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6篇)

简述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篇1

论文摘要：民间文化传统决定了动漫文化的生命基因，多方面影响了原创动漫的人文精神、审美品格、题材来源、艺术手法等，探究民间文化独特的民族特征和旺盛的生命力，寻找与动漫创作的契合点，能够为创作真正具有民族风格的原创动漫精品提供借鉴。同时，动漫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艺术传播媒介担当着传承民间文化的功能，因其跨媒介性、兼容性和受众全龄化等优势，通过动漫作品和动漫形象实现民间文化的经典化保存和大众化传扬，对民间文化的推进和弘扬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动漫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或文化现象，在整个文化大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诞生之时起就参与和推动着文化历史的发展进程，并且必然受到本民族文化生态系统的制约。在文化大系统中的民间文化，是立足于民众的生产生活，以一种通俗活泼的形式创造出来的用以娱乐民众的文化形态，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生活在民众之中并身为民众一员的作家、动漫家、读者、观众的“文化心理结构”，对动漫创作与动漫欣赏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动漫的显著特征是创意性，而文化积淀是创意的源泉。动漫创作必须对具有地域特色的民间艺术元素进行改造和创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有机结合，才能激发人们对本民族本区域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实现走产业化道路同人文坚守之间的相融相生，并在动漫形象的塑造、动漫产品的研发、动漫品牌的树立、动漫企业的崛起中展示出中华文化的魅力，使动漫产业走上生生不息的创新之路。

一、民间文化传统决定动漫文化的生命基因

首先，从美学角度来看，民间传统文化涵养了原创动漫的美学品质：在审美风格上，倾向于意境美、道德美、意味美；在审美价值上，是寓教于乐、注重写意、质朴阳刚、内敛含蓄的中和之美与朴素之美；在艺术思维上，追求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永恒秩序以及和谐统一；在塑造形象上，崇尚“神似”、“神韵”和“会意性”。这一切都构成了中国原创动漫的基本美学气质，《大闹天官》就是最好的例子。其人物造型风格以古雅和神奇致胜，追求的是灵动飘逸、超凡脱俗的奇幻风格，引入了脸谱艺术、民间彩塑、戏曲表演、壁画年画等设计元素和色彩配比，并从先秦青铜器、汉代画像石、六朝造像以及皮影、木刻等多方面汲取营养；在场景设计上借鉴了民间艺术造型元素并发挥想象创造力，虚实结合，简练而变化有致，鲜明地突出了神话中的幻境，艺术风貌凸现出民间艺术极强的写意性和装饰性。这传达出中国人特有的哲学观、宇宙观、审美观，并将人民性和民间性表现得浪漫而神奇，民间文化与动漫形式自然交融，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境界。

其次，民间艺术凸现出的人文内涵和人文价值，是中国人观念体系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动漫创作应从中国人爱国爱民的民本精神，自强自立的开拓精神，惩恶扬善、反抗强暴、见义勇为的道德精神，善良质朴、勤劳智慧、诚实谦虚的传统美德等人文精神中，集英纳萃、提炼浓缩出作品的精神内核，一脉相承地展现民众所具有的道德品质、心理特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采取主动的姿态吸收传统文化并与世界现代文明和谐相融，形成全人类普遍的文化价值追求。如《葫芦兄弟》讲述七只神奇的葫芦，七个本领超群的兄弟为救亲人前赴后继，同法力无边的妖精进行了一场场扣人心弦的较量，宣扬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这一人类发展永恒的主题。其中老翁与穿山甲代表了正义与奉献；绿色的仙草代表了生命和希望；蛇精和蝎子精象征“邪恶的智慧”和“阴毒的力量”；葫芦种子则是上天为了克制恶的力量而赐予人类的宝物，用七种颜色分别代表人类的七种品性：勇敢无畏、温柔宽容、刚强坚毅、平和慈善、嫉恶如仇、活泼自由、沉郁思辨。七兄弟的故事如同七个生动的寓言寓示受众：优点可能同时也是缺点，长处有可能转化成为短处；放纵单方面特定的优势或夸大个体的力量，势必会导致整体的失衡与失败；唯有“七子连心”的融合、凝聚与团结，才能最终战胜阴险、黑暗、诱惑和背叛。而结尾那充满生机的美丽的七色峰，象征了中华民族追求美好、向往和谐的人文追求。《葫芦兄弟》成功地将传统表现手法与动漫审美特征、民间意象与现代内蕴、鲜明的民族价值观与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完美地融为一体，成为国内原创动漫中的经典。

二、民间艺术为动漫创作提供广阔的生命空间

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历程中，诞生了浩如烟海的优秀民间艺术作品。民间艺术题材广泛而丰富，囊括了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浓郁的地域化色彩，体现了民间特有的风土人情，是动漫原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藏。现代的动漫创作虽然是专业创作者艺术思维的结晶，但根据创作意图，在创作中采用民间艺术的形式或从民间艺术中撷取素材，从民间艺术传统的宝库中挖掘精彩的“动漫原型”，用现代的设计语言重新组织以达成新的意境和情趣，创作出具有中华风格气质的动漫形象，承担起弘扬民族文化的重任，是原创动漫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

动漫艺术和民间艺术难以割舍的源流关系，首先表现为动漫作品取材直接源于民间，是在采集整理民歌、民间故事、野史传说等的基础上，对民间叙事原型进行整体重现、改编和创新而成的。如中国的《哪吒闹海》、《渔童》、《人参娃娃》、《阿凡提的故事》、《九色鹿》、《金色的海螺》、《孔雀公主》等，国外的《白雪公主》、《埃及王子》、《大力士海格力斯》、《小美人鱼》、《阿拉丁神灯》等，这类成功的动漫作品比比皆是。其次还表现为对民间叙事类型的借鉴与生发。民间艺术具有自发性、传承性、实用性、娱乐性、民俗化和程式化等特征，民间叙事因出自集体口头创作，并以口耳相传的方式长久地传承下来，使得同一“故事核”在不同时间、空间、背景中的人群里流传时，组接故事的元素既保持了原有的基本形态，又会发生丰富的变异，进而形成“叙事类型”，如灰姑娘型、小红帽型、魔法宝物型、王子复仇型、异域探险型、三兄弟型、两姐妹型，等等。情节类型跨越时间和空间流传于世界各地，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这种稳定性来自它具有人性共同的心理构架、情感需求和艺术鉴赏基础。在原创动漫中，民间故事类型中的人物形象及人物关系经常是以现代的演化形式而出现，不禁让人感叹民间叙事永恒的艺术魅力。比如近年来风靡世界的魔幻潮，就有千年的民间魔幻文化根基，将善恶冲突设置在神话、传说、童话、民间故事原型中，对魔法、精灵和怪物等幻想元素进行整合、改造，引起了当代观众渴望打破平庸、超越现实、追求奇特的心理共鸣。

原创动漫的核心竞争力是新颖的形象和独特的创意，这依赖于角色设定、画面效果、拍摄手法以及在叙述时对节奏的控制和把握。从根本上讲，一个好的剧本是这一切的基础，没有好故事、好形象，再高明的技术制作也不能创造经典。随着技术的发展，动漫艺术进入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阶段。一些动漫创作者片面夸大科学技术的含量，在人物设计和故事情节方面存在着幼稚化、雷同化、性格特征不突出、模仿意味较重、缺少想象力和创造力等问题；不论在文化定位的整体把握上，还是对人物性格的动态刻画上，都缺少感人至深的人文内涵和艺术生命力。科学技术是动漫发展的血脉，人文主义则是其灵魂。只有将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相结合，才能使动漫发展处于协调状态。曾在国内外获得极高声誉的优秀动画片《三个和尚》，取材于一句古老的民间俗语“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它采用最简单的故事、线条、结构、形式来表现，无人物语言，寥寥几笔就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连音乐都被精简成了几声木鱼，制作的技术简单到最普通的逐格摄影，但它却成为中国动漫的原创精品。究其原因，就在于民间文化和民族传统激活了原创动漫的生命。场景具有水墨山水画的味道，气韵生动，达到了中国传统绘画技法传神写意的艺术效果；在角色塑造中，将西方现代漫画表现手法融合在本民族风格中，随意洒脱却又神情具现；在音响效果上，把佛家色彩与现代风格结合在一起。作品的故事取材、人物设计、场景设定、背景音乐和叙事表现手法都极具民族性，将民间生活的哲理在动漫的写意与诗化氛围中充分表述出来。

三、民间文化构成了动漫艺术的生命画卷

中国民间艺术不仅有着多姿多彩的艺术形式，而且每种艺术形式，从创作手法到美学风格都极具个性化和地域性。有的朴素豪放又俏丽多姿，如民间戏剧、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相声、魔术、杂技等；有的造型古朴、色彩明丽，如青铜、石刻、建筑、彩陶等；还有的形态多样、内容丰富、美不胜收，如民间皮影、民间剪纸、民间刺绣、民间雕刻、民间绘画等；更有那些存在于神祀祭拜、四时节令、婚丧嫁娶、物象装缀中的“生活化的艺术和艺术化的生活”，如民间服装、民间玩具、民间饰物、面塑泥塑、木雕砖雕，等等，不胜枚举。这些多姿多彩的民间艺术景象，为动漫在形象设计、表现手法、配音效果、艺术造型、背景道具等艺术创作上提供了滋养。

民间艺术中大量的艺术形式已经运用到动漫艺术中，创造出一批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优秀作品，如《哪叱闹海》借鉴山东民间年画的造型；《九色鹿》的造型风格则完全取自于敦煌壁画；《草人》模拟民间粘贴画和工笔花鸟画的形式摄制而成；《猪八戒吃西瓜》、《人参娃娃》、《渔童》、《金色的海螺》等成功地使用民间剪纸的叙事思维和动作造型，简洁地讲述着民间最质朴的故事；《小蝌蚪找妈妈》则第一次运用中国水墨淡彩的绘画手法来绘制，整部动画片洋溢着江南水乡的清新气息，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而此后的《牧童》配竹笛、《山水情》配古琴，更是将水墨动画发挥到极致，每个场景都是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独立画卷。但令人遗憾的是，刺绣、陶瓷、书法以及民间工艺等民间艺术宝藏尚未被充分开发和有效利用。这些艺术表现形式形象多变、色彩丰富，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和可塑性，具有充分挖掘和利用的空间。将民间艺术造型中鲜活的传统元素融入到动漫角色设计中，能使观众感受到新颖而又亲切的视觉体验，能在价值观念、审美观念、风俗习惯等方面领略到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魅力。

四、对民间文化的弘扬升华了动漫艺术的生命价值

动漫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信息，带有民俗文化的特征。原创动漫从对民俗意象的领会、对民俗事项的再现和创造中汲取灵感，构筑艺术时空；从对民俗文化凝聚的深厚历史内涵进行现代化的感悟中，丰富动漫艺术的深层意蕴；从对传统民俗文艺的置换、变形和创新中，将创作个体的情感倾注于群体文化模式，使民俗文化在动漫作品中达到升华和重建。动漫艺术也因此获得艺术生命的力量，长久不衰。创作者借动漫来诠释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期望，寄寓着生活感悟、人生冷暖和社会变迁，给动漫赋予深厚的思想内涵和丰富的文化因素。受众则由此受到熏陶、接受教育、耳濡目染，寻找到情感、梦想和精神的家园。文化符号不一定是这个民族最精髓的思想，但一定是最直观、最易被世界接受的形象。如提到中国会想到茶叶、瓷器、饺子、中国红等，尽管这些已经不再是现代中国人生活的全部，但这些符号是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同、引起共鸣的元素。动漫角色的塑造，不仅仅是创一种品牌，是动漫衍生产品开发的基础，它更是具有民族精神内涵的文化符号。那些代表民间传统的文化元素就成了赋予角色生命力的“点金棒”。中国动漫曾经的辉煌也正说明，强大的民族文化支撑才是动漫艺术生命不息的根本所在。近年来颇受欢迎的《喜羊羊和灰太郎》，关注当下大众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状态，用冷笑话、流行语、热点问题等来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同时还融入了春节、牛年故事等大量的民族文化和民间元素，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因此，原创动漫的成功就是要植根于民间文化沃土，生长成流淌着民族文化热血的鲜活生命体。

动漫作为一种文化媒介，能把复杂的内容、抽象的概念加以形象化，准确、深刻、具体地表达其文化本质，是传递文化信息的强有力手段。优秀的动漫作品具有深刻的寓意、波折的情节、充满哲理的想象，是老少皆宜的。动漫产业的本质是形象产业，动漫文化也是通过动漫形象体现的，动漫形象通过跨媒体传播体系的传播，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受众喜爱这个动漫形象的同时，实质是接受了它所承载的文化特质。那些经典动漫形象永远不会衰老，永远精力充沛，被动漫所承载着的民间文化也永远生机勃勃。动漫是具有很强兼容性的综合性艺术，不仅综合了传统艺术，而且把现代艺术纳入其中。它囊括象征、比拟、变形、夸张、神化、虚构、合成等手法，用其想象力的无极限成像方式，表达日常生活中渴望但不可及的审美范式；它糅合多种成熟的艺术手段，以不同的组合方式集中成了独特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价值；它又是一个由精神价值与市场价值共同构架的“产业化的艺术”，是用艺术作为灵魂，借助技术的外形，乘着多种媒体的翅膀飞腾起来的。在动漫的发展过程中，一系列民间文化先后被吸纳进来并为其服务，同时民间文化也通过动漫异彩缤纷地呈现出来。

中国动漫不断将传统民间艺术进行动漫形态的创新，使民间习俗和民间文艺得到经典化的保存与流传，对民间文化的传播和弘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众传播的特性也使动漫具有民间文化的色彩，网络动漫以其轻松幽默的风格，开放、普及和互动所带来的参与和交流，具有了草根性、平民化的民间文化特色。随着“三网融合”的来临，原创动漫的互动性和参与性将更为突显，其文化渗透力将不可估量。全球化时代，伴随着以动漫产品和服务为代表的资本输出，文化的渗透力已经开始影响着许多国家的消费观念、核心价值体系以及主流意识形态，而寻找民族文化的自我定位，实现文化的自觉，成为动漫原创的文化担当，原创动漫本身也因此获得蓬勃而长久的生命力。中国动漫艺术要立足于自己的民族精神和民间文化，对外来文化进行借鉴、分解、还原、抛弃，把他国经验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动漫文化体系，形成独有的艺术风格和艺术身份。这样，随着原创动漫形象在全球传播的将是这些动漫形象所携带的民族价值观和文化思维。对于当代原创动漫来说，民间文化早已渗透在民族的血液之中，并镌铸着中国人深层的心理积淀，其中既蕴藏着民族的主体精神，又包含有外来因素的影响。如果以科学的精神探求民间文化的主体意识，高扬民族精神之优长，反思民族精神之缺失，在民族文化和民间艺术的振兴中，动漫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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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篇2

关键词：崔大华;儒学;理论形态;理论结构;理论认知;理论主题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1-0110-05

一、传统儒学的三个理论形态

基于原始儒学的精神主旨与经学构建的理论基础，崔大华先生直接、自觉地指证传统儒学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实际产生了三个理论形态，即两汉“天人之学”、魏晋“自然之学”与宋明“性理之学”。

天人之学铸就在“兴盛的经学思潮和独特的谶纬思潮”，“当以前汉武帝前后伏胜《洪范五行传》、董仲舒《春秋繁露》、翼奉《齐诗》为开端，两汉间蔚为壮观的纬书将其推向高峰，后汉章帝时白虎观会议产生的《白虎通义》则是其理论的终结”，“基本的理论特色和思想内容”是“五行、八卦为框架的有机自然观的背景下凸显的天人感应观念”，其衰落缘由是外部“儒士成长环境的消失”、自身“今文经学的烦琐”与“古文经学的混杂”、王充“天道无为的自然观”的挑战。它对原始儒学基本观念“命”的表现形态与人的主动性、“礼”的本质及“孝”的关系内涵与制度推演、人性与仁义及义利等问题作了辨识。①

而后“魏晋儒学生长在魏晋玄学风靡的理论环境中”，“本着‘制名指实’的原则”称其为“自然之学”，“人生实践的价值取向――儒道兼取”，用“天道无为的自然观代替了汉代儒学天人感应的有机自然观”，提出与汉儒的“元”（即万物原始）、先秦老庄的“道”（即实在性宇宙根源或总体）不同的本体“无”（即“对万物生成之前的一种共同状态的描述”），它在原始儒学的心性、社会、超越层面“援用道家思想来诠解”其“范畴、命题或思想观念”。②

性理之学“在扬弃汉代天人之学和魏晋自然之学的理论观念的基础上”，回应了隋唐佛学挑战而吸取其理论成就来阐释它的“本体”“功夫”，经“隋唐儒学的新觉醒”，“评汉代天人之学之诬妄”，“判魏晋玄学为‘旁行’”，“破佛老思想之笼罩”，并以“超越经学和消化佛老”两个理论支点揭示其“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朱熹综合先贤理论成果以消解矛盾而建构的成熟理论形态呈“笼罩之势”，后阳明心学对其本体“理”的客观性消解和“工夫中内外

收稿日期：2014-09-21

作者简介：袁永飞，男，侗族，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武汉430072），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郑州450002）。

之分的破除”而“全面突破”，再后清学在“和会程朱陆王”思想特色中接洽“西学东渐”;它在心性论、伦理观和天命说上，进行了细密、深沉、周延、权威的证明而自我封闭，终在“其学术基础的动摇和社会功能的衰蜕”中沦落，彰显“天理”与“人欲”“知识与道德”的内在缺陷;其后有清代启蒙学者的否定性消极批判，引领现代新儒学的肯定性积极诠释，主要诠释成果是冯友兰“新理学”与牟宗三“道德形上学”。③

总的来看，崔先生对宋明性理之学的探讨在理据上较充分，根系在原儒，支点在超越经学与消化佛老;论证较饱满，立足于汉魏儒学的观念认知，觉解了隋唐儒者思想评论，全面阐发了宋元明清理学的系统建构与解构;要点较明晰，以宇宙论、本体论和工夫论展开其核心意旨;判断较精准，重点以程朱理学的生长、发展、成熟、衰落为认知主线，同时辅以陆王心学的局部改变、改进、改造、改良来增善;体系较融贯，统摄其内部蕴含与前后关联的理论元素、要点，作合乎历史逻辑发展与现实社会存在的系统论证。这无需多辩。崔先生对汉代天人之学的认识，在文化传承上坚持正统原则，相信由原始儒学改造的经学起主导作用，忽视了汉初黄老道家学说及其他诸子思想的综合影响;社会诉求注重单一要求，用人伦的道德力量和智慧来规范社会，抑制人们在经济利益与文化表达上的多元诉求;政治整合过于直接简略，靠官方统一认定儒家意识形态制度化作为，对官民自觉参与政治事业的渠道和方式关注不够;生活功能讲究实效，看重社会规范日常表现的功能特征，而对社会规范系统的理论创新能力丧失没有深入探讨;情感交流真诚开放，用天人感应的心灵犀通来说明人类善恶的本性变化，把这种有机灵动性化作阴阳五行八卦的机械性类比。这不用细说。但崔先生对魏晋自然之学的分析，思想把握上有欠缺，突出孔子儒学思想活跃的文化内涵而依附历史传统，遮蔽老庄道家理论诉求的生命本能却提扬现实冲动;核心论证有点模糊，汉儒经学名教形式已烦琐得没有任何理论探讨价值，用魏晋玄学的义理分析来简要指明其儒学的本体意蕴;精神旨趣上十分纠结，儒家仁义道德不再是人们唯一认定的精神诉求，道家自然无为成了时代新宠而成全人们理想追求;基本观念上略显武断，用原始儒学理论观念来硬性对接魏晋玄学认知概念，拿“制名指实”原则把道家化的自然观念更正为儒家式自然观念;生命遭遇上略显伤感，魏晋名士多出于自保而放弃传统儒者担负的人生责任，放浪才情与山水，学老庄隐者生活。下面略作解释。

崔先生自觉意识到魏晋名士骨子里的儒家道德精神关怀，却相信他们怀揣老庄道家自然无为的理想信念，把原有社会规范的实质性内涵“名教”，当作束缚人生的教条形式，竟以天生本真且终极诉求的自然理念的本体作为，矫正人为造作且有限满足的道德观念的不当运用，陷入儒道两家开新后由玄学理论构建的思辩泥潭，迷失共同的人生主题（即道德的生活）、公证的认知理路（即言意的名义）、完整的文化系统（即多元的要素）、神圣的命运诉求（即生死的权衡）与超越的理想境界（即精神的辩证）。因而，他采用变异了的道家的自然理念（在郭象的庄注中尤为明显），同化儒学的道德主体以养护原有文化精神，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理论嫁接。随后印度佛学观念大规模东进，默认本土玄学实际贡献而待宋明理学创新发展。按我对这一阶段儒学主题的理解，应把“自然之学”更为“名实之学”，才能统摄更多的理论内涵，“名”是“名教”而延续文化传统以启引新生思想，“实”是“自然”而回归生命本体以舒展学术枝用，这般承上启下才能“崇本息末”、推陈出新。因此，天人之学以天感人，名实之学以名求实，性理之学以性明理，共筑传统儒学的主要理论形态。

二、现代学术推证的三种理论建构

崔大华先生对上述传统儒学三个基本理论形态前后思想背景的学术解剖，是通过对原始儒学理论结构的层级分析与现代儒学社会命运的深度研判，间接、半自觉地探讨其文化生命实际诉求的精神旨趣来印证的。

崔先生在《儒学引论》甲篇“先秦儒学”的形成中界定其“范围与起点”，认为原始儒学应萌生于殷周之际，从“帝神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宗教观念蜕变出道德观念，由孔子口中（即《论语》）超越的“天命”、社会的“礼”与心性的“仁”建构三个周延的理论层面，经弟子传播和后学（如孟荀，他认可孟子的理论贡献而判析荀子的思想变异）拓展，增强内在“仁”的精神生命活力和扩充外在“礼”的社会文化领域。丁篇“总结”中谈到“儒学的基本特质”具有“道德关切”，它包含“全体人众的、伦理纲常的、义务的三要素”，界分的理论结构是“个体心性道德修养”的“仁”、“社会伦理纲常”的“礼”与“超越于个人和社会之上的某种外在客观必然性”的“命”，以此结构承担社会生活的道德、法律、宗教功能，开启现代新学并应对西学挑战。

如何开启与应对现代社会观念变迁以激活自身生命力与意义诉求，这是《儒学的现代命运》深入研讨的主要命题。该书“自序”对“儒学”有比较完整的内涵界定：“春秋末期由孔子开创的儒学，是在殷周宗教观念被突破和西周宗法观念蜕变基础上形成的，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以‘仁’、‘礼’、‘天命’三个基本范畴所体现的心性的、社会的、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构成的、以伦理道德思想为特质的观念体系。”④他先回顾传统儒学形成的“道德走向”、观念结构、社会功能和生活形态，揭示其文化生命中活着的因素、已死的观念与缺弱的部位;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考量其作为宗教、哲学、文化的存在形态的理论进展，及它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动力支持、秩序把握和适应性生长;最后由现时代西学视角与思潮，找寻其现实生活的“人生意义失落的精神危机”的解决途径，回应当今突出的生态问题、伦理问题和两性问题的整体求解，建议人不管遭遇什么情景和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要坚守人类伦理底线、优先注入道德因素、共享文明果实。

针对两本著作的系统分析与相关论文的有效阐释，可以在传统儒学的理论结构层面与现代命运走向上，推证出三种理论构型即道德之学、仁义之学和中西之学。道德之学从殷周时代脱胎而出，上承黄帝的人文历史精神而下启老子的道德观念创新。⑤它沿承着周公构建礼乐制度的伦理道德观念体系向上下拓展，从黄帝王道与周公圣德中提引以王统圣的道德之学，经老子对周公圣德的深度发掘以开显圣道并修养孔子心中的君德（或王德），此王德修正春秋战国时王道而对接黄帝王道，由此形成以圣统王的道德之学而主导后来“内圣外王”⑥的理念建设。仁义之学起始于孔子“为仁由己”⑦和“君子喻于义”⑧，深化在孟子的“仁，人心也”为“安宅”、“义，人路也”为“正路”⑨，定型在荀子“尽伦尽制”的圣王“礼义法度”之中保养其“仁义忠信”⑩，直接转承中古道德之学而明示汉代天人之学。中西之学，起源于“西学东渐”的“体用”之争，完善在冯、牟二人的“新学”体系，以中国传统的道德学问与文化精神，融摄西方的现代科学理性与文明认知，在新时代的理论生长环境中重新检讨自身认知局限，开创民族文化精神的新境界。

由此，有必要修正儒学理论认知的主题、范围、内涵和形式，不必拘限于孔子原始儒学创造的部分成果，而应明确它中古道德文化根源的历史流变与近古仁义精神诉求的现实场景，全面展示其传统“天人感应”觉悟的生命通道与“自然名教”辨析的文化道理，高度提炼出“天理人欲”范导的观念世界和大力改造其现代中西体用融合的知识谱系。也就是说，不仅需要了解儒学外现于历史传统而推进社会发展的理论形态，也应考察其内在于现实生活而提供原型塑造的理论形态，和蓬勃在未来生命里希望成就的理论形态，这才能更自觉、完整、持久地把握其文化生命脉动。

三、古今思想追溯的两处理论边界

崔大华先生受新时代实证科学研究成果认知的影响，不赞成人们对传统经典文本作过度诠释与无限推演。但据上述儒学理论形态设定的基本主题，可构建其远古理论初始与今后或未来认知模型。我认为，在历史记载（以《史记》为准）的圣贤人物开创的道德之学前是“神圣之学”，在现实进展的文化社会活动交融的中西之学后是“宇宙之学”。为何这般认定？理据是人文理性的历史精神与科学理性的现实（或实证）精神的终极诉求。此诉求面对人类可能无知的精神空间，奋力扩展自身不确定的生活意愿，笼罩所有生命进程，寄托规范的理论认知，辨析杂乱的文化思考。

神圣之学是由神（即天启）和圣（即人文）共建的学问体系，或在神的意旨下由圣阐发的学术思想，也是中国传统圣学（即原创子学与再造经学）和西方传统神学（即原编经学与再传子学）的共同理论来源。朱熹在《四书集注・大学章句序》中说，“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又在《中庸章句序》中讲，“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这两个序重复提及的核心观点是“继天立极”，前序讲或三皇五帝由此成就其政治制度和事业的神圣根据，后序以“上古圣神”为认知主体来判断其成立的原初理由（即“天”）和终极诉求（即“极”）。前者标识具体的历史人物可进入现实社会制度建设的生活领域，后者突出“道统”的文化精神旨趣已渗入到历史文化社会根系的生命领域。它们在文化生命起源的基本面上，一样寄望神圣启示，展开在现实社会生活功用的范围内，一个是制度体系的根据，一个是思想谱系的原则。由此知，儒学的最初理论主题是神圣，是中国人文理性精神的终极诉求，以圣为主而落实在政治社会活动与历史文化传统中，有别于西方人文理性传统以神为主、经求证成就学科理论知识与概念逻辑系统。它们都是某种文化理想的最高目标设定，开示人类生活存在的根源性疑难，但中国儒学强调自身能成圣而通神，西方神学推崇他者恒为神而示圣。

如果神圣之学是针对传统儒学的历史文化根源所作的理论构想，那么，宇宙之学是针对现代儒学的未来生命走向进行的理论设计。它应走出现有中学与西学的理论局限、哲学与科学的认知局限，不执迷近代以来学人对二者的体用定位与主次定性，全方位地开放整个人类存在的生活世界，共求更大力量与智慧推进社会发展。这是近来我受宇宙学与未来学的一些影响、启发而产生的想法，这些学说的内在核心动力与综合系统支撑仍来自科学理性的文明成果，它直接排除传统文化思想中命定论、循环论、因果论的单向干扰，最大限度地统领目前人类发掘的优质学术资源，但它对未来宇宙的价值判断仍停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视域与现实主义的功利诉求中。我对此解证的基点是《墨子》关于“宇”和“宙”的说明，即“宇”是空间性存在或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所谓“此在”，“宙”是时间性发展或怀特海《过程与实在》所讲“过程”。说得抽象点，前者是现存的无限而开放所有可能，后者是根由的全部而统摄一切来源。这样，儒学将以可确定性认知的思想“此在”，探索不确定性把握的精神根由而体验“过程”。这是对传统儒学的原初与现代儒学的未来的主题设想。

四、目前完整认知的八类理论主题

所谓完整认知，是对上述儒学理论认知形态的总体把握情况作主题研判的独特诠释，是想到懒得再想或不能想了的暂时圆满的思想结局，或为了某种理论认知的系统总结而暂定其为特殊的文化生命整体。

上述理论说明可归纳为八类基本主题，分别阐释如下。

第一，神圣之学，开示于远古时期（无史记载），“神圣”为其主题，“神”以“圣”为主，避免其过于神秘而见（或现）“道”，其强调过程实践，出世的“神仙”需要入世的“圣贤”来领悟其无穷奥妙;无论是中国传统圣学，还是中国传统神学，甚至是前二者紧密结合的中国传统王学，莫不如此。

第二，道德之学，成型于中古时期（有史传闻），“道德”为其主题，“道”以“德”为主，避免其流于形式而见“仁”，其强调内涵修养，理想的“道体”需要实有的“德用”来丰润其生活内涵;无论是黄帝的王道化身为周公的圣德，还是老子的圣道转化为孔子的王德，甚至是二者有效结合的墨子圣王道德，莫不如此。

第三，仁义之学，创建于近古时期（有史为证，建构传统），“仁义”为其主题，“仁”以“义”为主，避免其局限于个体而见“天”，其强调整体超越，内在的“仁心”需要外在的“义路”来开显其人生原理;无论是孔孟“乐道”的仁义，还是荀子“德操”的礼义，甚至是反对儒墨仁义是非的庄子，莫不同心感化人文义理。

第四，天人之学，流行于传统社会早期，“天人”为其主题，“天”以“人”为主，避免其混同于万物而见“名”，其强调人文建设，完满的“天空”需要残缺的“人生”来弥补其现实遗憾;无论是董仲舒的今文经学，还是刘向、刘歆的古文经学，甚至是二者高度结合的郑玄今古文经学，莫不如此。

第五，名实之学，转折于传统社会中期，“名实”为其主题，“名”以“实”为主，避免其束于枝节而见“性”，其强调本根回归，文化的“教条”需要生命的“本能”来突破其历史局限;无论是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还是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甚至是郭象“独化”二者为一体的“名教即自然”，莫不如此。

第六，性理之学，发扬于传统社会晚期，“性理”为其主题，“性”以“理”为主，避免其迷于现象而见“中”，其强调本质把握，自然的“本性”需要人文的“道理”来范导其社会言行;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甚至清代附会二者的朴学，莫不如此。

第七，中西之学，蓬勃于现代社会发展时期，“中西”为其主题，“中”以“西”为主，避免其拘于传统而见“宇”，其强调开放战略，道德的“文明”需要科学的“理性”来完善其理念体系;无论是中国传统哲学还是西方现代哲学，甚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莫不如此。

第八，宇宙之学，完善于未来社会形成时期，“宇宙”为其主题，“宇”以“宙”为主，避免其定于静止而见“神”，其强调无限变化，空间的“存在”需要时间的“发展”来完成其所有可能;无论是中国已有理论成就，还是西方现有理论成果，甚至是其他民族所取得的理论成绩，莫不如此。

上述以传统为古而分早、中、晚三期，阐述了汉代天人之学、魏晋名实之学、宋明性理之学，这是崔先生重点关注与具体论证的主要儒学理论形态;其前古分为远、中、近三期，推证远古的神圣之学、中古的道德之学与近古的仁义之学，这是崔先生大体界分与深度解析不够的理论认知部分;以现代为今而继承传统儒学并创建中西之学，这是冯牟二贤及崔先生等人的学术职志与命运关怀;今后应超越中西之学的体用论争而证立未来的宇宙之学，这是吾辈学人应努力的目标方向与意义诉求。

当然，对先秦孔孟荀的仁义之学以义为主和现代新儒家以西为主的观点，明显背离当前学术研究的主流认知常识。因为大多数学者出于强烈的民族情感和自信的文化传统，始终坚持前者应以仁为主、后者当以中为主。这里不想过多讨论谁是谁非，只需阐明其依据即可。仁义之学，主要依据孟子的心同理同，求证得“义”的大体存在，落实在传统社会的礼法范导;中西之学，主要依据现代科学理性，统摄传统道德理性，归功于西方文明的社会发展。即使这种统摄有问题，导致当今人类现实社会的严重灾难，但回到传统道德的标准判断能否救治目前这场危机，在当前的生活实践中仍难以验证。起码当今中国“国学热”，更多是口头语言泡沫泛滥，未能深入人类文化灵魂以导引现实生命或生活，走上综合创新与民族复兴的光明大道。

注释

①参见崔大华：《儒学引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7、258―259、290、312―321、290―306页;崔大华：《论经学的历史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年第6期;崔大华：《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学习与思考》1983年第6期。

②崔大华：《儒学引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22、324、333、336、342、366页;崔大华：《“儒教”辨》，《哲学研究》1982年第6期;崔大华：《中国古代历史变迁思想的构成》，《文史哲》1983年第3期。

③参见崔大华：《儒学引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68、409―422、423、473、526、536―537、548、580、655、668―673、673―800页;崔大华：《二程与宋明理学》，《中州学刊》1984年第5期;崔大华：《理学形成的两个理论支点》，《开封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崔大华：《新理学的理论品格》，《中州学刊》1998年第5期。

④崔大华：《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页;崔大华：《儒学的最初传授：孔子及门弟子略述》，《益阳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崔大华：《〈易传〉的宇宙图景与三个理论层面》，《中州学刊》1994年第1期;崔大华：《儒学面临的挑战》，《孔子研究》2000年第1期;崔大华：《最后的坚守》，《孔子研究》2011年第3期。

⑤据《史记》及后来一些记述，黄帝是《五帝本纪》中第一位主人翁，又被当做“三皇”最后一位关键人物（另两位是伏羲、神农）;我从“王天下”的政治传统的发起来说，将其看作第一位名副其实的王者，开辟了影响后世社会建构的神圣“王道”。目前一些学者认为，老子是先秦诸子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道家学派的开创者，其著作属于集成性作品;但我从关于他的现有研究成果来判定，其堪称世界文明“轴心期”理论创造的先驱，是古代中国第一位当之无愧且有名有姓有著作的文化圣人，标榜了效法天地自然而指引人事作为的圣道。以此政治王者（黄帝）与文化圣人（老子）界别道德之学，不同于牟宗三先生以此创新发展后的周公（文王与武王的集大成者）的“王统”和孔子的“文统”来判别的“道德理性”之学问。

⑥《庄子・天下篇》。

⑧《论语・里仁》。

⑨《孟子・离娄上》;《孟子・告子上》。

⑩《荀子・解蔽》;《孟子・性恶》。

经文：“久（古、今、旦、暮），弥异时也。”注释：“久”“相当于哲学的时间概念，又叫‘宙’”，《淮南子・齐俗训》：“往古来今谓之宙。”经文：“宇（东、西、南、北），弥异所也。”注释：“宇”“相当于哲学的空间概念”，《淮南子・齐俗训》“四方上下谓之宇”。参见孙中原：《墨子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8页。

简述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篇3

关键词：文化精神《大学》继承和创新

文化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品格，又往往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是团结广大民众、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儒家经典《大学》源于夏、商的原始宗教精神，至周代逐步蜕化、发展、建立成为以人的道德理性为中心的思想体系，集中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而“三纲领”与“八条目”这两个方面又是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这是《大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理解《大学》的关键所在。《大学》以“三纲领八条目”为核心，建构了一套关于民众主体应该如何修养好自身品行的完整的道德修养体系，实质上就是凸显了孔子长期倡导的人内在于生命之中的“仁”，“仁”成为人生命本质的性。从作为生命本质的性，孟子又进一步传承了孔子提出的人生命之内的“仁”，阐释为每一个人应该可以把握的“心”。这些观点长期以来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道德观念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所倡导的思想价值、人格理念与现代社会经济、政治相互交融，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素质高低的重要尺度之一，如今这些观点是我国文化建设和重点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提升我国文化实力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

一、《大学》集中体现了一种人格理念，强调了高尚的人生观，强调了真善美的精神追求，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本质。

《大学》中“明明德”倡导人们以自觉地显发自己的明德为本，不被心理或生理的冲动或欲望所遮蔽牵引。人人天生即有光明澄澈的心灵，都可自作主宰；又因个人在气质上有所差异而有殊别，所以，立人之道，并非去宰制他人、为他人安排一切，而是以身作则、树立榜样。文章指出，礼乐教化，可以启迪他人自觉，使他人自作主宰，去除物欲，不断提升民众主体的德行，显发天赋的光明的心灵，这就是“亲民”。从“明明德”到亲民，了无间断，使心灵所具的天理，普遍地、具体地呈现于人伦日用之间，令万事万物无一不恰如其理，而皆臻至于极，这就是“止于至善”。由道德来教化人心，以正风俗民情，使民众“有耻且格”地安分守己正是《大学》弘扬儒家博施济众的思想成就，亦是在事功上的崇高人格理念的集中体现，成为人们立身、处事的准则，与今天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根本目标相吻合。它尤其强调了在我们这个思想大活跃、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应该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理想信念、精神支柱和道德规范去引领社会风尚，从而形成凝聚全民的民族文化理念。《大学》中提出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及“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等用了物事对举的阐释方法，其中“物”是指心、身、家、国、天下而言；“格物”即是感通于心、身、家、国、天下，对心、身、家、国、天下发生作用，亦即发生修、齐、治、平之“事”的效果。所以，“格物”内可明体、外使人与物及事上的感应，能通内外，冀望人与人的互相影响的互动过程通向“至善”的境界。正是《大学》中这些被升华了的文化精神不断打造着中华民族文明的纽带，构成了民族文化的主流精神。在当代文化背景下，《大学》依然以它的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文言形式来传扬文化精神，不仅有助于我们对新思想新视点的思考，而且可以帮助我们透视世界各类跨文化现象，并促进世界优秀文化与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融会发展。

二、《大学》中简明清晰地论述了构成个人修身自我完善的各个向善要素的基本关系，它们相互影响相互协调。

《大学》中明确地论述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大学》以“明明德于天下”为“至善”，把最高的价值追求落实在天下每个人的“明德”之中，使其内在化、精神化；文中还强调“正心”，以“正心”为修身的主要手段，而“正心”又包括“诚意”与“致知”两个方面，“诚意”由内而外，“诚于中，形于外”，表现为内在自觉活动；而“致知”，主要是针对“礼”的“知”，它由外而内，以外在的“知”（礼）使心得到充实、安顿。总之，文章反复论述与提升修身的意义在于自我完善与道德自律，并且是治理国家的关键所在，是齐家治国的根本途径，对中华民族的品格、个性、精神、理想、信念、价值观等文化精神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塑造作用，经历了数千年的传承、发展、完善后客观上已成为中国民族精神的核心和基石。因为《大学》中倡导的人生观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实践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中国民众的价值取向、心理趋向和文化定势，中国文化精神的许多内容意义都是在《大学》价值观念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

三、《大学》倡导了一种振兴民族与国家的责任感、义务感、奉献精神，也成为儒家精神的核心之一。

几千年来《大学》一直从某个角度塑造并影响着中国民众的心理与行为方式，积淀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底蕴。中国有一条古训，即“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正是对《大学》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升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忍辱负重，继往开来，正是《大学》文化精神最为生动和传神的写照。它使得中华民族在思想、信念及行为方式等诸多方面区别于其他民族，强化了民族主体的自主性与能动性，并且代代繁衍，生生不息。古往今来许多仁人志士为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发展前仆后继、奉献一切、无怨无悔就是最真实的证明。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大学》还有助于强化民族精神文化，强化民族忧患意识，中国现代的文化精英更需要在《大学》文化精神的激励下，为实现宏伟理想、为发展繁荣中国而努力。纵观中国历史，《大学》已经成为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德治资源之一，在今天人们借鉴世界进步文化，融会新知识、新思想、新理论并努力创造和传播新知识、新理论、新思想，不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大学》发挥着不容忽略的重要作用。

经典论著《大学》内容严谨、体例完整，最能体现儒家的精神价值，尤其是“三纲领”中的“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已经成为整个道德修养体系的终极目标。尽管全文不长，仅有短短两千余字，然而它却富有永久生命力，在历史上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也正源于此，《大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自宋代列入“四书”以后，其影响力更为巨大。最近出土的郭店竹简中许多观念范畴都与《大学》相近，为今天重新理解、探讨《大学》内容及思想地位提供了重要材料。如今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中国文化精神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也日益凸显，更需要的是充分重视其在现代文化背景下选择、融合、批判的过程中对精髓予以积极的弘扬。《大学》思想的深刻精辟，不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而且在我国当代文化精神的继承和创新上应当具有重要的功能、地位和作用。

参考文献：

［1］李瑞环.弘扬民族优秀文化［J］.新华文摘，2006.11.6.

简述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篇4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系

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这一讲话实质上已经回答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不仅蕴含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思想底蕴，也体现着我们独特的精神气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直接或间接地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并在很大程度上与之契合。无论是国家层面追求的价值目标，还是社会层面追求的价值导向，亦或个人层面追求的价值观念，都在一定意义上吸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料。因此，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

首先，“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从国家目标层面提出的第一个倡导，延续了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以和为贵”等思想。在富强方面，古人很早就看到“富强”对于国家和人民的重要性，“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即表达了“政在使民富”的思想；在民主方面，中国古代虽是封建专制社会，但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民本思想中也包含了许多民主元素，如“民贵君轻”、“立君为民”、“君舟民水”思想，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等思想都具有朴素的民主性，在近代起到民主启蒙作用；在文明方面，该词最早见于《易经》中“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一句，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善、谦”等都属于文明的范畴；在和谐方面，古代的和谐思想极为丰富，如儒家的“和为贵”，墨家的“兼爱”“尚同”等都蕴含着深厚的和谐文化基因。

其次，“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从社会目标层面提出的第二个倡导，借鉴了儒家“天人合一”“允执厥中”“隆礼重法”等思想。自由在古代多指人通过发扬善心，进而知性、知天，最终实现天道与人道交融互通，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在平等方面，孔子早从经济的角度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在教育上则主张“有教无类”，墨家的“兼爱”认为人与人之间应是一种无差别、无等级的兼爱；中国古代也不乏关于公平的论述，荀子认为：“公生明，偏生暗。”房玄龄明确提出：“理国要道，实在公平正直。”“法治”在传统文化中作为德治的重要补充，同样受到不少思想家的推崇，集中表现为法家思想，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提出：“明法制，去私恩。令必行，禁必止。”

再次，“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从个人价值层面提出的第三个倡导，传承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美德。爱国思想是中华儿女矢志不渝的信念：“苟利国家，不求富贵”，“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儒家推崇“仁、义、礼、智、信”为个人道德规范，“义”表现为处事得体、办事尽心，即“敬业”，孔子称之为“执事敬”，朱熹解释为“专心致志，以事其业”，还有“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等都表现出古人对敬业的高度认同。我国古代对诚信思想也极为推崇，其最早出自儒家，孔子提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中庸》有曰“诚者，天之道”。由“诚”到“信”，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在待人接物方面，儒家注重对人的友善品德的培养，“仁”的推行表现为善待他人、推己及人，即“友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等都明确表达了该思想。

以上只是蕴含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我们可资参考的部分资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思想借鉴。当然，由于时代不同，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是不可取的，我们应善于古为今用，对它进行现代诠释，以适应我国国民价值观教育的要求。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超越性升华

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并不意味着二者完全等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另一方面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超越性升华。

无论从理论来源、思想内容还是时代高度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远远超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理论来源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经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由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吸取了各方面的理论文化成果，所以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内容：既有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反映全国各族人民普遍愿望的国家层面价值目标，又有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和吸取西方现代文明的社会层面价值取向，还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个人层面价值准则，从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时代高度，实现了“三个统一”：传统与现代的统一，继承与超越的统一，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非中华传统文化的简单继承和现代复归，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根据时代变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针，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使其重新焕发生机活力，为“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三、结论

指出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我们必须借助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径来实现核心价值观自身的本土化和民族化；必须立足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视点，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魂有所附，根有所系。这就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2-26

简述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篇5

关键词：简约主义传统文化朴素

一、引言

简约主义作为当前设计界较为流行的设计手法，正在广泛地影响着国内许多设计师。如今在运用这一手法进行设计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发展着这一“国际主义”的手法，研究一种与中国国情和具体的设计实例相吻合的有效手段。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在关注“简约主义”的同时，更应该注意到社会文化环境的体现与营造，使“简约主义”与中国本土的文化发展相结合，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的“中式简约主义”。

二、现代简约主义

（一）定义

所谓简约主义，就是是将设计的元素、色彩、照明、原材料简化到最少的程度，但同时，对色彩、材料的质感要求很高，以达到以少胜多、以简胜繁的效果。这样的设计风格，在当今社会，被广泛的运用于各个设计领域。以室内设计为例，简约主义的设计风格已经逐渐超越欧式风格、田园风格，以其简洁时尚易打理的特点而被人们所广泛喜欢。人们经常会说：“简约而不简单”。实际上也是简约主义被社会大众广泛的所接受的一个体现。

简约主义的特点简单点来说，就是“少”。正是因为这个显著的特点，在以前也被人们称为极少主义，或者是减少主义。在设计上的表现就是，能不要的都去掉。但是，相关资料显示，简约主义的出现并不是现在这个时代，但是却在这个时代被人们和设计师广泛的推崇和采用，与目前的社会大环境是分不开的。人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渴望一种相对较为简单轻松，但是同时又很有品质的生活方式。这就是简约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

（二）产生以及发展

简约主义的前身实际上实际上是减少主义，那时候减少主义的风格特点是：按照“减少、减少、在减少”的原则进行艺术创作。在当时，这种风格在设计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但是，简约主义作为一种主流设计风格被搬上世界设计的舞台，实际上是在20世纪80年代。它兴起于瑞典，虽然在之后的10几年，出现了解构主义试图打破这种设计理念，但是，人们渐渐渴望在视觉冲击中寻求宁静和秩序，所以简约风格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精神内容上，都迎合了在这个背景下所产生的新的美学价值观。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简约理念的体现

（一）中国传统简约思想的体现

“简约主义”这一名词来源于西方，但并非只存在于西方。其实简约主义的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其实早已有所体现，而且比西方首次提出“简约主义”的时间还要早得多。比如说我们国家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老子早就说“少则得，多则惑”。意思就是要把事物的本质加以总结与提炼，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后来的“lessismore”的设计思想与老子他提倡的这种少胜于多的思想是非常相似。不同的是西方的简约主义只局限于设计，而中国的简约思想则深入到了文化、艺术，甚至是哲学思想的层面，并深深的影响了后来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与生活习惯。

简述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篇6

关键词：语文；小学教育；国学；素质培养

中图分类号：G6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125（2013）09-00

近年来重新兴起的国学热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全社会需要在传统文化和中华思想文化中寻找和汲取精神文化营养的表现。国学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国家国民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体现和概括，是国家民族的性格表现和智慧结晶。中国人最早在课堂上接触国学是在小学的语文课堂上，而在小学课堂上较早对学生教述国学的思想对于养成学生良好的价值观、人生观和道德观、建立起学习热情，弘扬国学文化都非常重要。

一、语文教育的特点

语文是学习组织和传达语言知识和文化的统称，是学习其他文科学科和自然科学的基础，是最基础的一门人文社会科学，是人们交流思想和保存传递知识经验的载体。哲学上对语文的认识是：进行表述、记录、传递的口头或是书面的文字言语的物质存在形式。其目的是描述事实、引证思维、陈述思想、表达意志、抒怀等。语文是语言和文学的简称。在系统地训练和教育小学生时，不仅要进行语言和文学的教育，更要注重蕴含在语文中的文化和哲学教育。语文的概念是解放后，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将“国语”和“国文”两门课合二为一而称为“语文”。

二、语文课堂与国学

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国学一般是概指一个国家的传统历史文化与学术。广义的国学是我国历史所有文化与学术的集合，包括思想、哲学、戏剧、琴棋书画、数术、中医、星相、农艺、宗教、礼教、伦理、文学、史学等等。而在小学语文课堂中接触到的国学是以文学为基础的凝练着国学思想和道德文化的文学作品。

三、适合小学语文的国学内容

（一）三字经

三字经是宋朝时期创立的，至今已经七百多年了，是家喻户晓的国学经典入门文章。其三字一句的经典形式朗朗上口、极易成诵，是公认为的国学入门教材。其中包涵了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教育、人文、地理、民间传说等。

由于三字经创立的目的是为了初学的儿童，因而历朝历代都是儿童学习文化知识的入门教材。三字经虽然简单易懂、朗朗上口，但是其引经据典、引用扩展的知识非常多，其本身是优秀的小学语文教材，其引申出来的典故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底蕴更是扩展小学生知识面和稳固道德观、价值观的经典教材。三字经可以说是小学生国学教育的启蒙和宝库。三字经不仅可以是国学的入门经典还是儒家思想的入门经典，其中蕴含的传统文化知识更是小学生了解和掌握国学基本思想的重要启蒙知识。

（二）千字文

千字文是南朝时期周兴嗣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的一千个字做成的文，其中一千个字没有一个重复（据考究，重复了一个“洁”字，实为999字不同），千字文中以999个不同字写成的叙事性很强的启蒙性文章，是以999字勾画出的一部完整中国地方文化简史，是我国传统文化启蒙教育的最高水平。千字文的文风和目的就是指引儿童的行为习惯，按照我国传统文化的塑造素质行为，进而为小学生的人格养成灌输我国传统国学的营养成分。

（三）千家诗

现代概念中常提到的国学启蒙教育读本是“三百千千”即为《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其中的《千家诗》为明朝时期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所著，其实际内容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格律诗，其中大多为唐宋名家诗句，较为广泛地反映了我国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唐宋时期的社会风貌。千家诗作为我国诗歌文化的入门教材在小学生国学入门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不同于三字经和千字文的叙事性文体，千家诗是精选的唐宋名家名句的精华诗篇，是小学生欣赏传统文化魅力和古典文学魅力的启蒙之作，更是培养小学生文学素养和提升对国学关注的重要经典。

（四）论语

论语是教师之祖孔子的言行语录，由其弟子整理完成，是儒家思想的入门材料。其中以语录的形式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化的政治主张、道德观念，同时论语也是教育学的经典教材，其中提起的因材施教、学而时习等教育思想也是教育的经典理论。

论语作为儒家四书五经中四书的第一部，也是四书五经中写的较为浅显、句子较为简单的书籍，是最适合小学生学习阅读的国学经典教材。其中朗朗上口的句式也适合作为小学生早读诵读和背诵的段落。

（五）史记

史记是我国传统文学中的不朽明珠，由司马迁撰写，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二十五史的第一部。史记由于其纪传体的特点，与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相比，历史性、文学性和故事性都较强。其中可以采取“糖葫芦”式的教学方式，引入史记纪传体的小段历史故事在给小学生讲故事的同时润物细无声地传递蕴含在传记中的民族性格、道德观念、做人道理。

（六）诸子百家

我国传统思想百家争鸣时期的诸子百家是我国春秋时期各派别的总称，其中最为显赫的派别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在我国的国学教育中儒家思想传播广远，但是诸子百家中其他的一些流派如墨家、法家、道家的思想也对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诸子百家的精神也相互渗透，共同在我国传统文化留下了精神的烙印。

（七）西游记、三国演义

我国明清时期的四大名著中，较为适合小学阅读并且广受小学生喜爱的《三国演义》、《西游记》具有非常良好的基础，其中的故事学生早已通过电视剧熟悉了知。老师们需要做的是在熟悉的故事情节基础上提点出故事中蕴含的道理和文化。把故事情节扩展既能吸引学生的兴趣，又起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张立文.国学的新视野和新诠释[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01）.

[2]田立君.小学阶段国学教育及其研究的现状、问题与成因[J].齐齐哈尔：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