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的逻辑体系(收集3篇)
微观经济学的逻辑体系范文篇1
关键词：奥尔森；集体行动；书评
尽管在奥尔森之前有许多学者对集体行动逻辑的探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更具有价值，他将经济学方法引入社会政治现象的研究中，提出了集体行动的逻辑，为正式研究集体行动提供了基础。
一、本书的主要内容
奥尔森认为实现了集团的共同利益就等于为集团所有成员提供了公共物品，任何成员都不能被排除在对集体利益的收益之外，由于理性的集团成员将尽可能地避免承担集体行动的成本，而试图分享由他人提供的集体收益，在每个集团成员都想成为搭便车者的情况下，集体行动的困境就会出现。
（一）集体行动逻辑的出发点：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一般将“理性”定义为“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目标的行动就是理性的”。假设“个人理性”意味着“行为者是自己利益的理性寻求者”；那么“集体理性”则可以引伸为“集体是团体自身利益的理性寻求者”。集体行动逻辑认为除非一个集团中的人数很少，存在强制或其它某些特殊手段促使个人为集团的共同利益行动，理性的、自利的个人将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由此可见，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个人理性并不是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
（二）集体行动逻辑的主要内容。
奥尔森认为，正是因为上面提到的两点，才导致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具体来讲，在集团中，个人对整个集团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同时，即使他们不承担成本，他们也能够获得公共物品，所以，搭便车往往是每个理性人的选择。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不会自发的产生集体行动，除非一个集团中的人数很少，存在强制或者它某些特殊手段。
（三）集体行动逻辑的基本判断。
首先，集体行动的逻辑关注的首要问题不是人们如何成功地采取集体行动，而是“集体行动失败”，或者说“集体行动的困境”。认为集体行动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在很多情境下，“集体不行动”才是自然的结果。其次，集体行动困境出现的原因是搭便车，搭便车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个人不参与集体行动。最后，集体行动的逻辑是对集体行动困境的解释，这主要是针对大集团而言的。小集团同大集团相比，具有不同的集体行动特性，即使不采用强制手段或实施选择性激励，小集团也能够摆脱集体行动的困境。
二、本书的闪光点
全书的逻辑线索清晰，思维严谨又多有创建，堪称当代学术著作中的经典。
本人认为《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的闪光点在于以下三点：
（一）区分了小集团与大集团行动逻辑。
本书的观点是“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两种集团形式的不同性质和功能。
（二）逻辑严密并辅之以例子证明。
奥尔森提出的这一理论是有着完整严密的逻辑，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找到许多相关的例子对其进行证明。奥尔森在本书中分别探讨了工会、阶级、压力集团等集团的表现。工会起初起源于小企业或者工场，因此规模较小，所以可以应用小集体的理论说明其可以有效组织集体行动。但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工会的规模越来越大，这就产生了集体行动无法开展的问题，而这与事实相违背，奥尔森在文中辅之以例子加以证明了。
（三）作为“制度性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扩大了公共选择理论的领域
作为“制度性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所提出的理论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先驱布坎南、唐斯等学者相比，奥尔森的“潜在的集团”即发现了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之外的无组织的潜在的利益集团的存在及其行为方式，这样的研究无疑扩大了公共选择理论的领域。
三、本书的不足之处
本人觉得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也存在某些缺陷，如下：
（一）过分强调个人，忽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纵观此书，奥尔森在论述集体行动的逻辑时，过分强调个人的独立性，从个人的微观视角出发，我并不否认从微观角度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研究集体行动的时候，孤立的个人所得出的结论经过扩大而复制到集体层面，本人认为这是不恰当的。集体本来就是一个成员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整体，每个成员都处于千丝万缕的联系之中，特殊情况下，个人的行动甚至会产生涟漪效应。
（二）“经济理性人”假设应用于社会领域的恰当性。
奥尔森将经济领域中的“经济理性人”模型不仅运用于政治领域，而且运用于社会领域。他试图将“经济理性人”模型推广到一切人类行为的分析中，认为只要一种行为在广义上是有目的的和一致的，“经济理性人”假设就适用。这个结论是从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得出的，有其根本的局限。
参考文献：
[1]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1995。
[2]汪丁丁：《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二期。
微观经济学的逻辑体系范文篇2
【关键词】教育经济学发展现状策略分析
一、前言
教育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教育与经济的学科，具体的研究对象是教育，但却是从属于经济学的一门学科，教育经济学具体研究教育的功能以及其为经济带来的收益。本文将在论述现阶段教育经济学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明确教育经济学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并提供具体解决策略。
二、教育经济学的发展现状
无论是我国还是西方各国现阶段教育经济学的发展成果都主要体现在理论体系上，具体表现为不同理论在教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所占的比重。相比较而言，我国与西方各国教育经济学的不同理论所占的比重是不尽相同的。本文将从教育经济学国内外的理论体系以及侧重点方面明确教育经济学的发展现状。
首先是教育方面，教师的教学成效与教师的数量上，西方在这两点上的研究力度要低于我国，在关于人员运用方面西方各国呈现的是持平的局面，其他方面的理论上研究要高于我国，这就是教育经济学现阶段理论体系现状的最大特点。在西方，基于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础上人力资本理论，教育经济学的最高研究标准是明确教育与经济的具体关系以及教育的长远发展，并且要求教育要对经济发展起到重大的促进作用。而在我国，无论是投入力度、教学效果要求、人力资本理论的依赖程度的研究比重都要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相反的我国将教育经济学的重点放在了处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上，于此同时更加注重的是教育的具体费用以及开支和教育的具体发展空间，这些方面的侧重点都远远的高于了国际水平。国际与国内的理论体系构成和侧重点表明了教育经济学方面，西方国家注重于资金投入与产出效果，而我国更注重教育为国民经济带来的意义。
总之教育经济学的发展现状就是：西方国家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更侧重于教育的长远发展和教育对经济的具体意义；我国则是强调国家领导对教育的权威作用以及教育和经济的具体关系。
三、教育经济学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具体解决策略
每一门学科在研究与发展的过程中都存在着弊端和盲点，需要不断地加以完善和补充，并通过行之有效的策略进行细化的改善，教育经济学也不例外。本部分笔者将简单介绍教育经济学存在的四点问题，并给与明确的策略分析。
首先，存在于教育经济学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教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不够完善，并且没有一个明确的逻辑起点。无论是哪一个研究领域，都需要一个条理清晰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基础是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要根据已有逻辑进行不断的理论延伸以及拓展，最终确定一个严密完善的理论体系。这一点的解决策略是要求教育经济学能够重新自身定位，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具体考虑，寻找一个合理的逻辑起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完善。
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我国，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都是人力资本理论，但是随着教育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和涉及知识面的广泛，单一的人力资本理论已经难以满足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要求，这是教育经济学中存在的又一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策略就是要求拓展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在原本理论基础单一的基础上再加入例如管理、统计、社会等多个方面的元素，使教育经济学学科内容更丰富，涉及内容更全面，最终达到使教育经济学不断完善和成熟并且能够更多元化的目的。
上文中强调了教育经济学中存在的两个具体问题，教育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不明确以至于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过于单一，如果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对于教育经济学来说是基础性的，那么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不够广这一问题就是核心性的。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出发，本着完善本学科发展本学科的目的不断夯实学科。但是现阶段很多国家在进行教育经济学科研究的过程中，过多地注重宏观方面而忽视了微观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还存在着在发展中借鉴的相关理论不成熟的问题。这就要求在发展教育经济学的过程中要在从宏观角度出发的基础上完善微观上的问题，具体说就是注重细节上的处理，无论是教学方式、学校教育、班级管理方面都要加大力度；另外还要求教育经济学借鉴更多领域的成熟经验，合理发展和进步。
教育经济学存在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存在于概念体系方面，无论是概念的具体定义还是概念的界定，都存在着比较大的不明确之初，另外教育经济学在经济和教育的逻辑关系上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就要求教育经济学要将学科自身涉及到的相关概念赋予明确的定义，并且界定清楚，避免混淆。尤其是教育和经济的逻辑关系方面，要进行严密地分析并赋予结构上的层次明确。
总体而言，教育经济学现阶段需要采取的发展策略是：明确逻辑起点、夯实理论基础、拓宽研究领域和完善概念体系。
四、结束语
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国内外都较为重视的研究经济与教育的学科，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本文明确了教育经济学的发展现状是：西方国家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更侧重于教育的长远发展和教育对经济的具体意义；我国则是强调国家领导对教育的权威作用以及教育和经济的具体关系，并且提供了解决教育经济学中存在的问题的具体策略。希望通过本文能够使更多的教育经济学研究者明确教育经济学，认清现状明确盲点，并积极采用文中提供的策略，完善教育经济学。
参考文献
[l]张晓泳.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差异的调查思考[J].四川心理科学，l998（0l）.
[2]王雁，秦金环，王建华.中学生心理健康现状的研究[J].天津师大学报，l995（05）.
微观经济学的逻辑体系范文篇3
今天，中国正在向现代化转型，与之相应，在理论思维上，中国也要达到一个新高峰和新境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时代，而国际关系理论正是中国学人认识和把握这个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论思维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哲学层面，哲学层面谈的是本体论问题，另一个是逻辑层面，涉及的是方法论问题。当然，方法论问题也属于哲学问题，但就逻辑而言，它本身就是方法论问题。人类最初的理性思维方法是形式逻辑，其特点是排斥矛盾，强调一致和同一性。其极端发展就是近现代数理逻辑的出现。数理逻辑从笛卡尔开始，直到布尔建立逻辑代数，语言被固化为数学符号以尽量减少歧义。形式逻辑在微观和程序性较强的认识领域产生了积极作用，计算机的出现就是这种作用的物质成果。形式逻辑因其排斥矛盾的特点，所以在社会科学，特别是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始终缺乏具有革命意义的突破。
近代形而上学是形式逻辑在思维领域发展的高峰，它把本来是完整的世界切割成无限细微的片段，微积分既是这个时代的成就又是这个时代的缩影：象圆一样是个不可分割的社会科学被切割成无限多的直线片断。但不管学科分得如何细微，当对微观世界的研究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人们就发现世界本是整体性联系着的，为了研究树木就必须研究森林，需要把这些很细的部分用对立统一的方法联系在一起，于是就出现了辩证逻辑。康德、黑格尔就出现了。黑格尔是辩证逻辑的集大成者，他将原先被学科分解的肢离破碎的科学纳入沿着必然性发展着的和联系着的整体。但他的辩证法也有单线性的缺点，客观世界的演进按照其主观逻辑并服从于主观逻辑。这就产生了必然性被必然性所否定的悖论。二十世纪的科学实验，特别是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大千世界其实有着许多处于不同参照系，或着说不同时空结构中的不同必然性，其中只是被纳入人的思维逻辑即被认识和控制并服务于人的事件的才是我们人类的必然性，人们没有认识到的其他事件的必然性，对人而言则是偶然的。也就是说，必然性是多线条的，偶然性是联系这些“必然性”线条的结点。这是黑格尔的主观逻辑无法解释的更为复杂的大逻辑，这个逻辑我称之为“历史逻辑”。历史逻辑，顾名思义，就是历史本身的逻辑。
这里所说的“历史”不仅是人的历史，而是包括人的历史在内的自然历史，这里所说的“逻辑”，就是历史的必然性。逻辑是必然性的核心内容。关于历史逻辑，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历史合力”思想，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思想，都给我们提供了理解问题的线索。1890年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写道：“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行，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希望都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第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479页。）
特定的规律只能是特定时空结构中的历史运动。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客体。人的认识本身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人类，不管其个体还是总体，其生命是有限的，因此不可认识的事物，对人而言，是无限和绝对的，而可认识的事物是有限和相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对自然的认识，对必然性的把握是脆弱和有限的。世界是多参照系下的物质的多元存在。因此，真正的偶然性只是人类认识之外的其他事物的必然性。而我们传统上讲的必然性则是对人而言并被人的主观逻辑所规定了并通过实践性扬弃了的偶然性。人的必然性的尽头则是偶然性即没有参与认识主体历史并存在于其他事物中的必然性。比如中美撞击事件，对美国的认识而言，是必然的，因为它决定要来南中国海，但对中国来说，则是偶然的，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美国人主观逻辑中的“必然性”。双方磨合的结果便形成了历史逻辑本身。这种逻辑为中美双方所认识并形成新的即更接近历史逻辑的主观逻辑。对国际关系而言，决定其逻辑走向的则是国家间动量在兴衰中转化和守恒，这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经济、政治等在内的动量转换；转换的结点由偶然事件所拉动，并由此引起原有必然性的终结，如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凡尔赛体系；1917年十月革命引起两个阵营和近半个世纪的冷战。
因此，人类历史的必然性扬弃并改变着偶然性，同时偶然性也扬弃和改变着人类历史。
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终极原因（黑格尔），多元共和是世界存在的基本方式。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不同事物存在于不同的参照系之中，运动是参照系转换的结果。不同的参照系中的物质运动有不同的坐标，不同坐标中的物质运动则有不同的必然性。不同必然性间冲突，并在冲突中相“磨合”，最后形成一个类似恩格斯晚年所称的“历史的合力”，合力运动的轨迹便是自然历史逻辑演化的轨迹。人类只有认识和利用，而不能改变这个轨迹；人类只有根据主观逻辑主动认识、能动地利用历史逻辑，而不能取消历史逻辑。历史逻辑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由多种必然性相联结、多种运动矢量相合成的开放的多棱巨网。这张巨网是以非逻辑的方式，以散状分布的偶然性事件为结点，由包括人的个性在内的诸多偶然性相互冲突和磨合后共和而成的结果。一句话，历史必然性是偶然事件之间无数有限连线联结的总和，也是人思维对历史现象的事后抽象。
黑格尔的“必然性”是对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的扬弃性继续，而同一律与必然性存在的前提是坐标同一和时空同构。但世界本质是处于不同坐标系、不同参照系和不同时空结构中，因而具有不同必然性的物质运动的共和。
从这个意义上说，偶然性是历史逻辑的先导，它牵动着历史的量变，也带动着历史的质变。不是偶然性服从于人类认识到的“历史必然性”，而是人的认识要首先适应由偶然性联结而成的“历史合力”。因此，自然历史运动的法则是逻辑与非逻辑的统一；而人类历史运动的总路线是自然与自觉的统一，是历史逻辑与主观逻辑的统一。逻辑存在于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既定参照系之中，非逻辑则是诸多不同参照系因而不同逻辑体系中存在着的事物的动量交换的方式。意识是历史逻辑中的能动要素，人类只是历史逻辑构成的片断。人类历史的必然性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而自然历史的必然性则是客观与客观的统一。必然性是逻辑化的后果，就其形式而言，历史逻辑似乎是包括思维个性在内的偶然事件辩证作用后，所产生的环环相扣和无始无终的逻辑链。
国际关系是历史逻辑自我展示的形式之一，就其内容而言，历史逻辑似乎是包括国家意识形态在内的国家力量相互转化和动量守恒的轨迹。具有质变化意义的新历史多不发生在原有必然性的肯定过程之中，而是往往发生在被必然性抛弃即被否定的地方并以此为前提。比如东方文明向西方的文明转换并没有发生在东方文明发展的峰巅地带，而是发生在被中世纪文明的必然性抛弃的大不列颠孤岛上；社会主义的历史并没有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而是发生在被资本主义抛弃的国家等等。对此，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有较明白的表述，他说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的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90页。）
但是，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也有自己的学术特点，而学术间不同特点的产生则是由于其逻辑原点的差异。国际关系理论是以国家主权为逻辑原点，其实践是以国家风险为代价。国际关系实践不能在实验室中预制和勘误，因此，国际关系理论也不能在实验室中证实和证伪。
有人将证伪作为认识真理的基础，其实，科学哲学中证伪主义本身也有伪问题的方面：证伪的前提是用于证伪的信息必须完全。在实践中，信息不可能完全：从横向说，我们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与我们处于同时期的所有信息，从纵向说，我们甚至不能认识和把握每分钟之后我们面临的所有新信息。比如我们无法把握一场风暴是否由遥远的一只蝴蝶扇翅所致（即蝴蝶效应），也不能预知一只蝴蝶的某次扇翅是否在将来会引起一场风暴。有人说，我当然知道明天将要发生的事，这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回答，这与恩格斯曾批评一些人用踩死一只蚂蚁的庸俗方法来证明死就是死，而不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一样。人的认识的有限性决定了证伪和证实的“真”与“假”的判断永远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完全的和绝对的证伪和证实都是不可能的，绝对观念的真理性在鲜活的历史逻辑面前没有立足之地。换言之，如果证伪或证实（实证）方法可以获得绝对正确的原理，人的历史就不会犯重大错误，至少不会犯重复性的重大错误。而事实上的情形是，新一代人总在重复前几代人的错误。
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常青。1844年恩格斯提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历史逻辑”的提出，就是一个将逻辑归还历史的过程。
历史逻辑以非逻辑、偶然性为主导的存在方式，不仅使国际关系理论有了更生动的色彩，同时使国际关系学科有了实践品质；国家风险的不可实验和不可重复性质，又使国际关系的实践品质高于其他许多学科。这就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学者应当具有较强的实践品格：它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学者不仅要有能力解释世界，更要有能力改变世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束之高阁的所谓“逻辑体系”，其教学目标也不应是为了培养脱离实践的“神圣家族”，与此相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存在和发展的目标，在于研究发生在中国时空结构中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性，并通过积极实践，将其他时空结构中的国家发展的必然性与中国发展必然进程相融合。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不仅要有“中国主体”的概念，从长远考虑，还要有“中国价值”的概念。前者服务于中国崛起前与世界的关系，后者服务于中国崛起后与世界的关系。肯定即规定。中国价值，是一个中国规定世界同时又为世界所规定的概念，价值之间的主体是多元和平等的。
由于国际关系学术所具有的国家风险特点，国际关系学科要求其研究人员不仅要有相应的能力，而且要有特殊的国家责任的意识。外交无小事，对此基辛格有深刻的论述，他说：
学者分析国际体系的动作；政治领袖则建立国际体系，分析者与从政者的观点大异其趣。分析者可自定研究主题，而政治人物所面对的却是客观环境塑造的问题。分析者可投入充分的时间追求确切的结论；但政治领袖最大的挑战却是时间压力。学者没有风险，如果结论错误，大可重新来过；政治领袖却只有一次选择，一旦出错便覆水难收。学者可掌握所有相关事实，其成败取决于个人学养；政治人物必须在眼前无法断定利弊得失的情况下当机立断，历史对他的评价将根据他如何明智地面对无可避免的变局，尤其是他如何维护和平而定。”（《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