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秋瑾先进事迹观后感(4篇)

吴秋瑾先进事迹观后感篇1

2025年10月，吴秋瑾确诊患了“渐冻症”的噩耗没有压垮她。

“我知道这是一种无药可医的罕见病，它让我知道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但我也可以选择心中有阳光，我就不怕被冻住。”吴秋瑾说。

吴秋瑾更加珍惜有限的工作时间，用更大的热情和惊人的毅力投入到工作中，直到说话越来越吃力、直到手脚不再听从使唤，她才听从组织的决定，回家治病。

“秋瑾姐一心扑在工作上，这些年她太累了。”安徽省女子监狱警黄琳说，病症在她身上早有征兆，平常执勤时她经常会感到胳膊疼，尤其是在驰援武汉抗疫时，她右臂时常发麻、无力、抬举困难，每天穿脱防护服都要花费很长时间。“总以为肩周炎犯了，没有在意，其实她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在意。”

回家治病，吴秋瑾最大的快乐，就是能够和儿子朝夕相处。她的儿子是合肥市公安局一名特警。

“我从小就有英雄情结，就是因为妈妈是一名警察，每次看到妈妈穿上警服英姿飒爽的样子，就心生向往。”吴秋瑾的儿子贾若禹说，正式上班的那天早上，妈妈把他送到单位门口，“那一刻，她哭了，因为我实现了成为一名警察的梦想，她放心了；那一刻，她又笑了，看到我，像是看到了她自己刚从警时的样子。”

贾若禹知道，这是妈妈对警察生涯的不舍。多少次夜晚，隔着房门，贾若禹听到母亲哭出声来。吴秋瑾对工作对家人有太多的牵挂。

“妈妈是我从警生涯的引路人，她指引着我，影响着我，激励着我。我想对妈妈说，我已经接过了她手里的接力棒，继续身着蓝色铠甲，我也要成为一名像妈妈一样优秀的警察。”贾若禹说。

时光轮转，不知不觉中吴秋瑾母子俩完成了一次传承。

当前，在爱的阳光下，吴秋瑾正在积极治疗，在与时间赛跑的路上，人们都在祝福她超过病魔……

吴秋瑾先进事迹观后感篇2

1994年，25岁的吴秋瑾成为宿州监狱一名警，在女犯监区的管教岗位上不断学习、探索、实践，积累着经验。

2001年，“女犯监区”要从宿州监狱分离出来，成立“省女子监狱”。当时，已经身怀六甲的吴秋瑾，义无反顾的加入了“拓荒”队伍，既要具体负责全监区所有罪犯档案的整理登记转移等工作，又要组织罪犯学习、计分考核等方方面面的事务。那段时间里，吴秋瑾起早摸黑，连轴转，不惧劳累，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孕妇，同事都很心疼她，尽量帮她分担一些工作，但尽管这样，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一天，正在工作的吴秋瑾突感肚子疼痛，好在及时送医，没有出现大碍。自此以后，吴秋瑾收获了“拼命三娘”的称号。

吴秋瑾对每项工作都是竭尽全力、做到极致，凭着这份拼劲和韧劲，她从一名普通的警，很快成长为了监区领导。2011年，女子监狱决定组建专管监区，集中收押全监老弱病残犯和抗改难管的“刺头”罪犯。就在大家纷纷议论“烫手山芋”会不会又是吴秋瑾去接的时候，很快吴秋瑾就作为监区长上任了。她和同事们几乎吃住在监区，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监管难题，很快监区工作步入了正轨，改造秩序井然有序。

几年时间，吴秋瑾先后将两个难管监区带成了全省的先进和标杆，所在监区党支部多次荣获先进基层党组织，监区相继被授予“安徽省青年文明号”和“全国巾帼文明岗”。

吴秋瑾先进事迹观后感篇3

疫情暴发后，安徽省司法厅授命组建援鄂抗疫工作队。动员会上宣布的条件要求是50岁以下，吴秋瑾虽已超龄，但她还是早早地递上了请战书。她说，越是关键的时刻，自己越该挺身而出。

在出发前往武汉前，吴秋瑾就已经出现了右臂发麻、无力的症状，严重时连拧矿泉水瓶盖的力气都没有。这是病魔发作前的信号，可那时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她根本没当回事。

2025年10月，吴秋瑾被确诊为“渐冻症”，这是一种目前无药可医的罕见病，患者的肌肉将逐渐萎缩，直至生命终结。

最初得知自己患病，吴秋瑾一边寻医，一边坚守工作岗位。她的声音不再嘹亮，步履也不似从前矫健，但依然勤勤恳恳，直到病情恶化，她被组织“强制”回家休息。

面对亲人和同事的担忧，吴秋瑾选择坚强乐观面对。她说：“这个病无解，但我可以选择怎么样度过最后的日子。心中有阳光，我就不怕‘冻住’。”

就在吴秋瑾确诊患病的那段时间，儿子贾若禹也成功考取了合肥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成为一名像她一样的警察。

对于儿子的选择，吴秋瑾十分支持。她告诉儿子：“妈妈的幸福是能够看着你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公安干警，成为一名有担当有责任的警察。”

现在，吴秋瑾因病情发展较快，生活已经无法自理，全天都需要人照料，但她依然没有屈服。

“面对困难和病魔，我不会被打倒，我相信相信的力量。”

吴秋瑾先进事迹观后感篇4

2025年春节，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席卷武汉。安徽省司法厅授命组建援鄂抗疫工作队，吴秋瑾主动上交请愿书，她是队员里面年龄最大的一位。

2月11日上午8点，援鄂抗疫工作队集结完毕驰援武汉。“当车子开始进入武汉地界的时候，空无一人的街道让人发慌。”安徽省女子监狱警任莎莎说。

当抵达汤逊湖临时关押点，队员们发现现场一片荒凉，什么也没准备好。“我们就感觉像大海里的一叶孤舟。看到现场，心里更是没底。”黄琳说。

援鄂抗疫工作队要接收第一批人员，当时接收点还处在施工状态，两栋楼12个楼层，200多个房间。“那时候下的雪很冷，我们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楼上楼下不停地巡查，防护服里的衣服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我们就这样坚持了整整12天。”任莎莎说。

2月23日，队伍再次接到紧急命令——转战方舱。

“有队员小心翼翼地说，‘队长，如果我感染了，要把我带回安徽，我想回家。’队长当时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坚定地说，‘我把你们带出来，一定一个不少地把你们带回去。’”想到这段特殊经历，任莎莎不觉哽咽起来。

“吴队是领队，又是里面年纪最大的，她原本可以不用进方舱。但当时情况不明，吴队说，‘我要第一个上，先了解一下风险程度’。”黄琳告诉南都，“回来后，她还总结了一些小技巧，比如护目镜戴久之后会模糊，她就让我们拿洗洁精擦一擦，这样既不影响视线，也不起雾。”

当时，为了鼓励被关押人员，吴秋瑾特地在防护服背后写上“奥克妈妈”（奥克是吴秋瑾儿子小名），吴秋瑾当时这样解释，“这场仗很难打的，不能单靠我们的力量，我们要把她们调动起来。感染了的被关押人员，要么是别人的母亲，要么是母亲的女儿，这是最方便、最快捷、拉近彼此间距离的方法。”

经过53天在武汉抗疫一线的坚守，20名队员平安归来。任莎莎说，“当时我们相约疫情过去后，队长带着我们再去武汉看樱花。但直到现在，这个约定都没有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