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收集3篇)
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范文篇1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语言学转向；索绪尔；话语；福柯
“语言”是20世纪西方人文科学备受瞩目的关键概念。在哲学领域，“语言”成功取代了“思维”、“意识”、“经验”一跃成为了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语言问题提升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彻底改变了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此，西方哲学在继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之后发生了历史性的第三次转向即“语言转向”(linguisticturn)又称“语言学转向”。而与此同时，语言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研究对象的确立则引发了西方几乎整个人文学科认识论以及研究范式的变革。20世纪文学研究更是深受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尽管各流派的研究角度和批评方法不尽一致，但都表现出对语言的极大关注，语言不再充当媒介或工具的角色，也不是客观镜像，而是文学的本体特征，语言成为文学批评的中心问题。在高等教育的这一研究领域，关于文学研究正趋向于文化研究、语言过渡到话语等现象，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值得关注和探讨：
一、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理论
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可以追述到费尔迪南·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对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构建。索绪尔立足于将语言学创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为两大支柱构筑了其理论体系。他对语言的阐释，坚实地把语言置于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抽象术语之中，他对语言(1angue)与言语(parole)的界分使语言摆脱实证主义和个体行为的纠缠，成为可以客观把握的自在自为的研究对象。而共时性(synchrony)与历时性(diachrony)的区分则使语言学逃脱了历史学家的监护，语言学家关注的不仅仅是处于历史链条上一系列在形式上变化着的语言现象而应该研究“同一集体意识所感知的构成一个系统的共存要素间的关系”。索绪尔对语言与言语以及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区分引发了现代语言学研究的方法论的转向，即由对语言外部的、实证的、历时的、个别的考察转向了对语言内部的、结构的、共时的、整体的考察。索绪尔方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将语言界定为符号体系，任何符号都由能指(signfiier)和所指(signified)构成。索绪尔的符号只关心能指(声音意象)与所指(概念)之间的关系，而把现实和指涉物置于研究领域之外。语言符号的价值取决于语言中其它符号的同时共存3，即语言符号的价值体现于差异与关系之中。因此无论从构成符号的概念方面看，还是从物质方面的声音看，或者从作为整体的符号看，语言中只存在差异。差异意味着价值，价值来源于语言系统中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索绪尔驱逐了意义把自己的语言学封闭在有限的语符之中，语言被视为一种形式而非实体，这是对传统语言观的根本变革。这样一种形式化使其在描述语言时走向极端，以至于形式化不再是工具而成了目的。
索绪尔为语言学确立的系统观念以及高度形式化的方法为20世纪整个人文科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范式，也为自此以来各种思想文化学术流派的相继问世提供了原初动力。文学研究也不例外。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孕育出与传统文学研究截然不同理论与方法。
二、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
首先把索绪尔的语言观运用于文学研究的是俄国形式主义者。拒斥盛行于19世纪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机械反映论，俄国形式主义者将文学视为独立自足的体系。在艺术的形式和内容关系上，他们看重后者，试图突显艺术的技巧性介入的能动性本质，这无疑暗合了索绪尔视语言为形式的观点。俄国形式主义者超越具体的文学作品，努力挖掘文学之为文学的一般通则，即所谓的“文学性”，而文学性来自文学的语言和结构，来自形式而非内容，文学批评应该从感觉形式开始，因此语言成为形式主义者研究的中心。
该学派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viktorshklovskj)提出的“陌生化”原则具体体现了形式乃审美之目的。俄国形式主义者还直接将语言学的模式用于诗学研究。他们从语音学、语法学、音位学、语义学、节奏、格律、词汇等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运用语言学方法分析文学，直接推动了语言学与文学的联姻。形式主义批评促进了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的语言学转向。
与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平行并独立发展起来的英美新批评同样把文学研究的重心立足于作品本身，重视对文学作品的构成因素与构成方式的细致研究。深受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影响英美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韦勒克(rewellek)在其与沃伦(robertpennwarren)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区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大类型。在依次否定了文学研究与传记、心理、社会、思想和其他艺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之后，韦勒克把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确定为文学的“内部因素”，完成了文学由外在研究进入内在研究的转折。在研究方法上，新批评派重视对单一作品的语义学分析，强调语言的多义性与含混性，突出语言的修辞功能。新批评的研究理论与实践给后起的结构主义文论以重要的启示，使结构主义文论家在对文学作言语与语言，所指与能指，叙事与话语等方面的研究有了继续拓展的基础。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以法国为中心的结构主义思潮使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在整个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得以最为广泛的贯彻。列维一斯特劳斯(clandelzwi—strauss)将结构主义语言方法用于对亲属关系、图腾制度以及神话等非语言学材料的解释。就文学研究而言，其主要贡献在于神话学。列维一斯特劳斯将看似零乱的神话分割成一个个“神话素”，它们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完整而自足的结构系统。在神话的叙述中，各“神话素”如同语言单位在横向组合与纵向聚合两条轴上同时活动，从而形成千姿百态的故事。列维一斯特劳斯神话模式研究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范例，说明对于文学整体系统及作品结构的分析不仅可能而且是必要的。拉康(jacqueslaban)则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纳入精神分析的领域，提出了无意识在结构上与语言及其相似的论断。他把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概念运用于精神分析学说，指出主体的意识正像是能指，而无意识层面就像是所指；由于总是要用能指来解释所指，能指背后的所指是不能轻易达到的。拉康借用并修改索绪尔的概念和运算法则，将精神分析学现代化，使之更适合于文学批评。叙事学是结构主义在文学批评中将自己理论运用得最有成效的一个领域。普罗普(vladimirpropp)对俄国民间故事的归纳直接启发了格雷马斯(algirdasgreimas)的《结构语义学》和托多洛夫(tzvetantordorov)的《(十日谈)的语法》二者都试图从故事中发现叙事的“语法”，总结叙事结构的共同性，借助语言学模式来分析作品的结构模式。罗兰·巴特(rolandbanhes)的《符号学理论》则使索绪尔模式广泛地存在于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之中并为文化分析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式。他用一种符号学的方法去“阅读”大众文化，把各种活动和对象当作符号，当作意义得以传播的一种语言。巴特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索绪尔将一切人文科学统一在符号研究之中的雄心。在文学研究中，巴特强调了语言与文学的密切关系，认为语言是文学的生命，文学的全部内容都包括在书写活动之中，而不是在“思考”、“描写”、“叙述”、“感觉”之类的活动之中。其论著《写作的零度》进一步强调了由字词独立品质所带来的多种可能性和无趋向性。而字词即语言形式独立性的发现致使创作主体不再拥有支配和调遣字词的权力，后者通过其非连续性的组合，生产不确定意义的机制，宣布“作者已死”和一个语言自足封闭的狂欢世界的到来。巴特所说的“零度写作”吻合了结构主义倡导的无作者思想，无主体知识的认识，即以一种超越了个人的结构来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状况。巴特前期的文论思想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将语言学模式和由语言学演变而来的符号学作为文学研究的基础。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对20世纪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语言学理论的介入拓宽了文学批评的领域，推进了文学理论的发展。但是由于过分强调语言形式，刻意追求语言学式的科学性，机械套用语言学模式来分析文学现象，从而切断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作家和读者的联系，这种视文学为封闭而孤立自足的现象必然是片面的。20世纪后半叶随着文化批评理论以及新历史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历史与主体作为形式主义的对立面重新受到关注。在这种理论思潮下，语言不再是能以科学的法规的精确性加以研究的一个客体。语言必须被放到社会语境和社会活动中来理解。语言的社会实践性取代语言的形式成为文学与文化研究考察的对象。
三、从“语言"到“话语"
语言的社会实践性突出体现在它对社会现实的建构。语言不是对既存现实的被动反映，而是能动地生产意义，建构社会现实。然而语言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它自身并不能直接说明意义生产机制的运作，因为在一种文化中，意义常有赖于各种较大的分析单位——各种叙事、陈述、所有通过各种文本起作用的话语等。“‘语言’这个抽象概念，事实证明不足以说明某些意义在历史、政治与文化上的‘定型过程’，以及这些意义经由种种既定的言说、表述及特殊的制度化情景而不断进行的再生与流通过程。正是在这一点上，话语这个概念开始取代当下通行的这种无力而含糊的‘语言’概念。”于是话语逐渐代替了“语言”成为现代文学与文化批评的一个中心概念。
在著名的后结构主义者福柯(michelfou．cault)看来，话语不单纯是一个语言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政治性维度的历史文化概念，在话语即历史所标示的客观性背后，具有某种鲜明的意识形态。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都会按照一定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传播。这其中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任何话语都是权力关系运作的产物。福柯的话语理论考察了话语在主体与客体塑造中的作用。主体既不是先验的、超然的，也不是一种支配性的力量，相反，它是通过自由的或是受支配的实践而被构造出来的。在话语场中的客体总是被话语所支配，处于被主体征服的地位。福柯对话语与权力的论述改变了人们对文学创作、文学史以及文学批评的认识。文学是一种话语，而且是一种掩藏着社会文化政治权力的话语。文学创作是权力话语的生产，作家掌握着某种话语权力。而文学史对作品的筛选以及对经典的界分，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结构的投射，同时文学批评也参与了话语的再生产。因此“谁掌握话语生产的权力，谁掌握话语生产的技术，谁掌握话语生产督察系统”将是问题之关键。
福柯的话语理论将文本的概念扩大到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的全部领域，是对形式主义文论和结构主义的突破。而话语本身又与意识形态、性别、种族等问题密切相关，因此话语理论对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学批评流派有着极大的影响。
四、话语理论与文学批评
新历史主义主张在文化和历史的张力中研究文本，认为一切阅读都不仅是针对文学文本，而是包括了全部社会的、历史的、意识形态的内容。新历史主义考察文学如何诠释、介入被“历史化”的政治和文化的各个层面，二者又如何在互动中被建构。历史和文学一样是人为构造的产物，历史文本中事件的逻辑性和连续性，不过是历史学家所进行的一种类似于文学家编造故事的虚构活动的结果。“历史的文本性”否定了文学是历史的一面镜子，文学除了提供历史以某种叙述框架和编织技巧外，还参与着历史的建构。
女权主义批评通过话语分析，寻绎女性在文学中作为主体和客体是如何被呈现和塑造的以及男权社会的权力话语在文学中的运作踪迹。在男性中心文学中女性从来没有自己的主体位置，她们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属、玩物。男性不断在文学中塑造出符合自身利益与要求的女性形象。同时女权主义批评家也力图通过挖掘被男性文学史所压抑、遗忘、湮没的女性作家的作品，从而将女性被男性话语遮蔽和覆盖的真实声音传达出来。
后殖民批评是在对殖民主义话语的批判、解构和颠覆中产生的一套与殖民主义针锋相对的话语。殖民主义话语一面弱化、贬抑、否定殖民地人民的文化历史意识，一方面宣扬、抬高西方宗主国的价值观念，通过这种精神异化来实现殖民统治的长久和稳固。后殖民文化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对东方主义观念的批判被视为后殖民批评的开始。其代表作《东方主义》分析了作为主体的西方如何对作为他者的东方进行文化想象和阐释，并揭示了殖民主义如何利用话语建构二元对立的模式来维护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后殖民批评通过对殖民文本的改写、反讽从而达到颠覆、瓦解殖民主义话语的目的。
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范文篇2
“语言学转向”强调的是世界是由语言建构的，语言符号之间的不断转换产生了世界的意义，换句话说:意义的产生不过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完成了语言对世界的编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经验和实体的世界，而是一个语言符号的世界，我们的知识和认识是由语言来塑造的，在语言的主宰下，语法、句法、语用、词汇、话语、语境、意义、文本、叙事、修辞等跟语言学相关知识被广泛运用到其它学科领域中，以至于语言学的模式和方法成为人文科学普遍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因此，“语言与存在”取代了传统的“思维与存在”的命题成为整个知识范式转换的重要表征，这也从根本上揭示了语言的本体含义，它远非工具，而被看作存在本身，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宣称: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从历史实践上看，作为人类交往活动中最常见的两种媒介形式，图像与语言文字相比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在文字发明之前，图像是先民表达和记录的方式;当文字出现之后，文字以语法和修辞结构来表达具有丰富的联想性和多义性的意义，而图像被降低为识字的辅助手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图像被认为是感性的、直观的、平面的、零碎的，人们重视语言的理性逻辑，强调语言与图像的异质性，而忽视图像与语言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图像的独立性和意义的建构性。米歇尔发起了对语言主导文化的解构性批判，他认为:“文化的历史部分就是图像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争取支配地位的漫长斗争的历程，任何一方都是为自身而要求一个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权。在某些时刻，这种斗争似乎进入了沿着开放边界展开的自然交流;而另一些时刻(恰如莱辛的《拉奥孔》)这些边界关闭了，彼此相安无事。所谓的颠覆关系就存在于这一斗争最有趣和最复杂的种种形态中”［2］(P187)。在这里，米歇尔强调了语言与图像之间漫长的斗争过程，认为两者之间辩证复杂的张力关系构成了文化的发展。如果说传统文化是语言实施着对图像的压制和控制，那么，进入当代的视觉文化时代，图像应该站在与语言构成对立面的基础上，消解语言中心主义的局面，通过制造图像和观看图像承担世界意义的建构。但是，图像的兴起以及形成的对语言的挑战，并不意味着图像取代语言成为知识体系和文化秩序的主宰，而是将图像在语言中心论的框架中解放出来，摆脱语言论的控制，在关注语言与图像之间的“互文”性阐发中重新挖掘和创造图像，让图像再度被发现，让图像彻底释放出自己的知识能量。
图文之争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思路
图文之争的介入给当代文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随着图像意识的增强，文学与传媒、文学与图像、文本形式、文学的存在方式、图像叙事与文本叙事等诸多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米歇尔在《图像理论•序》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文化时代，所有的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的再现都是异质的，文学与视觉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再现，它们与权力、价值和人类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文化模式的变化。一种阅读文化与一种观看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它含蓄地指出社会性和主体性所采取的形式，一种文化所构成的各种个体和制度。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可以在媒体再现中找到交汇点。换句话说，图像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异质关系，两者之间的研究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毫无价值的平行对照，相反，两者之间内在的互动关系以及构成的外部关联使得不同艺术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图像与语言的关系为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观念。从历史上看，在语言学研究范式的框架中，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和旨归是文学语言本身，认为语言是一种线性的、稳定和逻辑的符号，先行地设定文化、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在这种观念中，语言占据主导优势，而图像只是语言之外与人的感性层面相关联的不可靠的形式，图像与语言根本无法联袂，亦无法在一种张力的结构中生发出更高意义上的思维模式。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视觉文化和读图时代的来临，单纯的语言学思维方法已经不能完整有效地对当今文学图像化和传媒化趋势作出有力的阐发，同时它也无法表征当前层出不穷的文学审美现象。因此，当前文艺理论研究必须摆脱传统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不合理方式，关切当代传媒视野中的文学现实问题，在正视语言学等研究方法的同时，侧重考虑在图像与文字之间寻找文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本雅明是建构此种研究范式的积极实践者和探索者，他在研究摄影与电影的过程中预言电影将成为未来语言的者，认为以文字和书籍为代表的传统印刷文化必将受到以图像为主的机械复制文化的冲击，这昭示着图文之争在现代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将成为一个待解的问题。与本雅明不同，利奥塔从解构理论的角度对西方传统文艺理论中存在的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欲望、话语与图像、推论和感知等二元对立模式进行批判性考察，为感性、欲望、图像和想象力的存在寻找依据，解构西方传统的元叙事话语和思维模式，达到攻击现代性的目的。鲍德里亚比本雅明和利奥塔走得更远，他在由电脑所创造的虚拟图像世界中，反思和批判传统的文学生成和存在方式，认为虚拟图像比真实存在更完美真实。在此观念下，文学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应该重新设置和厘定，也就是说:图像与现实的脱节、虚拟与真实界限的消解，使得传统的“文学艺术模仿生活”的观念出现问题，这无疑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本雅明、鲍德里亚在文化和艺术层面上对图文关系的探索，深刻地表明文艺理论对图文关系的重视源于当代文化给作者和读者带来的新的创作和阅读感觉经验，它是对当下文学艺术发展的理论总结和建构。显然，西方文化领域对图文关系的研究已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方法和思路不同于传统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已进入到图像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符号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交叉的层面，其研究主旨是在揭示图像与文学差异、互动和互通的特征，进而进入图文生产、消费与社会权力表达、文化模式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探究上。当前国内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图文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展开，这主要沿着两种思路进行:一是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探讨图像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强调图像的强势原因、表现方式和审美效果等。这是当前文学遭遇图像时代问题的一种“宏大理论”式的阐发，这种研究并没有在图像与语言之间折叠、缠绕的复杂关系中解决文学变化的具体问题;二是沿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历史命题，在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根据文学和视觉艺术两者的交叉渗透，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关注视觉艺术，同时强化从图像的角度来审视文学，试图在文学与图像之间建构一种互文性的文学理论。具体而言: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研究视觉图像，就是理解图像如何借助物理时空的张力结构，来接近文学并通过语言立“象”达到充满想象力的审美至境。反之，从图像的角度来分析文学语言，就是理解图像如何赋予文学语言新的意义，探索图像在文学语言塑造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比如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历史形态:以图言说、语图互仿和语图互文［3］，以此揭示语图关系发展的规律。显然，以上所说两种研究的价值取向不同:前者侧重语言与图像的对立，以此勾画出当代文化模式的变迁，以及带来的审美方式的变化;后者则侧重语言与图像两种媒介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交融凝聚到文学本身，回答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因媒介不同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说前者侧重外部研究，那么后者则是从内部探讨文学的根本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学中，传统的文字叙事所固化的领域开始成为语图关系研究的重要目标，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叙事文本研究，此研究围绕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的叙事特点，主要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考察图像与文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突出图像对叙事文本的模仿和再现问题，旨在解构文字叙事在叙事传统中的绝对主流，摆脱与语词共存和竞争中图像的压抑性地位［4］。通过图像与文字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让两者在交互叙事中建构不同的价值维度，以此彰显不同的审美意义。诸如此类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文学有太多的启示，这昭示着当前文艺理论研究观念的重要转变，这些探索对于建构文学理论研究范式具有启发性和创新意义。
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科目理据；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
中图分类号：G633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06)09－0070－02
“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是部分高校面向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一门基础课，有专家提出其“设置缺乏理论支撑，培养目标不明，需要进一步加以论证，丰富其内涵”(许钧，2001：222)。本文以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与翻译及翻译研究的关系为基础，以译学建设与翻译教学之目的为切入点，认为“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语言文化对比与翻译，应以“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之名称统一术语，确立科目名称。
一、翻译教学不仅是培养翻译人才的有效形式，而且也是译学思想具体化的过程
翻译教学及教学研究不仅对译学建构和其学术地位的确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翻译学理论对翻译教学更具直接的理论指导意义。从翻译教学的指导思想看，翻译教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翻译的学科发展同步而行，其指导思想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当翻译是一门技能的时候，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教学所能做的只是传授自下而上的语言技能(bottomupskills)。当翻译被视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时，教学则根据语言学理论在目标文本中寻求恰当的对等语言单位。当翻译被视为是一种跨语际文化交流活动时，以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为目标的功能主义翻译教学法兴起。从中外译学研究和相应的教学模式看，主要有释意―交际型译员培训模式；翻译语言学的教学模式；翻译文化论的教学模式；文理渗透型翻译教学模式等。尽管各种模式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对比研究及其理论是翻译教学的主干理论这一点，在中外翻译教学实践中却基本一致。
翻译教学的过程是一定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的证实、证伪的科学论证过程，是使理论深化、升华、系统化、模式化和科学化等学科构建的基本途径和有效方式。因此，译学建构、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密不可分。虽然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符号转换活动，更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但翻译过程本身却始终是一种语言符号转换活动。因此，作为培养翻译人才的翻译教学和教学研究就不能忽视两种语言文化转换规律的研究。所谓的转换规律，就是两种语言文化对比分析所得的结果。
要对翻译进行理论探讨，首先应明确翻译的性质。语言学翻译理论认为，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是翻译研究的直接理论和方法。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话语在保持其内容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成另外一种语言话语的过程，而转换这一术语指的是两种语言之间言语单位的等值关系。对于翻译学作为研究翻译的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威尔斯形象地描述为：翻译学好像古罗马神话中长着两副面孔的守门神雅努斯。一方面涉及翻译过程，并研究其内在的转换技巧，是一门前瞻式学科；另一方面又研究其推出的成品，是一门后顾式学科，从译语出发对比译作与原作的质量，通过对比两者以找出译语话语形成的过程，并确定如何恰当地达到预期的目的(廖七一，2000：112)。释意派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旨在两种不同语言表达的篇章间建立等同，这种等同不是以译出语和目的语为基础，而必须永远以两个篇章的种类、对象，以两国人民的文化、伦理、知识、感情氛围等为基础，以不同时期的各种情况为参照”(刘和平，2001：1)。“等同”即转换的单位与标准。
虽然，释意派翻译理论强调摆脱原语的语言形式，用另一语言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情感。但是，在理解原文、摆脱原语形式和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情感的研究描述和“等同”转换中，它始终都未离开对双语的对比分析。而“等同”的单位是语篇并非语词或句子这一点，恰好又与语篇语言学的翻译理论相吻合。这就说明释意理论与语篇翻译理论的基础理论和对比研究的方法殊途同归，摆脱语言形式并没有脱离双语的语篇表现形式所含意义的“等同”转换。同时也说明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不仅不再囿于语词、句子和语篇的范围，而且还从交际的目的出发强调文化的因素，从而增加了文化对比的内容。因为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其目的无不是为了寻求交际双方的沟通，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无一不是要用译语形式所含的语义和交际功能再现原语形式所承载的语义与交际功能的符号转换途径，而是否工于达意则是衡量翻译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译者和论者所关注的都是如何才能使原文的语义得以“传达”，怎样才能让交际的双方达到“相互理解”而实现交际的目的。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两种语言文化对比分析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支持。
由于受多元体系翻译观的影响，“等值”的标准已被侧重目标语系统(targetsystem)的翻译规范所取代。翻译规范一方面改变了传统翻译理论中原文――译文的相互关系和地位，将中心移向译文和译者；另一方面又将研究的目标和分析的对象从个别译者或个别作品的翻译转向有机连贯的翻译文本语料库。翻译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建立自己可靠的方法论和明确的研究步骤，必须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分析，使个人和局部的研究结果能够在“同一个语料库或另一个语料库中”得到重复或验证(廖七一，2001：394)。很显然，译者之所以会更倾向于选择某些翻译策略和方法而放弃或避免另一些可能的翻译策略，恰恰说明这一切都只能通过对原文文本和译文文本进行大量的对比分析之后做出的抉择。因此，侧重目标语系统的翻译规范还是离不开双语文本的语言文化对比分析。况且，我们尚未建立起英汉翻译的语料库，正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作为研究型翻译人才培养的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更是责无旁贷。
二、英汉翻译文化对比研究的重点是特定语境中的言语交际文化和非言语交际文化
语言对比层面的划分早已在一般外语教学和翻译研究中达成共识，在此就不赘述。文化层面则需参照语言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划分。其中，物质形态层，涵盖人类以器物形式所体现的文化及一切与人的生活发生关系的“物态文化”实体；典章制度层包括“为维护有序社会而创制的规约、体制和机构”；行为习俗层既包括集体性的习俗又有个体性的身势语言等(刘宓庆，1999：34-38)；精神文化层主要指该语族特有的“、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观念形态”(陶嘉炜，1998：4―5)。深层的认知心理层对比可包括认知系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倾向等方面的研究。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工作对象是语言，就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对象和层次而言，两种语言的词语内涵和表现形式不仅在深层上与文化相融交汇，而且在各个层面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重叠或完全重叠的现象。因此，无论是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研究，始终都要面对如何跨越横亘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这种语言文化相互渗透、交织重叠的文化语言障碍，即交际载体的表现形式及其文化内涵两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翻译和翻译研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过语言的表现形式，研究语言和文化这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连体。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比较与翻译，无论是作为一个基础科目，还是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其内涵都是“语言对比”和“文化对比”的合二为一，对比研究的重点是特定语境中的言语交际文化和非言语交际文化系统。杨自俭(1997：616-619)先生认为，文化对比研究应以共时法为主，内容包括词汇―语义、词组―成语、句法―篇章、语用―交际、身势语、信号和标记等七个系统。由于普通文化的因素绝大部分蕴涵在常用词语、常用句法和常见语用系统中，普通交际文化的对比研究应与语言的对比研究同时进行，而且应从语言对比入手，从语言之间的差异追踪探究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刘宓庆(1999：28)先生认为，对比描写应当是汉语翻译理论的基本方法之一。对比应该是“多向度的”，特别是语义一文化及语用一文化方面的研究。要用科学的方法加人文关照，描述双语转换过程中的各个机制，找出客观规律与普遍性，即找出语言的哲学机制和文化深层的内核，以此确立语言翻译的科学依据和依归。正因为翻译和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对比与语言对比研究的对象、层级、方法和目的完全相同，因此，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教学将语言对比与文化对比合二为一并非是异想天开，而是教学的实际需要，是翻译应用研究的必然。正如许余龙(1997：58)先生所说，汉外翻译本质上就是在对比中展开的。对比语言学对翻译的理论、规律以及技巧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比如可以用它探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通过对比，可以确定两种语言中哪些语言成分是翻译对应的、在什么语言层面上对应、对应的程度如何等等。
三、结语
毛荣贵(2003：序言)先生在为邵志洪教授的《翻译理论、实践与评析》的序言中写道：六年之前，杨自俭教授在为志洪的第一部专著《英汉语研究与对比》写的序中，曾引用了赵元任先生的一句话：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的科学结论。大学者原来如此观察“语言学”，如此简单，又如此经典!在这里，我是否可以对赵元任先生的话略作推演：所谓翻译理论，实际上就是译文的比较，就是各种译文的综合比较的科学结论。所谓的“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无论是作为一个科目，还是作为一个学科，都是英汉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和“文化对比研究”的合二为一，既是英汉翻译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也是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基础科目和培养方向之一(班荣学、赵荣，2003：142-4)。由于学界在“对比”和“比较”两个术语的使用上彼此不分，从而造成术语概念混淆，导致学科界定不清。因此，用“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统一术语确立学科名称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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