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工作者的职业道德(6篇)

农业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篇1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道德观；社会公德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081-02

一、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道德观的理论界定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到初级市场经济，由封闭的农业社会到开放的工业社会的跨越。在这一历史巨变中，亿万中国农民进入城市，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壮观的农民分工、分业和分化的新篇章，产生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群体开始了代际的更替，新生代农民以更加积极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的道德观也必然会随之改变。在深入展开论述之前，首先需要对几个重要概念进行理论界定。

农民工作为世界工业化历史上的一个新概念，是中国在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即当代中国由农业型社会走向工业型社会的过渡性群体，最早是由社会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辞海》将其定义为：“在我国，通常指具有农村户籍但已在城市做工的劳动者。萌芽于改革开放的初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而不断发展，2004年后，人数已达一两亿人。他们亦工亦农，流动性强，有的则在城镇长期就业，他们是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一支新兴劳动大军。”[1]进入90年代，因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进城就业的农民工逐渐增多，“离土又离乡”的他们成为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边缘性群体，无法融入城市社会享有市民的权利，甚至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同时，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政治地位与传统的产业工人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较一致地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他们大多数是生长于农村，从农村中学毕业后或辍学后进入城市里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员。全国目前有超过1.2亿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他们大多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在农村发展致富的环境中成长，很少务农，他们与父辈们强烈的“恋土意识”为主体的价值观相背离，从就业技能到心理预期上都将自己定位于城市，故产生了比父辈们更为强烈的融城诉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有着特殊的功效和能力，它是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及实现自我完善的一种重要精神力量。人们通过对道德的把握，来感受社会关系的脉动，来识别社会发展的方向，确定自身生存发展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并形成自己关于责任和义务的观念，确立自己的道德理想。道德观就是在道德认识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对行为进行判断的思想观念。不同的认识主体，由于其自身的原因，或者是出于对不同利益集团的不同态度，或者是出于认知能力的缺憾或认识的偏颇，对同一道德现象往往会产生不同的道德认识，而这种认识日积月累的重复就形成了固化的道德观，会产生不同的道德观。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公德观

道德是分领域和层次的。道德中的社会公德，是维护公共秩序的重要手段，是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共同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2]。社会公德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任何一个社会成员，无论具有何种身份、职业和地位，都必须在公共生活中遵守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也就是说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权利时，必须履行其应尽的义务。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转化的群体，是产业进步和社会文明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走向城市，从传统的农业文明进入现代城市文明，既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学到了一定的技术和知识，积累了职业经验、业务技能和生产资本，同时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也都受到一定的影响，呈现出融入性、开放性、现代性和发展性的群体特征。据有关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道德观总体上呈现积极向上的态势，道德主体意识在觉醒，已具备一定的社会公德意识，并且重视社会公德修养，对欺骗他人、损人利己、不择手段获取利益的行为最为厌恶，对工作生活充满责任感，积极进行公益劳动，在相互交往中更加注重礼仪规范，热爱自然和保护环境等公德意识越来越深入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心。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从社会地位上讲，新生代农民工属于农民工而非城市市民，仍然被隔离于城市制度之外，生活在受歧视和不平等的环境里，身上沉淀了许多与城市生活不相融合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从生活方式和环境来看，他们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城市里，拥有“城市梦”却苦于没机会实现，扩张的欲望和干瘪的钱袋形成了严重矛盾。由于社会认同不足，自身的经济地位低下，出于对消费的欲求和对财产的占有欲，他们往往通过抢劫、抢夺等暴力手段达到目的。新生代农民工特别容易出现违法犯罪现象。其中高发型犯罪案件主要包括盗窃、抢劫、、敲诈勒索和聚众斗殴，其中侵财性犯罪案件所占比重最大。可见，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出现违法犯罪现象，不能简单归结为道德层面的缺失，而其生存状态的恶劣、社会关怀的缺位和合理表达机制的不完善，更容易导致其走向暴力化。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道德观

职业道德，是指从事一定职业的人在职业生活中应当遵循的具有职业特征的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爱岗敬业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最基本要求，从业人员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敬重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勤奋努力，尽职尽责。诚实守信，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精神内核，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传统，既是做人的准则，也是对从业者的道德要求，即从业者在职业活动中应该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信守承诺、讲求信誉、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唯有如此，才能在职场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就不可能生存与发展。

不可否认，新生代农民工继承了父辈们的勤劳勇敢、艰苦朴素的优良品质，他们任劳任怨、辛苦劳作、奉献社会，他们见义勇为、拾金不昧、助人为乐，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形成了市场经济必需的劳动力资源竞争优势。但是存在一些明显的障碍，影响了他们的职业道德。户籍的障碍、身份的障碍、素质的障碍，使他们容易受到城市文明的排斥、歧视和不公正待遇，从而产生自卑的心态，甚至产生反城市、倾向，有的表现为消极怠慢、不思进取[3]。所以，大部分农民工出于生存的考虑，虽然基本能做到“敬业”，但很难做到真心“爱岗”，更谈不上“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一些新生代农民工表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一些从事商业活动的农民工，经商过程中弄虚作假，以次充好，欺骗他人，言行与事实不符，不讲信用，不守承诺等等。这些行为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4]。

四、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伦理观

家庭伦理，是价值观在婚姻、恋爱问题上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正处于恋爱与择偶的关键时期，家庭伦理观决定了他们的恋爱方式和婚姻成败，关系其终身幸福。根据2009年的数据统计，新生代农民工中仅20%左右已婚，这意味着今天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人生特定阶段必然要经历的一系列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标准顺应时代潮流，呈现出多元化、务实化趋势，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择偶时最注重两人感情，认为两人的感情才是爱情中最重要的因素，也是缔结家庭的基础，这是他们择偶标准务实化的表现。对未婚同居持理解宽容的态度，传统婚姻观念已有所淡化，以感情为基础的未婚同居得到了近半数的认同。而对于离婚，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能够理性看待，在他们独立人格意识逐渐增强的同时，对婚姻的质量要求也逐渐提高，理性对待离婚，反映的不仅仅是婚姻观念的进步，更是他们家庭伦理观的变化。但是，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例如职业性质、工作时间、工资等，使得他们的经济基础薄弱，不敢谈恋爱，交际范围窄。

新生代农民工身处城市，相比农村，城市环境有一定的复杂性，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其中的未婚群体，他们或多或少接触到城市中一些婚恋的观念，如自由恋爱、婚前、闪婚闪离、网络恋爱，但由于其年龄小、阅历少、思想不成熟，家庭伦理观需要引导和修正。

五、结语

道德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的形成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现实社会的造就，更有着深层的历史文化传承的因素[5]。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逐渐成为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新生力量和主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转变，也是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不仅带来了他们勤劳勇敢、艰苦朴素的优良品质，同时又继承和传播着乡村意识在他们思想上的烙印，原本形成的思想价值观念逐渐式微，但他们渴望的那种城市精神范式又未能建立，他们在城市成长和生活了许多年，基本上已经失去重回农村的可能，但是与城市原居民之间的隔阂、距离还很难消除。虽然他们的群体特征中蕴含着日益增强的现代性元素，特别是“平等开放”、“独立自主”、“尊重感情”和“两性平等”等方面的意识，但是他们在社会公德方面表现出社会责任意识差、违法犯罪事件多，职业道德方面表现出“爱岗敬业”不够、“诚实守信”不足，家庭伦理方面表现出高离婚率、婚姻犯罪率升高等。总之，除了在制度、政策上逐步解决他们的户籍就业、劳动保障、子女教育、居住医疗等方面的问题，还应当着力帮助这个群体建立起适应现代城市的精神大厦，提供更多的帮助、更多的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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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篇2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素养体系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在国家提出转型生产创造大国和产业升级的战略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要组成部分，大量地从农村涌入城市，活跃并流动在国内各大产业的第一线，成为产业工人的中坚力量，将成为支撑中国迈向小康社会的生力军[1]。因而，他们的职业素养如何，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一、新生代农民工及其特点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王春光，是我国最早提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概念的学者，并从年龄、学历、务农经历、外出动机等几个方面界定了这一群体的特征，并由此展开了对新生代农民工概念界定的热烈讨论。2010年党的中央1号文件第一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语，认为这部分群体主要是那些“80后”、“90后”，“他们出生后就上学，上完学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又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享受现代城市的文明”[2]。总之，作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的必然产物，新生代农民工从年龄、受教育程度、成长背景、户籍、工作环境、生存状态等进行界定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本文认为，所谓新生代农民工，就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长于改革开放大发展时期，受教育年限较长、工作生活在城市、渴望融于城市的农民工。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特征

1.鲜明社会时代性。新生代农民工处在我国改革开放、经济结构调整、社会大丰富和文化生活的多姿多彩为新生代农民工呈现了城市生活的精彩，他们向往城市的生活，渴望摆脱农村融入城市，盼望接受教育和培训以提高自身知识和技能水平，逐渐意识到只有敢于面对现实、面对竞争才能改变命运，并希望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凭借自己的努力扎根于城市社会，这些都是日渐丰富的社会特征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的具体彰显；

2.较高职业期望性。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父辈而言，他们进城选择职业具有临时性、季节性等特点，多年积淀的乡村生活内化了他们的乡土情怀，繁荣的城市生活难以改变和更新他们的农民习性。外出打工就是要挣钱并最终回到家乡，对产业工人阶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较低，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很少接触农事，对务农既无愿望也无热情，并且随着在外时间的延长逐渐淡化了对家乡的情感，城市生活对他们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外出打工的目的就是要改变农村的生活状态，在城市寻求更好的发展契机，他们在城市生活、工作，认同自己是城市的产业工人，事实上他们也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注重自身的职业发展，并希望通过接受教育和培训得到收入较高的职位；

3.强烈学习愿望和融城性。城市化是指随着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集中，城市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生活方式逐渐向农村渗透的历史过程[3]，这实际上是一个现代化的变迁过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城市化体现在地域空间和精神空间上的迁移，尤其是城市移民社会心理的转变及他们对城市的社会认同与归属感的形成，农民工进城不仅是农民在空间上移居城市，其适应性问题应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应关注的问题[4]。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整体受教育水平提高，由于没有或很少具有务农经验，他们对土地和家乡的留恋正逐步减弱，在城市流光溢彩的生活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接受并且享受着城市现代化生活。而城市中现代技术的发展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一条融入城市和学习的重要文化通道，他们享受着城市文明并渴望融入城市，更愿意接受学习培训以期在城市有更好的立足之地。

二、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素养内容分析

职业素养是近年来职业教育发展中普遍关注的一个概念，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需要遵守的行为规范，是一个人职业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综合品质[5]。职业素养的内涵具有多元性、综合性，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职业素养包括显性素养和隐性素养。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麦克利兰提出“素质冰山理论”，该理论将个体综合素质划分为表面看见的“冰山以上部分”和深藏隐蔽的“冰山以下部分”。“冰山以上部分”即为显性的职业素养，表现为知识和技能，是指一个人对某特定领域的了解和能完成某项工作或任务所具备的技术和能力。这种能力可以通过各种学习、培训、考试等方式获得和提高，较难区分职业者绩效优劣；“冰山以下部分”即为隐性的职业素养，是人内在的、难以测量的部分，它们较难通过外界的影响而改变，但却对人的表现和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6]。对于隐性的职业素养，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定位加以界定，有的认为应包括职业道德、职业意识、职业行为习惯，有的认为还应加上职业作风和职业态度，有的认为还应包括社会适应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社会实践能力、自学能力等[7]，有的从行业、企业视角认为应再包括团队合作精神、心理调适能力、良好的身体素养等等，这些内涵虽略有不同，但是，隐性职业素养决定、支撑着显性职业素养，并且职位越高，所发挥的作用比例就越大，隐性职业素养对人的职业发展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显性职业素养[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点已成为共识。本文在综合以上关于职业素养的论述，结合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特点和适合培养他们职业素养的有效性途径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素养应重点包括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职业责任三个方面。

（一）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是职业素养的核心，是指从业者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符合自身职业特点的职业行为规范，是人们通过学习与实践养成的优良职业品质，它涉及了从业人员与服务对象、职业与职工、职业与职业之间的关系，职业道德行为规范是根据职业特点确定的，它是指导和评价人们职业行为善恶的准则[9]。职业道德与职业活动紧密相联，是对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所有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成熟、职业分化越来越精细、企业竞争日益加剧，职业道德可以提升企业文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增强企业凝聚力，助推企业科学发展，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企业越是持续发展，对员工职业道德水平要求就越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多数进城就是为了收入，为了生活的更好，就业取向功利化，基本上没有考虑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主要是为了自己[10]，因而对他们的职业道德应重点包括爱国敬业、诚实守信、忠于职守、团结奉献等方面。

（二）职业技能

职业技能是职业素养的重点，是指从业者在职业活动中完成工作或任务所应拥有的技术水平和能力，作为职业素养外在的显性的内容，职业技能不是与生俱来的品质，而是经过后天学习、培训的结果。职业技能是从业者胜任工作的基本衡量条件，不仅为个体发展提供发展动力，增强自身职业岗位适应能力，而且对于企业来说是推动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新生代农民工在教育程度、成长背景、就业动机、职业发展等方面都有着自身的特点，较多的人接受了职业培训，尽管受教育年限普遍延长，但其学历水平大多仍处于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阶段，专业技能较欠缺[11]。当今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产业结构、职业结构的不断升级，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使得低技能劳动者逐步被边缘化甚至淘汰，高技能劳动者越来越受到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处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生活在城市的现代文明中，融城的心愿使得他们更加关注自身职业技能的发展，学习和接受培训的愿望也更加强烈。因此，他们的职业技能应尽快整合健全培训机构，充分利用现代科技，重点培养核心技术技能、岗位适应能力、工作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三）职业责任

职业责任是职业素养的关键，是指人们在一定职业活动中所应承担的特定的职责，它包括人们应该做的工作和应该承担的义务[12]。职业责任是职业素养中的关键因素，不仅是人在职业活动中的立足之本，更是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和兴衰成败，是企业发展的灵魂。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责任就是其所应承担的职业活动的职责和任务，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的重要力量，他们在各行各业辛勤劳作，为产业发展和城市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户籍制度等方面的限制以及在工作环境、社会保障、工资待遇、职业稳定等方面不尽人意，导致他们失去了对职业的热情和兴趣，缺乏企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对自身职业责任认识模糊，在职业活动中不尽责、不尽职，极大威胁着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责任应在保障公平、公正的就业、生活环境的基础上，重点培养他们正确的国家观、社会观、职业观、纪律观，培养大局观念，增强主体责任意识。

三、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素养存在的主要问题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0份，回收问卷96份、有效问卷81份，回收率和问卷有效率分别为96%，81%。

（一）调查方法

问卷法。调查内容为：第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样本的基本情况，包括性别比例、年龄结构、文化程度等三个方面组成；第二部分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素养中所存在的问题调查，其中划分了职业技能素养、职业道德观念、职业责任意识等三个维度。

（二）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1．性别比例。研究调查的81名被试者中，男性有58人，占被调查者人数的72%（本问卷调查数据全保留整数，若出现小数均以四舍五入的形式处理）；女性有23人，占被调查者人数的28%，本次调查中男女比例基本相当，其中女性略多于男性。

2．年龄结构。所处18-25岁这一年龄段人数最少，占被调查者总数的15%，26-30岁这一年龄段总数占被调查者总数的53%，31-35岁这一年龄段总数占被调查者总数的32%。

3．文化程度。在本次调查中，具有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人数占被调查者总数的9%，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人数最多，占被调查者总人数的44%，具有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人数占被调查者总人数的33%，其余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人数最少，占被调查者总数的14%。

（三）调查结果

1.职业技能水平偏低。社会化生产的发展使得职业分化越来越细，对从业者的技能要求越来越高，新生代农民工依然以从事依然以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13]。通过表4可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水平情况，在四个年龄段中，持有高级职业技能职称者人数偏少，分别在18-25岁群体中占12%，26-30岁群体中占16%及31-35岁群体中占22%，多数人只具备初级和中级职业技能职称。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不高，究其原因，这与他们大多人在上岗之前，只接受过简单的岗前培训有关。而简单的岗前培训，难以适应大城市产业发展对高级技能人才的需求，因此职业技能水平偏低，依旧是其就业及职业发展的主要瓶颈。

2.职业道德观念模糊。随着现代化分工的发展和职业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整个社会对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要求越来越高。而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道德的重要性认可度上的结果可见，他们的职业道德素养让人堪忧。在各年龄段中，认为具备强烈职业道德的人数不到每个年龄段的三分之一，反而认为职业道德不够强烈者不在少数，分别在18-25岁中占30%、26-30岁中占43%，31-35岁中占53%（见表5）。而这背后的原因，恐怕与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户籍限制、就业困难、工资较低、职业不稳定、社会保障差等原因，降低了他们对职业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加之自身择业的功利化取向，因而缺乏对工作单位的归属感、荣誉感等，缺乏明确的职业道德要求约束提高自身的发展。

3.职业责任意识淡薄。职业责任是职业活动的中心，是相关行业和从业人员对社会、企业、他人所必需承担的职责和义务，其不仅关系到农民工自身职业的发展，还关系到行业和国家发展的命运，因此意义深远重大。通过表6可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责任意识淡薄，尚且不论具有强烈职业感人数的多少，我们仅仅通过不确定自己是否具备职业责任感的人数就可知，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责任感存在模糊感。而在这部分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具备职业责任感的人中，实则大部分属职业责任感淡薄者，从统计数据来看，这部分人在各年龄段中占据了相当的比例，分别在18-25岁群体中占49%，26-30岁群体中占45%及31-35岁群体中占48%。而职业责任感意识淡薄的原因，恐与背井离乡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薪资报酬、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劣势，使得他们陷入了融不进城市生活的尴尬境地，导致他们只顾眼前的工作报酬而无暇顾及职业责任意识有关。当然，更深层的原因和他们的教育背景及自身素养偏低相关。

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素养教育体系的构建

新生代农民工素养教育之开展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它需要政府部门、学校、企业、行业协会与农民工的共同参与，充分发挥各个参与主体的功能与角色，以合力打造政府支持、行业规范、企业推动、学校参与、新生代农民工乐学的全方位、多面向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素养教育体系。从各参与主体在这一体系构建中角色之不同，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政府之角色：学习资源与机制的整合者

教育作为社会发展中的“公共产品”，它的发展需要政府的介入与推动，并在此扮演“资源提供者”、“机制建立者”之角色。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素养教育体系之构建，对推动教育公平、促进生产、活化社会阶层有重要现实意义，它的发展更应该建立于政府主导基础之上，并作为资源的供给者、学习机制的建立者之角色，发挥政府的资源统筹与调度之效用。首先，需要整合现有的农民工教育政策与组织机构。当前，我国国家层面之农民工教育政策就多达40余个，实施农民工教育的部门更是包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等国务院各个部位，政策分散、多部门管理从而影响了政策的连续性与实施效益。因此，需要从国家层面整合现有的农民工教育政策、明确农民工教育主管部门的职责，解决政策分散、管理混乱、多头管理的现状，推动农民工教育专业化、体系化，形成系统化、法制化、专项化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体系。其次，整合、利用现有教育机构，鼓励大专高校、社区大学、民间培训机构等开发农民工教育课程与学制体系，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学历+技能”式的培训，满足他们的学习需求，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素养教育的规范化、常态化、专业化。再者，营造良性的新生代农民工学习之社会氛围亦相当重要，消除社会对农民工的歧视与刻板印象。对此，政府要整合相关的传媒机构，鼓励媒体营造良好的农民工学习环境与氛围，宣扬正面的典型案例，并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素养教育的资源投入，满足并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学习积极性。

（二）企业之角色：职场学习的推动者

职场学习以“问题”为中心，重在解决工作的实际难题，是职业素养提升最为直接、有效的管道。企业作为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生活最主要的场所与依赖，是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职场学习的最有效动力。新生代农民工的职场学习不仅可以促进解决工作总遇到的难题与困惑、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亦有助于稳定企业的人力、凝聚企业的文化。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素养教育体系的构建需要企业的积极推动与参与，并且能够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与活力。基于此，企业应该把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纳入人力资源发展战略体系，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完善的职场学习通道、建立企业内部的学习账户制度、完善职业培训在员工考核中的机制，打造学习型生产线、学习型部门与团体，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与职场学习，从而实现学习型企业的构建，推动企业的持续创新与发展。

（三）学校之角色：学习机会的提供者

学校作为传统的教育推动部门，是学习资源与学习机会最主要的提供者，并扮演着社会服务的功能。因此，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素养教育体系的构建中，学校的积极参与、资源的开放与功效尤为重要，尤其是大、专院校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素养教育方面更应该发挥其社会服务的功能，提供多样化、专业化、实用性的学习资源与课程。我国目前的大、专院校资源还相对封闭，资源很少向社会普通民众开放，这不仅造成资源的浪费，亦影响学校服务社会功能之发挥。对此，首先要开放学校教育资源，为新生代农民工学习提供通道，并开发适合新生代农民工学习的课程资源，合理安排上课的时间与学制，开发适合新生代农民工学习的学习方式和、移动学习平台，鼓励他们业余时间走进学校。其次，学校可以与企业、行业协会合作，建构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核心的学习环境和教育体系，在新生代农民工集中之区域与工业区、企业内设置教学中心，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教育上门”之服务，方便新生代农民工的学习。再者，学校普通课程可以向社会大众开放，供新生代农民工选修，并建立“终身学习时数”累积制度，在新生代农民工学历提升中，可以抵扣相应的学分与时数。

（四）行业协会之角色：学习质量的评鉴者

行业协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传送带”、“分流器”角色，在行业发展中起到了“上挂下联”的作用。尤其是，各行业协会制定行业之标准、规范与评鉴体系，对促进行业发展具有规范意义。当然，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素养教育体系之构建，亦离不开行业协会的参与，并在此作为第三方评鉴机构，扮演尤监督、评鉴企业职场学习之角色。对此，各行业协会可依据本行业发展之现况，制定新生代农民工职场学习的时数标准、学习方式、评鉴标准等规范体系，以此规范新生代农民工的职场学习，并为教育机构开发课程资源提供依据和参考。从而提升企业开展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素养教育的动机与质量。另外，行业协会亦当与教育部门、大专院校、民办教育机构等教育团体建立联系与沟通机制，促进企业与教育部门的合作，与教育机构合作开发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的学习资源、课程体系。

（五）农民工之角色：学习参与的主体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素养教育体系之构建，最终以新生代农民工的学习为落脚点，学习参与的核心主体是农民工本人。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在这一体系构建中既是受益者、亦是主体。对此，应当发挥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学习参与之主体角色，充分发挥他们的学习主动性。因此，政府、教育部门、企业与行业协会，在建构这一体系过程中，需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需求进行深入的调研，积极听取学习参与主体的学习心声，从而建构契合市场需求的职业素养教育体系，进而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学习参与的动机与学习效果。与此同时，作为学习参与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素养教育属于成人教育的范畴，他们具自主学习的潜力。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自主学习团体的建设亦相当重要。企业要积极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成立自主学习团体，以工作岗位、工作问题与职业发展等为核心，发展自主学习团体，从而形成时时学习、处处学习的乐学场景，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多元化的学习需求，并能够促进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社会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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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篇3

1．实业教育之目的———“以生利为主义”

陶行知认为好的教育应是“生利”教育，不好的教育是“不生利”教育，是“消费”的教育。他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一文中指出，“消费”的教育有很多弊端:“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1］发展生利教育，“生路是什么?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活的乡村教育教人生利，使人掌握生利的本领，“要叫荒山成林，教瘠地长五谷，要叫农民自主，自治，自卫。”［2］陶行知毕生倡导“生利之教育”，并把“生利”当做职业教育的宗旨。1918年，在《教育与职业》杂志发表了《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系统阐述了“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思想。它指出职业教育应有其自身特点，“职业作用之所在，即职业教育主义之所在”，“职业以生利为作用，故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什么叫做“生利主义”?他认为生利有两种，“一曰生有利之物，如农产谷，工制器具，二曰生有利之事，如商通有无，医生治病事。前者以物利群，后者以事利群。”［3］其利群思想是为自己生利，为社会生利，为国家生利，为民族生利，把个人、集体和社会、民族的利益相结合，培养出有“生利”能力的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生产出有利于社会与人群的物质财富，培养出服务于社会与人群的技术人才。“凡养成生利人物之教育，皆得谓之职业教育。”［4］这就是整个职业教育的宗旨与目的之所在。

2．实业教育之课程———课程设置“模块化”

陶行知认为，所谓生利主义课程，应以一事之始终为一课，由易到难，从简到繁，一课一课地学完，为“毕课”。“定课程者必使每课为一生利单位，俾学生毕一课，即生一利，毕百课则百利，方无愧于职业之课程。”［5］他认为职业课程既然以生利为主，则不得不按事施教，就是要尽力能教与多种生产生活技能，如学产桑，每年生利之期三个月，如不教以别种生产技能，其余时间只能闲居坐食，所以，“职业课程配置，须以充分生利为标准，事只可附相当之业则年无度月，月无度日，日无度时”，“此之谓充分之生利，根据此旨以联络各课是为充分生利之课程。”［6］陶行知先生所提倡的“一事之始终为一课”，“每一课为一生利单位”，充分体现了现代课程观的模块化思想，对我们今天的职业课程设置仍有重要意义。另外，立德树人是实业教育课程设置的灵魂，“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7］国家“只有人中人，没有人上人，人下人”。先生所说的“真人”、“人中人”，即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这种精神须有独立的意志，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生计和耐劳的筋骨，耐困乏的身，去做那摇不动的基础———推己及人的恕道和大公无私的容量，也是人中人的最重要精神。［8］由此可见，陶行知先生所说的“真人”、“人中人”就等于良好的精神品质加上良好的心理和道德素质再加上强健的身体，即是他职业教育课程设置的最终目的———“全人教育”。

3．实业教育之师资配置———“经验，学术，教法合一”

先生认为生利教育之乡村职业师资，“自必以能生利之人为限”。因为“天下未有无生利经验之人而能教人生利者”，“故职业教育之第一要素，即在生利之经验。无生利之经验则以书生教书生，虽冒职业教师之名，非无所谓职业教师也”。［9］仅有生利的经验还不够，还需要生利之学识，因为“无学识以为经验之根本指导，则势必故步自封，不求进取”，“故职业教育之第二要素，是为生利之学识”。此外，还应该“熟悉学者之心理，教材之性质，使所教所学泱洽生利之方法，而奏事半功倍之效”，故职业教师之第三要素，为生利之教授法。三者之中陶行知先生认为生利经验是根本，“如无经验，则教授法无由精密，纵学术高尚，断不能教学生之生利。既不能教人生利，则失职业教育之本旨矣。是故经验，学术，教法三者皆为职业教师所必备之三要素，然则三者之中，经验尤为根本焉。”［10］他对职业教育师资素质的分析正好敲中了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师资的老大难问题，可谓是一语中的，数十年前的理念至今仍觉得新鲜，不得不认真学习。

4．实业教育之学生观———“发抒内力以应群需”，“最适之生利才能兴味”

先生认为实业教育即技能教育，但实业教育不能仅仅是使学生得一技之长，还要启发“兴味”。“吾国实业教育之所以鲜有实效，其学生择业之法之不当，亦其一因也……所谓最适者有二，一曰才能，一曰兴味……才能兴味皆最高，此业为最适，则才能足以成大事”;先生认为，“学生最适之生利才能兴味，则学之事备”，乡村学校的培养对象是农民，农民通过学才能成才，“学之事备”的标志是“兴味”。倘若他们对所学专业和课程不感兴趣，没有迫切的求知欲望，学习只能是味同嚼蜡，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同时要把启发人的内力与“群需”结合起来，使他们成为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全面发展，拥有良好素质的劳动者，“兴味足以乐业，将见学当其兴，用当其学，群与我皆无穷之益矣。”［11］

5．实业教育之办学体制———“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办成开放的学校”

“中国的乡村教育之所以没有实效，是因为教育与农业各干各的……教育没有农业，便是空洞的教育，农业没有教育，就失去了促进的媒介”，“学校与乡村社会打成一片，办成开放的学校，教育的活力就会增强，诸如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等都可大大增强。”［12］另外，“好的乡村学校深知选种、调肥、预防虫害之种种科学农业，农业推广就有了中心大本营，必有一日千里之势”。所以，先生力图主张，学校要与乡村社会结合起来，增强教育的活力，提高教育的效率。对于教育经费筹措渠道，先生指出，除国家拨款，个人捐资外，永久之计，在生产上下功夫，提倡学校办工厂做工或开荒种地，这样，不仅可以增加教育经费，更利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先生的乡村实业教育思想是全面考虑当时中国国情与区域实际的教育思想，它“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是新的、也是活的教育思想，对当前我国农民职业教育的深化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与实践借鉴价值。

二、陶行知乡村实业教育思想对我国农民职业教育改革的启示

1．坚持正确的发展导向，充分为农民“生利”服务

现行的农民职业教育，重理论轻实操演练，重服务轻效益，重帮扶轻生产，教育目标与农村社会生产、农民生活相脱节的状况仍未得到根本扭转，培养出来的所谓“技能人才”、“技术能手”大多不能独立“搞生产、会经营”，无法“生利”，难以满足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需求。为此，农民职业教育必须转变发展导向，更新观念，务实重利，切实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陶行知先生的“生利主义”与立德树人办学导向为农民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诊治之方:首先，农民职业教育必须紧紧扣住农村当地经济社会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科学分析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职业技术类人才和劳动者培养的质量、种类、数量的需求，辩证施治。其次，完善农村职校专业门类、改革现有的专业课程结构，根据农村经济与农民发展实际需求制定系统、灵活、新颖的培训方案，确保当下就能看到“生利”效果。再次，“生利主义”的教育目标还要求培养“懂生产、会经营、肯创新”的新型农民，不仅教生产技能、经营方法，还应传授创新理念，让他们在习得“一技之长”之余，更成为自负盈亏、不断创新的独立实体，实现角色的真正转变。最后，“生利”不仅表现在“经济实力”上，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尤其是职业道德素质)的提升将越来越决定农民能否适应我国高速发展的城市化潮流;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还要求新型农民具有较多的法律知识，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学法、懂法、守法、护法的现代农民。

2．创新课程体系，构建新型农民职业教育课程模式

农民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动力不足，资金短缺，缺乏完善与更新机制，一直为制约课程创新的老大难问题。课程目标不规范，结构凌乱，应用性和实用性不足，轻操作演练，难以充分调动农民的学习热情，未能发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基础之所在。陶行知乡村实业教育课程设置“模块化”思想和“全人教育”理念，启发我们建构农民职业教育课程“四模块”结构，即通用课程、专业技能课程、道德教育课程和任意选修课程，共同构筑起现代农民的基本素质基石。所谓通用课程，指各种公修课程，包括普通文化基础课程，工具课(计算机操作、文本写作、计量统计等)，以及通用技能和关键能力，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农民的知识储备和文化素养。专业技能课程对应农村现有产业结构与行业类型，专门服务于农民“生利”，使他们习得一技之长。可采用“项目式教学”或“任务单教学”，应尤为重视“做中学”、“学中做”这种广大农民乐于接受的课程教学方法。道德教育课程，也称人格教育课程，源于对陶行知“生利以利群”思想，这种课程的实施可通过以下三个途径:其一，经常举办各层次村社文艺活动，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丰富农民精神生活，提高农民道德水平。其二，道德人格教育的常态化。把农民德育的目标渗透到教育教学、社会实践实习操作的每个环节，用“公民”素养武装他们，在细微处见影响、见精神。其三，身心健康和谐。新型的农民应该是会劳逸结合，懂作息，善健体的人。一方面要注重开设健体课程，促进饮食卫生保健，另一方面更要以坚强的意志、乐观的心态、创新的精神要求他们，使他们真正步入现代社会的主流。任意选修课程，包括专业任选课和公共任选课，它是根据农民需求和和谐农村发展需要而设置的一类为农民安居、幸福、发展服务的课程，如生态、健康、烹饪、缝纫、建筑、饮食、安全、性教育等。

3．优化“三农”教师结构，完善教师良性流动机制

农民职业教育教师整体专业水平偏低，来源单一，合格教师数量严重不足，技术技能型教师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陶行知“以经验为重，经验，学术，教法合一”的要求，启示我们必须大力调整职教师资结构，提高教师整体素质。为此，须从以下四个方面寻求突破:第一，国家必须加大对农民职业教育的重视与投入力度，提高教师待遇与社会地位，对现有的职业教师队伍结构进行调整、改善，大力扩充实践实训、技术技能类教师的规模，加强专业理论课教师的“农民性”、“农村性”和“农业性”，整体服务于农民的发展。第二，鼓励和支持农村职业学校实行灵活、多元的教师任用制度，固定岗位与流动岗位，专职教师与兼职教师相结合进行设岗用人，积极聘请企业中“懂农业”、“爱农村”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到学校任教，建立学校教师在田间地头、厂房车间实地教学的制度。第三，组织教师开展教学研究活动，重点开展新农村建设的新型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研究工作，构建“以农村和谐为宗旨，以农业开发为本位，以农民幸福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提高其教学水平。第四，建立学校与农村，教师与农民到学校和企业的开放流动机制，一方面可以使教师锻炼并提高自己的教学实践能力，也可使农民习得更为宽厚的专业理论知识，提高专业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互利双赢。

4．树立现代农民观，促进农民的全面自由发展

上世纪90年代的“小农”、“农本位”、“守农”思想已基本瓦解，现代的农民是观念思想开放、视野开阔的农民，是接受新观念，勤于奉献的农民，也是敢于拼搏、勇于创新的农民。唯一的遗憾在于他们农业知识、产业技能、经营管理能力的不足，无形隔开了与“新型农民”的距离。陶行知先生一再强调乡村实业教育当以农民为中心，学校当以农民为本。因此，职业学校教师必须树立现代农民观———以农民幸福为本，以农业发展为根。第一，积极吸收农民参加当地职业教育改革的决策与计划的实施过程，使农村职业教育改革队伍由现在的专家、学校、行政部门三结合变为四结合。第二，在课程的编制与使用过程中，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让他们真正参与具体的课程内容编制之中，依据他们的个体需要开设急需的、有用的或发展的课程。第三，在课程计划与教学上，充分调动农民的主动性与学习积极性，鼓励他们自由研讨、“自己教自己”或分享学习。第四，要改变传统的把农民看做没文化、地位低的观念，建立民主平等，自由活泼，教学相长的新型师生关系。

5．校农合作，产教结合，走开放式农民职业教育办学之路

农业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篇4

一、价值取向的“过滤”作用必须得到重视

职业道德教育和价值取向的引导两者之间有着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构建与和谐企业一致的价值取向，是农村信用社广大员工自律的基础。一个人所具有的道德价值观，对于外在职业道德规范具有选择和指向作用，并体现在怎样“做人”和“做事”的职业行为中。价值观不仅体现于对职业道德的筛选、认同，还体现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诸多方面。价值观具有稳定性，一经形成就成为主体头脑中一种相对稳定的观念模式，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职业道德规范是外在的要求，把“外在”的要求“内化”为信用社员工自身的需求，是提高职业道德教育实效的关键。职业道德规范能否被从业者认同并转化为自己的行为，必须经过个人价值观的“选择”。道德价值取向这种“过滤”作用，极大地影响职业道德教育实效，应引起管理者的高度重视。

二、必须注重与和谐企业构建一致的道德追求

在职业道德教育过程中，必须认真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职业道德的内在联系，强化价值取向的渗透，引导信合员工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形成与和谐企业构建一致的道德追求。

重视道德价值取向的引导，不仅是提高职业道德教育实效的需要，更是农村信用社在建设信合员工核心价值体系和农村信用社和谐企业构建过程中应尽的职责。农村信用社在渗透道德价值取向引导的过程中，必须牢牢把握与党的执政理念一致的大方向，强化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联系，重视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思想文化的升华，注重时代的最强音和农村信用社广大员工现实需求之间关系的处理，加强信合员工核心价值体系对农村信用社员工道德价值取向的正确导向。

三、正确定位深化改革时期的职业道德教育

职业道德是从业者在职业活动中的精神自律，与个人价值取向密切相关，是在职业活动中以调节从业者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或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为中心展开的。深化改革时期职业道德教育的定位，应正确认识和处理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多元价值取向的关系。各级管理人员对在深化改革时期出现的多元价值取向，应保持清醒的头脑。深化改革时期的职业道德教育必须站在和谐社会构建所必须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制高点上，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的“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正确把握深化改革时期价值取向多元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导向的关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分多元价值取向中积极、合理的成分与消极、不合理的成分，有区别、有针对性地加以评判和引导，把多元价值取向融合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通过这种“引领”下的“包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促进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农业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篇5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德观长效机制

一、农民道德建设现状

（一）农民社会公德建设现状

新农村建设尤其是新农村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在当前已取得很大进步，但是通过调查河北省清河县的15个村庄，由798份有效问卷得出，村民在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等公德建设方面不容乐观。

在调查中，当问到当事人的利益与他人利益出现冲突，应该如何解决矛盾时，40%的村民认为靠打架解决。对于邻里之间的相处，当问到村里老弱病残家庭生活窘困时，是否会主动给予关心和帮助，50%的村民的态度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对于乘公交车不让座的现象，30%的人认为，这是很正常的行为。在调查问卷中，对于随意摘公园中的花草，有50%的人认为“别人摘，我也摘”，不是什么大事。当问到垃圾如何处理时，60%的人称图自己方便就近处理，未考虑污染环境的问题。

经调查分析得出，新农村村民普遍认为利益是他们的终极追求，如今没有好处或回报的事绝对不会去干，大家的心理距离因此越发拉大；公私概念模糊，凡是自己家的事情，就积极靠前，而扶贫济困、乐善好施、助人为乐、遵纪守法等美德都被“利益”所取代。

（二）农民职业道德建设现状

国内学者把现阶段的农村职业主体分为：普通农业劳动者、农民雇工、智能型职业者、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农民企业家、乡村集体企业管理者、农村社会管理者。此外，农村社会也还零散地存在其他职业业态类型的农民。

基于职业的分类，农民职业道德也就呈现“官德”和“民德”两个方面。

据调查的15个村庄，798份有效问卷得出，60%的人认为新农村道德建设的关键是干部要以身作则，21%的人认为是“端正党风”，19%的人选择了其他。官德正则民风淳，新农村村干部和党员的道德水平直接影响着农民的道德责任感、道德品质。新农村村干部尤其是党员干部的权威及人格魅力有助于农民职业道德的评价和职业道德观念的形成。因此，新农村职业道德建设必须把加强基础干部和党员道德建设放在重要位置。

民德则在发达的市场交易中得以体现。清河县经济发达，号称“中国羊绒之都”。羊绒产业村、汽摩产业村、农产品生产村等村庄是这次调研的重点。经调查，在这些村庄，18%的农民对生产销售不符合规格、贴牌、假冒的羊绒制品，劣质的汽车配件，喷有农药的瓜果蔬菜，喂有激素的动物肉类，投的是不排斥票；甚至对病猪、病鸡或一些霉变食品视而不见，继续加工伪装。这说明，唯利是图是当前部分村民的最大追求，他们认为用假冒伪劣的产品或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取利益实属正常。

尽管村民对唯利是图观念不排斥的比例仅占18%，但农村生产和销售的羊绒制品、汽摩配件、农牧产品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息息相关，因此，基于安全性和人们的身体健康，基于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规范市场交易行为来看，强化农民的职业良心、提升农民的职业道德至关重要。

（三）农民家庭美德建设现状

经调查的清河县15个村庄，798份有效问卷，得出农民的家庭道德观存在的问题如下：

一是婚姻观混乱。经调查未婚女青年发现，直奔彩礼结婚的占30%，“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以嫁个有钱人为手段来改善生活的占到60%。因此，可得出结论：拜金主义思想在农村女青年的思想中体现得较为普遍，她们把感情、人品等位移其后，把改变命运寄托在男方身上。

经调查已婚家庭发现，许多家庭以“谁钱赚的多”决定“领导”地位，夫妻天平以金钱来衡定。而社会主义道德观所倡导的男女平等、夫妻和睦、文明友善等美德在当前农村都被金钱、利益所吞噬。

二是家庭代际道德失衡。调查显示，婆媳经常吵架、互不往来的占到11%，儿媳与公婆讲利益交换的占40%，这部分人认为老人只要还有劳动能力，就有义务带孩子、做家务，老人被儿子媳妇当做廉价劳动力使用。在供养老人方面，出现兄弟之间互相推诿、妯娌之间推三怨四的难堪现象。养老矛盾在农村家庭中显得尤为突出。因此，对于农村家庭的老人赡养问题，目前呈现出道德失衡的状况。

三是男女不平等传统观念在农村依然盛行。经调查，89%的村民坚持认为只有生儿子，才是后继有人，没有儿子在农村就会没有地位。女方迫于压力甚至不惜几次人工流产，以伤害身体为代价，也得坚持生儿子。甚者，他们违背计划生育政策，被拘被罚也得生儿子。70%的村民赞同“养儿防老”观，儿子、女儿在家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在财产或遗产的分配上，儿子和女儿也明显的不平等。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民道德观的必要性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塑农民正确价值观

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有助于村民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有助于村民积极参加劳动，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村民创收能力，引领村民鄙视、假冒伪劣行为；有助于增强村民关心邻里，爱护公共设施，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的能力，引领村民改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态度。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民尊科学、讲道德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村民接受文化熏陶，启迪思想，抚慰、激励精神；引领村民崇尚科学、抵制迷信、移风易俗；引领农民自觉自愿地参与改善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建设，改善村容村貌；引领农民团结友爱、勤俭持家、勤劳致富、诚实守信；引领农民遵纪守法，家庭内尊老爱幼，邻里间相互帮忙、相互体谅，人与人文明、和谐相处，形成和谐、健康、文明的乡风、民风。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民追求政治自由、平等、民主、公正

适时对村民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使村民开阔视野，解放思想，更科学、准确地理解国家政策，运用法律武器合法追求权益，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目标。同时，他们也有权利要求参与村级事务管理，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实现自由、平等、民主、公正的政治追求。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民道德观的长效机制

依照党和政府制定的相关农村道德建设的方针政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组织协调，建立新农村道德建设的领导和管理体系。

（一）明确市县乡三级管理部门职责

在建立健全领导管理机制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必须明确市县一级的党政领导和管理细则，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可行方案，充分发挥农村党政基层组织的功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农村道德建设。乡镇基层党政机关地位关键，它直接领导着广大农民，最直接地帮助农民正确理解、接受一系列国家政策和相关法规。因此，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夯实道德基础，需市县乡三级组织做到统筹安排，协调有序，营造良好的氛围，抓好新农村道德建设。

（二）加强文化宣传部门的领导与管理

首先要求文化宣传部门具备较强的分析力和判断力，敢于打破循规蹈矩的发展模式，勇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配合其他党政部门，发挥好协调作用，形成一支新农村道德建设的中坚力量。其次，我们要改变传统的领导与管理的纯粹官办模式，借鉴市场经济模式，鼓励各类团体和非盈利组织来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农村的培育，政府应提供足够的信息化管理手段促进其落实。

（三）适时适势地不断改进领导方法

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重塑农民道德建设中，一方面，各级党政领导组织，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农民的原则。农民是道德建设的主体，是实际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因此，始终要清醒地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践行者，要向广大农民学习和征询建议，并和当地村委组织通力协作、齐抓共管，以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新农村道德建设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农民道德示范引领的影响。通过树立“农民道德明星”，引导农民积极向上，构建一种良好氛围。同时，树立“农民道德明星”典型，一定要尊重客观事实，杜绝弄虚作假，否则徒劳无功。在树典型工作中，还要注重有代表性、先进性，以此来充分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新农村道德建设的文化特色和时代特征。

参考文献：

[1]罗文章.新农村道德建设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7：86-88.

[2]张家强.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15-16.

[3]潘国和.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新农村道德建设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出版社，2009：29-30.

河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民生调研课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河北新农村道德建设研究”（编号：20130124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杨青（1982-），女，河北省清河县人，河北省石家庄市石家庄学院马列部讲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农业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篇6

一、农村职业中学德育课教与学的现状

（一）农村职业中学德育课教师的教学方式落后。现在不少农村职业中学德育课教师的教学方式仍然是专制的、封闭的、单一的，上课还停留在一本书、一张嘴、一根粉笔的形式上。教师在上面唱“独角戏”，滔滔不绝地讲四十五分钟，不留给学生充分的主动学习时间，学生是“上课划条条,课后背条条,考试考条条”,而这样的德育课也就自然成了学生的“睡觉课”。

（二）农村职业中学德育课教学重课堂教学、轻社会实践教学。德育课教学是一种教育实践，更应注重实践教学，其各门课程内容不仅仅是理论性内容，同时也涉及如何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特别是全面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同时，德育课教学也应注重或强调通过实践教学教会学生观察社会、了解社会、把握社会。

（三）农村职业中学德育课教学把课本和日常生活分离。当前农村职业中学德育课教学由于种种原因存在以“课堂为中心，书本为中心，教师为中心”和知识与生活相悖离的现象，使课程学习与实际生活之间缺乏内在联系，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发展，导致德育课缺乏生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四）农村职业中学德育课教学缺乏参考资料。农村职业中学德育课教师仅拥有教材和教学参考书，没有其他的参考资料，这就严重影响德育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五）农村职业中学学生学习德育课的积极性不高。在农村职业中学，学生普遍认为学习的主要任务是学好专业课，德育课没有专业课和基础课重要。有关调查数据表明，有近80％的学生对学习德育课的积极性不高，这是当前教学中存在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六）农村职业中学德育课的课堂气氛一般都枯燥乏味。有关调查结果表明，在农村职业中学，课堂教学气氛存在很大的问题。有近85%的学生认为课堂气氛一般都枯燥乏味。德育课课堂现状的是教师认真备课，辛苦上课，讲课口干舌燥，而学生是“人在曹营心在汉”，课堂教学“死水一潭”，这样的课堂气氛会严重影响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积极性。

二、改进农村职业中学德育课教与学现状的必要性

（一）可以培养学生正确取舍先进文化的能力，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可以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法律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形成综合职业能力，引导学生创造未来美好的生活。

（二）可以落实教育部《关于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课程改革与教学安排的意见》，要求德育课教学应遵循“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原则，注重实践教育、体验教育、养成教育，达到知识学习与能力培养和行为养成相统一，开发实施新课程标准的教学资源，形成一些支撑德育课联系生活教学的新理念及新教学模式。

三、改进农村职业中学德育课教与学现状的策略

（一）更新教育教学观念，注重学生发展。要求教育工作者应根据社会长远发展的需要，以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宗旨，着眼于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培养思维能力、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帮助他们学会学习、学会求知、学会做人、学会发展等。

（二）根据职业教育的特点，采用多样的教学模式。在农村职业中学德育课教学中，许多教师的教学模式仍旧十分落后，这就需要积极采用一些支撑德育课联系生活教学的新教学模式,如情景式教学法、体验式教学法、案例式教学法等。

（三）开发德育课新教材的教学资源库。为了支持“教”和“学”,必须开发德育课新教材的教学资源库。教学资源库主要有文本素材、图形素材、图像素材、动画素材、音频和视频素材，其中文本素材占主体地位，包括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课外阅读材料、参考资料、学习资料、教案、课件、各类习题以及学生调查报告、小论文习作等。

综上所述，职业学校德育课是一门复杂的人文学科，它既有严谨的科学性，又需要有生动活泼的实践方法，德育课教学改革是个全方位的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用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和探索精神去反复实践、逐步提高。

本文是甘肃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省级重点课题“农村职业中学德育课课堂教学生活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批准号:【2012】GSZ18。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