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模式(6篇)
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模式篇1
关键词:社保资金资金来源管理多样化
一、社保资金来源多样化
社保资金中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占据主要部分，特别是养老金成为我国一大难题。如2005年，我国养老社会保险个人账户亏空已高达8000亿元，而按照我国现行的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我国的养老金工资替代率约为58.5%，其中20%来自社会统筹，38.5%来自个人账户，显然，如此巨额的个人账户的亏空已对养老社会保险制度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例如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处置政策的制度性缺陷导致社保资金的缺口增大。目前我国的养老社会保险筹资模式由现收现付制转入部分积累制。而实行部分积累制后，按照当时的规定，通过养老社会保险缴费所筹集的资金在使用时分为两大块，一块进入社会统筹基金，一块则进入个人账户，进入个人账户的资金达个人缴费工资的11%.由于有部分养老社会保险缴款进入了个人账户，结果导致在转制前参加工作的老职工在原现收现付制下积累的部分养老金权益无法在新实施的部分积累制中找到对直的资金来源，这就产生了所谓的养老社会保险转制成本。此外，根据我国2010年11月1日零时最新统计：60岁以上老人已占到总人口的13.26%，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8.87%，同比上次2000年普查上涨了1.91个百分点。而国际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是：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10%、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7%，我国已大大超出了这一标准。
那么，政府该如何能更多地筹集社会保障资金？从中国的实践来看，政府可以通过无偿性收入（税收）、有偿性收入（债务）、变卖公有资产及社保基金证券化来达到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目标。
(一)无偿性收入筹资
利用税收为社会保障制度筹资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无偿性，政府没有还本付息的压力。随着“费改税”的逐步推行，开征社会保障税业已提上了议事日程，其主旨在于解决社会保障资金筹集中的非效率问题。在社会保障资金筹集的过程中，环节过多，操作复杂，人财物耗费巨大，直接导致了效率的低下。开征社会保障税达到“强化社会保险费的征收，解决统筹缴费中的拖欠问题”，“使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固定化、规范化、社会化、集中化”的目标，在当前难以企及。
例如，三成公益金划拨社保基金的资金注入。
财政部网站公告显示，每年都有大量的中央公益金分配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不足。据全国社保基金会理事会官方网站上公示的年报统计，2002年至2010年，中央财政共拨入全国社保基金资金共计3641.74亿元。其中，公益金约为771.12亿元，占到划拨总额的21.17%。这九年间，全国共筹集公益金2512.91亿元，划入全国社保基金的占到30.69%。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理事会办公厅综合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央公益金是财政拨款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的公益金并不会作为专项资金被专项使用，而是由基金会统一管理运营。划拨变动：社保分成60%中央公益金。
(二)有偿性收入筹资
发行长期国债来筹集社会保障资金是许多制度设计者的底线，长期的国债可以为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必须的资金，可以变现收现付制为基金制，且为国企改革、整个国民经济的好转提供制度保障和充裕的时间。支持这一观点的理由可以概括如下：
1、宏观债务负担不高，国债负担率和财政赤字率远远低于国际警戒线
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总规模当在27000亿元以上。除去可以回收的，这其中不良贷款的净损失将在19860亿元左右，占1999年GDP的24％。相比之下，国家对国有职工的隐性养老金债务的总额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2、居民应债能力偏低
整个20世纪如年代居民的应债能力基本上在1％上下徘徊，波动很小。而居民储蓄存款增长年均32.7％，增长既快且稳，低下的居民应债能力给政府以充分的发债空间。
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随着经济风险由集中控制向分散化的转变，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得居民进行储蓄成为必然。这部分储蓄通常是由于防范不测之需和谨慎性动机而进行的储蓄。另一部分储蓄则为由于国有企业资产的流失，以及国家金融资产转移到个人手中而形成的储蓄。随着国家金融存款实名制，居民储蓄存款在很大程度上便得以明示。这样一来，居民用来应债的资金来源便不如现在这般充足。居民的实际应债能力便会大大提高，进一步提高它的余地便不会太大。
3、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扩大不会引起通货膨胀
1993年以后财政不再向中央银行透支斩断了财政赤字直接形成银行增发货币从而引起通货膨胀的可能性。
(三)公有资产出售
2001年的国有股减持，到今天的国有股转持，“肩负国家养老战略储备”的全国社保基金终于重获稳定的资金来源。
国有股转持社保基金，主要的意义在于增加了社保基金的资金来源，在当前促进内需、鼓励消费的宏观经济政策下，此举体现了国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民生的决心。虽然划转给社保基金的股权还不能满足社会保障的需要，但对于提升老百姓对于国家给予养老支持的信心是很大的。据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介绍，截止到2010年12月底，国有股转持、减持223.08亿股，发行市值达到1307亿元。
一方面，如果可以用发行大量国债的方式来为社会保障体制筹集资金，那么出售资产同样可以达此目的。资料表明，增加的政府开支主要投入了国有部门，发行国债就意味着国有部门的扩大，而出售资产则意味着国有部门规模不变或者收缩。从这个角度来看，发行国债只是一种筹资行为，出售资产筹资可以同时成为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手段，可以把宏观的总量政策与微观的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国企改革不到位，难以做到自负盈亏，财政安排了大量的亏损补贴加重了财政负担。同时，长期过多的补贴，也不利于企业发展，易形成对补贴的依赖性。因此，适当地出售国有资产有利于财政的优化，有利于财政体系和证券市场的健康，按照最新国家“有进有退”方针对国有经济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和布局调整，大幅度收缩战线，也是中国经济实现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四)证券化
(1)成立投资公司使其证券化上市筹集资金。
(2)新上市股份公司原始股按一定比例出售给社保基金，社保基金在从市场上得以变现筹集资金。
(3)投资产业尤其是资源类产业并使其成为未来上市的股东。在证券市场筹集资金。
(4)在股市低迷时投资证券市场中价值极被低估股票，以取得投资收益。
二、社保资金管理多样化
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储备，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目前的资产规模已超过9000亿元，比建立之初增长了10倍之多。这笔老百姓的“养命钱”，究竟是如何在十年多的时间里践行其“保值增值”的投资理念呢？坚持增强投资运营好全国社保基金的历史责任感。社保基金事关民生改善、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管好人民每一文“养命钱”是国家赋予的崇高使命和历史责任坚持审慎投资方针，确保全国社保基金长期稳定收益。要坚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和责任投资的理念，正确处理扩大基金规模和优化资产结构、提高基金收益和防范投资风险的关系，建立安全有效的投资决策和风险管理体系
全国社保基金成立于2000年8月1日，这笔基金是中央政府集中的社会保障资金，主要用于弥补我国人口老龄化时期养老金收支不足，担负着我国应对老龄化高峰时期社会保障的重要任务。
(一)投资股权投资基金(即PE)
2008年底至2009年初，全国社保基金以国内第一家可以自主投资PE的机构投资者身份，承诺对弘毅和鼎晖两只股权投资基金各投资20亿元。在此之后，全国社保基金不断加大PE投资，到2010年底一共投资了8只PE，承诺投资127亿元，实际出资78亿元。
(二)投资股票
全国社保基金已先后对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京沪高速铁路、大唐科技集团等进行直接股权投资，目前累计直接投资近1700亿元。
(三)投资产业
投资资源类产业，随着经济发展，资源不断被消耗，资源日益稀少，随资源价格不断上升，达到保值增值。投资有发展产业。
(四)支持保障房建设
“社保基金管的是全国人民的‘养命钱’，只有在风险几乎为零的情况下，才会介入。”一位国有大银行公司部的有关人士说，今年国务院明确提出了全国要建设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任务，并与各级地方政府签订了责任状。在全国“两会”开幕前，全国社保基金宣布投入保障房建设，释放了明确的政策信号。“保障房”加“社保基金”，更稳固的保障房资金来源和更可靠的社保基金投资收益。更稳固的保障房资金来源和更可靠的社保基金投资收益。
三、结论
与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快发展趋势相比，现有社会保障基金规模依然不足，全国社保基金未来发展空间仍然十分巨大，提高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的潜力还很多。今后，全国社保基金要增加对社会保障房建设的支持力度，增加委托股票投资的组合，稳定和增加对股票的投资，增加对未上市公司股权和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创造条件启动对养老事业项目的投资，适当扩大对境外投资的范围和金额。根据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的预测，到2015年，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管理的基金规模将达到1.5万亿元，而在其“保值增值”投资理念的指导下，其未来的投资也将更加成熟稳健。现有社会保障基金资金明显不足，今后需要社保资金来源保证社会保障资金来源多样化及有效的管理变得尤为重要。改革要扩大思路，政府可通过无偿性收入（税收）、有偿性收入（债务）、变卖公有资产及社保基金证券化这四种方式来保障社保资金来源的稳定。无偿性收入（税收），可增加资源税，即可增加收入还可以减少资源浪费。社会保障基金可以使社保基金证券化，以及投入保障房建设。社保资金来源及管理的多样化，使社会保障基金不断扩大和保值增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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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志凯试论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期刊论文]-理论月刊2005(6)
[5]张琦养老金体制改革与基金业发展的互动――经验借鉴与现实选择[学位论文]硕士2005杨洁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经济效应分析[学位论文]硕士2005
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模式篇2
社会经济运行体系由社会生产系统、社会管理系统和社会保障系统组成，三者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体系。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社会稳定机制，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一个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原来各企业分散提取和管理，转变为目前社会化的收缴和管理。但是，现行的缴费方式在实践中仍存在着诸如覆盖面小、保障项目统筹层次低、征收力度不够、基金管理制度不健全、政策不统一等一些问题，难以保证筹集社会保障收入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人口老龄化周期的到来和家庭规模小型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入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都要求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如何改革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方式，进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目前理论界的主要观点是开征社会保障税以代替现行缴费方式，以更具有法律强制力的税收形式筹集社会保障资金，摆脱当前缴费率偏低的困境。因而，如何设置我国的社会保障税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通过比较和分析各国保障税收入与各国社会福利支出间的对应关系、社会保障税的设置方式、社会保障税的构成要素、社会保障税的征收管理方式，探讨了在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相关重要问题。
二、社会保障税与社会保障支出的对应关系
纵观世界各国，目前社会保障收入主要来源于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障税或费；二是政府的预算拨款，即政府的一般收入；三是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收益；四是各种形式的捐赠。社会保障税(SocialSecurityTax)，又译成社会保险税，是为筹集社会保障基金而征收的一种专门目的税。有的国家薪给税(PayrallTax)与社会保障税是作为一个税种征收的，二者具有相同的特征。也有一些国家征收的薪给税实际上是按工薪收入预提的个人所得税。在欧洲的多数国家中，社会保障税采用社会保险缴款(SocialSecurityContribution)的形式，之所以不称之为税，是基于这种缴款具有有偿性利益对等关系的考虑。但不管名称如何，他们的性质和用途相同。除此之外，世界各国大多数以政府的一般税收收入来弥补社会保障税收入与社保障支出之间的缺口。一些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非常依赖从社会保障税获得资金，而另一些国家则侧重于一般税收收入。社会保障税在规模和结构上的差异反映了各国组织社会保障的不同方式。按照社会保障税收入与各国社会福利支出间的对应关系，可将目前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筹资方式划分为三种类型：社会保障税与社会保障支出基本一致的筹资模式；社会保障税占社会保障支出较大比重的筹资模式以及一般税收占社会保障支出较大比重的筹资模式。
(一)社会保障税与社会保障支出基本一致的筹资模式
该模式的典型国家是德国。德国的社会福利方案体系较为完善，具体包括国家养老金体系、国家医疗保险方案、工伤事故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其他社会福利方案。其中，国家养老金体系主要由工资税提供资助，同时，还从联邦税收收入中取得占养老金支出一定比例的补贴。目前这一比例为25％。国家医疗保险方案由社会保障税提供资金，工伤事故保险几乎完全由雇主的工资税提供资金，失业保险几乎完全由社会保障税提供资金，而其他社会福利方案所需资金则来源于政府的一般税收收入。下表列示了德国主要社会福利方案的资金来源。
德国主要社会福利方案的资金来源（1998，%）
1996年德国各级政府的社会保障税收入总额为6550亿德国马克，而社会福利支出总额为6555．1亿德国马克，二者的比值为99．92％；1997年社会保障税收入上升到7817．94亿德国马克；社会福利开支为7920．69亿德国马克，二者的比值为98．70％。
以上数据表明，德国的社会保障资金基本上通过社会保障税筹集，政府转移支付所起的作用不大，主要用于其他社会福利方案。这也使得社会保障税在德国的税收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始终高于直接税和间接税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0％以上。
(二)社会保障税占社会保障支出较大比重的筹资模式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的都是这种模式，如俄罗斯、瑞典。俄罗斯的社会福利项目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病人以及暂时性残疾人保险、其他福利。具体地说，养老保险基金中来源于社会保障税的收入占资金总量的81％，其余7％来源于预算，10％来源于增值税，2％来源于其他；医疗保险77％来源于社会保险税收，23％来源于地方预算；失业保险主要以社会保险税筹集资金，一小部分来源于政府的一般性收入和自愿的捐赠；病人以及暂时性残疾人保险来自于社会保障税，而支付其他福利的资金则来源于政府的一般性收入。下表列示了俄罗斯主要福利计划的资金来源。
俄罗斯主要社会福利计划资金来源的百分比（1995，%）
1995年，俄罗斯社会保障税收收入为950亿卢布，占社会福利支出(1080亿卢布)的87．80％。
瑞典的情况与俄罗斯相似，1996年该国社会福利支出总额为3807亿瑞典克朗，其中67．61％(256亿瑞典克朗)来源于社会保障税收入。下表列示了瑞典主要社会福利计划资金来源的百分比。
1997年瑞典用于资助主要社会福利项目的收入的分配的百分比
一、引言
社会经济运行体系由社会生产系统、社会管理系统和社会保障系统组成，三者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体系。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社会稳定机制，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一个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原来各企业分散提取和管理，转变为目前社会化的收缴和管理。但是，现行的缴费方式在实践中仍存在着诸如覆盖面小、保障项目统筹层次低、征收力度不够、基金管理制度不健全、政策不统一等一些问题，难以保证筹集社会保障收入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人口老龄化周期的到来和家庭规模小型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入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都要求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如何改革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方式，进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目前理论界的主要观点是开征社会保障税以代替现行缴费方式，以更具有法律强制力的税收形式筹集社会保障资金，摆脱当前缴费率偏低的困境。因而，如何设置我国的社会保障税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通过比较和分析各国保障税收入与各国社会福利支出间的对应关系、社会保障税的设置方式、社会保障税的构成要素、社会保障税的征收管理方式，探讨了在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相关重要问题。
二、社会保障税与社会保障支出的对应关系
纵观世界各国，目前社会保障收入主要来源于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障税或费；二是政府的预算拨款，即政府的一般收入；三是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收益；四是各种形式的捐赠。社会保障税(SocialSecurityTax)，又译成社会保险税，是为筹集社会保障基金而征收的一种专门目的税。有的国家薪给税(PayrallTax)与社会保障税是作为一个税种征收的，二者具有相同的特征。也有一些国家征收的薪给税实际上是按工薪收入预提的个人所得税。在欧洲的多数国家中，社会保障税采用社会保险缴款(SocialSecurityContribution)的形式，之所以不称之为税，是基于这种缴款具有有偿性利益对等关系的考虑。但不管名称如何，他们的性质和用途相同。除此之外，世界各国大多数以政府的一般税收收入来弥补社会保障税收入与社保障支出之间的缺口。一些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非常依赖从社会保障税获得资金，而另一些国家则侧重于一般税收收入。社会保障税在规模和结构上的差异反映了各国组织社会保障的不同方式。按照社会保障税收入与各国社会福利支出间的对应关系，可将目前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筹资方式划分为三种类型：社会保障税与社会保障支出基本一致的筹资模式；社会保障税占社会保障支出较大比重的筹资模式以及一般税收占社会保障支出较大比重的筹资模式。
(一)社会保障税与社会保障支出基本一致的筹资模式
该模式的典型国家是德国。德国的社会福利方案体系较为完善，具体包括国家养老金体系、国家医疗保险方案、工伤事故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其他社会福利方案。其中，国家养老金体系主要由工资税提供资助，同时，还从联邦税收收入中取得占养老金支出一定比例的补贴。目前这一比例为25％。国家医疗保险方案由社会保障税提供资金，工伤事故保险几乎完全由雇主的工资税提供资金，失业保险几乎完全由社会保障税提供资金，而其他社会福利方案所需资金则来源于政府的一般税收收入。下表列示了德国主要社会福利方案的资金来源。
德国主要社会福利方案的资金来源（1998，%）
方案名称社会保障税投资收入预算转化
养老金75025
医疗保险10000
长期医疗保险10000
意外保险10000
失业保险10000
其他社会福利方案00100
1996年德国各级政府的社会保障税收入总额为6550亿德国马克，而社会福利支出总额为6555．1亿德国马克，二者的比值为99．92％；1997年社会保障税收入上升到7817．94亿德国马克；社会福利开支为7920．69亿德国马克，二者的比值为98．70％。
以上数据表明，德国的社会保障资金基本上通过社会保障税筹集，政府转移支付所起的作用不大，主要用于其他社会福利方案。这也使得社会保障税在德国的税收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始终高于直接税和间接税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0％以上。
(二)社会保障税占社会保障支出较大比重的筹资模式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的都是这种模式，如俄罗斯、瑞典。俄罗斯的社会福利项目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病人以及暂时性残疾人保险、其他福利。具体地说，养老保险基金中来源于社会保障税的收入占资金总量的81％，其余7％来源于预算，10％来源于增值税，2％来源于其他；医疗保险77％来源于社会保险税收，23％来源于地方预算；失业保险主要以社会保险税筹集资金，一小部分来源于政府的一般性收入和自愿的捐赠；病人以及暂时性残疾人保险来自于社会保障税，而支付其他福利的资金则来源于政府的一般性收入。下表列示了俄罗斯主要福利计划的资金来源。
俄罗斯主要社会福利计划资金来源的百分比（1995，%）
项目社会保障税增值税转移预算转移其他
养老基金811072
社会保险基金9019
失业保险9010
工伤保险982
1995年，俄罗斯社会保障税收收入为950亿卢布，占社会福利支出(1080亿卢布)的87．80％。
瑞典的情况与俄罗斯相似，1996年该国社会福利支出总额为3807亿瑞典克朗，其中67．61％(256亿瑞典克朗)来源于社会保障税收入。下表列示了瑞典主要社会福利计划资金来源的百分比。
1997年瑞典用于资助主要社会福利项目的收入的分配的百分比
项目社会保障税投资收益预算转移保险费、赡养费用或市政
基础养老保险6238
辅助养老保险6139
部分养老保险7327
疾病保险99.90.1
工伤保险982
看护津贴95
住房津贴991
养育子女津贴100
赡养补助6733
向家庭提供的住房津贴100
其他项目
自愿者失业保险937
基础失业保险100
郡级医疗服务费68572
(三)一般税收占社会保障支出较大比重的筹资模式
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是加拿大。加拿大的社会福利计划主要包括养老金方案、健康保险方案和失业保险方案。其中养老金方案由两个层面组成，一是固定数额的全民方案，叫作全民养老金方5案，其资金全部来源于联邦一般性税收。第二个是与收入挂钩的方案，这一方案对于魁北克人来说是“魁北克养老金方案”(QPP)，对于其他加拿大人来说是“加拿大养老金方案”(CPP)。CPP和QPP的资金全部来源于社会保障税，前者由联邦政府和各省(除魁北克外)共同征收，后者由魁北克省征收。健康保险方案的资金主要来自于一般性收入，而失业保险的资金来自于薪金税。下表列示了加拿大主要福利计划资金来源的百分比。
加拿大主要社会福利保障方案，1998收入来源分配情况（%）
1998年加拿大联邦政府社会福利支出为594．56亿加元，其中联邦社会保障税收入为188．42亿加元，所占比重仅为31．69％；该年度各级政府社会保障税收入为444．11亿加元，占社会福利支出(1001．31亿加元)的44．35％。可见，加拿大政府实施社会保障计划、贯彻社会保障法令依靠的是财政支出中对个人的转移支付，其中联邦财政把很多税收收入以转移支付的形式再分配到个人手中，使之形成个人的消费基金，这些款项构成加拿大社会保障制度运转的另一大资金来源。二战以后，这种转移支付在各级政府中均不低于社会保障税收入的规模。加拿大社会保障税收入在其社会保障资金中所占的比重远远低于其他国家，这也使得加拿大社会保障税收入在其税收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始终偏低。
采用社会保障税与社会保障支出基本一致的筹资模式的优点在于，该模式容易体现纳税人缴纳的税收与其应得的福利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使福利水平随着每个纳税人纳税多少而变动。这已成为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一大特点。同时，这种方式也使得政府为社会保险筹资与政府其他职能分离开来，这种分离无疑加强了对社会保障在财政上的监督，因为福利水平是随着社会保障税收入的增长而扩大的。该模式的缺陷在于工作在未被社会保险所覆盖的行业中的人们不能享受福利。这种限制的影响对于那些拥有很多非正式工作、大量个体户或农村经济的国家尤为重要。
采用一般税收占社会保障支出较大比重的筹资模式的优点是社会保障计划对每个公民来说是自动实现的。在该模式下，享受到福利计划的公民范围扩大了，即政府通过预算拨款为每个公民提供社会保障福利。该模式的缺陷是一般纳税人所缴纳的税收与其所受福利之间没有特别的联系。因而人们往往希望能够向政府施加压力，通过预算来实现福利的增加，而不是提高纳税额。
三、社会保障税的设置方式
现代各国的社会保障税制度是多种多样的，根据承保对象和承保项目设置的方式不同，大体上可以将社会保障税分为三类：一是单纯按承保项目而分类设置的项目型社会保险税模式，这种模式以瑞典为代表；二是单纯按承保对象而分类设置的对象型社会保险税模式，这种模式以英国为代表；三是以承保对象和承保项目相结合设置的混合型社会保险税模式，这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三种模式各有特点。
(一)项目型社会保障税模式
项目型社会保障税模式即按承保项目分项设置社会保障税的模式。这种模式以瑞典最为典型。除瑞典外，世界上许多国家如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奥地利等都采用这一模式。
瑞典的社会保障税按照不同的保险项目支出需要，分别确定一定的比率从工资或薪金中提取。目前瑞典的社会保障税设有老年人养老保险、事故幸存者养老保险、疾病保险、工伤保险、父母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工资税七个项目，并分别对每个项目规定了税率。老年人养老保险税的税率为13．35％，事故幸存者养老保险税税率为1．70％，疾病保险税的税率为了，50％，工伤保险税的税率为1．38％，父母保险税的税率为2．20％，失业保险税的税率为5．84％，工资税的税率为8．04％。征收的办法是按比例实行源泉扣缴，税款专款专用。以前，公司受雇人员的社会保障税全部由雇主一方缴纳，以便于征收管理。总的来看，瑞典的社会保障税税负是比较重的。1999年，政府雇员和企业受雇人员缴纳的社会保障税大致为他们工薪总额的40．01％；自由职业者缴纳的社会保障税，大致为他们直接收入的38．2％。
项目型社会保障税的最大优点在于社会保障税的征收与承保项目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专款专用，返还性非常明显，而且可以根据不同项目支出数额的变化调整税率，也就是说，哪个项目对财力的需要量大，哪个项目的社会保障税率就提高。其主要缺点是各个项目之间财力调剂余地较小。
(二)对象型社会保障税模式
所谓对象型社会保障税模式是指按承保对象分类设置的社会保障税模式。采用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是英国。英国的社会保障税虽然被称为“国民保险捐款”(NationalSecurityContribu-tion)，但也具有强制性，且与受益并不完全挂钩。因而虽然称作“捐款”，实际上也是一种税，其性质与用途与其他国家的社会保障税并无轩轾。英国的社会保障税在设置上主要以承保对象为标准，建立起由四大类社会保险税组成的社会保障税体系。
第一类是对一般雇员征收的国民保险税。它是四类社会保险税中最主要的一种。该税的课税对象是雇员的薪金或工资，纳税义务人包括雇主和雇员。雇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包括在国家退休金计划之内的雇员，一部分为不包括在计划之内的雇员。两部分雇员及其雇主所适用的税率各不相同。前者雇员税率为9．0％，雇主为10．54％，应税工资最高限额为每周235英镑(全年12220英镑)；后者则规定有一个起征点，每周32．5英镑以下免税，32．5英镑到235英镑之间，雇员税率为6．85，雇主为6．35％，超过235英镑不再纳税。另外，每个雇主还要缴纳税率为1．5％的国民保险税附加。
第二类是对全体自营者(个体工商业者)征收的国民保险税。征税对象是自营者全部所得。实行每周征收4．4英镑的定额税率。起征点为年自营收入1775英镑。
第三类国民保险都是对自愿投保者征收的，希望取得享受失业保险金的失业者可以缴纳此税，希望增加保险金权益的雇主、雇员和自营者也可缴纳。该类税收按每周4．3英镑的定额税率缴纳。
第四类是对营业利润达到一定水平以上的自营者征收的国民保险税。起征点是年利润额3800英镑，最高限额为12000英镑，税率为6．3％的比例税率。
英国的国民保险税与所得税一并缴纳。
英国社会保障税模式的优点是可以针对不同就业人员或非就业人员的特点，采用不同的税率制度，便于执行。比如对收入较难核实的自营人员和自愿投保人采用定额税率，征管不会遇到麻烦，对个体或独立经营的营业利润按一个比率征收也十分便利。由于设置了起征点，使低收入者的税负有所减轻，因而英国的社会保障税累退性要弱一些。对象型社会保障税模式的主要缺点是征收与承保项目没有明确挂钩，社会保险税的返还性未能得到充分的体现。
(三)混合型社会保障税模式
所谓混合型社会保障税模式即以承保对象和承保项目并存设置的社会保障税模式。美国是采用这一模式的典型国家。该国的社会保障税不是一个单一税种的结构，而是由一个针对大多数承保对象和覆盖大部分承保项目的一般社会保障税(薪工税)与针对失业这一特定承保项目的失业保险税，以及针对特定部分承保对象而设置的铁路员工退职税和个体业主税四个税种所组成的税收体系。
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模式篇3
关键词：新型；农村；养老保险
借鉴我国经济发达地区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经验，对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和谐社会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经济发达地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鼓励经济发达地区率先探索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浙江省各市县结合实际情况，设计了富有特色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杭州、嘉兴和余姚三个城市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办法较为典型。
(一)参保对象。杭州、余姚在参保对象上规定，参保人员须为当地农业户籍。嘉兴规定参保人员须为当地城乡居民，对户籍没有要求。在年龄上，杭州与嘉兴要求年满16周岁至60周岁；余姚要求年满16周岁及以上人员，对男年满70周岁、女年满65周岁及以上人员可一次性缴费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或选择享受由市民政局组织发放的老年人员生活补助金。另外，杭州、嘉兴、余姚三市都明确规定，已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被征地农民有生活保障或其他参加社会养老保障的人员不列为参保对象。
(二)养老保险基金筹集方式。在保险基金筹集上，各试点地区均实行个人缴费和政府适当补贴的方法，并鼓励有条件的村集体等各类经济组织为农民参保提供适当补助。杭州市的个人缴费基数为上年度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嘉兴市为上年度农村居民纯收入与城镇收入的平均数。杭州市的个人缴费比例较高，为缴费基数的15％，嘉兴较低，为缴费基数的8％。政府补贴比例上，杭州与嘉兴两市均确定为缴费基数的5％。在缴费方式上，嘉兴按年缴费，杭州可按月、季、半年或1年缴纳。与杭州、嘉兴两市不同，余姚实行个人缴纳、政府兜底的方法，但政府投入不与个人缴费挂钩，市财政每年按不低于上年支付总额的35％作出预算安排，注入农民养老保险基金，参保人员缴费标准设为15000元、18000元、21000元三档，未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员可选择一次性预缴或分期预缴。
(三)领取养老金的条件。杭州、嘉兴、余姚三地均对参保人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缴费年限等条件作出规定。其中，杭州与嘉兴均要求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为60周岁(不分性别)，缴费年限为15年。余姚要求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为男性60周岁、女性55周岁。对达到退休年龄但缴费年限未满15年的参保人员，杭州将其个人缴费部分本息总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财政补贴部分划入统筹基金；嘉兴则允许其申请延续缴费5年，延交5年后仍不满15年的，可按当期缴费基数一次性补缴满15年。
二、发达地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特征
经济发达地区在探索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过程中创新了许多可借鉴的模式，除“浙江模式”外，比较典型的还有“苏南模式”、“广东模式”和“北京模式”等。虽然各地做法不完全相同，但其核心内容、基本制度框架具有诸多共性。
(一)参保对象由原乡镇企业职工、农村干部、民办教师、复员军人等为主转变为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为主。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前，由于纯农户参保没有相应的集体补助，因而，纯农户参保的并不多。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明确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为主，要求农村各类企业的从业人员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二)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地方财政补贴”三方分担保险费的筹资机制。这是这些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最显著的特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中市(县)、乡镇、村分级补助补贴的资金约占一半左右，个人缴费的比例一般不超过50％，较好地体现了个人、集体、国家三者在养老保险制度中的责任，激发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
(三)确立合理的筹资基数和筹资标准，确保农民的养老待遇能保障基本的生活。这些地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参照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办法，制定较为科学的筹资数和筹资标准。如，东莞市缴费基数按每人每月400元核定，从2002年起每年递增2.5％，所缴的保险费为当年缴费基数的11％。如果累计缴费满15年以上，农民的养老待遇大约能达到40％～50％的替代率。这就克服了旧农保“保富不保贫”的弊端，从而保障参保人退休后的基本生活。
(四)养老基金采用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大账户小统筹的模式。如，东莞市规定当年所缴的保险费为当年缴费基数的11％，其中将8％记入个人账户。苏州市规定国家、集体的补助补贴和参保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总额由个人全额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中的90％左右记入个人名下，建立个人账户，10％左右建立统筹基金，并适时为已享受基本养老金的农民增发养老金，给参保死亡人员家属发丧葬补助费。
(五)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衔接。这些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框架基本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相一致，区别主要在于缴费基数不同。通过调节缴费基数可实现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因此，这些地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通向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平台。如，苏州市在实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过程中明确规定，具备条件的乡镇企业职工可直接加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暂不具备条件的，先加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根据农村各类企业的实际情况，采取调节缴费基数的过渡办法，逐步实现并轨。
三、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相关立法不完善。由于没有出台有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专门法规，各地在实践中存在许多困惑，在制定本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时找不到立法依据，只好各自为政，把办法确定为暂行办法，大大降低了地方立法的规范性、长期性和稳定性。
(二)基金筹集的可持续性不强。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中，一半左右来自地方财政，特别是县、乡镇两级和村级集体积累。在目前地方财政紧张，没有国家和省级财政支持的情况下，养老基金筹集和支付存在一定的风险。
(三)养老金保值增值困难。目前，养老基金，以县为单位统一管理，主要是购买国债及存银行。在目前银行低利息时期，养老基金保值困难，增值更无从谈起。以县为单位的基金管理模式在技术层面上也难以使基金保值增值。
(四)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手段落后。以县为中心的农村养老保险基金分散、运行层次低，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同时，农村养老保险基金存在管理手段缺乏、易受当地行政干涉、容易发生道德风险等弊端。(五)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与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接轨难。尽管已确定体制转轨的目标，但并未形成合理的转轨成本筹集与分担机制，能否实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向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平稳过渡，把乡镇企业职工纳入城镇职工的养老体系，试点结果是否具有推广性尚待观察。
四、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措施
(一)强化政府责任意识，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必须牵头，统一政令，加大推力，协调各方关系，进行有效的组织和引导。目前农民收入偏低，城乡有一定差距。为改变这种现状，在财政允许的情况下，政府应投入资金作为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充。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三方共同负担的模式，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应由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的办法给予资金支持。
(二)建立多层次、全覆盖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为确保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障实现全覆盖，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人群的养老方式、不同区域农村养老保障水平的现状，进行分类设计和分步实施。在农村贫困地区，养老保险必须通过政府的非纳费型社会救助养老金来进行，建立以生活救济和生活资助为主的救济性质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能达到温饱水平的农村，农民基本生活需求已得到满足，应为这些地区的农民提供养老和医疗方面的基本保障，同时积极进行新型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农村富裕地区农民收入水平高，思想观念新，对社会保障的要求也比较高，这类地区可积极实施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险试点。
(三)加快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立法。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基本上是在1992年民政部颁布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的基础上稍作修改形成的，这给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带来一系列困难，使农村养老保险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为保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正常运行，建议在拟定《社会保险法》的同时，拟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一是明确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保险地位，逐步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二是明确各级财政要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进行投入。各级政府要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列入经济社会规划中，逐步加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投入。三是明确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社会保险基金性质。四是规定土地被征用的农村居民按国家有关规定参加相应社会保险，其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从征地补偿安置费中支付，不足部分由当地政府从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中支出。
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模式篇4
我国自建国以来的大部分时期内，实行的是以职工劳动保险和职工福利为主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应当说，这一明显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上适应了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较好地发挥了社会保障对经济及社会发展的支持和推动作用。但随着我国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这一制度在实践中不断暴露出其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不相适应的地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尤其国有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为了改变这一状况，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对社会保障体制逐步进行了改革。但迄今为止，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形成，作为社会保障体系基础和核心环节的社会保障资金在筹措、管理及使用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不完善和不规范的地方。这种情况已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各项经济制度的改革不相适应。因此，改革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本文试从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方式人手，谈谈对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看法。
（一）对我国现行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评价
我国现行的以“现收现付”和各部门、各行业多元分散筹资为主要特点的社会保障筹资方式在资金的筹措、管理和使用等环节存在一系列：
1.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政出多门，筹资方式不规范，缺乏保障，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制度。我国现行社会保障资金在筹集上主要由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自行制定具体筹资办法和比例，先以养老保险统筹为例：上海市规定的统筹比例是25.5％，北京市、天津市是18％，河北省是16％，江苏省内的无锡市为23.5％，而同一省内的仪征市仅为10％；北京市的三资企业是按16％统筹，而集体企业规定的统筹比例则高达27％。再以医疗保险为例，1998年召开的我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险原则上以地区为统筹单位，也可实行县级统筹。”这种筹资方式在实际执行中，不仅不同地区、部门行业之间的规定不一致，即使同一地区不同类型企业的缴费标准往往也不相同，这就造成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负担水平悬殊，不仅不利于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而且阻碍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客观上不利于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这种筹资方式在实践中的另一弊端是筹资的方法、制度多数是以部门、行业规章的形式出现，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在筹资过程中，往往刚性不足，再加上征收力量不足，手段软化，拖欠、不缴或少缴统筹金的现象比较普遍。这种不规范的筹资方式很难为社会保障及时足额地提供资金，了社会保障作用的发挥。
2.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混乱，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我国现行社会保障资金在管理上仍没有克服多元化分散化的积弊，表现为自设机构，多头管理。具体来讲，劳动部门负责城镇国有企业单位职工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民政部门负责养老保险和社会救济；人事部门负责行政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的养老保险；卫生部门负责医疗保险；保险公司负责城镇集体职工养老保险；各级工会特别是基层工会，承担了相当一部分职工福利的事务性管理和服务工作。另外，铁路、邮电、、电力、煤炭等行业和系统还自行实行社会保障，各有各的管理办法，这种各自为政、分散管理的体制导致机构重叠，执行成本高昂。同时，由于各部门自行制定征收标准和支付办法，使杜保资金在管理上缺乏强有力的宏观协调平衡机制和监督制约机制，客观上不利于保证社保资金的安全性，也有碍社会保障制度积极作用的有效发挥。
3.社会保障资金在使用上存在漏洞，不能真正做到专款专用。现行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可以按比例从统筹金中提取管理费的办法，是造成管理费用提取混乱和开支过大的主要原因。据有关资料显示，某地失业保险机构的管理费用占失业保险费总支出的33％，而直接用于救济失业职工的部分仅占总支出的7％，其余的支出都是用于风险投资或其他方面的。另据报载，1997年度全国共谈占、挪用社会保险基金90亿元。可以说，上述局面的形成是与我国所实行的多方筹资、分散管理的筹资方式直接相关的，这种对社会保障资金的坐收、坐支，收支一条线管理办法，不仅形成高额的管理费用，而且也为部分管理者的腐败创造了条件。
可见，我国现行社会保障资金在筹措、管理和使用上存在的诸多问题都直接导源于不合理的资金筹集方式。因此，有必要用新的筹资方式代替原有的多元分散的筹资方式，以适应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国际比较
充足的社会保障资金是社会保障制度存在、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基础，因此确立合理的社会保障筹资方式是一国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中的核心环节。由于国情的差异和所实行社会保障模式、保障范围的不同，世界各国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方式也不尽相同。目前世界上已经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的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方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建立个人储蓄账户。这种筹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储蓄，它是实行政府强制社会保障模式国家所普遍采用的筹资方式。在这一筹资方式下，要求雇主和雇员分别按规定的标准把社会保障费用存入雇员的个人帐户，社会保障费的本金和利息均归雇员所有，由社会保障管理机构进行统一管理和支配，政府有权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适当的调剂；二是征收社会保障税或社会保障费。这种筹资方式常见于实行政府提供保障模式的国家，主要是按不同的社会保障项目分别规定税率（或缴费率），由雇主和雇员分别按一定比例缴纳，也有少数国家规定完全由雇主缴纳。社会保障税（或费），也称社会保险税，或称社会保障缴款，是一国政府为筹集社会保障资金而开征的一种税或税收形式的缴款，主要是对薪金和工资所得课征，由专门的管理机构（如税务机关等）负责征收和管理，其收支一般纳入国家预算（实行收费形式的国家也有收入不纳入预算的情况），实行“专税专用”或“专费专用”，超支部分由财政拨款补足。从当今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情况来看，社会保障税以其所特有的规范和效率赢得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青睐，成为当今各国普遍采用的社会保障筹资方式。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征收不同形式社会保障税的国家已有80多个，它几乎包括了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也包括了一些如埃及、阿根廷、巴西、巴拿马、阿曼等发展中国家，而且在荷兰、法国、瑞士、瑞典、西班牙、巴西等国，社会保障税更已成为第一号税种。社会保障税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兴起和发展，充分说明了它的优越性。
（三）社会保障税是我国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最佳选择
借鉴世界各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成功经验，考虑到我国的具体国情和现行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缺陷，我们认为，开征社会保障税是我国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筹集社会保障资金方式的最佳选择。
1.开征统一的社会保障税有助于打破地区、部门、行业间的条决分割，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目前我国所实行的多方筹资、自定标准的筹资方式客观上造成了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和企业间因缴费标准不同而负担高低悬殊的局面，不仅负担不均的矛盾突出，而且还阻碍了劳动力在不同地区和部门行业间的合理流动。通过开征统一的社会保障税，实现税率的统一和征收机关的统一，将彻底改变上述局面，实现人力资源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和更高层次上的顺畅流动。统一的社会保障税还有助于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从而促成企业制度的逐步完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
2.有助于建立统一的保障管理体制和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通过开征统一的社会保障税，由税务机关具体负责税款的征收，并把收入纳入统一的社会保障预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设置专门机构负责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形成征收、管理、使用各部门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机制。同时，通过社会保障预算的编制和审批，把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管理、使用纳入国家立法机关的监督、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之下，这将使社会保障资金的合理筹措、保值增值和有效使用得到有力的保证。
3.有助于促进“保险”向“社会保险”的转变，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长期以来，制约我国国有企业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负担沉重，而造成企业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就是企业职工的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的统筹费和住房公积金等，都要由企业来承担。企业要承担这些占工资总额70—80％的福利支出，尤其是在国有企业举步维艰、效益不佳的情况下，沉重的保险开支，使企业雪上加霜，不堪重负。开征社会保障税，遵循“普遍纳税，共同负担”的征收原则，凡有纳税能力的劳动者及其所在单位共同承担纳税义务，变“企业保险”为“社会保险”，既缓解了保险资金来源不足的矛盾，也为企业走出困境减轻了压力。
4.有利于逐步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有近70％的人口在农村，但是，社会保障对于广大农村人口几乎是一片空白，城镇职工所能享受的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基本与他们无关。社会主义制度下，作为社会成员应该是平等的，但是，农民所得到的社会保障却与城镇特别是大城市职工享受的保障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尽管各级政府对农村的部分特困户也定期或不定期地以不同方式给予扶贫、救济，但是，依然分散的、低水平的保险资金筹集方式对于大量需要救济扶助的农村孤寡老人、残疾人来说，无疑于杯水车薪。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企业每年以600万人左右的速度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在乡镇企业就业的人数已接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50％。但社会保障与其还有一定的距离。随着我国税费改革的深入，在不增加农民和乡镇企业负担的前提下，通过社会保障税的开征，逐步建立起农村规范化、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既能促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缩小城乡差别，又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
5.有助于降低制度运行成本。通过开征统一的社会保障税，由税务机关统一负责社会保障所需要资金的筹集，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税务机构的人力和物力，降低社会保障筹资成本；由专门机构负责社保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专业化的管理将使规模经济效应得以更好的发挥，有助于实现管理费用的最小化。这两方面作用的发挥将最终促成社会保障制度运行成本的最小化，从而使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和使用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6.有助于克服社会保障资金筹集过程中的种种阻力，保证筹资工作的顺利进行。税收的强制性和规范性特征将增强社会保障资金筹集过程中的约束力，杜绝拖欠、不缴和少缴的现象。进而筹资工作的顺利进行将有力地支持社会保障制度积极作用的充分发挥。
（四）对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初步设想
为保证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是十分必要的。借鉴国外社会保障税开征的成功经验和我国现行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基本状况，近阶段应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模式篇5
关键词城乡统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840.612;F323.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5）02-0033-04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因素制约，使得构建适合城乡统筹的养老保险模式步履维艰。因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公平正义与城乡统筹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笔者基于城乡统筹发展的视角，试图对构建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模式进行合理性和可行性分析，以促进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一、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政策解析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五个统筹”的战略构想，并将统筹城乡发展摆在首要位置。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下简称“新农保”）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相对于我国20世纪90年代开展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新农保”新在各级政府和村集体逐步建立农民参保补贴制度，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办法，逐步适应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特点和需求。“新农保”的发展经历了地方自主实践，中央学习吸收经验、中央开展试点、试点到逐步推开等几个阶段，并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1]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22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创造条件探索城乡养老保险制度有效衔接办法”。为保障农村居民年老时的基本生活，解决农村居民的后顾之忧，2009年9月1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尝试为农民建立有政府补贴的普惠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新农保”试点首先在全国10%的县进行，并逐步扩大试点范围，试点方案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养老金待遇的基础养老金部分由政府支付。[2]至2012年底，基本实现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全覆盖。
2012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城乡社会保障统筹，整合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战略举措。同年11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布《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标志着养老保险制度城乡衔接迈出实质性的一步。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为重点，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管理费用不再从养老基金中支取，鼓励地方政府设置与当地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缴费档次等，这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从建立制度、扩大覆盖面为主要内容的外延扩张型发展阶段进入到了以完善和优化制度结构，提升制度公平性与可持续性为主要内容的内涵型发展的新阶段。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本身是着眼于城乡统筹发展的大政方针，致力于解决当下我国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家庭居家养老为基础，集体保障为补充，构建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制度模式，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断优化激励机制，确保农民应保尽保，明确个人、集体、政府的责任分担边界，统筹规划合理运营，确保农村养老基金保值增值，切实维护农民权益，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证。
二、城乡统筹视域下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创新的制约因素
在我国，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逐步实现城乡养老保险制度有机衔接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系列制约性因素，因此，逐步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模式，有效破解政策灵活性与现实性制约之间的矛盾，是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亟待解决的难题。
（一）缺乏有针对性的制度设计
在我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设计过程中，长期重城市轻农村，城乡养老保障体系失衡。“新农保”由于缺乏城乡统筹动态调整机制的法律约束，不利于城乡统筹目标的顺利实现。2010年10月28日通过的《社会保险法》第22条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将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实施。”“指导意见”所确定的“新农保”基本方案设计政策性较强，虽明确提出了国家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肯定“新农保”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将建立城乡统筹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确定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一个目标，但该法案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规定大多为框架体系，对于分担比例、养老金替代率①等明确条款尚无具体指导性意见，缺乏针对性，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效力较弱，增加了各地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执法难度。
（二）个人账户养老金统筹层次低
“新农保”基金运营必须依靠大量的财政补贴才能得以维持运行。在保费缴纳上，政府为60岁以上参保老人每人每月补贴55元基础养老金，这部分资金全部由政府预算支付。随着“新农保”参保缴费人口逐年减少，预计2022年为3亿人，2050年1.27亿人。同时，“新农保”抚养比逐年提高，由2015年的36.2%提高到2030年80.6%，2050年的110.1%，政府为实施“新农保”的农民建立个人账户。个人缴费档次为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共分为5个档次，县市级政府依据自身税收能力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应补贴的个人缴费计入个人账户。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利息收入积累形成个人账户养老金资产，在参保者达到领取条件后，以年金的形式向农村居民按月发放个人账户养老金。在制度设计上虽然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考虑制度设计的承担成本，但受到参保人数和抚养比的制约，个人账户养老金统筹层次低加剧了我国养老保险碎片化趋势。同时，“新农保”基金筹集缺乏长期可持续性积累，资金统筹能力有限，筹集机制与运营机制有待完善。因此，实现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无缝对接还有待于通过城乡统筹提高缴费基数和待遇水平，以确保制度运行的可持续性。
（三）基金给付额度不高且保值增值难度较大
“新农保”每年基础养老金给付标准额度为660元，约占全国贫困线标准的28.69%。在我国，国家贫困线是衡量居民基本生活水平的标准，以我国最新全国贫困线为标准，这一标准是每年2300元（约为365美元），目前养老金平均给付额度无法触及到国家贫困线的水平。[3]同时，个人账户基金积累不足、给付额度有限，个人账户养老金积累并不能给予较高的养老金给付水平，基金保值增值比较困难，缺乏有效的投资运营机制。“新农保”的替代率水平远远低于城镇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替代率，在经济发达地区甚至相差一半以上，城乡养老保障水平差异悬殊造成城乡养老保障体系的分化趋势日益严峻，对养老保障实现城乡衔接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这一缺陷将限制养老金替代率的提高，无法保障农民的晚年生活。目前，养老保险基金年回报率与年定期存款利率大体相同，但CPI已高于一年期存款利率，银行存款利率远低于资本边际回报率，在高通胀下银行存款真实利率仍然为负，基金运营以购买国家财政发行的高利率债券或银行存款为主，基金运营方式单一。如果对基金投资领域严格限制而不予放宽，基金必然会面临长期保值增值的压力。因此，基金管理的掣肘在于基金越具规模，保值增值压力越大;基金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制度本身就失去了“老有所养”的功能。
（四）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较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础。1994年，我国财政体制由包干制向分税制转变，增强了中央政府实施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的能力。2010年和2011年，各级财政对“新农保”的补贴分别达到228亿元和655亿元，但“新农保”财政补贴占总体财政收入的比例分别为0.27%和0.63%。[3]从2009年到2011年，各级财政共为“新农保”和“城居保”两项养老保险拨付补助资金超过1700亿元。[4]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截止2013年底，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3.22亿，其中8000多万人领取基本养老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4.98亿，其中1.38亿人领取基本养老金，合计参保8.2亿人，2.18亿人领取基本养老金。[5]这对各级财政的财务负担是比较大的，仅靠有限的财政转移支付难以实现各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更难以发挥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功能。因此，“新农保”应针对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实际承受能力设计不同的缴费层次和待遇标准，使制度设计更具公平性，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三、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实现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统筹发展与无缝对接，到最终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未来中国养老保障体系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构建以财政补贴为主导，社会统筹账户为基础的基金积累制模式
中央政府在“新农保”制度设计上予以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规范和引导，加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以及筹融资力度，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收入再分配机制，多渠道、多层次筹集农村养老保险资金。据资料显示，世界各国财政对社会保障资金的投入力度较大。自2009年始，澳大利亚金融研究中心已连续四年“墨尔本美世全球养老金指数”（MelbourneMercerGloblePension），用40多个指标对各国的养老体系进行评估、排名。其最新的2012指数包括18个国家，但涵盖了世界上一半的人口，它将中国排在第15位，被有些媒体炒作为“全球主要国家养老金等级排名中国倒数第四”。[6]可见，各国政府对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视程度，具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可采用各级政府按比例分担的方式加大对农村养老保险的财政扶持力度。基于城乡统筹的发展趋势，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着重关注保障对象、覆盖范围、待遇层次、框架体系等关键要素的量化标准，突出制度设计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依据区域通货膨胀率、物价上涨率等因素适度调整缴费年限、缴费率、待遇水平等，使基金积累更具可持续性。目前，统筹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总体设计要基于各省、市、区（县）实际，着眼于对现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进行定量分析与可行性论证，以保证农民养老保障水平维持在合理的预期水平，以实现养老金给付的可持续性。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不平衡性，城乡收入差距、贫富差距较大，因此，关于政府责任设计方面要将统一性与灵活性融入制度设计之中。“新农保”的适应性和可推广性主要体现在一是建立动态缴费增长机制;二是制度模式由原来的完全个人账户模式改革为个人账户与用于待遇调整的调剂金账户相结合的模式。基金积累制对个人账户制度在个人养老金缴费中需明确产权，其跨时性收入再分配功能对于应对人口老龄化风险具有重要作用。
（二）建立城乡统筹的基金运营机制与激励机制
“新农保”作为一个刚性的制度安排，基金的筹集中大部分来自于地方财政，特别是县、乡镇两级和村集体积累，而地方财政对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投入与承担能力有限，各地将面临财政补贴和待遇支付方面的风险。从我国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长远发展考虑，在“新农保”体系建设方面，需完善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补贴专项转移支付制度，由中央财政根据各地财政状况来对“新农保”提供专项财政补贴。在基金运营与统筹层次上需制定具有全局性的战略规划，形成具有激励意识的体制机制。在建立合理缴费档次的基础上，增加缴费档次的补贴增量，调动农民参保积极性。针对不同农民群体的经济承受能力在制度设计上突出层次性和多样性，纯农民由于缴费能力有限，大多选择较低档次的缴费水平，而农民工和自主创业型农民缴费能力较强，可以选择较高的缴费档次，逐步提高“新农保”养老金替代率，防范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明确基金个人账户的实账运行，尽可能实现保值增值，以保证农民“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使“新农保”模式下的养老金收益能够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同时，积极完善“新农保”的激励机制，逐步引入可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险账户管理信息系统，实现“新农保”与其他相关制度的有效衔接与并轨，为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奠定重要基础。
（三）创建“最低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新农保”制度框架
国发（[2009]52号）文件指出，“新农保”实行“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的统账结合模式。在“新农保”制度框架设计中，其中个人账户归集农民缴费与集体补助，体现收入再分配和国家责任的财政补贴则专门为每位参保居民建立一个标准统一、以财政补贴为主导的最低养老金制度。最低养老金制度应将“新农保”制度的财政补贴机制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机结合，采取社会统筹账户管理方式，参保农民缴费计入个人账户，待遇水平取决于个人账户基金积累。如一个“典型参保农民”退休时可以获得相当于上年农民人均收入17%替代率的个人账户养老金。然而，“新农保”与“城居保”的有效衔接机制亟待完善。当前，必须从宏观高度统一二者的衔接原则，但目前大部分地区尚未制定二者的有效的转移接续办法与合理的转型成本筹集与分担机制。绝大部分地区只是单纯保持在“新农保”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问题的基础层面上，两种制度衔接过程中只转移个人账户资金，社会统筹基金无法转移，从而影响区域间、城乡间养老金的财政权责对等与收支平衡，降低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与合理性。在制度设计方面尚未考虑到未来如何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进行衔接。当前试点地区创造性地采取了差异性较大的“新农保”制度模式，这将对未来实现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轨与转移接续形成新的障碍，也不利于对“新农保”制度运行进行管理和基金运营实行监管。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待遇水平差异较小、制度模式多层次、多维度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四）构建城乡统筹动态协调机制
“新农保”制度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新农保”养老金待遇低，保基本实现难;广覆盖重“普”轻“惠”，持续难，“新农保”激励难，可持续性堪忧。地方政府在贯彻执行中央文件的过程中，缺乏明确的调整依据，对集体补助的数额没有明文规定，关于“城职保”、“城居保”与“新农保”缴费年限累加计算方面，尚无明确的标准。因此，需要充分考虑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以及农民收入状况等因素，制度设计要体现灵活性和差异性。地方财政投入积极性不高，造成缴费金额与支付水平因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而相应作出动态调整，同时，基金收益会因物价指数、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而无法实现保值增值。这不仅成为我国今后农村养老保险提高统筹层次所面临的一个难题，也对未来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与并轨提出了挑战。鉴于此，建立与“城职保”、“城居保”相协调的调整机制，建立动态可调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发放制度，增强社会养老的经济支持能力，使之能够保障农村老年人晚年基本生活。通过构建城乡统筹动态协调机制，推进社会保障与城乡统筹的无缝对接，努力实现“新农保”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新农保”的模式构建需要推进制度创新，在城乡统筹过程中要贯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充分考虑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政策性和历史性制约因素，在不影响财政支付能力的前提下，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基金运营机制与激励机制，健全制度项目、扩大制度覆盖面、提高统筹层次与替代率，增强制度公平性，协调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以提高制度的管理水平与社会化程度，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有效提高农村养老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益。依据不同地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适度提高地方政府补贴匹配比例，优化各级财政对“新农保”的补贴结构，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为“新农保”制度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进一步强化政府责任，加大政府财政投入，科学合理设计分担比例、缴费基准与养老金替代率，缩小城乡差距，切实保障农村居民的养老权益，逐步提高农村养老保障水平，建立与家庭保障、土地保障相结合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使广大农村居民真正实现“老有所养”。
[注释]
①养老金替代率，是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它是衡量劳动者退休前后生活保障水平差异的基本指标之一。按照国际经验，当养老金替代率低于50%的时候，老年人生活便很困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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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晓义.加快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养老保险制度[J].求是，2014（8）：47-49.
[6]AustralianCentreforFinancialStudies.2012MelbourneMercerGloblePensionIndex[EB/OL].http：///pdf/melbourne-mercer-globle-pention-index-2012-reort.pdf.
ThePathChoicesandRestrainingFactorsoftheInnovations
ontheNewRuralEndowmentInsuranceSystem
――FromthePerspectiveofBalancedUrbanandRuralDevelopment
ZhengJiyou，LiZhaoyou
（SchoolofHumanity&Law，NortheasternUniversity，Shenyang110819，China）
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模式篇6
关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指城镇，下同)运行模式的选择问题，理论界分歧还非常大，远未达成一致认识，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主张实行养老金现收现付制的社会统筹模式。何樟勇、袁志刚在深入分析两种有代表性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内在机理的基础上，认为基金制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引入并不会改变行为人的最优行为，而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引入却会改变行为人的最优行为。因此，当前养老保险制度转轨的时机并不成熟，现收现付制仍是当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一种养老保险筹资模式。朱青认为应付人口老龄化趋势，关键是要选择一种有利于提高未来劳动生产率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从目前情况看，我国还没有必要进行这种转轨。
第二种观点是主张实行养老金完全积累制的个人账户模式。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0)通过一个宏观增长模型比较了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两种养老保险制度在长期的差别，认为从经济增长与福利角度看，基金制优于现收现付制。卢元认为实现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重构养老基金筹集模式，变部分积累制为完全基金制。降低基本养老金替代率，实现个人账户“实账化”。
第三种观点是主张实行“部分积累”制，在我国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模式。王开发认为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方式决定于其制度的内在规定性、历史继承性和现实性三个方面。考虑到社会保障制度的这些特性，我们应该选择现收现付制和积累制相结合的筹资模式。赵曼则指出，部分积累模式在保留部分社会统筹前提下，因引入个人账户而使其具有较强的激励相容性。需要说明的是，“部分积累”是一个在解释上存在明显歧义的概念。其中一种解释和设计思路是，建议将养老金收入和支出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现收现付，提供最低养老保障，实行互济；另一部分则存入个人账户，形成实在的基金积累。这一观点的竭力推崇者当属世界银行，中国目前的制度就是在世界银行的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并且也受到国内大部分学者的认可，与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多支柱模式”也基本一致。
在赞同统账结合模式的基础上，许多学者对该模式进行了评价。一是分解说。郑功成认为要在现有基础上，将统账结合中社会统筹部分与个人帐户部分分解并发展成为普惠式国民养老金与差别性职业养老金。刘贵平和戴卫东则认为将基本养老保险中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帐户养老金分离开来，将个人帐户放到退休保障制度的第二个支柱——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中去，“个人账户”逐渐变成实帐户，即有实物货币相对应。
二是并重说。李珍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并重的“统账”养老制度。社会统筹有它的缺点，个人账户制度也有其缺点。在中国，较好的办法是折中道路：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各占一半，社会统筹部分的收入实行工薪收入累进税，使终生低收入者能从中得到较多的获益。作为最基本的养老金筹资方式，现收现付制与个人帐户制的特征与对经济的影响不同，但并不能简单地由此分出两者谁优谁劣，不是由现收现付制完全转为个人帐户制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张松等认为，未来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的上佳选择是建立多支柱、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此前提下，现收现付制与个人帐户制相互协调，共同存在较之相互替代更有助于缓解不可避免的养老金支付困难。
三是转换说。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目前仍然采用现收现付制的DB计划。1995年中国政府已决定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模式，其中第二层次为FDC计划。但目前的情况表明，上述改革思路面临重重困难。从很多方面来看，NDC模式可以被看作是现收现付DB模式和FDC模式的混合物。类似于现收现付DB模式，NDC模式的资金源于工薪税，用于当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支付。但不同之处在于，NDC模式建立个人账户，并将其缴费计入账户，但是没有真实的资产，这点更类似于FDC模式。相对于现收现付模式而言，NDC强化了缴费和待遇之间的联系。NDC计划是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更为合理的选择(约翰·威廉姆森、孙策，2004)。
二、关于筹资模式：费税之争
筹集足够的社会保障基金是实现国民社会保障权利的物质基础，拓宽社会保障筹资渠道可以缓解政府财政风险，同时大量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可以调节资本市场和经济发展。
第一种观点主张开征社会保险税。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已有70%的国家开征了社会保障税。在一些西方国家社会保障税收已成为收入最多的税种。中国现行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形式不规范，统筹范围小，覆盖面窄，社会化程度低，导致社会保障负担不公平，也不利于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调控。一些人提出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思路，主张建立社会保险税的专家(财政部门)认为，将现行各项社会保险以社会统筹收费的方式改为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社会保险税，这样可脱离目前在“统账结合”框架中“空账”与“实账”左右为难、举步维艰的停滞阶段，提高强制性和收缴率，实现费率统一和最终制度统一，改变目前的基金分散状况，实现高度社会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开征社会保障税可行性研究”协作课题组的实证研究认为：用征收社会保障税模式取代现行社会保障统筹办法是最佳选择，有利于社会保障事业社会化和法制化管理；有利于资金统一调度，也有利于公平负担。他们对某大型老工业城市进行了抽样调查和论证，通过实证分析，方案是可行的。
第二种观点反对“费改税”。汪泽英认为社会保障费改税与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运行模式相矛盾：一是税收的公用性与社会保障个人帐户的私有性冲突；二是税收的不直接偿还性与社会保障的专用性冲突。李绍光也认为，开征社会保障税解决收费难和融资问题，将使政府陷入财政负担不断加重的境地。
第三种观点对目前社会保险费改税存在质疑。其观点有三：一是还应当有专门的社会保险基金积累。二是税与费在强制性上的孰优孰劣，不完全取决于“税”或“费”的名称，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的规范、执法的力度和当时当地的经济发展状态。三是在目前政府财力有限、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下，税率能否实现自然走向统一仍成为问题。而费改税后，国家财政成为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的直接责任人，不再存在社会保险管理部门作为收费机构中间层，国家财政的责任被放大，政府可能背上沉重的包袱。
三、关于基金营运模式：公营、私营与资本市场的选择
1.关于基金公营、私营
由于养老保险是积累性保障项目，基金的管理与保值增值便构成了整个养老保险制度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因此，对养老保险基金需要采取既审慎又积极、既封闭又开放的管理政策。郑功成等认为，国家可以建立专门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组织，可以设置中央和省(直辖市、自治区)两级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分担管理责任。李珍通过对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制度进行国际比较，从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出发，提出了这样的构想：由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府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管理社会统筹部分的基金，由基金管理公司来经营管理个人帐户上的基金。
殷俊等认为，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模式应采取分权制衡式的政府监管体系，以适应我国的国情。统筹账户资产经营权交给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养老保险基金信托委员会；个人账户资产经营管理权交给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会，由其遴选指定投资管理机构(基金管理公司)负责基金的投资；统筹账户的负债管理权交给财政部门，由其按社保部门的指令按时足额划出给付资金入职工在商业银行的个人退休金账户，以建立一个“多权分离、各行其职、各负其责”的分权式管理制度。另外职工退休后其在个人账户上积累节余的资金，可由其自行选择并决定由基金管理公司继续经营或向保险公司购买养老保险年金。
2.关于基金入市
第一种观点是入市时机尚未成熟。但养老金基金最终要进入资本市场投资。在理论上，国内主要研究机构、实际部门以及相关学者对此已基本形成了公开性共识。但是即使支持这一改革取向的人们也有一种担心：以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的不规范的现状，很可能会使人市后的养老金基金承担很大的投资风险。如李绍光就并不主张养老金基金可以立即进入资本市场，其短期的融资不足问题可以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征收一般性税收的办法来解决。
第二种观点是赞同基金人市。目前虽然因种种原因养老保险投资采取购买国债这种方式，但也有必要探索与资本市场结合的方式与途径。养老金要与资本市场“理性结合”。1993年，吴敬琏提出，应当允许社会保障基金进行投资，以获取收益来支付社会保障开支，而且，购买股票是基金投资的重要形式。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情况看，按照商业化方式运作社保基金，并引导其投资于证券市场，是一个必然趋势和理性选择。平安证券综合研究所课题组的研究认为，社保基金入市一方面可以使其更好地实现保值增值，另一方面对改善市场结构、稳定股票市场和促进金融创新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关于个人账户“空账”
1.“空账”成因与问题
养老保险隐性债务构成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制度因素与管理因素。除了历史债务外，养老金替代率难以降低到规定水平，个人账户储存额记账利率与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不确定，养老保险基金征缴困难，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国家与地方财政困难及企业经济状况不佳等困难，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种转制成本一方面使现有的“统账结合”养老保险制度代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空帐显性化”。另一方面迫使政府不得不加大养老保险的确保性支出，财政风险进一步加大。王诚认为当前社会保障制度中的突出问题是资金来源不足。为了保证充足的资金来源，以职工工资总额计算的总缴费率必须等于失业率、离退休率、综合患病率等项之和。以国有资产切块建立社会保障基金的归还欠账思路有诸多欠妥之处。通过“发行特种国债、提高缴费率或征税率、征收国家土地地租”的统筹解决办法有望建立起一个稳定、规范和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
偿付社会保障债务的手段有很多，可以用国民财富的增量来偿债，也可以用存量来偿债，也可以是增量偿债法和存量偿债法并用。李珍认为，最后一种方法可能是上策：其一，将一部分住房商品化，将其收入作为“老人”的退休金。其二，考虑出售房产以外的其他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其三，对“中人”发放一部分“认可债券”。其四，也可以考虑到借用一部分个人账户上的基金偿债，这里的债务人是政府。
2.做实个人账户与建议
郎立研坚持认为中国应继续完善试点，积极探索做实个人账户的有效方式，着力解决个人账户的隐性负债问题。名义账户制作为一种过渡安排，并不能解决养老保险制度的根本问题。郑功成认为，对旧制度下的养老金赤字(或历史欠账)需要明算账、细分账，一方面应当通过对中老年职工养老金历史欠账进行精算，尽快查清需要补偿多少钱才能真正完成制度的转型；另一方面，根据国家、企业和个人分担的原则，采取分账负责的办法来解决上述历史欠账。李绍光认为，解决“空账”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这一问题本身不再扩大。因此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必须首先切断“空账”的传导机制，将其隔离起来单独处理。总之，多数学者都认同养老基金账户要从空账转为实账，以便移交市场管理。
3.空账运行，保持“名义账户”
该观点的典型代表人物是郑秉文，他认为采取“名义账户”制对于目前我国的具体国情是非常适应的：它既可以避免天文数字的转型成本，又可以避免资本市场不发达而导致投资损失。而且建立名义账户是人市的理性化前提。
五、综合评价
在理论界、学术界的共同研究下，政府经过综合考虑，目前，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模式有了明确的决策：基金运行采取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筹资模式仍是征收社会保险费；基金与资本市场结合初步用来购买国债，基金的公营、私营问题仍在探讨之中；个人账户“空账”的做实正在试点。
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研究本身来说，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国际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经验借鉴上过多地看好智利的私营化，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国情，这方面对新加坡、香港的经验也关注得较少。第二，对基金征缴缺乏实证研究。基金征缴研究多局限于理论探讨，应从实证角度研究征费与征税对于社会保险基金究竟有多大差别。第三，基金管理主体研究空缺。社会保险基金理事会与社保经办机构之间各自承担什么责任、它们的关系如何都很少研究。投资主体的研究也过多地放在资本市场上。第四，没有基金平衡项目方面的研究。最后，对个人账户“空账”缺乏充分的精算研究。空账数目有多大，要多少年才能化解，通过什么方式怎么分担这笔债务。
以上都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研究亟待加强的方面，期待着更多这样的成果奉献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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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功成等著：《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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