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的理论(收集3篇)
建构主义的理论范文篇1
[关键词]建构主义；方法论；多元主义；整体主义
[中图分类号]D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2-0019-02
建构主义理论于20世纪80-90年代兴起以来，已日渐成为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鼎足而立的三大主流国际政治理论之一。当前国内学界对于建构主义基本理论的探讨已趋成熟。但对于其方法论方面的研究仍有欠缺。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通常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一般科学方法论，即带有一定普遍意义，适用于许多学科领域的方法理论，就社会科学范畴中的国际政治学而言，主要是指相对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和后实证主义的解释学方法论；二是具体科学方法论，即研究某一具体学科，涉及某一具体领域的方法理论，在建构主义话语体系中，主要是指国际政治研究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和个体主义方法论。本文将围绕建构主义方法论的这两个层面展开具体论述。
一、方法论分歧的本体论根源：物质本体论与社会本体论之争
方法论的选择是和本体论密切相关的，方法论的分歧本质上反映的是本体论上的差异。实际上，国际政治学者在面对所有的研究问题时，潜意识里都有一种先在的本体论假定。国际政治研究的客体不外两种类别：自然事实和社会事实。自然事实，其本质是一种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实在，这一点在国际政治理论界，除了一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以外，几乎是不存在争议的。但至于社会事实，在本质上究竟是一种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实在，还是一种依赖于人的意志的主观建构，却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的。这种分歧，正是物质主义本体论与理念主义本体论分歧，或称物质本体论与社会本体论的分歧。
理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不论是新现实主义学派还是新自由主义学派，都是持物质本体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源自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它把包括国际政治领域在内的社会世界理解为同自然世界一样的物质实在，这种物质实在是独立于人类的话语和观念、独立于人类的互动行为的，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基于这样一种本体论假定，理性主义认为社会科学领域理论研究的任务，同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在于因果问题研究，在于发现客观规律或者像华尔兹所说的对客观规律的解释。他们认为国际关系学者可以像寻求自然界的规律一样，能够对国际政治行为体的行为及其规律加以把握和认识。这种观点，是理性主义学派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本质和实证性研究方法的理论根据。
然而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无论是主流的温和建构主义还是非主流的激进建构主义，都是持社会本体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源自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它认为社会世界并不是完全独立于人类话语和观念的客观实在，而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由人的观念和言语行为不断创造和再造的。这种理念主义的本体论重视人的主体性，认为社会的深层结构是由观念而不是物质力量构成的，强调物质因素是通过观念和话语的作用而产生意义的，社会实在只是一种主观的外化。基于这样一种本体论假定，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政治领域作为一种社会类别，本质上也是一种行为体互动中的社会建构。所以国际政治研究小能同自然科学一样只注重因果问题研究，还应该重视建构问题研究这种研究议程的重新设定决定了在国际政治研究中自然科学领域那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万能的――后实证主义的诠释性方法，应当受到成有的重视
二、研究方法的“中间道路”：方法论多元主义
本体论的分歧导致了研究方法的分歧：物质本体论的观念导致了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倾向，将发现客观规律作为研究目标，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说明(explanadon)，侧重于实证性方法；而社会本体论的观念则导致了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后实证主义倾向，将理解社会意义作为研究目标，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对社会事实和社会意义的“理解”(underscanding)和“诠释”(intcrpreta-tion)。在国际政治学界。作为主流的理性主义学派属于前者，作为非主流的反思主义学派则属于后者。
在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论战中异军突起的建构主义学派在方法论问题上则力图调和二者的矛盾，探索一条新的“中间道路”。建构主义尽管在本体论上和反思主义是一致的，但它并不认同反思主义在方法论问题上的单一主义观念，而是持一种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立场。实证性方法与诠释性方法并非是二元对立不可调和的，研究方法只是一种工具。建构主义认为科学研究应该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方法为导向。因果问题研究(why的问题)离不开实证性方法，而建构问题研究(what和how的问题)则需要诠释性方法。因此建构主义在研究实践中超越了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无谓的方法论争议，综合运用两种研究方法，而不是刻意排斥某一类方法。
这种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立场使得建构主义在保留了主流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大量借鉴了被理性主义所忽视和否定的后实证主义的诠释性方法，包括符号学、谱系学、叙述分析、象征分析以及认知图谱法等，这些方法都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不具备的。
虽然建构主义学派在方法论上持这样一种多元主义立场，但几位主要代表人物在两类方法的使用上并非均匀用力，而是各有偏好和侧重的：温特的理论以科学实在沦为认识论基础，所以较多地采用了实证性方法；而卡赞斯坦和江忆恩的建构主义文本都是实证性和诠释性方法同时使用，既有说明变量关系的成分，也有理解社会意义的内容；鲁杰、奥努夫和克拉托齐维尔则更多地是从理解意义的角度人手，较多地采用了诠释性方法――尤其是以克拉托齐维尔为代表的德国建构主义学派，大量地使用了语言学的理解式推理，具有强烈的后实证主义色彩。
值得关注的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这种语言学方法曾经长期为中国学界所忽视，它是建构主义多元方法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语言学之所以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得以应用，也是由于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的社会本体论理解：语言对于社会事实具有先在性，它不仅描述社会事实，而且还建构社会事实，话语是观念扩散和制度化的媒介，主体间性意义的建构必须依靠言语行为来完成。以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来诠释社会建构问题，是当代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特色。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语言学方法，目前主要流行于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建构主义学派之中，在美国(除了佛罗里达建构主义学派之外)应用并
不广泛。
三、方法论的社会学转向：从个体主义到整体主义
建构主义在研究方法上对理性主义有两大超越：除了前面提到的方法论多元主义对单一方法论的超越，还有就是国际政治研究中整体主义方法对个体主义方法的超越。个体主义方法强调个体的作用，并以个体特征解释整体特征；而整体主义方法则强调整体的作用，根据整体特征解释个体特征。个体主义是经济学常用的方法，而整体主义是社会学偏爱的方法。¨’
理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深受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影响，在方法论上一般采用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以个体主义的角度和经济学的概念来解释国家的行为。其中新现实主义主要借鉴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华尔兹就曾经以市场结构来类比国际政治结构，以公司来类比国家；而新自由主义则主要借鉴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基欧汉就曾经以成本一收益分析来考察国际制度。理性主义的这种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理性选择理论为指导思想，把国家视为“经济人”，根据成本一收益分析来选择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并经常使用博弈论、系统论甚至数理统计等方法来研究国际问题。
这种研究方法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不可否认它也存在很大的缺陷：它只考虑被假定为理性利己者的国际行为体在给定利益驱动下的行为，只注重单元层面的利益权衡和战略选择，而忽视了作为主体的能动的人的作用，忽视了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对行为体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作用。更不用说它忽视了主体间性的存在和社会意义的观念建构问题。但世界是作为一个国际社会而不是一个市场体系而存在的，所以这些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单纯的经济学方法是不足以解释复杂的国际社会的。这种借鉴自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无法解决的缺陷，使整体主义的社会学理论方法引人国际政治研究成为必要。这个方法论革命的任务，就是由建构主义完成的。
建构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是社会学，主要源自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所以它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国际政治的，因此在方法论上也是采用社会学中普遍使用的整体主义方法。整体主义认为，整体对个体的作用，不仅仅是个体主义所强调的因果作用，还包括个体主义所忽略的建构作用。也就是说，国际体系，不仅像华尔兹所认为的那样决定国家行为，还有建构国家行为的意义。同时，整体主义将个体属性视为整体结构的社会建构，而不是像个体主义那样将这些个体属性视为与整体结构无关的外生的给定变量。也就是说，国际结构不仅影响国家行为，而且影响到国家的身份和利益。
基于上述理念，整体主义的社会学方法将研究重心放在建构理论研究而不是因果理论研究上。它以社会学的视野和整体的角度来考察国际政治，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的建构作用，分析施动者与结构的相互建构，分析文化、规范和认同的形成与作用。它把包括权力、利益和无政府状态在内的所有被理性主义视为先验的给定的概念都变成了研究的课题，并分析其社会建构的过程，原来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起点成为建构主义研究的问题。国际政治研究方法的社会学转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出现的。
建构主义以社会本体论为哲学基底，因此不仅关注因果问题研究，而且更加强调建构问题研究。这种研究议程的特点决定了建构主义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立场：在保留了传统的实证主义方法的同时，大量借鉴了后实证主义的诠释性方法。也正是这种对国际政治的社会本体论理解和对建构问题研究的强调，决定了建构主义只能采用社会学的整体主义方法，从整体的性质来理解个体的属性与行为，而不能采用理性主义的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建构主义这种方法论上的变革，为国际政治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它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重新观察世界的新视角、一种重新解读世界的新话语、一套重新分析世界的新工具。这正是建构主义方法论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6][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29，37。
[2]袁正清，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1。
[3]秦亚青，建构主义：思想渊源、理论流派与学术理念[J]，国际政治研究，2006，(3)。
建构主义的理论范文篇2
1.建构主义认为学生是学习的中心，科学知识是不能传递的，它必须由学生主动建构。在建构主义之先的行为主义学习理论以客观主义为基础，认为事物及其意义是独立于个体而存在的，是由事物本身决定的，学习是要把外在的、客观的内容转移到个体身上。而建构主义则是与客观主义相对立的。它认为，个体的一切认识都离不开认知结构的同化和顺应功能，它们是“外物同化于认知结构”与“认知结构顺化于外物”这个对立统一的过程的产物。意义不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而是依赖于人原有的知识经验背景，知识是由人建构起来的。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者学习新的知识时，不是通过教师的传授，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获得的。因此，建构主义认为理想的学习环境包括“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这四个要素。教师在学习过程中帮助学生建构意义就是要帮助学生对当前学习内容所反映的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该事物与其它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达到较深刻的理解。
2.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
（1）刺激的多样性。现代信息技术，以多媒体计算机为例，所提供的不是单一的外部刺激，而是多种感官的综合刺激。所提供的信息不仅看得见，听得到，还可以动手操作。同一信息通过多种感官刺激与传统课堂的单一刺激相比，所获得的知识更有利于记忆与保持。
（2）主体性。多媒体系统把视听等多种信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产生出一种新的图文并茂、丰富多彩的人机交互模式。这种交互方式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可以促进学生主体性的发挥。
（3）合作精神。计算机网络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合作精神，并促进高级认知能力发展的协作式学习。这不仅有利于对问题的深入理解和对知识的掌握，而且对高级认知能力的发展、合作精神的培养和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形成有促进作用。
（4）超文本。超文本是一种利用网状结构来组织和管理大量信息的方式，它与人脑储存信息的方式相似，因而更符合人类思维的特点。
二、建构主义理论下的信息技术
1.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一种真实情境的体验。在真实世界的情境中的学习更为有效，可以减少知识与解决问题之间的差距，因而也重视学习者运用自身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然而有时候，让学生在现实情境中学习又是不太现实的，此时就可以借助具图、文、声、像为一体的信息技术，它不仅可以创建出与教学内容相关的生动形象的社会、文化、自然情境，也可以营造令学生轻松愉悦的学习情境，从而为学生自身意义的建构提供有利条件。
2.建构主义重视学生之间的协作学习。协作学习不仅有助于学生之间取长补短，而且学生与同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智慧可以实现共享，从而共同完成意义的建构。信息技术可以为协作式学习提供技术环境支持，提供多向开放灵活的交互式学习环境，促进生生之间、师生之间的多向互动。这不仅有助于对知识的深入讨论与理解，培养认知能力，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
3.在建构主义中，会话是关键的一环。由于每个人都有自身的认知结构和原有经验，因此即使是对同一问题的看法和理解都不会完全一致，此时相互间的会话就显得格外重要。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学生与同伴、学生与教师之间可以轻松自由地交流学习内容及各自的看法。学习者可以通过刺激视听动等不同感官的方式呈现个人对问题的理解，他人也可以通过讨论、交流了解到问题的不层侧面，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从而最终实现意义建构的目的。
4.意义建构是建构主义中学习过程的最终目标。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是认知的主体，是意义的建构者。信息技术提供了丰富多彩、多元广泛的信息资源，学生可以方便地选择所需知识并进行学习，并且以超文本形式呈现的信息，更有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在遇到困难时，可以通过网络公告栏等途径寻求同伴或教师的帮助。在这种环境中，学生发挥着其自主学习、自主探索、自主建构的主体作用，这非常有利于意义的建构。
建构主义的理论范文篇3
[摘要]现实建构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新进展。但是，学界对什么是现实建构主义存在争论。有学者将其界定为建构主义内部研究纲领的分化，这削弱了它对融合国际关系理论的意义；也有学者将其界定为独立的理论流派，分析国际政治社会建构中权力的不可超越性，这缩小了现实建构主义的研究内容。而从搭桥视角出发，将现实建构主义理解为古典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相交，从社会实在建构出发，分析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权力和道德的辩证关系，有利于将国际关系研究从重视认识论向本体论和认识论同等地位转向，也有利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进一步融合。
[中图分类号]DS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2-0063-07
现实建构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发展，它试图在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自国际关系理论社会学转向以来，主流建构主义和自由主义结合，认为通过社会建构，可以摆脱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走向永久和平之路。这1种乐观主义态度遭受部分学者批判，并提出了现实建构主义。2003年，美国学者巴尔金（SamuelBarkin）在《国际研究评论》杂志发表了“现实建构主义”一文，阐释了现实建构主义的基本思想。他认为，作为一种研究内容的现实主义和作为研究方法的建构主义可以融合。2004年《国际研究评论》组织了一场针对现实建构主义的学术会议，与会学者对巴尔金所提出的现实建构主义理论进行了讨论。但是学者们对于什么是现实建构主义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总体来说，有关现实建构主义的争论围绕它能否拥有独立地位展开。部分学者认为现实建构主义并非独立范式，是现实主义或者建构主义内部分支。其中一种观点将现实建构主义归于现实主义阵营，认为现实建构主义是一种将规范和观念作为分析目标的现实主义。因此，现实建构主义应该是建构现实主义。当然，这种观点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认同。另一种观点将现实建构主义归于建构主义阵营，认为现实建构主义和自由建构主义是建构主义阵营内研究纲领的分化。巴尔金认为，作为国际政治中研究方法的建构主义并不一定是理想主义。理想建构主义和现实建构主义――相互区别，但彼此是一种辩证关系――对于解释国际政治变迁是必须的。叫同时，也有学者承认现实建构主义的独立地位，一方面，他们认为现实建构主义是独立的理论流派，研究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不可超越性。另一方面，巴尔金在其专著中，立场有所变化，主张从搭桥视角出发理解现实建构主义，它是社会建构和古典现实主义的融合。
认为现实建构主义不具有独立地位的观点削弱了现实建构主义出现对于国际关系理论融合的意义；而认为现实建构主义是独立的理论流派的观点又损害了它丰富的研究内容。因此，本文从搭桥视角分析现实建构主义，认为它是社会实在建构和古典现实主义的相交。和传统搭桥视角不司，本文更突出从科学实在论和社会建构论相结合的角度出发，分析权力的社会实在建构，权力和道德之间的辩证关系。为此，下文首先阐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存在的潜在切合点，进而论述搭桥视角下现实建构主义的基本特征。一、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相交
根据主流观点，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从哲学层次来说，两者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存在根本区别。但是，实际上，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存在相交之处。首先，传统观点认为，在本体论上，现实主义是客观的，建构主义是主观的。建构主义大师亚历山大・温特认为“华尔兹强有力的新现实主义理论把研究国际体系的微观经济学方法（个体主义）和古典现实主义对于权力和利益的强调（物质主义）结合在一起”。物质主义/理念主义对立成为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对立的标签之一。在哲学上，本体论是指世界本原是什么，认识论是指人类如何认识世界本原。从科学实在论角度出发，世界的本原是客观的，无论现实主义，还是建构主义都承认这一点。在认识论层面，根据是否依赖于人类的情感态度来认识世界，认识论也存在主观性和客观性。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建构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是一种共享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客观认识论，它的存在不依赖于个人的情感和态度。同时，共享观念虽然具有客观性，却可以发生改变。温特认为，三种无政府状态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从霍布斯无政府文化转向康德无政府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又具有历史条件性。
如果将理论的核心概念作为理论的基本特征来源，那么古典现实主义在认识论层次也具有历史条件性特点。古典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是权力政治，权力并非一定是纯物质性的，它存在相对性、关系性和社会性三个特点，从而决定了它在认识论层次的历史条件性。具体来说，权力的相对性意味着权力的大小只能体现在权力间的比较中；权力的关系性表示权力是一种劝说能力，而非物质压迫；权力的社会性说明权力是团体间社会实践的产物。因此，巴尔金认为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物质/理念对立是不成立的。“物质主义/理念主义对立是误导的，因为它将本来是认识论区分描述为本体论区分，因而在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构建了一种错误的紧张关系，忽视了它们都认可历史条件性”。
古典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的相交，为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一方面，在本体论纬度，存在科学实在论和观念主义。另一方面，在认识论维度，存在超历史性和历史条件性。坚持科学实在论，并且在认识论方面坚持超历史性的理论包括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将观念本体论和超历史认识论结合起来的理论，包括批判理论和规范自由主义等；将科学实在论和历史条件性结合的理论，包括新古典建构主义和古典现实主义等；将观念本体论和历史条件性结合的理论，包括后现代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见下表）。
在方法论层次，现实主义具有整体主义特点，也强调社会研究中反思的重要性。传统观点认为，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对立的第二个方面体现在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理性主义特指理性选择理论，它是伴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治科学中行为主义革命而产生的，主张考察个体是如何行为的，主要采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其核心是个体主义，假定人是自私自利的。“个体都拥有选择最佳行事方法所必需的理性的能力、时间及情感上的超脱，而不管这种选择有多么复杂。”即行为体在面临决策时具有充分的信息，根据成本一收益比较做出最佳选择。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兴起后，和现实主义结合，产生了新现实主义，突出代表是华尔兹的新（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这也被鲁杰称为“新功利主义”，从而和整体主义为基础的建构主义不相容。
但是，理性概念的内涵是多样的，不能简单认为理性是指理性选择理论。如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是基于理性基础之上，认为通过人类的理智行为，可以摆脱社会的限制，创造一种更加美好的世界。这种乌托邦主义的幻想很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面前被打破。古典现实主义指出期望依靠人类理智来改造国际政治是不现实的。对于古典现实主义者来说，理性的含义是研究者可以通过推理来研究国际政治。这表明，理性，一方面可以表现为工具性，它被定义为基于成本一收益基础上的决策，也可以指一种推理能力，或者人类获取知识的一种方式。因此，古典现实主义理性的概念是规范性的，是促使我们利用理性认识世界，而不是假定世界是理性的。“如果对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个体主义方式并不意味着理性，而理性主义理论可以而且也确实包含了社会内容。”既然理性的概念不一定是理性选择，那么用结果逻辑/恰当性逻辑来区分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是不恰当的。行为体的行为既可根据结果逻辑、功利原则来行事，也可基于恰当性逻辑、合法性原则行事。对于理性的行为体来说，两种逻辑不是相互冲突，而是一种互补关系。
因此，理性主义并不是个体主义，理性可以和基于社会逻辑基础上的整体主义相融合。对于古典现实主义来说，人是一种社会性群体，人性的欲望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无法满足。因而，一定群体的人通过民族主义普遍化情绪在国际政治中实现其抱负。摩根索认为个人的不安全加剧了民族主义的情绪，也加剧了个人对于国家的依附。“他的个人恐惧就转变成为对国家的担忧。于是，对国家的认同就起到了双重的作用：既满足了个人权力冲动，又减轻了个人的恐惧，而手法就是把二者都转移到国际舞台上去。”卡尔也认为国际政治是基于整体主义基础上的，在论述国际政治中需要权力和道德的平衡时，卡尔将国家类比为人，是一种团体人假定。
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对立的第三个方面体现在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之间。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研究存在两种基本方法：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反思主义强调人类意识的重要性。“反思可以被看作了解某种方法的内在限制和模糊性意识，它认为某人的分析内在地基于他自身的观点，因为他不能确切估计其对手的想法。同时，它也包含无论人们多么希望获得价值中立（客观）的研究，都不可能获得成功。因此，在政治分析过程中，人们应该自觉关注价值。”但是，理性并不一定和反思主义相矛盾。反思具有两重含义：其一，指理论家和学者具有反躬自省的能力；其二，指国家具有反躬自省的能力，即相对于外在他者，国家会不时自我反问它过去是谁而现在又是谁，进而对自身的各种行为特别是权力之运用进行反身自控、自我监督。对于古典现实主义来说，理性是指研究者运用推理进行研究，需要研究者具有反思性。另一方面，古典现实主义研究国家对外政策，是一种对外政策理论。由于国家制定外交政策时需要关注其他国家的政策，然后再制定自身的政策，这也需要国家具有一定的反思性。
古典现实主义认同反思性，认为民族国家的外交政策应该采取“审慎”的态度。国家外交政策应该在追求权力和道德之间平衡。“反身现实主义暗含着要求恢复古典现实主义的道德怀疑精神和政治批判传统，而要做到这一点，古典现实主义必须借助于批判建构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一方面，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家追求权力，权力是关系性的，是一种影响政治结果的能力，权力的使用效果不仅在于自身权力大小，也在于其他行为体的权力。审慎，或者说自我控制要求我们不能过高的估计自身能力，也就是不能过高估计国家权力。另一方面，国家在追求权力过程中不能忽视道德。没有道德的人是禽兽，纯粹道德的人则是傻瓜。这意味着国家政策决策者将通过自身政治道德观察国际政治事务和国际政治道德变迁。
二、搭桥视角下的现实建构主义
有学者认为，如果将现实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理论流派，内核是权力的社会建构，这将使其无法与古典现实主义相区分。因而，现实建构主义不可能成为一项独立的国际关系理论新视角，只能是建构主义内部的一项分支。该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将理论研究方法置于研究内容之上，有过于重视方法而忽视实体理论之嫌。虽然古典现实主义吻合建构主义研究方法，但是，古典现实主义并无明确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意识，无法认识到国际政治事实是社会实在建构的产物，也缺乏科学意识进行国际政治研究。古典现实主义大师一般认为国际政治是一种艺术和科学的结合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古典现实主义具有采取建构主义研究方法的潜质，而不是具有建构主义研究方法。例如，古典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承认国际政治存在着客观法则，但是这种法则建立在客观人性基础上，国际政治受到生物学、而非社会科学规则的支配，因而不可能进行科学研究。“摩根索的理论认为，国家领导人是国际政治的实践者，其政策指导来自于对统治人类行为法则的理解。”古典现实主义另一位大师卡尔也缺乏对科学理论的认识。“卡尔的观点很难清楚阐述，因为它没有明确的科学观，科学是对独立于人脑的事实的陈述，也是对人类思想可以改变的事实的陈述。”
持现实建构主义是建构主义内部研究纲领分化的学者认为，政治是一种身份建构，存在“温特式”自由聚合性认同和“施密特式”现实分离性认同。它们一致认为，个体自我身份确立需要外在他者，聚合性认同并不认为外在他者必然是“敌人”和“对手”，分离性认同通常以敌对的方式来看待外部他者。因而，形成哈贝马斯沟通导向型社会化和福柯式权力导向型社会化两种对立的社会化理论。该种观点忽视了权力是政治的核心概念。无论是哈贝马斯还是福柯都无法摆脱权力观。“对许多政治学研究者来说，权力不仅仅是众多概念中重要的一种，且是这个专业的核心概念。”国际政治中存在四种权力类型：强制性权力、制度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和生产性权力。这四种权力相互交织，是国际政治中权力运行的不同形式。现实主义更多关注强制性权力，通过权力实现国家政治目标；自由主义重视制度性权力，通过国际制度约束国家权力行为；建构主义与批判理论研究结构性权力，权力如何在政治生活中塑造出来，以及对权力的批判，揭示政治生活中不公平和不公正现象；后现代主义从生产性权力关系出发，研究话语行为，社会实践活动如何创造了行为体的社会身份，并赋予其意义，对权力进行诠释性解释和批判性重构。“总之，无论何种国际关系理论从何种视角解读国际政治，都无法绕开权力与利益这个中心。”
将现实建构主义作为独立的理论范式的观点认为，现实建构主义研究内核是国际政治的权力建构，不同于巴尔金所主张的现实建构主义。“真正的现实建构主义不必仅仅是古典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融合，它应是建构主义与整个现实主义的融合。”这种观点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却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现实建构主义研究的内容，忽视了现实建构主义不仅仅研究权力政治，更研究道德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与此同时，将整个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融合是不现实的。现实建构主义的主要意义在于消除国际政治研究中行为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一般认为，现实主义从古典现实主义发展到新现实主义，是研究方法的更新，采取科学的、实证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这种方法，即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理论是对客观规律的解释、需要通过实证检验。由于人性、道德等无法提出可证伪的命题，都需要抛弃。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是从经验事实中推导出来的。但随着科学哲学发展，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受到广泛质疑。因为，不存在不受理论观点影响的经验事实，这是库恩对实证主义最有力的批判之一；另一方面，推导需要依靠归纳，由于归纳悖论的存在，不可能从归纳中推导出普遍性命题。因此，自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哲学在放弃实证主义的同时，出现了许多新的观点，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是科学实在论和社会建构论。
社会实在建构是科学实在论和社会建构论的结合。“科学实在论认为世界独立于经验之外，即它的兴趣在于发现世界的结构或者事物，以使科学研究成为可能。”根据温特的观点，科学实在论认为社会事实是不可观察的社会结构，但是科学理论可以成功指涉它。温特没有交代清楚的是，社会事实何以建立在实在论基础之上。塞尔认为社会事实具有集体意向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主观性。与此同时，社会事实又建立在客观物质基础之上。例如，国家是一种社会事实结构，但是，没有人口、领土等客观性物质，就不可能存在国家。即使是心理意识，也存在客观物质基础。没有人类大脑的客观物质，就不可能存在大脑的意识行为。客观物质通过社会建构，塑造了社会事实，这表现为集体意向性、地位功能赋予和构成性规则。通过集体意向性，即使是主观的社会事实，人们也可以客观认识。例如，无政府状态是一种集体意向性的结果。通过地位功能赋予，原初的客观物质事实的地位功能发生了改变，并不可还原。钞票本质上是一张纸，由于人们赋予了它新的地位功能，可以购买物品、可以存储。构成性规则表现在它不仅规范了社会事实，更具有建构社会事实的作用。没有足球比赛规则，就不可能存在足球这项体育运动。
社会实在建构需要将本体论和认识论放置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科学哲学和认识论、方法论联系在一起，强调经验、实证，拒斥本体论。“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回避本体论的探究，实证主义作为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中重要的一种，自孔德创始起，一直竭力回避唯物、唯心（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的二分选择。”但是本体论和认识论两者紧密联系，一定的认识论建立在本体论基础上。“认识论是重要的，它决定了在本体论上的内容，同样，本体论影响了我们在认识论上的内容。”当在本体论上假定世界独立于人类观念存在，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存在同一性，这可以基于“说明”的方法。当在本体论上假定世界依赖于人类观念存在，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不存在同一性，这需要基于“理解”的方法。这也导致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两种传统：解释和阐释，也是国际关系中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对立的根源。前者是一种因果关系，后者则用于建构关系。但是，实际上，解释和阐释之间并非完全不可调和。根据当代社会科学哲学转型的奠基性人物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无论是将世界作为独立于人类思想的实证主义，还是将世界作为依赖于人意识的阐释主义都是错误的，说明和理解并不是对立的。“说明和理解相辅相成，说明是理解的相关项，理解是说明的相关项。说明和理解都不是一种单纯的内在的心智活动，而是一种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是在一定的生活形式和语言游戏中展开的，是与训练和教育结合在一起的。”。
承接维特根斯坦的观点，社会实在建构论也认为，这两者之间可以相互共存。国际政治事实，从根本上是由构成性规则构成，因而它们只能是建构关系，而非因果关系。但是，建构关系并不排斥因果性解释。虽然温特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清楚阐述建构关系和因果关系如何共存，形成互补。塞尔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背景性能力概念，即将构成性规则作为一种背景预设。他认为，人类制度的结构是一种构成性规则，虽然这些制度的参与者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些规则，但人们仍然遵守这些规则，是无意识地遵守。“构成性规则，事实上因果性地发挥作用，但并非一定要了解或记住那些规则，也并非一定要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遵从那些规则，或把那些规则作为规则加以内化。”因此，国际关系必须抛弃实证主义的理论概念，认为因果关系和建构关系可以共存，理论既可以是说明、解释性的，也可以是理解、阐释性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克服休谟问题。因为休谟根据其经验主义立场，认为人类不可能找到因果关系。虽然因果关系不可能根据经验发现，但是可以根据人类意识来理解。说明和理解相结合的理论和古典现实主义非常契合，因为古典现实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科学和艺术的结合体，它寻求在权力和道德之间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