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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融资公司(6篇)

来源: 时间:2025-08-06 手机浏览

投融资公司篇1

一般而言,企业的风险投资是需要等到企业发展到上市阶段,通过IPO将风险投资撤出投资,以期获得更大的资本增值,但是目前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机制不是非常的完善。我国风险投资起源于上个世纪80年代,相对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比较落后,缺乏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也缺少政府部门的法律法规支持体系,更加缺少完善的市场机制作用体系,最后导致风险投资难以成功。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上市公司IPO是风险投资退出的最佳方式和时间,但是这需要完善有序的市场秩序支持以及健全的法律法规保护,而我国股权分置改革来的很晚,因此IPO过程当中风险投资退出的方式受到了阻碍。吴超鹏(2012)研究也发现我国风险投资在公司上市之后退出的比例不高,从2000年之后一直到2010年之间,在公司上市三年后退出的风险投资仅仅35%,五年之后退出的也不过44%。通过这样的分析来看,我们国家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和提高。

二、风险投资

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影响分析总体来说,上市公司一般的融资行为会存在一些信息不对称以及委托的问题,但是风险投资可以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探讨的风险投资对于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影响可以视为是投资与被投资、监督和被监督关系。需要从上市公司自身的角度出发去探讨分析风险投资对于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具体影响。

(一)对于上市公司内部机制有利影响

风险投资可以成为上市公司的十大股东之一,可以通过其有效的监督管理引导上市公司形成优秀的公司治理团队,只有拥有一个优秀的团队才可以促进企业创造源源不断的现金流,从而通过内部的监督管控,提升上市公司融资能力,影响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优秀的风险投资家可以通过自身宽阔的视野,卓越的思想对公司进行监督,对于公司绩效有绝对正面的影响,同时也可以帮助公司制定战略管理政策,对于公司治理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二)对于上市公司内部机制的不利影响

一般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公司IPO之后,风险投资就会退出,但是我国风险投资的长期存在,并且风险投资家会成为上市公司董事身份,这样可能会形成一种“尾大不掉”的现象,他们会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干扰公司的政策,甚至也会出现恶性的竞争夺权现象,因为私人利益做出有损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融资活动。

(三)对于上市公司外部机制有利影响

企业与外部环境的沟通交流过程中,往往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风险投资可以有效地加强信息传递能力,增加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第一,风险投资可以给企业带来良好的声誉,这是衡量企业质量的一个标准,这样良好的声誉可以帮助公司吸引融资和投资对象,给外部传递更加可靠的信息。因此,风险投资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面降低信息交流沟通的成本,减少因为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问题以及逆向选择问题。

(四)对于上市公司外部机制的不利影响

上市公司外部治理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比如说国家的税收政策和货币政策:第一,我国税收政策的制定主要是我国中央政府部门根据当前社会经济的具体发展内在要求而确定出来的制度体系,并且会以此作为根据,作为指导各级地方政府税收收取的基本方针准则,来开展税收收取工作。另外有关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收入分配关系、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等众多的分配关系基本是没有理顺的关系。总而言之,在这种税收政策下,我国的上市公司要想得到发展,就必须避免税收政策带来的各种影响。目前的风险投资可能会受到这样的政策干扰,从而对于公司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第二就是国家货币政策。对于我国的上市公司来说,自身竞争力十分缺乏,而且公司的资本结构不合理,一旦中央政府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出动的基础十分脆弱,很容易受到政府宏观政策调控的影响。“从紧”的货币政策会使得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从而导致公司出口商品的价格会有所提高;上市公司的资金压力会进一步地加大,公司的信贷成本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快速提高。这些外部因素对上市公司的长远健康发展来说,都不是有利条件。而这些都是风险投资难以规避的。总体而言,风险投资可以有效地解决上市公司内部治理以及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是与此同时也可能会带来与之相关的新的问题。对于风险投资该如何把握和利用需要我国上市公司在融资行为当中有良好的掌控。同时也需要不断地完善我国宏观资本市场,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确保足够的后盾支撑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

三、结束语

投融资公司篇2

【关键词】管理层激励;筹资行为;投资行为;公司风险

管理层激励已成为我国企业协调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利益关系的重要方式和手段。由于我国一部分上市公司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产权结构不合理、所有者缺位、经营者往往具有某种政治地位,这些问题加重了问题,势必影响企业的绩效,加大公司的风险,损害股东利益的最大化。鉴于此,笔者分析了公司投融资行为在管理层激励与公司风险之间的中介作用,建立管理层激励、公司行为与公司风险之间的作用关系路径,旨在系统剖析由于关系引发的三者之间的关系,找到管理层激励方式与程度对投资、筹资行为的影响差异,从投融资行为两个方面摸索公司风险变化的规律,发现管理层激励对缓释风险、权衡公司风险和收益的正确方向。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实务界还是理论界都开始关注管理层激励。当薪酬契约无法对管理层的工作努力和经营才能及经营效果作出补偿和激励时,容易诱发经理的机会主义和趋利行为,反映在投资行为上则可能出现投资不足或过度投资,从而引发经营风险;反映在筹资行为上则可能出现过度负债经营,引发各种财务风险。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将对股东财富造成危险。通过对管理层进行激励,影响管理层对自己行为的选择,进而缓解此行为引发的各种风险。Ogden,JenandO’Connor(2004)指出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和商业战略决定着一个公司的运营和财务结构,公司的经营活动和财务活动影响着经营风险、财务风险和公司总风险。唐清泉、甄丽明(2009)指出,国有企业由于所有者的缺位或功能失效,管理层作为自利的“经济人”,容易导致严重的问题。管理层在受到激励之后,行为决策上就会有所倾向,从而影响公司的行为,使公司的风险有所变化。风险得到加强还是得以抑制,与管理层的激励强度密切相关。于富生、张敏(2008)研究指出管理层激励与财务风险密切相关,在管理层激励的实施过程中应关注公司风险的变化。以往的大多研究越过管理层的行为,直接研究管理层激励对公司绩效或公司风险的影响,忽视了公司行为这一重要中介的作用。

关于投资行为在管理层激励与公司风险之间的中介作用,有研究表明管理层激励会影响到管理层作出有所倾向的投资决策,引起投资风险变化,进而影响公司总风险,如Coles,DanielandNaveen(2005)的研究提供了组织的重要特征、管理层激励的架构、管理层的关键决策(尤其是投资政策和负债政策)之间较强因果关系的经验证据。他们发现CEO薪酬的改变能够改变公司的投资决策行为,可能投资于冒险的资产从而产生较大的风险。AggarwalandSamwick(2006)认为企业出现过度投资是因为管理层有私人利益;出现投资不足是由于相对于投资,管理层的私人成本太高,需要给予管理层适当的激励,管理层才可能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同时作者指出,激励的增大是来源于风险规避的减弱,在此条件下,激励的增长有利于投资和业绩的增加。周绍妮(2009)通过研究股权激励实施后公司行为发生的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发现实施股权激励后,大部分公司的股利支付率显著下降,股东减轻了对管理层的约束和监督。同时,大多数公司的投资规模扩大,执行董事比例高的公司,投资规模有效降低,减少了过度投资行为,成本也随之降低,而与投资所带来的风险相关性并不显著。廖理、廖冠民、沈红波(2009)以2004—200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晋升机制具有激励效应,并且高管激励强度与绩效正相关,同时在经营风险高的公司,由于存在比较严重的业绩监督问题,高管的晋升激励效应更明显。

通过对筹资行为在管理层激励与公司风险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研究,探讨了管理层激励与负债水平、筹资方式之间的关系,推导出对公司风险的影响。Grossman,Hart(1982)发现,为了降低管理层对现金流的控制,即控制管理层的风险行为,债权筹资比股权筹资更有利,所以提高公司的负债水平是限制管理层控制现金流的方法之一,从而降低公司财务风险。吕长江和王克敏(2002)建立结构方程模型,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实证研究发现对管理层激励尤其是股权激励,当股权比例越高时,越能够减少管理者与公司股东之间的成本,同时公司的负债率和股利支付率都会降低,从而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李豫湘、甘霖(2004)研究发现管理层持有股份的比例与资产负债率呈负相关关系,公司风险会由此降低。以上作者在发现管理层持股激励能抑制负债无限制增长的情况下,得出有助于公司财务风险降低的结论。

已有的研究在分析管理层激励与公司行为之间关系时,推导了对公司风险的影响,或者直接研究管理层激励与公司风险的关系,而把公司行为作为一个“黑箱”,没有强调管理层受到激励之后在行为决策上的倾向,特别是在公司的投资决策和筹资决策这两个关系公司战略发展的重要方面与公司风险关系如何?从管理层激励到公司行为,再到公司风险的作用关系路径如何?本文的研究主题由三条路线牵引,即管理层激励影响公司管理层的投资行为,投资行为可能引发不同程度的经营风险;管理层激励影响公司管理层的筹资行为,筹资行为很可能引致财务风险;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最终影响公司的总风险(研究思路见图1)。

我国高管人员的财富和财力还处于积累阶段,短期报酬激励对于管理层十分重要且风险较小,吸引力十足(唐清泉,2007)。我国上市公司是由国有企业转变而来,管理层面临任职升迁的政治方面的风险,对于长期的激励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具有不确定性,而且我国管理层人员的薪酬普遍较低、差距较大。在基本收入较低时,管理层会缺乏投资动力,通过管理层薪酬激励之后,管理层在收入得到改善和提高的情况下,会努力寻找投资机会,扩大投资规模。

管理层持股作为一种长期的激励机制,是协调管理层与股东利益冲突的关键治理机制。罗富碧、冉茂盛和杜家廷(2008)采用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对管理层的股权激励与投资明显正相关。我国目前的情况是管理层持股较少,很难充分发挥它的激励作用,管理层主人翁的地位难以得到体现,扩大投资规模必然要求资金的注入量,风险会大大提升,管理层在综合考虑个人收益、声誉等方面的影响,会缩小投资规模。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1a:管理层薪酬激励与投资规模正相关。

假设H1b:管理层持股比例激励与投资规模负相关。

我国管理层薪酬普遍较低,差距较大,通过提高管理层的薪酬水平仅是短期激励计划,管理层对企业没有剩余索取权,无法从本质上让管理层体会到主人翁地位的增强,过度的负债筹资会导致财务风险增大,甚至会面临破产,但是破产对于一个高管声誉的影响会十分严重,所以在我国实施的管理层薪酬激励中,管理层不会过度负债筹资,管理层薪酬激励与负债水平负相关。

如果未对管理层进行持股激励,充分利用债权人监督,股东会希望通过增加负债来加强对管理层的监督,限制管理层对自己有利而对公司不利的行为。当实施了管理层持股激励之后,使管理层与股东的目标函数趋于一致,股东这种利用债权人监督的想法会被弱化,以致负债水平降低。

假设H2a:管理层薪酬与负债水平负相关。

假设H2b:管理层持股与负债水平负相关。

企业投资规模的大小与企业未来的成长性、企业规模的大小、企业管理层风险偏好等关系密切,投资额大的项目,企业必定希望得到高的回报,以弥补投资时的巨额付出。高风险高回报,投资规模越大,在要求高回报的同时会伴随着高的经营风险。

假设H3:投资规模与经营风险正相关。

公司财务风险的大小与筹资数额的多少、投资回报率的多少息息相关,负债水平越高,财务风险会越大。

假设H4:负债水平与财务风险正相关。

公司风险分为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经营风险的大小直接取决于日常企业的各项活动特征,而财务风险则与企业的负债经营水平息息相关。在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的共同作用下,公司的总风险程度会发生变化。

假设H5a:经营风险与公司风险正相关。

假设H5b:财务风险与公司风险正相关。

二、模型和数据

除公司风险的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总经理职位发生变化的数据来自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外,本文所用其余数据均来自国泰安中国股票市场数据库(CSMAR)。选取2008—2010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交易的主板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为了确保研究成果的客观和准确,剔除以下样本:1.ST公司和金融类公司;2.相关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3.2008—2010年间总经理职位发生变化的公司。经过对数据的收集和筛选,本文总共得到了1497个样本。在实证方面,本文用SPSS17.0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运用AMOS7.0做最大似然估计来测算模型参数及模型的拟合度。

本文所涉及的变量较多,具体的变量指标参见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根据理论分析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来验证理论分析的正确性。本文根据理论构建的模型构念如图2所示。

在理论及构念图的基础上,初步构建本文的结构方程模型如图3所示。

三、实证分析

信度是指测量的一致性,是研究者对于相同的或相似的现象(或个体)进行不同形式或不同时间的测量,其所得结果是否一致的程度。本文通过SPSS17.0对文中的可测变量做了信度分析,各指标的信度分析结果参见表2。

在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中,一般认为Cronbachα值≥0.70时,属于高信度;0.35≤Cronbachα值

本文通过组合信度分析和平均变异量抽取值分析来检验指标内在质量,进一步证明选取指标的可行性。组合信度分析及平均变异量抽取值分析结果参见表3。

组合信度作为潜在变量内在质量的判别标准之一,一般认为在0.60以上,表示模型的内在质量理想。从表3中可以发现,组合信度值均在0.7以上,说明模型的内在质量较好。

平均方差抽取量是潜在变量可以解释其指标变量变异量的比值,是一种收敛效度指标,其数值越大,表示测量指标愈能有效反映其共同因素构念的潜在变量。一般的判别标准是平均方差抽取量要大于0.50。在表3中,六个潜在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值分别为0.804、0.702、0.557、0.740、0.694、0.744,均在0.5以上,整体来说模型的内在质量较好。

通过以上对信度和效度的简单检验,可以发现变量之间的信度和效度较好,支持以下模型参数估计,模型中可测变量参数估计值见表4。

标准化系数又称为因素负荷量,该值越大表示指标变量越能有效反映其要测得的构念特质。在本文的初始模型估计中,所有的标准化系数均在0.65以上,因素负荷量值介于0.686到0.964之间,表示模型的基本适配度良好。例如经营风险,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855和0.686,表示经营风险作为潜在变量对测量指标OR1和OR2的直接效果分别为0.855和0.686,其预测力分别为0.855×0.855=0.731和0.686×0.686=0.471。说明用连续3年每股收益(EPS)的标准差和以历史3年主营业务收入的标准离差率来度量公司经营风险,可行性较好,能够解释经营风险,说明每股收益的标准差和主营业务收入的标准离差率能有效反映其要测得的经营风险的构念特质。

在潜变量和可测变量之间的解释与被解释力度较好的前提下,对潜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进行分析,潜变量回归系数估计值见表5。

从表5和图4中可以发现,各个可测变量对潜变量的解释力度各不相同。如管理层持股激励中管理层三年的平均持股比例对管理层持股激励的解释效果大于公司董事持股比例;在筹资行为中,流动负债除以总资产对筹资行为的解释力度最大;以用于投资的现金流量来衡量公司的投资规模效果更佳;而对于风险的衡量,用每股收益的标准差来表示公司的经营风险比用主营业务收入的标准离差率来解释效果更好,现金比率则比流动比率能更好地度量公司的财务风险。

从表5中可以看出,在八组潜变量的关系中,有五组变量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有一组持股激励对筹资行为的影响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薪酬激励对筹资行为的影响和持股激励对投资行为的影响没有达到理想的显著水平。

表5的结果显示,管理层薪酬激励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且与预期的理论假设相符,即管理层的薪酬激励能够促进公司投资规模的扩大,支持了假设H1a。对于管理层持股激励与投资行为的关系,结果并不理想,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即在持股激励对投资行为的影响上本文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魏锋、冉光和(2006)和陈晓明、周伟贤(2008)的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对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在这一点上本文没有突破前人的研究成果。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我国管理层的持股比例过小,甚至是零持股,激励效果不明显;二是我国管理层的财富和财力处于积累阶段,他们对于薪酬的提高更为敏感,而长期的激励方式有一定的风险。

在管理层薪酬激励对筹资行为的影响方面,虽然研究表明管理层薪酬激励与筹资行为负相关,即薪酬激励能够抑制负债水平,但结果并不显著,即假设H2a没有得到证实。对于管理层持股激励对负债水平的影响,本文回归结果显示在0.1的水平上显著,与吕长江、王克敏(2002)和李豫湘、甘霖(2004)的研究结果一致。虽然结果并不是十分理想,但仍然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即管理层持股比例的上升,有助于抑制公司负债水平的增加,通过对管理层进行持股激励,加强管理层的主人翁地位,使得管理层作出恰当的筹资决策,而不致于一味地过分筹资,负债不断增加,导致无限制地偿还本金和利息而备感疲惫。对于管理层持股激励对公司行为的影响,虽然在对筹资行为的影响上能说明一定的问题,但是整体的效果不是很理想,这可能是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整体持股比例甚少、零持股现象严重导致的,使得管理层持股激励的作用难以发挥。可见,只有在管理层持股激励普遍实施的前提下,它的功能才能够真正发挥出来。

关于投资行为与经营风险的关系,本文显示结果为正相关,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支持了假设H3,进一步说明在扩大投资规模的时候,经营风险也会增大,所以管理层在作出决策时必须慎之又慎,在追求高回报时,风险也是相伴的。

对于筹资行为对财务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①,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支持了假设H4,即负债水平越高,财务风险越大,与陈长年(1997)和洪乐平(2004)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公司不能无限制地负债经营,如此一来,会面临巨大的财务风险。

本文结果证明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都与公司总风险正相关,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支持了假设H5a和假设H5b,即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任何一个增大,都会导致公司总风险变大。所以,公司应当在财务风险较大的情况下,力使经营风险较小,或者在经营风险较大的情况下,使得财务风险较小,这才是明智之举,才能避免公司总风险无限增大。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一高一低的搭配具有中等程度总体风险特征,当高经营风险和低财务风险相搭配时,对于权益投资人有较高的风险,也会有较高的预期报酬,符合他们的要求;这种资本结构对于债权人来说风险很小,不超过清算资产价值的债务,债权人通常是可以接受的。当高财务风险和低经营风险相搭配时,对于权益投资人来说经营风险低,投资资本回报率也低;对于债权人来说,经营风险低的企业有稳定的经营现金流入,可以为偿债提供保障,可以为其提供较多的贷款。因此,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此降彼升的状态是一种可以同时符合股东和债权人期望的现实搭配。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要对模型的拟合度进行检验,首先需要验证模型是否出现违规估计②,这就涉及到检验标准化参数估计值和误差变量参数估计值是否合理,之后才可以进行模型整体的拟合度检验。误差变量参数估计值参见表6。

从表4和表6可以看出,标准化系数小于1,误差方差没有负值出现,即没有出现违规估计的情况,可以进行整体模型拟合度的检验。

模型的整体适配度指标又称为对模型外在质量的评估,用来检验模型与数据是否契合得良好。模型验证性分析的拟合指数参见表7。

从表7中可以发现,只有GFI、RMR、NFI、IFI、CFI这几个指标基本达到适配标准,而其他指标并没有达到要求,鉴于模型的拟合度并不十分理想,所以需要对模型作出修正。

在结构方程中,对模型的修正表示对模型指标之间关系的一种释放。通过修正可以降低卡方值,提高模型的拟合度。本文依据各变量及误差项之间的理论关系,将下列误差项连接(e3e12、e11e12、e4e12、e1e9、e3e10、e11e13、e3e11、e9e14、e1e5、e1e11、e6e12、e4e10、e2e14、e2e10、e9e5、e9e6、e4e11、e7e12、e3e6、e13e14、e9e11、e3e14),在修正项之间,除少数几项外,绝大部分都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可以进行修正。模型修正的协方差估计值见表8。

对模型的修正后的参数估计值和潜变量回归系数估计值分别见表9和表10。

从修正后的结果可以看出,修正后变量之间的显著水平基本没有变化,可测变量的参数估计值依然显著,说明以上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修正后的拟合度得到了很大改善,模型修正后拟合度指标值见表11。

从表11的各种拟合指标可以看出,模型的卡方值为101.3,df为47,卡方值之所以较大是由于模型的样本量较大,卡方值与自由度的比值为2.16,表明本假设模型与数据拟合度尚可接受。表中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MR为0.006,小于0.05;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MSEA为0.028,小于0.05;GFI值为0.990,大于接受值0.90;AGFI值为0.979,大于接受值0.90,说明绝对适配度指标达到了要求。NFI值为0.989,RFI值为0.979,TLI值为0.988,CFI和IFI的值都为0.994,均大于接受值0.90,显示模型可以接受,达到了增值适配度指标的要求。各项拟合指标都显示拟合良好,说明整个模型拟合较好。

从表12中可以看出以公司行为作为中介作用的情况下管理层激励与公司风险之间的关系。薪酬激励作用于投资行为,容易导致投资规模的扩大,从而引发经营风险,也就会使公司总风险加剧。持股激励虽然有抑制投资规模盲目扩大的作用,但效果并不明显,可能是由于我国管理层持股比例过小的原因导致的。在以筹资行为作为中介变量时,虽然持股激励和薪酬激励都能起到抑制管理层过度负债筹资的作用,但是持股激励的措施更为明显,使得负债筹资的水平大为下降,从而缓解财务风险,降低公司的总风险。从激励、行为、风险路径分析各项效果值可以看出管理层薪酬激励与管理层持股激励对公司总风险的影响是不同的,在实施激励的过程中应当区别对待,谨慎执行。

在研究管理层激励、公司行为、公司风险的路径关系过程中,本部分验证了公司行为是否起到了中介作用。本文利用管理层激励对公司风险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不同来体现公司行为中介作用的效果。中介作用模型如图5。

验证后的参数结果如表13。从表13发现,在管理层激励、公司行为、公司风险的路径研究中管理层激励对公司风险的间接影响,与管理层激励对公司风险的直接影响(ERISK

四、研究结论

本文发现公司风险不仅与公司行为直接相关,与管理层激励间接相关,投融资行为在管理层激励和公司风险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一)以投资行为作为中介的情况下管理层激励与公司风险的关系

管理层薪酬激励对投资规模的扩大具有显著的正影响,投资行为对经营风险有显著正影响近而对公司风险具有显著的正影响,结论与假设相符。说明投资行为作为中介变量,受到管理层薪酬激励的影响,在扩大投资规模的同时会加剧公司的风险,所以在对管理层进行薪酬激励的时候要注意把握“度”,否则可能会得不偿失,造成加大公司风险的局面。

管理层持股激励对投资规模的扩大有负的影响关系,但本文的验证中结果并不显著,可能是我国管理层持股比例过小,主人翁地位体现得不够充分,很难促使管理层以主人翁的心态合理地作出投资决策。

(二)以筹资行为作为中介的情况下管理层激励与公司风险的关系

管理层激励能起到抑制公司负债筹资的行为,以避免公司因为负债累累而面临破产的危险。管理层持股激励对负债筹资的抑制作用明显大于薪酬激励的抑制作用,负债水平降低,财务风险也会得到缓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公司的总风险。

综上所述,在研究激励——行为——风险的路径关系时,确实发现公司行为作为中介,会受到管理层激励的影响,之后又会对公司风险产生作用。同时,管理层薪酬激励和管理层持股激励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持股激励对公司风险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薪酬激励要注意“度”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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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融资公司篇3

关键词:地方投融资公司;政策变化;多元化融资

一、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快速发展背景及基本类型

(一)快速发展背景

1.需求驱动及政策推动

2008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开始下滑,我国亦不能幸免,加上我国很大程度上是靠出口拉动经济的,一下就必须把“战场”转向国内市场―扩大内需,以此来推动经济发展。中央政府在2009年3月,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落实中央政府4万亿元投资计划的配套资金,进一步鼓励和支持了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

2.政府官员考核机制与财政体制的制约

在每个五年计划中,计划目标和基准又层层落实到地方政府的的地区发展目标上。而且基础设施建设被广泛视为衡量地方领导政绩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同时,自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和地方呈现出财权上移事权下移趋势,出现了让地方政府的地方财力不足问题,加上《预算法》又禁止地方政府实行赤字融资、市场借贷以及发行市政债券筹集资金。

(二)地方政府组建的投融资平台公司类型及基本负债情况

到目前为止,基本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公司专门投资完全没有经营性收入的建设项目,即非经营性项目。

第二类公司投资的项目有部分的经营性收入,不能完全自负盈亏,除了项目资本金需要财政投入以外,还需要财政在盈亏上给予差额补贴,也就是准经营性项目。

第三类公司投资的项目都有经营性收入,即经营性项目只有资本金来自财政投入。据央行2009年第四季度披露的数据显示,全国有大约8000家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管理的总资产8万亿元,地方政府的负债已达5万亿元,当年地方财政收入为3.26万亿元,负债比重为153%。

二、政策变化

在我国自从2008年开始,投融资平台公司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在肯定成就的同时,其债台高垒,引起国家高层的重视,于是,政策开始发生变化,陆续的出台了一些文件,2010年6月10日,也就让酝酿已久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10]19号)文件出台,可以说是一剂猛药。19号文件主要是针对融资平台公司举债融资规模迅速膨胀,运作不够规范等问题出台的。在该文件中,对平台公司的债务清理要求以及平台公司今后贷款应符合的条件都作出了限定。

平台公司债务经清理核实后按以下三原则分类:(1)融资平台公司因承担公益性项目建设举借、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偿还的债务;(2)融资平台公司因承担公益性项目建设举借、项目本身有稳定经营性收入并主要靠自身收益偿还的债务;(3)融资平台公司因承担非公益性项目建设举借的债务并且,对承担不同项目的平台公司做了相应要求,那些只承担公益性项目的融资公司,就不能承担融资任务,即使融资的公司仍负责建设,进行债务落实后也不再具融资功能。

对那些承担有稳定经营性收入的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并主要依靠自身收益偿还债务的融资平台公司,以及承担非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的融资平台公司,要按照有关规定,充实公司资本金,完善治理结构,实现商业运作。不断提高投融资公司的自身造血能力。

三、未来发展方向

(一)加强管理、理顺关系

1.中央政府

在中央层面上,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严格把握投资和政策导向,确保重点项目和重点支出。更要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抓紧建立县级政府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同时要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财经纪律,加大对重点财政收支领域的监管力度,规范预算编制与执行,防范财政风险。

2.地方政府

在地方政府层面上,首先要定好位,以服务型政府为目标,与投融资公司形成一种长期服务合同关系。不要过多的干预其活动,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且要建立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管理和风险预警机制,将地方政府债务收支纳入预算管理,逐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管理规范、运行高效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二)多层次融资渠道,向市场化方向迈进

我国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一般都是在是沿袭以往的通过土地等各类资产注入来扩张平台规模的“内生式”发展模式,贷款只要是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模式相对比较单一,目前只有部分省市投融资公司采取了企业债券,上市等筹资模式。根据19号文件的要求及未来发展方向,其必须走多层次的融资道路,要加大一下资金的作用,向市场化方向迈进。

1.适时退出非经营项目,引进民间融资,让利于民

可以说我国地方政府,相对于私人而言,掌握了更好的资源,如果政府过多的涉入非经营向项目,不仅会挤出私人投资,而且不可避免的出现与民争利的困境,适当退出非经营性项目,让利于民。采取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和政策调整,把民间资本引导到城乡协调发展的主战场中来,银行也能够降低房贷的的风险。因此,可以把融资功能从部分地方融资平台中剥离出来,逐步走市场化的道路。可以积极发展PPP、BOT等项目融资。以创新和改革的精神,为民间资本的进入创造良好的环境,推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脱胎换骨。也不会出现所谓的“国进民退”现象。

2.发展产业投资基金

目前,我国主要包括创业投资基金、企业重组投资基金、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等三类。产业基金要为国家产业政策所重点支持,同时明确产权且已建立规范的法人责任制,有近期内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前景。从投资原则、投资标准、投资流程、盈利模式和投资结构等方面建立完善的投资规则。这样就会提高公司的效率,更大的发挥其作用,将风险降至最低。在国外很多国家已经采取这种融资方式,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所以,把产业投资基金引入投融资公司不失是一新的融资途径。

参考文献:

投融资公司篇4

【关键词】商业性信用担保;投融资

1.担保公司国内发展现状

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实践起步于1992年,商业性担保公司的出现距今也已有十年时间。在各种担保活动中,以商业担保业务运作的市场化和商业化程度最高,但就整体而言,担保公司仍然处于微利和发展状态,并没有找到一致认同的良好模式。

主要原因是担保公司单一的担保收入收益太低,按规定,担保机构收取的担保费用,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50%。以年息5.31%,放大倍数5倍计算,担保公司每年的担保收入仅有资本金的13.3%。考虑到风险因素,诸多笔款项中有一项出现风险,本年度也就基本上“颗粒无收”了。因此,担保公司必须要不断提高其投融资策略,如果仅仅是以担保费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担保公司,基本注定了难以得到长足发展,而必须与银行、投资担保公司、风险投资担保公司和会计事务所合作,建立战略联盟关系,放大其投资担保收益。

2.担保公司业务发展存在的问题

2.1注册资金杠杆作用发挥不充分

《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0倍。但事实上,大部分担保机构资本放大率还不足三倍。由于企业的实际信用状况获取困难,很多担保机构根据企业所能提供的反担保资产价值来确定对它的担保额,这也限制了担保额的扩大。

2.2担保业务收益较低,后续资金支持不足

目前,贵州省担保机构收取的担保费较低,一般只有3%左右,在不发生代偿的情况下,仅靠担保费收入勉强维持正常的经营活动,一旦发生代偿,就有财务亏损甚至破产的风险。而目前作为融资担保市场主体的政策性担保机构,是在政府出资形成的担保基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担保基金大多数是由政府一次性注入的,尚未建立担保基金补充制度。如果出现代偿,不仅担保基金数额减少造成担保规模不能扩张,而且基金萎缩状况下的经营,还会造成银行对担保机构失去信心。

2.3风险分担机制尚未形成,行业风险高度集中

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风险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要求,担保机构与协作银行应根据贷款规模和期限承担一定的比例责任。但实际操作中,风险并没有在担保公司和协作银行之间分散,不少担保机构承担了100%的信贷风险。这一方面不利于担保机构的发展,存在导致银行弱化授信管理工作的可能;另一方面,由于担保业务倍数效应,一旦形成大量代偿资金,银行也会因此而蒙受损失,产生整体风险。

2.4信用信息共享机制不畅,被担保人全面信息获取困难

信息优势是担保机构有效运作的重要条件之一,也是信用担保机构参与信贷市场的重要理由,即假定担保机构较银行直接面对中小企业具有信息方面优势,通过明显的规模效应节约信息收集成本,最终完善中小企业信贷市场的信号机制,修正市场信息不对称状态。而实际情况是,担保机构在查询被担保企业有关情况、办理相关抵押登记时,得不到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获取被担保企业关键信息比较困难,信息收集成本高。另一方面,担保机构和协作银行在信息资源上互不共享,缺少信息交流机制,在对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时,往往依据各自所掌握的信息,分别评估与定级,增加了信息成本。

2.5专业人才匮乏,风险控制能力有待加强

担保业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行业,其业务人员不仅需要金融、财务、法律、担保等方面的知识,还需要高度熟悉企业每个环节的运作情况。而担保机构起步晚,尚未建立从业人员资格准入制度,担保人员的培养和任用机制不健全,担保从业人员中复合型人才匮乏。与此同时,大部分担保机构没有建立科学的风险管控体系,对企业风险的评估主要依赖于业务员的主观判断,导致担保公司对被担保中小企业风险甄别和事后监督时能力不足。长期看,担保机构只是将中小企业贷款中的潜在风险从银行转移到担保机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将有可能变成下一个金融风险的制造源。

3.担保公司投融资模式浅探

民营企业非上市的融资方式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信用担保贷款,二是引入风险资本。信用担保类似于保险行业,用大部分的担保业务成功弥补小部分的代偿损失。风险投资正好相反,用少数投资项目的成功弥补多数投资项目的失败。两者有机的组合就产生新的理念----担保投资。先保后投,保投结合综合起来既比纯粹的风险投资稳妥,又比单纯信用担保收益更高。

以担保为手段,策略性介入风险投资和资本营运领域,方式主要有:

(1)债转股。在一定的条件下,将贷款资金全部或部分转成被担保企业或资本运营项目的股权;

(2)根据承担的风险程度,占有被担保企业或资本运营项目一定的股权、认股权、期权或分红权;

(3)对通过前期担保考察确认的投资项目在项目再次融资时以现金或其它资本追加投入;

(4)将直接投资的风险投资资金部分转为担保基金,利用担保的放大功能为投资项目融取银行贷款,以扩大投资面,分散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成功率;

(5)以担保业务作为平台,在广泛领域与其它企业形成战略合作关系,通过担保获得更多的商机和优势,开发相关的衍生业务,以获取额外的附加收益。

担保投资业务控制的各种资产,除与风险投资一样采用转让和包装上市方式变现外,还可以以解除担保方式退出担保投资项目。

参考文献:

[1]刘新来.信用担保概论与实务[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88-93.

[2]巴曙松,牛播坤.信用担保机构参与当年金融创新的途径研究(见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编.2004中国担保论坛)[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63-70.

[3]万明勇.商业担保公司的营利模式研究(见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编,2004中国担保论坛)[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505-513.

投融资公司篇5

[关键词]财务公司金融股权投资集团

[中图分类号]F83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3)11-0129-01

一、财务公司金融股权投资的必要性分析

(一)金融股权投资的开展满足了集团多层次的金融服务需求

财务公司开展金融股权投资,帮助集团扩张和延伸金融产业链条,最终满足集团多层次的金融服务需求。通过这种延伸金融产业链条,使得集团具有相对可控的金融服务平台,因此对于集团战略化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实施意义。

(二)金融股权投资的开展是财务公司完善金融功能的重要步骤

如果缺乏金融股权投资功能,将会导致财务公司的业务及资产过度的集中在贷款,将完全违背了多元化的金融机构资产业务的发展规律和趋势,也不能更好的发挥财务公司在集团中的金融支持功能。如若与其他金融机构形成合作互动和优势互补,财务公司将完成资本协同、管理协同、人才协同和技术协同等多方面的协同收益。

(三)金融股权投资的开展有助于入股机构获得稳定的股东业务

随着集团产业范围日趋增大,规模的不断扩张,其多样及巨大的金融需求将为其财务金融机构提供大量的业务,为入股金融机构的业务提供新的支撑,并除去因经济周期而引发的的收入及盈利波动。另外,通过分散相关金融机构的股权,财务公司金融股权投资的开展,可以帮助实现股东间的相互制衡,有利于改善参控股金融企业的公司结构。

二、地方性商业银行是财务公司开展金融股权投资的良好载体

拥有财务公司的企业集团的资金存量以及流量很高,且业务规模比较庞大,使得其具有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等一系列特点,因此在集团的运营过程中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就业务种类来说,作为存款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财务公司和商业银行存在着较大的相似性。一般来说,地方性城市商业银行注册资本金小于5亿,即便按照财务公司战略入股20%计算,财务公司的金融股权投资金额也不足1亿。因此,集团产业所在地的城市商业银行是财务公司战略性金融股权投资的良好载体,而且可以保证对产业金融服务的快捷性和贴身性等。

三、财务公司金融股权投资的风险

金融股权投资具有高风险性,这些高风险性决定了在投资过程中的财务公司要充分防范投资前、中、后期的风险。

(一)信息风险

在进行金融股权投资以及选择入资方式时,财务公司必定要以相关的信息为依据。而在金融股权的投资的过程中,中标的企业可能会控制着信息的真实性与全面性,这就使得财务公司在信息方面处于被动的状态,这将是是财务公司在金融股权投资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信息风险。

(二)内部人控制风险

财务公司金融参股到其他金融机构后,参股多少决定了其在其他金融机构中的管理权限。即便是出于控股状态,财务公司也要保证其参股的金融机构管理层的稳定性。因此,这些都难免形成金融机构在经营管理中的内部人控制风险。

(三)过度支付风险

资本和资产的定价在财务公司的整个投资过程中尤为重要和复杂。对被投资企业的低位定价可能会致使财务公司的金融股权投资难以形成,高位定价可能会影响财务公司的收益。财务公司的金融股权投资过程中的高过度支付风险,将会造成财务公司的资金的过度支出,现金流的减少,最终影响到财务公司对集团的服务。

四、对财务公司金融股权投资的建议

(一)充分认识财务公司金融股权投资对集团发展的重要性

从长远发展的需求来看,集团公司需要具有自己掌控的融资平台,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80%的世界500强企业已经成功地完成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二者的结合已经成为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财务公司要结合金融业发展趋势、产业发展特点以及同类型企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并向集团公司提交研究报告,使集团公司逐步认识到财务公司入股金融机构的重要性,认识到金融股权投资将会对集团公司产生促进作用。

(二)集中操作加强金融股权投资的集团管控

目前,部分集团公司旗下的金融股权投资较为分散,其必定会影响到集团公司对金融的整体调配和使用能力。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财务公司不仅具有熟悉金融市场的优势,而且也具有综合经营的优势,与此同时还具有大量的金融人力资源,因此对金融股权投资会比其他非金融机构更有较大的优势。集团公司授权财务公司进行金融股权投资后,不但能够行之有效地完成集团金融资源的融合,而且可以通过财务公司的金融股权投资进行社会化金融资源的串联,为集团产业的飞跃发展提供更加广泛和更为持久的金融支持。

【参考文献】

[1]中商经济研究院.2013-2018年中国财务公司行业发展趋势及投资前景分析报告[R].2013(11).

投融资公司篇6

【关键词】投融资决策行为;管理者声誉;企业业绩

1.引言

新世纪,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科技信息化的飞速发展,现代企业若想在在全球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向管理要质量。质量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第一要务。在现代企业中,对企业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当属管理者,他们是企业的主要负责者。在对企业的实际管理过程中,管理者的工作效能是当今理论界和实物界争向研究和实践的课题。相关人士认为,为了使管理者能够对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全身心投入工作,必须实施一定的激励制度。这种激励制度是通过激励的方式促使主客体能够互相作用,并达成双赢。该制度的实施,不但可以约束使管理者的工作行为,促使其辛勤工作,为企业创造更大的效益;另一方面,管理者还可以在对企业的管理过程中受到相应的好处。

固定薪酬激励方式是一种较早的激励机制形式,长期的实践证明,该机制对于管理者的短视行为可形成瓶颈。然而,新世纪,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文化的互相渗透,国内外部分企业的也不断涌现相关事件,如施乐公司事件、王惟尊案等。诸多的企业管理中事件表明,对于企业管理者的选拔和任用,不能仅仅局限于工作热情和工作技能,较为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管理者的人格问题和从业境界。因而,企业管理者的激励问题再一次被推至风口浪尖。问题出现后,国内外学者极力寻求更为合宜的解决方式。该背景下,声誉机制应运而生。尽管声誉问题在两个世纪以前就被提出,但一直没有受到人们的关注。直到相关事件出现后,人们普遍意识到在企业管理中,管理者声誉的重要性。而对于国内而言,对于声誉的研究起步较晚,理论研究也鲜有问津,即使有研究也仅仅是以定性研究为主,对于管理者经营行为方面的研究是少之又少。鉴于此,笔者拟结合从业实际,对管理者的声誉、投融资决策行为和公司财务业绩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希冀相关研究能有助于国内外企业的经营与发展。

2.研究设计

文章主要是针对管理者的声誉、投融资决策行为和公司财务业绩之间的关系展开的。本文的所探讨的企业管理者主要是值得最高管理人员(首席执行官、总裁以及总经理等),这些管理人员均来自上市公司。对于上市公司的其他高管或董事不包含在内[1]。本文中所论及的管理者对于企业的经营管理拥有最高的决策权,并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

2.1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论文所使用的数据跨度为2009年至2011年,数据来自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主要包含加工类和制造类两类。最选择数据时,为了使得研究更科学、更严谨,文章在采取样本时采取了以下原则:一是数据的时效性。在确保研究期间数据的时效性问题方面,我们对于2009年以后的数据都没有采用。二是数据的常态化。为了确保数据的常态化,我们注意规避了异常数据,对于不正常态的数据予以了剔除,如ST类等。三是数据的系统性。为了确保研究调理、科学,我们确保数据的完整,对于缺失数据或数据不完整的企业也进行了剔除。最终,样本数据包含82家上市公司的246个样本观察值。所有数据都经过数据处理软件(如Excel、PSS19.0等)进行了整理、筛选和统计分析[2]。样本的选择具体详情如表1所示。

2.2硏究假设

在一个企业内部,管理者拥有公司的最高管理权和决策权,因而企业所有的人力资源以及物力资源都由其掌控。因而,对于企业的经营而言,这就需要管理者依靠自身的管理能力和相关经验,适时对于企业的经营提出科学、合理化建议,通过成功的解决方案来应对企业运营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而古今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对于企业的投资决策,企业最高管理者为了保全其在企业中的子什么声誉,会对企业的投资行为释迦影响,有助于其掌控企业资本和人力资源,实现企业的经营理念和战略目标,进而提高的企业的经营效益,同时自身的声誉在业界也得以巩固和提升。当然,声誉不同的投资者也会有不同的投资态度[3]。通常情况而言,已有较高声誉的投资者,他们在对于投资进行决策时,会显得更为科学、谨慎,因为他们会较多的关注自我已有的较高声誉;而对于较低声誉的管理者而言,他们在投资决策方面则会显得较为激进,因为通过此次决策很有可能会提升企业的经营效益,同时会展示自己的管理水平和管理能力,进而提升自我的声誉。与此同时,对于国企的高层管理者而言,他们还一兼多职。他们不但是企业的管理者,他们同时还拥有一定的行政职务。他们更为关注的是通过正确的投资决策,获得良好的上级管理部门的肯定,以其良好的声誉实现其快速仕途升迁的目的[4]。因而,通过上述分析来看,国有企业的管理者的投资支出水平都相对较高。

因而根据以上分析,文章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la:管理者的声誉水平与其所在企业的投资支出水平呈负相关关系。

假设lb:国企声誉水平与其所在公司的投资支出水平存在弱负相关关系。

假设2a:声誉水平与债务融资水平呈负相关关系。

假设2b:国企管理者的声誉水平与其所在公司的债务融资水平呈弱负相关关系。

假设3:管理者的声誉水平与其所在公司的业绩成正相关关系。

2.3管理者声誉测量

文章评价的总目标是企业管理者的声誉,而对于管理者的声誉的评价是通过股东、员工等主体进行评价[5]。在对于指标体系的选择过程中,遵循完整、有效、实用性强以及无重复等特点。相关指标如表2所示。

2.4企业投融资决策行为的测量

本文计算方法为:

投资支出=(固定资产净额+在建工程净额+工程物资)/期初总资产

债务融资水平=(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期初资产总额

2.5企业业绩测量

为了确保所研究数据的真实全面,文章在对企业的经营业绩进行权衡时,采取了多指标测量法(如营业收入现金比、资产收益率以及净利润总额增长率等)。

3.实证硏究

3.1管理者声誉、投融资决策行为相关分析

由表3可知,从相关性而言,在同一年度管理者的声誉与企业的债务融资水平不具备相关性;然而我们从表3可以得知,在0.1的显著水平下,下一年度的债务融资水平与上一年度的管理者声誉有一定的相关性,通过负系数可知,他们呈负相关的关系。

由表4可知,在0.1的显著水平下,管理者声誉和投资水平相关;通过表4相关性分析还可以得知,在0.05的显著水平下,前一年度的企业投资支出水平与管理者声誉水平相关,这说明,企业管理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会较多的考虑个人的荣誉。他们在对于投资进行决策时,会显得更为科学、谨慎,因为他们会较多的关注自我已有的较高声誉;他们更为关注的是通过正确的投资决策,获得良好的上级管理部门的肯定,以其良好的声誉实现其快速仕途升迁的目的。因而,通过上述分析来看,国有企业的管理者的投资支出水平都相对较高。

3.2管理者声誉与公司业绩的相关分析

通过分析,文章得出公司的业绩与企业管理者的声誉有一定相关性:首先,企业管理者在对企业行使管理权、经营权过程中,企业管理者的管理成绩以及经营业绩是基于其他指标体系的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管理者的道德水平、创新能力和战略目标等的决策是在社会公众以及企业相关者群体的评价和认知基础上得以形成。相关研究也表明,企业的经营效益对于企业管理者的声誉有着较大的影响,是一个较为关键的因素,所以,通常情况下,在评价管理者的声誉时,都会把企业业绩作为一个主导因素,把它作为一个较重的砝码。从另一个层面而言,社会公众以及企业利益相关者群体在对管理者评价后,管理者为了自身考虑(保护既有声誉和快速提升),他们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会进一步加强企业的经营钻研和学习,以通过更加科学、合理的决策,为企业迎来更大的业绩,继而为自身赢得更高的声誉。根据相关数据研究表明,其相关性分析结果为,同一年度,资产收益率对管理者的声誉评价影响更大,而在不同年度管理者声誉对公司业绩指标的影响中,对利润总额增长率和资产收益率都有显著影响[6]。

4.结语

由上所述,文章对于投融资决策、管理者声誉与公司绩效关系进行了研究。但由于人人知识水平有限,在对于与数据、指标的选取与分析方面还不够完善,希望在接下来的学习和工作中,能够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对该科题进一步深化研究。

参考文献

[1]Lin,Y.,SHu,M.Chen.ManagerialOptimismandCorporateInvestment:SomeEmpiricalEvidencefromTaiwan.Pacific-BasinFinanceJournal,2005,13(15):523-546.

[2]Fairchild.TheEffectofManagerialOverconfidence,AsymmetricInformation,andMoralHazardonCapitalStructureDecisions.SSRNWorkingPaper.2006.

[3]张功富.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1(3).

[4]余明桂,夏新平,邹振松.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激进负债行为[J].管理世界,2006(8).

[5]庄平.考虑管理者非理性特征的企业投资风险约束模型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