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政服务的风险(6篇)

家政服务的风险篇1

新的重大突破

2010年以来，中国信保积极响应国家“落实和完善出口信用保险等各项政策措施”的号召，紧紧围绕国家产业振兴规划和区域发展战略，不断改善产品和服务，着力推动外贸发展方式转变。截至今年9月14日，中国信保保险及担保业务共实现承保金额1269.3亿美元，是2009年全年的1.1倍。其中，出口信用保险承保金额达到1101.9亿美元，同比(下同)增长113.6％；投资和租赁保险承保金额44.5亿美元，增长43.4％；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承保金额765.8亿元人民币，增长29.3％；新增担保金额10.1亿元人民币，增长108.3％。出口信用保险服务的客户数增长51.6％，覆盖面进一步扩大。中国信保发展势头强劲，经营稳健，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支持我国外经贸发展的能力取得了新突破。

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出口的能力显著提升2010年以来，中国信保继续执行积极的承保政策，直接拉动了对新兴市场和部分远期放账业务的出口。1～8月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出口到俄罗斯、巴西、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的业务423亿美元，增长91.2％；支持出口到发达国家的90天以上长账期业务194.9亿美元，增长112.7％；支持出口到发达国家的远期信用证业务77.4亿美元，增长104.9％，直接拉动我国出口共计694.7亿美元，增长97.9％。

2010年9月9日，我国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的承保规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9月14日，承保规模已达1038.5亿美元，增长106.4％。

国家大型成套设备出口融资保险专项安排实施成效显著目前，中国信保累计获得国务院批准的“专项安排”项目68个，涉及合同金额210.9亿美元；共完成承保方案140个，涵盖43个出口国家，支持领域涉及电力、电信、铁路、船舶、石化、交通运输、航空等10多个行业。

今年，中国信保首次以优化风险分配的项目融资方式，承保了菲律宾某电站项目；首次以人民币出口买方信贷保险方式，支持了印度尼西亚某电信项目。同时，中国信保充分利用市场和政策性资源。着力提升我国出口融资的竞争力，在许多项目中协调使用了多种资金资源，加大了对国家战略行业的支持保障力度。

中国信保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从发展速度来看，出口信用保险承保金额2009年增长128.5％，今年1～8月增长108.8％，持续保持三位数以上的增速。从承保规模来看，今年1～8月，出口信用保险承保金额达到1020.9亿美元，占同期我国一般贸易出口总额的22.5％，比2009年(18.6％)提高了3.9个百分点。从准备金情况看，2009年至2010年8月新增准备金71.6亿元人民币，截至今年8月底，准备金余额达160.6亿元人民币，是2008年底的1.8倍。从风险控制情况看，中国信保不断强化对风险集中度、未了责任、最大可能损失、赔付率等指标的动态跟踪管理，积极安排再保险措施，业务风险控制良好。目前，中国信保经营稳健，总体风险水平在正常和可控范围之内。

与国际同业相比，日本NEXI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由734亿美元(2001年)扩张至1047亿美元(2006年)，历时5年；韩国K-Sure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从555亿美元(2005年)增长至1171亿美元(2009年)，用了4年时间；中国信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Jk406亿美元(2008年)，到目前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历时还不到两年。只要能够保持当前的发展势头，2010年中国信保出口信用保险的总承保金额和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的承保金额，都有可能雄居全球官方出口信用机构之首，在国际信用和投资保险人协会(即伯尔尼协会)全部成员中名列第三。

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作用全面提升

2010年以来，中国信保以国家外交、外经贸、产业、财政、金融政策为依据，不断提升和扩展出口信用保险的核心价值和服务内涵，使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在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促进出口结构优化。服务外贸发展方式转变为落实国家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及相关产业政策，中国信保确立了机电、高新技术、汽车、轻工、纺织、农产品和医药等七大重点支持行业，采取积极的承保政策，承保资源优先向七大重点行业倾斜，积极引导企业调整出口产品结构。今年1―8月，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支持机电产品出口492.8亿美元，增长126.9％；支持电子信息行业出口274.0亿美元，增长146.9％；支持纺织产品出口141.6亿美元，增长125.4％；支持轻工行业出口91.8亿美元，增长150.7％；支持船舶行业出口29.9亿美元，增长222.8％；支持农产品出口30.0亿美元，增长72.7％；支持医药产品出口36.2亿美元，增长86.7％。

截至今年8月底，中国信保支持汽车整车出口16.2亿美元，增长52.5％，高于同期出口增幅。1～7月，对汽车整车出口的渗透率较2009年底增长了6.5个百分点；目前出口信用保险对部级汽车整车出口基地企业的覆盖面达到90％。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促进了我国汽车整车出口的恢复性增长。

在大力促进出口产品结构优化的同时，中国信保还积极探索对服务贸易出口业务的承保。目前，已经为飞机维修、项目咨询、油井勘探、芯片测试等多种服务贸易出口提供了有力的风险保障。

海洋油田钻井服务的附加值较高，属于资金和技术都比较密集的服务贸易。为支持企业开拓国际服务贸易市场，促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中国信保创造性地承保了国内某公司为中东石油公司提供海上油田钻井服务的业务，承保金额达1亿美元。

配合区域发展战略，支持地方经济建设今年以来，根据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中国信保在遵循信用保险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调整和完善承保政策，大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取得了明显效果。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江苏、浙江和广东等出口大省，中国信保针对当地特色优势产业，适当加大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资源投入，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升级，重点支持了江苏省的光伏、船舶、轨道交通等产业，浙江省的装备制造、生物制药等产业，广东省的电子信息、家电等产业。截至9月14日，江苏省出口信用保险承保金额达到174.2亿美元，增长

149.2％，浙江省出口信用保险承保金额达到180.4亿美元，增长132.0％，广东省出口信用保险承保金额达到225.9亿美元，增长107.0％，有力地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贸易发展。

为配合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国信保加快了西部地区服务网络建设，将西安、成都两家营业管理部分别升格为陕西分公司和四川分公司，提升了对西部企业的综合服务能力。截至9月14日，出口信用保险在西部11个省市自治区的承保规模达到38.6亿美元，增长64.2％。同时，加大了对西部特色产业出口的支持力度。1―8月，中国信保支持陕西果业出口1.5亿美元，支付赔款40万美元。在新疆，中国信保重点支持了出口企业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为工程机械、石油相关设备以及番茄酱等农产品出口提供了风险保障。

为配合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中国信保健全了在中部地区的服务机构，增设了山西分公司，同时加大了对中部地区的承保政策支持力度。截至9月14日，出口信用保险对中部六省的承保规模达到57.9亿美元，增长171.7％。安徽某自主品牌汽车出口企业在信用保险支持下，今年前七个月的出口规模已达到去年全年水平。在江西，出口信用保险承保规模比2009年增长近5倍，对全省光伏产品出口的渗透率达到65％。

支持企业海外投资。贯彻落实“走出去”战略“走出去”战略是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家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国信保一直致力于发展海外投资保险和海外租赁保险，大力支持我国企业积极稳妥地“走出去”，打造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深化与各国的互利合作。今年1-8月，海外投资和租赁保险业务实现承保金额42.9亿美元，增长52.0％。

今年，中国信保为一批重点企业在东南亚的5个电力项目提供了投资保险，为四川某矿业集团成功收购澳大利亚某矿产项目提供了风险保障，为中集集团的集装箱出口提供了融资租赁保险服务。

助力“中国品牌”、“中国制造”进军海外市场2010年以来，中国信保针对不同企业的个性化需求，利用多种产品服务组合，重点支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企业出口，帮助中国产品提高全球知名度，提升中国制造的良好形象和国际影响力。联想集团、奇瑞汽车、海尔集团等一大批引领中国产业发展方向的行业龙头企业，在信用保险的支持下提高了国际化竞争能力，不仅在传统市场地位日益稳固，也在以往难以进入的市场打开了局面。联想集团自年初与中国信保全面合作开拓新兴市场以来，对俄罗斯、土耳其市场的出口规模已超过3亿美元。

大型成套设备出口是“中国品牌”、“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在“专项安排”执行过程中，中国信保不断强化市场导向，改进服务模式，创新担保方式，增强了出口企业和银行的信心，提升了我国企业在国际大型成套设备市场的竞争力。截至今年6月底，电力、电信等六大行业龙头企业在大型成套设备保险融资专项安排支持下，累计实现成套设备对外签约额439亿美元，增长9.48％。“专项安排”政策有效改善了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及海外市场布局，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在出口中的占比大幅提升，海外市场布局更趋合理，亚洲、非洲传统市场日益巩固，欧洲、拉美等市场拓展成效显著。目前，以哈尔滨电站工程公司、上海电气集团、东方电气集团为代表的我国电力企业，在发电设备产品全球市场的占有率，已超过了美国GE、德国西门子等全球九大电力企业。华为、中兴等民族企业在世界电信行业已经名列前茅。

创新服务模式，积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针对中小企业经营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国际竞争力弱等特点，中国信保出台了多项促进中小企业出口的承保措施，成效显著。2010年1～8月，中小型出口信用保险企业保户10840家，同比增长55.1％，投保规模达177.0亿美元，增长77.1％；支付中小企业赔款4074.2万美元。目前，中小企业已占到中国信保客户总数的75％左右。

今年4月，中国信保成功推出了“中小企业信用保险E计划”。该方案风险保障全面、投保成本优惠、操作手续简便，中小企业足不出户，就可以在互联网上办理投保手续。这一操作模式，深受广大中小出口企业的欢迎。目前，全国已有12个省的商务部门及各地20多家商协会，在他们的网站上开通了中小企业网上投保窗口。

便利企业贸易融资，增强企业接单能力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贸易融资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中国信保通过加强银保合作，为企业提供包括风险管理、融资便利在内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使更多的出口企业能够以更具竞争力的方式开展出口业务，增强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接单能力。

目前，开展信用保险项下融资业务的银行达到140家。今年1～8月，中国信保共为企业提供融资便利超过1300亿元人民币。

中国一家船舶制造企业出口德国船舶项目合同金额约为1.7亿美元，保险金额约1.4亿美元。受金融危机影响，欧美银行业流动性趋紧，融资能力下降，船东在当地融资遇到困难。中国信保会同有关银行积极跟进，以出口信贷的形式为该项目解决了融资，使得我国船厂的在手订单得以顺利执行，不仅支持了我国船舶工业发展，也带动了我国银行业进入国际主流船舶融资市场。

强化理赔服务，及时补偿客户出口损失为全力帮助出口企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信保加大了理赔服务力度。2009年至2010年8月，共处理赔案2207件，及时向出口企业支付赔款6.4亿美元。特别是今年以来，针对疑难复杂案件增加的特点，中国信保组建了30个技术小组，着力提高理赔服务，理赔业务平均结案时间比上年同期缩短了4天。在做好理赔服务的同时，中国信保积极发挥海外追偿渠道优势，切实帮助企业止损、减损，多管齐下帮助出口企业挽回经济损失。

今年3月，欧洲某船东因融资不畅在美国申请进入破产程序，拖欠我国船舶出口企业造船尾款2520万美元。这一案件不仅涉及出口企业、船东和抵押权人三方利益，而且涉及四国法律，案情十分复杂。中国信保充分利用国内外追偿渠道，迅速收集买方信息，对项目和减损措施进行深入分析、评估，协助出口企业向船东和抵押权人施加压力。在介入近100天后，成功帮助企业全额追回欠款。

进一步提升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服务水平

当前，世界经济逐步复苏。我国经济正处在由回升向好向稳定增长转变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仍然错综复杂。中国信保将始终牢记政策性使命，坚持“以政策为依据，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推进改革创新，加快业务发展，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综合实力，为实现外贸“拓市场、调结构、促平衡”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性金融服务。

大力推动外贸发展方式转变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导向，进一步加大对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承保力度，不断扩大客户覆盖面和市场渗透率。大力支持具有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深度挖掘重点行业市场潜力，促进重点行业龙头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为我国出口产品结构调整和升级发挥促进作用。

继续支持企业大型成套设备出口、开展国际工程承包和海外投资活动积极落实国家大型成套设备融资保险专项安排，加大对电力、电信、轨道交通、船舶等行业的承保力度；积极支持企业开展海外工程承包，在促进中长期资本项目输出的同时带动一般贸易出口；积极贯彻国家“走出去”战略，研究海外投资保险领域的新的承保模式，大力支持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活动。

家政服务的风险篇2

当前我国经济处在新常态，经济运行趋势呈现出“L”型的特征，投资、消费、出口等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均面临着较大的挑战。消费领域，除房产、教育、医疗等涉及居民刚性需求的消费外，其他方面的消费动力不足；出口领域，由于全球经济的整体疲软、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已非常有限；投资领域，国家持续加大基础设施、铁路、公路、棚户区改造的财政投入，房地产的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及三级市场也带动了钢铁、水泥、家具等数十个上下游产业为GDP的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手段，财政政策对经??增长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015年1月1日实行的新《预算法》提出要创新投融资机制、支持重点领域建设，随后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也明确提出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特定的时代背景赋予了PPP模式的历史使命并给予其广阔的发展空间，以发改委、财政部为主的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均大力推广PPP项目，力图通过PPP模式创新投融资机制，以财政资金撬动民间资本，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PPP模式本身也暗含着一些风险，特别是财政资金的风险，因此，如何客观分析PPP对于财政的积极作用，识别并管控PPP模式中的财政风险是需要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二、PPP模式的基本内涵与适用领域

PPP模式缘起于西方国家，是在西方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和政府管理水平不相匹配的情况下催生出来的一种公私合作模式，在借鉴西方国家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之上，我国的PPP模式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学者和企业家们的广泛关注和普遍参与，中央政府也对PPP模式的适用范围作了明确的界定。

1.PPP在西方兴起的经济社会背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政府规模不断扩大，政府角色日益膨胀，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逐渐高涨。在经济危机和财政危机的阴影下，各种社会问题频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方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新公共管理理论应运而生，强调结果导向、顾客导向、管理者责任的新公共管理运动风靡西方各国，政府的职能被界定为“掌舵”而不是“划桨”，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政府的行为，认为政府应该将公共服务购买者和提供者的职能分开。在西方国家推行的绩效预算也更为直接的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提出了更为严格、量化的要求，也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提供了有效的监控手段。

2.PPP模式的内涵。贾康和孙洁将PPP定义为政府公共部门在与民营部门合作过程中，让非公共部门所掌握的资源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从而实现政府部门的职能并能同时为民营部门带来利益。根据财政部76号文件对于PPP的界定，可以看到PPP模式实际上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在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建立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社会资本通常承担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工作，并通过“使用者付费”和“政府付费”两种方式相结合的付费机制获取合理的投资回报。因而，PPP模式的核心要素主要包括：伙伴关系、风险分担机制、利益共享机制及监督管理机制，PPP模式的形式主要有BOT（建设-经营-转让）、BOO（建设-拥有-经营）、TOT（转让-运营-移交）等。

3.适宜采用PPP模式的项目。在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中，并不是所有的项目都适合采用PPP模式，只有那些价格调整机制相对灵活、市场化程度较高、投资规模较大、需求长期稳定的项目才具有运用PPP模式的可能性。在李克强总理于2014年10月24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议中，水电、核电、电信、农业、环保、教育、医疗、养老、文化产业等都被作为我国PPP模式推广应用的重点领域。

三、新常态下PPP模式的财政效应评价

201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要继续实施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在我国各级政府不断提高财政支出中投资支出比例和逐步增加投资总额的背景下，一定要防范财政政策对于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PPP模式可以有效的激发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增强中国经济活力，助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但是PPP模式也给财政安全带来了一些风险因素和不确定性。

1.PPP模式对于我国财政的积极作用。

（1）缓解新型城镇化战略中的财政压力。城镇化率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当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基本上都达到了80%以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已达到了7.9298亿人，全国城镇化率为57.35%。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也提出了到2022年我国内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的预期目标。作为我国十三五期间的重要战略部署，新型城镇化对于去库存、扩大投资、提振消费有着重要作用，PPP模式可以拓宽城镇化建设的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机制，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刺激民间投资，激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并促进税收收入的增长。

（2）放大经济转型升级中的财政政策乘数效应。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要逐步淘汰或改造“三高一低”（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行业及企业，货币政策作为总量政策对于结构调整的作用比较有限，这就需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配合，总量调整与结构调整相结合，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可以通过城镇化基金、产业基金、创投基金发挥财政乘数效应，引导民间资本投入到符合产业结构升级要求的、具有竞争力和创新驱动型的行业和产业领域，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3）提高财政的规划性和可持续性。财务报告中对政府资产负债状况的完整披露、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的建立及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的推行及是现代财政制度的基本要求，PPP的模式下，公私合作的实质是政府购买服务，在当前PPP项目大规模上马的情况下，很多地方政府把大中型PPP项目纳入地方发展规划及政府重点工作予以推进，这在客观上推动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服务的提供上逐步向中长期财政规划模式进行转化。

（4）提高债务透明度，优化债务结构。高企的地方政府债务是我国公共财政的重大风险之一，与政府财务报表中显性的地方政府债务相比，地方政府通过投融资平台累积的富有隐性担保责任的债务更是无法得到真实的统计数据，这就导致了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高度交织在一起，而债务的不透明及不断积累则有可能引发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PPP模式可以帮助地方政府改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PPP项目的参与者不包括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以及地方政府控股国企，此举有利于政企进行债务分离，将一部分直接或间接的政府债务压力通过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转化为单纯的企业债务，减少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降低系统性的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此外，而且由于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项目效率会大幅度提高，也会提高债务的透明度。

2.新常态下PPP模式蕴含的财政风险影响因素。

（1）信用风险。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在实践中有多种形式，公私双方在资源投入及风险的承担方面存在着一种博弈关系和竞争关系。一方面，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以及资本逐利的天性，引入民间资本提供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风险，如果监管不力或是项目合作模式设计不合理，很容易造成财政资金流失、使用效率低下等结果。另一方面，PPP项目周期一般都比较长，地方政府换届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政策变迁会给民间资本一方带来潜在的不利影响，如果项目终止或发生重大调整，前期投入的财政资金也有可能打了水漂。

（2）投资过剩的风险。在国家大力支持PPP项目的背景下，发改委、财政部、地方政府均各自牵头PPP项目，设立PPP投资引导基金，这很容易导致PPP项目投资过剩，如果没有进行严格的项目评估，会加大政府的投资性支出，加重财政负担，影响财政可持续性。

（3）PPP相关法律法规缺位的风险。PPP模式中，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政府追求社会效益，如果缺乏统一有效的PPP运营监管，企业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会影响服务及产品的质量。当前我国推行PPP模式的政府主体比较多，也缺乏完善统一的PPP法律体系和实施细则，对于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地方政府对监管也只是做出一般性的笼统规定，很少涉及到在监管过程中各方责任的划分以及违约后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4）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的风险。对于地方政府而言，PPP项目的财政投入金额必须充分考量自身的财政承受能力。由于PPP项目一般时间跨度较长，而且除财政投资外，PPP项目还涉及到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在项目的全生命周期内，地方政府必须统筹平衡好财政收支的关系，防范潜在的财政风险，这一点对于我国中西部欠发达的省份和地区尤为重要。

（5）隐性债务的风险。经济新常态下，为有效管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新《预算法》给了地方有条件的、适度的发债权，同时加强地方政府债务性管理，地方政府不得通过投融资平台进行变相融资，增加隐性债务。在实际推行PPP项目的过程中，某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民间资本，甚至会采用承诺固定收益和回报率的方式来吸引民间资本，这就使PPP项目从股权合作变为债权融资，PPP也就演变成了一种融资工具，政府的债务风险进一步放大。

四、PPP视角下的财政政策工具创新及风险监管的政策建议

为充分发挥PPP模式对于财政的积极作用，应当将加大财政政策工具创新力度和提高?政风险管理水平作为政策建议的两个方向来予以分析。

1.运用PPP理念创新财政金融合作模式，加强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PPP发挥着撬动民间资本，引导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的战略作用。在有效管控财政风险的同时，还应该创新模式，PPP的核心理念是公私合作，充分发挥公私双方的各自优势，其在实施形式方面的最大特点是灵活多样，因而在推行PPP模式的过程中，应不拘泥于传统的合作模式，运用PPP的理念，充分发挥财政和金融工具的作用，开拓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在我国的PPP项目创新实践中，经过梳理和总结，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创新模式可以借鉴：以包括科技投资、科技担保、科技租赁、科技信贷、科技典当、知识产权投资运营等多样化融资服务为支撑的科技金融服务；以高新企业、高效率的基础产业为主要投资标的的产业基金；以鼓励“双创”为目标的创投引导基金；高度整合基金管理公司、政府平台公司、金融机构、企业和自然人各方资源的城镇化建设基金等。

2.打造政府、企业及社会多方参与的PPP项目监管机制。PPP项目多涉及基建、道路等一些国计民生的领域，虽然引入了民间资本，但是PPP项目的初衷和目标还是要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同时确保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政风险，这就需要PPP项目所涉及到的服务购买者、服务提供者和服务对象三方各司其职，厘清各自的权责边界，共同对PPP项目进行全方位的监管。政府主要通过项目、合作方筛选、制度供给、财政投入、财政补贴及税收优惠的方式保证并监控PPP项目的合规运营；企业主要通过资金投入、现代化企业管理及项目管理的方式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社会大众作为纳税人、服务对象及使用者的角色，要对财政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由于事实上作为纳税人的社会大众对PPP项目监管缺乏直接有效的参与方式，社会大众更应该从顾客、使用者的角度去用脚投票，用市场的力量去监督、约束和引导PPP项目，确保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3.统一PPP项目管理机构，健全PPP法制建设。目前，从国家部委层面来看，发改委和财政部都在力推PPP模式，各自也有不通的标准和偏好；地方政府也在推PPP项目，力图通过该模式解决地方财政财力不足的问题。控制PPP项目的财政风险，首先要对PPP项目在中国的推广应用进行顶层设计，包括统一归口管理、制度建设、项目范围界定等；其次，各级政府应设立专业、统一的PPP项目管理机构去规范、引导和监督PPP项目，确保项目管理机构的专业性和统一性，强化项目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生命周期监管，尽量避免因政府换届而对项目产生的政策风险。

4.控制PPP项目的投资规模，有效管控财政风险。经济新常态下，通过政府主导的财政投资来驱动经济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由于政绩考核的驱动，PPP项目很容易走上大干快上的老路。从PPP应用比较成熟的国家来看，通过PPP模式提供的公共物品无论是在项目数量还是在投资额上一般只占到公共部门投资的20%左右。财政部也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指引》，要求控制新建的PPP项目规模，每年全国PPP项目需要从预算中安排的支出责任占一半公共预算支出比例不应超过10%，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因推行PPP项目而带来的财政收支不平衡问题。

5.合理设计PPP项目的风险共担和收益共享机制。PPP项目设计的核心在于共赢和成本的合理分摊，这就要根据每一个PPP项目的特点进行风险和收益分析，合理界定公私双方的成本和收益，并体现在项目合同中，设计的原则应充分发挥公私双方各自的优势，风险与收益相匹配，有效管控政府财政风险。

家政服务的风险篇3

广东省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今年2月25日了《建立和完善广东外贸出口信用风险防范机制》的专题报告(以下简称专题报告)。不久前，在广东“两会”上，广东省贸促会会长陈文杰也提交了相关提案建议：建立出口信用保险的风险基金，建立全球资信调查服务体系和广东省外贸风险预警机制，确保外贸出口健康、稳定发展。本刊记者获悉，该专题报告作为今年广东政协的提案，已经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针对广东外贸出口坏账现象，广东省贸促会提出以下应对措施：

――完善出口信用保险的法律法规，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以法律法规代替行政规章，明确规定出口信用保险的宗旨、经营原则、管理方式、各参与机构的权利和义务等，为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经营管理和运作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

――政府应建立出口信用保险的风险基金，借助国家惟一的政策性保险公司――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优势，采取更加积极优惠的财政政策鼓励企业购买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投资保险、担保、商账追收、资信评估、保单融资等产品和服务，大力推广保理等风险防范工具。另外，积极向国家争取政策，组建广东省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先行先试，并试点开发更多、更好、更优惠的避险产品。

――建立有效的出口信用保险监管协调机制。建立和完善广东省出口信用保险的政府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吸收政府相关部门、金融外贸行业企业代表和专家学者参加，建立专门的出口信用保险例会制度和重大事件的紧急处理制度，变多头监管为统一协调。

――进一步完善出口信用保险体制。应当将相关政府部门、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及银行等金融部门联合起来，对出口信用保险体制进行改革和优化，建立完善配套的出口信用保险体制。

――建立全球资信调查服务体系和广东省外贸风险预警机制。密切跟踪金融危机，加大监测出口风险力度，加大对欧美买家信用风险的监控力度，并随时向企业风险动态、国别风险和行业风险等信息；将出现信用风险异动状况的国外买家、金融机构列入“黑名单”，及时向投保企业发出预警；加大对企业海外应收账款的跟踪和定期排查力度，及时与企业沟通信息，帮助企业加大风险控制力度；探索引入国际先进的信用管理和评级机构、商账追索等服务企业，并借助遍布全球的资信调查渠道，及时为出口企业调查海外进口商的资信状况并提供专业的资信报告。

广东省贸促会还提出了其他应对措施，如：积极发挥银行、保险机构的作用，为外贸出口保驾护航；增强企业风险防范意识，完善企业信用风险管理机制；举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提升企业信用管理水平；加速推进市场多元化，避免出口市场过度集中可能导致的风险，优化法律服务，强化应对国际贸易救济措施的能力，为广东省外贸出口发展提供法律保障等。

家政服务的风险篇4

【关键词】助学贷款“河南模式”风险防范服务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10（2012）14－0001－03

一“河南模式”概述

国家助学贷款从1999年开始，实行银校合作，取得了一定成绩，资助了一部分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完成了学业。但由于在机制上没有解决银行的风险问题，使银行对贷款风险难以防范，影响了银行的积极性，造成了我国国家助学贷款工作举步维艰。2004年，国务院颁布文件，对助学贷款银行的风险补偿问题进行推进。河南省教育厅和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积极合作，形成了国家助学贷款“河南模式”。经过几年的努力，“河南模式”取得了初步成功。2006年，教育部将“河南模式”向全国高校推广。到2010年，全国已经有18个省市自治区实行了“河南模式”的国家助学贷款。

“河南模式”是银行和高校“风险共担，责权利分明，奖惩激励机制健全，管理比较完备”的新助学贷款管理模式。其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合理确定风险补偿金的比例，建立助学贷款风险补偿机制；二是高校全面参与助学贷款管理，建立助学贷款的工作机制；三是将风险补偿金的支付与高校管理工作的绩效挂钩，建立奖惩激励机制；四是支付宝公司参与到国家助学贷款资金的结算和管理中，成为国家开发银行向学生发放及回收贷款的唯一途径，实现了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网络化、现代化；五是建立国家开发银行高校助学贷款信息系统（包括高校业务管理系统和学生在线服务系统），与国家个人信用系统实现对接，构建国家诚信信息管理机制。“河南模式”建立了对银行的风险补偿机制，解决了银行的贷款风险问题。

在“河南模式”下，风险补偿金为14%，其中7%由高校垫付，7%由政府垫付。如果高校管理有效，风险低于14%，所垫付的14%风险金将奖励给高校，同时，政府、高校将失去7%的风险金。而其超出14%的风险部分，高校和银行各承担50%。助学贷款工作绩效与高校利益直接挂钩，高校成为助学贷款管理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高校由于担心将来的风险，出现了惜贷现象，在部分高校仍存在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贷款难的问题。因此，建立高校贷款风险防范机制成为当务之急。高校风险防范机制包括对贷款学生的教育、管理、服务、惩处等环节，其中，建立风险防范服务体系是一个重要环节。

二构建高校助学贷款风险防范服务体系的具体内容

从国家助学贷款的实践看，构建助学贷款的风险防范服务体系，对于降低高校贷款风险具有重要作用，是高校风险防范机制的重要环节。贷款毕业生不能按时还贷付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贷款学生毕业后工作不稳定、收入低所造成的。因此，构建助学贷款风险防范的服务体系，建立国家和地方政府代偿和资助机制，对于降低贷款毕业生的违约率具有重要作用。其服务体系的内容包括国家服务计划、省（市）级服务计划和学校服务体系。

1．实施国家服务计划，建立国家代偿机制

国家服务计划包括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和志愿服务军队计划两部分。

首先，关于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由于我国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多数毕业生就业的首选地会是那些经济水平高、文化较为发达的大中城市、东部地区。这就造成了西部贫困落后地区及某些艰苦行业没有毕业生愿意去工作的局面。因此“国家应当实施国家服务计划，使自主就业与计划就业相结合，采取优惠政策，鼓励贷款毕业生到那些国家指定的艰苦行业、贫困地区去工作”。

事实上，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由团中央、教育部、财政部、人事部共同组织实施，按照公开招募、自愿报名、组织选拔、集中派遣的方式，每年招募一定数量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到西部贫困县的乡镇从事为期1～3年的教育、卫生、农技、扶贫，以及青年中心建设和管理等方面的志愿服务工作。西部计划的服务地主要是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西部12个省（区、市）及海南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湖南湘西州、湖北恩施州、吉林延边州部分地区贫困县的乡镇。志愿者服务期满后，鼓励其扎根基层，或者自主择业或流动就业。

国家代偿机制包括将贷款毕业生纳入国家服务西部计划体系中。凡参加国家服务西部计划3～4年的贷款毕业生，除享受西部志愿者的优惠政策外，由国家代偿其在校学习期间的助学贷款。采取由国家代偿助学贷款的办法，积极引导大学生特别是参加助学贷款的毕业生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建设西部发挥才智。实行国家代偿助学贷款的办法，不仅可以解决贷款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问题，减轻困难学生的还贷压力，还可以解决贫困地区和艰苦行业人才缺乏的局面，这项政策将与目前国家提出的师范生免费计划共同促进我国各行业的发展。

其次，关于服务军队计划。大学生参军不仅是国家《宪法》《兵役法》规定的公民应尽的义务，也是广大高校毕业生报效国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大学生参军是以自愿为基础的。从2008年起，国家征兵的重点转向各级各类院校的应

家政服务的风险篇5

【摘要】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面临更为广泛和更为直接的国际竞争,实施“走出去”战略既是企业的微观投资行为也是政府的宏观管理行为。推动有比较优势的国内产业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利用国际资源,成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但是海外投资比境内投资面临的风险更大,因此中国企业要在政府的配合下努力加强海外投资风险的识别和防范。

【关键词】海外投资风险防范

海外投资当然有许多成功的事例,然而正如上面的数据显示,在降低成本、追求利润和布局网点的过程中,由于中国企业对海外投资的投资环境和法律风险没有充足的认识,而存在诸多风险,企业损失惨重。

一、海外投资的主要风险

1.政治风险

在资源丰富的非洲和拉美等国家,政局往往很不稳定。在政权更迭之后,对外资政策也会相应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掌握政权之后,他们往往对于外国投资者采取敌视政策。撕毁前任政府的正式承诺甚至书面合同,通过强制性方式剥夺外国投资者的权益的现象经常发生,令外国投资者损失惨重。也有一些国家政府的外资政策朝令夕改,令外国投资者投诉无门。

2.投资决策风险

决策的正确与否往往决定企业的目标能否实现。境外企业是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环境下活动,必须充分了解东道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习俗等各方面的情况,才能在此基础上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3.海外融资风险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普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原因如下:一是金融障碍,即中国银行提供的跨国服务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常规银行业务,自身投资参股于工商企业活动的很少。由于受传统体制的束缚,中国银行还不能对中国跨国公司的海外融资起到足够的支持作用。而跨国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一般不愿支持中国海外企业的融资,担心中国企业规模小、收益低、风险大,会给银行带来损失;二是企业对国际融资环境的研究和重视不足,对国际融资环境还不熟悉,利用国际融资的能力不强。

4.政府管理及服务风险

一方面,由于中国对境外投资缺乏统一的导向、协调,各部门各地区之间以及企业之间各自为政,在有关国外一般性商务信息和政策法规的情报搜集和传递方面,还未建立一个有效的渠道,因此对外投资随意性大,造成海外重复投资、恶性竞争,影响中国境外投资的整体效益;另一方面,保护本国企业投资者境外投资利益的制度还很不完善,没有境外投资法,境外投资保险覆盖面窄,支持力度小,投资保护协定签订工作滞后。

二、海外投资风险的有效防范措施

根据商务部研究所的一项数据表明,中国在海外投资的企业65%是亏损的。吴田平认为,企业到海外投资应当建立在科学的、对目标市场全面分析论证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在选择合作伙伴和咨询机构时要保持谨慎。

1.投资前做好可行性研究

细究中国一些企业在海外投资失败的原因,常常是因为没有对项目和当地情况进行认真地考察,没有做出一个符合实际的项目可行性研究,致使项目先天不足。因此,中国企业一方面要舍得付出成本对当地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争取拿到各方面的数据,这是做出投资决策的前提;另一方面,要有科学的项目可行性分析程序。做可行性研究要循其规律进行,按照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过程进行探询,领导者的主观臆断常常是投资失败的重要原因。

2.强化行业协会和政府的服务功能

行业协会要发挥指导作用。行业协会要教会企业如何规避风险、如何寻找合适的合作方式、如何选择投资方向、如何避免恶性竞争等。协会应该就企业拟投资国家的基本情况提供咨询和指导,有条件地,对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进行主动协调。

大多数发达国家设立特别金融机构,对本国投资者在海外的投资活动,用贷款或出资的方式加以支持,如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此外,加强对境外投资的指导和加快相关立法的建设、加强对境外投资的信息服务及对涉外企业的税收优惠保护等都是政府宏观服务的体现。

3.了解相关的法律及保险制度

中国企业在海外遇到的法律问题很繁杂。如江苏昆山一家生产童车、玩具的企业,在进入欧美市场的同时,就申请了专利和商标等知识产权的保护,但东道国市场的其他竞争者仿冒其技术,侵犯了企业的知识产权,由于缺少资金和法律援助,企业一直无力提讼。

投资的组织形式应该属于投资所在国的管辖范围,应依照该国关于投资的法律规定办理。但是,无论在哪个国家投资,从控制法律风险及限制和减少经济责任看,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形式无疑是最佳的方式。另外,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建立也有利于众多海外投资企业分散风险。

4.做好海外投资的结构性安排

如果投资目标国是美国、加拿大、欧盟等发达国家,可以限于股权、债权、服务合同等方面的常规性考虑;如果投资目标是法治欠缺的发展中国家,以股权形式投资会面临财产被当地合法侵蚀的风险。就投资的行业而言,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海外扩张,为了保证制造品质量和品牌价值,对海外企业进行内部控制是有必要的;而资源性企业的产出并不是与大众市场打交道的消费品,持股反而增加企业的海外产权风险,不妨以保证资源供给为首要目标,采取无股权但有长期服务合同的形式。

另外,通过购买跨国公司股份的形式介入海外经营也是值得考虑的。依照公司法律,美国和欧盟对外国投资者的持股基本没有限制。中国公司可以通过公开购买股份,成为占较大股份的股东,进入董事会参与跨国经营。这样,外国公司在第三国获利以后,中国也能够分得一部分,这比自己去直接投资更安全。

5.加快培育国际化经营人才

海外投资是一项复杂的跨国经营活动,不仅要求经营者通晓国际投资、金融、贸易等必要的专业知识,熟悉国际惯例环境和国际市场,还要求对东道国的历史、文化背景、政治环境、法律制度、经济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幷具备较强的管理技能。因此,长远看来,中国要制订出培养人才战略,加强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外向型经济人才,从而增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竞争力。

综上所述,欲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应借助各方力量共防风险。这样才能尽量将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合理水平内,降低因某一笔投资失误而导致企业承受灭顶之灾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家政服务的风险篇6

【关键词】东莞;风险投资;高新技术产业

三十年来东莞依靠中央给予广东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使得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但也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东莞模式”渐渐引起人们的反思。土地资源的减少,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导致依靠廉价土地和劳动力供给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走入困境,东莞陷入了“双边缘化”的局面。本文认为大力发展风险投资,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高新产业,是东莞走出目前困境,经济再创佳绩的重要途径。

一、东莞发展风险投资的必要性

(一)发展风险投资是促进东莞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

进入新世纪以来,东莞以跨越式的方式发展高新技术。然而,高新技术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具有巨大的风险,但一旦成功则获得高额回报。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高成长、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决定了仅靠传统融资手段是不可能满足其资金需求。风险投资是一种高收益、高风险的投资行为,正好可以弥补传统融资的巨大缺口,并承担起孵化高新技术产业的重任。

(二)发展风险投资是实现“科技东莞”的有效途径

东莞陷入了“双边缘化”的局面,即引进的产业以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加工业为主,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自身也未能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在自主技术和自主品牌上处于落后位置,在国内生产体系中处于边缘化状态。大力发展风险投资有利于促使“东莞制造”向“东莞创造”的改变。

(三)发展风险投资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客观需要

一项科研成果从最初构想到形成产业,一般要经过研究、开发、试点和推广四个阶段。风险投资支持的重点是开发和试点这两个阶段。由于这两个阶段风险较大,收效较慢,资金需求量又较多,银行通常不愿提供贷款,科技成果的转化迫切需要风险投资给予支持。近年来,东莞的科研成果也不少,但科技成果转化率比较低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力发展风险投资有助于加快东莞科技成果转化,实现科技经济一体化。

二、东莞风险投资的发展现状

(一)从资金来源上看,主要以政府拨款和吸收企业自主创新投入基金为主,财政投入总量快速增长

从2006年启动“科技东莞工程”建设以来,东莞市财政每年投入10亿元,连续5年50亿元支持东莞科技创新事业,不仅为东莞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本支持,而且也有效地吸引了不少风险资本注入。从企业自主投入来看,2007年东莞仅高新技术企业筹集金就将近20亿,在全社会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所占比重达52%;2008年东莞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猛增至70亿,其中来至于企业自有资金比例高达84%。这表明企业已成为科技活动经费筹集的主体,且投入力度逐年增强。

(二)从资金使用上看,风险投资平台发展迅速

2007年全市338家高新技术企业共办310家科研机构,到2008年全市367家高新技术企业兴办的科研机构数量攀升至663家。经过多年努力,东莞建立了包括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东莞软件企业孵化园、东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莞市城区科技工业园、石龙镇部级星火技术密集区等一大批科技园区和基地,为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了优秀的平台。同时科技项目和科技人员上的支出增长迅速,2008年东莞高新技术企业开展科技项目991项,分别比2006年和2007年增长了8.9倍和1.6倍,参加项目人员中,高中级技术人员所占比重从2006年的15.1%、2007年的25.9%提高到2008年的32.4%,项目经费内部支出33.78亿元,分别比2006年和2007年增长了6.6倍和1.7倍。

(三)从资金结果上看,风险投资的发展引领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

近年来,东莞在工业设计、技术研发和科技服务等高新技术服务方面发展迅猛,建立了松山湖创业服务中心,广东电子研究院等科技服务平台,实现了金融、电信、政府、交通、教育等行业应用性软件开发。另外东莞还依托中山大学人才团队并联合全市民营科技力量,共同组建了东莞市科创投资研究院,开展重点培养上市后备科技企业的评审和预辅导工作。同时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于2002年被国家科技部科技促进发展中心评为“中国最具潜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软件企业孵化园孵化作用明显,目前已有15家企业签约入住孵化园,园区已有6家企业得到2006年东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资金的资助;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培育科技型龙头企业潜力巨大,该新区以电子信息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现有企业五十多家,其中产值在一亿元以上的企业有5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4家,三资企业三十多家;石龙镇部级星火技术密集产业集聚发展优势凸显,全镇拥有国优、部优、省优产品53个,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到10家。

三、东莞风险投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风险资本规模小

以全社会R&D费用为指标,2000年至2007年,东莞市全社会R&D费用经费支出总量逐年增长,不过R&D/GDP长期徘徊在不足0.5%的水平,2008年东莞全社会R&D/GDP达到0.54%,但是从区域比较看,落后于深圳(2.82%)、广州(1.57%)和全省平均水平(1.41%),在全省21个城市排名第九位,位于惠州(0.65%)、江门(0.58%)之后,略高于潮州(0.52%)的水平,与东莞位居全省第四的经济地位不相称。

(二)缺乏高素质专业人才

自实施东莞科技工程以来,东莞的科技人才数量逐年提高,科技人才支持效应明显。至2008年6月底全市人才总量114万人,目前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总站9个,合计引进各类高层次人才200人,为风险资本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本,但在绝对数量上仍然难以满足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需要。由于东莞的高等院校较少,应用型科技人才培育不足,这也是制约东莞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目前东莞主要依靠产学研结合和引才方式部分解决高新技术企业的人才缺乏问题,但是从长期来看,并不能真正形成人才的积累和沉淀,不能真正提升东莞本地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三)风险投资退出机制不够完善

风险投资的本性是追求高回报,这种回报不可能像传统投资一样主要从投资项目利润中得到,而是依赖于在这种“投入―回收―再投入”的不断循环中实现自身价值增值,因此一个顺畅的退出机制也是扩大风险投资来源的关键。风险投资退出的有效方式主要有上市交割转让、私下股权转让;通过上市的方式进行股权转让是最为理想的,但是东莞多是中小型企业,本身素质难以达到主板上市的标准,创业板的开启给这批企业带来了希望,但从创业板上市的公司数量还很少。尽管东莞也在积极培育一批企业上市,但短期内竞争激烈。私下股权转让也是可行的选择,同时买卖之中股权的价值衡量难度很大,缺乏一个市场衡量的公允价值,因而价格的难易确定给协议带来了难度。

(四)风险投资主体单一

风险投资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和企业,政府通过各种政策给予优惠,或者通过财政拨款引领风险投资行业发展,同时企业也投入一批资金作为风险资本,但是政府拨款数量少、限制较多、周期长,同时为了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性,在进行项目选择时会秉承审慎原则,这样会排除那些风险较高的优质的项目;企业本身难以有充裕的资金用作企业的研发支出,出于控制风险的需要也缺乏积极性。同时东莞主要以中小企业为主,由于没有有效的资产作抵押,这批企业本身很难从银行获取资金来源而且对于社会闲散资金企业没有有效的渠道融入。

(五)风险投资中介薄弱

东莞是以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为主的加工型城市,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才刚刚起步,与之相适应的服务中介发展程度不高。风险投资中介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是提供传统研究和评估服务;二是提供谈判服务。为风险投资活动提供服务的除一般的中介机构,如投资银行、律师事务所和仲裁机构、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外,还有一系列为监管风险投资公司、风险企业的投资活动而专门设立的特殊中介机构,由于东莞长期发展外源型经济,过度依赖于港澳等地的中介服务体系,东莞本地并没有形成与自主经济相适应的中介服务体系。

四、加强东莞风险投资的对策和建议

(一)加强地方政府的引导

政府的大力扶持是发展风险投资的通行做法,我国政府扶持风险投资发展的工作主要是加大对风险投资的财政税收政策支持力度。借鉴国内外经验,东莞也应该在原有相关政策基础上,从税收、信贷、担保、政府补贴等方面,加大对风险投资的政策支持力度。其具体措施包括:(1)对风险投资提供更多财政扶持政策,如财政投资、低息优惠贷款、风险损失补贴、贷款贴息、奖励等灵活多样的财政支持政策。(2)对中小型创投企业实行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并且要进一步加大优惠政策的力度,将更多资金吸引到风险投资领域。

(二)拓宽风险资本来源渠道

借鉴新加坡“科技型创业家投资基金”的经验,设立“东莞市创业投资合作基金”,基金的发展可以考虑一部分作为策略性投资,与深圳及港台地区风险投资基金建立投资基金之间的价值合伙关系;另外一部分考虑与民间资本合作,确保政府风险投资对民间资本的引导性。考虑到中小企业大都拥有无形的知识产权,但知识产权具有无形性、专有性、地域性等特点,因此不能采用传统的担保物权方式,根据《广东省促进自主创新若干政策》规定,建议先由政府直接出资成立东莞市银行的相关科技银行,为相关知识产权额度的融资提供再担保。

(三)完善以投资银行为代表的中介机构

投资银行在风险投资家寻求资本退出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一是风险企业寻求以IPO方式实现资本退出时,投资银行提供上市策划包装、招股方案制定、股票承销等服务;二是风险企业寻求以并购方式实现资本退出时,投资银行体现在为并购活动提供方案策划、融资渠道等服务。东莞本地投资银行主要以证券公司为主体,普遍存在规模小、人才缺乏、管理落后等问题,其业务核心集中在传统的证券承销、经纪业务,现资银行业务涉及甚少,难以满足风险资本退出的服务需求。政府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扶持政策,扶持东莞本地证券业走出目前的困境;同时部分具备较强实力的大型券商,要不断拓展现资银行业务,为资本市场和风险资本的退出提供更多优质的服务。

(四)制定和完善风险投资的地方法律法规体系

政府应尽快制定有利于高科技产业和风险投资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明确规定政府各部门应优先采购本地创投企业产品,建立健全风险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为风险投资的正常运作提供法律保障。同时落实国家和省出台的《规划纲要》,重点落实对科技型企业创新活动给予税收减免支持,加快落实研发经费抵扣企业所得税政策等。只有切实落实法律法规政策,加大对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才能有效地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杨娟.风险投资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对策研究[J].杭州科技,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