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市场的特征和功能(6篇)
证券市场的特征和功能篇1
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在股市上名为凭证税，但实际上等同于国外的证券交易税（SecuritiesTransactionTaxes，STTs），也是对证券交易行为征收的一种税。从表面上看，证券交易印花税能减少投机引起的市场波动，防止过度投机和金融危机，从而调节金融市场定价，但国外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表明，该税种并不像原先设想的那么有效。目前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趋向于减少或废除对证券交易行为征税。德国于1991年已废除了股票周转税及中短期债券的交易税，新加坡于2001年6月30日开始取消所有股票交易的印花税，瑞典的证券交易税也经历了“先征后废”的历史，而加拿大和荷兰根本没有开征过此税种。那么，证券交易税的有效性如何？本文将从引入证券交易税前后证券市场上资产组合的变化、对不同资产征税所取得的税收收入的变化以及该税种的长期时效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得出相应结论，并延伸到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改革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取向。
从引入证券交易税前后资产组合的变化方面分析
假设市场上有三种两期（t0，t1）资产：股票、债券和看涨期权。股票的初始价格S0=20元，三个月后，在状况U下，其价格S0u=22元，在状况D下，价格S0d=18元，状况U和状况D的概率均为0.5，该股票不支付股利。而且，三个月后，一个欧式看涨期权的到期价格为21元，无风险债券的年利率为12%.
不考虑证券交易税，3个月后该股票的市场价为22元时，投资者将以21元买进期权，到期时以22元卖出去，赚取差价1元。同样，股票的市场价为18元时，投资者将不行使该期权。设股票数量为Q，那么如果一个Q份股票与一个空头在未来有同样的收益，则：
22Q－（22－21）=18Q
得Q=0.25，投资组合的价值为18Q=18×0.25=4.5元。
为得到同样的无风险收益率，投资于债券的价值应为4.5e-012×（3/12）=4.37元。
假设无套利行为，在期初时，看涨期权的价值必须使投资组合的价值等于债券的价值，即
4.37=0.25×20－C0
得C0=0.63.C0×1/Q＋4.37×1/Q×e0=20，即C0×1/Q的多头看涨期权与4.37×1/Q=17.47的债券的组合在期初时的价值将等同于股票的初始价值。在状态U下，该投资组合的价值为1/Q×1+17.47e-0.12×（3/12）=22元，状态D下价值为18元。
其他条件相同，现在将对交易双方的资产交易各征收1%的证券交易税，那么在买进股票期权时，投资者实际支付21×（1＋1%）＝21.21元，卖出股票期权时，仅收到22×（1－1%）＝21.78元。此时，3个月后看涨期权的收益在状态U下是21.78－21.21＝0.57，在状态D下为0.
按上面程序，分别得Q＝0.144，投资组合的价值为18×（1－1%）×Q＝2.57，C0＝0.39，即一个包含0.39×1/Q＝2.72的多头看涨期权与1/Q×2.57e＝17.28的债券的投资组合将等同于支付了证券交易税后的股票资产，该投资组合的期初价值也是20.
可以看出，在引入证券交易税后，投资者对衍生金融工具（看涨期权）的需求会增加，而对固定收入证券（债券）的需求则相对减少。
从对不同资产征税所取得的税收收入方面分析
现在假设仅对股票期权这一资产征收1%的交易税，该期权的税后价值在状态U下是0.57×（1－1%）＝0.56，在状态D下是0.依次用同样的计算，可得Q、C0和B0分别为0.143，0.386和17.293.从期权交易中征得的全部税收即为（1/0.143）×0.386×1%＝0.03，这样国家征得的税仅相当于原税收收入的10%.
现在继续延伸，对债券也征收1%的证券交易税。该税将直接作用于利率（假定为12%），使收益率仅为原来的99%.运用前面的公式，为与股票得到同样的收益率，期权与债券的数量都必须增加，而期权这种衍生金融工具的增加量会更多。对债券征税所得的税收只有0.005，而总税收收入则增加到0.035，仍旧低于原税收收入。在对所有的资产都征收1%的税之后，实现的税收收入也仅占预期收入的11%.当然，对所有资产均征收统一税率（如1%）的交易税不是支付中性（payoff-neutral）的，在1%的交易税下，对股票征税的税收收入大约是从与该股票有同样支付的投资组合所得税收收入的10倍。
从证券交易税的时效方面分析——以瑞典为例
一、瑞典开征证券交易税的实践
瑞典的证券交易税从1983年10月起开征，到1991年12月废除，共经历了8年，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开征阶段：1984年1月至1986年6月。从1983年起，瑞典的工会组织基于社会公平的原因就强烈要求政府开征证券交易税。工会认为证券交易是一种非生产性的活动，而一个给予从事这种活动的人高收入的社会是不公平的。因此，他们建议政府对直接从事国内证券经纪的机构征税。虽然瑞典财政部和商业部门反对征税，但国会最终同意于1984年1月1日正式实施证券交易税。征税范围为国内股票及其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实行双向征收，买卖国内资产的税率为5‰，也即一次交易对双方的总税负为1%，而股票期权交易是在基础股票交易1%的税率上额外增加1%，达到2%.开征初期，证券交易税征税范围和税率的设计反映了当时对于不同金融工具有用性的认识，人们普遍认为税率越高的金融工具有用性越低。
2.修改阶段：1986年7月至1990年3月。从1984年征收开始，证券交易税的税收收入情况总是令人不满意，证券交易税税收收入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比较低。
鉴于工会组织的进一步要求，国会对证券交易税做了两方面的修改：（1）扩大征税范围。由于1986年大部分投资者在利率期货和期权交易中遭受巨额损失，1987年国会决定将征税范围扩大到固定收入证券，1989年又进一步扩大到政府债券及其衍生工具。（2）提高税率。本着收益中性的原则，1986年7月国会将原征税范围内的交易税税率翻倍，而期限越长的金融工具税率越高。此次修订的主要目的是增加税收收入。
3.废除阶段：1990年4月至1991年12月。税制修订后，证券交易税税收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1987年为37.4亿瑞典克朗，1988年达到40.1亿瑞典克朗。但据瑞典财政部统计，税率提高100%仅能够增加22%的收入，征税效率十分低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归纳为两方面：其一，国内外投资者通过离岸账户大量避税。外国投资者直接转移到伦敦或纽约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国内投资者则在国内先建立一个离岸账户，建立时支付相当于一次证券买卖所纳证券交易税3倍的税收，之后所有的交易均通过国外证券交易所买卖，不再征税。1986年提高税率后，瑞典国内11只最活跃股票的60%的交易量主要集中在伦敦证券交易所，而这些交易额约占瑞典全国证券总市值的30%.其二，对固定收入债券征税使政府债券及其衍生工具的交易量锐减。据估计，对固定收入债券征税的第一个星期，长期债券的交易量就减少到1987年平均水平的25%.这种情况严重影响到政府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于是，1990年4月，政府不得不停征政府债券及其衍生工具的交易税。到1991年12月，瑞典的证券交易税全部停征。
二、证券交易税的时效性
瑞典的实践如果延伸到世界范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证券交易税并不是长期有效的税种，它不仅取决于资本控制的有效性，还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由于市场上投机盛行，征收证券交易税对其有一定调节作用。例如，股票交易的投机性比债券交易大，收益相对也大，对股票交易征收较高的税率，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股票交易的投机行为。但是，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交易税并不是必要的税种。从美国国际税收网提供的95个国家的税收情况看，开征证券交易税的国家和地区仅有27个。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正在对证券交易税进行改革.
总之，证券交易税的功能有两个：一是增加财政收入，二是实施宏观调控。证券市场发展初期，政府一般侧重于增加财政收入的职能。瑞典征收证券交易税的最初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平，调节贫富差距。虽然征收证券交易税能够抑制交易频率、引导资金流向、减少短线投机，但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效果较差，导致了证券交易税调节功能在瑞典的失效，因此，其保证财政收入的功能也不能很好地得以实现。这种财政收入功能的有限性表现在税收收入的增加伴随以效率的损失。由于征税，提高了资金成本而减少了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和投资，降低了证券市场的流动性，造成了证券市场上价格调节失灵和资源配置紊乱。
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改革的取向
结合证券交易税有效性的分析，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在改革过程中不能仅考虑税收收入问题，还要考虑到征税的效率。
一、从我国证券市场的长远效率看，证券交易税收的改革应该侧重于宏观调控功能
自1990年深圳开征股票交易税以来，我国证券税收的聚财功能得到充分体现。但在世界范围，宏观调控是征收证券交易税的首要目标。20世纪80年代初，欧美国家证券税制改革的目标是稳定证券市场，在税种搭配、税率设计方面充分体现了既有利于宏观调控，又有利于长期投资和抑制短期投资的特点。因此，长远来看，证券交易税收的改革还应该侧重于宏观调控功能的发挥。
1.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税收收入将缺乏继续增长的可能。证券交易印花税是我国证券市场的主体税种，曾是我国税收收入中最强劲的增长点。从今后发展看，证券交易税并不能一直保持强劲增长的态势。目前我国证券交易成本非常高，仅次于丹麦，居世界第二；同时，由于受市场走弱的影响，2001年前5个月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仅为136.7亿元，比去年同期累计减收78.2亿元，减少了36.4%；2002年1～9月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完成92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62.3%，减收152亿元.随着证券市场的成熟、证券法规的完善，以及证券税收体系的不断健全，证券交易税的收入功能必将大打折扣。
2.证券交易税的宏观调控职能越来越重要。以我国台湾为例，1990年证券交易税税率上调至6‰，几天之内股票指数从12000多点下跌到2500点；1993年下调证券交易税税率至3‰后，股市连续4天上扬，反应十分迅速。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作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证券交易印花税最早于1990年7月1日在深圳证券市场开征，当时试行“对卖方征收0.6%”的税率，此后经过3‰—6‰—3‰—5‰—4‰几次税率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在不同的阶段起到了不同的作用。
鉴于我国证券市场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改革方向应该是有利于宏观调控，有利于证券市场高效、平稳和有序运行。
二、从征税效率的角度看，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改革应致力于税种的设计
证券市场的特征和功能篇2
关键词：期货市场；期货法；多层次商品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
DOI：1013939/jcnkizgsc201548033
我国期货立法首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期货市场的边界如何界定，而期货市场边界的界定涉及期货交易概念的界定，以及在实际监管执法中期货交易如何认定的问题。要界定清楚期货交易的概念、明晰期货交易的认定标准，就必须厘清期货交易与远期交易、期货交易与证券交易、场内期货交易与场外期货交易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一、厘清期货市场边界的法律意义
从衍生市场发展的历史角度来分析，期货首先出现在商品交易市场，它经历了商品现货批发市场、商品远期市场到商品期货市场的演变过程。而随着期货基础产品的范围不断扩大，期货市场又经历了有形商品期货到无形商品期货的演变过程，即期货基础资产逐步从农产品发展到大宗原材料、贵金属，并进一步扩大到包括证券、货币、利率、汇率以及各种商品篮子与指数等无形资产等金融商品。与此同时，产品创新与市场创新进一步模糊了期货交易与场外远期交易、期货交易与证券交易之间的界限，从而给打击非法期货交易与其他非法的场外衍生交易不断带来新的挑战。
期货交易认定本质是要明晰期货市场边界，准确适用法律和确定监管管辖，其目的是让所有期货交易都能够得到有效和适当的监管。一方面是消除存在于监管的空隙的灰色市场，即逃避场内交易监管的场外的变相期货交易和与游离于证券市场与期货市场边界进行监管套利的金融衍生交易；另一方面是要取缔存在于黑色，即地下市场的非法期货交易。我国立法意义上变相期货交易主要是为了规避场内交易和监管，而证券交易与期货交易的区分则主要是解决产品与市场交叉与重叠所带来的监管重叠与冲突。
由于立法通常都要求期货合约和期权合约交易必须在受到严格监管的场内进行交易，为防止规避场内监管，立法上对于期货合约定义通常都是采取比较宽泛的定义或解释，同时为防止过分宽泛定义或解释不当地侵蚀场外远期市场和已经置于其他法律体系调整和监管的证券市场和其他场外市场，因此，立法上通常又采取豁免或排除的规定，将远期合约、证券合约以及结构性产品及其他兼具远期合约与期货合约特征的商品交易排除在外，这就为规避场内监管、进行监管套利的场外非法期货交易提供了激励，因此，变相期货交易本质上是为逃避场内监管而以豁免或排除的远期交易、证券交易或结构性产品以及其他场外衍生交易等形式而进行的非法场外期货交易。
从现行立法技术发展以及理论研究所取得成就而言，确定期货交易的认定标准主要有三个路径可供选择：一是形式意义上的方法；二是功能意义上的方法，或实质意义上的方法；三是形式意义与实质意义相结合的方法。形式意义上的方法就是期货交易的技术特征和法律特征作为认定标准，如标准化合约、对冲平仓（取代基础商品的实际）、保证金交易、逐日盯市、中央对手方清算等。而实质意义上的认定标准则是以合约的功能，即交易的目的作为认定标准，即期货合约的功能是转移风险或投机，交易的标的实际上是合约，而非合约基础商品；而远期合约功能是转移基础商品的权属，交易目的是为了满足商业上的实际需求。而形式意义与实质意义上相结合的方法则是兼顾合约特征、功能及交易目的总体情况来进行判断与认定。
随着商品交易的金融化①，期货合约、远期合约与证券合约之间的界限不仅在形式上日渐模糊，而且在其功能上也逐渐有趋同的趋势。采用传统形式意义上的认定标准、或实质意义上的认定标准以及同时将两套标准结合起来使用，都难以准确将它们准确区分开，也无法有效遏制各种变相期货交易的泛滥。在此种情况下，有些国家选择统合立法、统一监管的方法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即统一期货交易与远期交易、证券交易与期货交易的监管，消除场内期货交易与场外商品衍生交易之间的监管差异，以便从根本上消除投机者利用场外变相期货交易规避监管、进行监管套利的激励，以达到根除违法场外期货交易的目的。
二、多层次商品市场体系下的期货市场与中远期市场为厘清期货交易、远期交易、证券交易、场外交易与场内交易的关系，有必要把期货交易认定及法律规范放到了多层次商品市场体系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框架内去分析。即把商品交易市场看成是一个由即期现货市场、中远期市场和期货市场（也即场外市场与场内市场）构成的多层次体系，把资本市场看作是一个由现货市场、期货市场及场内与场外市场构成的多层次体系（见图1）。
图1多层次商品市场体系
表1多层次商品市场比较大宗商品批发市场大宗商品中远期市场商品期货市场功能流通、价格发现流通、价格发现、风险管理价格发现、风险管理、投资市场参与者与商品有关的生产商、加工制造商、零售批发商大的商业终端用户商业终端用户、银行和金融机构交易特点有实体交易场所；交易是个性化一对一谈判达成；强制性以实物商品进行交割；即期交易目前普遍采取电子交易系统；交易方式有多种，有集中竞价，电脑撮合的，也有通过私下谈判，通过电子交易系统成交；合约可能标准化，也可能是个性化一对一谈判达成的；通常采取杠杆交易（保证金交易）；商品延期交付；实物交付进行交割，也有通过相反交易进行抵消，或通过其他方式对冲进行对冲平仓集中场内交易、集中中央清算，合约高度标准化、保证金交易并采取逐日盯市，交易交割通常采取对冲平仓续表大宗商品批发市场大宗商品中远期市场商品期货市场监管重心主要是市场垄断、欺诈，因金融化程度不高，无过度投机之虞，监管主要是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保护消费者主要是市场操纵与欺诈，因为采用杠杆交易，金融化程度比较高，比较容易导致过度投机，相对方信用风险具有传染性，可能诱发区域性或行业性系统性风险主要是防范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欺诈，因为金融化程度非常高，因为是集中和高杠杆交易，流动性比较强，但也便于投机，过度投机导致风险积聚，存在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隐忧
第一，大宗商品多层次市场体系是服务于实体经济要素流通、价格发现、风险管理等不同功能要求的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它主要由大宗商品现货批发市场、中远期市场和期货市场构成。
第二，不同层级市场因功能定位不同，对金融化（虚拟化）包容的程度也就不同；金融化程度越高，市场就更容易滋生投机、欺诈与操纵，金融风险就更容易积聚，对法律规范和监管标准的要求也就越高，不同层级市场法律规范与监管上既有趋同部分，又需要有差异化的安排，宽严必须适度。
第三，法律对市场滥用规制主要有两个路径。一是对过度金融化（虚拟化）进行控制；二是审慎监管与行为规范（ConductofBusiness）。金融化控制手段包括对合约标准化、现金对冲平仓、集中交易、杠杆交易（保证金）、交易大额交易报告、大额头寸控制以及市场交易头寸总额加以控制等手段。审慎监管与行为规范主要是对市场运营者（交易所）、清算机构、交易商的金融风险进行管控，包括欺诈、操纵、内幕交易的禁止。
第四，中远期市场是实体经济风险与虚拟经济风险相互传染的通道，中远期市场的规范与监管是阻断彼此风险传染的关键环节。通常，在中远期市场持有中远期头寸的生产商、经销商会通过期货市场的相反交易来对冲这些头寸的风险，而其在期货市场交易对手方通常是各类金融中介机构和机构投资者，所以，通过期货市场与中远期市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风险就可以实现跨行业传导，导致风险相互传染，中远期市场就成为切断相互传染的一个关键的环节。
第五，为防止中远期市场成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风险传染通道，对其进行有效隔阻，法律制度设计与监管上就必须要防止中远期市场异化为投机盛行、虚拟化的期货市场，因此，要求实物交割，限制通过现金结算（CashSettlement）冲销取代买卖商品的实际交付（PhyscialSettlement）就成为中远期市场监管所坚持的政策底线。
第六，要防止监管套利，就必须让中远期市场法律规范与期货市场法律规范监管相互衔接、协调统一。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路径选择上，对多层次商品市场的法律规范与监管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新加坡为代表的统合立法与统一监管模式（以下简称新加坡模式）；二是美国为代表的统分结合、分头监管的模式（以下简称美国模式）。新加坡统合立法与统一监管就是将商品期货交易、远期交易与现货交易等所有商品合约交易都纳入《商品交易法》进行调整，统一由单一监管机构统一监管。而美国联邦《商品交易法》实际上是一部调整多层次商品市场体系的统一立法。在该立法中，尽管它通过豁免或排除的方式豁免了远期交易，但此类豁免只是限于场内监管的豁免，《商品交易法》禁止操纵和欺诈规则仍然适用于豁免交易。实质上，对于场内期货交易和场外远期交易分别采取了直接监管和间接监管的方法。与此同时，对于豁免的能源市场，美国又通过专门调整该行业的立法对电力、燃气、石油等商品市场交易（包括现货交易和豁免的商品衍生交易）进行规范，并授权能源监管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负责这些立法的实施，这样，能源市场实际上同时受到行业主管部门和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多头监管。
新加坡模式通过统一立法、统一监管消除了远期市场与期货市场监管套利空间，从而从根本上消除了变相期交易滋生的土壤。这种解决办法干脆利落，但可能的缺陷是忽视了各层次市场功能上差异与特点，不利于创新。美国模式需要在各层次市场边界区分上建立一套认定标准，以便能够准确对多层次商品市场中远期交易与期货交易加以严格区分，防止在期货市场与远期市场边界形成一个逃避监管的灰色期货市场。这可以充分照顾到不同层次市场差异与特点，但由于理论上和立法技术上难以为期货交易认定提供一个精准而且极富包容性的认定标准，因此，监管机构和法院在具体个案裁决中无法保持连贯性和一致性，产生诸多法律上的不确定性，从而为变相期货交易的滋生提供便利。
三、多层次资本市场下的期货市场与证券市场
图2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证券市场与期货市场原本是两个不相干的市场，各国对证券市场与期货市场采取分别立法和分别监管体制，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80年代金融期货的出现，有两类金融创新改变了这一格局。一是传统证券嵌入期货形成结构性证券（或被称之为混血工具或结构性产品）；二是越来越多证券产品作为期货基础商品形成了各种证券期货产品，这就导致证券市场与期货市场越来越多地相互交叉和融合，导致了法律适用和监管管辖上的冲突。
证券期货市场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延伸和发展，证券期货市场与传统证券市场（证券现货市场）形成一个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但证券期货市场与证券现货市场的交叉与融合导致了法律适用与监管管辖上的冲突。在解决此类冲突的路径选择上，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一）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模式的主要特点与多层次商品市场模式类似，在传统商品期货与金融期货分业经营与分别监管的体制基础上，对证券与金融期货采取统一立法和统一监管，颁布了《证券与期货法》，并由金管局统一负责该法实施，负责证券市场和金融期货市场的监管。
表2证券期货市场与传统证券市场证券期货市场传统证券市场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场外市场（私募）场内市场（公募）功能定位价格发现、风险管理融资流动性满足创业、成长性企业融资和合格投资者投资需求满足成熟阶段企业融资和公众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图3多层次商品市场体系与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二）美国模式
美国模式的显著特点就是对衍生市场采取统一立法和统一监管，对证券与期货则采取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体制，通过建立协调机制协调由于证券期货和结构性产品引起的管辖冲突。
（三）澳大利亚模式
澳大利亚模式特点是对证券与衍生品实行统一立法和统一监管模式。2001年《公司法》在金融产品划分上采取了二分法，即将金融产品分为证券与衍生品。它采取了更为宽泛的“衍生品”的概念取代了原来“期货合约”的概念，衍生品包括商品类衍生品和金融类衍生品，也包括场内交易的期货和场外交易的柜台衍生品。对衍生品与证券监管不仅管辖上实现了统一，而且在监管标准上也基本上实现了统一。同时，它还明确规定，证券与衍生品如在定性上如产生竞合，则证券定义优先适用。
值得关注的是，新加坡最新立法修订，将《商品交易法》所有商品衍生交易都转移到《证券与期货法》，由金融局负责统一监管，并采用了“衍生品”的概念取代了现行《证券与期货法》的“期货合约”概念。衍生品的定义涵盖无形商品和有形商品为基础资产的所有期货、远期、期权与互换。
四、我国期货立法的解决方案
本部分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期货交易的定义
立法上关于期货交易的定义实际上涉及好几个概念的定义：一是期货合约的定义；二是期货市场的定义；三是关于商品的定义。期货交易的定义可以通过这三个概念的定义加以明确，无须单独对期货交易下定义。
我国将来的期货立法可以对这三个概念加以定义，不再单独对期货交易下定义。期货合约的定义除应把期货“将来债务”、“价值性”的特征、“合约标准化”和合约与期货市场的关系阐述清楚。更为重要的是，应将交易的目的（交易的功能），即避险作为期货合约的构成要件。目前《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的定义遗漏了这一重要特征，可以将其修改为：“期货合约，是指根据期货交易所或期货交易市场统一规定的、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商品并允许在合约到期时按照期货市场交易规则或惯例通过对冲平仓方式取代实际交付的标准化合约”。
对于期货市场的定义，则可借鉴新加坡的立法，将期货市场定义为：“期货市场是指能够接受多边买卖期货合约的报价并按照事先确定的程序和交易规则自动对报价进行撮合和匹配的场所或设施（包括电子交易设施）。但不包括下列设施或场所：①只为一个人使用的进行买卖报价或接受买卖报价；②当事方能够对合约重要条款（除价格外）进行谈判，合约重要条款（除价格外）不是由该场所或设施事先根据交易规则或惯例拟定好的。”
对于“商品”，则可定义为，“是指任何可以作为期货合约标的物的资产、比率（包括利率和汇率）、权利与权益。”
（二）立法上区分期货交易与远期交易、证券交易、场外交易的解决方案
立法上区分期货交易与远期交易、证券交易、场外交易的解决方案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对于期货交易与远期交易、场外期货交易及变相期货交易的认定
立法上可以授权期货监管机构将某些商品合约交易纳入到期货交易的范畴或排除在外。如可以在期货合约的定义后紧接着规定一个限定条款，它规定：“期货监管机构可以通过制定规章，将符合上一款规定的合约排除，或将不在上款规定范畴内的合约认定为本法意义上的期货合约。”
这样，立法上仍可维持形式意义上的定义方法，但同时也允许期货监管机构在实际监管执法中在期货交易、远期交易与变相期货交易的认定标准上，采取实质意义上与形式意义上的相结合的认定标准。从形式意义上来说，主要审查合约是否具备标准化和场内交易的法律特征（即采取了具有场内交易典型特征的交易机制，如集中交易、保证金交易、中央对手方清算、平仓对冲等）。从实质意义上来说，除了审查合约是否具备标准化和场内交易特征外，还要结合当事人的身份、地位以及履行实际交付或接受实际交付的能力与意图分析当事人交易目的，以此作出更为准确的认定。就目的认定而言，除上述合约标准化和场内交易特征外，还可借鉴国外普遍采用的目的测试标准，即：①当事人是否具有交付或接受交付能力；②是否具有实际需要对冲的风险；③合约约定是否具有交付或接受交付的意图。
2证券与期货交易的区分
在证券与期货的区分上，可以有两种选择：①如果是将来允许证券交易所与期货交易所交叉上市证券期货产品，则可以在《证券法》第2条第3款后增加一款，即在“证券衍生品发行、交易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依照本法原则规定”后增加一款，规定：“不包括在期货市场上市的期货合约”。②如果仍然沿袭目前市场分开、立法分开与分别监管的体制，则可以在《证券法》第2条第3款后增加一款规定，即“上款规定的证券衍生品，不包括期货合约”。
3监管协调机制的建立与健全
在监管执法协调机制建立健全上，可在2011年清理整顿基础上让期货监管机构作为牵头方，建立健全协调机制，建立和完善明晰期货交易、远期交易、证券交易、场内交易与场外交易的认定标准，建立健全协调监管机制。
（三）期货交易的法律规范
期货交易与远期交易、证券交易、场内与场外的区分本质上要解决它们之间法律适用与监管协调的问题，在这方面，应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即功能相近的产品也应该在法律适用和监管上采取统一的标准，这样才能消除监管套利。
一是，在现有体制下，在法律适用与监管上，明确期货交易或场内交易优先原则。首先，期货交易、远期交易与证券交易发生重叠与交叉时期货交易优先。所谓期货交易优先，就是该交易应优先作为期货交易来监管。其次，场内与场外发生交叉和重叠时，场内交易优先。场内交易优先是指凡适合场内交易的适格衍生品，应要求必须进场交易，不能在场外进行。在场外与场内衍生品区分及管辖划分上，可以采取凡是适合场内交易的足够标准化和具有足够流动性（主要依据交易量、价格发现功能）的适格衍生品（无论是期货，还是互换等柜台衍生产品）都必须在组织化交易平台（交易所）进行交易，所有组织化交易平台都应纳入统一立法和统一监管的体制下。
二是，明确交易所或其他负责场内交易执行的交易设施的概念与外延，逐步实现组织化交易平台法律与监管上的协调统一，开放组织化交易平台在产品上交叉上市，活跃市场竞争，促进金融创新。
三是，从长远来看，建立健全多层次商品交易市场和多层次资本市场法律体系和监管，确保其协调统一才是最有效解决期货交易、远期交易、证券交易、场内与场外交易因监管差异所导致各种监管套利问题，无论我国今后选择美国模式，还是选择新加坡或澳大利亚模式，期货立法、金融衍生立法、商品交易立法、证券立法都必须有整体的构思、整体的设计，在监管执法上应该有完善的运转高效的协调机制。
注释：
①简单地说，金融投资者对商品进行投资，就被称之为商品金融化。JohnBaffes，TassosHaniotis，Placingthe2006/08CommodityPriceBoomintoPerspective，（July2010）。也有学者从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之间关系角度来定义商品金融化。金融化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金融机构在国际与国内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不断扩大，在商品市场中作用日渐突出。投资者在商品衍生市场投资日益增多引发了我们称之为商品市场“金融化”的过程。金融化的结果是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关系更加密切。MichaFalkowski，FinancializationofCommodities，http：//ssrncom/abstract=2168172（20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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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险峰，李杰，姚远美国期货市场产品创新研究――以CME期货产品创新理念、上市程序和监管环境为例[J].中国市场，2013（35）
证券市场的特征和功能篇3
【关键词】市场特征;会计信息;债券定价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的债券市场，我国债券市场具备着独立的定价机制。对于我国当下的债券市场来说，其本身在发展中还存在着市场不完美、不完备、债券定价信息不对称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我国债券定价受到了较大的影响，而会计信息由于自身具备的稳健信息提供，其能够较好解决以往债券定价存在的不稳定性，这对于我国我国债券市场定价机制的完善将带来较为积极的影响，为了更好了解这一积极影响，正是本文基于市场特征下会计信息对债券定价的作用分析展开具体研究的目的所在。
一、会计信息及债券定价的概念
(一)会计信息。在金融经济领域中，会计信息本身负责分析并处理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性数据，其本身同样能够服务于债券交易。不同于会计信息的基本职能，在为债券交易提供服务时，会计信息必须严格遵循相关法规、工作流程和处理方式，这样才能够保证其较好的完成自身工作。对于会计信息来说，其本身拥有着较为强大的功能，对财务报表进行的分析就是这一功能部分体现，在应用会计信息进行的财务报表分析中，企业能够较好实现自身的合理管理，而年度计划的制定、使用金额的预期估算等工作的较好展开也能够得到较好支持。总的来说，会计信息本身能够对企业经济活动实现较好的控制，这种控制对于企业的发展将带来较为积极的影响。
(二)债券定价。想要了解债券定价的概念，我们就首先需要明晰什么是债券，结合相关文献资料，笔者将债券视为一种书面形式的债的证明，其本身反映了债券购买者与借债人之间的一种相关联系以及债券购买信息。我国金融市场在近几年实现了债券的上市流通，这本身属于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发展的标志。对于债券来说，其自身的市场价值越高，最终通过债券获得的收益就将降低，由此我们能够发现，债券本身的收益呈现出循线性函数变化关系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当债券本身将要到期是，其价格波动与涨幅将出现较大的变化，一般来说会呈现出息票率越高其债券的变化范围越大的特点。
二、会计信息对债券定价的相关理论
(一)会计信息的相关理论基础。为了较好的完成本文就于市场特征下会计信息对债券定价作用分析展开的具体研究，我们还需要深入了解会计信息的相关理论基础。会计信息本身具备着较强的经济信息特征，所有我们可以将其视作一种特殊的经济信息，由于会计信息本身负责记录企业生产、运营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活动数据与收益信息，这就使得会计信息本身与企业发展决策之间存在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对于会计信息来说，反映企业各类信息是其特点所在，资金的分配限额、储蓄额度使用等信息都属于这一信息的范畴。对于会计信息来说，其本身与企业控制当前经济活动与预测未来经济活动也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这就使得投资者想要较好的进行自身的投资决策，就必须得到会计信息的支持。
(二)债券定价的相关理论基础。作为债的书面形式，债券本身可以等同于有价证券，但由于债券本身具备着利息预设性特征，这就使得债券属于有价证券中的定息证券。为了更好了解债券定价相关理论基础，笔者结合了麦尔齐提出的债券定价定理，即债券的到期收益率与市场价格呈反比的关系、债券到期时间往往与价格的波动速度和幅度呈反比的关系等都属于这一定理的具体内容，由此我们就能够更为全面的完成对债券定价相关理论基础的认知。
三、会计信息对债券定价产生的影响
结合上文内容，我们较为全面的了解了会计信息及债券定价的概念、会计信息对债券定价的相关理论，而在下文中笔者将结合自身实际工作经验，对会计信息对一级市场产生的影响、会计信息对二级市场产生的影响、会计信息对城投类债券定价的影响、会计信息对一般企业债券定价产生的影响进行详细论述，希望这一论述能够为我国债券市场定价机制的完善带来一定帮助。
(一)会计信息对一级市场产生的影响。对于金融一级市场来说，其本身由政府机构和筹集资金公司发行债券的过程形成的，这也使得其本身出现了非公开的证券销售初期销售过程特征，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特征，主要是由于投资银行的影响所致，但当投资银行确定相关公司具备按照规定价格出售债券的能力后，债券就能够实现公开推销。在我国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我国证券交易市场正趋于规范化方向发展，这就使得不产生现金购买行为的债券交易得以实现，这就属于我国债券市场发展更为完善的标志。对于债券行业来说，我们可以将一级市场简单视作债券的发行市场，而在会计信息对一级市场所产生的影响中，监督部门对于债券发行公司规范性、真实性及购买企业的支付利息能力偿还能力要求的提高与审查力度的增强就是这一影响的具体体现，而这一影响对于我国企业债券的更好运用带来了较好的促进效用。
(二)会计信息对二级市场产生的影响。对于金融二级市场来说，这一市场是由一级市场交易完成形成的，这一阶段的债券本身将实现较为自由的流通，我们可以简单的将金融二级市场视作金融相关的资本市场。在二级市场中，其本身能够较好进行任意金融相关商品的交易，需求资金与需求投资的单位与个人都能够在其中较好的满足自身需求。而对于会计信息来说，其本身对于我国当下的二级市场的完善能够带来一定积极影响，这种影响能够实现我国投资者的理性投资，更好保护其利益等效用。
(三)会计信息对城投类债券定价的影响。我国近些年在城乡化建设领域投入了一大笔无息贷款，这一无息贷款可以被称为城投贷款，这种城投贷款本身受到了会计信息的较大影戏，政府的政策制度实力、地方政府对于城投债券的支持力度、投资者的偿还能力等都属于这一影响的主要表现。由于城投债券本身属于一种有价债券和债务凭证，这就使得地方政府需要具备较高的对债券抗压能力和财务实力，并通过政策对这一债券予以高度保障，而对于投资者来说，一旦出现投资是被就会对其自身的偿还能力造成较大影响，最终影响城投类债券的定价。
(四)会计信息对一般企业债券定价产生的影响。在我国债券市场中，一般企业债券是最为常见的债券形式之一，其本身受会计信息的影响也将更高于城投类债券。在企业债券的具体定价中，客观世界存在的会计信息将直接影响其定价，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会计信息本身包含的各类报表如资产负债表等，都会直接影响企业债券的定价。会计信息本身包括债券发行企业年度、季度、月度等各个时间段的财务信息，这些信息对于企业债券定价能够带来较为直接的影响。结合这一影响，相关企业的财务工作者就必须做好企业的财务分析与财务报表工作，这样就能够较好推动企业债券交易的顺利进行。在这种会计信息对企业债券定价的影响中，企业债券的价格将直接决定债券销售能否取得成功，如果企业债券定价较高，大多时候这都表明企业会计信息反映的企业经营状况较为优秀，投资者能够获得较好的收益，而当企业债券定价较低时，企业债券则很容易陷入滞销的泥潭中，由此来看企业本身的发展情况决定着其自身的融资能否成功，而在这其中企业会计信息也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四、对企业债券定价的建议
结合上文中笔者进行的一系列论述，我们能够较为直观的了解到市场特征下会计信息对债券定价带来的一系列影响，所以笔者建议我国部门制定严格的会计信息审核制度，以此实现债券市场中债券定价与风险管理功能的健全。此外通过立法的方式，加大对个人与企业不法操作的打击力度，同样能够较好保证我国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这样我国债券市场就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自身质的飞跃。综上所述，在本文就市场特征下会计信息对债券定价作用分析展开的研究中，笔者详细论述了会计信息及债券定价的概念、会计信息对债券定价的相关理论、会计信息对债券定价产生的影响、对企业债券定价的建议，结合这一系列论述我们能够清楚认识到会计信息对于我国企业债券定价带来的影响，希望这一内容能够为我国债券市场定价机制的完善带来一定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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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市场的特征和功能篇4
论文摘要：证券税制包含证券流转税、证券投资所得税和证券交易利得税等税种。国外的证券流转税正朝宽税基低税率方向发展，其作用日渐淡化；证券投资所得税的税率不断下调，计税方法不断优化以处理股息重复征税；证券交易利得税正逐步推广，税负普遍从轻。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和证券投资所得税的税负偏重，调控功能较弱，证券交易利得税也不完整。我国的证券税制政策调整，应以宽税基低税率来改革证券流转税，运用一体化方法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并合理设计计税依据和税率以健全证券交易利得税。
一、导言
证券市场是现代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被形象地称为现代经济的“晴雨表”。税收作为政府调控证券市场的重要政策工具，对证券市场的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证券税制是由多税种、多征税对象、多税率组成的税制体系。它主要涉及的税种有三种。一是证券流转税。这是对证券的发行和流通课征的税，包括证券印花税和证券交易税等。二是证券投资所得税。这是对证券投资所产生的股息、红利、利息所得课征的税，即通常所指的股息税和利息税，它们经常列入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范畴。三是证券交易利得税。这是对证券买卖差价收益课征的税，理论上应归属于资本利得税范畴，许多国家未单独开征资本利得税，就把证券交易利得归入普通所得税计征。总体而言，国外证券税制模式的发展表现为初期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种模式，成熟期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模式，税制目标经历了“效率优先——公平为主——效率与公平兼顾”的调整过程，具体制度设计也体现出“简单——复杂——简单”的特点。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和各国之间经济竞争的加剧，各国政府都在积极调整各自的证券税制政策，以更好地鼓励投资的增长，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因此，研究各国证券税制的发展动态，借鉴它们的成功经验，然后结合我国证券税制的运行状况，做出适当的证券税制政策调整，可以更好地规范和调节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贯彻社会公平政策。
二、国外证券税制的发展动态
(一)证券流转税的发展动态
理论上认为，证券流转税会降低证券价格水平，迟滞资本的流动，缩减市场成交量，影响证券市场效率，总体的消极效应较大。所以，证券流转税通常适用于发展初期的证券市场。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已不再征收证券流转税，现在仍旧征收该税的部分国家，也在积极调整相关的税收政策。
证券流转税的发展动态主要表现为：(1)证券流转税改革朝宽税基、低税率方向发展。随着各种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因而各国证券流转税征税范围也从传统的股票市场扩展到债券、基金以及期货期权等衍生金融产品，涵盖整个资本市场。同时，证券流转税的税率呈现不断下调趋势，甚至许多国家已完全废止证券流转税。(2)证券流转税普遍运用差别税率来调整证券市场结构。通常，股票交易税率较高，公司债券和政府债券税率依次降低，基金税率更低甚至免税，而各种衍生金融产品税率也各不相同。同时，不同的投资主体也实行不同税率，短期投机者适用的税率要高于长期投资者适用税率。这些措施的目的都在于调整投资结构，促进证券市场的平稳发展。(3)证券流转税主要采用单向征收方式。因为双向征收无差别地对待买卖双方，抑制投机效果较差。如果仅对卖方征税，那么仅增加卖方成本，促使其延长证券持有期，这样可以鼓励投资抑制投机，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同时，单向征收税负远低于双向征收，也符合证券流转税率不断下调趋势。因此，绝大多数国家的证券流转税仅对卖方征收，只有极少数国家仍采用双向征收方式。
(二)证券投资所得税发展动态
证券投资所得税中最主要的是股息税，关于股息税的理论争辩很激烈。传统论代表Poterba和Summers等认为股息税对新股投资和留利投资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解决股息的重复征税具有重要意义。而新论代表Auerbach等认为，股息税会对新股投资产生重要影响，但并不影响留利投资。经验论证中，支持股息税传统论和新论的实证证据基本是平分秋色。各国分别根据各自的经济特点采纳不同的股息税理论，并积极调整股息税政策。
股息税的发展动态主要表现为：(1)证券投资所得税税率呈不断下调趋势。OECD国家在1980—2000年之间，平均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67％下调到47％，平均公司所得税率在1996—2002年之间从37.6％下调到31.4％。这些持续的轻税政策强有力地刺激了投资需求，推动了证券市场的发展。(2)妥善处理股息税已成为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的核心问题。现实中，美国等极少数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实行古典制所得税，对股息重复征收公司和个人两个层次的所得税。而欧洲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实行一体化的所得税制度，采取各种措施减轻或者消除股息的重复征税现象。目前，这两种所得税制度呈现不断融合的趋势。因此，根据各国实际情况，设计合理可行的所得税方案已成为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的核心任务。(3)税制设计兼顾公平与效率，体现简化原则。发达国家为贯彻税收公平，常采用一体化所得税制度，并且税制往往设计得很复杂，这在20世纪下半期已经成为股息税改革的主流趋势。然而，过于复杂的制度设计，使得实践中的税收遵从成本和行政成本都很高。因此，发达国家也正在考虑简化股息税制，以更好地提高税收的效率。2000年，德国对实行了数十年的极其复杂的分劈税率和归集抵免制度进行改革，重新实行简便的古典制所得税，这充分体现了税制简化原则的回归。
(三)证券交易利得税的发展动态
证券交易利得税会产生“资本紧锁”效应，妨碍资本流动，也会影响证券投资需求，调节证券市场规模和价格水平，经济效应较复杂。总体而言，证券交易利得税不适用于初期的证券市场而更适用于成熟的证券市场，证券所得税代替证券流转税是证券税制发展的大趋势。
证券交易利得税的发展动态主要表现为：(1)长远来看，各国都逐步将证券交易利得纳入征税范围，以贯彻税收公平政策。由于证券交易利得税会改变证券市场的分配状况，不利于高收入者，往往会遭到激烈的反对。例如，英国税法就将证券交易利得排除在所得范围之外长达250年，澳大利亚也是在开征所得税后80年才对证券交易利得征税。但是，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交易利得逐步成为高收入者的重要收入来源，开征证券交易利得税能对这部分非勤劳所得做出适度合理的调节，是税收公平政策的重要体现，所以是证券税制发展的主流趋势。现在，发达国家已大都将证券交易利得纳入征税范围，并适时调整各自的证券交易利得税政策。(2)各国都很谨慎地处理证券交易利得税，认真研究恰当的开征时机。证券交易利得税“双刃剑”效应很强烈，它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上发挥“自动稳定器”作用，防止证券价格暴涨暴跌；而在不成熟的证券市场中，却起到“震荡
器”作用，产生了强烈的压抑市场上扬和促使市场下挫的效应。例如，1986年意大利政府拟开征证券交易利得税的消息传出后，短短10天左右股价指数就暴跌了25％。证券交易利得税的重要影响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各国都会认真充分地研究各自的证券市场环境，做好各项评估预测，才会做出征收证券交易利得税与否的重大决策。证券交易利得税开征时机的把握是至关重要的。(3)证券交易利得税实行税负从轻原则。各国的证券交易利得税率普遍控制在20％～30％之间。同时，还充分运用差别税率，来调整证券的品种结构和期限结构，以贯彻鼓励投资、抑制投机等政策意图。另外，配套以合理的证券投资利亏抵扣措施，以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相对于证券流转税而言，证券交易利得税更容易实现公平目标。它根据能力负担原则，多得多税，少得少税，再辅之于起征点、免税额等方法，充分发挥了税收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状况的功能，实现公平收入的目标。
三、我国证券税制的运行现状分析
我国的证券市场从90年代初起步，经历十多年的风雨坎坷，已经取得了巨大发展。证券税制也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而不断调整。总体来说，我国形成了以证券流转税为主体，证券所得税为辅助的证券税制模式。它对证券市场初期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调控作用。然而，随着证券市场的逐渐发展成熟，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与不足，需要加以仔细研究并及时调整完善。
(一)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现状分析
1．在财政收入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在90年代基本处于持续增长状态，增长速度较快。它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一路攀升，从1995年的0.42％增长到高峰期2000年的3.63％。随着2001年后的证券市场持续低迷，证券交易印花税收人大幅萎缩，其占财政收入比重也相应下降。
(2)税率偏高，税基偏窄。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90年代初起征时设为6‰，这是个非常高的水平。直到2001年前，税率仍维持在4‰的高水平。2001年后的股市持续走低，政府才调低税率至2‰，2005年1月后调低至1‰。2007年5月底，政府又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率从1‰上调到3‰，而世界上征收证券流转税的国家的税率基本都在1‰左右，且多实行单向征收，实际税率远低于我国。另外，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实际上仅对股票交易征收，并没有将债券、基金和金融衍生工具纳入征税范围，税基相对较窄。
(3)调控功能不显著，股市投机很活跃。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曾多次进行调整，试图调节股市的运行。但事实证明它对股市的调节大多为短期影响，并不能使股市进入理性运行状态。例如1998年6月调低印花税率后，虽然当日成交量涨幅达20％，但后期成交量不增反降。2000年股市狂涨，印花税也未能抑制过度投机。2005年1月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率，试图挽救过度颓废的股市，而结果恰相反，一周后股票指数不升反降，跌幅达1.69％。而2007年5月30日证券交易印花税率从1‰上调至3‰后，当日股指重挫下跌6.5％，连续三日内股指累计暴跌近14％，市值蒸发12873亿元人民币。印花税的巨大震荡影响已远远超出决策层的预料。种种现象表明，印花税显然不是调控股市的优良税种。另外，我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对买卖双方征收，它对抑制我国股市过高的换手率作用甚微。
(二)证券投资所得税的现状分析
(1)股息的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征收，不利于较好地贯彻公平原则。我国税法将个人所得分为11类，股息利息所得属于单独的一类，不论股息收入多少均按20％的税率单独征收。而世界上多数国家实行综合的个人所得税，将股息利息并入个人全部所得，再按适用的累进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随着我国股份经济的蓬勃发展，股息收入已成为富裕群体的一项较重要的收入。如果继续给予富裕群体股息收入以单独课征的税收优惠，就无助于缩小社会正逐渐拉大的贫富差距。
(2)我国的股息税名义税率较低，但联合的企业与个人所得税税率要普遍高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33％，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20％，因为古典制重复征税，100元企业税前所得，先要承担33元企业所得税，余下分配的67元股息还要承担20％的个人所得税，所以最终要缴纳合计46.4元的联合的企业与个人所得税。虽然2005年6月政府为刺激过度低迷的股市，暂时将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调低至10％，但股息的联合的企业与个人所得税率仍然达到39.7％的较高水平。而世界上很多国家因实行一体化所得税制度，联合的公司与个人所得税率并不高，如发展中国家巴西为33％、阿根廷为33％、墨西哥为34％，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为40％、新加坡为28％。发达国家平均的联合的公司和个人所得税率稍高，理论上能达到51.1％，但这是按各国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率计算的，实践中大多数股东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率要低很多，其实际的股息联合税率要低于我国股息46.4％的名义税率，而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的成熟完善程度却是我国无法比拟的。所以我国的证券投资所得税制度可能对股份经济的长远发展存在一定的抑制影响。
(3)我国的股息税未能对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发挥积极的调控功能。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形成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独特的股权结构，这直接导致中小股东表决权太小，“以手投票”治理机制失效。广大的上市公司又很少发甚至不发股息，股东无从了解公司经营信息，且没有很大的投资选择余地，“以脚投票”治理机制也收效甚微。而我国的证券投资所得税非但不能惩罚那些不支付股息的低信誉公司，还对国有股和法人股不征收股息税，加剧股权结构的不合理。因此，如何利用税收政策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合理调控证券市场已成为越来越值得关注的问题。(三)证券交易利得税的现状分析
证券交易利得税理论上应列入资本利得税范畴，而我国至今尚未形成完整的证券交易利得税体系。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从事证券买卖所获得的差价收益列入企业所得范畴，统一征收企业所得税，这与多数国家相关税法规定一致。而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从事证券买卖所取得的差价收入应列入财产转让所得，按2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但我国相关税收法规又规定，对个人买卖股票取得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所以，事实上我国并没有征收个人的证券交易利得税。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成熟，以流转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模式转变为以所得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模式，这是大势所趋。所以完善证券交易利得税体系将是今后证券税制建设的重要任务。
四、我国证券税制的政策调整
综合考虑国际上证券税制的发展趋势和我国证券市场实际状况，我们认为，我国证券税制调整的总体思路应为：改革流转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模式，逐步过渡到以所得税为主体的证券税制模式。具体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完善我国的证券流转税
1．增设发行环节的证券印花税，运用税收调节证券初级市场的运行。初级市场的证券发行是
资源配置的重要环节，英国和日本等国也都在证券发行环节征收相关的印花税或者注册税。我国应开征初级市场的证券印花税，根据产业政策设计既公平统一又兼顾特殊的税目税率，以更好地对进入股市的资源进行合理的初次配置，平衡初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税收收入，也可适度调节初级市场的投机活动。
2．根据“宽税基、低税率”原则，调整证券交易税。建议首先将证券交易印花税改名为证券交易税，奠定其应有的法律地位。然后，扩大证券交易税的征税范围，从股票扩展到债券、基金以及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成为真正的证券交易税而不是单纯的股票交易印花税。最后，仍要根据市场发展情况，继续调低证券交易税率，同时按照股票最高、债券居次、基金较低甚至免税的顺序制订差别税率，以合理调节证券结构。
3．实行单向征收方式，充分发挥证券交易税的调节功能。我国的证券市场投机气氛浓厚，股票平均年换手率在300％左右，远高于西方国家成熟证券市场年平均换手率60％的水平。因此，应改变现在向买卖双方征收的方式，实行仅向卖方征收的方式，可以对证券市场的投机活动起到积极的抑制作用，有利于实现证券市场的理性平稳运行。
(二)改革我国的证券投资所得税
1．扩大证券投资所得税税基，设计合理的税制模式。首先，要将股票、债券、基金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的投资收益均列入证券投资所得税征税范围，公平税收待遇，减少各种税收优惠待遇。其次，统一国有股、法人股和个人股的证券投资所得税待遇，取消给予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不合理的税收优惠。最后，待时机成熟时，将证券投资所得列入个人的综合所得，按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率征税。
2．降低证券投资所得的实际税率，权衡考虑实施一体化的所得税制度。我们一方面要考虑适度调低企业所得税税率，2008年开始实施的统一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已将税率确定为25％，这是个较理想的税率水平；另一方面，要注意适度减轻股息的重复征税问题，考虑实施一体化的所得税方案。这个改革过程的相关的测算和设计比较复杂，所以要做得谨慎详细。作为过渡措施，相关部门可以确定宣布降低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至10％，取消“暂按10％”字样，增强投资者信心。甚至可采取更积极措施，加大股息所得税优惠力度，降低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率至5％，以更强有力地促进股份经济及证券市场的持续发展。
3．所得税一体化方案中优先考虑分劈税率法，再结合归集抵免制度，以充分发挥税收对股市的调控作用，改善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将公司的税前所得分为两部分，对未分配利润征收相对较高的企业所得税，而对作为股息分配的利润则征收较低的企业所得税，这样可以促使公司积极分配股息，以便股东掌握公司较多的经营信息，从而对公司经营者产生较好的约束。另外，可以在股东层次实行股息税的归集抵免制，这样可以减轻甚至彻底消除重复征税现象。这样，税收对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控作用就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三)健全我国的证券交易利得税
1．明确划分投资期限，抑制投机活动。证券持有期限划分为：1年以下为短期，1－5年为中期，5年以上为长期。短期证券交易应缴纳法定全额的交易利得税，而中期证券交易可获得减半征税的优惠，长期证券交易则全部免税。其目的就在于抑制证券市场的短期投机活动，促使证券市场长期平稳运行。
2．合理设计计税依据，保证投资者税负适度。原则上，证券交易利得税的计税依据是证券卖出价减去买入价以及相关合理费用后的差额。为减轻中小个人股东的税收负担，应考虑设计免征额，例如每次交易允许1000元的免征额，每月最多允许运用一次交易免征额，这样可以避免大幅度增加中小股东的税收负担。另外，证券投资亏损实行特别抵扣，企业证券投资亏损只允许用投资利得抵扣，不能用普通经营所得抵扣；个人证券投资亏损也只能用投资利得抵扣，抵扣剩余部分可无限期结转至以后年度再加以利用。
证券市场的特征和功能篇5
关键词：证券市场、证券税收体系、税收政策
我国的证券税制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证券所得税和财产税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对于证券流转课税的规定较为健全，近年来税收杠杆对证券市场的调节，也主要体现在印花税的税率调整上，而证券所得税和证券财产课税在我国尚未形成体系，我国还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以流转课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这是符合国情的。证券税收的整体税负水平，可以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也是各国证券市场发展初期的共同特点。以上两个特点决定了我国目前构建证券税收体系的重点在于具体税种的完善。
一、证券交易环节的课税政策
根据我国现行证券税收政策，在证券二级市场上买卖股票的行为应当缴纳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自开征以来，在增加财政收入、调节证券市场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税种在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在税收立法上缺乏规范性。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是在缺少基本税收法规依据的条件下所做的变通，套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第11个税目“产权转移书据”和第13个税目“权利许可证照”的规定，就税收法律依据而言是不严谨的，因为印花税税目采取的是列举法，股票并不在列举范围内，而且在“无纸化”的交易形式下并不存在实体的收据，因而对股票凭证征税的依据不足。况且“产权转移书据”一般是指不动产，比照执行理由并不充分。由此可见，印花税条例中缺乏对证券交易征税的专项税目，以此为依据征税不够规范。二是税收调节范围偏窄，税率设计单一。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仅对二级市场上的股票交易征收，而对国库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投资基金等的交易不予征税，课税范围较窄，不仅影响了证券税收的调节面，而且也造成了“窄税基、重税负”的局面。此外，证券交易印花税由证券交易所电脑系统自动扣划，区别于一般的印花税纳税人在应税凭证上加贴印花税税票自行完税的方式；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由中央和地方分享，也与印花税的地方税属性不符。总之，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税制改革的深化，开征证券交易税以取代证券交易印花税已成为我国证券税制建设的必然选择。
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证券交易税的设计如下：
1.课税对象。目前证券交易印花税的课税对象主要限于二级市场上的股票交易，而对国债等券种则不征税。从实际情况看，这些券种筹集建设资金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发行环节，而在证券市场上的交易性质则与股票相同，而且交易过程中同样存在投机行为。在二级市场上，国债已摆脱了政府筹资工具的特性，只是作为一个交易品种出现，投资者看中的也是它转让能够增值获利，从这一意义上讲，它同股票并无区别，因此这些券种也应纳入证券交易税的课税范围。按照普遍和公平原则，证券交易税的课税范围应涵盖所有进行交易的有价证券。因继承和赠予而发生的证券转让不作为此税的课税对象，这两类非交易性转让宜分别纳入遗产税和赠予税的课税范围。
2.纳税人。证券交易税宜实行单向征收，以证券交易中的卖方为纳税人，改变目前证券交易印花税双向征收的办法。这样做有利于证券持有人形成“惜售心量”，吸纳更多资金入市，从而利于鼓励长期投资、扩大证券市场容量。同时，证券交易税的纳税人较原证券交易印花税应有所扩大，既包括在证券市场上出售有价证券的单位和个人，也包括出售未上市证券的单位和个人。
3.税率。证券交易税的税率可按证券种类实行差别税率，以便有效地对某些特定券种加以扶持，体现国家的宏观投资政策。我国目前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双向总计为4‰，与其他国家的相应税种相比税率较高，但考虑到我国近期内还不具备开征资本利得税的条件，对转让证券的调节功能将全部由证券交易税承担，因此不宜盲目大幅降低税负，以免妨碍其发挥调节证券市场的功能。税负水平宜保持开征前后的平稳过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微幅调低，但不宜大幅减低。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尚未开征资本利得税的条件下，将证券交易税的税率定在2‰较为合适。
4.起征点。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现行证券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中小投资者在信息的获取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利益容易受到侵犯，为保护其投资积极性，应在证券交易税中设置一个起征点。这一出发点是合理的，但从性质上看证券交易税属于行为税，即对证券交易行为进行调节，理应具有普遍性，不应受金额所限，而且如果设立起征点，很容易导致投资者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来避税，影响证券交易税的实施效果。因此我国的证券交易税不宜设置起征点。
5.税收管辖权。我国现行证券交易印花税是作为共享税来管理的，在收入划分上实行中央与地方分享，由中央政府和深沪两地按一定比例分成，这样其他资金来源地政府就被排斥在收益分享之外，同时深沪两地政府由于受地方利益的驱使，两地交易所争夺企业上市与追求高额成交量的过度竞争在所难免，这在客观上激化了各级政府的矛盾，也不利于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因此，改革后的证券交易税在收入划分方式上应作调整，实行中央、深沪两地与其他地区共同分享的政策，由中央政府与各地政府按确定比例分成。具体操作方式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按照上市公司所在地来确定税收收入的归属；另一种则是按照投资者交易地来确定如何划分。两者比较，前者由于我国目前上市公司大多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而边远及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上市公司较少甚至没有，如果以上市公司所在地为标准划分证券交易税收入，将不利于各地区均衡发展，但随着人们理财观念的更新，边远及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股民人数将呈上升趋势，采用后一种方法则可以避免这一弊端。有鉴于此，宏观政策上理应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笔者认为采用后一种方式较为合适。
二、证券投资所得的课税政策
综观各种观点，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股份制公司究竟是“虚拟法人”还是“实体法人”上。按照“虚拟法人”理论，股份制公司实质是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一种契约，公司只是为实现股东的投资目标的一种组织形式，股东与公司的最终利益是一致的，公司这个经济团体并没有独立于股东利益之外的特殊利益，因而在对股份公司征收公司所得税之后，就不应再对股东获得的股息和红利征收所得税，否则就会导致对同一课税对象的重复征税。而“实体法人”理论认为公司与投资者之间为相互独立的不同经济实体，股份公司的利益并不完全等同于股东的利益，按照这一理论，股份公司取得应税所得应缴纳公司所得税，其股东分得的股息和红利也应缴纳相应的所得税。基于对上述两种理论的不同认识，就形成了不同的所得税制度。
我国股份制企业的大批涌现和正式的股票交易的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相应地199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都明确规定：股息、红利收入为所得税的应税收入。从实际运作来看，我国有关的所得税法具有以“实体法人”理论为基础的所得税制度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个人投资者股利收益的课税上。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拥有债券、股票而取得的股息和红利收入，按照20%的比例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并且不允许扣除任何费用，这实际上是对同一笔股利收益征了两次税。这种状况严重违背了公平原则，如不及时纠正，就很难从根源上解决证券市场上投机过度的问题。
从解决方案来看，主要有扣除制、差别税率制、免税制和抵免制几种方案可供选择。考虑到我国财政的承受能力，目前不宜采用免税制，几种方案对比，较为合适的办法是采用归集抵免制。具体而言，即对个人投资者获得的已纳过企业所得税的股利收入继续征收个人所得税，但允许将上一环节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视同本环节已纳税款从其应纳税额中部分或全部扣除，以此来部分或全部消除重复征税现象。对公司所获股利则保持现行的征税办法。
对于国有股、法人股也应适用同种税率征收所得税。从更深远的意义来看，对包括国有股、法人股在内的所有股东课征相同的股利所得税，将国家股东、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置于同等地位上，有利于实现“同股、同权、同利”的目标，可以加快国有股上市流通的步伐。
对于股票股利，目前规定以派发红股的股票票面金额为计税依据课征个人所得税。由于红股收益具有很大的虚拟性和不确定性，在分配股票股利时，股东并没有得到实际的收益，其后是否能够获得收益还要取决于市场因素所决定的价格走势，因此有些学者主张对其免税。但这一利润分配形式对我国证券市场有着特殊影响，对其课税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筹集收入。由于这种形式既不需公司支付现金，又因可能引剧股价上涨而深受投资者欢迎，因而送红股被上市公司广泛使用，但高比例的派送红股不利于上市公司树立回报投资者的意识，又因会引起股价上扬而助长投机气氛，同时还会带来隐性扩容效应，如果不对其加以引导必然弊大于利。因此在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的条件下，权衡对红股征税的利弊，有必要继续保持对股利征税的现行办法，同时通过完善证券法律法规等来强化对上市公司的约束力，以抑制公司盲目送红股的行为。
三、证券交易所得的课税政策
证券交易所得作为资本利得的一种，具有偶然性与不规律性等特点，它在证券市场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殊效应。从我国情况来看，一方面投资者对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承受能力还不足，同时在税收征管方面仍存在着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因此目前还不具备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条件。但从长期来看，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日渐规范，投资者心理的成熟及征管水平的提高，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是一个必然趋势。设计证券交易所得税需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计税依据的选择。从形式上看，证券资本利得的实现有3种标准：一是只要证券市场上某种证券的价格高于该证券的买入成本，即视为证券增值实现；二是当投资者实际出售证券所获收入高于其买八成本，净收益划归投资者的资金账户时，作为证券资本利得实现；三是当投资者将转让证券所获净收益撤出股市时，视为证券资本利得实现。这3种判断标准实际上是证券投资过程中的不同环节，选择不同标准即是确定不同的课税环节，其对投资者及证券市场的影响也大不相同。如果以第一种方法为基础，即证券交易所得一经产生，就应当被确认并予以课税。这其中有两个问题：一是价值尚未实现的资本增值不易测量和计算，实际操作起来工作量很大，结果也不一定准确；二是对尚未变现的增值部分课税，可能会导致一些现金不足的投资者被迫出售其持有的证券，这将会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不利于证券市场发展。如果采用第三种标准，由于投资者连续投资，在兑现离场时资本利得的确定及亏损的弥补等问题很难确定，实际操作时困难很多。而如果采用第二种标准，即只有当证券售出。账面增值已经成为现实增值时，才对实现了的转让收益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这样可以避免以尚未实现的潜在的“虚拟所得”为征税依据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鉴于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并且税收征管水平也较低，三者相比较，选择第二种方法较合适，即以投资者已实现的增值收益作为计税依据。
2.税负的确定。从促进证券市场发展的角度看，证券交易所得税税负不宜过重。一方面，由于证券交易所得的获得往往要经历一个周期，在其中的某一年度内收入大量实现，而在其他年度则寥寥无几，对其征税会产生“集中效应”。另一方面，对证券交易所得课以重税，可能会导致“锁定效应”，即投资者为达到避税目的，被迫采取不出售或推迟出售证券的方法，这将干扰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削弱证券市场的活力。
3.鼓励长期投资和再投资。为鼓励投资者再投资。对单位及个人所获得的资本利得用于再投资的部分，可以减征或免征证券交易所得税；还可以通过运用差别税收政策，区别对待长期投资与短期投资，抑制巨额游资频繁进出证券市场以减轻由此引起的市场波动。
综上所述，我国构建证券税收体系的总体目标是在保持整体税负较低的前提下，形成一个由多税种构成的多环节调节的税收政策体系。这一体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各税种之间相互衔接，扬长避短，共同发挥调节证券市场的功能。
参考文献
（1）周正庆《证券市场导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
证券市场的特征和功能篇6
关键词：证券市场；税收制度；改革思路
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1－0026－03
2007年以来，我国证券市场持续上涨，证券市场的繁荣为企业通过证券市场进行直接融资提供了便利，1―8月份仅IPO就达1490．5亿元。然而，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属于新兴市场，相关的法律和制度还很不健全，并具有极强的投机性，市场波动性甚大。利用有效的税收制度对投资者进行引导，是降低证券市场波动性可供选择的方法之一。本文拟就当前我国证券税制进行剖析，并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证券税制改革思路。
一、我国当前证券税制的主要问题
证券税收不仅是一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也是国家调节证券市场的经济杠杆和重要手段。合理完善的证券税制体系可以在抑制过度投机行为，降低市场波动性的同时，提高市场配置资金的效率，从而对证券市场规范健康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我国现行的证券税收制度不甚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健康、稳定发展。
1．缺乏统一规范的证券税收政策
（1）我国现行各税种对证券市场的调节，大多是对证券市场运行中暴露出的各种问题采取临时性补救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很难达到规范股票市场健康、有序运行的目的，而且容易造成各种政策之间的不协调。
（2）证券税制的课税范围非常有限。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主要是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证券品种包括A股、B股、国债现货、国债回购、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和基金等七类。然而，我国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只对二级市场上个人交易的A股和B股课征，对国债、金融债券、企业债券、投资基金等交易不征税，对国家股和法人股免税，对二级市场以外的股票交易和转让，税收的调节仍然还处于空白状态。
2．证券税制结构不甚合理
对证券税制结构的分析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进行：一是从证券市场运行的不同环节而言，各种税种的设置是否恰当充分；二是从纳税者承受税金负担的程度，对税种所作的区分。首先，我国尚未在证券发行环节征税。证券发行市场的高速扩张必然会影响到证券二级市场的稳定，影响到证券二级市场供需结构的均衡；其次，对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问题一直没有进展，原因在前几年股市处于调整时期，普遍认为会增加投资者的税负与投资成本，考虑到稳健性原则，证券交易所得税问题的讨论就被搁浅，更谈不上开征。但从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来看，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是发展趋势。
3．证券市场税负不公，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
我国证券市场税负不公，首先表现在税收对象上。现行证券税制仅对证券二级市场中的股票交易征税，而对其他有价证券品种（如国库券、债券、基金等）及一级市场和大量的场外交易不征税。这种做法势必导致一级市场的原始股持有者和二级市场的股票买卖者间的不公平，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的不公平，股票与其他有价证券的不公平。其次，在税率设定方面也有失公平。证券交易市场主要税种――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单一。政府无视股票持有期限和交易额，都依现实成交额向买卖双方征收相同比例的印花税。这种做法导致税收对机构和大户利用资金和信息优势操纵股市的调控能力较差。况且，固定比例税率本身就带有累退的性质，难以实现相对公平。再次，股权分置变相导致了税负不公。在上市的股份制企业中，对国家股、法人股的股利所得不征税，而只对个人分得的红利和股利征收20％所得税，实际上就是变相的同股不同利，违背了公平税负的原则。最后，非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企业所得税负担不平等，在沪、深两地上市的企业只有极少数执行统一的33％的税率，大多数都享受所在地政府给予的低税率优惠，给国家财政收入和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带来了负面影响。
4．证券税制的重复课税现象严重
（1）对已分配利润重复征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企业不允许从应税利润中扣除向股东支付的股息。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规定，个人取得的股息、红利和利息所得，除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的利息外，应当依法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可见，在我国一笔利润先要缴纳33％的企业所得税，然后公司用税后利润进行分红派息时，这部分股息和红利还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如果这部分税后利润分配到法人股东手中，可以享受境内投资收益的税收抵免，不会发生重复征税。但是如果这部分利润分配到个人手中，仍会发生重复征税的问题。
（2）对未分配利润重复征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股权投资业务若干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规定，除另有规定者外，不论企业会计账务中对投资采取何种方法核算，被投资企业会计账户上实际做利润?穴包括以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雪时，投资方企业应确认投资所得的实现。也就是说，即使被投资企业的利润未进行股息、红利的分配，利润保留形成的资本增值一旦实现为资本利得或转增资本，投资方依然要将之作为投资收益和转让收益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一笔利润在缴纳33％的企业所得税后，如果不进行分配，也会存在重复征税问题。
5．证券税收制度缺乏相对稳定性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证券市场的繁荣促进了企业融资、投资的增长。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应秉承证券市场持续快速发展的原则。我国的证券税收制度也要体现鼓励证券投资，以达到不断扩大我国证券市场的目的。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似乎并没有意识到稳定证券税收制度的重要性，没有意识到税制的调整与市场的长远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涉及到证券税收制度有关内容时，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如何利用税率的变动来平抑短期的证券市场波动上。仅就目前证券市场主要的税种股票交易印花税而言，从1990年6月28日按单项6‰征收，经过六次改革，现在按3‰双项征收，每一次调整均是为平抑证券市场短期波动的需要。如此剧烈的变化，不但会给投资者以长期手段短期化的感觉，而且这种做法本身也不利于整个证券市场的长期发展。
二、对我国证券税制的改革思路
（一）建立完整、规范的证券市场税收制度
目前，以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代表的证券税制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体系。主要表现在：
1．证券课税的覆盖面较广。证券课税基本上涵盖了包括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场内市场、场外交易市场、第三市场和第四市场在内的几乎全部的证券市场以及包括股票、债券、基金和衍生金融产品在内的几乎所有金融产品，证券课税的覆盖范围相当宽。
2．实现了由单一证券税制向复合证券税制的转移。为便于对不同环节课税，在不同的投资环节如发行、交易、所得、遗赠等方面设置不同的税种，实现了由单一证券税制向复合证券税制的转移。
3．建立了比较合理的证券税收征管制度。在证券市场中，税制的设置充分体现了不同投资群体与投资种类之间的区别，针对不同的投资群体设置不同的税种，针对不同的投资品种在税率方面进行区别对待。并且在税率的设计、税负水平的确定、征收范围的界定、税收收入的划分和具体的征管方法等方面都做了比较完善和科学的规定。
4．证券税制的设计相对稳定。由于税制的调整直接反映出一国政府对于证券市场发展走向的把握，而证券市场又是一个市场化程度较高、信息敏感度极强的场所，从稳定发展证券市场这一前提出发，各国在进行税制方面的微小调整时，都本着相当慎重的态度，不以短期的调控策略影响到长期的发展基础。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规模的日益扩大，原来散见于其他税收政策的有关条款已不能满足国家对证券市场调控的需要，因此，应借鉴国际成功证券税制经验，建立一套能够对我国证券市场进行全方位调节的证券市场税收制度。在这个税收制度中，不仅要有专门针对证券市场设立的特殊税种如证券交易税，而且还要广泛借助其他税种。该税制体系的税收调控应涵盖全部证券市场，包括股票、债券等所有发行及交易市场。在规模和结构上对我国证券市场进行全方位的调节，以保证投资者不同投资方向、不同投资券种以及其他投资行业的税负公平。
（二）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实行印花税和证券交易税兼征制度
证券交易流转税是证券税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证券交易过程中征收的一种税收。一般来说，包括证券交易印花税和证券交易税。根据美国库伯斯・里伯兰德国际税收网站提供的95个国家的税收情况看，对证券交易行为征过税的国家和地区有27个。在亚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采取了证券交易印花税与证券交易税兼有的制度，这与其资本市场起步较晚、资本市场建设仍有待完善的实情密切相关，通过兼有税制以及其他政策配合来鼓励资本市场的发展，并有效抑制市场非理性投机，保证资本市场的稳定运行。因此，借鉴国际成功证券税制经验，印花税与证券交易税兼有的模式是比较适合我国的证券交易流转税税制模式。具体做法为：
1．对一级市场开征印花税。可以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关于“产权转移书据”税目的规定，对一级市场证券发行时订立的产权转移书据或合同征收印花税，还印花税的本来面目。这样，不仅能够调节证券一级市场的发行价格，缩小证券一、二级市场利益差额，改变不对称的证券一、二级市场间的风险机制，还有利于两个市场的衔接和共同繁荣，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
2．对二级市场开征证券交易税。其课税对象是证券二级市场上所有有价证券的交易及转让行为，把法人股、企业债券、投资基金等交易行为都纳入其中，以弥补目前证券一级市场上税收调节对这方面的空白。证券交易税应在投资者与证券商或证券经纪人之间交割时，按双方实际成交价格征税，并实行源泉代扣代缴。同时，按证券种类、交易方式的不同及证券持有期长短，分别设计不同的税率。在税收稽征手段许可的情况下，根据交易频次、成交额度、投资收益等多个方面实现差别税率，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三）暂缓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
证券交易所得税是一种以有价证券这种特殊商品的买卖差价增值部分为课税对象的资本利得税。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证券交易所得税逐步取代证券流转税成为主体税种，这是证券税制发展的普遍趋势。但是，证券交易所得税的经济效应比较复杂，它对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证券市场起着截然相反的作用。成熟的证券市场中实行累进的证券交易所得税，它能发挥“自动稳定器”作用，即在证券市场上扬时用不断升高的税率抑制证券价格暴涨，而在证券市场下挫时用不断降低的税率阻止证券价格暴跌，从而调节证券需求，平抑价格波动。但是，在不成熟的证券市场中，证券交易所得税却起了“震荡器”作用。因为它直接明显地减少了投资者的证券交易收益，产生了强烈的压抑市场上扬和促使市场下挫的效应。因此，我国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是必然的趋势，关键是把握准确的时机。只有在充分认清证券市场的发展状态，各项辅助条件成熟，才能稳步推出证券交易所得税方案。
（四）改进证券投资所得税，避免重复征税
为了减少证券投资收益重复课税的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力争避免出现双重征税问题。对此许多国家主要采用下列两种方法：
1．扣除制和双率制。在扣除制下，允许被投资公司从应纳税所得中扣除部分或全部付出的股息，就扣除后剩余的部分计征公司所得税。双率制又称分劈制，即对被投资公司准备用于分配股息的利润按低利率征收，对留存收益按高税率征收。例如，德国对公司留存收益的正常税率为45％，对分配利润的适用税率为30％。
2．抵免制和免税制。抵免制又称归集抵免制，就是把被投资公司所缴纳的公司税的部分或全部归集到投资者所得的股息中去，以抵免投资者的个人所得税，这一方法为许多国家所采用。免税制是指投资者个人所得的股息不作为个人的应税所得，免除对股息的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它能比较彻底地避免双重征税。
我国现行的证券投资所得税宜保留，对不同纳税人获得的证券投资所得，继续并入企业的应税所得或者个人的应税所得，分别征收企业所得税或者个人所得税，但应做以下方面的具体调整?押
（1）在对个人股票交易所得课征个人所得税的前提下，遵循国际惯例，取消对红利计征所得税的规定，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2）本着公平的税收原则，制定起征点或免征额的规定，以利于中小投资者。同时，对一些特殊项目，如用于再投资的股利，可以制定较为详细的减免税规定，以体现鼓励长期投资与促进效率的原则。
（3）清理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投资所得一律按法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减免优惠政策应由国家税务总局统一控制，保证不同企业之间实现税负公平。
（4）采取措施避免经济性重复征税。我国目前对证券投资所得重复征税的根源，在于个人所得税对同一笔所得实行两次或两次以上的征税。可借鉴国外经验和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做法，对个人取得的证券投资所得采用较为合理和切实可行的“归集抵免制”，即在对个人取得的股息和红利所得课征所得税时，允许将被投资公司所分配的股息和红利所得已经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从个人的应纳所得税额中全部或部分抵免。这样既可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又能最大限度地消除重复征税。
（五）强化证券税收管理，建立有效的证券税收征管机制
随着证券市场的日益发展，对我国的税收征管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必须加快证券税收征管改革，提高税务人员的素质，依托电子计算机，利用先进的管理系统，以避免国家税款的流失。
1．制定和完善证券税收政策与法规。证券税制立法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既要考虑税收制度的相对稳定，又要考虑税收制度的弹性问题，以有利于鼓励证券投资和证券市场的发展。
2．加强证券税收的监管工作。提高税务工作人员素质，培养一批精通证券法律、证券税收、财务会计、金融及计算机业务的专家。同时，建立和完善信息网络系统，尽快完成税务、财政、银行与证券机构的联网，以准确、及时地掌握证券交易市场的有关信息，防止国家税款的流失。
3．加大证券税收的稽查力度，把严管重罚作为保证证券市场税负公平和健康发展的手段。建立和完善科学的证券市场税收制度还需要相关措施加以配套，主要包括：（1）建立个人财产登记制，全面推广个人自行申报制。（2）实行个人金融资产实名制，推行个人支票制。（3）采取严管重罚措施，促使纳税人自觉缴纳税款，优化纳税环境。应该指出，要使证券税收有一个好的征税效率，关键要有一个健全的证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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