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中的孝道(6篇)

儒家文化中的孝道篇1

有关敦煌佛教孝道思想的相关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有潘重规《从敦煌遗书看佛教提倡孝道》一文及郑阿财博士论文《敦煌孝道文学研究》一书，探其内容主要有俗讲经文、佛教歌咏及佛教斋会三方面。由于笔者多年来关注《观音经》在中国的流传与弘扬，故于敦煌遗书的《观音经》抄经题记中，发现许多造经者基于中国孝道思想为亲人抄写《观音经》。为此，本文拟从《观音经》抄经题记中探讨有关孝道思想的文献，一则说明抄写《观音经》也是佛教徒表达孝思的方式；其次说明敦煌《观音经》信仰深受儒家孝道思想影响，并与净土信仰结合，使观音在中国成为超渡亡灵、接引往生西方净土的重要菩萨，而孝子们对菩萨愿求的多元化，使得观世音菩萨与《观音经》在中国的地位不断提升。

一、佛教孝道思想的产生

冉云华先生总结说，在印度经典与龙树山出土的碑铭中，可以知道印度社会虽然也重视孝道，但不像中国佛教，孝被视为“天地之本”。由于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对孝道的重视远胜于印度，因此中国佛教人士所受的孝道压力远比印度沉重（冉云华：《中国佛教对孝道的容受与后果》，收入《从传统到现代：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东大图书公司1990年10月，第107～120页）。wwW.133229.cOm

中国原本重视孝道，当佛教传入中国，最为中国传统社会所不容的，便是“出家剃发”与“无后”二项。中国佛教祖师为了使佛教见容于国家、社会，遂积极阐扬孝道思想，主要有“翻译佛教孝道经典”、“注释印度孝道经典”及“阐扬佛教孝道思想优于儒家”等三个方面。佛教历经几个世纪与儒家论辩后，经过一次次质疑，最终积极地建构出佛教自己的孝道思想，因此佛教的孝道思想不仅因此为帝王、百姓所接受，更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资产。

二、敦煌佛教的孝道文献

敦煌虽地处边陲，但与中国政治与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孝道的重视也不例外。敦煌十七所寺院是民间主要的教育机构，其儿童教育教材以《孝经》为最主要内容。如前贤的研究，敦煌藏经洞保存了大量的佛教的孝道文献，主要有俗讲经文、佛教歌咏及佛教斋会三方面。

这些作品主要说明孝顺必须出于真心，且实践于昼夜十二时中；而用功修行的孝子不仅在世能消灾免难、得富贵、获封侯；死后还可升往极乐净土。此外文献中也常引用《孝经》、《论语》、《曲礼》等儒家经典来互相印证，并说“孝道”是三教所共同赞扬，反映出敦煌儒释两家“孝道”思想的融合。佛教徒还将儒家推广《孝经》的事迹编成歌曲，如巴黎伯2721号“皇帝感新集孝经十八章”第三首：“历代以来无此帝，三教内外总宣扬。先注《孝经》教天下，又注《老子》及《金刚》。”歌曲中这位广为敦煌百姓歌咏的皇帝，就是天宝三年下诏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的唐玄宗，由此可见唐代政策确实扩及于敦煌。当然敦煌地区也像汉地一样，流行参加盂兰盆会，藉以供养三宝，超渡先亡，并为生者祈福。遗书中有：伯2055佛说盂兰盆经，乃翟奉达为妻马氏追福，每斋写经一卷；另外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尚有敦煌盂兰盆经卷子以及“二太子盂兰节荐福文”的超度疏文。显然敦煌地区并没有脱离儒家教化的地域范围，释门徒众反而极力会通儒、佛两家的孝道思想，而创作出这些唱作俱佳的孝道文献，其目的无非是启发人们的善根，强调学佛不离世间，尤其必须要尽伦尽分、恪尽孝道。在如此重视孝道的文化环境中，我们可以从敦煌大量的遗书题记发现，子女也常为父母抄经祈福或超荐度亡，敦煌《观音经》抄经题记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记录，以下逐一说明。

三、反映孝道思想的《观音经》题记

在注重家庭人伦“孝道”的中国环境中，子女面对父母的去逝，不免伤痛；对于父母的追思，传统儒家亦强调“丧则致其哀”，习俗必须守丧，甚至要遵从国家所立服丧的严规。而佛门所阐扬的孝道思想，除了说到能与儒家一样做到这些世间的孝道，更强调使父母脱离轮回之苦、获得往生净土的出世间孝道。敦煌佛教对孝道思想的阐扬，正是深受汉地的影响，所以从敦煌孝道文学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弘扬者极力宣扬佛弟子必须于父母在世时，劝化其持戒修行；父母丧时，不像儒家杀生祭祀，增重父母恶业，而是延僧诵经作七超渡，或亲自参加盂兰盆会、书写念诵佛经、敬造尊像、佛经变相，回向父母。敦煌三十七号有题记的《观音经》造经中，有十三部是子为父母所造，其中包含在家信众十部、出家僧人三部。

1、在家者的抄经题记

从所见《观音经》抄经题记来看，在家者为超荐亡父母的题记，最早的是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最晚的是五代后梁壬申年〔912〕张海晟为亡父的抄经。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清信女张氏为超渡七代父母所写这部经是与《无量寿观经》合抄，说明七世纪中叶以后敦煌《观音经》信仰与西方净土信仰已密切结合。这类“净土观音”的信仰当是受到西方净土经典的影响，而从唐高宗、武后开始广为流行，并且历经晚唐、五代乃至今日而不衰。因此不论贫、富、贵、贱，人们不仅深信书写、受持、读诵《观音经》能免除人世的灾难，而《观音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更具有接引往生西方的功能，可谓是冥阳两利。敦煌孝道文学作品中，除了描述母亲怀胎十月的艰辛以启发子女孝心，更极力强调侍奉父母当和颜悦色，对于孔子所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道理，也有许多感人的描述。尤其，对于那些未能亲自孝养父母、离乡背井、追求仕宦者，如伯2418号“父母恩重难报经讲经文”也说到：“经求仕宦住他乡，或在军中镇外方；儿向他州虽吉健，母于家内每忧惶。心随千里消容貌，意恨三年哭断肠。”讲经文指责的是忘却父母恩德、抛弃父母于不顾的不孝之子。这类人虽然荣华富贵，但因为见利忘义，背弃人伦，所以特别为中国社会所不容，往往被称为连禽兽都不如。然而，罗振玉旧藏唐至德二载（757）长孙颜夫妇的抄经，所呈现的是中国人最传统的家庭孝道形式之一：

至德二载十一月十三日，摄豆卢军仓曹参军、宣节副尉、守左卫西河郡六壁府别将长孙颜妻清河路氏，为亡妣远忌敬写《观音》、《多心经》同一卷。

长孙颜官拜“摄豆卢军仓曹参军、宣节副尉、守左卫西河郡六壁府别将”，他是豆卢军军粮的负责人，并以武散官身分兼任山西与陕西交界府兵的一名将领。这对武官夫妇显然不是上述追逐功利背弃人伦的负心人，从题记中可以知道他们虽然身处异乡，但适逢亡母忌日，难掩思母之情，遂亲自恭敬书写《观音经》与《心经》各一部，为亡母追福。从这条题记，我们看到佛教传入敦煌后，抄写《观音经》也成了中国人家族祭祀、慎终追远的重要宗教活动之一，敦煌的《观音经》信仰似乎更加多元了。

2、僧人的抄经题记

诚如前言所说，佛教传入中国后最为人所诟病的便是“剃发”与“无后”两项。僧佑《弘明集》记载反佛人士引《孝经》，首先对牟子提出“剃发”的问难：“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今沙门剃头，何其违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之道也！”其次，又指责僧人出家修行，有违孝道“无后为大”的观念：“福莫踰于继嗣，不孝莫过于无后；沙门弃妻子、捐财货，或终身不娶，何其违福孝之行也？”（《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2，第2～3页）虽然牟子极力辩论，佛门为此所受到的责难却有增无减。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佛教祖师为了顺应民情，遂积极阐扬佛教孝道文化。然而僧人出家修行，又如何克尽为人子女的孝道？在敦煌文献中，我们看到僧人既是孝道观念的引导者，也是实践者。僧人除了以各种活泼善巧的方式宣扬佛教孝道，并且也同在家居士一样，藉由参与抄经、造像、法会等宗教活动，为俗家的父母亲追福。如斯4366号卷子，是比丘尼道容于大统十六年(550)为先亡抄《大般涅盘经》卷十二；另外甘博002号卷子，为比丘尼元英于戊寅(558)年为七世宗师、父母等抄《大集经》及《入楞伽经》。这些僧人的愿求，与前述在家信众的抄经题记，基本上没有很大差别，也就是相信不论造的是大小乘经典，都有利益现世生者与往生者的多重功效。同样的观念可见于敦煌僧人的《观音经》抄经题记。

在有纪年的题记中，僧人抄写《观音经》的比例仅是在家信众的三分之一，而且一直到唐玄宗开元廿五年（737）才出现，年代有偏向晚唐五代的趋势，但又没有形成僧人大量抄写《观音经》的现象。其中120号题记曰：“开元廿五年二月八日，弟子支师师为身亡写《观音经》一卷。”从题记中可以知道，这是某人为亡者抄经的愿文。但是文内的“弟子支师师”意味着三种可能：（一）姓“支”名“师师”的佛弟子为某人抄经；（二）姓“支”名“师师”的佛弟子，为自己未来身亡预写经典。（三）是僧人“支师”为其师父身亡亲自写经。若采用第三说，则“支”姓乃西域僧人的俗姓。盖道安法师统一僧人以“释”姓之前，中国的僧侣出家后多从其师姓氏（《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第341页），而“支师”这份写经也说明晚唐时期敦煌佛教对于出家姓氏仍没有严格的规范，且约定俗成的力量也还不是很强。其次，“支师”的题记不禁令人想到中国人“尊师重道”的观念，儒家五伦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的人际关系，师伦虽未列入，但《礼记·学记》说：“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可见老师在儒家的人伦关系中也居重要地位，尤其唐韩愈更说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对师长应保持恭敬与感恩，都是僧俗应该有的基本修养。“支师”为师身亡，而以中国的书写工具与方式发心抄经，除了说明西域胡僧对《观音经》的信仰及汉化的事实及他们对于华、梵“师道”传统的接受，也似乎让人看到了中国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影子。

北新879号写卷，是晚唐天复二年（902）敦煌三峗山地区寺院住持，虔诚刺血抄《金刚经》与《观音经》各一卷。由于整个愿文所回向的对象，涵盖“四生九类”、“水路飞空”等一切有情，不像一般的抄经愿文，看来三峗禅师似乎将法会祈愿模板，作为个人抄经愿文。如文说：“……师僧父母，各保安宁；过往先王，神生净〔土〕。……”但这类愿文中“孝道”与“师道”观念，仍是不可少的重要的项目之一，而僧人写作的顺序也置“师僧”于“父母”之前。可见，佛教的孝道思想已经深深在敦煌扎根，僧人不必再刻意强调对父母的孝道。s.3054号是后梁贞明三年（918），报恩寺僧海满为亡父所造，并委托师兄弟胜智抄写。它与其它《观音经》抄经最大的不同，是海满特别回向父亲往生“弥勒净土”，而不是广泛的“净土”或“西方净土”，说明了五代时期报恩寺观音信仰与弥勒信仰并存的现象。从这三条题记可以知道，随着《观音经》在敦煌流传几百年来，观世音菩萨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与功德几乎提升到极点，抄一部《观音经》的功德，也几乎等同一场水陆等法会的效力，观世音菩萨可以圆满人间孝子的各种愿求，使先亡父母及七世祖先能随愿往生各种净土。

儒家文化中的孝道篇2

关键词:《弟子规》儒家文化传统价值观现代价值现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主要包括儒、释、道三家。而儒学乃是中华文化中对中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影响最深远的一个方面,是构成中华文化的基础。儒学最大的功用就是教育,是对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素质教育。近百年来,由于在社会的变革中,我们一度提出打倒“孔家店”,对儒学的戕害很大,儒学甚至成了迂腐、保守、不思进取的代名词。近些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一些人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影响,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发生了扭曲,大到贪污腐化、生活堕落,小到言谈、举止不文明等不良现象时有发生。在国家大力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我们亟须加强社会道德体系的建设。很多仁人志士也认识到,重拾中国传统文化,在大众中倡导“学儒”,让儒学作用于社会,将对社会起到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从而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这几年出现的国学热原因就在于此。从幼儿园到大学校园,诵读国学经典的热潮正在迅速兴起。早在2004年,河南省漯河市的幼儿园就在孩子中开展了诵经活动,年龄最小的孩子才3岁,但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滚瓜烂熟;2007年4月,京城数百名小学生诵读经典迎接世界读书日;2008年,教育部下发通知,在中小学(幼儿园)、高校师生中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2009年,在洛阳市教育局的一份关于在全市中小学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的通知中明文规定:学生在学校要保证每天10分钟的诵读时间,在家保证10到15分钟的诵读时间。《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唐诗》、《增广贤文》、《治家格言》、《大学》、《论语》、《孟子》等成为必读篇目。这些现象说明了社会大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对传统价值观回归社会人生的强烈渴求。

在儒家文化的这些经典当中,《弟子规》是儒学教育的基础。《弟子规》根据《论语・学而》篇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余力学文”为中心编写而成,全文360句,分为总叙、入则孝、出则悌、谨、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以及附录,共九个部分。它虽然只有千余字,但它是用儒家文化提炼出来的做人规范,是儒家文化在人们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是儒家文化的精髓。

以孝为先

儒家认为,德行最根本的就是孝道,所有的道德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之上,一切善心都是从孝心开始的。整个儒家圣学,讲的都是孝,乃至儒释道三家的学问,一个孝字就可以概括。整部《弟子规》讲的也就是孝。

孝是做人的根本。《弟子规》开篇的“首孝悌”就强调了孝的地位和重要性。古人云:水有源,木有本,父母者,人子之本源也。人之所以能立于天地之间,是因为底下有根,根就是自己的父母。能想到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才能迁移到对社会、单位以及他人的感恩。有了这种感恩之心,个人的成就才能快速、才能扎实、才能长久。

对父母的关怀要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做起,“冬则温,夏则,晨则省,昏则定”,如果能够做到这些,那么走入社会我们也将会变成一个温良受欢迎的人。“出必告,反必面”,没有一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所以不论是离家在外还是回来,告知父母,不让父母为我们担心也是行孝的一种。孝养父母,不仅要养父母之身,在物质方面,要满足父母的需要,让他们能够衣食无忧,更关键的是能够让父母欢乐,养父母之心。“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养父母之心,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孝顺,而孝顺的另一层含义就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不让父母操心。要修身养性,洁身自好,让父母因自己的德行而骄傲;要勤勉工作,报效社会,让父母因自己的成就而自豪。“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不仅用来指父母,作为一个企业,客户也可以说是你的“父母”,我们常常说“顾客就是上帝”,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这个企业就可以长盛不衰。作为一个企业的员工,如果你对待工作能够做到“应勿缓”和“行勿懒”,那就一定是个有进取之心的人,长期坚持,一定能在自己的领域内受到领导的重视、同行的爱戴,一定能积累起好的人脉、人缘,为自己事业的成功奠定良好的基础。

“国以人为本,人以德为本,德以孝为本。”《弟子规》从个人修为做起,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它强调做人要从人性的原点――“孝”出发,首先修养身心,当德行充盈,在家就可以让家庭和谐,全家长幼有序,共享天伦;治理国家就能起到身先士卒、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从而带领并影响自己的团队、国家,共同建设幸福家园,共谋和平安宁。相反,一个对自己的父母都没有孝心的人,更不会爱护别人和社会大众,这样的人即使能力再强也难以担当起社会的责任,说不定还会造成对社会更大的危害。

以信为本

“信”在儒家文化中为五常之一,即所谓“仁、义、礼、智、信”之信,也就是守信、诚实的意思。在《论语》中,信就是不欺诈。践言失约、谋事不忠、负人财物、缓急不周、知过不改等都不是“信”的行为。在中国蒙学教育中,“信”始终是重要的教学内容。《千字文》中说:“信使可覆。”意思是说和人约信,务必诚意,诺言一定要兑现。《左传・宣公二年》:“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儒家文化对于“信”的高度重视和“信”在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做人之本、立国之基、交往之道。《弟子规》更是把诚信当做做人的一个重要的道德指标。“事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儒家认为,在待人接物中,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以诚信作为基础,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不可轻易许诺。凡是自己做不到的,就不要随便应承,因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欺诈和信口雌黄,在儒家的观念里,是最不可容忍的大错。你可以能力不足,你可以不善言辞,这些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毛病,但是只要你慎言慎行,诚实守信,就能得到别人的信任。

然而在当今,能坚守诚信并将其发扬的人已越来越少了。在金钱、物质、利益驱使下,一些人已无情地将诚信丢弃一旁,追逐名利,成为他们新的目标。由于缺乏社会信用体系,人与人之间已出现严重的信任危机。“三鹿奶粉”事件、肯德基的“秒杀门”事件等,让我们想到,诚实守信,不仅是做人之根本,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深刻的教训告诉我们:全社会倡导诚实守信、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不仅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基础,也是提高国内外市场竞争力的必然要求。总书记讲的“八荣八耻”中也说道:“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如果一个人能诚实守信,就能打造出可靠的个人品格形象,就能用这种人格魅力吸引一大批有德有能的人合作共赢,小到幸福自己的人生,大到管理一个组织、单位甚至国家;如果一个企业能诚实守信,能对自己的员工负责,能对消费者负责,必然能打造良好的企业口碑,获得良好的声誉。如果全社会都能形成诚实守信的风气,我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就容易得多了。

以爱为要

儒家所倡导的爱,通常表述为“仁”。《论语・颜渊》中讲道:“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那么爱哪些人呢?在《国语・晋语》中说:“爱亲之谓仁。”孔子自己也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孟子也说:“亲亲,仁也。”也就是说,“仁”是从爱自己的亲人出发,爱亲人是产生爱的基础。到了《弟子规》中,其所爱的对象除了自己的亲人之外,更是推己及人,成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一种大爱。也就是说,儒家的爱是有层次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弟子规》中似乎也可以这么理解,先用“见人善,即思齐”,用“非圣书,屏勿视”的方式提高个人修养,从爱亲人开始,进而爱国家、爱整个天下。当爱推己及人,当朴素的爱亲人的情感进一步升华为爱他人、爱国家、爱世界时,爱的境界也就得到了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变得更加博大。

“泛爱众”就是站在宇宙的高度俯瞰芸芸众生,对人类的生存和相互之间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产生深深的慈悲。儒家文化认为,要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心中有大爱。《弟子规》中还有这样的表述:“凡是人,皆需爱,天同覆,地同载。”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共享一片蓝天,我们有着一样的血肉之躯,爱是我们共同的需要,爱中有我们共同的利益。我们常说“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就是说爱不仅有益于别人,也有益于我们自己。“行善最乐”、“施比受更有福”都是爱的至高境界。因为有个比喻说,爱就是杯子里的水,溢出来的那一部分才是真正的爱。爱让我们充满力量,爱让我们幸福充盈。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不吝惜自己的才华,不吝惜自己的财物,如果有多余的,及时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让我们杯子里充盈的幸福,自然而然地流向朋友、亲人、社会大众。爱心也是可以相互传递和影响的,给予不但让我们自己得到快乐,还同时在和他人分享快乐的过程中得到爱的回馈。

当今社会,人类已经进入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科技日新月异,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然而人们的幸福指数并没有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长,相反却因为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而造成人人焦虑困惑、心灵难安。因为崇尚物欲、贪婪自私,让人类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浮躁和癫狂。因为缺乏对自然的爱,科学技术也就成为一些人掠夺大自然和人类同胞、聚敛物质财富的工具。大自然在人类的贪婪索取下已是满目疮痍、遍体鳞伤。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已危及大部分物种的存活,这也将最终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由于缺乏对他人的爱,在利益面前,人与人勾心斗角,兄弟反目,父子成仇,朋友分道,同事拆台。看看电视报纸,这样的闹剧惨剧天天都在上演。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基本的伦理共识,一个人,如果没有基本的道德底线,那将是非常危险、非常可怕的。再严密的法律,也代替不了道德的力量,而只能是道德规范的延伸和补充。因而,重拾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让儒家文化中好的做人的道理滋养现代人枯竭的心灵,对于当代社会制度的安排和秩序的设计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有一段文字,后来成了他墓碑上的铭文:“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康德的星空是自然的天道,康德的“道德律”就是我们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明明德”,是《弟子规》中的“孝悌”、“谨信”和“泛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是人类的超越自私自利的天地大爱。有了这些美德,我们的生命才会出现勃勃生机,我们的社会才会安定和谐,我们头顶的星空才能清明静美!

参考文献:

1.吴予敏:《从儒家文化到近性评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读书》,1987年版。

2.曾华东、甘筱青:《儒家文化中“和”“同”思想及其发展》,《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版。

3.唐贤秋:《关于诚信若干问题研究综述》,《道德与文明》,2005年版。

4.陈根法:《儒家诚信之德及其现代意义》,《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2年版。

5.钟茂森:《金融危机的省思和出路――大变局下找寻中国精神》

儒家文化中的孝道篇3

关键词:孝;论语;孔子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美德之一。其实，孝的思想早在孔子以前就已产生，在西周的铜器铭文之中“孝”字从老从子，象征老人扶子之行，象征年轻人搀扶族中老者。“孝之本宜，恐非限于父母，诸父诸祖亦应善事。”(《金文诂林》卷八)在远古的氏族和部落社会之中，“孝”的意义是很广的，是指对本族中年长者的尊重、敬爱、赡养和祭祀[1]。随着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和社会长时间的发展，“孝”也由对族中老者的尊敬变成对父母的关爱，成为处理家庭内部关系的重要伦理规范，甚至在今天，对生者的“孝”更为受到重视。但是综观《论语》里的孝道思想，跟上古时期更为接近，那就是“孝”不仅仅是对父母的义务，还是忠于国家的品德基础，是成为一个合格的士的标准之一，在孔子那里，孝不仅是物质上的供养，更是精神上的抚慰和祭奠。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必然引起传统意识形态的动摇，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状况之下，传统宗法社会中维持人际关系的孝道思想也受到了严重冲击，子弑父、臣弑君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整饬社会秩序，重建孝道伦理的过程中，孔子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孔子认为“孝”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根本及其发展的前提。《论语》记载了孔子的学生有子所说的一句名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也。”这句话是说，孝悌是做人的根本，人之行莫大于孝，为人者如果做不到孝，那其他的品质也就无从谈起。有子继承的是孔子的思想，可是说这是对孔子孝道思想的延展，孔子自己也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凡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在另一本儒家经典《孝经》中还有一句话说:“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儒家从理论上肯定了孝是人伦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仁”是孔子强调为圣人的必要准则，而孝作为仁的内核，可见其地位之重要。有子认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犯上和作乱即为不忠，孝悌者鲜犯上而无作乱，是忠君爱国思想的拥护者。我们现在常说“孝顺”一词，似乎孝敬就代表着顺从长辈或者权威的意志，那孝是不是就是愚忠和逆来顺受?很多人因此产生误解，批判《孝敬》的愚昧和保守。其实，仅就这一点，孔子早就给出了答案。有一次，曾子问孔子，“孝”是不是就等于“从父之令”，缺乏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价值的准则呢?孔子的回答是:“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在“孝”之外，孔子还用了另一个道德的准则“义”来规范它的实行。如果上级或者长辈言行不已，就可以阻止或者不执行。可以看出，“义”作为一个概念是超越了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的，《荀子子道篇》记载了同样的一段话。鲁哀公问孔子同样一个问题。子贡认为“子从父命”就是孝。孔子说子贡是“小人”。孔子指出“子从父”不能说子“孝”，臣从君，也不能说是臣“贞”。孔子说:“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总而言之，“孝”是子对为什么要从“父之令”的审慎的把握。把握的标尺就是“义”。“孝”由此就成为小辈或者臣子依据一种更高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准则，根据一定的认识论方法处理与君和父的关系的一种品性。在这种解释思路下，“孝”不是无原则的服从，“孝”是学道的表现和成就，是对自己内心最高价值准则的服从。“孝”不是对长辈和上级的单向的义务。

其次，孔子认为在精神上的孝，意义远大于物质的供养。关于这一点，孔子在《论语》中多有论述，对于不同弟子的提问，他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是其中的要义都是一致的。他认为一般人所说的养就是孝的观念是有问题的。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孔子认为，就是家里豢养的动物，都能在物质上被给予很好的照顾，那么给父母的物质供养就不足以成为孝与不孝的分界线。能够区分的只有抽象的情感。所以色是难的，要做到面对父母的时候，不厌烦而有愉悦之色，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做到的。如果整天摆着一副臭脸，父母就是天天食鲍鱼吃燕窝也不会开心的，父母最需要的是心灵的慰藉。看到这两句，心中感慨颇多，孔子的教导对现代人来说指导意义更大。在古代，交通不便，疆域窄小，出趟远门并非易事，正所谓“父母在，不远游”。但是今天，除了农村那些出不来的人，还有多少人愿意固守家园，守护自己的父母?的确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身不由己，繁忙的工作，又有谁考虑到父母的感受?每当我们推说加班加点而没空探望他们的时候，我们是否记得孔子的教诲?那首《常回家看看》在大江南北的走红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一点，我很佩服孔子，他洞察到了人内心的想法，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症结所在。在父母眼里，子女的陪伴和关切比物质的丰盛要重要得多。所以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忧。”是的，既然是孝子，那他在物质和言行上的态度就不会受到父母的微词，唯有疾病，是天灾，很难由人力控制，是父母和孝子都没有办法的。这种疾病，不是自身的不注意造成的。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毁。”所以自然的病症成为父母也是孝子最无能为力和担忧的事件。另外，孔子还说:“孝哉闵子骞，人不间於其父母皆弟之言。”对于父母对自己孩子的看法，向来都被认为有主观的成分，但是人们不会对孝子父母对孝子的看法有怀疑和不好的评价。孝道作为人伦之一，那个时代是大家很重视并且有目共睹的，如果是公认的孝子，那么他的言行对社会就有一定的示范作用，成为道德楷模式的人物。此时，就连父母家人也变成了“孝”的监督者，他们的言行是有公心且可供参考的。由此可见，孝在当时已经被提升到了一个怎样的高度。

再次，孝道对政治能够起到作用。除了间接地从孝到忠，孝道还可以淳化社会风气，教化大众，安定社会。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孔子认为，在家族里对长辈的孝敬，对兄弟的爱护，可以维护一个家族的正常次序，这是有利于社会安定的，当然是为政的一个方式。孔子还解释说: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在他看来，倡孝实际上就是一种用德行来影响政治，作用于社会与百姓，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治国方略。因此，孔子及儒家主张用孝教化百姓。“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孝经广要道章》)对人们“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为人君者也。”(《孝经广至德章》)这样社会就会稳定，形成“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的局面。《孝经》可谓儒家经典，虽然直接吸收孔子的思想不多，但《孝经》对孝的思想的阐发可以说是继承了孔子的传统，又生发开来的。特别关于孝和政治的关系，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想法。先秦儒家孝道所具有的政治功能和教化功能，使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在中国社会舞台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从汉以后“以孝治天下”的格局贯穿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我认为，西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举孝廉的政策应该就是儒家孝学说影响巨大的有力证据。举孝廉之人，直接为官，看来孝真是与政治不可分割了。到了元明清时期，很多文人创作的戏曲和小说更是体现了用孝来教化大众的思想倾向。比如《琵琶记》、《任孝子立地成神》等等。

最后，《论语》中提到，孝不仅是生养，还是死葬，不仅是对人生前的尊敬，更是对死后亡灵的尊重，慎终追远，这才是孝的完结。比如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於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里的“违”应指的是违背礼节。就是说不管长辈是否在世都必须按照礼节来侍奉他们。对于死去的人，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於父之道，可谓孝矣。”杨伯峻将“道“解释为父辈合理的东西，引发了学者的争议，有人认为，三年不改，难道超过三年就可以把合理的东西改掉吗?我觉得这是钻牛角尖，孔子说过，顺从并不是孝，这里应当采取杨的解释，即在父丧的三年之内，尊重父辈遗留下来的合理的教义，三年之后，可以添加或者根据具体要求进行修订，但是对合理的东西至少保证三年的不变化。没有什么对错只之分，只不过时移事易，对待不同的事件一定有不同的正确防范。对于丧葬的礼节，孔子认为并不是越隆重奢靡越是孝。正如前面所说，孔子重视的是心，而非物质。同样在论语中，他说:“礼，与其奢也，凝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儒家在强调“哀戚”的神色，必须是发自内心的忧伤，就是对死者最大的祭奠。同时，儒家又认为这种悲哀之情是有节制的。要“致乎哀而止”(《论语子张》)要有三年之祭，“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但“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而对于丧祭之事，孝子必须恭敬严肃，孔子说:“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丧事不敢不勉”(《论语子罕》)表达了在祭祀时对先辈要虔诚。

可以看出，虽然在《论语》中，只有十九处明确地提到了“孝”，但是那些关于祭祀、关于忠、仁的阐释也是跟孝不可分割的。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理解，“孝”乃是研究孔子甚至儒家思想绕不过去的一条重要线索，从《论语》到《孟子》、《荀子》和孝经，以及后世诸多的儒学经典，都清晰地记录了“孝”的发展轨迹。无怪乎有学者认定，中国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孝的文化。当然在谈到孝道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过分绝对、片面地愚孝和死板遵守儒学教义对民族精神的伤害，对于每一种思想，我们都应当审慎和警惕，保持客观的研究姿态。

参考书目:

(1)鲁行经院学报范玉秋林雨2002年第5期论《孝经》对孔子“孝”的思想的发展

(2)东岳论丛2005年5月第26卷第3期黄开国先秦儒家孝论的发展与《孝经》的形成

(3)《孝经译注》汪受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4)《论语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第2版

(5)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1期李淑霞论孔子思想中的诚信与孝悌问题

儒家文化中的孝道篇4

[论文摘要]儒家不仅包含丰富的道德内容，也包含宗教内容。儒家认为，人死后魂魄分离，通过招魂仪式可以让死者复活；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是快乐的，人害怕死亡；孝道是对在世父母、长辈的尊重，通过祭祀祖先以期盼先辈们获得再生

传统的儒家观点过多强调其道德内容，忽视其宗教内容。儒家产生于崇尚礼治的鲁国，夏、商时代，黄教盛行。到了周朝，虽然身教仍然普遍，但人们开始崇尚礼治，注重对人的关怀，认为国家稳定需要贫民生活安定，行为尊崇一定的规范。儒家理论就是对当时鲁国人行为规范的系统化、理论化。儒家理论两千年不衰是因为他规范的行为准则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有人认为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国家，儒家文化的影响力正在下降。笔者认为，儒家文化的道德内容适合农业社会的生产关系。到了工业社会，必然要有新的道德内容来丰富和发展儒家文化，但这不等于儒家文化的消失。而儒家文化的宗教内容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东北亚洲社会。

本文浅析儒家的宗教内容，使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儒家，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出新的儒家道德规范以适应现代信息社会的要求，为全球化的人类找到共同的道德标准。

一、神、生、死

l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文化的大量涌人对东北亚洲国家(

孝道中涉及现在是自己、过去是父母祖先、未来是子孙。孝道中总是晚辈孝敬长辈。一个人是先辈的复制品，先辈又是他们先辈的复制品。由于一个人是他先辈的另一个自己，也就是他父母或祖父母的另一个自己，所以，他存在时他的先辈也存在。换句话说，他一个世纪前活着，他很多世纪前就活着。甚至可以说从生命的开始他就存在。如果可以用生育后代这种方式继续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死后就能复活。为逃避对死亡的恐惧，他们寻找到了一种缓解恐惧的解释。他们发现他们很早以前就存在并有可能永远活着。这样就不再害怕死亡了。

当然，这种对死亡和死后的解释与生命的理论是自相矛盾的。由祭祀祖先、孝敬父母、养育后代三个部分组成的孝道是理论上的生活。是一种表达永久生存的愿望，一种宗教理论上的可能性。儒家的死亡观认为，人是一种可能永久活着的生命。死者的魂在上界漫游，而魄在下界游荡。但通过对死者魂魄的召唤仪式，魂会回到期盼的世界。此外，魂可以附在后代这个复制品上继续留在这个世界。这样死亡就不再可怕。家庭和后代的存在也就是自己的存在。这就是东北亚洲人修墓并热切盼望后人来扫墓、纪念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菩萨或者其他的神对死者都没有用。修墓是儒家思想，而与东亚流行的佛教没有任何关系。

人们普遍认为，儒家是东北亚洲人的指导思想。东北亚洲人相信灵魂的存在、使用黄教召唤死者灵魂。这对建立儒家理论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东北亚洲人容易接受儒家教诲的原因。东北亚洲人的信仰至今尚在，如至今流行的祭祀祖先活动。在日本新兴的宗教里，赐福于新生儿或从背后赶走恶魔的净化仪式在日本仍很流行。

值得提出的是，祭祀祖先的行为并非来自佛教。佛教认为，除了进入极乐世界者，人死后的灵魂必须悬挂7个星期，而本身并无任何意义的尸体就焚烧了。在这49天里决定这个死者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地位。这种地位取决于他在有生之年行善作恶的程度。据说多数死者在这段时间能重获新生。但也有的魂被送进地狱成为恶鬼或再生成各种动物。所以，死者的亡灵在49天内必须有个去处。从理论上讲，第5o天以后，死者的灵魂就不存在了。因此，修墓等祭祀祖先的仪式尽管现在佛教徒里随处可见，却与起源于印度的佛教无关。东北亚洲人如此强烈地信仰灵魂的存在，以至使佛教传人东北亚洲各国后变成了贴附有儒家死亡观的东亚式佛教。基于东北亚洲人的这种信仰，儒家因此创造了祭祀祖先、孝道的思想。

三、孝道中的宗教含义

孝道的内容之一是孝敬父母。父母活着时，孝是一种礼仪，如为父母祝寿、婚礼中拜父母都是用仪式表达对父母的孝。父母故去后，孝表现为祭祀父母。祭祀活动形式上就源于儒家以前的黄教。因此，孝本身就包含有宗教内容。在长期的尽孝习惯中，产生了家庭伦理，家庭伦理又是周礼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儒家的思想内容之一。

儒家家庭生活里的重要仪式包括纪念生日、婚礼、葬礼和祭祀祖先。其中最重要的是葬礼。葬礼的质量和水平成为其他礼仪标准。父母去世是最悲伤的，因此，父母的葬礼也就最庄重，而家庭其他成员的葬礼则相对简单些。各种礼仪如生el、婚礼、葬礼和祭祀祖先都以伦理为基础。伦理是各种礼仪的内在约束，礼仪形式总是在伦理的制约中。在各种礼仪活动中，个人情感的表现都将受到限制。比如，在举行葬礼的地方绝对禁止欢歌笑语。

儒家文化中的孝道篇5

关键词：儒家；孝伦理；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2-0034-02

“孝”是儒家伦理体系的起点，是人心向善的道德根源。何为“孝”？《尔雅·释训》解释为“善事父母为孝”。《说文解字》将孝解释为“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善事父母”，指的是子女要好好照顾、侍奉父母；“从老省，从子”，是从“孝”字的结构来看，它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老”字的上半部分，下面是“子”字，意为子在下面侍奉上面的老人。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援引谢幼伟先生的观点说：“中国文化在某一意义上，可谓为‘孝的文化’。”

一、儒家孝伦理的基本内容

《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儒家认为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一切教化都是由它而产生出来的。那么，作为一切道德根本之孝具体包括哪些方面？杨国枢先生将其归纳为：敬爱双亲；顺从双亲；谏亲以理；事亲以礼；继承志业；显亲扬名；思慕亲情；娱亲以道；使亲无忧；随侍在侧；奉养双亲；爱护自己；为亲留后；葬之以礼；祀之以礼。杨维中先生将其概括为五个方面：养亲：即子女对父母的奉养；尊亲：对父母，不仅要做到奉养，还要从人格上尊敬他们，使父母得到精神上的愉悦满足；遵亲：顺从父母的意愿；礼亲：对父母的奉养符合周礼；光亲：主张一个人要在社会上建立功业，以光宗耀祖。肖群忠先生认为儒家的孝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事生；事死。其中事生包括养、敬、忧、谏四个方面，事死则包括俭、哀与不违三个方面。本文从养亲、敬亲；尊亲、谏亲；祭亲、继亲三个层次，六个方面来阐述儒家孝伦理的基本内容。

第一，养亲、敬亲。养亲，就是要求为人子女者要“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满足父母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使他们居有其所、腹有所食、体有所衣，衣食住行皆能有养。根据《礼记·祭义》中曾子所述：“孝用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养亲仅仅是做到了“其下能养”，更高层次的要求就是尊亲：使父母感受到精神上的奉养，以满足精神上的需求。《论语·为政》中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即子女做到能养不代表就是对父母的孝，而是要做到更高层次的“敬养”。即从满足父母物质上的需求提高到满足其精神上的需要。

第二，尊亲、谏亲。《孟子·离娄上》曰：“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孟子认为，孝亲有“养口体”和“养志”之分。满足父母物质上的需求而不顺从父母的意愿只是“养口体”，而“养志”不仅要让父母衣食无忧，还要按照父母的意愿行事。孔子在《论语·学而》中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於父之道，可谓孝矣。”也就是说，父亲健在的时候看儿子的是否孝，就要看儿子的志向是否与其父一致；父亲去世后，要看儿子的行为是否符合父亲生前的志向。父亲去世三年儿子也不改变其父生前的行事原则。只有这样，才算是做到了孝。儒家孝伦理在强调尊亲的同时，提出了“谏亲”。所谓“谏亲“是指父母的行为处事有什么明显不对的地方，作为儿女有义务向父母委婉的表达自己的意见，提醒父母改正。如果父母没有听从自己劝谏，自己也不得心中不满进而产生怨恨，还是要恭恭敬敬的对父母尽孝道。

第三，祭亲、继亲。儒家孝伦理在人们对父母事死方面和事生有同样的伦理要求。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就是说，父母活着的时候要按照礼节奉养他们，死后要按照礼节安葬他们，祭祀他们。按照《孝经·丧亲章》所说，就是要“为之棺椁衣衾而举之，陈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父母在世之时，对他们恪尽孝敬之心，父母去世以后则怀着悲哀之情料理丧事并时常缅怀祭奠他们。作为孝子如果能做到这些，就算完成了自己的根本义务，履行了对父母生养死葬的道义。

二、对现代社会孝行异化的剖析

所谓孝行异化是指现代人“善事父母”的行为的方式方法脱离了孝道本身的伦理要求，从而使之丧失了孝道本身应该具有的道德价值。当前社会上孝行的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不赡养父母。自古以来，赡养父母都是为人子女应尽的社会义务和道德责任。在子女年幼尚无能力自立的时候，是父母含辛茹苦把子女抚养成人，而当父母年老体衰，作为子女天经地义的负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反观时下每年的节假日，很多在城市生活的人，宁愿选择旅游，甚至宁愿到乡村体验农家乐，也不愿意回到老家看望父母。《孝经·五刑章》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如果按照《孝经》所说，在三千罪名之中，不孝敬父母是最大的罪责，那么子女连最起码的赡养义务都没有做到，不知当以何罪论处。

第二，养而不敬。很多人认为做到了赡养父母就是对父母行孝，没有意识到孝首先要求的是子女对父母发自内心深处的爱。这种爱不仅仅是因为血缘的关系，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殊本质要求。有许多人认为所谓的孝道，就是以优越的物质赡养父母。当父母健在，是否仅仅就是物质上赡养就够了呢？其实孔子说的“礼”还包括用尊敬的心对父母进行生活上的照应和爱护。孝道第一首要是敬，是属于内心的。孝心不是做做样子，对父母的敬，是要打心眼里发出的，不是为了怕别人笑话不孝而做出的虚伪举动。也不是知道要孝，就故意以大宗的礼品招摇过市，向邻人显摆来表示自己的孝心，而平日里从不在意父母的冷暖心情。当这些“赡养”之幌子被拿开，当其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其真实“赡养”之心不知会伤父母之心，国人之心到何种程度？

第三，轻事生，重事死。有一句俗语说道：“在生不孝，死了拜耗”。有些人对父母在生不尽孝道，父母离世了倒尽孝道。父母生前，子女对父母不管不顾；但是死后的丧葬，却办的风风火火。但事实是，只有生前活的“尊严”，才能死的有“尊严”。老人怎样才能活的“尊严”？无非就是儿女的孝顺。儿女的孝顺体现在哪里？体现在老人的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终。很多人在父母生前不养，不孝，不敬，而在父母去世之时却因忌惮于世俗而大肆的操办丧事和祭祀活动，甚至不惜重金为父母修建豪华的墓地和祠堂，还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就是对父母的大孝。殊不知，父母需要的仅仅是为人子女者对其生前的一片孝心而矣。子女不重事生，反重事死，岂不与父母的意愿背道而驰？这又谈何之孝心？

第四，愚孝。儒家提倡孝，特别是汉代独尊儒术，以孝治天下，每一个皇帝去世以后，在谥号前都加一个孝字，如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等。后代流行于世的一对口号是：君叫臣死，臣不死，臣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子为不孝。今人称此口号为愚忠愚孝。“愚孝”之所以为愚，是其只重动机，不重效果；只重形式，不重内容；只顾自己，不顾他人。从根本上说，不是真正的孝道。即子女以孝之名，对父母的命令不分是非曲直，不必有理性的判断，只需一概无条件的遵从。这与封建社会遗留下来家长制权威不容置疑不无关系。儒家提倡“以孝治天下”，后来却演变成“父叫子亡，子不亡，子为不孝。”若在古时，人们出现这种观念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那时社会还太落后，“三纲”中的“父为子纲”地位在人们心中太重，太难以撼动，这是历史和时代的原因。可如今，社会在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在解放，为什么现在还会有那么多的人“愚孝”呢？如果长此以往，子女在对父母尽孝的过程中，便形成了自身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绝对服从权威的奴化性格。

现代孝行异化情况之复杂、涉及的地域范围之广泛、人数之众多，足以说明孝行异化已经成为一个亟待关注的社会问题。

三、儒家孝伦理的当代价值

儒家孝伦理是古代社会中国人最高的道德准绳和行为规范，不论时代如何进步和改变，作为根源于人类血缘关系的“孝”，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影响着中国历代人们的思想，始终凝聚着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关系，而且也起到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作用。

第一，提倡孝伦理有利于家庭和睦。我国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经济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这就决定了我国在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时，作为社会组成部分之家庭必然要承担养老之责，子女必然要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加强孝伦理建设，使子女懂得对父母不仅要进行物质上的赡养，而且要进行精神上的赡养，让父母“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第二，提倡孝伦理有利于培养爱国主义精神。《礼记·大傅》中说：“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称，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社稷”也就是国家，“重社稷”也就是重视国家、热爱国家的意思。中国人的爱国心不仅包含着对故乡土地的情感，而且包含着对祖先的崇拜。所以拥有着共同祖先的中华儿女不论身处何地，都时刻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时刻不忘对祖国的统一和复兴所应尽的义务。这种情感就是孝子对祖国的孝养，是爱国精神的体现。提倡孝道，有助于将全世界的华人紧密的联结起来，有利于培养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第三，提倡孝伦理有助于将孝从家庭伦理提升为社会伦理。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是解决社会老龄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完善现实养老机制的需要，也是当代家庭养老的重要保证，有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老年人绝对数量最大和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养老问题是我国的重大战略任务之一。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足，“未富先老”，这就决定了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目前最基本的养老方式。尤其在农村，依靠家庭养老更是老年保障的重要形式。这样，传统孝伦理的现代价值也因此随之进一步凸现出来。因此，提倡儒家孝伦理，积极倡导尊老、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就有了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传统孝道不仅是一种扩展性的伦理规范，而且是一种开放性的伦理规范。它体现出孝伦理始于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社会组织进而扩展为整个社会，由个人私德扩展为社会公德的特性。所以，要把孝伦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启蒙教育开始，并使之成为终生教育的必修课。这样，就可以使人们认识到孝要从最基本的孝敬父母，关爱亲人开始，将爱的范围逐步扩展升华，最后达到泛爱众的道德情操。

总之，提倡传统孝伦理之精华部分的教育，规范社会家庭关系，树立尊老敬贤的时代新风是增强民族责任感和凝聚力的核心。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是十分有益的。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儒家文化中的孝道篇6

关键词：古代文化；古代医学；儒教；仁；孝

中图分类号：R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7)－10-0068-02

中国有着极其悠久的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医学就一直被认为是最具人文传统的一门学科，医生是最富含人情味的职业。在中国古代，医学被称为“仁术”，医生被誉为“仁爱之士”，行医治病、施药济人被认为是施仁爱于他人的理想途径之一。

一、文化是通过影响一个人的行为和心理来影响其健康状态的

古人云：“我命在我，不在于天。味用者夭，善用者延”。人的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生活习惯，而生活习惯正是文化的内容之一。我们古人也充分认识到了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中国古代医学强调“养德尤养生之第一要也”。并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提出了自己的健康标准：“天人和谐”、“阴阳平衡”、“五行制化”及恒动且衡动。指出：“人与天地共存”(《灵枢》)，“阴平阳秘，精神乃至；阴阳离绝，精气乃绝”。(《素问》)“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素问》)。这些健康标准亦是古代医师的对疾病的诊断标准。

二、文化尤其是哲学思想、观点和方法，不仅影响着医学所研究的健康与疾病问题，而且直接影响着医学本身的建构

中国古代文化对古代医学的影响较多的是儒家思想。儒家中将仁孝视为最高的道德原则，并将其推广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医学渐渐被定名为“仁术”了，成为践履儒家仁的最高道德标准的一种技艺。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出现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是大批儒者演变成医生，悬壶济世；二是作为医生的儒者，强调要用仁的道德标准作为行医的行为准则。在各个朝代，儒者转而专攻或兼通医术的例子不胜枚举，其基本推动力量就是儒家济世行仁的思想观念。

以儒家仁的道德标准作为医界的行为准则。大量的习医戒要、箴言、规格、医话等等之中，都将仁爱二字当作首要的要求。明代陈实功在《医家十戒五要》中谈到：“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或内或外，勤读先古明医确沦之书，须但夕手不释卷，――参明融化机变印之在心，慧之于目，凡临证时自无差谬矣。”明龚信《明医箴》开篇即言：“今之明医，心存仁义。”其予龚廷贤在《万病回春・医家十要》中说：“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明末人潘楫《医灯续焰・医乃仁术》一文不仅指出医者应该怎样去做，同时也强调了行医时应该禁绝的事。

孝与仁在儒家伦理道德范畴体系中关系十分密切，孔予在《论语・学而》中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孝道观对传统医学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医孝合一论虽然在北宋以前就已出现，但其并未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但在后来，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儒教把孝等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人人都不能违反的“天理”，具有无上的权威。在此种社会背景下，医家无不谈“孝”，甚至以“孝”治医。即认为知医为儒者分内事，而作为孝子亦必须懂医。因父母有病而萌志习医者，大有人在。这种医孝合一论显然包含有古代人道主义的合理因素，是有其一定进步意义的。

但是，这种医孝合一论是以孝为其根本的，而孝在封建社会后期已经被推向极端，认为“孝”的核心，就是子女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绝对服从父母，惟父母意志为瞻，否则就是不孝。“孝”乃“父为子纲”在道德观念上的反映。“忠”、“节”、“信”、“义”都不过是孝这一观念在君臣、夫妇、朋友、主仆关系上的运用和推广。吕祖谦则认为，子女孝敬父母是无条件的，说：“孝敬之心无间断，随遇随起。”(注：《东莱文集》卷十六，《礼记说》。)“父母不从吾辣，至怒。怒至于挞之流血，亦起敬起孝”(注：《东莱文集》卷十六，《礼记说》。)。至于为洗刷自己而形成父母之恶的事情，更是不能干的。随着儒家正统地位的口趋巩固，愚孝之风愈煽愈烈，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由于医儒关系的特殊性，许多怪诞、荒唐、愚昧甚至残忍之事，竟假医学之手而产生。其中最典型的是所谓“割股疗亲”。据宋张呆《医说》卷四从肉治赢疾》称：“(唐)开元间，明州人陈藏器撰《本草拾遗》，云：人肉治赢疾。自此间阎相效割股。”所谓“赢疾”即肺结核一类疾病，过去为不治之症。当孝子们得知人肉可治此绝症，无不互相仿效着从大腿上割肉以疗亲疾。事实证明，这种愚昧、残忍、荒唐的举动非但不能治病救命，而且阻塞了真正认识疾病病因和探寻治疗疾病正确方法的路径，其与科学理性是背道而驰的。

当然“孝道”对于古代医学发展亦起剑的阻碍作用，还不止以上所论。解剖学为一切医学理论的基础，然而在中国古代，此项研究活动却基本上未能开展起来，这与儒学孝道观的制约有关。《孝经・开宗明义章》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之说。另外，儒家尚有“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礼记・曲礼下》)的说教，结果发展到尝君父之便溺的极端，此与卧冰、割股、凿脑等一样，令今人所不齿。

另外，道家的思想同样对古代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占人从“天人合一”的视角出发，认为人为天地所生；与天地共有基础物质―气；与天地共守基本规律―道；人的形态与功能都与天地相对应；人要健康长寿就必须置身于天地之中，顺应天地之道。认为生命的本质是“气”的生化运动，而不是形。气的生化运动只能在机体存活的状态下才能存在。因此，我国古代医学不重视对死人的解剖观察法，而采用对活体的功能观察法。藏腑和气机虽隐而不现，但“形精之动，犹根本之与枝叶也，仰观其象，虽远可知也。”(《素问・五运行大论》)藏腑的气象性用必显于外，故医师可以司外而揣内。

三、文字和语言也是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对医学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