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概论(收集3篇)
中华传统文化概论范文篇1
[关键词]民族理论；和谐发展观；话语权
[作者]黄仲盈，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D63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1－0018－007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纳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这里，强调“中国特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强调的“中国具体环境”、“中国的特点”、“中国的特性”等方面的内容。反映到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中，就是强调民族理论的“中国话语权”，要求我们在今后的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中，遵循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和原则，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科学总结和理论创新，促进各民族的和谐发展。
一、我国民族理论体系长期处于一种失语状态
对于长期以来我国民族理论的发展状况，郝时远先生曾一语道破了其中的尴尬：“在学术理论层面，尤其是我国的民族理论(包括民族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在话语体系上的确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可以在对话中令人信服的理论体系。”
实际上，自从鸦片战争以后，我国的民族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就一直处于一种“失语”状态。鸦片战争以前，“大一统”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强烈地表现出一种“中华世界秩序”的观念，决定了历代王朝形成了一种以中国为核心，国家领土辐射四方、天下臣民纳贡朝拜的“天下主义”思想。在“大一统”思想的统治下，我国古代实行的是一种“唯我独尊”和“闭关锁国”政策，从而使我国传统文化的孕育和发展处于一种相对封闭和孤立的环境中，各种文化的内涵和形式更多地体现出具有鲜明的中国元素和中国特色。在民族理论上，既有“华夷之辨”、“五方之民”的族类划分现象；也有“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的民族志的描述；更有“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开明通达的民族政策。这样，在“大一统”思想主导下所表现出来的讲究名份的正统观和倡导民族融合、交流和教化的思想，导致了我国古代民族理论的相关表述保留了一系列的中国话语体系。鸦片战争以后，这种话语优势便不复存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的不仅是清王朝“闭关锁国”政策，更多的是将几千年来我国封建统治的“以天下文明自居”、“以文化自我为中心”的幻想击得粉碎，“上朝天国”的文化自我封闭系统亦被彻底打破，本来相对完整的文化体系已经发生了裂痕，更多地遭受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和冲击，被强制地卷入了世界文化的运行体制中，从而使国人的“天下主义”思想开始转向了“自我”与“他者”的思考。
从20世纪开始，在大量的反封反帝论著中，“民族”、“民族主义”、“民族意识”等具有西方血统的词语大量出现，主要用于论述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和探求强国富民之路，在研究中国的民族文化和历史的同时，论述民族主义，意在增强民族自主、自决意识，表明民族的自尊心、责任心、自豪感，阐明民族独立自主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封建制度的腐朽性、保守性和落后性暴露无遗。相比之下，西方追求民族自由、民主建国、倡导工业大发展等思潮则给没落中的中国社会现实注入了一剂兴奋剂，向西方学习，用西方先进的思想、技术和文化来改变和拯救中国落后、封闭的局面，就成为了这一时期我国社会思潮的主流。“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在很大的程度上道明了当时国人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审视和阐释中国社会现实的客观事实。不可否认，在当时的背景下，向西方学习确实能够对中国的社会思潮、学术理论、社会革命起到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但由于一味推崇西方的民主及其文化，忽视了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这种思想一旦表现在如何对待我国的文化现象上，就容易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来理解和阐释，以西方的观点和标准来衡量我国现存的文化体系，实行的是一种“单向的接受”的文化输入方式，背离了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背景，使我国的学术界和理论界从此也陷入了长期的“失语”状态。
正是这种“失语”的状态，反映到民族理论体系上，在很长时期内，我国就一直遵循着西方民族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从而忽视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不敢与西方思潮争锋，总是以西方的理论来解释和颠覆本土的文化，从而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民族学理论随着西方文化的涌进并能够在我国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关键因素还是西方民主运动中的民族主义思潮被当时的国人认为是能够用来拯救国家和民族的“良药”，在研究中国的民族文化和历史的同时，论述民族主义，提倡民主建国，意在增强民族自主、自决意识，表明民族的自尊心、责任心、自豪感，阐明民族独立自主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但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西方追求民族自由、民主建国、倡导工业大发展等具有“先进经验”的民族观和民族主义思潮到了极力地推崇和广泛地效仿，无论是洋务派的“洋务运动”，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虽然体现的是一种向西方交流、学习的开放态度，但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当时国人主要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审视和阐释中国社会现实的客观事实。这种思想也一直影响到后来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在民主建国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如孙中山最初提出的“驱除鞑虏”口号所体现的就具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即使到后来的“五族共和”的主张，同样体现了侧重血缘关系、提倡民族同化的民族观，这其中就深受西方民族理论中种族优劣论的影响；而“必要满、蒙、回、藏都同化于我们汉族，成一个大民族主义国家”的观点则是完全沿袭西方民族理论中关于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模式。与执行“民族同化”政策不同，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提倡“民族平等”政策。但是，由于当时前苏联政治和学术地位的权威性，我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很大程度上都在沿袭和效仿前苏联的做法，如建党初期效仿前苏联建立联邦制国家和新中国成立后在民族识别工作中遵循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去识别和划分我国的民族成分，等等。这种前苏联的“权威”长期以来一直都在影响着我国对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的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后，即使我国抛弃了联邦制，确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民族识别过程中主张“名从主人”的原则，但遵照前苏联的民族理论来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以经典概念的各种要素和条框去解释和划分我国历史上形成的
各类民族群体的现象还是屡见不鲜。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初步形成，并且在整个90年代和21世纪初得到了重大发展，但是在应对西方学术话语霸权方面还缺乏“一套在对话中可以让人信服的理论体系”。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著名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各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发展格局，这是坚持民族理论中国话语权的集中体现，遗憾的是这一理论提出后，一直没有能在中国民族理论体系中占有应有的地位，前后沉寂了十多年，直到2005年，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才正式提到了这一观点。
二、我国多元文化中的和谐发展观
在谈到我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理论交流的问题上，郝时远指出：“在应对西方学术话语霸权方面，应该发掘和梳理我们自身的传统，构建自己的学术话语系统。”认为话语权的价值在于对话，是“双向和多向的互动交流，而不是单向的接受。”强调在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时，离不开中国自身的传统，“不是说被动地离不开，而是主动地离不开。”认为“我们需要从‘五方之民’的观念中去梳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从而提炼出其中的基本价值观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种形成和发展起来的。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我国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生活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针对当前的国内国际环境，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的概念，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自此，和谐成为了我国当前各种关系(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发展的时代总特征，也“成为了民族理论学科的一个新概念、新理念”。
和谐成为民族理论学科发展的新概念、新理念，实际上就是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提炼出来的基本价值观念，因为各民族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和谐发展观自古以来就存在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体系和价值体系中。
我国的封建社会，主要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血缘宗法制度、大一统的政权结构为基础，而这种社会构建，一方面造成了几近封闭、与世隔绝的政治格局，同时也为我国封建社会古朴的和谐观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在大一统思想的统治下，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等级制度，而这种等级秩序主要是以血缘宗亲为联系纽带的。这样，封建社会里的君臣等级关系、君民隶属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彼此之间的尊卑、贵贱、矛盾乃至冲突等现象都在血缘纽带基础上所产生的亲亲关系而变得调和起来。表现在民族观上，从共同的血统、起源神话出发，将华夷整合成为了一个世代传承、绵延不断的庞大的具有族群认同性质的共同体，从而筑构了一种华夷共祖的认同体系，这就是中华民族统一体。虽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在各种“族类”观上，一直存在着“华夷一统”、“以夏变夷”与“华夷之辨”、“尊王攘夷”两者之间的争辩和矛盾，但是，这也只是我国“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天下大治”的历史趋势所表现出来的对民族政策的调整。封建民族政策中针对少数民族“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既体现了要保持民族特色，又包含有政治统一和文化多元的思想。而破除华夷之别，这也是封建民族政策的主要特色之一，如隋文帝：“浦天下，皆日朕臣。”(《隋书》卷83，《西域列传》)唐太宗：“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如一。”(《资治通鉴》卷198，《太宗纪》)明太祖：“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明太宗实录》卷53)明成祖：“华夷本一家，朕奉天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朕赤子。”(《明太宗实录》卷127)这些言录，出自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之口，虽然主要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但同时也表达了各民族和平共处的愿望，“华夷一家”的思想使各民族在长期的相互交往中形成了政治和文化上的认同。
鸦片战争以前，我国长期处于一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状态，其中的斗争，大多都是来自于封建王朝的内部斗争，所谓的“非我族类”之说也是华夏诸族和夷蛮戎狄之间的意识分割。鸦片战争以后，“非我族类”的思想已经由之前的等级和血统区分上升到了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和民族意识的区分，所谓的“谓他人而自觉为我”，“他人”，指的是帝国主义列强，“我”，则是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统一体。对于中华民族一词，费孝通这样解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中华民族由“自在的民族实体”发展成为“自觉的民族实体”，这其中就体现了我国各民族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说，在此之前，“华夷一家”主要是出自于维护封建统治制度考虑、各民族之间主要还以等级贵贱来区分的话，那么，鸦片战争之后，这种思想已经是退居其次了。近代我国民族的发展，更多的是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层夹击中寻求保持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维护民族整体利益等求生存、求发展等方面的权利。在一致对外的口号下，各民族充分发扬自强、自尊、自信的民族精神，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事业前仆后继。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进行了大规模、史无前例的民族识别工作，目的就是要为实行平等的民族政策做好基础准备，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更好实施和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创造前提条件，而最能体现我国民族平等政策核心的就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们所讲的“民族自治”，指的是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总体精神和原则的指导下，少数民族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在自治地方当家作主，发挥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所赋予的民族发展自，自主管理本地区和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内部事务，是为了促进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的民族关系，从而达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区别于民族主义者鼓吹的“民族自治”，即单纯地从民族成份出发，不考虑其历史沿革和经济、文化的形成、发展的实际情况，人为地把同一民族划在一个区域里，实行单一民族的自治。民族区域自治中的自治，字面看来是“自治”，实际上是各民族的“共治”，少数民族在自治的过程中，自主管理本民族和本地区的经济、文化、财政等社会事务，最终的目的就是和其他地区、其他民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达到社会主义“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从以上我国民族的发展过程来看，由封建社会的“华夷之辨”，到近代风起云涌的“民族自觉”，再到新中国提倡的“民族和谐”，尽管由于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的不同，民族的大小规模、表现形式、文化特征等可能有所不同，但民族其中的内在本质却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造就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就是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从起源、发展、特点以及彼此联系的文化特制等方面阐释了
我国各民族现实的分布格局和体现了各民族潜在的和谐均能功能，因为“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中一直有容纳、吸收不同文化成分于其中的主体观念存在”，“这种容纳、吸收的多元一体基本思维体系，也许是几千年来不断综合环境调适与资源互补所形成的所谓‘和谐均衡’宇宙观的长久作用所致。”正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谐均衡”观的作用下，我国各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使命的感情和道义”。
所以，我国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虽然时有纷争，但是统一还是历史的主流，这其中主要传承了我国传统文化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共同发展的“和谐均衡”观和和谐发展观。
三、坚持中国民族理论学术话语体系促进各民族和谐发展
从以上我国民族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特征可以看出，我们提倡坚持中国民族理论学术话语权，实际上就是坚持各民族“和而不同”的和谐发展方向。
“和而不同”语出孔子，他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里，其强调的是人生观的问题，扩展到文化发展上，实际上指的就是多元文化共存发展所应该遵循的原则，强调的就是一种和谐的思想。对于和谐的理解，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主张。他指出，“和为贵”是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在与异民族相处时，出现了“和而不同”的理论，承认不同，但要求“和”，存异求同，化解矛盾，才能出现“和”的局面，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长期以来就以一种多元发展的形态存在。历史上，我国“华夷之辨”、“华夷互化”的民族发展状态、“多元一体”的民族发展格局、各民族交往交流中所体现出来的“和而不同”的民族关系、在统治上从封建社会所设置的“因俗设治”到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封建统治阶级提倡的“大一统”思想到中国共产党坚持的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政策，这其中的历史进程，体现的就是“存异求同”、“和而不同”的发展道路。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多次对社会主义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进行了简明概括：第一次是1990年主席在新疆视察工作时，主要从五方面进行了概括；第二次是1992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主要从八方面进行概括；第三次是2001年根据民族工作方面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经验所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主要从十方面进行概括；第四次是2005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主要从十二方面进行概括。四次概括的内容虽然有所差异，但都强调：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时期，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但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和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差距，将长期存在。这一论述是我们认识民族现象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民族作为人类发展史上形成的客观存在的社会实体，具有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民族研究、制定民族政策和解决民族问题时，不能脱离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必须立足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社会现实。这也是我们坚持中国特色民族理论话语权的历史基础。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这是当前民族工作的主题。以科学的发展观来统领民族的发展，一方面，必须要意识到社会主义时期我国各民族的共性在日益增多；另一方面，也要承认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各民族的差别性也将会长期存在。我们在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时，力求各民族的发展“和而不同”，就是为了要达到各民族和谐发展的目的。将“和而不同”的民族发展思路扩展到国际上，同样也是适用的。当前的国际局势变动剧烈，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横行，局部冲突加剧，南北发展差距拉大，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一些国家和政治势力背离了当前世界各民族所遵循的和平与发展的原则，对当前世界上的一些政治事件和民族纠纷不分国家、不分民族，以己的价值观念强加到他人的身上，实行一刀切的做法，从而更加加剧了国际形势的动荡不安。实际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都有权选择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党的十七大所提出的创建“和谐世界”的观念，就是提倡世界各民族能够坚持自己的话语权，在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同时，坚持适合本国、本民族发展的道路，最终达到全世界和谐发展的目的。
所以，如果我们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学术话语体系，坚持“和而不同”的民族和谐发展观，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效地解决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在我国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其一，正确认识我国民族理论的“舶来说”、“本土化”、“本土说”三者之间的联系。一百多年来，我国民族学的发展深受“欧美中心论”的影响，许多学者习惯于站在西方的学术立场上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民族理论的“舶来说”也因此根深蒂固。至于“本土化”，则是近几十年来我们在学习西方变革图强时而提倡民族理论研究符合中国实际的主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但是，这种“拿来主义”深究其涵义，实际上还是以西方的理论观点为主导思想，喧宾夺主，忽视了我国各民族的发展史和传统文化才是我们进行民族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舶来说”和“本土化”在对西方理论的取舍角度虽然有所不同，但都片面地把西方理论作为我国民族学的唯一源头，错误地把西方的民族学作为我国民族学研究的理论出发点。而“本土说”的出发点就是坚持本国的传统和实际，主张的是以中学为主西学为用，这就是郝时远提出的“我们需要从‘五方之民’的观念中去梳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从而提炼出其中的基本价值观念”的观点，这也是我们所要提倡的中国民族研究主干论。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融合、同化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价值观念，对民族的类分、组织、发展等都有独特的见解，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使我们必须更加珍视从民族内部衍生出来的传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促进民族的发展。相反地，延伸到国际上，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希特勒的种族屠杀、美国的民族“熔炉论”、苏联的“俄罗斯民族化”、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等，这些民族理论的同一本质就是抹杀了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以消灭异己差别为主导思想，最终导致了不同程度上的失败。当然，以本国的传统文化为进行民族研究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并不是要完全排斥西方的理论观点。对此，费孝通先生就指出，我们所提倡的“多元一体”的思想，实际上“包含了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要能够从别人和自己不同的东西中发现出美的地方，才能真正的美人之美。”“和而不同”的原则就是提倡彼此之间的交流和借鉴。
其二，有效解决“民族”概念和“族群”概念之间的分歧。20世纪90年代以后，“民族”概念和“族群”概念针锋相对，表面上是学术观点之间的争论，实质上是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学术交流与国家安全之间的问题，关键还是中国话语权的问题。“民族”概念在我国不光是作为学术上的
中华传统文化概论范文篇2
自赵宋光、金湘、乔建中、谢嘉幸2003年在《人民音乐》发表《“新世纪中华乐派”四人谈》（以下简称《四人谈》）以来，“新世纪中华乐派”的提法和理念在音乐界引起了“巨大的震撼和反响”①，朱践耳、储望华、居其宏等音乐家相继撰文讨论。2003年9月26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研所主持召开“‘新世纪中华乐派’大家谈”会议，对“‘中华乐派’提法统一认识”②；2004年中国音乐学院院庆前夕，金湘发表《“新世纪中华乐派”与“中国音乐学院”》的文章，建议前者为后者提供纲领，后者成为前者发展的龙头阵地③；2004年11月22日，中国音乐学院邀集赵宋光、金湘、李西安、樊祖荫、谢嘉幸、陈铭道、赵志扬、王宁等多位学者讨论这一议题；2005年，赵金乔谢四人再度聚首，深化各自意见；2006年8月8日，“萧友梅与当代音乐文化建设研讨会”特开“匠哲雅集”，多位学者展开论辩。④各方观点促使讨论逐步升温，并伴有“建立中国特色的民族乐派”和“中华声乐学派”的呼声。作为《四人谈》倡议者，金湘近期申报中国音乐学院新世纪中华乐派课题，并由该院音研所（谢嘉幸任所长）发起承办首届“新世纪中华乐派论坛”活动。
在开幕式中，傅庚辰（中国音协主席，书面致辞）、黄旭东（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于润洋（书面致辞）等先后致辞。中国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张雪阐明了举办该活动的真正意图：
与印度音乐、德奥音乐相比，中华民族音乐近百年来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至今还没有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像欧洲音乐那样的影响。作为当代中国音乐家，我们应该如何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使特色鲜明的中国音乐文化以“中华乐派”的面貌屹立于世界音乐之林？
“新世纪中华乐派”的背景和意义
关于“新世纪中华乐派”的背景和意义，金湘指出：二十世纪西乐东渐，中国音乐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也留下了致命负面效应，造成很多软伤硬伤。在世界乐坛日益多元化的格局下，从复兴中华民族的整体出发应当持续发展“新世纪中华乐派”。它并非由谁提出，也并非由谁来建立，而是所有华人音乐家早就在实践并不断取得成果的综合与延续。提出这一理念，奋斗目标就会更明确。“有人认为过大过空，但只有空间大，才能样样可做；有人说过于理想主义，但一个严肃的艺术家应当具有这种理想主义精神。”
何晓兵感慨道：“我们对欧美音乐的了解远远多于他们对中国音乐的了解，多于对脚下这片土地上音乐的了解。鸦片战争以来，国门大敞，进来什么接受什么，欧洲人比我们更珍惜传统。”乔建中在文中呼吁：“中国的音乐家必须从‘中西关系’的困扰中冲出来，扛起‘中国音乐’的大旗，堂堂皇皇地走进二十一世纪。”
陈铭道指出：一个乐派应当以饱满和不可遏制的力量展示自己的存在，证明人类艺术固有原则的生命力，“这个固有的原则就是对崇高理念的追求和对真实的纯粹的爱。”黄旭东认为，中华乐派实际上就是二三十年代以萧友梅为杰出代表的新音乐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它是一代又一代中国音乐家梦寐以求并为之艰苦实践、取得有目共睹成绩的客观存在。建设中华乐派是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广大中华乐人的共同心愿。梁茂春、伍国栋、冯光钰提出：新世纪中华乐派是中国音乐自觉意识的觉醒，当代中国音乐界的大事，“在一定意义上昭示了中国音乐未来发展的方向”。李西安认为这一命题涉及中国音乐的各个领域，它的提出能激活人们对很多问题的思考。
“新世纪中华乐派”概念的界定
新世纪中华乐派的定义及内涵外延，是论坛争论的焦点。《四人谈》提出，新世纪中华乐派不应重蹈欧洲19世纪民族乐派的老路，而要创作、表演、教育、理论同时并举，“四位一体”。对此，居其宏明确反对：不应把乐派泛化为中华音乐的整体走向，失去边界，该乐派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他对“新世纪中华乐派”的定义是：新世纪一批抱有振兴中华民族新音乐事业的雄心壮志、有着共同美学追求和价值取向、以作曲家作品为主要标志的音乐家群体。杨民康对“新世纪中华乐派”定义是：在大致相同相似的文化背景和体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风格流派。但乐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别人来评说的。伍国栋也认为乐派具有史学特征，当代人不能说自己是某一流派，乐派是一个局部音乐文化概念，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整体音乐不必称为某一乐派。
汪毓和不赞同“乐派”的名称，他提议将“乐派”改为“乐风”，这样更有利于团结整个音乐界。杨通八对“新世纪中华乐派”的提法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认为这一概念不清，《四人谈》没说明它是文化策略还是风格评价。历史上所有乐派都先有实践，后有派别称谓。应当警惕狭隘民族主义，而不是建设乐派这样的大一统思想。刘靖之不反对乐派的提法，但他提出乐派是长期自然形成而非建成的，应当把作品作为乐派的主要内容。石惟正也主张应把中华乐派限定在专业音乐创作上，尤指其中的交响乐、歌剧、室内乐、艺术歌曲等。杨民康、赵志扬认为传统音乐是新世纪中华乐派形成的基础而非实体，不能将传统音乐纳入乐派范畴。
高为杰赞赏新世纪中华乐派的提法，认为这一乐派早就存在。只要有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音乐，就有中华乐派，所有华人音乐家都属于中华乐派，研究外国音乐的中国音乐学家也属于中华乐派的组成部分。朱世瑞进一步建议世界所有对中华文化感兴趣的音乐家写的音乐，都可纳入中华乐派的范畴。
韩钟恩倾向于将“新世纪中华乐派”的概念缩窄一些，诠释不能没有界限。他甚至说：“赵金乔谢这中国音乐学院四位⑤若提出‘中国音乐学院乐派’，就能非常合适地把它表述清楚。但过分集中这四人或中国音乐学院也不合适，希望你们拿出最终表述来。”居其宏也不赞成“举凡华人作曲家写的作品都符合新世纪中华乐派理念”的主张。他认为“新世纪中华乐派”的讨论提纲较为全面客观，建议将提纲各点细化，形成理论形态完备、表述准确的纲领性文件，成为《四人谈》作者们的理论共识和一致主张。
崔宪对“新世纪中华乐派”概念的理解持宽容态度，认为狭义广义理解均可，无论支持还是反对，大家都在为中国音乐文化做贡献。修海林以《和而不同，形胜于质》的发言阐明了自己的立场，他认为“新世纪中华乐派”是一个华夏文化的整体概念，应放入世界多元文化生态中来理解。它超越了原来约定俗成的定义，可以从不同专业、不同角度审视，但都有一个中国心。中华乐派最重要的是实践，其理论对教育资源的开发更值得关注。余锋从历史的角度谈到，所谓中华乐派实际是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叙事，它是中西方音乐文化共创的结果。中华乐派基础理论建构的最早探索者不是中国人，而是西方人。因此研究中华乐派的关键不是研究中国，而是研究西方。张大龙提议“新世纪中华乐派”不仅要前瞻未来，还要回顾过去，例如大唐音乐流派、“”音乐流派等。
作为主持人，赵宋光留给与会者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欧洲学者们习惯将乐派规定为作曲家群体和作品，但我们是应被这个概念所束缚？还是挣脱旧有思维的篱笆，根据中国音乐文化当前发展的需要提出自己的概念？”
如何建设“新世纪中华乐派”
石惟正提出，中华乐派若成立需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开放性；二、鲜明的民族特性；三、区别于他国的共性。中国传统音乐是“根”和本体；西方音乐传统是交流的对象；当代中华儿女的情感追求是自足点。由于素养不够、教育缺陷、深层观念和意识问题，至今仍没有完成中华乐派，应把重点放在教育改革上。赵志扬和张援也强调要重视教育，“学校音乐教育是传承乐派的最好载体”（张援）。刘靖之谈到形成新世纪中华乐派的三个先决条件：一、整理学堂乐歌以来中国作品；二、抛开欧洲评论标准，建立中国音乐自己的学理系统；三、最重要的是不断作曲，改革乐器和表达方式。张伯瑜认为，时代需要、历史赋予我们的职责和作曲家个人的需求三点融合才能形成中华乐派基础。中国人的审美思维现在已经被西化了，应当正视这个现实。李西安谈到中国音乐学院三系教学改革的成败，强调传统音乐教育的完善是培养中华乐派人才的基础。“音乐学系按地区讲授民族音乐，作曲系开设民族曲式、传统多声音乐课程，器乐系‘1’行动计划等引起全国关注的重大教改方案都没有坚持到底，非常遗憾。”
冯光钰提出：中西结合、兼收并蓄是新世纪中华乐派的最佳立足点；正确对待音乐的现代性和民族性是发展新世纪中华乐派的关键；维护中华音乐的民族性和现代性是新世纪中华乐派的必然选择。梁茂春宣读七点倡议：中华乐派是中国音乐界百年的追求；它要在世界格局中发出不同的声音；其本身应是多元结构；中华乐派以表现中华民族精神为核心，泯灭东西方区分；愿望不必过分强烈，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关键在于音乐创作；终极目的是为了中国人和世界人。黄晓和认为必须处理好九个问题：东方特色，中国特色，民族特色，地方特色，个人特色，古今关系，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在传承与创新上下功夫，通过音乐创作实践来体现。“时机已成熟，条件也具备，做到这些，创建‘新世纪中华乐派’就可以实现了。”
余隆和朱世瑞主张“多干少说，用作品和音乐说话”，后者同时指出，本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共二十四场音乐，其中中国现代作品音乐会只有一场，比例大大失调。“长期以往，北京国际音乐节将变成又一个大力宣扬欧洲传统文化的桥头堡，这与倡议‘新世纪中华乐派’的做法背道而驰。”朱世瑞在研讨会上还播放了自己在国外的新作音乐会，并建议“先营业，后挂牌”。金湘则提出可以“边营业，边挂牌”。
李岩认为“新世纪中华乐派”未来的理想境界是：既要有多民族和数千年文化的积淀，展示中国音乐风格，也要有非常浓重的技术含量。关峡认为该乐派的理念主要面对西方，但中国当前的情况与19世纪俄罗斯不同，在多元化的年代不可能产生中国的强力集团。当前严肃音乐基本不属于主流，“西方经历过的我们不必再经历，所有西方的技术最终要为我们所用，承载我们的民族情感，而不是老让他们来影响我们。”唐建平主张在学习上人人皆为我师，不赞成过于强调东西方界限，“我们承认近代文明就是落后了。18世纪最伟大的艺术成就在哪里？在中国吗？”他留给与会者一个问题：中华乐派的文化精神在哪里？“中华乐派”最与众不同的特点是什么？居其宏建议：缩短战线，首先从创作和理论入手，夯实理论基础，将中国音乐学院作为“新世纪中华乐派”的试验基地。
关于教育、理论、表演、创作四大支柱的排序，学者们有分歧。赵宋光强调教育是关键，理论为先导。张援的排序为：教育、表演、创作、理论。李玫根据工作心得，认为教育应在先。刘小平将理论排在第一，“现在有人联合签名要把中医从医院赶走，中医若不能建立和西医抗衡的理论体系，就不能避免类似问题。同样，如果我们不建立起中国音乐理论体系，早晚有一天包括中国音乐学院的中国音乐专业都将被赶走。”冯光钰、梁茂春、杨民康、唐建平、朱世瑞认为应创作在先，“中华乐派最重要的是活生生的音乐。没有它，其它都是空话，教育和理论应跟着创作表演走。”修海林不主张排序，认为这是个结构而非排名，每个人均可在“和而不同”的前提下理解。
关于“走出西方”
本届论坛，争议最大的是关于“走出西方”的问题。2003年，谢嘉幸受陈其钢“走出现代音乐传统”和瞿小松“走出西方阴影”的启发，在香港“华人作曲家音乐节研讨会”发表了论文《走出西方》，认为20世纪有四次大规模的西乐东渐，中国民族音乐也有四次回应。在新世纪，中国音乐应当走出西方，更加自觉地走进21世纪。作者此后在全国首届音乐学博士论坛和《四人谈》中多次阐述这一理念。
对此，居其宏写作长文《“宏大叙事”何以遭遇风险》对这一理念予以批评。认为这一口号过于笼统、漏洞很多，对历史和现实存在着误判，有把西方音乐（尤其是现代音乐）“妖魔化”、把中国传统音乐“天使化”的危险倾向，因而建议暂用“超越西方”代替“走出西方”。他主张三个传统（中国传统音乐、西方音乐、中国新音乐）缺一不可；三个超越同时并提，“新世纪中华乐派”必须体现出不同于洋人、古人和前人的特点。
谢嘉幸同意居其宏关于三个传统的观点，但他解释：“走出西方”并不是要抛弃西方回到古人，而是代表了一种文化自觉意识。任何民族文化的成熟都要寻找自己的自觉意识，“不和外国文化接触的中国文化永远不知道中国文化在什么地方。‘走出西方’概念可以争论，但更重要的是看到它的积极意义。因此不需要‘超越西方’的概念，‘走出西方’是比较人性化的。”赵宋光不赞同将中国音乐传统和西方音乐传统平行放置，认为前者是主体，后者是旁体，“欧洲文化作为旁体不能代替主体。我们的归属是千年来一脉相承的主体音乐文化，民族文化主体自觉意识应加强。”金湘也认为三个传统并列不好，“母体不是走进走出的问题，我们背靠传统，无所谓走进走出。”
在“匠哲雅集”的发言及其他文章中，赵宋光、金湘对“走出西方”的理解是“进得去，出得来”⑥，谢嘉幸的理解是“不是否定西方”，“不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向西方学习”。金湘因此特别强调，“四人谈是自由谈，我们的理论支点是新世纪中华乐派的讨论提纲。”
梁茂春对中西持交融态度，“为何一定要走出西方，为何一定要抛弃西方标准”。朱世瑞认为国内严肃音乐在基础建设和规范方面“不但谈不上走出西方，连走进西方的资格还谈不上。”伍国栋提议“走进传统”与“走进西方”并提，前者是母源，后者是补充。面对争执，李岩建议不用“超越西方”，而用“超越自我”的说法。高为杰对“走进西方”、“走出西方”、“超越西方”等概念都不赞同，“要超越的首先是自我，谈不上超越别人。艺术不是竞技，不存在你输我赢，我们要面向世界。”
其他论题
一、口号问题。“新世纪中华乐派”究竟是否是“口号”？会议发生了争执。居其宏提出《四人谈》曾将“新世纪中华乐派”当作一个口号。赵宋光明确反对，他认为“新世纪中华乐派”肯定不是口号。谢嘉幸补充说：“新世纪中华乐派应当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赵志扬也不认同将“新世纪中华乐派”当作口号，因为口号包含动作。居其宏随后引出《四人谈》原文。这一讨论最后由于庆新“是口号又怎么了？是不是‘口号’的争论毫无意义，关键在于内容本身”而终结。
二、《四人谈》问题。金湘对“开光”与“嫡亲传人”进行了澄清：“读书的时候，吕骥让我上民间，马思聪让我学技术，在两方面的碰撞与交融中建立了自己的美学观。后来在很感性的交谈中，赵老说我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乐派的‘嫡亲传人’，对我的某些思考在理论上作了更充分的论证，我戏称‘开光’。这是一次普通谈话，没什么好炫耀的。后来《四人谈》经乔建中先生整理发表了，发表了我也不怕，坦坦荡荡做人。活了几十年，一个戏语‘开光’就真像菩萨在我头上开了光一样？我们活了几十年不懂人际关系，储望华来信后我才发觉：这些东西发表可能会引起同行们的不高兴。有人会想你们算什么？我表个态：我们丝毫没有任何别的想法，大家都希望为一个真正的目标共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音乐的复兴。希望其他情绪不要干扰我们真正的大事。”
三、全球化与西化。杨民康质疑单纯把“新世纪中华乐派”放置在中西关系中的做法，认为从全球化和世界文化格局中审视更为合适。“经过百年来的发展，中西方已经不那么好区分了，所谓西化也有现代化的成分。”余锋认为全球化作为时髦话语是一个历史概念，是“欧洲路灯光影下的实践，谁能否定自己的知识结构是从哪里来的吗？”
四、旋律写作。赵宋光、陈丹布、崔宪等人强调旋律写作与教学的重要性，陈丹布指出中国现代音乐面临困境，作曲系学生作品与社会脱节，不写旋律肯定没有前途。崔宪认为学生不屑于写作旋律是一种悲哀。“现实情况非常严重，‘新世纪中华乐派’提出的问题让人警醒。”
五、中性化问题。宋瑾提出后西方化的时代已经到来，随后就是中性化时期。“受教育越高，文化的中性化程度越高。我们是哪个民族的人？我们都是中性人。”谢嘉幸明确反对，认为“不中不西”是一种危险的概念。一种文化在世界中要有主体意识，不能混沌一片。
六、其他论文及发言。乔建中《世纪音乐感言：代序――中西之交、世纪之变中的中国音乐》，刘德海《希望在田野――从“1”行动计划谈起》，张天彤《一项活性资源进入校园的系统工程――中国音乐学院“中华传统音乐文化资源库”项目组成立两周年工作回顾》，姚艺君《民族音乐课程教学与传统润腔研究的若干思考》，张振涛《民族乐队的历史定位与文化解读》，李玫《“燕乐二十八调”对当代乐理教学的呼唤》，何晓兵《电视媒体在中华多民族音乐传承与传播中的作用》，冯效刚《新中国对音乐表演艺术民族化的理论探索与追求》，徐文正《浅谈中国近现代音乐创作对传统音乐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赵丽《音乐创作的泛民族性思维与技法初探》，马卫星《中国音乐文化的整体模式与民族特征》《剖析〈秋天的二人转〉成功的嫁接范例》；杨红对“路文化”与“秦之道”的考察，萧梅对“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的介绍等等。
结语
本届论坛获得较圆满成功，大会建议第二届“新世纪中华乐派”于2007年举行，并成立以赵宋光为首席联络员的联络小组。除赵金乔谢四人外，中国音乐学院的刘德海、姚艺君，以及张振涛（音研所），于庆新（《人民音乐》）、黄旭东、陈丹布（中央音乐学院），洛秦（上海音乐学院），石惟正（天津音乐学院），蔡乔中（星海音乐学院），罗艺峰（西安音乐学院），权吉浩、乌兰杰为各方联络员。《中国音乐年鉴》代表已表示将设立“中华乐派纪事”专栏，翔实记录自2003年以来新世纪中华乐派的大事记。
与1935年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958年四教授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2004年七十余位社会文化名流发表《甲申文化宣言》不同⑦，论坛没有最终宣言，也不强求所有问题统一共识。但通过这次会议，“‘新世纪中华乐派’这一问题虽然每人理解不同，但都热烈响应并积极参与行动，可谓前途光明”（赵宋光），达到了“沟通对话，碰撞交流，互克互补，共创未来”（金湘）的预期目的。因此“希望今后不要再提四人如何，应当翻过这一页，大家共同来谈新世纪中华乐派本身”（赵宋光）。
在多元化的时代，强调抱有某种理念为中华民族音乐的复兴共同奋斗（求同存异），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但在派系、门户之争未绝的当下，重要的不是这一理念由谁提出，而在于这一理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代大部分中国音乐家的心声，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国音乐应当发展的方向，它具有多少可行性与可操作性。从多元阐释的角度看，无论是将其限定在作曲家及其作品领域也好，将其作为一个“文化派”看待也罢，抑或“一项音乐主张、一片艺术宣言、一张关于21世纪中国音乐整体走向的设计蓝图”，都有其合理性，它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主体意识逐渐觉醒的上升时期必然出现的一种音乐思潮，一种“行动”、“气度”或“态势”。它的实现与否不仅仅关系到大陆或，而是全世界华人音乐家甚至国际乐坛的事，其动向值得关注。
回忆起二十世纪上半叶，萧友梅、黄自等音乐家提出“国民乐派”主张的时候，中国新音乐事业刚起步不久；曾志憧憬“吾国将来音乐，岂不欲与欧美齐驱”的时候，中国现代专业音乐尚处于萌芽状态。百年后来看，“并驾齐驱”的理想并未变为现实，“国民乐派”也尚未在世界乐坛产生太大影响，但若无这些构想，中国音乐就不会在二十世纪取得如此众多的成就（或缺憾）。主张、理念往往与最终结果不完全吻合，但若无这些逐渐完善的理念，我们就没有成功的可能。中国音乐，既要“研究问题”，也需“提倡主义”，在“埋头拉车”的同时“抬头看路”。
①赵宋光、金湘、乔建中、谢嘉幸《“新世纪中华乐派”四人谈》，《人民音乐》2003年第8期。
②李岩《“新世纪中华乐派”大家谈》，《天籁》2003年第4期。
③金湘《“新世纪中华乐派”与“中国音乐学院”》，《中国音乐》2004年第4期。
④李岩《走出西方？超越西方！――大家再谈“新世纪中华乐派”》，《音乐与表演》2006年第4期。
⑤本文注：金湘、谢嘉幸现为中国音乐学院教授；赵宋光、乔建中现为该院“中华传统音乐文化资源库”项目组顾问。中国音乐学院成立之初，赵曾长期在该院执教；乔为该院毕业生。
⑥李岩《走出西方？超越西方！――大家再谈“新世纪中华乐派”》，《音乐与表演》2006年第4期。
中华传统文化概论范文篇3
【关键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高职院校;思想政治课教学
加强和改进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引入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宣传阐释，对提高思政课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实践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课教学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
同志在2014年2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成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课教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重要资源。如：
爱国主义思想：中华民族自古就具有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纵观中国历史，爱国主义就像一根红线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之中。从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范仲淹的“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无不体现了中华儿女爱国忧国，以天下为己任的伟大精神。
崇高的价值追求：诸如“天人合一”、“内圣外王”的精神境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生态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原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价值追求，“天下为公”、“大同之世”的社会理想等等，凝聚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生活经验、生存智慧，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包含着中华民族最强大的精神基因。
激励个人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内容：自强不息的思想，从中华民族产生之时就已产生，其最早的理论代表作当推《周易》。《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对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动写照，影响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为曾经在黑暗中的中国人点亮一盏明灯。中国古人崇拜的“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神话故事体现了坚忍不拔、奋斗不息的精神。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认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李白有云：“天生我才必有用”等。
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只有充分利用这些宝贵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才可以增强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吸引力、感染力，提高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效果，使讲授的内容能够真正被学生认可接受并入脑入心，这是因为大学生血液里流淌的是中华民族的血脉，这种血缘的遗传使大学生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具有本能的亲切和好感，接受度和理解度都会提高。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引入思想政治课教学可以有效增强高职思想政治课教学的人文底蕴
从高职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实际来看，多数尚未形成在教学过程中传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完善机制，没有形成与中学传统文化教育有效衔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课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两门必修课和形势与政策课，一般老师在讲授这些课程时，很少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较少考虑到学生在中学时所学到的传统文化知识，在教学案例中鲜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造成了传统文化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学中的明显缺失，这样的思想政治课必然会缺乏应有的人文底蕴，更谈不上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
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引入思想政治课教学，才能增强思想政治课的人文底蕴。在理论教学中应增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如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设立道德修养与“孝”文化，中国古代法家文化等专题，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中设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专题，还应根据教学内容引用体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名言典故案例;在实践教学中开展与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相关的主题活动，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竞赛、情景剧表演、主题展示等，组织学生参观古文化遗址，观看传统文化主题展览、访问民间艺人等。通过让学生身临其境亲历亲为的实践活动，使学生产生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强烈认同感、自豪感，使学生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更加系统，更加深入，增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学生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同志在2013年9月26日在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高职院校思想政治课教学能否真正发挥自己的优势，其关键环节在于能否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吸收营养，使其在自身内容的建构上具有丰富的人文底蕴。
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引入思想政治课教学有助于学生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神实质
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引入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有助于学生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神实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来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也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总结和概括。如：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志把我国古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的思想提升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使之成为概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和灵魂，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事物内部的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与时俱进的思想。“与时俱进”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的“与时偕行”、“与时推移”等，1910年初，蔡元培撰写《中国理论学史》把散见于中国古书中的“与时偕行”、“与时俱化”、“与时俱新”等激励人的说法概括综合为“与时俱进”。
和谐社会的思想。我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许多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如：孔子“和为贵”的思想;《礼记.礼运》中描绘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养，矜寡孤独废者皆有所养”的理想社会;孙中山的“天下为公”。
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引入思想政治课教学有利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高职院校是随着我国现代化迅速发展应运产生的，是为生产一线培养专门技术人才的，因此有人狭隘地认为，高职教育是“技术教育”，人文教育在有的高职院校被严重淡化。缺乏人文精神，仅凭知识和技能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也不可能促进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会造成高职大学生存在很多的心理健康问题，如：由理想与现实的差异而导致的失落感、由人际关系的变迁与重构而导致的孤独感、由目标缺乏及学习、就业预期压力而导致的迷茫感等。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引入高职思想政治课教学中，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将发挥积极地促进作用，如：
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明德”、“亲（新）民”、“至善”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优秀传统道德培养学生修身养性、静心读书，调整浮躁、急功近利的心态。
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吾日三省吾身”的检视自我的方法，对大学生发生问题常归因于外部，常有失落感、爱钻牛角尖的不健康心理的调节具有积极意义。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盖其不能”等古人面对挫折的积极心态，引导心理防御能力差，调试能力弱的大学生培养面对挫折的良好心态。
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人际关系中的“以和为美”，在与人相处时秉持“仁”的思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引导高职大学生解决在人际交往中存在的心理问题，使之在和同学、室友及师长相处过程中，坚持相互间既要支持、照顾、帮助、相互间又要谦让、谅解、妥协的原则，从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提高他们的人际交往的能力。
综上所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课教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有责任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引入思想政治课教学，从而提高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感染力、影响力，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薛学兴.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M].湖南大学出版社，2010.
[2]宋元林.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M].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
[3]顾友仁.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M].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