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6篇)
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篇1
关键词:语言学转向发展文学研究
20世纪以来,知识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无论在规模和效率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令人惊异的高度。“信息”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人类社会进入了名副其实的信息社会。而信息的运行和交流无论采用何种传播手段,都主要是以语言的形态呈现和存在的,因而又称这个时代为“语言的时代”。
一、产生
哲学在20世纪初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这是哲学史上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语言本身的一种理性知识提升到哲学基本问题的地位,哲学关注的主要对象由主客体关系或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转向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问题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
语言学转向的出现带有浓厚的科学主义思潮的色彩,是在20世纪初期西方盛行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作为20世纪主要思潮的科学主义的特点是要求排除不可实证的形而上学,追求研究的客观性、精确性和可靠性,尤其强调以数学和逻辑作为研究的基础与规范。
二、发展
从语言学转向的发展来看,有两个对西方当代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物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另一个则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被称为西方语言学中的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他把语言学看成是一门科学,即结构语言学,并希望在此基础上创建符号学。他提出,符号(能指)与事物(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人为的、随意的(约定俗成),意义是由符号之间的关系来决定的。按照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语言是一种“先在”,是受语言符号的规则系统支配的,规则系统决定了所表达的意义。
可以说,结构主义的整个思想都植根于语言学中。其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尔特、A.J.格雷马斯、茨维坦·托多洛夫等认为,语言不仅是文学的媒介,而且是文学的生命,作家的写作相当于进行语言研究。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把文学看成一个类似语言的有着自身结构的封闭的符号系统,把研究的目标从个别文本转向文学作品的构成因素、符号象征意义等。结构主义文艺学可以说是和语言学和文艺学结合最密切的产物。如拉康的精神分析藜芦,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都因吸收现代语言学的成果而有利于它们克服自己的一些弊病。
与此同时,过分地看重了语言因素机械地搬用语言学模式,这种做法也带来了很多弊病。由于它几乎在文学和语言学之间划了等号,在研究中直接套用语言学模式来分析文学现象,不顾文学的审美特性,把生动的文学作品及其创作过程化成了干巴巴的规则;把文学封闭成孤立的自足的现象,就语言本身来寻找其发生发展的动力,切断了它与现实作家和读者的联系,这就等于切断了文学的源泉和生产线,使他们无法克服自己的片面性。
海德格尔关于语言与存在密不可分的观点,在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后期的哲学探索主要集中在语言问题上,力图把语言同存在联系起来。与索绪尔所不同的是,海德格尔思想中所包含的人本主义思想的成分,使得语言学转向朝着人本主义的思潮靠近,因而比受科学主义思潮影响的语言学转向理论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了反响。海德格尔的语言论所标明的方向,在以科学主义为主的语言学转向中使人看到了一线人本主义思想的亮光,对20世纪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转折
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学术思想；学术思潮
中图分类号：G4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3）04-0015-03
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还是一门科学的理论学说，是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意识形态与学术是马克思主义的两重身份，二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其中学术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支撑。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求真”，在“学术探讨无”的研究世界中，思想是最为自由的，往往会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学术领域代表着社会思想的最前沿，理所当然也是最需要马克思主义发挥指导作用的场域。但在这个崇尚“思想自由”的特殊领地中，马克思主义要真正发挥指导作用只能以学术的马克思主义身份参与对话，以自身的科学性引领众多学术思想和学术思潮。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在与诸多学术思想和学术思潮的辩论与交流中，最后随着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以无可比拟的科学性成为了当今中国学术领域中的主导思想。不管是在学术范式、理论思想，还是在学术影响方面，马克思主义都是引领当今中国学术研究的主流。
一、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研究领域中的学术重镇
有“为”当有“位”。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学术研究领域中一直都有属于自己的领地，经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的辛勤耕耘而成为了学术重镇。马克思主义主要的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它们长期以来都作为独立的二级学科存在于我国的学科设置中，在长期发展中为马克思主义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并培养了众多理论人才，为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05年，为了更加突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研究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综合性研究，党和政府又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级学科而单独设立，目前在该学科之下设置了六个马克思主义的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原有二级学科继续存在于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一级学科之中。随着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的设立，一大批研究机构和重点院校纷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等马克思主义教学教研机构，通过机构的设置汇聚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力量，形成了具有核心凝聚力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共同体。学科的系统设置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开辟了大片独立的学术领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提供了大展拳脚的平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繁荣，为马克思主义雄踞中国学术阵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还拥有自己众多颇具影响力的学术展示和交流平台。《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思想研究》、《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理论学刊》、《理论与改革》、《实事求是》、《理论探讨》等一大批学术期刊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呈现和学术思想的交流。制度化、规模化的各类马克思主义研讨会、学术论坛更是成为汇聚马克思主义前沿学说的重要平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们在这些平台上展示出的研究成果难以计数，形成的学术影响远远跨越了本学科范围。
在党和政府的高度关心与重视下，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会集和培养了一大批理论研究人才，既有学贯中西、德高望重的老一辈理论家，也有在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中青年后起之秀，还有在国外深造后归国的优秀人才。他们以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严谨求索的研究精神，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学术界形成了很强的影响力。另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拥有自己一、二级学科的硕士点和博士点，还有博士后流动站，能够系统培养自己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截止到目前，全国共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37个、硕士点133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近600个。这为马克思主义高层次研究人才队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许多优秀的博士毕业生又加入到了理论研究工作队伍中并崭露头角，成为学术领域中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术思想和研究范式
人类知识大致可以划分为关于自然的知识、关于社会的知识和关于思维的知识，而哲学是对三者的概括和总结。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是对最广泛领域的科学认识，它从根本上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其他一切学科提供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其他任何一种学说、任何一种理论都无法比拟的。作为科学认识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从进入中国之初就被一些知识分子所接受并自觉运用于中国各类学术研究之中，经过实践的检验，最终在中国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确立了主导地位。
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耕耘的学科中，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最主要的学术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这些领域中有着大量全面、系统、科学的思想论述，从本质上揭示了相关研究对象的规律，积累了重要的科学概念和原理，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即使到今天依然没有过时，仍然在该学科中彰显着无与伦比的科学性，是主要的学术思想。当然，这并不是说现在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研究还停滞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宝贵的理论品质。中国现代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是在继承传统马克思经典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发展，特别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实践进程而不断创新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且还会在今后得到继续丰富、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作为主要的学术思想也不代表会排斥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西方经济学、西方政治学等学术思想体系一直都活跃于中国的学术舞台。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固然有其偏离科学真理的一面，但也有其包含不同程度的真理成分的一面。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以及发展都不是孤立的，是在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论战和比较中而凸显其科学性，在理论创新中充分汲取了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科学营养而成长壮大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范式，是马克思主义在学术领域中指导地位的最重要的体现。“范式”是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的关于科学发展和革命的核心概念，他认为，一门科学成熟与否的标志，就在于是否形成了一个为该门科学研究者全体或者是大多数成员共同承认并遵守的范式。范式的作用就在于为研究者们提供一种“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信念”[1]。范式一方面规定了一门学科的研究范围，使研究者能把精力集中于一定的范围，另一方面又为研究者的工作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上的指导和示范。任何一门科学研究都需要一个科学的研究范式的指导，正如梁启超所说，“凡欲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2]。在很多具体的学科领域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留下多少直接的思想论述，那是不是就说马克思主义应该自动从这些学科中撤退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作为目前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思维发展规律的最高程度的整体性概括，“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研究范式，还是统领所有具体科学研究的最高研究范式。纵观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学术发展，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导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传统治学中的经史子集注解诠释范式和近代的训诂考证范式，一大批研究者开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维和方法在现象资料背后去寻找本质的解释逻辑，把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开创了一套全新的治学话语系统，对中国的史学、哲学、文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在各学科中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作为最高范式指导各学科研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词句化或工具性地为具体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或方案，而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原则、方法方面的指导，是一种哲学性的方法论指导。它具有相当的高度，并不会损害各学科的自由度，反而会以辩证的唯物主义为各学科研究破除思维上的束缚和障碍，真正增强学术思想的自由。蔡元培曾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发刊词中讲道：“我们所谓‘兼容并包’、‘广纳众流’并不是‘杂碎’的解释。我们好歹总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我们相信科学，相信真理的科学。”[4]马克思主义正是为自由的学术提供共同的原则和标准，真正保障学术研究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自由地驰骋。马克思主义是总体性的研究范式，它并不包办具体学科的具体范式或方法，每一门科学都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广泛借鉴人类一切优秀研究成果，根据自己研究对象的特点充分发展自己的研究方法。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应该与科学主义方法、人文主义方法、传统研究方法等各种其他方法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机制，更好地在各类研究范式中起到引领作用。
三、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主流的学术思潮
学术思潮代表了这个时代现实的需要和诉求，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因此，在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往往也是各种学术思潮风起云涌的时期。例如，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各家各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20世纪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个政治、社会剧烈变化的时代。民族危机、文化冲突、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让中国成为各种思想流派的竞技场。各种学术思潮此消彼长，流派纷呈。这些学术思潮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展开了各式各样的争论。就思想的典型性和影响的重大性及深远性来看，主要有马克思主义、西化自由主义和现代新儒学三大学术思潮，在20世纪前半期，三大学术思潮势均力敌，是学术领域鼎立的三角。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主张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创建现代中国的新型文化；以胡适、吴稚晖等为代表的西化派主张根本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向西方文化寻求出路；以熊十力、梁漱溟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主张返回传统儒家心性之学的根本，以“内圣”开出现代科学民主之新。三种学术思潮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开出了三个药方。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西化派主张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老套，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现代新儒家倡扬坚持中国本土文化，在坚持“中国文化在本源上没有任何不足”的信念前提下，吸收西方的科学民主，走儒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三大学派之间针锋相对，围绕着如何对待传统、如何引介西方文化、如何建设中国的新文化等问题长期辩论。也正是在近半个世纪的学术辩论中，马克思主义从最初西方传入中国的学术派别之一逐渐以其科学性和彻底性在学术界扩大了影响，得到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认同。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革命实践的胜利，以及它在社会发展中得到现实的实现，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50年代起正式在思想学术中成为了主流，其他两大学术思潮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降下了自己的旗帜，成为了“支流”或“暗流”。
20世纪5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主流地位的确立，并不代表另外两大学术思潮的消失。事实上，它们直到今天还以各种具体的冠以各类名称的学术思潮活跃于中国的思想领域，这是时代现实所决定的。三大思潮代表着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文化冲突、民族现代化等重大课题的三种努力，只要这些课题不完成，它们就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正如有些学者所清醒认识到的那样，恐怕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之前，三大学术思潮并存的格局还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从三大思潮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程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的状况来看，马克思主义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是当代当之无愧的主流。在学术思潮的领域，作为主流的学术思潮，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主要通过对其他学术思潮的引领而发挥其指导思想的作用，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地位的原则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其他学术思潮采取开放的姿态、理性的态度，吸收其中的积极因素、包容合理因素、批判抵制有害因素，最大限度地形成学术思想的共识，构建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之间一元指导和多样并存的和谐关系。
参考文献
[1][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8.
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篇3
1应用伦理学与对话商谈
达成共识的最好途径当然是对话商谈。在政治领域，如果通过对话协商达不成共识，或一时达不成共识，便只好通过表决而达成协议，其原则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就是多数人原则。但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都不能说多数人的观点一定正确。在伦理语境中应用伦理学不能仅局限于达成道德共识，它还有责任使今天少数人的观点成为明天多数人的观点。启蒙伦理学便起了这样的作用。在启蒙之前，西方多数人虔信基督教，启蒙伦理改变了人们的共识，从而改变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应用伦理学的任务不仅在于达成共识，还在于改变人们的共识。
伦理委员会的对话、协商和应用伦理学家的讨论应遵循平等对话的原则进行。但不能说应用伦理学首先须确立对话交往程序。民主对话的程序是现代民主文化中业己存在的，应用伦理学没有必要过多关注对话程序，对话程序不属于应用伦理学的研究范围。中国尚未形成成熟的民主文化，许多人仍不习惯遵循民主的对话程序，这是另一回事。在应用伦理学领域学者之间能否进行有成果的对话，关键不在确立程序，而在学者有没有民主的真精神：即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坚持通过说理去消除分歧，达成共识;有倾听不同声音的耐心，有和观点不同的人友好相处的气量;发现别人和自己意见不合就不和别人交流不好，借政治势力攻击不同观点则非常恶劣。
有程序不见得就有正义、人权。美英政府在国内能很好的遵守民主程序，从而能较好地维护本国的正义和人权。但在国际上未遵守民主程序，未把民主原则、精神贯彻到国际事务中。因为他们的民主德性还不够(即只有在国内尊重人权的德性，缺乏在国际尊重人权的德性)当代中国在制度建设方面进步较快，也开始越来越重视程序，但我们在保障人权、维护正义方面仍然很差，就因为很多人不具有正义德性，缺乏民主的真精神。在应用伦理学研究中，情况是类似的，重要的不是程序，不是说不需要程序，程序是必要的，但有程序不见得就有高水平的应用伦理学。能坚持说理，能耐心地倾听他人的声音，有尊重不同见解的肚量，自然能和持各种不同观点的人平等对话，无需专门研究中立的对话程序。
如果坚持认为应用伦理学是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的当代形态，认为当代应用伦理学的兴起是道德哲学的根本转向，又坚持应用伦理学首先要确定一套对话程序，且认为应用伦理学惟一的任务就是达成道德共识，就很容易再退回到把哲学伦理学归结为语言学的路子。确立学术对话程序是简单的事情，进一步研究如何有成效地达成共识，就必须再去研究语形学、语义学、语用学。这些学问告诉我们如何在论辩中遵循严格的逻辑规则，避免论证错误，如何辨析各种语词的运用，避免歧义，避免种种无意义的争辩，排除对话商谈中对语言和逻辑的误用，从而提高对话商谈的效率。如果应用伦理学惟一的任务就是通过对话商谈而达成共识，那么最好退回到西方30、40年代的元伦理学研究，即专注于对种种道德语词的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但应用伦理学不能退回到元伦理学。
把应用伦理学的主要任务归结为确立一套中立的对话程序，似乎要求应用伦理学对各种哲学和宗教信仰保持中立，这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罗尔斯要求政治对一切“综合性信条”(comprehensivedoc-trine)——即哲学或宗教信条——保持中立，政治应努力这么做，但政治也不可能严格中立。应用伦理学则根本不可能对一切信仰都保持中立，应用伦理学研究者不可能不带任何哲学观点去参与对话商谈。人的道德信念与宗教信仰或哲学信仰休戚相关，伦理学必定依赖一定的哲学信仰。信仰不同者研究、建构的应用伦理学必然不同。
如果应用伦理学的惟一目标就是达成共识，那么其作用就微不足道，不值得任何人去研究。达成共识大约不会仅指在伦理学家圈子内达成共识，而指在整个社会达成共识。研究应用伦理学的人占人口的比例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应用伦理学家也很难施展论辩技术在任何委员会和论坛上有效说服所有其他人，如果最后不得不通过表决而达成共识(这是共识论者不得不承认的)，那么应用伦理学的作用就会被彻底淹没。
2应用伦理学的双向反思
应用伦理学不能承认凡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流行的就是合理的。谁在领导今天的潮流?政治家、金融家、资本家、影视明星、体育明星、经济学家、科学家在领导潮流，他们在领导潮流时是受一定价值观、道德观指导的，但他们一般不对自己的价值观、道德观进行反省。
哲学家似乎无法领导潮流，因为哲学是“密纳发的猫头鹰”。但哲学有其批判作用。应用伦理学应发挥哲学的批判作用。著名应用伦理学家辛格(PeterSinger)说：哲学应该质疑一个时代所取的基本假定。针对大多数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想法，进行批判的、谨慎的透彻思考，……乃是哲学的主要任务，而哲学能成为一种值得从事的活动，原因也即在此。
应用伦理学需要一套对话程序，实际目标之一应是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立法提供依据。但应用伦理学不止于此，不能成为顺从公共舆论的应声虫。应用伦理学不仅应为制定公共政策和立法提供依据，还应为改变公共政策和法律而努力。现代市场经济和科技己整合了巨大的人类整体力量，如阿培尔(Karl-OttoApel)所言，人类的集体行动己具有星球性的效应〔3〕。如此巨大的集体力量如果运用得不正确，就可能造成巨大的破坏(如核战争的破坏和全球性生态破坏)。对人类集体行动的反思正是应用伦理学的任务之一，反思集体行动势必要求反思集体意识和现行的法律制度。
应用伦理学不是学术精英思想上的孤芳自赏，它必须介入现实生活，影响公众，就此而言，它必须通过对话、商谈而影响公民社会的道德共识。但就它仍隶属哲学伦理学(而不隶属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而言，它不能承认凡共识都是正确的，它不得不常常反思共识，以便改变共识。反思者是一定文化的产物。反思不是心灵”白板”的反思，而是持一定思想观点的人的反思。抱持现代性思想，对当今现实便歌颂多于批判，对中国的态度便是:批判前现代的东西，歌颂现代的东西。对现代性持批判态度者，对现实的批判会多于歌颂。观点、立场不同，批判旨趣、批判对象和结果就不同。
应用伦理学必须进行双向批判：既要反思、批判现实和潮流，又要经常反省自己的思想出发点，在批判反思现实和时尚的过程中，反思自身的思想前提。双向批判有两层意思:①在批判现实和潮流(包括反思大众旨趣、公共政策、政策法规、科技应用等)的同时，批判反思引导潮流、形塑现实的思想观念。②反思者在批判反思的过程中反省自己的思想观念(而引领潮流者往往不反省自己的价值观)。易言之，应用伦理学一方面不承认“凡是流行的都是合理的，，另一方面不认为有什么不容修正的万古不变的教条。
如“大量生产一大量消费一大量废弃”是今日的现实和时尚，但并不意味着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是合理的。实际上，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是严重违背自然规律的，是不可持续的〔4〕。又如自由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思想正风行全球正引领着潮流，形塑着现实，但这并不表明它们是不可修正的真理〔5〕。
当然，应用伦理学只是公共论坛和公共领域中的一种声音。研究者可摒弃相对主义，执着地相信自己的立场、观点是正确的，但他们应该能够倾听不同的声音。当自己的声音只是少数人的声音而未能影响公共政策和立法时，他们必须耐心地等待，去争取使自己的见解成为明天多数人的共识，而不能为扩大自己的影响采用激烈的行动。
3应用伦理学之“应用”
自古以来，伦理学就是实践性的、应用性的，为什么还要在“伦理学”之前冠以“应用”二字呢?这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应用伦理学兴起之前西方伦理学的状态有关。那时的伦理学就是分析伦理学，这种伦理学主张专注于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并特别强调伦理学不应介入现实生活。应用伦理学是在反叛这一伦理学传统的过程中兴起的。分析伦理学早己丢弃了伦理学直面现实的古代传统，为突出自己积极介入现实的特征，应用伦理学才特别强调自己的应用性和实践性。
但当代应用伦理学并不是向古代伦理学的简单复归。古代哲学与科学不分，科学包含于哲学中，哲学家的思辨己足以判断各种生活情境中的善恶是非。现代科技对人类生活的全面渗透使生活情境极度复杂化，古典式的伦理学研究和思考己无法直接帮助人们判定特定情境中的善恶是爿非如克隆人的对与错，现代生殖技术导致的伦理道德问题，网络世界的是是非彳非等等。伦理学必须与各种实证科学对话交流，才能进而判定善恶是非。伦理学如果不愿重新回到象牙塔中进行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而保持其实践性，就必须与各种实证科学对话交流、交叉渗透。伦理学一方面要向实证科学学习，一方面要反思、批判实证科学的价值导向。正因为今后的伦理学必须坚持这样的研究方向，所以说应用伦理学的兴起是道德哲学的根本转向。
程序论者和共识论者强调，应用伦理学不应再关注善观念的表述，而只须通过论辩、对话、商谈去达成共识。然而，“什么是善?’(whatisgood?)和“什么行动是正当的f(whatactisright?)这两个问题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任何伦理学体系都不能回避的。善与恶之间的界限不是截然分明的，不能简单地将人一分为二：善人和恶人。但应用伦理学不能淡化对‘善”观念的研究。任何时代都不可能不注重区别善与恶，“没有善恶的选择就没有道德可言对善观念的关注，就是对价值的关注。伦理学若淡化对价值的关注，就放弃了自己的根本职责。伦理学若不研究价值，就只能顺从经济学和其他实证科学的价值导向(实际上，当代中国社会的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学定义的，即经济増长就是善，善就是经济増长)。应用伦理学必须与实证科学交叉渗透，并不意味着它将丧失其思想的独立性，它只有保持其思想独立性，才能保持其批判性。应用伦理学只有坚持了自己的批判性，才能坚持自己的价值导向。批判性的、总处于自我反省中的价值导向应成为伦理学价值导向的根本特征。
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篇4
什么叫哲学史”?哲学史”研究的是人类在每个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也就是人对每一个历史时期主要思想的再认识。
中国哲学史，涵盖五千年漫长时光，经过多次演变，出现如下九个分期：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哲学史的源头，这个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称为子学”，所谓子学”就是诸子百家之学”，所以春秋战国时代又称为子学时代。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动荡、大分裂的时代，一共持续了约560年的时间。在这样的时代下，所有的哲学家思考的问题就是怎么把无序变得有序，怎么把分裂变成统一”，所以这一时期的核心问题就是建序”，也就是拨乱反正。
秦汉时代是儒家经学盛行的时代，这个时期哲学思潮的主要问题就是研究儒家经学，对其进行反思和认识，所以又名经学时代。在秦朝，中国完成了空前的大统一，如何巩固这个大一统”，为大一统”找到理论基础，是秦汉时候的人最关注的问题。所以它的时代哲学思潮就是巩固大一统。
魏晋南北朝时代又名玄学时代，这个时期的哲学思潮主要用在研究玄学”，这一时代是中国第二次大动荡、大分裂的时代，持续约360年。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潮和第一次大分裂时代的不同，因为秦汉纲常名教大一统的秩序已经建立起来，所以在这个动荡分裂的时代，人更关注如何保全自己，让人获得在这个短暂生命中的超越。所以这个时代的哲学思潮着重于个人的逍遥方面，重点在于研究庄老问题。
隋唐时期从外国传来的佛学，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鼎盛。唐朝的佛学，它的核心所解决的问题是佛教中的禅宗大乘。禅宗成为了唐代哲学核心的主流思想。打破形式主义，是禅宗的最大特点。实际上佛学和玄学具有相似之处，玄学侧重于个人的逍遥，禅学接着玄学讲，个人的逍遥并不是最终问题，自己逍遥了，还要打破逍遥的形式，还要完成内心的自我修炼和成就，还要从这个纷杂的尘世当中解放出来。所以说，隋唐哲学的核心问题是解脱”，到了后期哲学思想则变成了解放”。
宋元时代哲学思潮为之一变。由于唐朝佛学大盛，后期思想解放后出现了问题。不讲形式，人们就很自由，一自由人们就都打着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旗号为所欲为，拿着禅宗中的这一套思想方法作为自己贪婪自私、藏污纳垢的一种借口。这样一来，再加上唐朝的节度使专权，天下攘攘，人心败坏，所以到了五代十国，社会的道德沦丧达到了极大的程度。因此到了宋朝的时候，最首要的就是重新建立儒家的思想体系，恢复儒家，用儒家的思想体系重新对人进行道德规范，塑造新的人格。于是宋代的主要哲学思潮是理学”，理学”的核心问题是镇人心”，使人不断地进行自我的精神境界的提升，从一个人，成为一个好人，成为一个贤人，最后成为一个圣人，最终成为一个天人。简而言之，宋学的核心就是让人成圣贤，以圣贤之道来匡正世道人心。
明代主要哲学思潮是心学”。实际上，宋代的理学和明代的心学是儒家学说中的两个派别，属于一个体系，统称为道学”，但是两者之间又有区别。明代的心学是对宋学的一个解放。因为理学过多的重视讲社会的道德标准，道德标准制定的太高，又被朝廷所利用，就成为了使人受约束的一个枷锁。理学本身是很好的，但被统治者利用之后，就成了杀人的工具，所谓吃人的礼教”就是如此产生出来的。所以明朝就要求对人性进行解放，因此出现了心学。心学是对理学的补充纠正，它的核心问题是研究要怎样把人性从理学的桎梏当中解放出来。
清朝以后由于心学讲的过于空虚，把心解放出来以后就以心为核心，导致人们空谈心性，不去研究实实在在的学问。所以到了明朝末年，人们没有务实的精神，这就导致清代要对心学进行纠正。所以，清代出现了考据学”。考据学既不空洞的谈理，也不空洞的谈心，而是从实实在在的学问当中去进行研究。所谓考据”，考”就是考证，据”就是有所依据，就是对古代的全部学问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总结。所以清朝人对中国文化做的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总结中国国学，《四库全书》就是这段总结工作的集大成者，它从经、史、子、集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每个方面都有伟大的成就，甚至于在每一个流派当中都有。比如小说家，是诸子百家的一家，就出了集中国古代小说之大成的作品——《红楼梦》。在诗歌上，就出了对中国古代诗歌进行总结的翁方纲的肌理说”、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等很多流派。经学上公羊学”等都开始重新兴起。
从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的建立这百年之中的主要核心思潮是新学”，就是对整个古代哲学思想的再反思，在维新中探索，形成一种新的哲学思想，解决救亡图存的问题。
建国后则是进入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到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
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篇5
11中国广州第二届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暨传统音乐教育高端论坛”于2011年11月11日至12日在广州大学召开。会议由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主办，来自海内外的63所院校、音乐类核心刊物编辑部及研究机构的130多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本次研讨会收到论文60余篇，论题涉及音乐教育哲学、传统音乐教育和其他研究论域。音乐教育哲学问题是当今国际音乐教育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继2009年11月在广州大学举办的首届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之后，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本次会议除了延续关于音乐教育哲学的讨论，还提出了传统音乐教育”这一近年我国音乐教育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论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既是进行传统音乐教育研究的基础，也是探索传统音乐文化当代传承的路径。将音乐教育哲学与传统音乐教育结合进行探讨，是大会主办者探索本土音乐文化教育模式的有益尝试。两天的会议议程包括：专家主旨发言、圆桌会议、博士论坛、研究生论坛四项内容。会议讨论的主题包括：一、当今世界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趋势在全球化为背景的多元社会环境下，中国的音乐教育者应该怎样看待音乐教育所具有的新的意义？美国密歇根大学音乐教育系主任玛丽•麦卡锡（MarieMc－Carthy）教授为与会者介绍了国外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趋势，在其主旨报告《变迁世界中的音乐教育哲学：新视野与未来发展的方向》中麦卡锡回顾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审美音乐教育哲学与实践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历程，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音乐教育哲学成为音乐教育的宣传、政策的主要知识来源。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基础已经得到扩展，一些学者开始从多元学科来寻找理论的支持，这些理论包括了心理学、女性主义、音乐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以及流行音乐的研究。针对这种新的研究趋势，麦卡锡提出当今音乐教育哲学要研究的五个问题：（1）音乐教育者怎样理解音乐的意义？（2）认知”音乐意味着什么？（3）今天学校中的音乐教育是如何被重视、被宣传、被倡导的？它们的基础是什么？（4）全球化背景下学校音乐教育中的音乐到底是谁”的音乐？（5）从伦理的角度来思考，到底什么样的音乐教育才是好的”音乐教育？以此提醒当代音乐教育者将他们听赏和看待音乐的方式重新概念化并考虑音乐存在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复杂性。麦卡锡所介绍的国外音乐教育哲学的新趋势对于发展中的中国音乐教育无疑具有启示的意义。二、音乐教育哲学的理论研究与探索音乐教育哲学作为本研讨会的主旨议题之一，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参会代表们从音乐教育哲学的内涵和外延，对基于中国音乐教育实际情况的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做了深刻的分析。音教园地Education哲学是人类对世界理论化、系统化认识的总结，是特定社会和历史中的产物。西方的音乐教育哲学与中国传统的乐教”哲学的关系何在？中国传统乐教”哲学对于今天的音乐教育有何启示意义？如何在音乐教育实践中贯通中西？这些问题正是探索本土音乐教育模式的关键，也是本次会议的目的所在。管建华《音乐文化哲学与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一文以社会文化哲学、民族文化哲学、历史文化哲学为基础来探讨音乐文化哲学与音乐教育哲学的关系；该文尝试汇通中西哲学，提出建立中国文化哲学为基础的中国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周凯模《中土乐教”哲学与民间音乐传承》提出中国自古就有基于中土宇宙论的乐教哲学体制，在近代引进西方教育分科体制后，中土通才式”的教育体制断裂，中土优秀的乐教思想被忘却。而在民间乐教”思想中，却依然坚守着中土天人合一”的哲学精髓，是对古代优秀乐教思想的延续，因此对于中国民间乐教传统的丰富资源的调查研究任重道远。代百生《音乐美育：中国音乐教育思想的发展主线》中认为以美育”为发展主线的中国音乐教育思想既源于德国古典哲学审美”与美育”观念的吸收，也体现了中国儒家礼乐思想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提出正确认识音乐美育的内涵，将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哲学理论。在该论题中，审美”和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与中国音乐教育实践的关系尤其受关注。覃江梅《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邓兰《实践还是审美———二元对立”批判范式下中国音乐教育的困惑》、王州《论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音乐课程基本理念》、刘倩男《审美”与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对我国音乐教育的现实指向》等文章，都以中国音乐教育实践为现实背景，对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审美”和实践”两种范式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此外，从哲学层面进行理论研究的还有张业茂《音乐教育”的语形、语义与语用———对音乐教育”的语言分析》、朱玉江《从交往理论看音乐教育实践哲学》、韩忠岭《两种哲学视阈下音乐教育的哲学诉求》、柳良《对美国当代音乐教育哲学观念的若干思考》、姬晨《兼容并蓄•相得益彰———从课标修订管窥我国基础音乐教育的哲学观》等文，这些探讨对中国音乐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参考作用。三、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与问题代表们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分别从学校音乐教育和民间音乐传承两个层面展开，讨论了学校音乐教育中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以及传统音乐民间活态传承的方式等问题。学校作为专门、系统的教育机构，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基地，学校音乐教育中的传统音乐教育是传承传统文化，培养民族认同的重要手段。当下学校中的传统音乐教育处于何种地位？如何推进传统音乐在当代音乐教育中的实践？本次会议的代表们分别就不同层次学校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教育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樊祖荫《音乐艺术院校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及思考》提出了当前音乐院校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为重视与衰减并存。提出今后应重点加强本科阶段的传统音乐学习，同时各院校应展开与传统音乐教育相关的学术活动，营造浓郁的传统音乐教育氛围，进一步激发学生对传统音乐的感情与学习兴趣，把传统音乐教育从技能、音乐理论的学习提升到文化的层面。谢嘉幸《传统音乐教育———从理论思考到实践探索》以自己亲身的实践与研究教学生唱自己家乡的歌”为例，提出建立以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为基础的学校音乐教育的重要性，既有助于全球化背景下音乐多样化的保护与开发，又有助于传统音乐文化的理论研究转化为学校教学资源，同时有助于沟通多种类型的音乐教育。陈雅先《校园文化生态与岭南传统音乐的高校传承》提出营造良好的高校校园文化生态对于岭南传统音乐在高校传承的重要性在于：调节、维持高校音乐活动主体的群际关系，促进校园岭南传统音乐活动正常开展，并提出营造校园文化生态的具体途径。刘瑾《对我国学校音乐教育中民族性与国际性关系的梳理与思考》认为学校音乐教育中的民族性与国际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支撑、互为依存的关系；只有尊重民族和文化的个性与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交往，才能生成国际性。#p#分页标题#e#另一方面，教育作为传承的手段，是延续地方文化，传承民族精神的载体。如何推进传统音乐的活态传承？并在音乐教育中延续民族精神？围绕民间音乐传承主体在地方文化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以及民间音乐传承的方式对于当代音乐教育的启示，代表们各抒己见。马达《民间学术团体在岭南传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及意义———以广东省大埔县广东汉乐研究会为例》论述了大埔县广东汉乐研究会在当地广东汉乐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及意义，并以实地田野工作考察资料的论证，指出在当今市场经济时期发挥民间学术团体的作用是保护和传承岭南传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策略之一。郭大烈、黄琳娜《利用儿歌民谣教学传承纳西族语言文化》论述了面对纳西族语言和传统东巴文化面临消亡危机，自1999年以来，两位作者在家乡古城丽江创办东巴文化传习所的经历，他们用自己的租屋建盖传习所校舍，利用纳西族传统儿歌、民谣在小学里进行传承民族语言文化的教学，传承优秀东巴文化，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张天彤《民间传统音乐传承模式研究———以少数民族民间传统音乐传承为例》根据其多年来的田野工作实践，总结出5种民间传统音乐传承渠道、两种民间传统音乐传承方式、4种民间音乐传承人。此类的文章还有袁静静《文化转型下潮州大锣鼓的变迁与发展———潮州大锣鼓的田野考察与分析》、曾璐莹《大埔广东汉乐的活态存在与传承中的文化自觉》、焦皓华《广东汉乐声音景观评价与大埔汉乐文化区域的形成》、邹雪姣《景观生态学视野下的潮州大锣鼓声音景观研究》等。四、从不同视角关注中国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现状除以上论题，参会代表还从不同视角对中国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现状与问题给予关注。如李岩《淬本而新———文化退潮现象研究》中，从近代史研究的视角，深入剖析了近代诸方家如康有为、梁启超、曾志忞、李叔同、沈心工、王光祈等人与此相关的音乐言行，提出这些人物的所谓落后言行”对于我们认识历史的重要性。潘妍娜《建国初期至”前（1949—1966）潮州大锣鼓的发展与变迁》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以潮州市民间乐团为个案，叙述了潮州大锣鼓在建国初期的发展与变迁。仲立斌《广州粤剧传承与现状调查———以城市民族音乐学的视角》通过城市民族音乐学的视角，对生长在广州这一特殊社会文化语境城市中的传统乐种粤剧进行了考察。柳进军《在田野与乐谱间踱步》以一位作曲家的视角，讲述了其对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改编与创作的心路历程。此次会议对于音乐教育哲学和传统音乐教育问题的探讨，有益于我国音乐教育研究的健康发展。在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方面，能够客观地关照我国学校音乐教育发展的历史和当今音乐教育的现状，批判性地思考西方各音乐教育哲学流派，同时对建立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哲学理论进行了思考。在传统音乐教育研究方面，对从社会渠道的传承到学校渠道的传承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通过大量的田野工作，归纳总结出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方法，同时从理论层面对传统音乐教育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进行了思考和论证。本次研讨会意义深远，相信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将会促进我国音乐教育哲学和传统音乐教育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篇6
关键词：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5X(2011)05-0044-03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西方学界掀起了政治哲学的研究热潮。受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热潮的影响，近年，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也开始对政治哲学进行关注，甚至有学者断言政治哲学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门显学。政治哲学研究的兴起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如政治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何应对等，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首先厘清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兴起的原因及政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一、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兴起的原因
思想是时代的声音，现实是问题的发源地，每一时代的问题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些问题正是对时代特征和社会现实的反映。立足时代和现实研究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条基本思路。政治哲学在世界范围的兴起，正是对当今时代所面临的一系列全球问题的回应。所谓政治哲学，综合学界观点，主要是指对政治生活或政治事物的哲学反思。西方发达社会现代化起步较早，自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逐步深入，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政治腐败、能源危机、社会不公等。在此背景下，西方学界纷纷转向对政治、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并迅速掀起了政治哲学的研究热潮。
相对于西方社会，中国现代化进程较慢，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也开始面临与西方社会相似的问题，但情况却更为复杂。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历史和文明特点更加鲜明。中国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完善的专制政治体系及传统政治文化。在西方国家的政治思想史上，早在古希腊城邦时期就有了民主政治思想的萌芽，与西方国家相反的是，古代中国根本不存在民主政治的传统。传统中国社会中，从秦始皇建立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开始，政治力量就开始支配整个社会。以皇帝为代表的集权政府拥有全部的政治力量，控制着国家的一切经济、政治、文化资源，不仅社会是政治社会，文化是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就连人也成为政治的附庸。传统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再加上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使中国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历史经验表明，每一社会的转型时期，矛盾都比较集中，同时也是矛盾的高发期。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改革开放转折的关节点，即由经济增长向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转型，是改革开放发展转折的关键阶段。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职能尚未完全转变，传统全能型政府的影子依然存在，计划经济因素并未全部消解，人的依赖和物的依赖的前现代因素还同时存在。简而言之，我国社会还处在前现代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虽然前现代性因素依然制约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但现代性因素已开始发挥积极作用。
回顾近年我国的发展成就不难发现，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沉重代价。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但是中国的改革在经济、政治两个领域，是不协调的，甚至有时出现了失衡的情况。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虽然市场机制尚未健全，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可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却始终未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宏观社会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公民社会等领域的综合体，政治体制改革也只有与市场体制改革配套进行，才能有所突破。政治改革止步不前，从长远来看，将会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一系列的难题。
反思当代“中国问题”，可以看出，大多的问题都与政治领域的问题有关，而政治领域的问题，又都涉及权力过分集中的现状。求解当代“中国问题”，必须找到问题的根源，这个根源很明显就在于政治领域的权力问题，更准确地说，是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不协调有关。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这一问题。1986年9月，邓小平就有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几次重要谈话，在谈话中他明确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我国的渐进式改革之所以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又产生这么多的负面影响，都与此直接相关。正是出于对中国政治、社会领域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的深刻反思，近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关注这些现实问题，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兴起也就成为一个必然趋势。
二、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关系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关系，无外乎要分析清楚两个问题，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有没有政治哲学的问题，其次是如果有，那么政治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又如何。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对于马克思主义有没有政治哲学的问题，可以先来看看中西方学者们的看法。西方学界有着深厚的政治哲学传统，列奥・斯特劳斯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政治哲学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思想。政治思想是与政治生活同步的，而政治哲学则产生于有文字记载的一种特殊政治生活，即古希腊的政治生活当中。”传统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纯粹的政治哲学，更准确地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学说；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理论。就如郁建兴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一种解释传统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直接等同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与理论。……另一种解释传统则直截了当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理论。”当然，也有一部分西方学者理性地分析了这一问题，如汉娜・阿伦特就认为：“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明显发端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我看来，有一个同样明确的终点，这就是卡尔・马克思。”她还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颠覆了黑格尔，而且颠覆了思想与行动、沉思与劳作、哲学与政治的传统等级秩序。”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学者的看法比较一致，几乎都认为这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那就是政治哲学本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唯一的分歧在于，在一些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的反思，首先以现实的社会为基础，但同时又以实现理想社会为目的，即同时涵盖了现实性维度与理想性维度两个层面。持不同意见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以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背景为原型的，尽管提出了理想社会的美好前景，但对于现时代的中国来说，背景并
不相同，我们应该构建适合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事实上，正如同国内学者认为的那样，关于马克思主义有没有政治哲学的问题本就无需讨论，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那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把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当做自己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从而政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也就清楚了。谈过了政治哲学兴起的原因以及政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再来谈一下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是如何有效地应对政治哲学兴起的，也就是采取何种方式研究或构建适应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的转换
任何一项学术研究，都离不开两个基本方面，即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也就是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的问题。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学者们已经形成共识，但在研究方式上却还存在分歧。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切入点，应该从现实问题入手还是从建构理论人手。对于这一问题，大部分学者的意见是趋向统一的，如韩庆祥教授、王南教授及孙正聿教授等人都认为应该从社会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切入，着手构建中国的政治哲学体系。但是，还有一小部分学者认为，哲学是一门高雅的学科，哲学的本质就应该是远离现实的独立思考，研究现实就是对哲学本性的背离。在笔者看来，这只是某些学者的个人理解，而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这些认识，马克思早就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国内的一些学者也提出了批判，如韩庆祥教授把这总结为三种顾虑：“其一认为研究现实问题不是学术，不愿研究；其二怕研究现实问题触及政治，不敢研究；其三认为哲学解决不了现实问题，不必研究。”还有学者把它称为“用所谓纯‘学术’的马克思主义来贬低和否定现实斗争中发生并在现实斗争中运用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味地追求语言的个性化和思维的特异性，这就无异于要把马克思变成完全脱离实际而仅供少数哲学精英在书斋里作学院式探讨的纯学术偶像”。
实际上，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任何哲学研究都与研究者所处的社会生活状况密切相关，政治哲学的研究更是如此。“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是用哲学的方式面向现实人的生活世界的实践哲学，对现实人的生活世界缺乏批判性的反思会丧失哲学本性，而远离现实人的生活世界就会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时代之外的遐想，而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思想中的时代；它是现世的智慧，它要以哲学的方式理解现实人的生活世界”。哲学承载着思想，思想是时代的声音，思想必须要反映时代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这是由哲学的批判特性所决定的。作为一种关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理论，政治哲学的研究总是根源于现实社会生活的，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引发了人们关于政治哲学的理论思考。马克思认为：“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就如同康德所说的那样：“谁尝到了‘批判’的甜头，谁就会永远讨厌一切教条主义的空话。”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特征，反映出来的问题也各不相同。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实际上，每一重大的社会问题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这预示着不能抛开时代背景去孤立地看待问题，而应该到问题的发源地――现实中去挖掘。
哲学研究一旦离开了现实生活，脱离了时代和实践，也就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其研究成果必然无法满足大众的需求，这样的哲学研究是注定要被时代抛弃的。而“真正的哲学，决不能‘封闭一切价值通道’、‘中止所有是非判断’、‘从情感的零度开始’，而必须以炽热的社会自我意识的使命感’。真正的哲学，也决不仅仅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和表达’、‘总结和概括’，更重要的是时代精神的‘反思和表征’、‘塑造和引导’。哲学以自己提出的新的问题、新的提问方式以及对新问题的新的求索，批判性地反思人类生活的时代意义，理论性地表征人类生活的矛盾与困惑、理想与选择，从而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哲学作为‘意义’的社会自我意识和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真义之所在，也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全部方式中的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生活价值之所在-[10]。任何学科，都不应仅局限于对发现的问题作简单的描述，而哲学，更应该有自己特有的方式。就如黑格尔所言，哲学乃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思维成为知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哲学的本质就是在从现实中发现问题的同时，还要批判性地反思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并提出引领时展的理念。不仅要做“黄昏起飞的猫头鹰”，还要成为引领时代的“高卢雄鸡”。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所在――“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从时代出发，从时代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出发，正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第一要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重大历史使命。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应该从政治社会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人手，建构自己的、适应于现实生活并能引导时代思想潮流的政治哲学理论。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政治领域内的权力集中问题。因此，从权力及权力结构入手，来进行中国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是深化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条基本思路。
中国正处在走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许多学者都在思考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国存在的问题。韩庆祥教授提出了“中国问题”的概念，他指出在哲学的发展方向上，应由只注重“词句革命”的哲学走向相对关注“中国问题”的哲学，这对我们研究当代中国存在的问题很有启发意义。诚然，对概念和范畴的分析也是哲学研究所必不可少的，但如果只在琢磨词句上下工夫，而不去关注现实中的实际问题及实践的发展，哲学研究最后也只能流于空谈。当代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日益增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必须具有“问题意识”，走向面对“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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