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6篇)
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篇1
关键词:大学计算机基础;理论课程;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B
1引言
“大学计算机基础”是各所高校非常重要的一门课程,其理论课程以讲解计算机基础知识为主,而将工具性、操作性的内容放到实验课中。理论课程涉及计算机软硬件的基本概念、组成与工作原理,以及操作系统、数据库、多媒体、网络、信息技术及安全等方面的基础性内容。学校提出培养应用型人才,计算机基本技能的掌握是基础。对非计算机专业学生进行计算机教育,应该是面向各个领域的应用,而不只是面向计算机学科。2008年学校新入学的本科学生有四千二百多人,计算机中心组织基础理论课教师,对大学计算机基础理论课程进行了教学方法的改革试验。将目前在教学中发现的问题一一进行分析,并针对问题采取了相应的解决对策。通过一个学期的教学实践,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收获,作为一种教学方面的探讨,希望和其他教师以及各相关部门进行交流探讨。
2目前存在的问题
2.1入学新生计算机水平参差不齐
很多城市里的学生在中学就已经开设了信息技术课程,这部分学生基本掌握了计算机基础知识,但不够系统,还有较大比例的学生,中学时基本没有学习信息技术课程,有的甚至没有见过计算机。学校近几年招收的新生中来自农村和小城镇地区的比例较大,约占总人数的70%,入校新生计算机水平的较大差异给计算机基础知识教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2.2理论课与实验课脱节现象较严重
大学计算机基础是实践性相当强的课程,理论老师上课时,学生只能看和听,不能亲自动手操作,下课后又没有及时回顾和上机操作,学习效果不太好;而上实验课时,由于相对于理论课的学习已经有了一个时间差,知识的延续性被截断,甚至有些班级理论课老师还没有教而实验课老师先上课的情况也有,导致实验课学习效果也不太好。
2.3部分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
高校扩招使更多的学生考入大学,但同时学生的质量也一定程度受到影响。有的学生以为进了大学就可以放松了,有的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以为到大学是该享受的时候了,学习的积极性不高,还有的学生难以适应大学教育的新方法,等着老师像中学时那样进行手把手教授和灌输,主动学习的能力不强。
2.4在线考试与作业系统试题库与教材内容不配套
学校有一套很好的在线作业与考试系统,通过它可以调用试题库随机抽题自动生成作业题和考试题目,实现无纸化作业和考试。系统能自动批改客观试题,教师只批改主观试题,总分的统计和考试结果分析也基本是自动生成,现代化程度较高,提高了习题的灵活性,减轻了教师的改题负担。但由于试题库中的题目年代久远,跟不上时展,虽然不断在修改和更新,但由于题量很大,教材又不断更换,有相当多的试题在现用教材中找不到答案。试题库与教材内容的不配套,延长了网上作业的时间,打击了学生网上做作业的积极性。还有的学生因为家庭困难,支付上机费用有压力,因而减少了做作业的次数。
2.5个别教师认识不足,讲课效果不佳
计算机技术不断发展,推陈出新,教师同样要跟随时代的发展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个别老师平时不备课,上课照着课件念,或者自己另搞一套,凭经验讲一些东西,不系统、不连贯、不生动,也使得学生的学习意愿降低。
3针对问题采取的解决办法
针对上面这五个问题,中心组织从事基础课教育的老师逐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抓住问题产生的原因和症结所在,根据已有的条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并在2009年的教学活动中付诸了实施。
3.1上好第一堂课,树立学生主动学习意识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第一堂课十分重要。首先,教师欢迎学生进入学校学习,并做自我介绍。这样可以拉近师生关系,活跃课堂气氛;接着告诉学生:大学学习和高中学习是不同的,是从灌输式学习向自主式学习的转变,老师在课堂上教的是系统的基础知识,课后学生一定要预习、复习和深入学习(比如从网络和图书馆查阅资料);同时告诫学生进大学不是进了保险箱,以后找工作光有成绩册不够,重要的是要有技能,必须利用大学的宝贵时间精通多门技能,作为将来谋生的手段。这样,学生的危机感上来了,学习时主动性自然就强了;此外还要告诉学生学校的相关纪律,要考勤、做作业、写实验报告,一旦违反校规,就不能参加考试;然后将上课的时间进度、每章节多少课时告诉学生,以便进行预习。这些内容交待完后才能开始新课程的讲授。这虽然看似简单的开场,其实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因此我们将这些统一做在了多媒体课件中,要求每个老师进行讲述。
3.2学进度,学课件,互相沟通,保证教学效果的基本统一
计算机中心统一制作全套大学计算机基础教案、教学日历、教学课件发给授课老师参考,同时要求教师据此修改出适合自己的教学日历和课件上交计算机中心,中心把理论老师的教学日历发给实验老师,以使理论课和实验课的进度一致,各班级的理论老师和实验老师名字显示在网上,方便教师间的交流。计算机中心在每两周召开的例会中都召集基础课老师协商,进行授课指导。中心正副主任和督导组老师不定期到课堂听课,进行现场指导,使授课老师自觉、积极地备课,教学效果得到显著提高。
3.3完善试题库,使之适合当前教学内容和教科书内容
计算机中心组织基础课教师对试题库进行统一的修订,使得试题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教科书的更新而更新。有些试题虽然在教科书上找不到答案,但只要这些知识是应该掌握的,通过上网或到图书馆借阅相关参考书都不难找到答案,这部分试题还是会保留下来,并且这类试题数量不多。通过完善试题库,保证了试题库的总题量和试题质量。
3.4引导学生,互相帮助,共同提高
对于入学新生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我们通过走访也了解过其它兄弟院校的解决办法,有些学校的做法是:新生入学后,先进行计算机基础水平摸底考试,根据摸底考试的成绩,将学生分成高、中、初几个层次,根据不同层次采用不同的授课方法,其中高等层次可以免修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经过对学校具体分析研究,我们没有采用这种做法,因为中学时期的信息技术学多是不系统的,有些学生虽然掌握了基本操作技能,却并没有系统地学习原理性的知识,如果免修很可能遗漏一些知识。因此,我们采取的是共同学习的方式,鼓励会的同学教不会的同学,这样大家能得到共同提高。
4实践效果和改进建议
通过以上改革实践,学校的“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通过期末考试的检验,学生的考试通过率达到了97.5%。
学校“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改革实施至今已满一年,取得了一些成绩,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了,动手能力强了,基本的操作都会了,尤其是对计算机相关知识的学习兴趣显著提高,有的已开始自学网页编制、程序语言,有的开始报学相关的选修课程。在欣喜的同时我们还发现如下有待进一步改进之处,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思路。其中有些可以通过计算机中心基础课教师的努力做到,有些工作则需要学校及相关部门的积极配合。
4.1加强管理,帮助学生提高学习兴趣
首先,必须加强学生管理,多鼓励学生。学校还应在校风上进一步抓紧,良好的校风会让学生在不自觉中跟着大家紧张起来,到教室去自习。但目前学生自习的人数还不算多,这与学校的大环境有一定关系。其次,对于厌学情绪较重的学生或是不喜欢计算机课程学习的学生,还需进一步帮助学生提高学习兴趣,比如:让学生把自己的照片或偶像的照片、歌曲做成幻灯片文件,举办一些计算机打字、操作比赛等等,从而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对于学习较好的学生,鼓励他们参加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进一步锻炼他们的自学能力,也为其他学生树立良好的学习榜样。
4.2加大对计算机基础实验室的投入力度
虽然学校有很多计算机机房,但似乎仍不能满足需要,学校还很缺乏学生课余自由上机实验练习的场所。建议学校决策者加大对计算机基础实验室的投入力度,对计算机实验室实行全天开放,让学生有课余实践练习的场所,可收取适当费用。但对于经济困难的学生,应考虑开设免费的计算机实验室。
4.3教师相互学习、相互听课,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内容多、课时少,所有内容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精选内容、删繁就简,深入浅出地介绍最主要的概念。教师通过相互学习、相互听课,可以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同时也要鼓励教师积极探索教学方法,采用“精讲多练”的教学模式,注重学生技能的培养,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
4.4进一步完善考试题库、优化教学教学大纲、教学实施计划及教案
试题库应跟着教材的内容和时代的发展进行修改和完善,不断淘汰过时的内容,增加新鲜的题目。必要时可以根据各位基础课老师的教学经验组织自己编写教材,这样做的好处是保证教材相对稳定,使得修改试题库的工作量大大减轻,有利于教师的教课和学生的学习。
5结束语
大学教学改革在不断深入,计算机技术仍然以它特有的高速度在发展,计算机基础教学的许多规律并未被充分认识,因此必须把“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现代教学理念渗透到计算机基础教学中去,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继续深入探讨教学规律,把高校的计算机基础教学改革更深入、更扎实地向前推进。我们的教学改革还只是起步阶段,虽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我们仍将不断尝试,不断探索,力争取得更好的成绩。
参考文献:
[1]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学指导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基础教学的意见暨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篇2
【关键词】基础教育改革;发展趋势;展望
历经三十多年的基础教育改革,我国在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创造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改革奇迹和教育改革模式,极大的丰富了我国基础教育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但是,在风起云涌的教育改革背后,也隐藏着许多改革的衍生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出发,提出了众多的改革建议和对策。面对众多的改革意见,我们必须用科学与发展的眼光来审视各位学者对基础教育改革的深思熟虑。把不同的视角与观念相互融合,探寻彼此之间的共性,在共性的基础上展望基本的改革发展趋势。
一、“发展”与“趋势”的概念界定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而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就是不断寻找改革本身以及改革与社会众多因素之间存在的主要矛盾,并努力解决矛盾的优化过程。
趋势,指事物发展的动向,表示一种向尚不明确的或只是模糊地制定的遥远的目标持续发展的总的运动。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是指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一种预测与展望。
鉴于以上的概念界定,作者认为,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趋势的研究就是在分析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今后的发展做出科学的预测。
二、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目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舶来教育与本土教育“适应性”的问题
面对舶来与本土的问题,有的学者则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审视支撑基础教育改革的舶来理论与我国基础教育中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之间存在的联系与冲突。站在“中国立场”,创造“基础教育改革”的中国经验[1]。这种站在方法论角度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进行的深刻思考,对于我们准确把握中国传统与外来经验(换句话说就是更好的认识自己与别人)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基础教育改革“改什么”的问题
面对当下正在进行的第八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钟启泉老师认为:改革的核心就是要打破那种静态地传递现成知识的旧课程概念,从发展学生的“学力”的高度,去看待课程发展的问题[2],也就是改革苏联凯洛夫教育学思想对我国基础教育的桎梏;通过对教与学的根本关系问题的重新思考,郭思乐老师提出了从“仿生”到“靠生”的教育新价值观[3];从改革的实质内容角度出发,李政涛老师认为: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应当是“文化变革”,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的改革留给明天的应当是一种新的“文化传统”[4]。
(三)、基础教育改革的“突破点”是什么的问题
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基础教育改革,面对形式各样的基础教育改革实践活动,究竟应当以什么作为突破,目前主要呈现的答案有以下两种。
1、以解决实践中所遇到的典型障碍为突破。
通过对改革实践的反思来发现现实阻力,以解决改革中的障碍作为改革的发展趋向,这是一条最简捷的发展道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把握基础教育改革的实践走向。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有不断的发现并破除改革中的障碍,我们才能一步步的走向成功。
2、把“转型”作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突破。
学者们所论述的“转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学校、课程和制度。无论是把学校、课程还是制度的转型作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突破点,都是对我们改革实践的上位指导,是改革实践的总体规划。
三、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展望
(一)、在教育观念和理论上不断借鉴和创新
基础教育改革是我国的教育改革,在出发点上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在改革的过程中必须遵循科学有效的教育理论,在实践中探讨教育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现代教育的特殊规律。
首先,在今后的基础教育改革中,必须对我国传统教育思想进行继承和创新。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尤其是那些具有原创性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我们要不断在传统文化中吸取有利于基础教育改革的已有经验,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求得创新。
其次,必须要选择科学有效的改革指导理论。我们要放眼全球,用发展的眼光来选择最为完善的教育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改革实践活动。我们要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对国外的教育理论进行借鉴和创新。同时不断借鉴其他诸如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先进研究,将其他学科的先进理论服务于我们的教育理论创新。
(二)、集中力量解决改革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突出问题
如何集中力量解决改革中暴露的突出问题是目前困扰教育改革的关键,我们必须发挥社会主义社会的集体优势,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不断为基础教育改革扫清障碍。
首先,教育立法和教育制度改革必须跟上基础教育改革的步伐。《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教育法制不到位以及教育制度滞后一直阻碍着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具体实施。要提高现行的“义务教育”的实践水平,必须健全相关法制法规。
其次,通过对话、讨论、培训等措施来提高教师的研究水平。在新课程度实施中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教师即课程”。课程改革要求前线教师在其课堂教学中改变旧有的教育观念和行为习惯,因此,在今后的改革当中,必须要改变教师的情感抗拒,提升教师的研究水平。而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则需要通过对话、讨论和教师培训。
第三,在基础教育改革资金、人员、技术上给予支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基础教育改革同样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在物质基础上给予足够的保障,才能够确保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稳步前进。
四、结语
本文在对当前基础教育改革中暴露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之后,对今后的发展进行了一些展望。只有在探索和反思中前行,才能使我国的课程改革更加接近理想的预期,达到更好的效果。在过去的基础教育改革实践中,我们发现了很多制约前进的因素,抓住其中的关键问题并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才是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真正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李政涛.如何“在中国”进行基础教育改革[J].基础教育,2010(9).
[2]钟启泉.教育民主:我国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J].辽宁教育,2009(11).
[3]郭思乐.从仿生到靠生:基础教育改革的根本突破[J].教育研究,2009(9).
[4]李政涛.基础教育改革的关键词应是“文化变革”[J].魅力中国,2009(2).
[5]钟启泉.中国课程改革:挑战与反思[J].比较教育研究,2005(12).
[6]李贤,谢少华.基础教育改革的障碍及其超越[J].教育发展研究,2010(6).
[7]杨小微等.近五年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及其研究的进展报告[J].基础教育,2011(6).
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篇3
[论文摘要]本文对面向西部山区农村基础教育改革教师教育课程的意义、历史及现状、实践探索以及期望目标进行综合研究,提出构建高师院校教育课程理论教学与西部山区农村基础教育实际整合化的新型教学模式理念。
1课题研究的意义
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中国面向新世纪的重大战略。西部大开发的关键是人才资源的开发和积聚。教育是人力资源开发和积聚的基础,基础教育是奠基工程,而其中西部农村特别是山区农村基础教育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大计,师范为本。建设高质量的中小学教师队伍是西部山区农村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保证。在新世纪初2001年5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要完善以现有师范院校为主体的教师教育体系,加强师范院校的学科建设,支持西部地区师范院校的建设。“制定适应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需要的师资培训规格与课程计划,探索新的培养模式,加强教学实践环节,增强师范毕业生的教育教学与终生发展能力。”我国西部的高师院校,这里主要是指西部12个省(市、区)的地方师范学院(包括师范类为主的学院)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是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的重要组成分,2003年我国西部的地方高师院校有53所,占西部高师院校数的81.53%,全国高师院校数的27.46%;2003年广西的地方高师院校有8所,占广西高师院校数的80%①。列举这些数字,说明西部的地方高师教育的重要地位。但西部高师教育更重要地是体现在新世纪它对西部大开发的作用上,即主要为西部山区农村基础教育服务,以培养合格的中小学教师为主要目标。教育学、心理学等主干教育课程是我国高师院校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中十分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直接影响着数十万师范生的职前培养和数十万中小学校长、教师的在职培训、提高”②,对实现高师教育的培养目标,提高教师教育的教学质量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本课题立足于广西山区农村特别是河池贫困山区基础教育的实际,进行高师教育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与探索,期望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所突破和建树。
2课题研究的历史及现状
从中国农村教育研究的历史看,20世纪20、30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提出过多种农村教育的理论和模式,如陶行知的“乡村教育”理论,晏阳初的“平民教育”理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雷沛鸿的“民众教育”理论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如在我国一些地区开始探索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新路子,现在已构建起农村“三教统筹”和“农科教结合”的农村教育新模式。一些专家、学者在农村教育理论研究方面做了有益的探讨,如南京师范大学教科所、教育系编的《农村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郭道明教授主编的《农村教育经济学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余永德主编的《农村教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李少元研究员的《新世纪农村教育走向何处》(《人民教育》2002年第5期);谈松华研究员的《农村教育:现状、困难与对策》(《教育学》中国人大复刊2003年第5期)等。在国外,当代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重视农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如菲律宾、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积极开展农村社区教育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并实施“亚太地区教育革新为农村服务计划”等。
然而,从总体上看,当前在我国对农村教育的研究,还未引起真正的重视。著名教育家顾明远深刻地指出:“要重视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我有一种感觉,今天谈教育改革,讲教育现代化,总是着眼于发达地区……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教育需要什么,如何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似乎还很少有人研究。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农村地区、贫困地区的教育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③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地方高师的教育课程教学,普遍存在着严重脱离农村基础教育实际的问题。例如,教材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教育学家睢文龙指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大头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我们师专培养的学生,今后主要去发展农村初中教育。可师专教育学教材对适应农村教育需要的问题,反映也很不够。”④这一突出的问题,至今在地方高师教育课程教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如何面向西部山区农村基础教育实际,构建高师教育课程的教学目标,改革教育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问题的研究与实践尤为匮乏。
3课题研究的实践探索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围绕师专的培养目标,注重联系山区农村基础教育实际讲授教育学科理论;探索教育课程实践性教学模式,在经常性教育见习和教师角色模拟教学的教学改革过程中,试图结合山区农村基础教育的实际进行,如组织师范生去乡村初中开展教育见习和教育调查活动,以培养学生热爱和献身山区教育事业的教师职业感情及品质。这方面在教育课程教学改革的理论研究中,我们做了相关的探讨,黄白等的“教育学科进行教师角色摸拟教学研究”⑤、“经常性教育见习研究”⑥,罗之勇的“少数民族地区师专教育改革研究”、“西部大开发与西部高师教育研究”⑦,唐毓首的“心理学教学改革研究”⑧,谢春艳的“山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研究”⑨等。在这些研究中,我们注重结合山区农村基础教育的实际,总结教育课程教学的改革经验。在教育学教材改革方面,黄白等主编的《新编教育学教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在教材中增编了“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内容,反映了山区农村教育的实际。关注农村基础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如黄白的“农村中小学生辍学问题的教育社会学研究”⑩。
本课题在2002年立项之后,为了使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更具针对性,首先,我们对山区农村中小学教师素质及教育课程教育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调查对象主要是河池地区各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及乡镇初中和小学校长、教师等。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山区农村中小学教师应具备的素质;二是当前山区农村中小学教师素质存在的问题;三是应采取什么措施提高山区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素质;四是师范院校如何加强和改进教育课程教学,进行教师教育,培养适应山区农村基础教育需要的教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设计并实施了面向山区农村基础教育实际的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改革方案。
其次,参编出版课题教学改革所需的教材:一是《现代教育学》(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该书由宋书文教授主编,本课题负责人黄白为副主编之一,课题组成员谢春艳参编。该书凸现了现代的“大教育”观,其内容从宏观教育到微观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环境教育、教育管理等),探索和构建面向21世纪教育学教材体系。它既体现了教育学的基本原理,阐明了教育的基本规律,又凝聚了教育研究的最新成果,如素质教育、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等,反映了教育改革的前沿动态和发展趋势,并突出教育实践训练的内容。二是《现代心理学》(专著性教材,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宋书文教授为主任委员,本课题负责人黄白为副主任委员之一,课题组成员谢春艳参著。该书在整体结构上打破了以往单纯以普通心理学的理论体系为主线编写教材的惯例,整合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人格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心理健康学等有关理论和内容,力求反映现代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我国著名心理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部心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彭聃龄为该书作了序言,他评价说:“本书是高等师范院校心理学教材建设的一项创新的研究成果。”这两部教材已在我校2001级师范生中使用,增强了教育课程教学面向西部山区农村基础教育实际,进行教师教育和培养师资的适应性。
4课题研究的期望目标
本课题围绕新世纪地方高师院校的教师教育目标,面向西部山区农村基础教育实际,进行教育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以提高教育学科的教学质量和师范生的教育素质。教学改革的目标是:(1)适应培养西部山区农村基础教育所需要的初中和小学教师,构建高师教育学、心理学等教育课程的教学目标体系;(2)根据西部山区农村基础教育实际,改革高师教育学、心理学等教育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3)探索面向西部山区农村基础教育实际的高师教育课程教学模式,使其体现现代教育思想,具有科学性、创新性、前瞻性、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对同类师范院校教育课程的教学改革具有借鉴作用和推广价值。
本课题研究的重点是解决地方高师院校教育课程理论教学脱离西部山区农村基础教育实际的突出问题,打破封闭式的教育学科课堂教学,从而构建高师院校教育学科课堂理论教学与西部山区农村基础教育实际整合化的新型教学模式。本课题完成的关键是处理好教育课程教学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根据西部山区农村基础教育的实际,在师范生学好学科专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加强教育课程教学,进行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培养师范生适应基础教育特别是山区农村义务教育新课程改革需要的教师教育素质。加强常规教学手段与现代化教学手段相结合,优化教育课程教师队伍结构,提高教师进行教学改革的创新素质,适应教育课程教学改革的需要。
注释:
①根据国家教育部公布的“2003年具有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普通高等学校名单”做的统计,《中国教育报》2003年5月8日.
②国家教委师范司教材处编:《教育学改革论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版,第2页.
③顾明远:《世纪的回顾与展望———中国教育的发展前景和任务》,《中国教育学刊》,2001年第1期,第2页.
④睢文龙:《师专教育学教材编写的反思》,《教育学改革论文集》(国家教委师范司教材处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版,第242页.
⑤黄白:《教育学科进行教师角色模拟教学的实践与探索》,《课程·教材·教法》(全国教育类核心期刊),1999年第9期,第55-57页;2001年11月在南京·国家教育部师范教育司主办的“基础教育改革与教师教育国际研讨会”上作交流并在圆桌会议上作主题发言,收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朱小蔓教授等主编的《新世纪教师教育的专业化走向》一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4-258页.
⑥黄白等:《经常性教育见习的尝试》,《高等教育》(中国人大复刊),1987年第10期,第47-50页;《谈师专经常性教育见习》,《河池师专学报》,1990年第4期,第93-96页.
⑦罗之勇:《对少数民族地区师专教育改革的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专辑,第128-129页;《西部大开发与高师教育》,《河池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第68-70页.
⑧唐毓首:《师专心理学教学改革探讨》,《河池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第57-59页.
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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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纽曼,J.大学的理念[M].徐辉,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
[16]邵瑞珍.教育心理学参考资料选辑[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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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篇5
课程改革已成为当代教育改革的焦点,也是中外许多学者探讨的热点之一。考察20多年来课程改革研究的发展,不仅有益于我国课程理论的建设,而且有助于我国当前课程改革的顺利推进。
一、课程改革研究的历程
(一)起步阶段(1978~1985)
这一阶段无论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是研究的层次和水平,都处于我国新时期课程改革研究的起步阶段。
翻译、评介国外课程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是本阶段我国学者研究课程改革的主要方面之一。美国学者布赖恩·霍尔姆斯和日本学者扇谷尚的课程改革思想首先被翻译过来。不久,法国学者沙费尔的《从信息手段的发展看其对普通教育内容的影响》、原苏联学者卡斯思的《苏联学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英国学者J.B.英格拉姆的《综合课程的作用》、原西德学者D·瓦特卡姆泼的《国际课程发展比较简述》等相继被介绍过来。为了解国外课程改革实践的状况与走势,我国学者先后介绍了日本、英国、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的课程改革,并进行了苏、美、日三国课程改革的比较研究等。
我国学者不仅介绍、借鉴国外课程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而且对我国课程改革问题也进行了探讨。""结束之后,为尽快恢复教学秩序,课程计划的制定、教材的编写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当时,一些学者认为,要提高教学质量必须进行课程结构改革和教材内容更新,并探讨影响课程改革的因素、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以及如何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正确处理课程改革中的各种关系等问题。
改革开放后,教育部直属的人民教育出版杜率先翻译出版了我国第一套《课程研究丛书》,并于1981年创办我国第一家课程研究学术刊物--《课程·教材·教法》,1983年成立我国第一家课程研究学术机构--课程教材研究所,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署办公。
(二)拓展阶段(1986~1993)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后,我国课程教材改革的步伐加快。1986年成立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同时制定了中小学教材审定标准,并鼓励作者集体和个人编撰教材,这为课程改革研究提供了良好契机。许多学者围绕课程教材改革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探讨。课程结构的改革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之一。课程教材的时代性、乡土性及农村课程改革等问题也得到初步探讨。综合课程成为这一阶段课程改革研究的~个热点,研究围绕着综合课程开设的必要性、综合课程的类型以及如何进行课程综合化等问题。
课程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教育内部与外部的诸多因素和条件。因此,不少学者提出课程改革必须统盘规划,与教育整体改革同步进行。为保证课程改革的顺利推进,课程管理体制改革和课程开发问题已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在国外课程改革理论和实践方面,我国课程学者不仅介绍了主要发达国家的课程改革,也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课程改革予以一定关注,为我国课程改革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经过卓有成效的努力,义务教育新的课程计划、各科新的教学大钢正式颁行,教材多样化的格局开始形成。
(三)深化阶段(1994~1999)
随着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全面推进,一些问题仍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同时,与义务教育课程衔接的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关于课程教材的编制与设计,如何辩证地反映社会、知识和学生三因素的客观要求,正确处理和摆正课程的社会价值和育人价值之间的关系,成为研究者探讨的话题。高中课程结构的改革一直是这一阶段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问题之一。1995年国家教委召开了全国高中教育工作会议。1997年起,国家教委决定在两省一市试验普通高中新课程方案(包括新课程计划、各科新教学大纲和各科新教材),并决定逐步推广。事实充分证明,这项试验是成功的。1997年全国课程专业委员会应运而生,隶属于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这也反映了群众性课程学术研究的迅猛发展和渐趋成熟。
活动课程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成为这一阶段课程改革的主题。活动课程的历史演变、新型活动课程的理论基础、新型活动课程的性质、地位、作用和目标、内容、教学活动方式等问题得到深入研究。课程管理体制的研究和实践获得突破性进展,1999年国家正式提出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三级管理体制。在此背景下,课程开发和校本课程研究成为跨世纪课程改革研究的热点之一。随着课程改革的推进,人们认识到课程观念的转变和教师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课程改革的成败,为此必须注重教师培训,加强师资建设,这已达成共识。
这一阶段,课程改革研究取得长足进展,理。论的探讨也向纵深发展。这既是课程改革实践的客观需要,也是研究者自觉意识的反映。但是课程改革中的许多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研究,而这些问题也正是我们在理论上不断探究的动力。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课程改革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课程改革研究关涉众多领域,范围较广,内容丰富。我们着力勾勒课程改革研究的基本观点和主要方面,从整体上把握课程改革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课程改革的动因
是什么推动了我国的课程改革?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和关于人的研究成果的新启示是我国课程改革的三大动因。有学者分析了影响课程发展的因素:社会生产的需要、科学技术的进步、教育宗旨的规定、培养目标的要求、哲学思想的影响、社会文化的传统、儿童身心的发展、学校类型和制度。除了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发展变化的原因之外,新的文化观念、人文精神和课程理论也是课程改革的重要动因。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中的方针、政策和指导思想,极大地促进和保证了课程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阿但与国外相比,我国对课程改革动因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笼统、一般的分析水平上,缺乏对宏观背景的考察与微观领域的探究。
(二)课程改革的条件
我国学者是从课程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中探讨课程改革的条件问题的。不少研究者认为,课程改革牵涉基础教育整体和各个局部的关键领域,是需要教育行政部门、科研机构、中小学校(广大教师的参与是不可忽视的)共同参与完成的任务。全社会的广泛参与以及观念的转变与更新,是课程改革顺利进行和最终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在课程改革的同时,必须同步地改革各种考试和评估的制度和方法,必须加大经费投入,改善办学条件。有学者提出,在课程改革全过程中,要始终抓住教师观念的转变、技术的更新,注重教师的培训和进修,消除教师在改革中出现的各种心动理障碍,增强改革的参与意识和迫切感,提高教师的课程适应能力。在课程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师生之间创设民主、合作的教学环境,有助于培养学生好学、求知、探索和创新的精神,这既是课程改革的目的,又是课程改革的客观条件。
(三)课程改革的内容
1.课程目标的确定。
课程目标的确定是课程改革的关键,它导引课程改革的方向,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课程改革的可接受程度和成败。有学者提出,面向21世纪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目标必须体现基础性学力、发展性学力和创造性学力的统一,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的统一,基本要求和个性发展的统一,国际性与民族性的统一,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的统一,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统一,自主意识和责任意识的统一。当代世界课程改革的追求,正在更多地着眼于人类自身,关注人的发展。一方面,既要立足现实,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又要着眼未来,有效地影响社会发展;另一方面,既要考虑人发展的共性,又要考虑人发展的个性。
课程目标如何确定呢?有学者提出课程目标确定的两种模式:需要评估模式与理性模式。需要评估模式是确定恰当的课程目标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它一般包括四个阶段:系统阐述可供选择的课程目标;确定优先目标领域;确定学生的"需要";将优先目标化为待实施的计划。需要评估模式不仅仅用于确定针对现存问题而提出的课程目标,同时也用于确定人们对未来的某种期望。理性模式是由美国课程理论家R·R泰勒提出的。他认为,确定有意义的课程目标和教育目标,应该参照三种事实来源:学习者、社会环境和学科专家。泰勒认为,教育的职能在于改变人类的行为方式。教育都要对学习者本身进行研究,了解学生的"需要";同时,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调查研究,从中确定较重要的学习内容,提出教育目标;再者,泰勒认为,还应该探究某一学科或某一知识领域的新发展及其对于当代生活的意义或功能。一般来说,理性模式倾向于把课程研制限制在"自上而下"的传统。
现代社会各种相互冲突的需求和多元教育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到教育目标和课程目标的确定。课程目标对外界的开放性或封闭性直接受到教育内部运行机制的制约。但是课程目标能否在整个课程活动中起到核心指导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目的和课程目标本身对外界的开放性与敏感性。
2课程结构的优化。
课程结构是否合理,能否贯彻课程目标的意图,将影响课程目标的达成。因此,课程改革的关键是对以往课程结构的改造与完善,实现课程结构的优化。从课程结构上看,我国中小学最突出的问题是单一化,学科课程和必修课程模式主宰中小学课程结构。针对这一问题,我国不少地方进行研究和实验,采用必修、选修、课外实践活动三大组块设置课程,运用分科联合型、学科渗透型、综合技术型实现科际联系,开设灵活多样的选修课,建立完善的实践活动体系。
关于如何优化课程结构的问题,有学者提出:(l)从课程内容上看,要做到德智体美与劳动技术职业教育相结合;(2)从课程功能上看,德智体美劳,无论哪一种课程都要做到知识、能力、品德三大功能融为一体;(3)从课程范畴上看,要做到显在课程(正式课程)与潜在课程(非正式课程)相结合;(4)从课程形态看,要做到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相结合,学科类课程与活动类课程相结合,学期课程与短期课程相结合;(5)从课程类型上看,要做到必修课与选修课相结合,特别要处理好必选课程与必修课和任选课的关系。学者们还探讨了普通高中课程结构改革,以及"整合课程"等问题。
现代课程论认为,良好的学校课程应具有整体性,为了使受教育者全面和谐地发展,课程内容要素和课程范畴应是完整的统一;课程结构要体现显性与隐性的统一,静态和动态的统一,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
3.课程内容的更新。
课程目标的确立,课程结构的优化,最终要落实到课程内容上。近年来,我国课程内容尚需要进行合理的改革:课程内容所隐含的教育观念需要适时更新;要充分考虑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以及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和现代观念的客观要求;克服机械地采取阶级分析的方法处理教材思想性内容的做法,认真考虑学生身心发展的基本规律;要面向现代化,及时反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生活、学生现实生活和我国社会现实,富有时代气息,既要继承历史中的合理内核又要照顾现实和未来的新需要。总之,必须树立当代课程改革观,促进课程内容现代化。课程内容的现代化要处理好基础与层次、世界与民族、综合与分科、继承与创新等诸种关系,使得课程内容及其结构体现基础性、民族性、综合性、结构性、发展性的完整统一。
如何处理好基础知识与现代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是课程内容改革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有学者认为,基础知识是指学科中那些最具有迁移性、适应性、概括性和对了解与掌握一门学科所必需的知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基础知识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新的先进的知识进入基础知识结构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基础知识结构不断同化和顺应新知识的过程。这就需要我们在课程改革实践中,严格筛选需要进入学校教育内容的新知识,切实把握其特性,以便做出相应的处理。为迎接21世纪的挑战,中小学课程内容改革,应普遍突出三个方面:加强道德教育,重视人格培养;始终抓住基础,及时更新内容;发展智力能力,培养创新精神。
如何使课程内容现代化成为各国课程改革研究者所首要考虑的问题。从国外近30年来的课程改革来看,虽然由于指导思想、改革方案不同,改革内容和幅度也不相同,但这些国家在吸收科技新成果,使课程内容现代化上是相同的。将科技新成果纳人传统的学科体系中,是作局部性的改良,还是必须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造。从国外关于课程内容现代化所采取的方式上看,主要表现为两种观点:其一,压缩旧有的课程内容;其二,彻底改造旧有课程。从我国国情出发,我国课程内容现代化应该根据现代科学观点增加基础理论知识的比重,通过充实基础学科或改组基础学科来实现课程内容现代化。
关于课程内容改革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是,如何确定课程的基础知识,以及怎样严格筛选需要进入课程内容的新知识、切实把握其特性等问题,仍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研究课题。比如,中小学应设哪些基础课程,每门课程包括哪些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学生应具备哪些基础性学力、发展性学力和创造性学力等,这些都需要从更深层次上去探究。
4.教材的编制与建设。
教材是课程改革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为教材决定教育方针的执行和教育目标的实现。有学者总结我国几十年来教材改革的经验教训后提出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第一,明确编写指导思想;第二,研究确定选材原则,认真慎重选材;第三,努力使教材安排有序、组织合理、表达恰当。在教材的具体编制问题上,有学者认为,我国长期坚持六大主题(知识与兴趣、政治与经济、社会与文化),三项原则(兴趣原则、政策原则、文化原则)。但对兴趣原则的关注不够,而且教材过多强调政治性而忽视民族性、强调统一性而轻视差异性。
课程研究领域中一个经常困扰编制者的问题是,如何把学生所要学习的课程分门别类,同时保证分门别类的课程内容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教材体系整体化和系列化。现行中小学各科教材体系往往过多重视学科的逻辑结构,忽视它的一般心理结构和特殊心理结构,而不太考虑学科横向联系的结构,因而不可能形成最佳的教材结构,达到"组合质变"的效果。为此,研究者提出各学科教材体系改革的三种类型:以学科能力发展的年龄特点为主系统,改革学科的教材体系;以学科知识所反映的系统方法范畴为主系统,改革学科的教材体系;以学科心理能力和谐发展为主系统,改革学科的教材体系,并且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探索和实验。
5.课程管理体制的变革。
课程改革往往涉及课程管理体制的变化,课程管理体制是否科学,直接影响课程的正常运行及课程效能的发挥。长期以来,我国实行过分统一、集中的管理体制,已给中小学课程的改革和发展带来许多不利影响。1990年就有学者提出我国应实行三级课程、三级管理的建议,并探讨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的权限与职责。
经过多年的理论探讨和课程管理实践的探索,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正式提出了"建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这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政策和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是现代课程理论与我国现实国情相结合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方向和必然选择,是教育民主化、科学化原则在课程领域的具体体现,有利于课程资源的开发,有利于促进课程的改革和发展。关于如何从中央集中管理的课程体制过渡到中央--地方--学校分级管理的课程体制,有学者提出一些建设性的设想:(l)任何国家的课程政策改革都是在国家课程与学校课程之间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立足点;(2)学校中实施的课程既应体现国家的意志,又应尽可能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差异性。因此,学校中实施的课程应该包括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基础教育三级课程管理的新体系。
我国课程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课程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仍是缓慢的,许多问题影响着课程改革的推进。例如,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各占多大比例,它们在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中各承担什么职责,课程开发需要哪些部门和人员的参与,制约课程体制改革的因素是什么,等等。
(四)课程改革的模式
课程改革是对原有课程的一种变革,势必会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受到一部分人的抵制。如何克服各种阻力,有效地推进课程改革,我国学者介绍了国外的一些可供参考的模式:消除对改革的抵制的模式(ORC模式),领导一障碍过程的模式(LOC模式),兰德变革动因模式(RandModel)。有学者考察我国几十年来的课程改革后指出,每一次课程改革几乎都是匆匆上马,缺乏研究的积累,缺乏理论的武装,缺乏实践的验证,缺乏必要的评估,可以说是一种游击式经验型的课程改革模式。这种模式是不可能引起真正的课程变革的。课程改革模式应从经验型转为科学型。所谓科学型改革模式,就是以"决策--设计--实施--改进--评价"这一连串实证的系统的科学步骤为内容的一种模式。
三、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一)课程改革研究的反思
1.舶来式课程改革理论研究的困惑。
我国课程改革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更好地进行课程改革,我们一方面总结以往课程改革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大量引介、移植国外的课程理论。对国外课程理论的移植是必要的,因为世界各国课程改革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可以为我国提供宝贵的经验。但是,一种理论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往往受它所处的社会、国度、时代的局限,它在另一个社会、另一个国度、另一个时代是否同样适用很值得研究。20多年来,西方学理与中国实际之间的矛盾,始终困扰着我国学者。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国门初开,当务之急是拿来再说,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理的适切性问题就显得突出了。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任何由外移植进来的知识,尤其是移自原本即具有高度异质的文化要素来源的知识,都无法充分地被吸收、理解、甚至应用,因为人们势必带着已有的身心状态来理解、吸收、应用,甚至创造来自不同身心状态来源的知识,其结果必然产生误解、误用或所谓消化不良的情形。因此,要努力转化移植来的知识,使之"本土化"。我国对舶来的课程理论既缺乏系统的深入研究和整体把握,又缺乏本土化的探索,也缺乏吸收、修正和创造性的应用。
近年来,舶来式课程改革理论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缺乏对源理论原意和实质的把握,翻译难以做到"信、达、雅"。一些舶来的课程理论的语言之晦涩,逻辑之混乱,令人深感"作语态转换练习尚不成熟时留下的生硬痕迹"。一些概念的翻译颇令人费解。例如,Curriculumdevelopment"一词,有的译为"课程编制"或"课程编订",有的译为"课程发展",有的译为"课程开发",有的译为"课程研制"。这种一个概念"异彩纷呈"的译法,如何让不懂英文的人去理解和把握,又谈何消化、吸收和应用?我们应尽可能地时概念进行全面的合理的界定。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课程发展"(Curriculumdevelopment)有两个义项:一是就宏观而言,是指课程从古到今、由远及近的发展,即历史发展;二是就微观而言,是指课程从研究、编制到实施、评价以至反馈、修订完善的发展,是循环往复的发展,即过程发展。[32)这种界定比较全面准确,可避免该概念在课程领域的混乱使用。舶来的课程理论能否指导我国的课程改革,很值得怀疑。从建国后初期全盘移植苏联模式,到近20年全面引进西方课程理论,我国的课程改革走了曲折的路,积累了不少的教训。至今我们对国外课程改革理论和实践的热切关注多于对我国问题的思索与探求。诚然,顺应世界潮流,学习他国的成功经验,是我国课程改革取得成就的重要条件,但是,我们切不可失却一个基本立足点,那就是中国的课程改革不可须臾脱离中国国情。世界教育改革的实践也证明,盲目地引进国外经验,简单地照搬国外教育成功的某个方面,不认真研究自己的国情,不综合地分析、消化国外的经验,是行不通的。在简单运用国外理论指导本国的教育改革和运用国外模式改造本国的教育方面,"许多国家对于它们在教育领域里所作的努力的结果公开表示失望"。对此,我们应引以为戒。
2.课程改革理性的缺失。
我国20多年的课程改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回顾课程改革的历程,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刻检讨和反思。1986年后的义务教育课程教材实验,1992年后的义务教育新课程方案实验,1997年开始的普通高中新课程方案试验,这些改革均有国家颁布的新课程计划或调整计划作为指南。90年代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新课程方案实验已经有了"科学研究"的自觉意识,不仅充分吸收了80年代各地课程改革的有效经验,广泛地开展了课程评估和调查,而且确定了一些实验区有计划地开展新课程实验。但是,整个改革过程中,课程专家介人不足,教师仍然扮演被动执行角色,地方的改革余地和权限不大。新课程方案的理论前提研讨不够充分,许多问题并未从理论上得到解决。
总体来讲,20年课程改革理论指导还不足,缺乏"理性的秩序",原因就在于课程理论研究薄弱。教育行政领导部门在作出课程决策时虽说也有专家咨询,但并没有稳定的咨询机构和专家系统,甚至有"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作风。在课程改革的研究方面,缺乏课程改革动因的深层阐释,缺乏课程改革方案和实施措施的可行性论证,缺乏课程改革成果的科学判断与评价,对课程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难以进行正确的预见和把握,更无法解释和应答。我国20年的课程研究,无论是研究成果的数量、质量,还是研究人员的结构和素质等等,还只是课程论研究的初创时期。
(二)课程改革研究展望
1.理性整合:理论框架与模式构建。
20多年来,我国课程改革研究与实践的探索为理论构建提供了一定的基础,积累了不少经验,但远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全面完整的改革蓝图。正如英国学者P·H·泰罗和C·M·理查兹指出,在建立科学的课程理论时,对这一领域的事实进行反复探索乃是必需的第一步。但这项工作还远未成熟,有关课程现象的事实在以前几乎没有研究过,用来指导对事实进行探索的大多数理论都是极其简单肤浅的。虽然这些年来,我们在课程改革的某些方面进行了研究,对有关事实和论据加以整理,从而加深了对课程改革的许多现象和问题的理解和认识,但是,同具有严密的可测性和预见性的科学理论相比,课程理论的建立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它还是描述性的。这种情况也是课程系统各部分的因素或要素之间"不严格的联结"所造成的。所谓"不严格的联结",是指系统的各个因素之间不是必然"逻辑地"或严格地相互联系的。比如,某一学科的课程计划与课程实施之间都在包含的教材和所追求的目标这两方面存在着极大差别。目前,课程理论对课程现象的描述,往往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常常造成学科自身的混乱和矛盾。成熟的课程理论对课程改革的指导作用应具体表现在:提出课程改革的正确理论构想和模式,论证课程改革方案的可行性,解释课程改革中各种复杂现象,预见课程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后果,提出相应的对策。为此,我们必须对中外课程改革的经验、教训、事实及材料,进行认真的梳理和系统的研究,从课程改革的动因、条件、范围、过程、模式、策略、方法等方面进行综合与整合,构建课程改革的理论框架和模式。
2.关注实践:理论研究基础与动力。
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篇6
关键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复杂理论基础性
我国当前实施的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是整个社会进步、经济水平提高以及教育事业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基础教育如何在新课程改革下成为提高民族素质、培养各级人才的共同基础教育,本文借助复杂理论的视角探讨作为复杂系统的基础教育的基础性,以促进这个系统的和谐发展。
一、复杂理论视野中基础教育作为一个复杂系统
近三十年来兴起的复杂理论是随着系统科学的不断发展而深入的。基于贝塔朗菲(vonbertalanffy)1937年提出“一般系统论”等简单系统研究之上,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自组织理论、普利高津(i.prigogine)的耗散结构理论、哈肯(h.haken)的协同学,以及艾根(m.eigen)的超循环论则是对简单巨系统的复杂性的研究。复杂理论从化学、物理和生物领域中的研究表明每一个自我组织的、自我调整的复杂系统都具有某种动力,并且具有自发性、无秩序性以及活跃性,复杂系统具有将秩序和混沌融入某种特殊的平衡的能力。
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教育系统中基础教育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础教育的基础性
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决定了基础教育的培养性质以及培养方向。基础教育作为人的终身教育的序曲,具有尽可能为学生成长输送全面而不是单一营养的重任。
(二)教育的多主体性
教育的实施者和接受者都是具有生命的个体。从教育传授的主体来看,教师在教育中有主体性地位;从受教育者将教育内容内化为自己的知识角度看,学生同样具有主体性地位。社会对基础教育资源的整合也具有支配地位的主体性,以协调解决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功能分配的矛盾。
(三)基础教育成果的涌现性
基础教育培养的是明天的国家主人,因此其成功实施会为社会各行业输入高质量的血液,带动社会整体发展。
(四)基础教育环境的复杂性
教育是在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共同制约下发展的。社会的推进需要高素质人才决定了基础教育向高等教育输送优质生源的必然性,社会的全面进步需要胜任各种岗位的劳动力以及合格公民又要求了基础教育的普及性。任何一个历史条件下的基础教育都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进行自我调节以适应社会的需要。
二、复杂科学视野中基础教育的基础性
当前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书写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国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高考指挥棒下的基础教育形象越来越无法担当起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历史使命,这次新课程改革无疑是必要的,新课程改革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课程改革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偏离课程改革方向的现象:有的老师为了发挥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一堂课下来完全由学生自己主持,而学生在接受知识过程中对知识的感知方面无疑是需要老师引导的,完全放弃教师在引导学生接受知识过程中的引导角色是错误的做法;有的老师认为传统教学中的知识大部分是死记硬背的无用的知识,借课改之际,将“死记硬背”需要积累的知识抛至一旁,以“生动”的技能学习替代,这样做的后果是肆意割断了学科知识积累的传统,用经验的总结替代知识文明早期的积累,使学生丧失了自主从先人经验积累的历史中借鉴学习的机会;还有的老师在处理师生关系上,为了获得“民主型”“友人型”老师的美誉,在实施“尊重个性发展”教育时过于“宽容”,没有对处于成长期的学生进行必要的监督帮助,从客观上放任其德行的败坏等等。
为什么在课程改革中会出现这一系列偏离课程改革方向的现象?在复杂理论视角的指引下,我们就很好理解当前课改中出现的这种不清楚课改实质胡乱盲从改革的现象。由于人类科学的不断进步、文明的不断积累、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复杂系统里冲突和无序往往比和谐和有序更容易产生,人类为了更好的发展必须对已有的文明成果进行合理的取舍,教育在此承担的就是承接有序促成和谐的重任;而盲人摸象搞不清楚全局,手痛医手,脚痛医脚,今天素质挂旗明天技能吹号,这些在基础教育课改中出现的盲从偏执的现象恰恰是不清楚基础教育基础性实质的表现;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基础教育下的培养对象自身充满着发展的不确定性、可塑性、未知性,受教育者在基础教育和家庭、社会、自身多方面因素的刺激下才有了形形的发展道路;因此明确了基础教育基础性定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才能有的放矢。
一部西方科技文明史,也是一部人类认识、改造、利用自然的历史。我们的基础教育要在越来越复杂的历史任务中打好接受更重大任务的准备的基础,则更要弄清楚基础教育自身的定位。
教育是为社会服务的,社会的需要就是办教育的方向。当今的中国正在建立市场经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顺利驶向小康社会的航标,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正与强势的西方文明冲突融合发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的教育如果不冷静思考教育的实质问题,仅凭借改革的热情是发展不好我们的教育的,以至于延误发展的大好时机。
中国社会需要人才,我们需要专门技能的人才,需要综合素质的人才,我们还需要有着不拘一格的偏才。我们追求一个人的和谐发展,必须给予基础教育这个复杂体系自身充足施展的空间,而盲目让基础教育在各种教育目标导向下疲于奔命,是不是已经到了令我们不得不反思的地步:摆脱应试教育,便可以质疑一切竞技体制?提倡研究性学习,以往的知识积累可以抛至一边?为了追赶西方科技的强盛,难道恨不得让所有的中国小孩从小不学人文只搞发明创造?
人的和谐发展依靠身心的健康发展做后盾,只有获得全面的基础教育,其在未来生活中才更具备迎接挑战的实力。人的发展问题也是复杂系统的发展问题,人可以胜任很多本人最初无法想象的职业,一个人能在复杂的境遇中获得多种发展的可能性,偶然的机遇完全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发展轨迹,开始新的从无序到有序的征程。比如,同一片树叶从同一高度两次落入平静湖面的同一位置会产生截然不同的位差,系统里所有因素导致了两次落入同一位置的不同效果。全面的基础教育让孩子们在社会化进程的开端,有更充分的准备去应对未来人生中无数意想不到却可能改变其一生的选择。
三、基础教育的定位
孙喜亭教授在《基础教育的基础何在?》一文中认为基础教育基础性定位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础教育──奠定好健康身体的基础”
基础教育时期是个体成长的关键时期。发展青少年的体质,奠定一个人的健康的身体是基础教育基础性的标志之一,也是基础教育的基础任务之一。
体质好的指标体现在:“在体格方面,生长、发育指数都很正常,体型健美,整体和各部分指数和谐,走、站、坐的姿态端正”;“在体能方面,表现为力量、速度、灵敏、耐力、柔韧等均达到应有指标,并与体能相关的表现在运动器官的活动能力:走、跑、跳、攀登、爬、投、掷等都得到了应有的发展”;“力量、速度、灵敏、耐力、柔韧不仅是外在的指数,而且是反映内在的身体各部分各器官的质量”;“健康的身体不仅体格发育健全,体能良好,而且应具有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对疾病的抵抗能力”;还应具有“并非体质的标志,但是保证身体健康的基本条件,这就是使学生具有良好的卫生习性(如不吸烟、不饮酒等)和锻炼身体的习惯”。
(二)“基础教育──奠定好公民品德素养的基础”
如何培养具有高素质的合格公民,基础教育承担着在新历史时期教化国民的使命。中国几千年的自然封建经济体制使得国民没有形成作为国家主人的意识传统,现今处于中华民族崛起的大好时机,又面临着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之时,国民素质如何应对。孙先生认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育人为本;育人大计,塑造民族精神为本。基础教育的基础,就在于培养自强不息的青春活力,就在于培养厚德载物大地一样的宽厚底蕴。有了这样的‘根底’铺垫,日后不管遇见什么困难,他们都是不可战胜的”。
(三)“基础教育──奠定好专门建设人才的基础”
从教育史的发展来看,现代教育的产生是将自然科学纳入学校教育课程的意义来讲的。高等教育中工科学系为社会进步输送不可缺少的人才,因此高等教育对基础教育的促进和激发作用有历史的传统。现代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各种不同层次的专门人才,基础教育向高等教育输送优质生源既无法割裂历史传承,也体现着当前的需要。因此,当前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避免高考指挥棒的负面影响时,也要正确对待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合理化联系。
(四)“基础教育──奠定好未来从事劳动的基础”
一个人的职业的选择是多样的,既受个人的兴趣爱好支配,也是社会因素共同制约的后果。基础教育结束后的孩子将走向各种各样的劳动岗位,“在基础教育阶段,应在最大的限度内,以最基础的知识丰富学生的头脑。在基础教育课程建构上,切不可轻易地断言某门学科无用,而简单地否定一门学科。”
(五)“基础教育──文化科学知识是基础教育的基础和轴心”
孙先生认为基础教育必须以基础学科的基础知识为中心组成它的课程体系,一味地照搬美国的“素质教育”强调能力是片面的,殊不知美国已经在进行自身基础教育缺乏知识的反思了。他认为“所谓基础知识,首先是让学生学好语文、数学、外语等,掌握文字工具,掌握读、写、算的基本能力,进而再学好各门学科的基础知识(数、理、化、生、史、地、文等)”。
总之,从复杂理论视角审视基础教育有重要的意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只有围绕基础教育的基础性施展才不会偏离改革目标,并在不断完善中摸索出适合国情的基础教育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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