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古代文化常识(收集5篇)

高中语文古代文化常识篇1

【关键词】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字音；编辑；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H31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071(2012)07-0036-01

所谓古代汉语，是与现代汉语相对而言的，古代汉族群众的语言。广义的古代汉语的书面语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先秦口语为基础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及其后人用这种书面语写成的作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言；另一个是六朝以后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古代白话。狭义的的古代汉语书面语就是指文言。而编辑，是用物质文明设施和手段，组织、采录、收集、整理、纂修、审定各式精神产品，使之传播展示于社会公众的工作和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而这些精神产品，往往是以汉字为载体形成和传播，深深植根于汉字形成和发展的汉语之中。认识、理解并逐渐熟悉、掌握汉语，对塑造一名合格的编辑具有极大意义。

1阅读古籍的需要

古代汉语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语言工具课，著名的古代汉语研究与教学专家王力先生曾在其编著的《古代汉语》[1]卷首序言中明确指出：“其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中国古书的能力”。华夏文明作为四大古文明中唯一得以首尾延续的文明，拥有浩瀚的古籍，通过研习古籍，继承并发扬古代文化是现代中国人一项重要任务，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才能在世界日趋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同时，学习古代汉语，提高阅读古代文言作品的能力，使编辑在工作中能借助工具书读懂一般难度的，没有今人注释的文言文，也省去不少麻烦，为工作提供助力。而且在现代生活中，我们也常常遇到带有古典意味的语言，所以，古代汉语的知识与修养就具有一定的意义了。例如古乐府《东门行》：“出东门，不顾归。”[2]“不顾”一词，一本写作“不愿”。“不顾归”是指不再考虑回家，“不愿归”是指不愿意回家。其实，“顾”在中古时期常有“返、还”之义。例如梁刘遵《度关山》：“行人思顾返，道别且徘徊。”陶潜《咏荆轲》：“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廷。”[3]

2现代汉语的学习的需要

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中发展过来的，现代汉语中汉字的读音、形体、结构、含义乃至词的结构、性质、构成、义项和义素、熟语等等，无不根植于古代汉语之土壤，不能割裂学习研究，可见深厚的古代汉语功底，有助于编辑解决现实中的语言问题，深度了解现代汉语的文字、词汇演变过程和文字内蕴含的真正意义，更有助于对现代汉语的了解和对现代文学作品的深度解读。同时，由于文化的相承性，现代汉语的文学作品难免或多或少会涉及古代文学的知识，小到一个成语，一句谚语，大到引用古诗词，无不需要阅读者对古代汉语具一定程度的掌握。不然，若作者交付一份文学作品，而编辑人员却无法理解，岂不是贻笑于大方之家。

编辑要做杂家，广泛涉猎各种学科知识以应对各种书籍的编辑整理的需要。如果碰到古代文学的原著或者现代的研究著作，只有掌握古代汉语知识，才能在编辑和修订作品过程中查缺补漏，找出错误和不完善的地方。比如“美轮美奂”一词，在现代社会中运用非常广泛，在电视上、纸媒上、网上的新闻报道或者广告中，很容易发现此词的存在。但见得多并不意味着大家都掌握了该词的用法。比如(1)新娘穿着洁白的婚纱，显得美轮美奂。(2)这个瓷碗上的画美轮美奂。（还是“天下收藏”中王刚说的）。其实只要略查字典，即可知：美轮美奂，出自《礼记·檀弓下》：“晋献文子成室，晋大夫发焉。张老曰：‘美哉轮焉，美哉奂焉。’”[1]，语法上为联合式，一般做谓语、定于，轮指高大，奂指众多。后来用“美轮美奂”形容房屋建筑物的高大美观或装饰布置的美好漂亮。成语经过演变，专用于赞美房屋或许不能满足人们的使用需求，但用其形容事物时，至少要顾及原意中“高大”和“众多”的所指。

编辑作为文学作品付诸印刷过程中重要的组织者和把关人，确保作品的质量是编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学习古代汉语不仅可以避免作品中出现知识性错误，还可以通过插入优美的字词、成语、谚语、历史故事，将平淡无奇的文章变得华美动人，增强文章可看性，使之成为一部成功的作品。

5学科发展和学科研究的需要

在各种文化互相碰撞，各种学科体系深入交流的今天，毫无疑问，多种学科相互学习是学科发展的新趋势。而编辑学作为和文字打交道的学科，与语言学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割裂的关系。如果能在固有的编辑学研究的框架内，积极开展对古代汉语的涉猎研究，学科之间相互调和合理布局，对促进高校智力资源的再分配，推动科学研究向多学科融合方向发展等方面必将产生重要影响，将给高等学校学科建设带来勃勃生机。

6有助于对方言的理解

现代汉语中的方言是古代汉语的遗留，要理解、研究方言必须借助古代汉语这个工具。古代中国人口经过多次迁徙流动，各地方言发生明显变化，可谓“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这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推广就产生了障碍。而各地方言同是由古代汉语演变而来，追根溯源往往能在古代汉语中找到根基，再遵循语言学演变规律，一些方言便变得容易被大众接受，甚至阅读。

学习古代汉语，不单纯是学习文字的演变历程或文字背后的涵义，更重要的是通过汉语这一延续千年从未断绝的媒介，深度触摸寄伏在一个个古汉字深处的千年华夏，瞻仰博大精深的古老灿烂文明，感受尘封于渺渺历史中动情的事，动心的人，于文字的海洋中撷取智慧，为虚短人生赋予灵气，更好的体会语言魅力，更加细致的感受古代先贤的思想，更加直接的领略传统文化中大浪淘沙的精华。不只编辑从业人员，任何尧舜子孙都有义务研习古代汉语，站在千年文明的高度，挥毫泼墨，书写人生的华彩篇章。

参考文献

[1]王力,吉常宏等.古代汉语[M].中华书局，2008

[2]彭黎明,彭勃.全乐府[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高中语文古代文化常识篇2

[关键词]古代汉语；课程体系；教材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3）22-0008-05

[基金项目]本研究为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课题“地方院校古代汉语课程教学模式创新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沈红宇（1979―），女，湖南长沙人，湖南文理学院文史学院教师，研究方向：汉语史、方言与音韵。

古代汉语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语言类必修主干课程，在整个专业知识结构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作为一门课程，它自成结构体系，是大学教育中的微观体系，与“根据学校制定的培养目的而设计的课程整体”这一宏观“课程体系”[1]不同，但宏观课程体系需要微观课程体系的支撑和实现。所以，探讨一门课程的内容体系有着宏观体系不可替代的价值。

一、教学目的、内容体系与教材的关系

一门课程的开设，须先有明确的教学目的，然后有为之服务、与之相适应的内容体系，而教材则是实现教学目的、构建内容体系，进行教学的最重要的载体。“学习古代汉语，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和方法”[2]，这是由不同时期的教学目的和与之适应的内容体系所决定的。

解放初期，我国师范院校及综合性大学的相关专业相继开设了古代汉语课程，但其教学内容五花八门，“有的是当作历代文选来教，有的是当作文言语法来教，有的把它讲成文字、音韵、训诂，有的把它讲成汉语史”[3]。这种不按学科本身及学生实际需要，而以教师的爱好和所长为中心进行教学的现象，与其说“目的要求是不一致的”[3]，不如说是对该课程的目的要求还没有清晰的认识，更不用谈建立与目的相适应的课程内容体系并编写与之配套的教材。

二、基于不同目的建立的课程内容体系和与之配套的教材

（一）以文选为纲的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体系

20世纪50年代末，以北大为首的高校明确了古代汉语课程“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的教学目的，提出了“既有感性知识，又有理性知识”，“把文选的阅读与文言语法、文字、音韵、训诂等理性知识密切结合起来”的课程要求。[3]在该目的导向下，王力先生主编了《古代汉语》（以下简称“王本”）教材，首创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内容体系。

明确了“三结合”，还需明确如何结合。王本确定的原则是，“以文选为纲”，“不仅要照顾纵的方面的系统性，即三者本身特别是文选的系统性，而且要照顾横的方面的系统性，即三者之间结合上的系统性。在常用词和通论的纵的方面系统性显得不够的地方，常常是为了照顾横的方面的系统性和文选的纵的方面的系统性”[7]。可见该体系特别强调通过文选来获得感性认识，安排了大量的文选作品，共264篇。对于通论，王本的定位并非系统性的理论，而只是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

王本的内容体系在当时追求扎实的基本功，在有足够的课时作保障的人才培养目标、体制下，是非常完善的，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影响深远。在过去几十年里，大多数高校采用这套教材，之后新编的教材也大多维持这个基本框架格局没变，只是作了些改进。如郭锡良先生《古代汉语》虽以词义分析为自己的特色，但仍坚持了“三结合”体例。

然而十几年来，随着高校教育改革的发展，汉语言文学专业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新开设了不少现代课程，而这些新课程的开设是以传统基础课程的数目和教学时数一再削减为代价的。当今，大多数院校的古代汉语课时锐减，让“三结合”体系下的教学任务难以完成，常常顾此失彼。教师在讲授时通常会删除某些内容不讲，以完成教学进度。但是这种削足适履的方法使古汉语教学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二）以通论为纲的通论、文选（常用词）体系

在课时量锐减的教改环境中，以文选为纲的内容体系很难使学生获得较为全面的基础理论知识。内容体系需要调整或改进。洪波先生的《立体化古代汉语教程》（以下简称“洪本”）便打破了原“三结合”体系，以通论为纲，根据通论知识选择文选，在文选的练习题中体现常用词。常用词已退居于文选的下位体系，所以该教材是通论、文选（常用词）的二维体系。

因为常用词的意义，特别是古今不同的意义，经常在文选中能体现出来，学生也常常需要借助文选的语境才能记住某些意义。所以说，该体系对常用词的处理并不是忽略常用词，把它从“三结合”的体系中剔除，而是从上位体系拉到了下位体系中，在文选体系中体现而已。又因为常用词以往是不讲授的，一般让学生自学，所以这样处理是可行的。而且在新的课改环境中，这能使教材更加精练。

该教材很有特色。首先是通论部分注重系统性，如语法部分连词章、副词章等，“内容全面而丰富”，“较一般的古代汉语教材为多”[4]。第二，纸质教材中的文选采用白文形式，不加标点，只注释专名。配套的多媒体辅助课件提供文选完整的句读、全部释义、翻译，及相关的文化知识。白文的编排，对于提高学生古籍阅读水平有很大的帮助，这些是值得肯定的优点。但是，所有文选都无标点和一般注释，且将文选摆在了课后练习的地位，不管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分量上看，都过于强调通论知识，文选都只是通论的附庸而已了。这不仅大大降低了教材的直接可用性，也不利于学生诵读文选形成语感。

更重要的是，该教材虽以改革内容体系为任，却并没有明确提出独立的教学目的。如果仍是以“培养阅读古书能力”为目的，那么它的优点亦是其缺点所在。因为，仅仅是“培养阅读古书能力”，则通论部分无须过于系统，全部的白文文选显然不利于阅读能力循序渐进的提高。

（三）通论、文选并重的二维体系

蒋冀骋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以下简称“蒋本”）作为教育部“汉语言文字学课程教学内容与教材改革”课题的成果，实现了教材编写的重大改革。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5]，但其优势与优点是明显的。

首先，调整了教学目的。该教材已不再满足于以“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为目的，明确提出了“以传授知识为手段，以培养思维习惯，改变思维方式，提高思维能力”为目的。[6]比较王、蒋二本，都是以“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为目的。王本强调的是学科的特殊目的，而蒋本提出的是寓于学科的一般目的，突出强调了思维的创造性，并明确了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和途径，对教学者有更大的指导意义。思维创造性的突出强调，与当前的教育环境、教育体制改革和某层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和谐一致的。

其次，构建了通论、文选并重的新二维体系。在调整后的新目的下，内容体系也一改王力、郭锡良等以文选为纲，首重文选的思路，也不取洪波以通论为纲，更重通论的做法，而建立通论与文选并重的新二维体系。将通论与文选分上下册编写，是两条不同的线索。除绪论外，通论分为文字、词汇、训诂、音韵、语法（词法）、语法（句法）六个板块、六大章；文选则以时代为线索，分先秦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和唐宋元明清三个阶段，其文体的特色蕴含于各个阶段。常用词也不单独列出，使教材更加简练。这样的内容体系和教材体例，比王本的“散点式”更具系统性，需掌握的基础知识和文选一目了然，可以帮助学生形成比较宏观的系统的把握。

再次，在通论、文选并重的新二维体系下，发展了纵向的体系。就通论而言，汲取了当前重要的研究成果，使知识及时更新。如同源词部分，吸收了陈建初关于《释名》的研究成果（教材上册148页“”“覆”等）；文字部分，辟专节讲俗字；句法部分（如处置式），从汉语史的角度展示近代汉语面貌等等。但是也必须承认，“不讲述近代汉语知识，形成了教学的空白和断层”[7]的状况，还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改善。文选的选编也很有特色。王本要培养的是“阅读古书的能力”，则以文言文为主要文选，重点是先秦的典范作品。而蒋本则旨趣有所不同，不局限于文言“古书”。以时代为纲，分先秦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和唐宋元明清三个阶段，不仅将明代文献编入（虽有“清”代之目，而无其实文，编入的文选以明代的为最晚），年代跨度比王本更广，更重要的是，编入了敦煌变文、禅宗传记、宋元话本、奏呈圣旨、戏曲、会话、小说等多种体裁的材料，引导学生开阔视野，走出“古代汉语即文言文”的误区，形成对古代汉语较准确的感知，这无不体现了编写者将近代汉语部分吸纳入古代汉语的良苦用心。应该是说，在通论和文选的两个纵向系统性上，蒋本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最后，体现了实现教学目的的手段和途径。在“以传授知识为手段，以培养思维习惯，改变思维方式，提高思维能力”的教学目的下，该教材以通论、文选来体现手段；以通论各节后设置的“思考与练习”来改变学生唯教材是从，唯教师是从的继承性学习的思维定势，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思维习惯；以各章设置的“进一步阅读文献”引导学生开阔视野，改变往常单一的思维视角和思维方式，为学生掌握知识，运用并创造知识提供平台，做好铺垫。这是“思辨型”学习的一种倡导，是为实现新目的所作的努力实践。

总而言之，蒋本的成功在于其体系的完备，在于有明确的与时代要求一致的目的和与目的匹配得当的内容体系。

三、需要什么样的内容体系

洪本、蒋本虽不是同类型教材中最早的，却是极具代表性的。它们基本代表了古代汉语课程内容体系与教材发展的不同时期：王本以文选为纲的“三结合”体系是传统教学的典范；洪本以通论为纲的体系是转型时期大胆改革的力作；蒋本通论、文选并重的体系则是改革较为成功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成果，对于当前深入课程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课程改革首先要实现教学目的的合理调整

在高校培养目标调整的大环境下，素质和创新被特别强调。之前所确立的“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的教学目的，已经不适应当前的形势和需求了。教学者应根据学校的办学层次、学科的培养层次和学生的素养层次来调整和重新定位教学目的，而不应当墨守成规或盲目跟风。

研究型院校的目的是要培养学生成为具有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考者。学科和学生素养层次都比较高，所以需在设置课程目的中强调反思和创新，蒋本提出的“培养思维习惯，改变思维方式，提高思维能力”就极具指导意义，但有待结合学科和课程特点予以具体化。

教学科研型院校目的是要“培养满足地方经济文化建设需要的创新式应用型人才”[8]，学科和学生素养层次相比要低一些，所以设置的课程目的，主要强调基本功，但也要求一定的创新。王洪涌提出的“在提高阅读古书能力的基础上，加深对古代汉语的理性认识，培养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分析、研究及教学能力”[9]的修改意见，比较适合这个层次。

职业应用型大学目的是要培养面向社会需求的职业技术应用型人才，设置的课程教学目的，主要强调基本功和实际应用。荆贵生《古代汉语》第三版（以下简称“荆本”）教材在“培养学生阅读古籍的能力”基础上增加了“根据格律写作诗、词、曲、联以及写作应用文言文的能力”的目的，比较适合这个层次。

（二）构建与目的相匹配的内容体系，编写教材

教学目的一旦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下来，就需要根据目的构建或选择合理的内容体系，编写或选择合适的教材。由于课时和经济成本等原因，目前通行的教材大多不再专门设置“常用词”这一板块，也就是说以二维体系为主。实际上，二维、三维体系各有其价值。

研究型院校教学重创新者，基于学生学习能力和主动性各方面都比较强的实际情况，可以考虑二维体系。常用词的掌握，可以引导学生借助《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等权威工具书。在文选体系上，蒋本编入近代汉语作品，荆本编入“语言文字学文选”、分今注、古注、标点和白文四类形式的做法，能开拓学生视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很值得借鉴。在通论体系上，研究创新型的内容体系，一方面要简明扼要地介绍阅读古书所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另一方面还要照顾所涉及内容的系统性；一方面要引进学界有定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还要联系学科发展的前沿，注意介绍学科中的问题与争议，以开阔学生的视野，培养他们怀疑和批判的精神，从而实现由继承性学习向创造性学习的转换。当然，这些争议不宜在正文中展开，以免干扰学生形成知识系统。可以在正文中采用通行的说法，而在“课后思考”中展示不同的材料和观点，或开列“进一步阅读文献”。通论的系统性方面，洪本、蒋本都很不错，而在引入最新成果和启发怀疑方面，蒋本更胜一筹，当然，在具体的问题设计和阅读文献介绍方面，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职业应用型院校教学强调基本功和实际应用，考虑到学生知识基础、学习能力及学习主动性和自觉性等方面都不强的因素，最好采用“三结合”的体系。“常用词”在这个层次之所以必须，是因为它对于学生高效掌握常用词汇的常用意义，减少阅读障碍很有帮助，而且可以减少或避免因学生不主动、不自觉造成常用词学习落不到实处的现象的发生。在通论体系上，应用型的体系应以介绍阅读古书所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为主，不贪深、不贪博，不必讲究系统，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和知识的应用价值来选择内容。脱离生活实践运用的知识，比如音韵部分可以不编入教材。[10]习题库的做法，虽然容易使学生走入“唯一标准”的误区，不利于创新性学习，却很适合此层次学生借以巩固知识。在文选体系上，因为课时不多，学生基础不好，故强调一个“精”字。要选经典的文段，亦不宜过长，要方便背诵。可由浅入深，以今注为主，少量白文。荆本选编“应用文言文”的做法，也值得此层次教学借鉴。

教学科研型院校教学强调基本功，而又要求一定的创新，则介于上二者之间。既要为大部分学生的基础学习服务，又要照顾一部分学生有志于进入研究层次，故其内容体系可就高参照创新型体系，通过设置必讲和选讲来实现弹性教学。

四、课程内容体系与教材改革的方向

基于以上分析，在目前的教育环境中，王本体系适合基础应用型，但负担太重；洪本适合研究创新型，但又有感性知识过薄之嫌；蒋本有适合研究创新型的较完善的体系，但细节上仍有缺陷。根据以上研究结果，对于古代汉语课程内容体系和教材改革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教材应有明确的目的和针对性。教材编订之前，编者应充分考虑教材拟应用的学生群体，确立明确的目的，用来指导教材编订和教学。本文未单独立项分析的荆本，有很多优点，看似具有普遍适用性，适合不同层次高等院校文科使用，实则针对性不强，在实际应用中受到很大限制。

第二，教材的内容体系应与既定的教学目的一致。王本体系与当时的教学目的相匹配，所以取得成功；但是时过境迁，不适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不符合当前的教学目的。蒋本的成功，关键亦在于体系与目的的高度一致。

第三，教材的内容体系应是弹性和针对性的结合。虽然我们强调针对性，但是考虑到同一层次学生的不同层次需求、教材经济成本等因素，今后的教材还须在弹性上多做一些努力，把教材编写得更精细。

参考文献：

[1]刘道玉.论大学本科课程体系的改革[J].高教探索，2009（1）.

[2]郭锡良，等.古代汉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王力.古代汉语[M].3版.北京：中华书局，1999.

[4]禹建华.立体化古代汉语教程评介――兼谈立体化古代汉语教学[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5]胡世文.蒋冀骋主编《古代汉语》评介[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1）.

[6]蒋冀骋.古代汉语[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1.

[7]王敏红，高兴娟.关于古代汉语教学改革的思考[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6（11）.

[8]阮湘元.教学型大学培养创新式应用型人才的研究与实践[J].中国大学教学，2007（11）.

[9]王洪涌.古代汉语课程教学目的改革探讨[J].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2）.

[10]徐小兵.高职高专古代汉语课程定位及教改探讨[J].文学教育：中，2011（12）.

[11]蒋绍愚，张联荣，朱庆之，杨荣祥，邵永梅.古代汉语系列课程建设的新开拓[J].中国大学教学，2006（10）.

[12]蒋冀骋，刘晓南.汉语言文字学课程教学内容与教材改革研究的调查报告[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6（4）.

[13]薄守生，赖慧玲.古代汉语教学的困惑与思考中国大学教学[J].中国大学教学，2007（7）.

[14]洪波.立体化古代汉语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高中语文古代文化常识篇3

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改革多媒体

当前高校的教学质量建设强调课程建设，而课程建设中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的重要内容就包括多媒体在教学中的科学运用。多媒体教学在带给我们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下面结合教学改革实践谈谈古代汉语课程多媒体教学的优势、不足及针对其不足采取的对策。

一、古代汉语课程使用多媒体教学的必要性及优势

（一）古代汉语多媒体教学的教学现状

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学校课堂教学手段也越来越丰富，其明显标志就是多媒体技术的运用。时下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多媒体教学手段备受教师们青睐。高校古代汉语课程有其特殊性，使用多媒体教学相对而言要晚一些。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校具备了现代教育技术条件，许多古代汉语教师也随风而动，使多媒体教学成为了古代汉语课的主要教学手段。

（二）利用多媒体进行古代汉语教学的必要性及其优势

就各高校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手段改革而言，大多数教师认为多媒体教学对古代汉语课程而言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和传统教学手段相比，多媒体教学具有明显的优势。如有教师认为多媒体“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具有强大的重现力”“具有宽阔的接触面”、能“增加课堂上学生的参与性”“具有受控性”等特点和优势（王靖贤，2010）。还有的教师认为多媒体教学可以“优化教学过程，使教学目的得以有效实现”，认为“多媒体教学充分体现了现代技术的‘人性化’和现代学习的‘个性化’，在实现这一教学原则、完成这一评价标准中发挥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张新，2002）

运用多媒体进行古代汉语教学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做法，适当地运用多媒体教学，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据了解，在贯彻学分制过程中，各高校的古代汉语课时都有所压缩。然而古代汉语又是一门知识涵盖面非常广的课程，内容包括明清以前各个时期的文选，还包括丰富的汉语常识通论。通论部分涉及到文字、音韵、训沽、词汇、诗词格律等语言学知识，还包括了天文地理、古代职官、服饰、宗法、车马等传统文化知识，可谓包罗万象。时下课时减少而内容依旧，只有借助多媒体技术在课内充分增加知识信息量，方能完成教学任务。尤其在讲授汉语常识通论时，传统的古代汉语教学方法表现出了明显的局限性。如古代汉语课程中涉及到古代的酒器、服饰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这些内容常常是学生最感兴趣的，但传统的古汉语教学课堂最多只能提供照片，无法进行实物展示，更多情况是教师常常用口描述，但这种描述毕竟跟实物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即便教师讲课极其精彩，但到底还是很难描述清楚樽、觞、觯等酒器形状之异同。如果运用多媒体技术，结合考古出土的文物，进行视频或图片展示，就会收到非常好的教学效果。

又如古代汉语通论“汉字的构造与演变”一节，内容涉及到“六书”，讲到“象形、指事、会意”等造字法时，教师经常要将所讲文字的甲骨文、大小篆等字体用手摹写到黑板上，这样的做法虽然显得生动，也能反映出教师的学识水平，但手写速度慢、信息量相对比较小；而且不是所有的教师都具备这样的“摹写”能力，也不是每个老师都能写好。这种情况下，如果配合多媒体教学，适当增加考古发现的相关文物图片，如甲骨、简牍、拓片等图片，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某种程度上说，将多媒体引入课堂，可以使古代汉语课更生动、更有效率。

二、古代汉语课程多媒体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如前所述，多媒体教学给教师上课带来的诸多方便，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古代汉语课的教学效果，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实践证明，现阶段使用多媒体教学过程中确确实实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教师、学者们的注意，他们意识到一些教师在教学过程对多媒体的使用陷入误区，对教学造成一定的“伤害”（曹祝兵、王绍峰，2011）。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中肯的，下面结合多媒体教学改革的实际情况，对古汉语课程采用多媒体教学时出现的问题试做—归纳分析：

（一）认识不到位

运用多媒体教学时，有些教师认识不清，误以为使用多媒体教学就是要摒弃传统的教学手段，一味追求多媒体教学的外在形式，而不太注重对教学内容的科学规划和设计，忽视了教学形式和教学内容的有机整合。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1.追求多媒体课件的“花哨”，忽视对教学内容的全面理解

现代教学模式重视课件制作，加之多媒体采用图片、视频、音频手段的直观效果，有些教师喜好这种课件的制作，淡化了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学校提倡公开教学时运用多媒体，开展一些课件制作大赛，学生评教中考虑多媒体教学手段所占的比重等，这些活动在激发教师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的热情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教师对多媒体教学的“狂热”和“迷恋”等风气。一些年轻教师过分追求多媒体教学的“花哨”形式，而忽视了对教学内容的把握。我们看到古代汉语多媒体课堂变成了图片展示课，如果不是课表上写着“古代汉语”的话，我们很难把这节课和古代汉语相联系。其实，不只古代汉语课程，其他课程的多媒体教学也有类似的情况。

2.照电子教案宣科

和上面讲到的播放图片、视频不同，还有的教师会照电子教案宣科。多媒体手段给教师教学提供了方便，但也滋生了其惰性，有的教师所谓的备课就是从网上下载别人做好的课件。说是课件，其实很多都是电子文本的讲稿。上课时，教师打开文档，鼠标指着念下去。这种情况实际上是由传统的照本宣科变成了照电子教案宣科，并且将学生完全置于事外，显然不会有好的教学效果。

3.忽视甚至抛弃了板书

板书是传统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教师对课堂内容的设计往往通过板书反映出来。采用多媒体教学时，讲授的内容、方法乃至各章节的大小标题也都是提前预设好的，有的教师打开文件即讲，不再板书。我们经常会发现，一节课上完了，黑板上一个字也不见，对教学而言这恐怕不是件好事情。我们知道，汉字是一种立体的文字，大多数汉字的形体能反映其意义，教师的板书，是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示范，这样手写的文字是有“生命”的，会产生一种互动性，会引导学生更好地认识汉字、书写汉字、掌握其用法。另外，好的板书层次清晰、主次分明，也能全面展示整堂课教学过程的完整性，有美不胜收之感。这些显然是电子教案做不到的。

（二）随意夸大多媒体的作用，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

现代学校教育及教学改革重视学生的主体性，然而，多媒体教学却恰恰相反。前面我们说到，谈到多媒体教学的优势时，有老师认为“多媒体教学以学生为主体、以学为中心”，我们认为这只是一种美好的设想和愿望，实际情况非但不是如此，而且还要糟糕得多。因为多媒体教学实践中，随意夸大多媒体作用的情况随处可见。正如曹祝兵、王绍峰（2011）所说：“有的教师将多媒体看作是课堂的全部，上课时往往只带一个U盘，一个茶杯。在上课过程中，端坐在电脑前面，除了手指点击鼠标之外，全身纹丝不动。”这种情况下，教师专注于多媒体，依赖于多媒体，既没有起到教师的主导作用，也很少和学生进行有效的课堂互动，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所以，实际上并不是所有教师的多媒体教学都能增加学生的参与机会。

（三）教师的多媒体教学能力有待提高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教师的计算机能力普遍有所提高，然而这并不等于他们的多媒体教学能力也随之提高了。具体情况是有些老教师不习惯，也无意识运用多媒体教学；有的年轻教师迷信多媒体教学，但其现代教育技术还很薄弱，还停留在下载并播放电子教案、图片、视频阶段，认真使用多媒体技术制作优秀课件的教师并不多。这样的古代汉语多媒体课，图片、视频、音频内容充斥课堂，反而冲淡了古代汉语课的内容，多少也有些“喧宾夺主”之嫌。虽然课堂热闹，但它背弃了古代汉语课的内容实质，课后，学生对图片、视频等内容印象可能是深刻的，但古代汉语知识不一定掌握得好。问其效果，真所谓“热闹之后，一片寂静”。所以，使用多媒体教学的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古代汉语知识和多媒体教学技术，更主要的是要结合古代汉语课程的特点制作有效的课件，提升整合课程和多媒体技术的能力。这是上好古代汉语多媒体课的前提。

三、解决古代汉语多媒体教学过程中相关问题的对策

多媒体的使用，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主要对策有以下几点：

（一）正确认识多媒体教学的辅作用

多媒体是现代教育的产物，多媒体教学作为一种现代教育技术，是一种新生事物，自然有其自身的优势，这里不再赘述。我们要正确认识和评价它在教学中作用，尤其是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的作用。由于古代汉语课程的特殊性（很多文字、词汇现在不用或者罕用），使得这门课难教也难学，如果适时借助多媒体教学，可以增加课堂的直观性，这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但同时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多媒体技术只是一种辅教学手段，不是万能的容器，不是什么内容都能装进去，不能完全代替传统的教学形式，更不能因为有了多媒体而拒绝板书。

（二）根据课程内容选择使用多媒体教学

古代汉语课，要根据所讲内容来选择使用多媒体。比如，讲文选课，就不一定需要多媒体，传统教学方法也能很好地完成授课任务。对于一些难懂的字词，教师边写边讲，还可以提问学生，学生听讲、记笔记、回答问题，有着非常好的课堂互动效果。而用多媒体教学，可能会破坏课堂气氛，影响课堂效果。即便是通论部分，比如单音词、复音词、诗词格律等内容，也不一定要用多媒体教学。但有些汉语常识及文化常识，比如讲汉字的造字法，涉及到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等古文字，如果教师默写一部分字，再用多媒体展示大多数古文字，其效果肯定是好的。再如讲“古书的注解”，很多学校条件有限，学生无法看到古注典籍，这时借助多媒体，适当进行古注典籍展示，效果很明显。

（三）正确处理传统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的关系

不可否认的是，传统的古代汉语教学模式也有其优势，比如重视基础知识的讲解、重视教师的示范作用、重视课堂背诵等。所以，在运用多媒体教学时，应该处理好传统教学和现代多媒体教学的关系，做到优势互补，扬长避短。正如有的教师所说：“传统手段仍应占有课堂教学的主导地位，而新的手段只应处于辅的位置，不能喧宾夺主，不能让教师变成电脑操作员，让所有的教学活动都被多媒体课件所控制。多媒体手段与传统教学手段合理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达到较为理想的教学效果。”（季云起，2007）

总之，多媒体这种新的教学手段“弥补了传统教学手段的一些难以克服的弱点”“能够借助自身的特殊优势，充分利用视觉媒体，扩充了教学内容，丰富了教学形式，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进而提高了教学效率”（周文，2009）。但我们不能无限制地夸大其作用，只有正确认识和评价多媒体的作用，处理好传统教学和多媒体教学之间的关系，适时、适课使用多媒体教学，才能使多媒体更好地为古代汉语教学服务，使古代汉语这门古老的语言课程有声有色。

（本文系甘肃联合大学2011年教学改革项目[2011106]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马婧贤.多媒体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新西部，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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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新.古代汉语多媒体教学模式初探[J].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学报，2002，（9）.

[3]曹祝兵，王绍峰.古代汉语课程多媒体教学误区及其改良探讨[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1）.

[4]季云起.高校《古代汉语》多媒体辅助教学的优势及其应用对策

[J].中国成人教育，2007，（7）.

[5]周文.《古代汉语》多媒体教学模式的建构[J].咸宁学院学报，

高中语文古代文化常识篇4

［关键词］古代蒙学；知识与道德；中学语文教学；自主学习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都非常重视教育，将其视为国家建设发展的重要事情之一。同时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十分重视传统文化教育的发展，形成了许多优秀的教育思想和文化，这些教育思想和文化是人民长期教育探索精华的结晶。继承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文化是构建中国特色教育体系，形成中国特色教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人生百年、立于幼学，蒙学教育作为自古以来文化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古人在民族发展历程中对启蒙教育的艰辛探索，继往才能够开来，只有继承古代优秀的蒙学教育思想，才能够搞好现今的中学语文教学。因此，本研究通过文献梳理，归纳整理了古代蒙学教育思想的精华，结合当前中学语文教育的实际，阐述蒙学教育思想对当前中学语文教育的启示，期望能够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对中国特色的中学语文教育发展提供有效建议，进而达到促进中学语文教育发展的初衷。

一、古代蒙学教育思想

笔者通过对古人启蒙教育思想的有关论著进行整理，得出古代蒙学教育思想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知识与道理相融合的教育理念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被称为礼仪之邦，是因为其非常重视教人如何做人的教育。启蒙阶段就将做人应该了解的知识及道理结合起来对学生进行教育，纵观古代的蒙学教材便会发现其中无不贯穿着这样的教育理念，既让学生掌握知识又将育人的教育思想理念蕴藏在教育教学中。如启蒙教材《三字经》中开篇“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1］。这句话的意思：人生下来的时候都是好的，只是由于成长过程中，后天的学习环境不一样，性情也就有了好与坏的差别。通过12个字，不仅向学生传授了知识，同时将做人应该具有的天性及教育对人后天造成的影响这一道理都明确地表达出来了。又如被称为百科全书的蒙学教材《幼学琼林》，里面包括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风俗礼仪、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鸟兽花木、朝廷文武、饮食器用、宫室珍宝、文事科第、释道鬼神等诸多方面知识，还有许多蕴藏着深刻做人做事道理的名言警句、成语故事等内容，可谓是古人启蒙教育做人与做事最完美的结合。以“蜀犬吠日，比人所见甚稀；吴牛喘月，笑人畏惧过甚”［2］为例，蜀犬吠日和吴牛喘月等作为成语和典故，囊括了丰富知识的同时蕴藏着深刻的道理，巧妙地将知识教育与道理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弟子规》也是我过古代著名的蒙学经典教材，如“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3］，古人在开头几句就将做人与做学问之间的关系道理及知识完美的展现出来了。古代很多蒙学教材的共同思想理念就是让学生从刚接触正式教育起就将知识与道理完美融合起来。思想理念是行动的指南，知识与道理相融合是我国古代蒙学教育思想的行动指南。

（二）侧重做人的教育目的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以儒家文化教育为核心，兼收佛、道等各家学派思想文化。各家思想文化的共同点都是教人如何做人，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其实就是做人教育。做人教育是我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文化教育传统，也是我国古代一切教育的目的。如古代儒家《大学》中的8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最为核心的是修身，而修身其实就是做人的根本，也就是做人教育。8条目无论是分开来看还是总的来讲其欲阐述的意义都是以做人为根本目的的，提倡修身之道。蒙学教育也是始终以教人如何做人为根本目的，如《三字经》中有“人不学、不知义，幼不学、老何为”［4］，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如果不进行学习，就不能够成为真正的自我。小的时候不进行学习，等到长大后什么也干不成。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里的“学”不仅仅指学习书本上的知识，泛指后天所接受的各种习染本领。通过教育达到做人的目的，其实就是做人教育。蒙学教材《幼学琼林》，从人类社会的各领域阐述了做人教育，如“毛遂片言九鼎，人重其言；季布一诺千金，人服其信”［5］，这些成语典故其实就是通过古人做人的方式方法来教人如何做人，都是在进行做人教育。《弟子规》通篇都在阐述如何进行做人处事的教育，如“物虽小，勿私藏，苟私藏，亲心伤”［6］等，这些知识看似浅显易懂，其实都在宣传如何进行做人。蒙学关于做人教育的思想不仅仅局限于以上所提到的这些方面，而是蕴含于古代一切蒙学教育教学活动之中。

（三）注重人类文明传承的教育内容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拥有延续几千年而没有中断的文明，在于其非常注重对本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优秀文化地继承，这一点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其中教育方面最为突出。蒙学的教育内容便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十分注重对人类文明的传承。蒙学教育内容多是对前人积累的智慧进行总结归纳，通过简单易懂的文字进行表述，使得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文化和人类的精华能够方便快捷地传递给一代又一代人。可见，蒙学在民族文明传承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谓人类文明传递的重要载体。如家喻户晓的蒙学教材《三字经》，在这本书中随处就可以发掘到有关人类文明传承的内容，像“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7］，就是最好的例证，通过简简单单的12个字将孟母善于通过教育环境的改变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和自身教育子女的母亲形象展示出来，蒙学教材以这种方式将人类文明继承了下来，同时也起到了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教育文化的作用。又如《幼学琼林》里的“《大学》首重夫明新，小于莫先于应对。其容固宜有度，出言尤贵有章。智欲圆而行欲方，胆欲大而心欲小”［8］，寥寥数语便将古代教育典藉《大学》及其阐明的事理展现了出来。再如《弟子规》中提到的“非圣书，屏勿视；蔽聪明，坏心志”［9］，通过简短的12个字告诉人类应该怎样传承人类文明。不难看出，蒙学做为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注重的人类文明传承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四）注重单独汉字教育的特色

古代蒙学的一大特点是非常重视字的教育，其将教会学生掌握汉字做为教育教育的重要目标，形成了注重单独汉字教育的特色。蒙学注重单独汉字教育的特色可以从多方面体现出来。从蒙学教材的名称及编排均可以看出其非常重视汉字教育，如3字连在一起的《三字经》《弟子规》，二者都是通过3个字的句式对学生进行教育；又如4个字连在一起的《幼学琼林》，其通过4个字连在一起的句式对学生进行教育，这类3个字和4个字连在一起的句式的教育较容易帮助学生记忆，且这些教材非常重视从易到难的编排理念。从教学过程来看，传统蒙学的教学都是教师读一句，同时要求学生字正腔圆的跟着教师读，且必须能够准确无误的读出来，直到能够读得滚瓜烂熟为止，达到熟读成诵的目的；另外传统蒙学教学还非常重视习字的教育，如对学生习字的坐姿、笔画顺序等都有严格的要求，还规定了习字的顺序：先临摹仿写、后自己写。文字作为民族的符号，重视文字教育，将文字教育视为启蒙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注重单独汉字教育的确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特色。

（五）重视学生实践自我提高的教育方法

古代蒙学十分重视学生在实践中自我提高的教育方法，如宋代的大儒朱熹，就曾经对自己的学生说过“学问需要你自己去学，某不过是个共同商量的人”。重视学生实践自我提高的教育方法还体现在蒙学的写作教学之中。我们知道古人非常乐于并善于写文章，其基础多是在蒙学阶段打下的，具体体现在古代蒙学教学过程中非常重视启发学生将现实所见所闻用文字表达出来，如对对子，均是从现实中取材进行对，好处在于可锻炼学生运用文字的表达能力，如果没有对现实的仔细观察和体悟，便很难写出富有真实情感的语句。另外，古代蒙学注重在教学中鼓励学生将自己所学用在生活和学习中，激励学生通过实践不断地提高自己。这在《弟子规》《三字经》等书中都有体现，特别是教育学生为人处世规范的《弟子规》，先生将规范、做人的要求等传授给学生，并让学生在实践中不断地体悟和提高。

二、古代蒙学教育思想对当前中学语文教学的启示

（一）贯彻落实育人理念

各级各类教育中，教书与育人都是教师的基本职责，对中学来说亦是如此。随着高考的改革对语文教学的重视，且将语文分数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了30分，这便直接导致了学校、教师、家长等群体越来越重视学生的语文成绩，特别关注学生在语文科目上的分数情况。处于基础启蒙阶段的语文教学得到重视本是一件好事，但语文教学中出现了单纯为了学生考试分数而教的突出问题：教学跟着考试走，考试怎样出题，教师就怎样教，如教师在教学生作文写作中就流传着龙头、猪肚、凤尾等“投机取巧”的教学方式。这是典型地过分追求教书职能而忽视育人职能的教学模式，解决途径之一就是将育人理念贯彻落实到教育教学过程中去，那么如何将育人理念贯彻落实到当前中学语文课堂教学过程实践中呢？首先，学校等有关部门应认识到中学语文教师育人职能的重要性，通过多种方式对中学语文教师的育人方向进行正确地价值引导，可通过专家讲座、转变教师的量化考核方式等进行引导；其次，教师自身应该提高思想觉悟，树立正确的教学观，教师可通过持续不断地学习先进教育思想理念，树立正确的教学观点；最后，需要教师逐渐养成自觉地将育人理念贯彻到教学中去的良好习惯。

（二）强化立德树人教育

古代蒙学侧重做人教育的目的与当前教育界所倡导的立德树人教育是一致的。那么如何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强化立德树人教育呢？首先，教师应该形成树人教育思想意识，教师拥有树人的思想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的关注学生，真正把学生当作可塑型的人才看，才能够形成树人教育思想意识；其次，教师应自觉地学习新的教育理念与国家的各项教育方针和政策，如新课改的教育理念和国家立德树人教育的根本方针等，教师在不断地学习中，不但可以扩充学识，开拓视野，同时利于其形成全新的育人自觉性；最后，教师应通过多种方式将立德树人教育贯彻到教育教学实践之中。

（三）强化民族传统文化教育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民族传统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中华民族的符号，如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孔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培养能够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世界眼光，同时能够掌握建设现代中国所需才能的人才是中学语文教学的时代使命。笔者认为中学语文教学需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有关部门及教师应认识到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强化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可通过时代需要及语文教学的目的进行思想动员；二是教师应充分利用教材深入发掘其中有关传统文化的教学内容，如文言文、诗词等，注重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学，鼓励学生多诵读国学经典三、百、千等内容，提高学生的古代传统文化兴趣。

（四）重视字词教学

当前中学语文教学轻视对学生进行字词方面的教学，许多学生存在不会写甚或不会读字的现象。古代蒙学重视习字的教育特色对当前中学语文教学如何开展字词教学有哪些启示呢？首先，从思想上提高对中学语文字词教学的认识。需要有关部门及教师鼓励学生树立终身学习字词的好习惯，引导学生遇到生字、生词时积极主动地去学习。其次，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利用一定的时间对学生进行专门的字词教学。最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字词的习惯，教师可适时地教学生一些学习字词的基本方法，鼓励学生在日常学习中自主的学习字词，这也是字词教学的终极追求。

高中语文古代文化常识篇5

一、古今异义意识

阅读文言文要有“符号意识”，即一个字往往就是一个认知符号――词，要一字一字地去认知。具体来说，文言文不同于现代文，学生一定要有古今异义意识。有很多实词的词义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已发生了变化，但学生却容易用现代汉语的意义来理解古代实词。例如，“后秦击赵者再”（《六国论》）的“再”，学生很容易理解为“再次”，其实在文言文中“再”是“两次”。又如，“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出师表》），这里的“恨”学生按现代汉语容易理解为“仇恨”，但是在文言文中，“恨”字词义比现代汉语要弱化，是“遗憾”和“不满意”的意思。

如果在平时的文言文学习中有了这种古今异义的意识，那么在完成高考文言实词的理解题时会很有帮助。出题者常设四个选项，其中一个选项往往就是直接按学生的现代汉语思维习惯设计的。如2012年山东卷的文言实词考查，要求学生从四个选项中选出一个错误选项，其中A：躬履途泥，率先期门，把“躬”理解为“弯腰”，其实就是用现代汉语的“躬腰”来理解文言实词，是错的，应为“亲自”，联系《陈情表》“躬亲抚养”，这个意项的错误就不难判断了。2012年广东卷的文言实词考查，同样要求找出一个错误选项，A：陶澍就擢巡抚。擢：升迁；B：分别应劾、应偿、应豁。豁：免除；C：将以次举刘河、白茆、练湖、孟渎诸工。举：推举；D：后咸丰中乃卒行之。卒：最终。这四个选项中的“擢”字是古代官职升迁常用词，教材有“过蒙拔擢”，容易判断；“卒”字“最终”意在文言文中比较普遍，教材中有“卒与尸合”，“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的例子；“豁”字学生会有陌生感，但结合上下文可以判断；“举”字在文言中虽有“推举”之意，但在这里却是命题者按学生现代汉语思维习惯特意设置的陷阱，应为“兴修”、“治理”之意。

当然，理解文言文实词的关键还是要培养学生的文言阅读能力，“词不离篇，字不离句”，结合上下文是基本原则，但考试中多点方法和技巧也更容易获得高分。

二、迁移意识

不管是文言实词的理解，还是文言句子的翻译，高考所设计的题目大都是高中生文言文阅读能力范围内所能解决的，有很多内容学生在理解时有“似曾相识”之感，平时的阅读中注重积累、有较好的“迁移意识”的学生，在文言文阅读时常有一种心领神会的愉悦感。

如学习《陈情表》时，学生对于“生孩六月，慈父见背”中的“见”字常常理解不透，教师正好引导学生了解“见”的用法，让学生结合以前学习的内容进行迁移，联系《孔雀东南飞》中的“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和“兰芝初还时，府吏见丁宁”，“见”字的用法之一――用在动词前表示对自己怎么样，可以译为“我”、“自己”，就更清楚了。学习《归去来兮辞》中的“感吾生之行休”，学生对“行”字的理解也有困难，联系成语“行将就木”，学生就很容易认识到“行”就是“将要”的意思了。这样的迁移，使学生的认识得到强化，印象更加深刻。

学生迁移能力形成的关键是积累，这种积累要从学过的文言文，从成语的运用中生成。学生有了这种意识，逐渐形成迁移能力后，在完成高考文言实词理解题时，自然会更有信心，更有成就感。2012年江西卷文言实词理解选项D：即命帅羽林三百人往籍其家。籍：登记，没收。学生稍有迁移能力就可以联系到《鸿门宴》中“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2012年山东卷文言实词理解题选项C：兴叩头流涕，固让曰。固：坚决。学生可以很容易联系《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固请”，再结合上下文意就很容易判断这里的“固”是“坚决”之意了。这种迁移能力的形成当非一日之功，对于教材，对于名篇越熟悉越好，平时多积累重点实词，多梳理句式知识，在此基础上向课外延伸，用已有的知识解决新问题，从而逐渐形成较强的文言文阅读能力，完成“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三、积累意识

文章是文化的载体，是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高考文言文阅读题所选用的文章必然涉及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如典章制度、礼仪习俗、地理政区等，掌握了解一些必要的古代文化常识，对于理解文言文是很有帮助的。

学习《逍遥游》，文中有”朝菌不知晦朔”的句子，若学生了解“晦朔”是古代阴历表示月末、月初的意思，也就容易理解了；学习《陈情表》，文中“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中的“拜”、“除”是古代表示官职变迁的词语，学生若对此熟悉，翻译起来就轻松了。平时学习可以运用分类法对古代文化常识进行总结，如按古代地理知识、古代官职名称、古代教育考试、古代衣食什物、古代称谓谦敬等来归类，强化学生的文化常识积累意识。

2012年浙江卷中，“修顿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来，屡辱见过”，“仆有罪之人”中的“顿首”、“足下”、“辱”、“仆”都和古代表示谦敬的称谓有关。同样，2012年天津卷中，“高年不禄，仆方思辑录其梗概以永其人”，“虽子之仇，无异词也”的“不禄”是死的委婉说法，“仆”、“子”也是古代表示谦敬的词语。高考文言文有很多是人物传记，涉及人物官职变迁的内容更多，如2012年全国大纲卷郭浩传记，2012年江西卷彻里传记，2012年山东卷阴兴传记等，若学生对古代官职及变迁的文化常识熟悉，理解起来就会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