,对外采取浮动汇率制度,这样可以实现各个成员国的内外部均衡。但目前,欧元区各个国家之间的通货膨胀率、经济结构、经济周期以及劳动力成本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异,并且差异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同时,欧盟各个成员国也具有不同的生产结构,它们对原材料的进口和依赖程度也有所不同,再加上各个国家之间具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国家之间的劳务和产品
价格竞争趋势依然存在。其次,欧元区各个成员国的经济实力呈两极分化的态势[5]。主要体现在欧元区核心国家与国家的经济体系差距不断拉大以及经济结构明显失衡,同时核心国家不断向国家出口并输出贷款,国家的负债比较严重。
(四)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及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欧债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
首先,欧洲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缺乏必要的弹性。虽然欧盟内部统一市场的建立促进了国家之间商品和资本的流动,但由于文化和语言方面的障碍,以及社会和教育问题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劳动力缺乏必要的流动性,再加上欧盟内部普遍存在的工资刚性也限制了劳动力自由流动。此外,劳动力在工会组织强大的保护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比较困难。其次,欧洲国家相继建立了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扩大了财政支出,也推高了政府的债务,并使其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逐渐丧失了区位优势。
二、欧债危机对区域一体化的经验借鉴
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言,如果说欧元区处于金字塔的顶部,那么北美自由贸易区处于第二和第三阶段,而东亚地区仅处于一体化的初级阶段。因此,从欧债危机的产生和发展可以得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验借鉴,从而对亚洲地区货币金融的合作前景进行分析。
(一)建立区域范围内的金融监管和救助退出机制从而有效地防范各种风险
在目前的“清迈协议”框架下,各国财长在同意建立共同基金的同时,还倡导成立一个对各国经济金融形势进行监测的支付系统。但东亚地区内各个国家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也有可能出现类似欧元区的“道德风险”。因此在建立这种监管与救助体系的同时,还应该建立一种退出机制。
(二)扩大共同基金的规模,积极推动区域间货币与金融合作
从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及演进可以看出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和货币体系不足以有效地解决东南亚的区域性问题。从欧债危机、迪拜以及冰岛的债务危机可以看出,在区域间建立共同货币基金才是有效的解决区域间金融风险的途径。在欧债危机爆发以后,由于区域内缺乏共同基金,而基于各个国家独自的利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区域内的德国等成员国未能实施及时救助,从而导致欧债危机的负面影响扩大。因此,加强区域内的货币金融合作,利用区域内共有的金融资源可以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可能产生的金融危机。
(三)加强经济合作和政治对话,稳步推进区域间货币金融合作
目前,货币合作共有两种模式:一是美元化;二是类似欧元区的共同货币。一些学者的观点认为,欧元区的货币合作模式更像是政治合作的产物,而美元化才是市场化的结果,正是由于欧元区的这种非市场化的合作方式才导致目前危机的产生。因此对于东亚区域一体化而言,如果强行通过政治合作来推动,区域内各个成员国经济条件和经济政策的差别可能会给区域一体化乃至货币区的稳定带来重大挑战。
(四)建立独立的信用评级体系
从美国次贷危机到欧债危机,美国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一直扮演着推波助澜作用。美国正是通过对国际评级长期话语垄断权来保持自身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因此在推进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建立属于自己区域内的信用评级体系,有利于维护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经济金融稳定。
三、欧债危机对建立
亚元的启示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关于推出“亚元”的呼声不断,但亚洲各国的政治合作意愿、经济发展水平等差距预示着推出亚元的道路还比较漫长。欧债危机的爆发更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亚元的前景,并为构建亚元蓝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要统一欧元区统一
的货币政策和独立的财政政策是欧债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在亚洲,由于现实原因和历史原因,亚洲各国间的隔阂和差异更多,对主权看得更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施一体化的货币政策,在缺乏必要配套措施的情况下,当类似欧债危机的事件发生时,亚洲各国面临的压力和威胁将更大。所以,如果要推行亚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统一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二)政治和经济要相辅相成
虽然超主权货币是一种革命性的创建,但欧洲货币联盟毕竟是在缺乏政治联盟的基础上产生的,这导致危机爆发后,救助措施寸步难行。这要求亚洲各国在推行亚元时,必须首先考虑政治联盟。虽然亚洲的历史发展表明,在亚洲实行政治联盟是一件非常困哪的事情,但这次欧债危机充分说明,只有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相辅相成,才能有利于陷入危机的国家迅速恢复经济。
(三)构建亚元要稳定推进
在亚元的推进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条件,即只有各个国家在要素流动性、经济互补性、市场一体化、经济开放度以及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趋同的情况下,组建最优货币区才能带来最大的市场红利。如果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勉强加入,就有可能得不偿失。亚洲各国应以欧债危机为借鉴,循序渐进地推进亚元,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决不能强行推出亚元,否则就会陷入比欧元区更加严重的危机中。
(四)增加货币金融合作的透明度
相对于欧元区,亚洲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要求亚元必须要在一个货币金融合作更加透明的环境中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减轻投机者的供给。同时也要建立一个具有更多话语权、信息高度透明以及交易比较便利的金融稳定组织。这个组织的建立也需亚洲各国不断地进行研究和探索。
总之,当前欧债危机还没有完全结束,欧元未来的命运也很难判断。亚洲各国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密切关注欧元的动态,积极研究欧元在运行过程中的优缺点,并吸取欧债危机的经验教训,只有这样才能为区域一体化及亚元的构建做好充足的准备。
参考文献:
[1]安国俊.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的反思[j].中国金融,2011(18).
[2]余永定.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启示及中国面临的挑战[n].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月报,2010(6).
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篇2
如果说前几次危机都有经济增长放慢的前兆，那么，越南危机的爆发真有些突然性。因为，直到去年为止，越南紧跟中国，还保持着世界第二位高速经济增长的神话。它的产业结构也同中国雷同，沿承着东亚经济发展的模式――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低附加价值的服务业占主导地位。它的迅速发展同样仰仗着投资环境的改善和对外开放战略的积极实施。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东亚国家之间由于产业模式和发展战略的高度雷同性，形成了较强的竞争关系：中国以它明显的工业化的时间积累（计划经济时代也留下了一定的财富）和经济规模的比较优势还是保持着最强的发展势头；而越南则在资源和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上，紧随其后，不断在向世界展示它“后发”的追赶优势。比如，越南人口的识字普及率高达94%，超过中国的85%和印度的65%；由于战争等原因，现在人口的平均年龄都在24-25岁之间，劳动力的丰富程度凌驾于闹“民工荒”的中国。而工资水平，单纯的劳动者只有中国的2/3，技术劳动者中国更是超过越南的2.2倍。再加上，越南又是天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所以，这几年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包括因为中国投资成本的增加而不得不从中国退出的外国和中国本土的企业。
当然，现在活跃在越南的外商主要还是日本、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它们同样做着加工贸易，最终产品也主要向美国、欧洲和日本出口。为了在亚洲快速“挤进”小康国家的行列，越南政府不断推出更加积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以吸引大量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入――它不仅同中国一样，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性，而且，还提供了更多优惠的外部融资条件，比如，允许外国金融机构的进入和提高对境内机构的参股比例。通过金融开放来降低外国企业投融资中所产生交易成本（去年越南股市的“繁荣”程度竟然超过了中国）。
因此，从表面上看，越南延续着东亚发展的模式，而且，又吸取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所以，到目前为止它还在延续着高增长、高就业和人均收入水平明显改善的良好表现。那么，为什么这种良好的基本面会导致货币和金融危机（见下图），它的爆发是否就预示着东亚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外向依存型经济结构的不可持续性？至少从今天外汇占款所引起的中国流动性过剩和越南这次陷入货币危机的困境中，引起我们深刻反思的地方确实不少。
首先，汇率和利率管制的金融抑制战略（区别于没有经济增长的金融压抑）对东亚发展中国家利用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驱动力，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中国和越南的高速增长充分地说明了这一事实。但是，这种金融压抑削弱了本国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运转机制，削弱了金融资产价值创造中所需要的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的基本功能，也削弱了政府监管部门宏观调控和对金融风险进行监控的能力。比如，中国和越南的金融体系，长期以来都只关注它对企业融资的重要性（金融压抑就是这种思维的具体反映），却忽视消费者对金融资产的价值创造功能的正常需求，和由此产生的对金融资产交易的双方进行有效的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管的需求。因此，一旦出口带来的巨大财富，（即使）出于保值的功能，进入了一个功能缺失（往往因为最基本的价格发现功能的丧失而引起其他金融功能的扭曲）的金融体系，就很容易爆发资产泡沫，由此产生强烈的财富膨胀的市场预期和追逐价值增长的投机行为，尤其是目前输入型通胀的恶化（因为越南和中国的高速工业发展都对境外工业资源有很强的依赖性），更是加速了这种追逐金融资产价值以对冲购买力下降的投资行为的扩张，从而这也就不知不觉地埋下了随时可能爆发金融危机的种子。当然，资产泡沫发生并不意味着金融危机这一种子一定会发芽结“果”，越南之所以爆发金融危机，还必须具备其他的金融脆弱性问题。
其次，对国际收支不均衡（外汇占款型的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处理方法，如果选择不当，不仅不会改善国际收支问题，而且只会降低本国抵御外部投机冲击的能力。越南为了尽快缩短和其他东亚国家的发展差距，提高人民生活的质量，不断在积极改善外商投资的环境，来促进FDI流入和贸易增长。虽然它也认识到这种发展模式会带来像中国那样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从而模仿日本和东亚的发展模式，也就是通过大量进口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器械和工业原材料（日本是进口高附加价值的最终产品作为研发的对象；东亚是民间企业进口工业生产所需要的中间品）来缓解国际收支的不平衡（流动性过剩），但是，这一做法却扩大了贸易逆差，削弱了政府利用厚实的外汇储备干预市场的能力（越南的外债规模也高于它的外汇储备），从而增加了投机资本寻求一本万利的“冲动”。事实上，这一点，又重蹈覆辙了97年东亚危机前受害国家曾经犯过的共同错误，带来了它今天因为没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所遭遇的“小国的痛苦”。相反中国政府，却重视外汇储备对本国现有发展模式的重要性，一方面，它顶住贸易摩擦的压力来维持出口的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又通过基金或国内企业或机构的海外运作或投资来重视资产价值的保值功能。可惜这一战略是出于中国这一“大国”之手，很容易被政客诱导为“大国的威胁”之举。因此，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有效地解决一进（出口带进的外汇）一出（海外财富增值）的问题，那么，也会因为经济增长放慢或流动性过剩所引起的资产和价格的泡沫而断送掉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增长奇迹”。这恰恰是中国今天的最大烦恼。
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篇3
【关键词】金融危机;会计管理;启示
一、研究背景
经济持续发展，世界政治格局和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原本相对分散的经济主体也逐渐增加对外经济合作，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步入21世纪以来，各经济主体主动打破经济交易的地域限制，积极与周边国家发展贸易，同时还形成了全球性的贸易组织机构———世界贸易组织，此外，各经济主体形成了全球化的贸易组织、制定了区域性贸易协定来约束经济贸易，以便更加规范、方便地进行经济往来，进出口贸易的大幅度增加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各国的经济联系也日益密切。然而，经济的发展面临着不确定性，在各国经济往来较为频繁的时候，各国的经济状况都会比较容易受到其他经济主体发展形势的影响，因此，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其波及范围将会更广、影响程度也将会更深，这种新型经济形势已经使得金融危机的防范已经成为各国经济管理工作的重点。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的次贷危机、2012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都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了减轻我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中遭受的经济损失，如何防范金融危机、减少经济损失就变得至关重要。我国许多金融方面的专家学者也从经济模式、金融管理模式等方面对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得到了诸多启示并提出了防范措施。面对金融危机，各个部门都应该做好防范准备，会计作为反映和监督一个单位经济活动的管理活动，可以确保会计管理工作者及时发现经济隐患，采取措施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会计管理工作的启示
本文将以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次贷危机中所显示的财会工作的弊端为基础，从国际会计实务的统一、政府的推动与监管以及企业会计从业人员三个角度分析得出金融危机对我国会计管理工作的启示。
(一)国际会计实务的统一。世界各经济主体紧密联系、共同发展，各国的计价方式、记账方式的不同却导致了国家间的经济矛盾，阻碍了全球资本市场的稳定增长和经济的发展，也增加了潜在的金融危机。目前，各国都已经意识到国际会计实务统一的重要性，近年来在这方面都做出了相应的努力，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
1、金融危机中国际会计实务问题。以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对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会计实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意识到会计管理工作的重要性。(1)泰国。1997年泰铢的贬值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开端，我将从会计管理工作的角度分析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泰国所存在的经济隐患。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学者对泰国的部分公司进行了调查，调查中发现大多数泰国企业在多个会计管理工作没有遵循国际会计准则，例如其没有按照国际准则进行外币损益的确认和报告、没有对外公布公司以本币和外币持有的高风险的衍生金融工具的金额、没有规范披露资产负债表表外融资的情况、泰国企业也没有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的惯例公布分布信息等等。(2)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也遭受重创，货币大幅度贬值、物价上升，通货膨胀的压力逐渐加大，马币的汇率价格不断降低，且马来西亚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其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5倍。会计作为反应和监督经济单位的管理活动，马来西亚卷入金融危机也与其会计不完善，没有及时做好防备工作有关。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马来西亚在表面上遵循了国际会计准则进行会计工作的管理，但是从其核算和报告实务来分析，大多数企业在对外贸易等相关会计实务工作中并没有严格遵循国际会计准则，例如大多数公司没有及时披露外债金额、没有按照国际准则规范地确认外币交易损益、没有重视外汇的风险管理等等，会计信息披露不足可以形成潜在的经济隐患，同时由于其会计管理工作的不规范，经济主体并不能及时发现、解决经济问题，增加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
2、国际会计实务的一致性。在上文我们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背景，对泰国、马来西亚会计管理工作的弊端进行了分析，强调了会计管理工作对金融危机防范的重要性。此外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在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各经济主体更加意识到国际会计实务统一的必要性，各国也都在积极参与制定并完善国际会计准则。国际会计实务的统一、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加大对稳定全球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都具有重要作用。根据我国目前的国际经济形势分析，我认为我国应该采取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策略:第一，自从我国开展对外贸易以来，我国一直积极开展推进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国际化工作和国际趋同工作，使我国更好地适应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提高了我国的会计水平，切实维护了我国的经济利益;第二，各国采用相似的会计准则，能够一定程度上减少经济矛盾，有利于各经济主体相互沟通、相互认可;第三，近年来国际金融的监管框架进行改革，对国际财务报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际会计准则也得到了相应的完善。我国按照高质量的国际会计准则进行会计管理的日常工作，其中高程度的信息披露、严格的会计管理制度能够让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及时地发展经济隐患，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
(二)政府的推动与监管。政府具有经济职能，对我国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管理，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因此政府经济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完善同样也可以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首先，政府对会计的管理力度的加强具有必要性，例如会计改革需要政府积极推动，会计的内部控制制度也由政府部门主导进行完善。其次，会计管理工作的改善也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更好发展，例如会计信息的正规披露对宏观金融的监管具有重要的意义。
1、重视、推动实行国际会计准则。由上一部分分析可知，我国实施国际会计准则可以为我国带来诸多经济利益，有益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所以相关政府部门应该积极采取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策略，加快国际会计协调的步伐，鼓励企业按照准则正确进行会计实务核算、会计报告等工作，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督促会计信息的披露。
2、加强对财务会计工作的监管。首先，为了进一步防范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应该加强对企业会计工作进行监管，避免假账等不良现象的发生，促进企业经济的健康发展。其次，政府还需要重视对金融机构财务会计工作的监管，2008年次贷金融危机和2012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就始于对金融监管的放松，例如美国次贷金融危机的发生源自于次级房屋贷款标准的放松，而我国政府可以加强贷款发放的管理，提倡金融机构运用财务分析的手段对贷款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就可以有效避免贷款过度。此外，政府还需健全和完善金融机构财务会计的内控制度，严格规定财务会计的控制程序，对金融机构涉及的高风险业务严加监管，合理分配业务职责与权限，降低金融机构的运营风险。
(三)企业。面临金融危机的冲击，外贸公司也同样遭受严峻的挑战。例如在2008年次贷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进出口总值、进口值、出口值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这就导致外贸企业的状况不容乐观:公司订单减少、拓展业务困难、资金周转困难。同时，外贸企业也应该及时调整业务结构，改善经营管理方式，正确地进行风险防范，减少金融危机对公司发展的冲击，而财会部门作为企业的一分子，也应该完善日常的会计管理工作。
1、做好本职工作。财会人员的工作质量对一个经济单位的运行至关重要。会计人员的日常工作包括会计核算与审核，资产清查和盘存、应收、应付账款的管理、制作财务报表等等，同时会计又具有及时性、可靠性、谨慎性、重要性等质量特征，这就确保会计工作成果可以准确、全面、及时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情况，方便企业管理者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和政策，防止资产流失，确保现金流量，避免经营管理的失误，提高经济效益。我国目前倾向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策略，我国的财会从业人员也应该按照准则进行会计实务的处理，注重会计信息的披露工作，提高会计实务的工作质量，让会计信息的使用者能够及时意识到企业的经济隐患。
2、监督企业风险。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企业的规章制度的弊端将会显示出来，例如企业会出现业务纠纷、商业欺诈等现象耗费企业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同时对企业产生比较恶劣的影响。财会人员应该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注重企业风险的防范，在会计实务的工作中对收入、成本、费用、投资等进行预算管理，加强审核力度，减少企业财务漏洞，使企业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提出可行建议。财会人员可以根据企业具体情况和专业素养为管理者提供可行的建议决策。以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为例，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还由企业的投资失误、负债过多造成: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夕，各国的资金充裕，盲目投资流向房地产领域，例如泰国进行房地产投资的银行贷款比例高达50%，新加坡的房地产投资比例占33%，马来西亚也高达30%，后来房地产领域在金融危机中转化成泡沫经济，这些国家的资本市场遭受重创，一蹶不振。投资决策、负债管理也是财会从业人员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会计工作人员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利用财务指标对各个投资项目进行评价和分析，例如衡量企业投资能力的短期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衡量企业负债能力的资产负债率等等，利用财务管理相关知识分析投资项目的成本、效益，避免企业投资失误、呆账坏账等情况的发生，提高企业决策效益，使企业获得更大的利润。
(四)小结。我们已经从从国际会计准则的实施、政府推动和监管以及企业会计人员日常工作三个方面分析了金融危机对我国会计管理工作的启示，主要总结为以下几点:
1、遵循国际会计准则，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国际会计实务的统一不仅有利于各国或地区进行经济贸易往来，减少各国的贸易统计误差，避免经济矛盾，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同时高质量的国际会计准则可以规范我国的会计工作，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监督会计信息的披露，将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经济往来如实地反映在会计信息中，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也可以及时地发现经济隐患，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
2、政府重视会计改革，加强政府监管。从财会管理的角度来讲，防范金融危机需得到政府的重视，国际会计实务的统一需要政府的支持，会计改革也需要政府的积极推广实施，政府需积极提倡发挥财会管理在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的职能。此外，政府加强财务会计监管、规范财务会计程序也会降低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有效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
3、规范日常会计工作，注重企业风险防范。企业是金融危机的“主要参与者”，其金融危机的防范工作十分具有必要性。会计从业人员应该做好本职工作，规范管理，能够为利益相关者及时、准确地提供会计信息，财会人员还需重视公司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的管理，防止呆账坏账的发生，保证资金流的连续性，财会工作人员也应该保持对公司账务的敏感性，出现任何的账务漏洞及时分析成因，避免造成公司财务危机。此外，会计人员可以依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对公司的投资策略提供建议，减少企业投资失误的风险。
【参考文献】
［1］梁冠华．面对金融危机外贸企业财会人员能做些什么［J］．国际商务财会，2009(5)
［2］陆德明，高大平．金融危机带来的几点启示［J］．会计研究，1999(10)
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篇4
1．旅游危机管理的外文研究文献概述
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旅游与恐怖、旅游与战争、旅游与政治不稳定因素等方面，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宏观地研究旅游企业如何进行危机管理，另一类则侧重于微观，研究某一类企业应对危机的策略，如饭店业危机管理等。相关研究情况如下：德克•格莱泽（DirkGlaesser）的《旅游业危机管理》，是当今仅有的一部全面系统论述旅游危机管理的著作，在国际旅游学术和实业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者从消费者、旅游产品、竞争、政府等角度出发，列举了旅游活动的范畴，开展危机分析和诊断方法，提出早期预警体系和方法，并探讨了旅游危机管理的战略、危机计划和组织及危机管理工具。朱卓任（ChuckYGee）的《国际饭店管理》中提出饭店的危机管理，认为饭店应建立处理危机的紧急计划，以缓解各种危机，如政治危机、自然灾害、恐怖事件等，危机计划中把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其次是财产安全和避免损失。其他研究包括：皮扎姆和曼斯菲尔德主编的《旅游、犯罪和国际安全》，主要内容包括：旅游与犯罪，旅游与政治不确定性，旅游与战争等。Sónmenz分析了旅游、恐怖活动和政治动荡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对1980年到1998年36篇相关文献分析发现的研究主题，包括恐怖主义和政治动荡对游客需求的影响、袭击游客的动机、利用旅游作为政治的工具、政治暴乱对目的地形象的影响、危机管理和恢复营销的效果等。
2．国内旅游危机管理研究概述
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佘廉等人从事“企业危机的预警原理与管理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开始了国内企业危机管理的研究进程。目前，国内关于旅游危机管理的基础性研究成果主要有：李九全等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旅游危机管理是“为避免和减轻危机事件给旅游业所带来的严重威胁，通过研究危机、危机预警和危机救治达到恢复旅游经营环境、恢复旅游消费信心的目的，进行的非程序化的决策过程”。郑向敏的《旅游安全学》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旅游安全管理手段，但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先进性还存在欠缺。邹统钎的《旅游危机管理》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旅游危机管理的理论与危机防范方法，全面分析了“非典”对中国旅游业的影响路径和方式、影响程度与影响周期，对中国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同时针对中国政府处理突发事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旅游业危机管理的对策建议。谷惠敏的《旅游危机管理研究》系统地论述了旅游危机理论、介绍了危机对旅游业的冲击的表现和冲击度计量模型，较全面地分析研究了国外突发性危机冲击与激活旅游市场的实证研究，并对我国旅游业应对未来突发性危机提出了对策建议。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和美国普渡大学旅游与酒店研究中心协同进行国际合作研究，其课题是“SARS对中国旅游业的影响及其危机管理研究”。该研究从旅游产业自身的脆弱性以及产品产销一致性方面分析了旅游业受“非典”影响的必然原因，并就政府采取的救市措施的效用、旅游业到底受多大影响、政府应进一步采取的政策、旅游业损失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张广瑞、魏小安的《中国旅游业：“SARS”影响与全面振兴》涉及“非典”对中国旅游业的影响、企业的应对措施、危机管理、旅游振兴策略、国际借鉴等多方面内容。邓冰、吴必虎、蔡利平的《国外旅游业危机管理研究综述》对近年来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回顾。李树民、温秀的《论我国旅游业突发性危机预警机制建构》在归纳分析危机的类型特征和危机管理目标的基础上，界定了建构我国应对旅游业危机的预警机制的作用和内容，并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提出了建构预警机制的步骤和方法。其他有关研究有：戴学锋的《SARS让我们对旅游研究进行反思》，高舜礼和任佳燕的《浅析9•11对我国入境旅游影响的研究》等。此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课题组通过“非典”对旅游业的影响机制研究，重点阐述了后“非典”时代中国旅游业环境变化及中国旅游产业发展的政策调整，提出尽可能减少“非典”对中国旅游业的负面影响，政府、企业、协会应确立共同的目标，进行协调，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石培华等从“非典”事件对中国旅游产业的影响角度出发，提出旅游产业的第四特性是“敏感产业”，并从我国旅游产业轻视危机管理的现状出发提出从宏观层面开展“风险管理”的必要性。
二、金融危机对旅游业影响的研究概述
1．关于金融危机对旅游业影响的外文研究文献概述由于金融危机爆发的频繁性、超周期性及不可预见性，必然会对旅游业造成严重的冲击和影响，目前国内外已有学者对此方面着手进行研究，但还处于起步阶段，成果相对较少。Croach指出，对于国际旅行的价格衡量、境外目的地的旅游商品和服务的外汇价格以及不同汇率的影响是旅游业所要考虑的重要变量。Agarwal考察了商业经营发生的一般性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影响以及旅游景区的重新恢复政策。亚洲金融危机后，Pine、Chan&Leung评估了此次（1997）金融危机对旅游业的影响及旅游业发展的趋势。Raab和Schwer调查了亚洲金融危机对拉斯维加斯收入的短期和长期影响。Sausmarez研究了亚洲金融危机对马来西亚旅游业的影响。Prideaux对危机与旅游业的关系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在评估此次金融危机对旅游业影响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旅游业极易受到危机的影响，原因之一就是旅游各个环节之间是高度依赖的，极易产生连锁反应。旅游研究者们尤其关注旅游业特性的研究，希望能从根本上对现象做出解释。LawsEFaulkner，B&MoscardoG认为，旅游业以“多方位的混沌”著称。SantanaG论述了全球化时代中旅游业的脆弱性（vulnerbility）。WorldBank①（2002）在巴厘岛爆炸事件之后，考察了巴厘岛旅游经济的脆弱性。国际旅行中，游客过去的旅行经历、风险的类型以及对安全的感觉程度都会影响游客将来的旅行行为。Sónmenz&Graefe以信息集合理论和保护动机理论为框架，解释为什么旅行者会避免某些目的地。Faulkner．B从广泛的与危机和灾难相关的文献入手分析旅游业的灾难，建立了一个用来分析和制定旅游灾难管理策略的一般模型，包括一系列有效的旅游灾难管理计划的先决条件和原则（旅游灾难管理框架）。同时，他还和Vikulov以澳大利亚Katherine为例来检验和补充完善这一模型。LawRob论述了亚洲金融危机对地区经济造成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并根据官方公布数据分析预测了赴港旅游的日本游客及需求因素。deSausmarezNicolette指出，旅游业是一个脆弱的行业，分析了马来西亚旅游业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举措，以及在部门（公共、收入）层次进行旅游危机管理。SamirSharma（Nepal）以尼泊尔为例，论述了金融危机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认为金融危机使全球航空业受到重大影响从而使全球旅游业损失惨重。旅游业尽管不会覆灭，但会影响人们的旅游行为。在此情况下，旅游业和酒店行业应采取相应对策以求生存。LeanHooiHooi&SmythRussell运用LM单位根测试法，以马来西亚10个客源地市场数据分析危机对到访旅游者数量的影响是长期的还是暂时的，得出从长远看影响是暂时的结论。2009年6月，在西班牙Mallorca召开的全球经济危机与旅游的国际会议上，AndreasPapatheodorou、JaumeRosselló、HonggenXiao等指出，全球经济危机使亚太地区、欧洲、北美的经济和旅游业下滑，并分析了经济危机对全球经济和旅游业影响的结果和前景②。EgonSmeral根据2009~2010年欧盟15国的数据，分析和预测了在价格和汇率不变时国际旅游需求的变化，并从宏观经济的关键要素出发，分析其对国际旅游需求和发展的影响的模型，并提出战略性建议。PetrevskaBiljana论述了世界经济危机对马其顿旅游业的影响。
2．关于金融危机对旅游业影响的国内研究概述国内学者关于金融危机对旅游业的影响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98年到2000年期间关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旅游业的影响研究；二是2008年以来关于全球金融危机对旅游业的影响研究，其中，以全球金融危机对旅游业的影响研究更为广泛和深入。（1）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各国旅游业的影响国内学者关于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旅游研究，最早始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由于此次金融危机持续时间不长，影响范围不广，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也相对较小，因此，国内相关的研究并不太多，其对旅游业的冲击和影响的理论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集中于1998~2000年。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3个方面：①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各国旅游业的影响比较系统的研究主要有：郑一省的《东盟国家复兴旅游业的策略和措施》分析了1998年金融危机对东盟各国旅游业的影响，主要包括出境旅游市场疲软、入境旅游人数锐减、外汇收入大幅度下降、旅游支柱行业损失严重且竞争日趋激烈、旅游业发展计划受阻等，并探讨了东盟国家复兴旅游业的策略和措施。陈艳提出了金融危机对泰国旅游业的影响以及泰国政府的应对策略和措施。马振分析了金融危机中越南政府在旅游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使越南旅游业取得较大的成功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宋一兵分析并总结了亚洲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各国开拓旅游市场的有效策略，提出新的发展计划与目标、致力于提高服务质量和改善旅游环境、重视发展会议旅游、开发新的旅游资源、加强区域间旅游合作、重视对中国及中国香港市场的开发等。②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及对策周玲强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际旅游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运用经济学基本原理，分别从需求的收入弹性、需求的交叉价格弹性、需求的价格弹性等3个层面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际旅游业的负面影响，并从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的角度提出了7个方面的对策。刘阳的《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旅游业发展》分析了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下，中国出境旅游与入境旅游受影响的程度，同时探讨了开拓国内旅游的问题。杜家元的《东南亚经济危机对旅华市场的影响及对策》分析了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国家旅华旅游市场的影响，并提出我国开发旅游市场的对策建议。何忠诚的《金融危机对东北亚旅游客源市场的影响与我国的对策》提出1997年下半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使中国旅游市场深受影响，并准确地评估了金融危机对东北亚诸国旅华市场的影响。郭英之、姚新民分析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际旅游市场的影响，并对我国当前发展国际旅游应采取的措施和对策提出了建议。李开宇、张艳芳通过对突发性旅游事件对入境旅游影响的时空分析，探讨了入境旅游业应对突发性事件的空间管理措施，并从时空角度分析了近年突发性旅游事件对中国入境旅游的影响及中国入境旅游对抗突发性旅游事件冲击的能力，并提出应对突发性事件的区域行动建议。张广瑞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认为其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入境旅游锐减、出境旅游增加、国际旅游竞争加剧；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或建议。此外，还有不少学者研究了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地方旅游业的影响，如段合明（1998）、张玉伟（1998）、李波（1998）、盛毅（1998）、李天德（1999）、谢建刚（1998）、郭路（1998）等。③亚洲金融危机对世界及其他各地旅游业的影响研究梁昭、梁琦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对国际旅游业的影响，主要包括全球国际旅游服务贸易增速放缓、亚洲出境旅游市场疲软萎缩、亚太区内国际服务贸易严重受挫等。（2）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旅游业的影响研究2008年以来，国内许多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金融危机影响下的旅游业进行了不同视角的研究，总的来看，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①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2008年9月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逐步演化为全球性经济危机，多数学者都从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三大市场（即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国内旅游）的影响出发进行分析，戴斌从入境旅游、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三大市场以及企业融资等方面分析了金融危机对中国旅游市场的影响，对中国旅游市场走势进行了短期和长期预测。林婧、杜富荣等的基本结论也相对一致，主要体现在：入境旅游客源锐减、国际旅游市场竞争激烈；出境旅游人数激增、内需“漏出”加大；国内旅游市场疲软、旅游消费水平降低等。于成国认为欧美金融危机会从多个层面上影响中国的旅游经济发展，并分别分析了金融危机对旅游投资方向的影响、对旅游市场的影响和对旅游支柱产业的影响。钟先丽认为旅游业是极易受经济波动影响的产业，经济的衰退必将导致旅游业的萧条，造成全球旅游需求与支付能力的萎缩、旅游企业资金链的吃紧、旅游消费信心的丧失。并从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和国内旅游三大旅游市场入手，分析金融危机对中国旅游市场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给入境游带来了较为不利的影响，从而提出金融危机影响下中国政府为刺激经济、扩大内需所推出的一揽子计划所带来的战略机遇。张冬（2008）、任静（2009）、刘涛等（2009）、魏震铭等（2009）、岳乐等（2009）、姚远（2009）、王晴（2009）等都特别探讨了全球金融危机下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对策，主要集中于：大力发展国内旅游、加强中国特色景区建设、强化旅游管理和服务、加大休闲旅游开发力度、增加经济型酒店建设、加强国际旅游合作等。此外，高维全、王玉霞（2009）重点就全球金融危机下我国旅游产品的定价策略进行了分析研究；赵建强、张海超（2009）则以秦皇岛为例提出了加强区域旅游合作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②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各具体要素的影响研究国内学者关于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中旅游饭店和酒店、旅行社、旅游企业等各具体要素的影响研究。朗楷淳的《美国：金融危机让旅游业受伤》指出，2008年9月份以来美国旅游业受到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航空业和饭店业出现衰退。何建民在介绍和分析了金融危机下国外旅馆的经营策略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旅游饭店的经营策略。陈祖斌、戴祎华从市场的重新定位、着力内涵建设、做好会展营销、拓宽融资渠道及开源节流等几方面，为金融危机下我国旅游饭店业的突围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吴南（2009）从旅游市场、地域范围、星级饭店、国家政策等方面剖析了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旅游饭店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苗苗（2009）、黄兰兰（2009）则分析了金融危机对经济型酒店的影响，并探讨了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型酒店发展的机遇。李祗辉、李明从参考韩国旅行社业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出发，提出了我国旅行社业应对金融危机的借鉴。朱琳琳探讨了金融危机对河南旅行社行业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应对的策略。褚士永、姜剑波则探讨了金融危机下忻州旅行社业发展的问题与出路。张赛、万华（2009）探讨了金融危机下我国旅游企业创新的重要性、旅游企业创新的对策，并提出了我国旅游企业的创新道路③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地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研究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入境旅游方面，尤其是外国游客数量的下降，因此，对于我国地方旅游业来说，那些原来的入境旅游接待大省（如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北京、福建、山东、云南、广西等省市区）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应该最大，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和研究。但目前国内学者对金融危机对我国地方旅游业的影响研究还相对较少，关注面也相对较窄。④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市场及旅游者的行为影响研究林龙飞、王佳佳、瞿利娟在分析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结构的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化我国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结构的对策。赵春峰在分析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旅游者行为模式的变化及新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景区的应对措施及对景区发展的预期。王永明、马耀峰、张佑印通过总体分析和对比分析的方法，从全国和区域两个角度分析了金融危机对我国入境旅游业产生的影响，并对入境旅游业走势进行了初步预测，最后提出在新形势下促进我国旅游业恢复发展的对策。邹家红、王慧琴运用总体分析结合区域差异分析的方法，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带给我国入境旅游业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大力拉动国内旅游市场、重新定位和选择入境旅游市场、调整旅游产品开发策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入境旅游空间格局等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措施。张凌云、刘波指出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旅游业的发展面临重大的转型和发展机遇，国民旅游成为推动经济增长、扩大内需的重点，而自驾车旅游、大众度假、低碳旅游将成为今后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三大热点。何建民运用国际经济学与旅游经济学原理，收集分析世界经济与世界国际旅游业发展的统计资料，对具有代表性的旅行社、旅游饭店与旅游景区点进行调查研究，同时对我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世界著名旅游城市香港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国际旅游业影响的传导机制、对影响进行科学分析与预测的指标、影响的状况及影响的趋势及我国的对策等问题。
三、小结
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篇5
1997~1999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有两个方面:
1.经济结构改革、调整进展缓慢。东盟四国(指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下同)在70年代起开始实施依靠引进外国投资发展面向出口的经济发展战略。80年代中期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形成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带动了其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形成了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和高度依赖电子、电机及其零部件的出口贸易结构。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这种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的出口面临着后起新经济增长区(中国、越南、印度)的激烈竞争,为此它们在90年代初提出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型的经济结构改革、调整的战略目标,但进展却十分缓慢。出口增长速度逐步趋缓,加上1995年起以美国市场为中心的国际电子产品市场需求疲软,东盟四国的出口贸易受到严重打击,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
2.金融自由化政策实施得过早、过急。80年代末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经济自由化、金融自由化速度不断加快。但是与新加坡、香港相比,甚至与台湾相比,它们的金融市场体制都并不十分健全,金融监管能力不强,金融管理技术不成熟。金融自由化固然有利于促进国际资本的流入,但在条件不完备的背景下却容易形成一种在缺乏防范、缺少制约手段的条件下把吸引国际资金放在首要目标(不仅是长期直接资本投资的流入,更多的是短期借款甚至是投机资金的流入)的金融体制。这就容易为国际投机资金提供操纵当地金融市场以牟取暴利,把当地金融市场搞乱后又迅速撤走资金的机会与条件,并形成以房地产、股市为中心的“泡沫经济”。1997年7月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五大受灾区。其中泰、马、印尼的金融危机基本上是由上述这些原因引起的;菲律宾的金融危机则主要是东南亚国家货币危机导致菲律宾居民对比索的不信任感而引发的。
从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期间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指标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各国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与特点各不相同,这主要是由各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决定的。
1.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受影响程度最大,而且都是直接内发的、迅速引发的和全面触发的。这直接起因于其内在的金融管理体制不健全与金融政策失误、银行与金融机构的大量贷款被投入到房地产、股市,从而形成“泡沫经济”成分较大、不良债权比率高、外债数额庞大等经济结构方面的弊端。
2.菲律宾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较小,而且特点是间接的、滞后引发的(1997年下半年所受影响不大,进入1998年后影响程度才加大、加深)。这是由于;(1)菲律宾经济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4年以后)才开始有中速的经济增长,没有太多“经济过热”问题;(2)“泡沫经济”成分较小;(3)由于工资水平低,其劳动密集型产品尚有一定的出口竞争能力;(4)从1984年债务危机后到1997年已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下进行了经济结构、金融体制的调整与改革。
3.新加坡所受影响的程度最小,而且是间接和滞后引发的(直到1998年东亚地区国家普遍出现经济衰退后才显现出来),同时也不是全面触发的(它的货币贬值幅度不大,主要是股市价格数下跌幅度较大)。这主要是由于:(1)金融管理体制比较健全(和香港、台湾相同);(2)“泡沫经济”成分不大;(3)银行的不良债权比率不高;(4)由于有不少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公司在其证券市场上市(与香港相同),并为印尼等东盟国家提供巨额的贷款,间接引发了部分经济指标(股市价格指数)的恶化;(5)高度依赖出口与转口贸易间接引发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较大幅度下降。
4.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所受的影响都是间接引发、滞后引发的。这基本上是由于它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邻国的直接投资和对东亚地区国家的出口贸易支撑,所以受东亚各国经济严重衰退的影响,这四个国家的经济也于1998年开始出现衰退。
1999年下半年到2000年的第一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受危机影响程度最大的泰、马、印尼基本上采取了相似的对策:在危机的前期,采取了整顿金融秩序和紧缩财政金融政策等措施以稳定金融、经济形势;在危机的后期,在金融经济形势有所稳定的前提下,转而采取放宽财政金融与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菲律宾的对策则侧重于稳定经济与促进经济复苏。
1999年下半年以后,世界市场景气看好,带动了东南亚国家出口和制造业大幅增长,东南亚国家经济逐步定出低谷,走向复苏。不过,不同国家的经济复苏情况仍有明显差异。以1999年经济增长率的回升幅度看,泰国经济的复苏力度最大(与1998年经济增长率相比,回升近15个百分点),其次是马来西亚和印尼,菲律宾居第三位,新加坡复苏力度最小。而就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而言,则以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表现最佳,泰国居次,菲律宾亦表现平稳,而印尼则仍陷于经济停滞的困境中。
2000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继续复苏,新加坡经济增长率高达10.3%,马来西亚也达8.3%,印尼提高至4.9%,泰国为4.6%,菲律宾为4.0%。2000年东南亚国家出现了较稳定的经济复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出口仍然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0年新加坡出口贸易获得两位数的增长,高达22.4%,表现远优于1999年的5.7%;马来西亚的出口亦大幅增长16.2%;受石油价格高涨的影响,印尼的出口增长率达27%,扭转了1999年下跌0.4%的局面;泰国的出口增长率为19.6%,也比1999年有所提高。
2.国内需求普遍获得改善。受劳动力市场需求改善、低利率及消费者信心好转的有利影响,2000年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需求分别增长9.4%和12.2%;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虽受国内政局不稳影响,但仍增长3.6%,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0%;泰国由于失业情况不断改善,家庭收入增加,消费支出增长4.5%。
3.国内投资活动增加。新加坡的企业投资已扭转了连续两年负增长的局面,取得5.9%的增长;马来西亚与印尼更分别获得24.
1%与17.9%的高速增长;菲律宾的固定资本形成虽仍呈负增长1.6%的局面,但比1999年的-2.0%有所缓和;泰国则较为平稳,增长5.7%。
各国经济复苏的力度之所以会有不同,其主要原因有:(1)原来的宏观经济基础强弱不同;(2)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3)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效果不同;(4)国内政局、社会局势稳定程度不同。
2001年的第二次经济衰退及其成因
受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表现远不如2000年,出现了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第二次衰退。新加坡经济自2001年第二季度以来即呈现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0%,是东南亚国家中表现最为疲软的;马来西亚经济自2001年第三季度起转呈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虽仍取得0.4%的正增长,但远低于2000年的8.3%;菲律宾经济在投资与消费支出支撑下增长3.4%,略低于2000年的4.0%;印尼经济增长3.3%,低于2000年的4.8%;泰国经济增长也明显放缓,增长1.8%,低于上年的4.6%。
上述情况说明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对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也同样是不平衡的:(1)新加坡所受的影响程度比东盟四国大得多,其经济增长率从2000年的10.3%下降到2001年的-2.0%,下降了12.3个百分点,远远大于东盟四国的下降幅度。(2)东盟四国在金融危机期间都是重灾区,到了第二次经济衰退期间尽管它们的国内经济结构还存在不少问题,不良债权处理也还不彻底,但它们对美国市场、信息技术产品的出口依赖程度已比新加坡低,故其所受的影响程度也较低。(3)东盟四国中马来西亚的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及其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最高,加之其出口产品多为信息电子产品,因此其所受到的影响在东盟四国中也最大(其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幅度比其它三国至少高出5个百分点)。
以上情况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东盟四国所受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新加坡的情况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其主要原因是:(1)1997年7月~1999年6月的金融危机是起因于东南亚国家的内部经济结构,因此金融体制较不健全、金融管理能力较弱、泡沫经济程度较大、银行不良债权和企业债务危机较为严重的东盟四国所受到的影响较大,而新加坡则由于这方面情况不如东盟四国严重,故所受到的冲击比东盟四国小得多;(2)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起因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因此经济对外依赖程度和对美日市场及对信息电子产品出口的依赖程度都比东盟四国高的新加坡所受到的影响就要比东盟四国大得多。
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转趋衰退的主要原因是:
1.出口严重衰退。2000年,世界经济景气良好,东南亚国家出口增长都相当强劲,带动了东南亚国家经济取得较大幅度的复苏。但进入2001年,国际市场转趋低迷,美国经济衰退,日本经济衰退加深,欧盟经济减速,国际市场信息技术产品需求再度趋向疲软和九一一事件的爆发,严重冲击了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导致东南亚国家出口严重衰退。2001年新加坡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22.4%降为-8.3%;马来西亚的出口萎缩10.2%,除了电子产品出口减缓外,油价下跌对马来西亚出口的冲击也颇大;电子产品占泰国出口比重超过30%,因此泰国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19.4%降为-6.4%;石油是印尼的重要出口商品之一,在石油与非石油产品的出口同时萎缩的冲击下,2001年印尼的出口衰退了9.8%;菲律宾的出口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高,电子产品占出口比重也不低,在出口市场双重减缓打击下,2001年菲律宾的出口衰退15.6%,是东南亚国家中出口表现最差的国家。
2.投资低迷。由于东南亚国家经济在2001年都不景气,普遍影响各国企业的投资预期心理,投资支出开始减缓。新加坡的实质固定资本形成出现4.6%的负增长;2000年马来西亚的资本投资增长达24.1%,是推动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主力,但2001年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投资支出衰退2.1%;菲律宾的投资支出也出现负增长;泰国政府虽然采取财政措施刺激景气,但民间投资仍大幅衰退,2001年的投资支出仍然下跌0.3%,远逊于上年;印尼的国内外投资在2001年严重下滑,创十年来的新低,其原因除了治安较差、经济不稳定与法治薄弱外,还因为印尼实施地方自治后,各种地方条例对投资者并未产生激励效果。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与其第一次衰退的成因有明显的差异,两次衰退对其经济造成的影响也不一样。1997年7月~1999年6月东南亚国家的第一次经济衰退首先出现在泡沫成分很大的金融和房地产业,导因于该地区各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金融体制、企业债务危机等问题。而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主要是受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出口贸易的大幅度衰退(尤其是信息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的锐减)传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衰退(即东南亚金融危机)更多地表现为对东南亚国家虚拟经济的巨大影响,而第二次衰退则主要表现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2002年的第二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2001年第四季度,泰国、马来西亚已率先出现了经济增长转趋回升的好势头,进入2002年第二季度,整个东南亚国家经济复苏的迹象更为明显。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迎来了金融危机后的第二次经济复苏。新加坡在2001年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进入2002年后衰退渐趋缓解,第二季度后的增长率都超过3%,全年的增长率为2.2%。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也由2001年的0.4%,攀升为4.2%,印尼、泰国与菲律宾经济分别获得3.7%、5.2%与4.6%的稳健增长,都优于2001年。但从东南亚国家经济第二次复苏的力度来看,显然没有第一次大,新、马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世界经济仍处于低速增长的形势下,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能较快地从2001年的衰退中走出来,主要是得益于内需的扩大和出口地区结构的改善及对中国的出口的大幅度增长。
具体而言,2002年东南亚国家第二次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为:
1.各国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取得成效。鉴于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系国际需求锐减的结果,2002年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加上全球利率水平走低,国内需求对各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
泰国政府在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又采取降低利率、向居民提供消费贷款和创业基金、降低增值税税率等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政策措施,并宣布从2003年1月起实施“减税计划”,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标准。2002年泰国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4.7%,其中第四季度的增长率达5.9%。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上半年泰国内需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出口,这与以往泰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的情况相比乃是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也标志着泰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由单轨转向双轨。
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来弥补外需的减退,以遏制经济的衰退。2001年3月和11月马来西亚政府分别追加了30亿林吉特和43亿林吉特的财政支出。2002年继续采取扩大内需政策,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和公司所得税税率,提高公务人员工资,降低中间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以及削减中小企业的税收(规定凡实缴资本额在250万林吉特以下的中小企业可以少缴8%到20%的公司所得税)。加之利率低、商品价格平稳以及信用消费逐渐普及等因素,2002年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了4.2%,远高于2001年的2.8%。
2002年菲律宾与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也分别增长3.9%和4.7%,均好于2001年。不过,经济高度外向的新加坡的民间消费支出却呈现增长0.9%的低迷不振状态,低于2001年的2.3%。新加坡就业需求持续衰退,无法提高消费者信心是导致2002年消费支出减少的主因。2.东亚地区区域内贸易扩大,出口地区结构改善。2002年1月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东盟老成员国,即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相互间免除关税,扩大了东盟区域内的贸易。2002年11月4日,朱róng@①基总理和东盟10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
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这些进展说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在加速推进。这对东南亚国家调整出口战略向区内转移十分有利。东南亚国家亦正在调整其出口战略,如印尼制定了“面向东亚、面向中国”的政策,试图改变目前出口过分依赖美国的被动局面。
东亚区域内经济合作的加速推进促进了东盟成员间及东盟成员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扩大。2002年菲律宾的出口增长9.1%,是东盟老成员中表现最为优异者,其中,对中国的出口增加65.4%,对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也有不错的表现,但对美国的出口则衰退了3.6%。马来西亚、泰国与新加坡的出口则分别增长6.7%、5.4%与2.7%。
3.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已成为拉动东南亚国家出口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大幅度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2年中国与东盟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增长了31.7%,达到547.7亿美元,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34.4%,东盟地区对华贸易顺差为76.3亿美元。其中,新加坡对华出口增长37.5%,马来西亚也增加49.8%(马来西亚与中国双边贸易总额首次超过了新加坡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菲律宾增加65.4%(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2年1-12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2期。);泰国、印尼也都开始注意中国市场,对华出口高速增长。相信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中国的这种拉动和支撑作用会越来越明显。此外,各国电子产品的出口虽未见明显的增长(新加坡仍呈负增长),但相较于2001年的严重衰退情形,都已获改善。2002年国际市场对信息技术产品需求的一定程度的回升,也对2002年东南亚国家的第二次经济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前景分析
东南亚国家今后经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国际经济状况。2003年世界经济复苏仍存在不少不确定因素:发达国家的股市价格与汇率波动频繁且波动幅度大,恐怖事件阴影未散,美英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后遗症不少,非典型肺炎疫情的影响等等。这些不确定因素压抑着消费意愿与投资意愿,成为制约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因此,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对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不会太大。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给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迎来一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尽管非典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活力仍保持强劲,外资投资持续增长,国内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同时,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为今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中国经济仍将会对东南亚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拉动东南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这从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得到印证。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继续2002年高速增长的势头,且呈加速趋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3年1~3月,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64.3%,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对华出口分别增长68.3%、62.6%、33.5%、72.7%和90.3%(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3年1~3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5期。)。
在依靠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当前部分东南亚国家也还存在一定的难题:(1)自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一些东南亚国家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比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偏高。金融机构的“惜贷”行为使企业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取得扩大企业生产和进行企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融资仍然相当困难。(2)近年来,东南亚国家主要采取了依靠扩大公共投资刺激内需来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措施,导致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额不断增加,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政府进行经济调控的政策空间。(3)东南亚国家在调整经济结构、企业结构、金融体制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努力,但成效尚不明显,经济结构、贸易结构、企业结构尚未出现明显的改观,外资流入在短期内也难有明显起色。
总体而言,东南亚国家经济虽然再次进入复苏的阶段,但是由于其高度依赖不断变化的外部经济环境和尚存在一些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故其经济增长将是中低速的,复苏过程也不会一帆风顺。笔者估计,2003年东南亚国家将会延续2002年的经济复苏,但经济增长的幅度仍不会太大。
几点启示属于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新加坡和东盟四国是中国近邻,它们实施对外经济开放政策分别比中国早了20年和10年,它们曾经遇到的经济问题、难题乃至经济危机有不少是中国当前乃至今后可能会遇到的。认真研究它们的这些经验与教训(特别是教训)对中国今后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国际经济的一体化与自由化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的过程是不可抗拒的。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这一过程虽可为它们的经济发展提供机遇,但也会带来严峻的挑战。这一过程对发达国家更为有利,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更为不利,而且经济越是落后、市场经济体制越是不完备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挑战就越为严峻。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东南亚国家金融市场尚未充分整备、金融管理体制尚未健全的条件下过度、过急地实施了金融自由化的情况下爆发的。因此,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可能遇到的挑战一定要有充分的警惕和清醒的判断,必须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谨慎地、逐步地、稳妥地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和自由化的进程。
2.东南亚国家自70年代起实施了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战略和政策,特别是1986年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的形成进一步加强了它们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倾向,使经济取得迅速增长。但它们对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所带来的种种经济结构性弊端却没能采取正确的、有效的措施及时纾解。例如,国民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过高,贸易地区过分集中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出口商品过分集中于近10年来国际市场需求较大的信息技术产品与电子产品(主要为零部件、部分是成品),出口制品多半为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产品,贸易收支呈现长期逆差,外资投资的制造业企业绝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装配工业,对国内经济的带动性不强,二元经济结构基本上没有得到改造,绝大部分农村人口仍处于贫困状态,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进程缓慢,等等。这些经济结构性沉痼正是1997年以来东南亚国家两次经济衰退的根本性原因。应该承认,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积极引进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和存在这些方面的问题。当前中国正面临大量引进跨国公司资本投资的有利时机,中国应将这次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高潮有效地化为提高我国高科技创新能力和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原有传统产业结构的大好条件,加速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3.健全金融体制、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和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