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发展历史(6篇)

大学的发展历史篇1

一、大钢修订的背景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历史课程改革

近十年来，为培养新型人才，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在历史课程方面进行了较大力度的改革。

美国历史教育近十年来呈现出如下趋势和特点。首先，历史在中小学课程计划中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1991年全美教育改革文件《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颁布，要求所有的中小学学生在英语、数学、自然科学、历史和地理五门核心课程都要合格。1992年《历史课程全国标准项目》开始启动。1996年，三个《标准》，即《世界史课程国家标准，探寻通往今天之路》《美国史课程国家标准：探寻美国的历程》和《幼儿园到4年级历史课程全国标准》正式发表。这三个《标准》实际上是《2000年目标：教育美国法》中的主要教育改革目标之一从而成为国家立法的一部分。历史作为五门核心课程之一的地位，被国家立法所认可。

从这些《标准》中可以发现21世纪美国中小学历史教育的主要目标和功能。首先，历史课是培养公民意识的主要阵地。美国史教学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首先是参政的意识。《标准》强调了历史教育对公民的重要意义：历史知识是政治智慧的先决条件。它认为，学习本国史的意义在于：“没有历史，一个社会就不会对自己的历史起点、它的核心价值观、以及过去的决定对当前的影响有一个共同的记忆；没有历史，就不能对社会中政治的、社会的或道德的问题进行任何合理的考察；没有历史知识和以历史知识为基础的探究，人们就不可能成为见多识广、有鉴别能力的公民。”合格的公民同时必须具备世界性眼光。新《标准》明确指出：“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现在的学生更需要对世界史和创造了不同于美国的思想、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其他许多文明国度进行全面了解。通过一部平衡的、范围广泛的世界历史，学生们可以了解世界的多种文化以及所有文化中共有的人类情感和存在的共同问题。学生们会由此养成通过别人的眼光评价事物的习惯，并且逐渐认识到，通过研究其他国家，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尤其重要的是，对世界多种文化的理解有助于培育彼此宽容，相互尊重的涵养和文明的精神。日益多元化的美国社会和日益彼此依存的世界要求我们具备这种品质”。

从能力培养来看，美国的历史教育强调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和主动学习精神的养成，认为历史学习和研究是一个“主动的学习过程”，通过它对学生进行多种能力的培养。新《标准》强调，历史教学要着重培养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五类历史思考能力：按照年代顺序思考问题的能力；历史的理解能力；历史的分析和解释能力；历史研究的能力；历史的问题分析和决策能力。

从历史课程的功能来讲，美国历史教学强调理解“历史对我们的私人和公共生活、对我们社会的意义”，认为历史是“了解我们文化的多样性和互异性，以及我们同享的社会共同性”必不可少的课程。60年代，西欧的“新社会史学”对美国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新社会史”着重撰写“自下而上的历史”。历史的主体不再是美国历史上社会各界的“精英”，而是名不见经传“沉默无声的”姜芙众生。美国史成为印第安人、非洲高美国人、亚洲裔人、拉丁美洲裔的男女老少共同书写的历史。“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历史不再是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过去，而是生动的、伸手可及的、与现实和个人密切相关的往事，使历史学习和探究更好地为现实社会的和谐与发展服务。

英国于1991年颁发统一的历史学科的“国家课程”。该文件提出三个具体的成就目标：知识目标；能力目标；理解目标。在这三个目标下，要求学生在五个方面取得进展：历史年代顺序的理解；历史上事件、人物、和变化的知识和理解；历史的解释；历史的探究；组织与交流。“国家课程”要求通过多种途径使学生在五个方面得到发展：精神世界的发展；道德修养的发展；社会观念的发展；公民意识的发展；在关键技能方面得到发展：如交流的能力；数字运用的能力；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使用互联网、CD－ROMS、e－mail进行历史探询，发展、编辑、分类，重新组织和建构信息，然后提出自己见解的能力；与他人合作的能力；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综上所述，美国和英国的中学历史课程标准有以下主要共同点：1．历史教学的整体目行是以培养和发展学生能力为基础，并把历史后维能力视为历史学科能力的核心，从而把历史教学的基本模式由传授历史知识的类型转变大思维训练的类型；2．侧重于训练学生掌握探究历史的具体方法，一尤其是重视对各种历史资料的运用，培养学生在掌握证据的基础上分析和解决历史问题；3．不是把历史学习当成对历史知识的机械议记，而是注重对历史的分析和理解，使学生能够识别各种历史解释，并提出自己的历史解释；4．重视学生学习历史时思维活动的具体操作，通过训练使学生养成学习的独立性和自觉性，具有创造性的学习能力；5.注重培养学生的历史观，使学生通过历史的视野来认识和理解社会现实问题。

（二）近十年来我国历史课程的改革和发展

近年来，我国党和政府把推进素质教育提到一个新的战略高度。1999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同志发表讲话，强调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努力造就“四有”新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的首要任务，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面向培养适应21世纪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在德育方面，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使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针对性地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教育，理想伦理道德以及文明习惯养成教育。它同时强调“把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同积极学习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结合起来”。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还必须转变教育观念。为此，《决定》特别指出，素质教育的核心，是要在智育方面充分做到转变教育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积极实行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历史教育。今年春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同志亲自调阅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出版的历史、地理教材。总书记于3片12日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说，我最近看了一些初中、高中的历史、地理教材。我们要加强对青年学生的历史知识教育，帮助他们正确地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世界的过去和现在，这有利于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各级干部要加强历史、地理等知识的学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对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的亲切关怀，是对青少年学生乃至干部历史、地理教育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也是对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充分肯定、鼓励和鞭策。实际上，去年同志在致白寿彝教授的信中就曾指出，学习中国历史，对领导干部来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获得“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有益于“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增强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他还指出，干部们也要学习和借鉴外国历史，以开阔眼界和胸襟，提高精神境界。对于青少年来说，通过中国历史的学习，“以使他们学习掌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牢固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奉献力量”。

10年来，我国历史教育工作者在历史课程改革方面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并已取得许多积极的进展。1996年，国家教委颁布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供试验用）（简称试验大纲）。与以往的大纲相比，它有了明显进步。比如，它提到历史学“具有认识社会和教育的功能”；对“提高国民的素质”有重要作用；有助于学生“认清世界发展进程，进一步了解国情”。基础知识方面，它强调要学生“认识近代以来世界形成统一整体的进程，近代世界格局的变化”。能力培养上“要使学生进一步掌握认识历史的方法”；思想教育方面，增添了“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教育”和养成“改革开放意识和参与世界竞争的意识”，等等。根据试验大纲编写的试验教材从1997年秋开始至今，已在两省一市（江西、山西、天津）试验了一轮，反映基本是好的。与在1990年历史教学大纲（高中部分）基础上编写的教材相比，已有长足的进步。

上海的历史课程改革也正处于积极的探索之中。目前上海使用自己编写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历史教材。上海在高中一、二年级开设的《历史》有几点新意。第一，它采用近年来史学界的新观点，即以15世纪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认为“新航路开辟”以后，世界才真正成为一个整体，才有了真正的世界史。第二，是在结构体系上进行突破，采用中外史合编的结构体系，目的是“更有利于学生了解今天世界与中国现状的由来”。第三，如此编排的目的是为了学生通过联系、比较各国历史，以及中外历史上的重大问题，更深刻地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线索以及中国的发展与演变。1999年上海又颁布《面向21世纪上海市中学历史学科教育改革行动纲领》（2000～2010年），力图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历史知识理解能力，以及正确的认知方法和历史观念；希望重新整合历史知识，构建新的历史教学体系，同时重视历史思维能力的训练；改革的主要突破口是：初中构建以生产力发展为线索的文明史框架体系；在高中开辟专题史；设置居于探究性课程模式的史学阅读、分析与实践；降低历史学习的难度。

北京市于1999年制定颁布了面向21世纪的《历史课程标准》，其主旨是：在教育理念方面，目的是“提高学生人文素养，促进学生主动发展”；在课程结构方面，它在初高中阶段构建中国史和世界史“融合一分部一融合”的课程结构。在初中阶段构建中外史合编的新体系，目的是“开阔学生的视野，注重学生对人类文明脉络的整体把握，形成完整的历史图景和正确的历史观。”高一和高二年级采用中外历史分部深化的体系。这一体系强调知识的相对系统性，注重在初中综合学习的基础上的纵深学习。在高三年级则采用中外文化史合编的新体系。

对课程价值的论证中，与过去传统提法相比，北京市的历史课程标准也体现了很多新鲜的观点和思想。它把历史课程的教学目标分为彼此独立然而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即态度与价值观目标、能力目标和知识目标。下面只列举对传统突破较为突出的几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次历史教学大纲一般把“思想教育”目标的内容涵盖得相对狭窄。北京市的《标准》把“思想教育”的提法用“态度与价值观”取代，拓宽了其内涵。比如，它指出，历史课的教学目标之一，是要“使学生认识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同时理解、尊重其他民族，有民族的平等意识和共同发展的观念；使学生了解世界众多民族发展的历史，认识国际团结与合作的必要性，形成正确的国际意识”。

二、高中历史试验大纲征订版的新特点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历史教学在某些方面开始显现出一定的滞后性，表现在：历史教育的功能没得到充分发掘；对学生的道德、价值观念、品格和人文素养的培养有所忽略；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有所忽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未得到充分体现，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历史学科体系束缚较大，对历史教学体系的考虑则不足；知识点偏密、概念偏多、理论性偏强、难度偏高，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为进一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教育部在高中1996年试验大纲的基础上，最近颁布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与以往的大纲相比，这部大纲体现了如下新意。

（－）历史课程的思想教育功能得到强调与充实

首先，历史教学大纲的政治导向性和传统的思想教育目标在大纲中得到坚持。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交流的扩大和深入，西方学术观点不断地被研究借鉴，活跃了学术思想，使学术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历史研究领域，20世纪中期出现到70年代达到高峰的西方“新史学”对西方的传统史学发起冲击。法国的“年鉴学派”、英美的“新社会史”，新马克思主义史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英国的“全球历史观”和美国的“世界体系理论”一都扩大了我们认识历史的视野，加深了对历史现象的理解。我国史学工作者摈弃“左”的影响和教条主义倾向，通过借鉴和吸收，在研究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负面影响也随之产生，在我国历史学界和中学历史教学界造成一定的思想混乱，也使很多青少年对诸多历史问题产生糊涂、甚至完全错误的历史观点。

国家颁布的教学大纲，特别是历史教学大纲，理应具有政治导向功能。任何一个国家的官方历史课程标准或历史教科书概莫能外。比如，从美国的历史标准就可以看出，美国的历史教育主要强调三个原则。第一，爱国主义精（patriotism）。这个词虽然很少直接出现，但是它的精神自然渗透于课文具体的历史叙述中。第二，美国价值观念的教育，主要通过《独立宣言》《美国宪法》的学习和理解来实现；第三，《公民权总论》对公民权观念进行灌输。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同样要体现符合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及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因为它不是“私家著作”或“一家之言”，就要求对中学历史课程的地位、性质和任务有一个准确而审慎的定位，为它制定明确的思想教育目标。在这方面，修订大纲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观和方法的指导，又反映了新的时代精神。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修订大纲在原则上仍然依据唯物主义史观。把社会发展形态和性质作为历史阶段分期的主要依据。需要说明的是，在世界史方面，近年来我国世界史学界从整体世界史现出发，以“20世纪初”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这种分期法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有其可取之处。但是，从目前的中国国情出发，再考虑到中学历史教育与高校历史教学和历史专业研究的不同性质和对象，十月革命问题就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意识形态性很强的问题。况且，即使从纯学术角度衡量，世界现代史开端的“俄国十月革命说”的立论基础仍然有其合理性。所以，修订大纲仍然以十月革命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这种处理是审慎而负责的。

另外，课程内容的侧重点也反映了对思想教育的重视。根据总书记关于“两史一情”教育的指示，修订大纲把中国近现代史作为必修课加以重点讲述，目的是使学生了解近代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了解中国历史上的仁人志士为民族独立和富强所进行的探索和奋斗；认识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了解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伟大成就和历史教训。同时，它还使学生通过对历史的思考，认识闭关自守、因循守旧是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理解改革无效、不断创新，才是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必由之路。

思想教育目标的内涵也得到拓展。大纲中出现了一些新提法，如对学生进行“国情教育”，使学生“具有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使命感”；“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国际意识，增强积极参与国际活动和国际竞争的意识；使学生继承人类的传统美德，初步形成正确的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健全的人格，具备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公民意识和人文素养。”［日这里“国情教育”被提高到比较突出的地位。所谓国情教育，一方面，通过讲述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使学生理解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另一方面，还需要学生了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如我国的人口、环境、资源等问题，以及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以增强学生对民族命运和人类命运的关注和历史责任感。另外，“正确的国际意识”与传统的“国际主义教育”相比，既符合时代精神，又拓宽了世界历史教学中思想教育目标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教学应强调让学生了解世界发展的轨迹和方向，不但继承和发扬自己的文化精华，还要理解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传统和优秀遗产。要建立为世界和平、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文化交流等与世界进行多方面合作的意识。但是需要指出，对“全球化”“一体化”“世界村”和“世界公民”这样比较时髦的概念要持审慎的态度，不能一概而论。

“健全的人格”和“公民意识和人文素养”是对传统思想教育目标的拓宽，也是江总书记的指示和第三届全教会精神的具体体现。历史知识和对历史的理解，对学生养成健全的人格大有神益。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学生们能够体验人生的意义，对人类在为争取物质和精神进步的奋斗过程中所遭受的艰难困苦，会有足够的认识和心理准备。对全人类，特别是本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基本了解，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在历史长河中和社会中的位置，认识到个人奋斗目标的实现与历史发展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关系，从而对自己的理想和抱负采取更加客观的态度；通过对历史规律的辩证理解，可以对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前途保持自信与乐观。“公民意识和人文素养”指的是通过历史学习，能够使学生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有更清醒的认识，从而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认同感。在人文素养方面，从浅层次上讲，正确而丰富的历史知识和优秀历史人物的事迹对学生的行为举止，话语言谈和道德情操有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从高层次来讲，历史知识的掌握能加强人文精神，从对自己人格和人生的尊重和珍惜，产生对他人的尊重和理解。在社会迅速转型和高科技发展对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交往方式、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产生巨大影响、对人文知识相对忽视的总体形势下，更应该强调人文精神的培养。

（二）能力培养的原则得到充分强调

以素质教育为出发点，为把历史教学过程转变为学生的主动学习过程，修订大纲突出了能力、特别是对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与以往大纲相比，修订大纲对能力培养的要求更加具体。其宗旨是：彻底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加强学生的探究活动，使学生进一步掌握并运用学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基本方法，增强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学习能力，尤其是创造性思维能力。

历史学习中的核心能力是历史思维能力。修订大纲对“研究性课题”的新设置，就是旨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历史思维能力。在历史研习过程中，首先涉及搜集和整理与本专题有关的史料、然后对已有资料进行解读、判断和运用。接着，学生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通过对史实的分析、综合、比较、归纳、概括等活动，发展历史思维能力。在更高的层次上，教师在教学中“既要注意不同阶段历史内容的前后联系，又要注意本国史与世界史的横向联系，还要注意与相关学科的联系。培养学生用发展与联系的观点观察历史和解释历史的能力”。

大纲还强调：高中历史教学要注意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激励他们在教学过程中主动学习、探究的精神。教师可适当安排多种形式的历史研习活动，例如，课堂讨论、辩论；撰写历史小论文、历史人物小传、历史题材的社会调查报告；搜集整理多种类型的历史资料；编演小历史剧；有条件的地方，可鼓励学生制作历史题材的音像作品或计算机课件。

在考试和评估方面，为了体现鼓励学生发展，开发学生潜能、保护学生的自信和自尊等原则，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精神，修订大纲特别强调在考查学生对历史知识综合理解的同时，要注重考查能力，尤其是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它还强调，“对学生的考试评估，要注意减轻学生负担；要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发挥学生的创造能力。”

历史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停留在对历史知识的简单掌握上，而是希望通过学生对历史发展规律、线索、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把握，使历史教学尽可能与现实生活和时事联系起来，以增强学生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所以，大纲特别强调，历史教学要达到“通过历史更好地认识现实，通过现实加深对历史的理解”的目的。例如，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时，可以联系去年的科索沃问题；讲到信息技术革命时，可以联系现实生活，让学生们感受科学技术革命的重大意义，理解它对改变人类生活和社会的巨大作用。历史知识传授贴近学生的现实生活，注意与现实问题的有机结合，将有助于增强学生对历史学科价值的正确认识，激发他们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大纲列出的研究性课题参考题目，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的变化，中国近现代的中美关系，巴尔干问题的由来，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特点及影响等等，都意在将历史与现实生活和时事尽可能紧密地联系起来。

（三）吸此最新研究成果、丰富历史教学内容

修订大纲在教学内容方面，注意尽量吸收史学界公认的新成果。对某些历史阶段的定性，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更加趋于客观。以世界历史举例说。在1990年大纲中，意大利资本主义萌芽、新航路的开辟、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等历史内容，都是作为西欧封建社会解体时期的历史内容加以处理的。1996年试验大纲已经吸收史学界的新成果，表述为“14、15世纪，人类开始向近代迈进”、“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修订大纲保留了试验大纲的基本思想，但把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表述为“是一次具有世界影响的革命，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到来”。对世界近代史和现代史历史内容的表述，也从原来的相对片面和主观转变为更加全面和客观。1990年大纲中，对世界现代史的定性从“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走向衰落、灭亡，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改变为现在的“是垄斯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曲折前进，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并存，互相对抗，世界人民争取独立、民主、和平与发展的历史”。再如，对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评价，也从原来的全面肯定，到现在客观地指出其弊病，如“片面发展重工业、农业集体化严重失误和经济政治体制高度集中的问题”；对美国罗斯福“新政”的评价，加入了它“开创了国家干预经济发展的新模式”的评价。

修订大纲根据新的历史发展，把历史叙述的下限延伸到20世纪90年代末。与几年前相比，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世界格局和发展趋势方面显现出新的特征。这次大纲在修订时增添了这方面的内容。从国内的历史发展看，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取得了一系列巨大进展。过去几年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内容十分重要，有益于学生正确地认识时代特征和走向，认识中国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更清醒地应对21世纪挑战。举例说，在世界政治方面，大钢突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格局的变化，既涉及东欧剧变导致两极格局的结束和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也明确指出美国独霸世界的企图，实际上想把北约轰炸南联盟及其体现的“新干涉主义”原则包括进来。在经济方面，则指出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区域化、集团化和全球化趋势的继续发展。修订大纳希望通过这些新的历史内容，使学生意识到“争取世界和平、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仍然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

大纲在坚持唯物主义史观指导的前提下，避免对历史进行机械化、庸俗化和教条主义的叙述和理解。在坚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同时，对人类精神文明的历史发展给以更多的关注，防止把人类历史叙述为简单的政治和阶级斗争发展史。西方的一些史学理论、流派和方法，如法国的年鉴史学、近代化史学、社会史学、心理史学、人口史、生态史学，新社会史和政治史，以及一些具体的研究成果也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值得我们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从建国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历次历史教学大纲，政治史和阶级斗争史的痕迹较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史学界通过自身探索和对国外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合理借鉴，日益重视社会史、文化史、学术思想史、科学技术史和教育史，使历史叙述的对象更加丰富和全面。修订大纲也进一步拓展了历史叙述的对象和内容。它对文化史方面的内容，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内容增加幅度较大，如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17世纪至20世纪的自然科学和第三次科技革命。修订大纲还特别提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的初见端倪。这些内容的增加，使高中学生进一步加深对精神文明在历史过程中推动作用的理解，认识科学技术作为重要的生产力，如何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以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修订大纲的世界史部分努力突破欧洲中心论，增多了亚洲史的内容。这也与近年来国外历史教育改革的趋势相吻合。日本中学历史教学努力摆脱“偏重欧美”的传统，开始重视亚洲地区的历史和现状。韩国有些中学历史教材甚至遵循“近远亲疏”的排列顺序，把中国文明单元置于印度、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之前讲述，原因在于韩国和中国同属“东亚文化圈”或“儒教文化圈”，更是地理上的近邻。马来西亚中学开设的历史课程，除本国史、世界史外，还开设东亚史。美国历史教育也因近十几年来世界政治和经济新格局的逐渐形成，打破“西欧中心论”和“美国特殊论”的传统，强调对亚洲文明特别是中国文明的研究。中国作为亚洲大国更应当重视亚洲的历史和现状。修订大纲讲述了较多亚洲史的内容，如“16至18世纪的亚洲”“亚洲革命风暴”“亚洲的经济发展”几节。此外，在西方国家的殖民活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亚非的民族解放运动等节中，对亚洲史多有涉及。

（四）指导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为适应教育改革的需要，为地方、学校留出充分的空间，为教材编写者提供较大的回旋余地，修订大纲在几个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弹性。

大学的发展历史篇2

【关键词】历史复习知识整合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G4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7.11.072

对历史发展的线索的掌握、历史规律的归纳、对历史现象的分析以及历史事件的评价就会不够精确。以至于历史现象不能对应相应的历史评价，同类历史现象无法上升到历史发展趋势和规律，往往发生了一定偏差，那么在高考历史中极易形成错误认识，这是学生在高三历史复习中段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学生只有学会历史知识进行整合，强化知识体系，才能羸在高考。

一、知识整合，强化体系

学习过程充实、漫长，要步步为营，学生在对教材熟练掌握的基础，必须学会对基础知识进行有效整合，对零碎的知识进行类化、固化，不断的巩固知识体系。

（一）抓住线索、提纲挈领

历史基础知识穿越古今、横跨中外，要对历史基础知识进行整合，首先就要找历史发展的线索、抓v史发展的主线，构建起知识的框架。

1.梳理时间发展脉络，明确历史发展时序。历史发展是岁月的累积，在悠久的岁月里学生首先要明确历史事件发展的时序，而不“张飞打岳飞”。学生只有明确历史发展时序，才能把众多的历史事件按时序发展进行掌握。

2.找出历史发展的线索，提炼历史发展规律，做到提纲挈领。中国近代史曲折反复，学生比较头痛。其实你只要掌握几条线索即可：一是列强侵略的屈辱史；二是中国军民的抗争史；三是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探索史。

3.归纳历史的阶段发展特征。归纳了一个历史时期的历史阶段特征就等实现了对一个历史时期的宏观掌握。再如中国近代史，主要特征就是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

（二）化难为简，轻松掌握

深入阅读教材、熟悉教材、钻研教材，在高度统率教材的基础上，将史实重点化，将难点简单化。找出史实之间的联系，把史实高度整合起来，做到轻松掌握。

1.抓关键词句，精简知识。学生要学会做历史学习的“小裁缝”，对于历史知识进行合理的剪裁，做到由多变少、由粗变精。如斯大林模式，核心就掌握关键词：高度集中，就能了解斯大林模式。

2.分析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进行简单概括，便于轻松掌握历史事件。如新航路的开辟，是近代史上一个很复杂的历史事件。我们就将之总结为“四个四”：即四个原因，四个条件，四次探险，四点影响。就这样把一个难于把握的问题清晰化、简单化，学生也更容易掌握，做选择题也不容易将原因混淆。

（三）学会归纳，简单掌握

历史事件的发展都有基本的要素：时间、人物、原因、经过、结果、影响，同类事件的在发展上也有其必然的规律。因此在学习过程中，有意将同类历史事件进行整理，去分析历史事件在时间、人物、原因、经过、结果、影响方面的共性，对知识进行归纳整理，更有利于掌握纷繁复杂的历史知识。

1.归纳历史事件发展原因的共性，做到触类旁通。如近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辛亥革命，其原因可归纳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民族危机严重、思想的转变和主观因素，再将各时期的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归纳可以得出可从经济、政治、思想、社会等。

2.归纳同类历史事件纵向整理。如党的一大二大直至十八我们可以做一个归纳；各国的思想巨人；重要的战役；或以第一、较早等作为依托进行归纳。

3.中外同时期的横向对比学习更有利于我们进行深入的历史思考。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中国的孔子、孟子、荀子的比较。

二、温故知新、掌握理论，升级体系

（一）学思结合、学习理论

1.思考历史给我们的启示。对历史要进行反思，思考历史发展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思考历史与现实，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得到新知，服务于当下，为社会发展提供借鉴。为未来社会发展作准备，这正是历史的教育功能之所在，也是学习历史的意义之所在。因此学习过程中我们要善于思考，从历史发展得到启示。

2.熟悉历史的基本理论，思考历史的基本理论。将历史知识放在理论下思考，从历史知识中求证历史规律，从理论高度去驾驭历史，必然使学习历史进入更高的境界。

（二）强化学科的基本素养

对于历史一词的概念理解，对于史料、史论、史学基本观点等有所认识，对于塑造知识体系是锦上添花。

（三）学习新史观、刷新历史知识

随着新史观的提出，对于历史的评价更加全面客观，原有评价渐趋不合时宜。学习全新七大史观，我们可以从全新的角度去认识历史，对于历史知识进行更新和重组，可以提升我们对于历史知识更好、更全面的掌握。

（四）联系热点、回归社会现实

历史知识的学习绝不是单纯的回顾过去，这样的历史学习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学习历史是让我们学会把握现在、预测未来，对社会发展起借鉴作用。既然如此，历史知识必须要回归到社会现实中来。结合当下社会的热点问题进行思考，你就会有全新的认识，历史知识也就有了时代意义、时代价值和生命，从而深化历史知识。

1.联系热点，思考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如近几年来的三农问题、反腐败的问题、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思考从历史中寻找智慧来突破这些问题。

大学的发展历史篇3

关键词：大学文化；开放教育资源；历史考察；莱斯大学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5）01-0001-08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个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开始关注文化在组织生活中的作用，并将其与组织管理的有效性和中央控制联系起来。高等教育领域顺应这种趋势，将文化作为区分大学之间差异的重要依据，描述了大学中存在各种神秘故事、行为规则，以及有关学生和教师的子文化形式，论证了不同的文化对于大学的统治、领导和规划所产生不同作用。[1]柯里（BarbaraK.Curry）认为，大学机构需要文化来鼓励变革，不过需要对文化的内涵和类型进行长期的培养，才有可能真正对大学机构的变革产生作用。[2]于是，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和价值取向，大学文化必定在很大程度上引领大学变革，大学文化与大学变革之间的联系正式建立起来了。[3]开放教育资源运动作为21世纪高等教育变革的典型事例，自200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首创开放课件（OpenCourseWare）以来，在世界范围内获得飞速发展。在大学文化的引领下，一系列以大学为主体的活动和举措将开放教育资源推到了教育革新的最前沿。以麻省理工学院、犹他州立大学（UtahStateUniversity）、约翰霍普金斯大学（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中国开放教育资源联合体（ChinaOpenResourcesforEducation）、休伊特基金会（TheWilliamandFloraHewlettFoundation）等为代表的高校、组织、基金会纷纷建设数字教育资源，门户网站，开展组织推广和研究工作。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飞速发展，开放教育资源运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碰到许多问题，涉及目标定位、运作模式、技术标准、文化差异、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圆满解决将对开放教育资源的发展前景投下阴霾，开放教育资源的发展方式和发展路径面临转型。与此同时，大学文化已经实现一定程度的转型，大学文化系统的目标指向恍然一新，并在开放教育资源发展过程中发挥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不过，大学文化并不是静止的，它的生命力所在便是动态发展，尤其进行创新性发展，否则根本就无法对开放教育资源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新事物产生有效的影响作用。[4]当开放教育资源的发展步入转折阶段，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和非预期性事务相继涌现，如果开放教育资源要实现持续性的发展，离不开大学文化的引领和促发，而大学文化的创新便是大学文化担负这一重要职责的保证。

二、大学文化创新与开放教育资源发展的相关性分析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快速的环境变化，如今的大学必须与创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作为大学组织内部的集体行为规范、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的大学文化更是离不开创新。[5]大学组织只有拥有强大的和可持续的创新能力，才能对共同的市场和环境的驱动力有更好的理解，也才能更加有效地致力于创新实践，大学文化只有实现了持续的创新才能真正有效地引领大学的变革，而非阻碍大学的变革，使大学组织具备更强的创新能力，从而顺应时展的潮流。[6]根据戴维斯（GraydonDavison）和布莱克蒙（DeborahBlackman）的观点，创新是指组织机构的各个部门通过对产品和服务的发展与改善以提高利益获得，创新是决定组织的生产率、竞争力和经济效益的关键性因素。[7]为了对大学文化作用于大学变革进行更加细致和深入的研究，贝格斯（WilliamH.Bergquist）提出了著名的机构文化原型（InstitutionalArchetypesofCulture），制定了从学院文化、管理文化、发展文化和协商文化四个方面作用于大学变革的基本策略。[8]2-5如果借用贝格斯机构文化原型的基本元素组成，然后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重新赋予更多崭新的内涵，完全可以作为大学文化创新作用于开放教育资源发展的逻辑框架。

钱小龙汪霞：大学文化创新与开放教育资源发展转折的历史考察学院文化（TheCollegialCulture）主要反映在学科教师参与大学治理中，体现了教师平等参与研究、学术和政策管控的价值取向。[8]17-18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虽然学院文化的创新并没有改变其基本内涵，但在外延方面增添一些元素和色彩，使得整体的价值体系更加丰富。[9]一方面，教师在大学系统中的角色与作用应该给予更加显性和高效的展示，尤其技术手段的应用，另一方面知识传授和人才培养的使命应该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在更大的平台上，在更宽泛的时间内，将使命得以最大程度的彰显。学院文化创新致力于学习革命，倡导突出教师的主导性地位和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并将两者进行有效的整合，以同一种方式、平台和系统体现出来，这就是开放教育资源。[10]在创新学院文化的引领下，以开放教育资源为媒介，教师成为事实上的知识管理者、知识与大学的关系悄然发生改变，大学的知识使命得到拓展和强化，学习方式的变革近在咫尺。

管理文化（TheManagerialCulture）主要反映在指向特定目标的有关组织、实施和评价工作中，体现为一种财政责任和有效管理技能。[8]57-59尼科尔（OvidiuNicolescu）和沃博（IonVerboncu）将管理文化视为机构管理者的价值观、信念、期望和行为所形成的体系，成为一个机构的标志性内容。[11]管理文化创新意味着工业经济时代以物为本的管理理念必须向以人为本和以知识为本的管理理念转化，大学管理要求围绕人和知识展开。[12]一方面，充分满足人的需求成为大学管理的重要推动力。开放教育资源的发展克服了传统管理机制的局限性，摆脱教育教学在时间、空间和对象的限制，在最大程度和最大范围上满足了学习者的需求。另一方面，实现知识的有效传播与共享是大学管理的重要使命，开放教育资源的发展开拓了知识传播和知识生产的新路径，使知识的管理从传统的以印刷材料为载体的封闭式管理直接跳跃至以数字媒体为载体的开放式管理，并通过超级链接实现知识的非线性传播与共享。

发展文化（TheDevelopmentalCulture）主要反映在项目的创建和促进所有大学成员成长的活动中，体现为一种开放和服务于他人的价值取向，也体现了大学研究工作和课程规划的系统化管理取向。[8]93-94发展文化已经跨域个体维度，进入群体维度和组织维度，通过信息传播、环境刺激和行为规范等方式对大学的组成要素乃至大学外部的社会环境产生至关重要的文化引领作用。[13]发展文化创新致力于营造一种博采众长、广纳建言的舆论氛围。[14]在创新发展文化的引领下，开放教育资源将其开放的理念真正贯彻到实处，通过多元化的传播路径和有效的传播机制营造了一种基于网络的开放性舆论氛围，为包括教师和学生在内大学组织成员的共同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条件。发展文化创新还致力于制定一系列的行为规范和成长路径。[15]开放教育资源不仅提供了海量的资源，更为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个性化、差异性和富媒体形式的发展路径，由此将各种看似毫无内在联系的资源整合为一种发展平台，为所有需要学习和提升自我的人提供发展的机会。

协商文化（TheNegotiatingCulture）主要反映在有关资源配置和利益获取方面的公平公正政策的制定，体现了大学普通成员在面对特权阶级利益时一种坦然应对和公平交易的价值取向。[8]129-132一个协商文化盛行的大学意味着包括学生在内的所有教育参与者都是自由公民，他们对自己的教育生活负责，并且允许直接或间接参与足以影响校内所有人的事情的决策。[16]伴随着创新协商文化在大学组织中的传播与推广，与传统的校园环境不同，开放教育资源营造了一种天然的基于网络的民主主义教育环境，参与其中的学生和教师都了解如何民主化地生存与共处，课堂环境具体化为学习管理系统和学习论坛，学习内容的确定依赖于学习过程的动态推进，教师教学策略小组将解决学生之间的不同立场和意见，知识的自由传播路径确保了学生可以从同伴、教师、专家等多个来源获得帮助，社会关系的建构和交往规则的制定以明确而具体的形式呈现在虚拟的网页上。

三、大学文化的创新与开放教育资源发展的转折

大学文化创新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是无法避免的，这就意味着需要对原有的大学文化系统进行重构，融入更多崭新的理念和价值观以保持大学文化的先进性，从而更好地发挥大学文化的引领作用。大学文化的创新体现为学院文化、管理文化、发展文化和协商文化的创新，这些文化的创新在开放教育资源发展的转折阶段发挥着保驾护航的作用，避免出现宏观层面的战略失误，也指引着开放教育资源走向更加深远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制定开放教育资源的发展战略

在经历短期的快速发展之后，各种预料之中或预料之外的问题相继涌现，开放教育资源运动到了进行经验总结和发展规划的时候。为此，2007年9月开放社会研究所（TheOpenSocietyInstitute）和沙特尔沃思基金会（TheShuttleworthFoundation）在南非首都开普敦组织召开了一次开放教育国际会议，会议邀请了30个积极支持开放教育的国家的代表机构或组织，会议就督促政府和出版机构加大教育资源开发的公共资金投入，促进教育资源在网络中的免费公开，以及加强开放教育资源在教育中的应用等话题展开了讨论和合作研究，并于2008年1月了著名的《开普敦开放教育宣言》（CapeTownOpenEducationDeclaration）。对于开放教育资源运动而言，《开普敦开放教育宣言》的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对开放教育资源所面临的时代挑战、开放教育资源的革新实践、开放教育资源的发展愿景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论述，并提出了提升开放教育资源的影响和达到程度的三个战略：鼓励教育者和学习者采取基于资源开发（创建、使用与改编）、教育实践（协作、发现与知识创造），以及社会合作等举措积极参加开放教育资源运动；倡议教育者、作者、出版者和相关机构采用更加开放的方式来他们的资源；督促制定相关的开放教育政策以确保政府、学校理事会、学院和大学拥有更高的开放教育优先权。[17]这三大战略无一不反映着大学文化的创新，第一个战略一方面体现了学院文化的创新，明确了教师与学生在教育实践的角色和地位，要求共同担负创造、使用和传播知识的重任，另一方面体现了协商文化的创新，注重开展社会合作，满足普通公民的需求，实现更大范围的知识共享与传播；第二个战略体现了管理文化的创新，大学不再是一个封闭的教育机构，而是应该实施开放式管理，确保开放教育资源的大众共享，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第三个战略体现了发展文化的创新，明确了大学在非正式教育资源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关键性角色，也明确了政府在非正式教育资源发展中的主导权和非正式教育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基本理念，指明了开放教育资源建设与应用的权利结构组成。互联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学习环境，一场学习的革命正在悄然进行，《开普敦开放教育宣言》的标志着开放教育资源运动面对时代的变化开始步入转折阶段，为了更好地促进开放教育资源的发展，必须以创新求变的姿态，尤其是大学文化的创新求变来积极地应对各种挑战和困境。

（二）探索开放教育资源的运作机制

在大学文化的创新精神和理念的引领下，在《开普敦开放教育宣言》相关要求和规范的督促下，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机构开始与各级政府部门和各种社会组织展开合作，纷纷开展开放教育资源活动，进一步强化了开放教育资源的影响力和作用。2009年2月，休伊特基金会为密歇根大学（UiversityofMichigan）、非洲开放教育资源联盟（OpenEducationalResourceAfrica），以及四个非洲大学提供相关项目资助以支持开展免费的健康教育，协商文化的创新开始跨越国界发挥作用；2009年3月，全球著名的视频网站优图（YouTube）启动优图教育项目（YouTubeEDU），从数百个学院、大学、教授和著名学者那里收集了大量的优质教育资源，免费向公众，协商文化的创新摆脱教育机构的束缚，商业机构开始成为开放教育资源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2010年9月，斯坦福大学（StanfordUinversity）在线了大量免费课程资源，吸引了超过35万用户浏览和使用资源，私立研究型大学开始走向管理文化的创新，实现了知识的自由共享；2011年8月，在风险投资公司外联者（YCombinator）的资助下，趣味编程网站码院（Codecademy）开始提供免费的在线学习编程开放教育资源，发展文化的创新意味着开放教育资源必须引入多元化的发展路径和呈现多元化的资源形态，由静态资源呈现转变为动态交互学习便是发展文化创新的一种具体反映；2012年3月，世界著名的私有非营利信息科技机构TED（Technology，Entertainment，Design）环球会议开通了专门针对教育者的频道TEDEd，将收集到的顶级质量教育材料免费向大众，私营机构在开放教育资源运动中崛起不是意味着大学机构地位的下降，而是反映了在大学文化创新的作用下，开放教育资源发展赢得了更高的社会接纳度。[18]这一时期，开放教育资源在经历短暂的徘徊之后，迅速获得了发展的主动，这要归功于《开普敦开放教育宣言》的经验总结和发展规划，更要归功于大学文化创新的巨大引领作用。不过，飞速的发展无法掩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并未因为开放教育资源的发展速度而有所缓解，反而愈演愈烈，大有风雨欲来之势。

（三）明确开放教育资源的发展目标

在开放教育资源运动步入十周年之际，大量的开放教育资源活动有力地促进开放教育资源的发展，但同时也开始面临一些新问题和新挑战，因此在经历一个阶段的发展之后需要进行相关总结、交流和学习。2012年6月，在学习共同体（CommonwealthofLearning）的全力组织和休伊特基金会的经费支持下，世界开放教育资源代表大会（WorldOpenEducationalResourcesCongress）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NationsEducational，ScientificandCulturalOrganization）巴黎总部召开，来自各国政府、国际机构、教育者群体、非政府组织、大学在内的四百多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包括《2012巴黎开放教育资源宣言》（2012ParisOERDeclaration）、通过开放式研讨会和展览的形式交流全球开放教育资源运动情况，以及庆祝2002年教科文组织论坛十周年纪念。[19]其中，最受世人瞩目的是《2012巴黎开放教育资源宣言》，该宣言以英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汉语、俄语等六种语言形式向全世界公开。宣言进一步明确了未来开放教育资源的发展目标和历史责任，要求各国政府、社会组织和教育机构致力于：提高对开放教育资源的认识，促进对开放教育资源的利用；为使用信息与传播技术创造有利环境；进一步制定有关开放教育资源的战略和政策；促进对开放许可授权的了解和应用；支持能力建设，促进优质学习材料的可持续开发；促进形成开放教育资源的战略联盟；鼓励用各种语言开发和改编以各种文化为背景的开放教育资源；鼓励对开放教育资源展开研究；便利开放教育资源的搜索、获取和共享；鼓励对利用政府资金开发的教育材料实行开放许可授权。[20]该宣言进一步彰显了大学文化创新的影响作用，学院文化的创新体现为转变政府和社会组织在开放教育资源运动中的角色，鼓励担负更多的职责和发挥更大的作用；管理文化的创新体现为促进开放教育资源的许可授权和推广应用，鼓励运用各种语言开发和改编多元文化的开放教育资源；发展文化的创新体现为注重能力建设，实现开放教育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协商文化的创新体现为构建开放教育资源的战略联盟，鼓励政府和企业参与开放教育资源的开发。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开放教育资源运动进入深水区，一系列支持政策相继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不断推进，一系列研究活动持续展开，开放教育资源的重要性和价值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在创新大学文化的作用下开放教育资源运动必然拥有更加光明的前景和灿烂的未来。

四、美国莱斯大学开放教育资源的文化发展之路

如果想要描绘一下传统的美国大学形象，我们会不自然地想到“世外桃源”这个名词，尤其是以校园环境优美而著称的莱斯大学（RiceUniversity）。当然，莱斯大学不仅拥有无与伦比的校园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创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学习、学术与文化的社区，表现出一个新型文化机构对于自身社会角色的定位和发展愿景的宣扬。[21]正是基于这样的创新大学文化背景下，莱斯大学走在开放教育资源运动的最前沿，毅然决定启动泛链（Connexions）项目，成为最早启动开放教育资源项目的美国大学之一，以挑战当前的教与学的模式和探索知识的开发和共享。[22]

（一）学院文化的创新：基于技术型学习社区创建的发展策略

莱斯大学的学院文化集中体现在一种良好校园氛围的营造，强调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完美结合起来，培养他们对于母校的归属感和荣誉感，并通过相应制度和措施来实现卓越人才的培养。泛链项目作为一项开创性的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将莱斯大学独特的学院文化与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整合，创造出基于技术型的多元化学习社区。泛链项目引领互联网技术前进的步伐，在已经成熟应用第二代互联网技术的基础上，积极地将第三代互联网技术应用其中，开发出作者社区、教师社区和学生社区等三种网络社区，它们之间通过积极主动的相互作用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教师社区和学生社区对作者社区提供积极而丰富的循环反馈，通过科学设计学习评估（问题和测验），建构完善的评估系统，以及将系统整合或链接到项目体系，从而实现持续的内容改进过程。教师社区与学生社区基于人工智能工具进行相互作用，尤其是智能导师系统的应用，这种软件系统提供了直接的、及时的和个别化的反馈，并在学生解决问题时给予指导，该指导是在学生对学习材料可能存在的错误理解的认知模式基础上开展的。[23]虽然采用真实认知模式的技术型学习社区仍处于发展初期，第三代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也尚未成熟，但是泛链项目能够充分发挥书院文化的引领作用，将包括国际机构、社会组织、其他国家的大学机构和政府部门，以及全球社区的志愿者团结在一起，不断丰富和完善已有的技术型学习社区，发展出一种以增强现实性学习社区为主要平台的第三代开放教育资源系统，推进开放教育资源运动不断前行。

（二）管理文化的创新：基于教育质量强化理念的发展策略

多年来，莱斯大学一直按照美国南部学校联盟（SouthernAssociationofCollegesSchool）的统一要求积极推进质量强化计划（QualityEnhancementPlan），并将该计划视作通过发展和实施更加完善与科学的课程教学实践以促进学生学习效果的绝佳机会。莱斯大学在实施质量强化计划过程中有关理念阐释、标准设计、目标设置、项目开展，以及评价管理等一系列举措反映了其完善教育质量管理机制，也反映其一以贯之的质量管理理念，更反映其在长期办学过程中所形成的质量为上的管理文化。莱斯大学的这种质量第一的管理文化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到学校的各个领域，而泛链项目更是将这种管理文化通过科学技术手段运用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透镜（Lenses）是泛链项目所特有的学习工具，能够为用户提供了必要的质量控制和导航支持，能够使组织和个人对资源存储库中的内容作出标记，实现用户驱动的模块与资源控制，用户通过透镜可以针对存储库中的项目提供相关的他们自己的标签和评论。[24]每一个透镜都有自己独特的聚焦点和关注点：来自传统的编辑委员会、专业协会或非正式同行群体的透镜；基于人气、重复使用率、链接数或其他指标的自动透镜；全国教育管理教授委员会（TheNationalCouncilofProfessorsofEducationalAdministration）开启的一个基于严格的同行评审程序的泛链项目透镜，该透镜的全部成员来自教育领导项目以及学校校长和负责人；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NationalInstruments）部署的一个用于使用虚拟仪器设计内容评估的透镜；基于教育资源索引和查询的自动服务透镜。[25]莱斯大学泛链项目的透镜系统提供了一种基于可信任者和知识渊博者的内容审查与评价机制，也是一种较为简单和低成本的质量控制方式。

（三）发展文化的创新：基于可持续理念的发展策略

无论从政策管理层面，还是从教育教学层面，莱斯大学的发展文化中所体现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是深入人心和无处不在的。在政策层面，莱斯大学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塔卢瓦尔宣言》（TalloiresDeclaration）的签字成员学校，最高领导层制定了一项具体的行动计划，承诺致力于通过环境教育和承担环境保护责任来创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26]在教育教学层面，莱斯大学是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协会（TheAssociationfortheAdvancmentofSustainabilityinHigherEducation）的成员单位，要求莱斯大学的所有教师、学生和员工都必须承诺按照协会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来处理日常事务。[27]对于开放教育资源项目而言，一个重要的可持续性问题就是如何获得源源不断的财政资助以维持项目的运作。莱斯大学实施泛链项目的宗旨是，这种过分强调收益的战略项目是目光短浅的，不能过于注重“产品”（项目特征和技术），而没有充分理解用户的需求和有针对性地提升项目的价值。[28]泛链项目的可持续性理念更倾向于用户中心主义，通过最大限度地发挥开放教育资源的作用以提升项目整体的价值。在起步和成长阶段，泛链项目将获得和维持大量积极参与的用户作为首要目标，强调尊重用户真实的和差异性的价值观，深入地了解泛链项目的用户群体和他们所持的价值观。在项目推广应用阶段，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用户的需求，还需要全面提升泛链项目在用户心目中的价值。一是增强泛链项目潜在用户的意识，创造一个不同的、始终如一的、有意义的品牌形象。二是提供丰富的、高质量的、有用的内容。三是促进用户间的合作，合作和社会教化能提高学生的学习经验以及学习质量等级，增加他们的网站参与度。[29]167-177四是提高网站的易用性，能够方便上传内容和修改其框架与格式。[29]167-177这四个关键的建议直接在泛链项目的工具、内容和社区发展计划中反映出来。通过一系列可持续性手段的实施，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成为莱斯大学发展文化的标志性内容，并且必将在未来莱斯大学的发展与变革中得到持续的深化和拓展。

（四）协商文化的创新：基于合作理念的发展策略

在莱斯大学第二个世纪的发展愿景规划中，校长李达伟（DavidW.Leebron）明确提出了“积极主动地培养与其他机构的合作关系，从而撬动自身的资源和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必须通过制定卓有成效的合作策略和不断拓宽合作的领域来推进与文化机构的合作深度与广度，进而形成鲜明而有特色的协商文化。[30]在这种宏观的协商文化的影响之下，莱斯大学已经将理论研究和策略设计付诸实践，不断地突破合作的障碍，建立起开放自由的教育与研究的合作环境。正如倡导自由文化（FreeCulture）的莱西格（LawrenceLessig）教授所言，莱斯大学的泛链项目欢迎全世界的创作者、教师和学习者们自由地开展有关开放教育资源的创建（创造新的教育资源并把它们放在全球共享的开放教育资源库中）、改编（对资源进行定制、个性化和本土化）、混用（把资源整合到新的集合或课程中）和刻录（把完成的产品制作成网络课程、CD/DVDROM甚至出版成书籍等）等活动。[31]推进开放教育资源运动的关键环节是加强合作，但是由于一些基础设施所存在的缺陷限制了合作的开展。泛链项目采用双管齐下的方法鼓励和强化开放教育资源的合作实践。第一是模块化设计，泛链项目不是采用“课程”或“教科书”标准进行材料组织，而是采用模块化的类似“乐高积木”的方法。模块化的设计与开发提升了开放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和效益，也便于实施开放教育资源的国际化与本土化进程。第二是通用性编码，泛链项目将所有资源都采用XML编码格式，XML编码格式具有通用性、开放性和基于语义编码等特点，便于不同的开放者和用户群体使用。自从采用XML进行编码以后，不仅内容更容易呈现（展示），模块也变得更加通用和灵活。[32]在协商文化的影响下，合作自始至终影响着莱斯大学开放教育资源项目的实施进程，在完成了模块化设计与通用性编码之后，强大的开放教育资源库自然而然构建了起来。

五、中国开放教育资源发展之路展望

过去十多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开放教育资源运动风起云涌，中国也于2003年正式启动了国家精品课程项目，连续多年建设了大量的精品课程资源。一些门户网站也积极参与到开放教育资源运动中来，网易和新浪相继引入了国外知名大学的视频公开课，并通过组织相关的翻译团队将语言障碍这个问题也很好地解决了。开放教育资源的大同世界仿佛摆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指尖，然而情况似乎并不乐观。无论是各级各类的精品课程也好，还是近几年推出的视频公共课也好，只重建设，不重应用的问题，或者说只重外表，不重内涵的问题，导致了能够产生的实际效用非常有限。就开放教育资源本身而言，它就是一个大学文化载体。作为大学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放教育资源必然会浸润大学的办学目标、培养理念和价值导向，反映出大学的专业设置、学科特点、教育教学方法。大学文化与开放教育资源发展的关系非常微妙。一方面，大学文化的影响能够使开放教育资源发展的更具个性特色，也更具吸引力；另一方面，开放教育资源的发展，尤其传播方式的变革，也能影响大学文化的内涵，并能提升大学文化的影响力。因此，大学文化与开放教育资源发展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开放教育资源运动的主体还是大学，绝大多数的开放教育资源都是由大学建设的，如果要开发出既要具备一定实用性，又要具备一定独特性的开放教育资源，实现开放教育资源的持续健康发展，那么大学文化的创新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无论从开放教育资源运动的主体来看，还是开放教育资源的性质和内涵而言，大学文化创新与开放教育资源的发展存在着固有的密切关系，中国开放教育资源的文化发展之路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Birnbaum，R.HowCollegeWorks：TheCyberneticsofAcademicOrganizationandLeadership[M].SanFrancisco：JosseyBass，1988：132-158.

[2]Curry，B.InstitutingEnduringInnovations：AchievingContinuityofChangeinHigherEducation[M].Washington：JosseyBass，1992：39-40.

[3]Datnow，A.，etal.ExtendingEducationalReform：FromOneSchooltoMany[M].NewYork：RouledgeFalmer，2002：129-130.

[4]王朋娇，等.精品视频公开课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策略研究[J].现代远距离教育，2014（4）：33-38.

[5]Adler，P&Kwon，S.W.SocialCapital：ProspectsforaNewConcept[J].The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2002（1）：17-40.

[6]Ehlers，U.D.&D.Schneckenberg.ChangingCulturesinHigherEducation：MovingAheadtoFutureLearning[M].Heidelberg：Springer，2010：4.

[7]Davison，G.&D.Blackman.TheRoleofMentalModelsinInnovativeTeams[J].EuropeanJournalofInnovationManagement，2005（4）：409-423.

[8]Bergquist，W.H.TheFourCulturesoftheAcademy：InsightsandStrategiesforImprovingLeadershipinCollegiateOrganizations[M].SanFrancisco：JosseyBass，1992.

[9]Walshok，M.L.KnowledgewithoutBoundaries[M].SanFrancisco：JosseyBass，1995：8-9.

[10]Casserly，C.M.TheEconomicsofOpenEducationalResources[J].EducationalTechnology，2007（6）：98-100.

[11]Nicolescu，O.&I.Verboncu.FundamenteleManagementuluiOrganizatiei[M].Bucharest：EdituraTribunaEconomica，2001：290.

[12]陈昭锋.国外政府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商业模式的创新[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103-109.

[13]James，D.&G.Biesta.ImprovingLearningCulturesinFurtherEducation[M].Abingdon：Routledge，2007：22-25.

[14]Abbing，E.R.BrandDrivenInnovation：StrategiesforDevelopmentandDesign[M].London：AVAPublishing，2010：112.

[15]方若石.信息网络化背景下大学文化建设刍议[J].现代远距离教育，2013（5）：55-60.

[16]Anna，S.&O.Becker.DemocraticEducationforSocialStudies：AnIssuesCenteredDecisionMakingCurriculum[M].2nded.NewYork：TeachersCollegePress，2007：294-295.

[17]TheOpenSocietyInstitute&TheShuttleworthFoundation.CapeTownOpenEducationDeclaration：UnlockingThePromiseofOpenEducationalResources[EB/OL].ReadtheDeclaration.OpenSocietyFoundation.（2008-09-15）[2014-10-23].http：///readthedeclaration.

[18]CourseHero.Infographic：AHistoryofOpenEducationalResources[EB/OL].SiteFeeds.CourseHero.（2010-11-09）[2014-10-23].http：///blog/2012/05/31/infographicahistoryofopeneducationalresources.

[19]UNESCO.WorldOpenEducationalResourcesCongress[EB/OL].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WorldOpenEducationalResourcesCongress.（2012-12-12）[2014-10-23].http：///new/en/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events/calendarofevents/eventswebsites/WorldOpenEducationalResourcesCongress.

[20]UNESCO.2012ParisOERDeclaration[EB/OL].News.CreativeCommons.（2012-06-29）[2014-10-23].http：///weblog/entry/33089.

[21]Fox，S.TheCampusGuides：RiceUniversity[M].NewYork：PrincetonArchitecturalPress，2001：1-3.

[22]Baraniuk，R.，etal.ConnexionsSharingKnowledgeandBuildingCommunitiesinSignalProcessing[J].IEEESignalProcessingMagazine，2004（5）：10-16.

[23]Ritter，S.，etal.ClassroomIntegrationofIntelligentTutoringSystemsforAlgebraandGeometry[EB/OL].FAQ.PSLCDataShop.（2013-04-19）[2014-10-24].http：//pslcdatashopwebcmuedu/KDDCup/FAQ/RitterKoedHadleyCorbLilly.pdf.

[24]Connexions.UsingLenses[EB/OL].Content.OpenStaxCN.（2013-01-21）[2014-10-24].http：///content/m37415/latest/.

[25]Warburton，S.HandbookofResearchonSocialSoftwareandDevelopingCommunityOntologies[M].London：IdeaGroupInc（IGI），2009：140-141.

[26]RiceUniversity.SustainabilityPolicies[EB/OL].TeachingandResearch.FacilitiesEngineeringPlanning.（2013-04-18）[2014-10-24].http：//sustainability.rice.edu/sustainabilitypolicies/.

[27]RiceUniversity.CampusSustainabilityResources[EB/OL].TeachingandResearch.FacilitiesEngineeringPlanning.（2013-04-18）[2014-10-24].http：//sustainability.rice.edu/campussustainabilityresources/.

[28]Bagozzi，R.P.&U.M.Dholakia.OpenSourceSoftwareUserCommunities：AStudyofParticipationinLinuxUserGroups[J].ManagementScience，2006（7）：1099-1115.

[29]Tinto，V.CollegesasCommunities：TakingResearchonStudentPersistenceSeriously[J].TheReviewofHigherEducation，1998（2）.

[30]RiceUniversity.AVisionforRiceUniversity’sSecondCentury[EB/OL].Faculty&Researchers.RiceUnconventionalWisdom.（2013-02-15）[2014-10-24].http：//professorriceedu/images/professor/V2C/Vision10points.pdf.

大学的发展历史篇4

研究理路基本形成经过几代学人的推进，当前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区分辨别了研究对象。长期以来，对于史论、史评之间的关系，学术界一直予以模糊处理，有的学者称之为历史评论与史学评论，有的学者则称之为历史批评、史事评论等。这种概念的模糊直接导致了研究内容的混淆，如有的学者研究的是史评，这是关于史家、史书、史学现象等问题的评论，却掺杂了很多关于历史人事评论的内容。瞿林东、罗炳良等学者对研究对象的区分以及研究概念的确立，避免了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的混淆，有利于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研究的深入发展。其次，确立了基本的研究范畴。在比较长的时间里，学术界对于历史评论的研究处在就史论而论的阶段，没有建构自身的研究体系。随着瞿林东提出天人时势理道等基本研究范畴后，这种局面大为改观。目前，学术界除以上基本研究范畴外，还逐渐形成了诸如国家论、君主论、地理论、人物论等重要范畴。这些基本范畴的确立为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研究的深入尤其是理论性研究的提升，起到了推动作用。最后，形成了两大研究路径。除了传统的就史论而论的研究路径之外，当前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研究还形成侧重历史理论研究与侧重历史评论发展史研究的两大路径。前者大多以历史评论的研究为基础，以历史理论中的相关概念和研究方法为指导，对历史评论进行抽绎与提炼，为更深层次的历史理论研究做准备;后者则从史学史角度出发，更为关注历史评论自身的发展脉络、类型、特点、旨趣、理论渊源、现实依据等，侧重于对中国古代历史评论作总结性研究。当前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个案研究、断代研究、整体研究尽管已经取得诸多成果，但仍存在若干明显不足之处。比如说，在个案研究方面，未能把政论、文论与历史评论明确区分开来，出现了将三苏、苏门四学士、吕祖谦、张溥等人具有典型文论风气的历史评论简单引用而不加甄别的现象。在断代研究方面，还存在着大量的论纲式勾勒或者人物谱式的具体研究。在整体研究方面，则缺乏系统性的整合与提升，比如关于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旨趣、特点、理论渊源等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实证研究与理论提升宜并重针对以上不足，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研究应注重以下方面的探讨。

第一，研究基础仍需扩大。一方面，有些古代史学家的影响现在看来相对较小，但在当时却较负盛名，对于他们的历史评论存在研究程度不够甚至阙如的现象，如关于孙甫、范祖禹、胡寅等人的研究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历史评论的形式是多样的，除了以专著、专文以及正史的论赞等形式出现的史论之外，还有很多以其他形式出现的历史评论，如咏史诗词，史学批评与历史考证中夹杂的历史评论，以注释、体例、叙事等方式出现的隐晦式评论等。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关注。

大学的发展历史篇5

（一）比较文化形态学与“文明形态史观”

20世纪初，“欧洲中心史观”在西方史学中的统治地位之所以开始动摇，主要有两个原因，这两个主要原因也成为比较文化形态学产生的直接原因。其一，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伴随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使一些西方史学家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感到忧虑。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欧中心地位造成严重冲击的同时，也动摇了“西欧中心史观”的根基。其二，西方史学向专门化发展，对各国、各地区、各时代、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缜密，促使史学家不仅要以新的眼光看待欧洲历史以外的历史和文明，也使他们重新思考对人类历史的整体考察。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历史哲学领域，出现了批判的思辨的比较文化形态学。比较文化形态学的奠基者是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1880—1936）的著作《西方的没落》（TheDeclineoftheWest）。该著作1911年开始构思，当第1卷于1918年出版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1922年出版了第1、2卷合订本），西方文明的种种危机已经充分暴露出来。斯宾格勒在该书中否定他所称之为西方研究世界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即对那种将西欧的土地“当作一个坚实的‘极’”，并选定它“作为历史体系的自然中心，当作中心的太阳”的历史观念给以批判，指出这是在制造“‘世界历史’的幻景”；他认为“‘世界历史’指的是整体，不是选定的某一部分”［3］，反对以西欧历史的三分法“古代—中古—近代”为基本框架来编排历史。同时，他又带着宿命论的色彩，开始把世界历史看作是8种文化（古典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诞生、成长、鼎盛和衰亡的历史；他通过对不同文化的比较，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认为除了西方文化之外，其他文化都已衰亡，西方文化也在没落。①随后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Ar－noldJ．Toynbee，1889—1975）在其12卷的巨著《历史研究》（AStudyofHistory）中继承并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他认为，历史学研究的最小单位是“文明”，并通过对近6000年出现过的26种文明形态的比较研究，以其著名的挑战和应战学说，揭示了各种文明形态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一般规律，最终确立了文明形态史观（亦称文化形态学）的历史哲学体系。②汤因比认为，一切文明在哲学上都是同时代的和同等价值的，因此一切文明形态都是可比的，而西方基督教文明仍然具有“创造性的活力”。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虽然在本质上仍然没有摆脱“西欧中心论”，但是他把多种文明相提并论，并认为西方文明最终也会衰落，这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英国史学家杰夫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Barra－clough，1908－1984）对此有着深刻的评论：“正是因为他（指汤因比———笔者按）最早发动了对欧洲中心论的猛烈批判（尽管他的全部历史观充满了他所攻击的那种欧洲中心论的‘异端邪说’），因而具有解放的作用，这才是他名满天下的主要原因。”［4］文明形态史观对20世纪世界历史研究的影响有三个重要方面。其一，为“全球史观”奠定基础。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说，汤因比“提醒那些沉湎于专门领域的研究而迷失方向的历史学家，使他们认识到需要用全面的眼光去看待人类历史的整体”，［4］从而为“全球史观”的确立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其二，以文明为单位研究和撰写历史。以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作为撰写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明史为开端，文化形态史观也逐渐发展为“文明多元论”，以文明为研究单位的世界通史的写作从此方兴未艾。③其三，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由于文明囊括人类所创造的所有物质和精神的伟大成果，所以对于历史工作者来说，无论是全球的宏观视野，还是对每一种文明的具体研究，都需要运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于是，在历史学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同时，在对史学工作者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促进了历史学各个分支学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迅速发展。

（二）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和鲁滨逊的“新史学”

在对实证的传统史学的批评中，1929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刊的《经济社会史年鉴》（1946年起改为《经济、社会和文明史年鉴》），标志着一个新的学派———年鉴学派的诞生。年鉴学派的第一代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MarcBloch，1886—1944）认为：“历史学的对象是人”，历史学是在时间长河中的“人类的科学”；“正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潜伏着各种事件，也只有在时间的范围内，事件才变得清晰可辨”①。在年鉴学派看来，正是由于史学以历史中的人为其对象，史学便能够也应当以史学为基础并全面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研究路径。因此，年鉴学派主张打破史学研究的专业局限和学科局限，提倡通过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联合来打破传统的史学模式。于是，社会史、经济史、人口史、环境史等都成为年鉴学派的研究范围。也正是在既强调历史学的重要性又主张打破学科界限的主张下，年鉴学派提倡总体地、整体地研究历史，正如布洛赫所说：“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历史包罗万象，无所不言……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写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②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念和方法论，实际上也是一种世界史的观念，并影响了以后世界历史观念的发展。③20世纪初，美国也兴起了一个“新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是1911年詹姆斯·哈威·鲁滨逊（JamesHarveyRob－inson，1863—1936）出版的《新史学》（TheNewHistory）一书。该书是鲁滨逊的论文和讲演的汇编，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鲁滨逊反对只偏重研究政治史，主张把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人类以往的全部活动，凡从古到今各种经济、文化、教育、宗教、艺术、科技发明等都应包括在内；反对只讲大人物和大事件，主张研究普通的人和普通的事，用综合的观点揭示和分析历史事实，用进化的眼光考察历史变化，以展示人类逐渐走向进步的历程，等等。“新史学”在美国影响很大，并通过中国的留学生介绍到中国④，影响到中国的世界历史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地位明显衰落，西方建立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社会主义取得重大胜利，使“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受到更严厉的批评。与此同时，随着资料范围不断扩大，科学技术飞速发展，通讯联络四通八达，世界日益密切联系成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历史研究也不断进步。正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迫使人们去承认“一个世界”的现实。于是，历史学家更加意识到要撰写整个世界的历史。⑤全球史观应运而生。

（三）全球史观

什么是全球史观，学术界并无定义，但是可以从一些史家的论述中看到他们眼中的全球史观。一般认为，在国际学术界，最早系统提出以“全球史观”撰写世界历史的是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他在1955年出版的论文集《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HistoryinaChangingWorld）中，提倡史学研究要“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时代”①。1978年他组织编写出版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欧洲为中心论述历史的旧观点，从宏观阐述自公元前9000年到公元1975年人类历史的形成和发展，避免了事件的堆砌和割裂。”②他在1978年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出版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ainTrendsofRe－searchintheSocialandHumanSciences：Histo－ry）一书中进一步指出，“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的主要特征之一。”③爱德华·H．卡尔也在20世纪60年代就指出：“也只有在今天，才第一次有可能想象整个世界包括着在十足的意义下真正进入了历史的人民，包括着不再是殖民地行政长官或人类学家所关心的、而是历史学家所关心的各族人民。这是我们的历史概念的一次革命。”［1］（163）于是，西方史学界在20世纪70—80年代掀起了打破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历史编纂潮流，使世界历史的叙述与编写在总体上进入了全球整体历史的时代。以下是几本可视为以全球史观撰写的西方学者的世界通史著作，对中国学者产生了较大影响。早在1920年，英国作家（非职业历史学家）H．G．威尔斯（HerbertGeorgeWells，1866—1946）就出版了简明世界通史读本《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TheoutlineofHistory：APlainHistoryofLifeandMankind），论述了从地球的形成、生物和人类起源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横跨五大洲的世界历史。作为对西方文明的一种批判，作者深切关注整个人类的命运，批评过去的欧洲历史学者“严重贬低了亚洲中央高地、波斯、印度和中国等文化在人类这出戏剧里所分担的部分”，决心在自己的著作中不再“局限于西方世界”，而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④该书的盛行（据说每个说英语的家庭都有一本），客观上形成了对西欧中心论的一大冲击。⑤1963年，美国史学家W．H．麦克尼尔（WilliamH．McNeill，1917—）出版了《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TheRiseoftheWest，AHistoryoftheHumanCommunity），该书采用了从古至今的叙事史体例，被西方史学界认为是专业历史学家写出的第一部综合世界史，开创了世界史研究的一个新时期。在该书的基础上，1967年麦克尼尔出版了更为简要的《世界史》（AWorldHistory）。⑥美国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1913—2004）于1966年和1971年分别出版了《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TheWorldsince1500：AGlobalHistory）和《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TheWorldto1500：AGlobalHistory）。作者认为：他这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他“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或非西方人”，世界历史是“从全球的而不是从地区或民族的角度讲述历史”，世界历史要探究的是“那些曾对整个世界有影响的力量或运动”。①美国学者、被称为西方“新左派”的伊曼纽尔·沃伦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1930—）以“世界体系理论”作为其世界历史观念，1974—2011年陆续出版了4卷本《现代世界体系》（TheModernWorld－System）。作者从全球出发，把资本主义的历史放在世界性的体系中去认识，认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16世纪开始于西北欧为中心形成的“世界性经济体系”）出现的，并将“世界体系”作为研究的单位；他还引入“核心”、“边缘”、“半边缘”等概念，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把世界逐渐卷入核心和边缘的历史。②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这些世界历史著作的研究与编纂体系存在什么样的缺陷，它们都显示了“一种观察人类历史的整体观念”。今天，全球史观在西方史学界关于世界通史的编纂理论和实践中开始居于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全球史观也对中国的世界通史研究和编写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20世纪中国的世界史学发展

（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世界史教学

中国的历史学家从中外研究世界历史的各种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中汲取营养。20世纪兰克学派传入中国，一些人把它概括为“史料即史学”。例如，历史学家傅斯年（字孟真，1896—1950），就主张“史学便是史料学”，让史料本身说话，即他所说的“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这里颇有兰克主张的味道。尽管这种观点有点过于绝对，但是他的“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一分资料出一分货，十分资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的主张，以及他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治史原则，③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唯物史观对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与编写也产生了影响。早在1925—1926年，陈衡哲（1890—1976）就出版了高中教科书《西洋史》，沿着上古—中古—近世的线索，叙述了上起地球和生物的起源，下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历史。尽管作者表示要以多元史观解释历史现象，但她认为自己深受唯物史观的影响，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你说我反对唯物史观，这是不然的；你但看我的那本《西洋史》，便可以明白，我也是深受这个史观的影响的一个人。”作者虽然“叙次西洋史迹，又时与中国有关内容加以联系。”④1934年何炳松出版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外国史》（上下册），从人类文化起源一直写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该书虽然多参考西方学术成果，但作者反对西欧中心论，表示自己的立场与西方学者不同：“我们试看寻常所谓外国史或世界史，多半是西欧中心扩大起来的西洋史。欧洲固然是现代世界的重心，值得我们格外注意。但是我们中国人既系亚洲民族的一分子，而亚洲其他各民族在上古和中古时代对于世界的文化又确有很大的贡献，似乎不应因为他们久已衰亡，就可附和欧洲史家的偏见，一概置之不理。因此，著者很想在本书中有一种新的立场，把亚洲匈奴人、安息人、月氏人、突厥人、蒙古人等向来受人轻视的民族，根据他们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活动和贡献的程度，给以相当的位置，而加以叙述。”①因此，该书在论述文化起源时从亚洲讲起。何先生接受20世纪上半期美国出现的以詹姆斯·哈威·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派的观点，在教材中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历史教科书只关注帝王将相少数人活动和偏重政治史的现象，大大扩充了选材范围，以较多的章节叙述文化与社会生活。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城撰写的《世界通史》。该书在前言中就说明反对“西欧中心论”，将各大洲和各民族均视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并强调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他强调世界史是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应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更迭理论来划分世界历史的时代。另外，周谷城还认为，“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而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故叙述时，力求避免分国叙述的倾向，而特别着重世界各地相互的关系”。②这一看法，对于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尤其具有启发意义。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与教学有了很大进步，也一度受到苏联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即关于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解读的较大影响。这种解读，突出反映在苏联于20世纪50年代及其后陆续出版的13卷本《世界通史》的编纂体例中。④该书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斗争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生产方式把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排列起来，形成了苏联的世界通史体例。然而，该书并没有完全摆脱西欧中心论的影响，而且过于强调苏联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套《世界通史》对新中国的世界史教育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1962年出版了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4卷本《世界通史》，即现在人们简称为“周吴本”的世界通史教材。这套教材，同样以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人民群众为主角，“以时间的延续为经，以地区的分布为纬，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整个世界从人类的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对世界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⑤。同时，人们也能够明显地看到它较严重地受到苏联《世界通史》的影响，在世界史的体系方面，没能有更多的创造和突破，而且缺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

（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世界史发展

随着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的世界史学界也迎来了思想的大解放。当人们重读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论述时，就发现他们在论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不仅注意到社会形态的变化，也注意到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即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从而对作为唯物史观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有了新的认识。从社会发展形态的演变来看，马克思在1859年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胞胎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5］从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即世界历史的形成来看，甚至早于上述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的行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形态演变和世界历史形成的论述，以及物质生产是社会形态变化和世界历史形成的共同的推动力量的论断，鲜明而深刻地批判并突破了西欧中心论，是世界史观的一次重大变革，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①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观，吴于廑先生对世界史学科应该研究的对象提出了新看法。他认为，“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述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②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吴先生强调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认为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而这两方面的发展互动，就形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7］可以看到，这种对世界历史本体论的新认识，与世界上已经流行的全球史观的发展虽然并不完全同步，但基本上是同向进行的。根据这种新认识，吴于廑和齐世荣受国家教委委托，主编了6卷本《世界史》（古代史编2卷、近代史编2卷，现代史编2卷），被简称为“吴齐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在1991—1994年出版。这部200多万字篇幅的世界通史，突破了以往国内外世界通史的编撰模式，尤其是突破了苏联学者所编世界通史的模式，以包括世界历史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构世界史的宏观体系；同时借鉴当代史学理论和方法，以中国人的思辨，探索自人类起源至20世纪90年代这一历史长河的源流及其走向，考察世界如何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它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从全球的视角，对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进行重新划分：人类产生至15世纪末为古代史，16—19世纪末为近代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90年代为现代史。这种超越社会经济形态的分期从历史实际出发，与原先以政治兴替或其他“重大事件”为分期标准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第二，力求避免重蹈国别史汇编的旧体系，采取纵横交织的编撰体系和纵横比较的写作方法，抓住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密不可分这一关键环节，注意揭示纵向的重大历史现象对横向发展的制约，以及横向发展对纵向发展的反作用。第三，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模式，不仅阐释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以及各国各民族内部的暴力冲突和阶级斗争在打破其分散闭塞局面，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作用，而且注重深入探讨人类和平交往和思想文化，特别是科学技术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作用。第四，创造性地将中国历史纳入其中，以有限的篇幅简述中国历代兴替的基本脉络，重点发掘中国与世界发生联系的重大史实及其意义，并从中外历史的比较中确立中国在世界史上应有的地位，从而勾勒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和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轨迹。①至2013年，该教材已经发行上百万册，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世界通史教材。还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以罗荣渠为代表的“现代化史观”也于80年代异军突起。②他主张“从宏观历史学的角度，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全球性大转变的过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大过程，进行整体性研究”，并认为“现代化史学是关于现代世界的变革与发展进程的整体和分体研究的史学”，③因此也被称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④。90年代他以《现代化新论》和《现代化新论续篇》两部著作，将“现代化史观”具体实践，成为中国现代化史学的开拓者。

三、进入21世纪的世界史学发展

（一）全球史的兴起进入

21世纪，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于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全球史”（globalhistory）或称“新世界史”（newworldhistory）在21世纪继续发展，并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兴趣。最初的“全球史”只是美国历史教学改革中出现的一门新课程，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宏观编写世界通史的方法论。它与以往世界史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从全球化的背景出发，关注那些导致全球化因素的发展过程。正如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杰瑞·本特利（JerryBentley，1949—2012）所说：“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发展的强劲的全球化的势头也促使历史学家们关注人类早期的跨文化互动和交流过程。在许多方面，世界史作为一种理性的研究课题，代表了当代职业历史学家们对他们身居其中的跳跃式发展的全球化现象的职业反映”。⑤因此，“新世界史”更为重视对长时段的、跨区域的、跨文化的环境变化，物种传播，疾病蔓延，人口发展，移民迁徙，意识形态和观念变化，跨国公司，能源需求，国际犯罪，甚至政治、文化的全球化等问题的研究，注重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互动特别是人类早期的跨文化互动和交流过程。于是，国内已有学者将这种从全球化的视角出发研究人类历史发展本身的观念称为“全球化史观”；［8］亦有学者将这种学术取向称为“把全球化历史化、把历史学全球化”⑥。以下是几本被视为全球史的西方学者的世界通史著作，对中国学者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上述已经提到的美国史学家W．H．麦克尼尔1963年出版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一书被认为是全球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诞生。1967年他出版的《世界史》和1966—1971年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都被视为全球史的世界通史著作并成为畅销书。由此可见，全球史观与全球史的编写是有其一致性的。2000年，杰瑞·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的《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JerryBentley，HerbertZiegler，Traditions＆Encoun-ters：AGlobalPerspectiveonthePast）一书①出版，作者力图超越西方中心论，注重文明的多元传统和相互之间的碰撞与互动，揭示人类社会不同传统之间的紧密联系，成为美国最畅销的世界史教科书，在中国也拥有广泛影响。2003年，麦克尼尔父子出版了《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J．R．McneillandWilliam．H．Mcneill，TheHumanWeb：ABirds－EyeViewofWorldHistory）一书②，作者力图以一种超越文明的宏观视野来重新审视全球历史，认为世界历史就是全人类与自然界共生的世界体系，就像一张无形的巨网，人类前进的每一步都在影响着自然物种的进化，也同时受着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作者追溯人类网络的变化，揭示各个阶段不同人群之间合作与竞争的生存特征，以及人类社会与生物圈的依存、互动，启发读者思考人类网络的未来之路。由此可见，“全球史”或“新世界史”更为强调世界历史发展的横向联系，就这一点来说，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于“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的论述是有共同之处的。③当然，“新世界史”存在的明显缺陷也招致一些专业历史学家的批评。例如，它比较忽视社会内部发展的作用；没有完全摆脱西欧中心论的思维；使用的多是二、三手资料，较少原始资料的利用等。全球史学家也正在努力克服这些缺陷。

（二）中国世界史的新发展

大学的发展历史篇6

对于当今人们而言，“历史教育”是一个可以不用解释的词汇。从大部分辞典没有收录“历史教育”这个词汇的现象中就可以得出如此结论。但在本文关于中学历史教育的探讨中，有必要对这一司空见惯的词汇加以定义。从广义上来讲，一切历史故事背后的教育涵义都可以称之为历史教育。从受众层次上来讲，清末之前的历史教育可以分为针对帝王的历史教育，各级学校对学子的历史教育，针对普通大众进行的社会教化的历史教育。从起源上来讲，最早的历史教育应该是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相始终的。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中学历史教育就是历史教学，即通过学校里的历史老师传授给学生历史知识而进行的学科教育方式。那么，中学历史教学等同于中学历史教育么？严格来讲，中学历史教学和中学历史教育是有区别的，甚至历史教学和历史教育也是有区别的。

二、中学历史学科的知识

中学历史知识要依托于历史科学知识。历史科学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是社会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学历史课程要求掌握的知识不能违背历史科学知识，否则就不能称为历史知识。基础教育阶段要求掌握的是历史科学的基础知识，它包括反映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和基本特征的重大历史事实、基本历史概念、基本历史线索和基本历史规律等方面。例如，在我国新课程标准（义务教育阶段）中指出，“通过学习，知道中国古代的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了解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人类社会是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规律。在高中阶段的课标中又指出，“从整体上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其中包括“反映人类社会政治领域的历史发展进程及其重要内容”“反映人类社会经济领域的发展进程和社会生活方面的重要内容”“反映人类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发展进程及其重要内容”“历史上重大改革”“近代民主与专制的较量”“战争与和平”“中外历史人物”等重大历史事实与历史概念，涉及到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这些内容虽然在组织结构上不同于历史科学著作，但是知识却来源于历史科学。对这些历史基本知识的了解，将使学生初步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为进一步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奠定必要的知识基础。

三、中学历史教学中的思想教育

我国在新一轮课程改革中提出了“以德育为核心，以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素质教育总目标，因此在研究新历史课程标准中规定的德育目标问题时，就不能不考虑这一思想。“以德育为核心”思想（或者说“德育首位”思想）是与现代社会道德问题的日益突出相关联的。当人类整体面临诸多的道德难题时，教育在这方面就应当担负起更多的责任。世界教育改革充分体现了对这一现实的关怀。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召开题为“面向21世纪的教育”国际研讨会。在讨论分析研究21世纪人类面临哪些挑战的问题时，被列为第一位的是道德、伦理、价值观的挑战，并因此将会议的主题定为“学会关心：21世纪的教育”。在此前后，世界各国如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等国家纷纷加强了道德教育的研究。

从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当今的世界是个经济、科技高度发展的世界，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同时又出现了许多我们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贪污腐败现象，“拜金主义”有所抬头等，这些社会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对中学生产生了一些影响，某些错误的舆论导向，对部分中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内心世界的发展也同时产生了不良影响。因此，在历史教学中，也要贯彻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就资源来看，历史学科的资源是得天独厚的。因为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儒家文化流传下来许多礼仪、思想方面的典籍和历史典故。这些内容恰好可以穿插在历史课的教学中，“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四、中学的历史教学与历史教育

首先，是学校对历史学科的不重视。学校更多的考虑到升学因素，因此历史学科被视为“副科”，其在学校教学中的比重可见并不高。全国各地的中学都有类似的状况。学校的不重视，自然历史教师的待遇也提升不上去，历史教师的积极性长期被抑制，这样也反过来影响到了历史课的教学效果。甚至有的地区的中学缺乏具有专业素养的历史教师，历史老师都是被其他科目的老师兼任的。

其次，家长和社会对历史的忽视。家长也是以考学为首要标准，凡是有利于考学的学科，家长都要求自己的子女好好学，甚至还花费金钱为孩子聘请家教补课。然而历史课这门都被学校视为副科的课程，在考大学的时候只有文科生才会考，故而家长们也对历史课“恰当”的忽视了。社会却是从求职的角度来看待历史课，社会对历史的认定是，学历史找不到好的工作，历史学科在社会上的认同感不强。

再次，学生本身对历史不重视。学校和家长都对历史学科的不重视，导致学生对历史课的忽视。再加上历史课教学的枯燥乏味，使得许多中学生对历史课提不起兴趣，而且他们认为历史课的学习需要记忆许多琐碎知识，这是他们不喜欢的，加之课业负担重，主课的学业尚且需要“加班”，遑论去学习历史了。

现阶段，中学历史知识的传授出现了一些问题，概括言之，有以下两点。

第一，知识的不明确。这表现在教师在上课传授历史知识的时候多是照本宣科，只讲课本上的内容。比如说课本上有对秦始皇的评价，学生通过记忆可以记住，但是历史教师并没有在课堂上告诉他们对汉景帝的评价，学生就无从下手了。这说明老师在授课的时候忽略了对评价历史人物方法的教学，而教师之所以忽略这部分内容，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不是需要在课堂上讲授的知识，这就证明他们对知识的不明确，不知道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

第二，传授方法有失。这主要指老师不能正确使用和选择教学方法。举个例子，讲到青铜器的制造这个知识点的时候，如果老师只是念一段文字，干巴巴的讲，学生很难理解青铜器制造的高超工艺，很难想象出那些美轮美奂的艺术品。这个时候，选择播放图片或者视频，显然最适合不过。要想解决这种问题，就要让历史教师明确每一种历史知识的类型，了解和掌握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