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对国家的重要性(6篇)
制造业对国家的重要性篇1
的确，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但其只是经济走向繁荣的必要而不充分条件。目前，全球经济正笼罩在持续低迷的阴霾之下，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是，经济走出危机必须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出现重大的技术变革；二是，出现重大的制度变革。
“技术变革可以催化制度变迁，但制度本身，也是一种超越技术的‘超级技术’。”这个具有哲学色彩的论断，出自新锐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研究员江知岩。在他看来，比单纯的技术创新更为重要的是“基于制度创新的管理创新”，无论微观经济视角的企业管理，还是宏观经济视角的公共管理，都需要制度意义上永不停息地创新。
通常来说，和商业模式创新一样，管理创新这个词往往用于企业内部，而公共管理领域则习惯用体制机制创新。但显然，江知岩正在将企业管理与公共管理从学理上打通，并试图找到一条路径，通过主动的“管理创新”将制度变革与技术变革联接起来，促其互动，尤其是为技术变革推动由微观向宏观的制度变迁充当加速器。
如今，微妙而重大的技术融合，引爆管理创新。谈起创新与变革，最近媒体热炒、业界热议、政府力推的话题，非“第三次工业革命”莫属。尽管对究竟是第三次工业革命，还是第四次产业革命，抑或第六次科技革命目前尚无定论，而且在新一轮工业革命本质的认识上，里夫金与《经济学人》也有分歧——前者是基于减少生产成本考虑认为需要编织“能源互联网”，而后者则基于生产方式变革提出了“智能化制造”。
面对江河日下的全球经济，在决策者尚未发现更好的良策之时，我们只能姑且“宁可信其有”。正如里夫金所言，“第三次工业革命不是可以铲除社会病毒的灵丹妙药，也不是能带我们进入极乐世界的鸦片，它不是一个虚无的概念，它是一个可能带领我们进入可持续发展的后碳时代的实用经济计划。”而且，江知岩所谓“超越技术的‘超级技术’”料将在此倒逼之下有所进步。
谁将成为引领者？
诚如我们所知，发生在18世纪晚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实现了英国的崛起；发生在20世纪早期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了美国、德国的制造业繁荣；那么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谁将受益？这项革命成果恐非单个国家（经济体）所能独享，尽管大家希望成为引领者。
依据能源互联网的路径，里夫金坚定地认为，欧盟或最有潜力成为领军者。“欧盟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实验区。根据欧盟的计划，到2022年欧洲获得的电力中将有20%来自可再生能源，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30%。在德国，这场革命已经开始发生。德国已经确立目标，到2022年可再生能源将占其能源总需求的35%。”如今，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德国大、中、小企业，在这方面的态度已经达成一致。“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演进，洲际经济和政治联盟将加速形成，作为样本的欧盟不会因为当前的债务危机和紧缩困局放慢脚步。”
在里夫金看来，世界上其他地区也在追随欧盟的脚步，“亚洲未来有可能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突破口。”尽管他还是更看好欧洲，但并没有保持绝对的肯定。“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欧洲比美国、日本、中国及其他国家走得更远。尽管商界、政界、公民都逐渐对欧洲的新道路产生兴趣，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准备好或已经踏上征途。不过至少人们已经有了意向，变革正在酝酿。当然，谁都不能保证欧盟会坚定方向，很可能变革最终不能推行或是退回原点。如果那样的话，我就不能确定哪个国家将会站在机遇之门前，带领世界进入新纪元。”
而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张茉楠则倾向认为，美国不容小觑，因为美国对重夺制造优势有更大的欲望。她指出，从“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美国正借第三次工业革命初露端倪的契机，试图引领全球产业分工新的布局。
20世纪初以来，美国曾经长期占有世界制造业的最大份额，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生产外包成为大趋势，美国转向了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其制造业产业空心化现象日益凸显。受此影响，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的份额日趋下降，从而丧失了百年来世界制造业产值头号大国的地位。
在张茉楠看来，重夺美国竞争优势，重振制造业就成为美国长期战略的“轴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力推“再工业化”战略，试图重塑美国新的竞争优势。但美国所提的“再工业化”绝不是简单的“实业回归”，而是对以往传统工业化的扬弃，其实质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发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比如，先进制造技术、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技术，信息等新兴产业，从而重新拥有强大竞争力的新工业体系。
为此，美国不惜重金确保这一竞争优势的实现。虽然美国财政捉襟见肘，经济基本面难有大起色，但政府研发预算并未减少，2011年美国研发投入甚至占到了全球份额的33%左右。2012年财政年度美国再次增加了国家科学基金、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实验室等重要科学部门预算，开发先进制造技术，并启动先进制造技术公会项目。该项目旨在采用公私合作伙伴方式来增加制造业研发投资，缩短从创新到投放市场的周期，以尽快抢占新一轮全球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高端产业和价值链中的高端环节。
目前，美国已经正式启动高端制造计划，积极在纳米技术、高端电池、能源材料、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等领域加强攻关，这将推动美国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创新集群发展，并保持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研发领先、技术领先和制造领先。
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还有没有机会？无视中国目前两大既有比较优势：综合成本较低与超大规模国家的市场优势，外媒充斥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将终结“中国崛起”的论调。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不敢苟同。但他在与同事王忠宏共同执笔的《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认识》一文中指出，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并存，近期挑战大于机遇。
挑战之一：在中国竞争优势亟待转换升级的关键时期，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因素将加大调整的压力和难度，数字化制造将使劳动力成本影响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性下降。当前，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的速度已明显快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数字化制造的影响有可能加速削弱中国的既有比较优势。另一方面，数字化制造并不是简单的机器替代劳动，数字制造技术、知识产权、设计、软件、品牌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程度提高，这些非物质要素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这些方面恰恰是中国的短板。
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不同产业的影响有差异。数字化制造的优势体现在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和提供个性化产品，因此对那些贴近市场最终需求的产业影响较大，而中国许多产业是大量进口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进行加工组装生产最终消费品，其受影响的范围和深度要大于其它国家。此外，发达国家与中国在新能源、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竞争更加激烈，不可能像传统产业一样出现新一轮大规模跨国间产业转移，面临的贸易和知识产权纠纷更加多发。
挑战之二：第三次工业革命当地化、分散化的生产方式，将对中国依赖大规模出口的产业体系形成挑战。数字化制造将使得某些行业（特别是生产生活资料的行业）规模经济变得不明显，个性化定制、分散生产成为新特点。为更贴近市场，更快响应市场需求，企业会更多选择在消费地进行本地化制造，从而，将对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和全球生产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产业分工体系有可能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延续产业链分工，主要体现在原材料、零部件等生产资料领域；另一是靠近市场需求的就地生产，主要集中在个性化需求突出的生活资料领域。后一种趋势将使全球化呈现新的发展方向，对地区产业格局逐步产生深刻影响。
就外商直接投资而言，一方面，外资企业将更加看重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为更加贴近消费需求，会加大在中国设立研发、设计等机构的力度。另一方面，部分外资企业考虑贴近消费者、规避市场风险、享受发达国家再制造业化政策以及中国成本上升等因素，会将已在中国的部分外资回流到发达国家。此外，也促使国内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并且更多地采取在国外投资设立生产企业的方式。
挑战之三：第三次工业革命合作、分散、开放的特征，提出了体制机制适应性的新要求。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组织模式与以往有很大不同，扁平化结构、分散合作式商业模式更为普遍，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作用更为突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关系更为紧密，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能力更为重要。
这些变化对体制机制的适应性提出了新要求。目前，政府对企业微观活动的直接干预多，不利于创新的行政性审批多，缺乏针对性的集中决策多；此外，在信息和能源等领域市场垄断、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促进创新的体制机制环境仍不完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意味着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大力度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总体而言，以技术为引领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也进一步凸显了市场规模、需求多样性的重要性，内需扩大还将提高中国超大规模国家的市场优势。就此意义上说，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不会终结中国的崛起，如果把握住机会反而成为推动经济转型的机遇，但近期将面临较大的挑战。
我们怎么办？
有评论指出，“对科技大趋势的研判，是国家发展和当下世界经济能否走出低迷状态的重大战略性选择。如不能锁定正确的方向，而将更多精力和时间浪费在无关痛痒华而不实的项目上，必将丧失重大的历史机遇。中国目前把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电动车、高端装备制造这7个领域，作为未来工业革命的重点方向，不可谓不全面，但恐怕还应从中选取更精准的突破口，下大力气、投大资金，真正干出点名堂来。”
那么，中国如何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冯飞从宏观层面提出建议：第一，从其引发全球性结构大调整的高度，加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研究，强化工业和实体经济的战略定位，大力推进以数字化制造为重点的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采取有效措施纠正因行业间利润失衡造成对实体经济的侵蚀，注重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升级传统产业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大力支持核心技术攻关。进一步聚焦重要产业、重点技术，对3D打印、人工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智能电网、移动互联网、新材料等第三次产业革命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技术，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强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支持在一些经济、科技基础发达地区整合国内外创新资源，加强原始创新，形成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策源地和创新型产业集群。
第三，加快人才培养。数字化制造意味着技能劳动力、科研设施、专门技术知识等高级生产要素的作用将日益重要。需制定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规划，特别是重视技术工人的培养，形成一大批可熟练驾驭数字制造设备的技术工人队伍，改革人才培养和投入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技术人才培育机构，政府应对社会培育机构购置数字制造设备等给予财政补贴，营造全社会尊重产业技术工人的氛围。
第四，加快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以改革市场准入制度为突破口，加快政府经济职能转变，大幅度减少前置性行政审批事项，促进平等进入、公平竞争，鼓励创新、创业，强化反垄断执法，深化电力等垄断行业改革，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为各类企业提供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
相关人士认为，当前出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端倪，但要经历较长时间才能对经济发展产生逐步深刻的影响，对其认识也是一个动态深化的过程。但由于其蕴含的一系列革命性变化，将有可能对不同国家的竞争力产生深远影响，对此应给以高度重视和动态跟踪。
更有专家发现，目前中国的工业数字化生产还没有见到雏形，但制造业领域对最新一次工业革命可能掀起变革的危机感已经开始了。在微观层面，诸多企业家已经感到革命来袭的紧迫性，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就是其中之一。张瑞敏直言，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数字化制造会大大降低产品成本，中国规模化生产、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将随着消失。
看来，中国企业更应该树立危机意识。张瑞敏相信，至少在目前，全世界所有企业的生死存亡都取决于书中所描述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如果跟不上或者被第三次工业革命所抛弃，”张瑞敏对媒体说：“我觉得可能不是‘危’的问题，那是万劫不复。”
他希望他的下属们都和他一样，但事与愿违。毕竟，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似乎与企业的命运还相去甚远，因此，有人认为对包括里夫金和《经济学人》在内的言论的不必太过当真，甚至有媒体发出“第三次工业革命忽悠谁”的评论文章。
制造业对国家的重要性篇2
【关键词】机械制造；工业设备；技术应用；发展趋势
0.引言
工业是我国的第二经济，制造业作为工业中的重要部门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制造业地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综合国力的实力。机械制造业是各种机械制造方法和过程的总称，机械制造业是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技术装备的行业，传统的机械制造业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因此机械制造业要在吸收新成果的基础之上成为一个新兴技术行业，实现机械制造业地环保化，节能化，经济化的目标。
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机械制造工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与国外的机械制造行业相比我国机械制造工业存在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高，自主创新能力差等特点，这些问题对机械制造工业的长远发展不利，因此我国要实现机械工业的现代化必须要加大机械制造行业的资金和技术投入比例，实现我国机械制造工业的成功转型。
1.机械制造工艺的现状
机械制造工业是机械制造行业的技术支撑，目前我国机械制造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一些先进的机械制造工业已经应用于机械制造行业。但是由于我国机械技术水平相对来说较地，在机械制造工业方面没有充分的经验，因此，我国的机械制造工业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发达国家产用计算机管理方法和计算机管理技巧。但是我国除了一些大型企业采用计算机管理方式并且计算机管理方式不断完善，中小企业的计算机管理水平还处于起步阶段。管理方法的落后会限制机械制造工业的发展。
（2）发达国家在对机械制造工业进行数据统计和对方案进行设计时一般采用新的设计方法，并且会借助现代高科技术，但是我国对机械制造工业的设计一般还是停留在图纸设计阶段。
（3）发达国家在机械制造工艺已经广泛采用高精密加工，微型机械等新型机械制造工业，但是我国的机械制造工业并没有达到这一环节，并且我国对机械制造工艺的科技化处于研发阶段。
（4）发达国家的机械制造工业已经实现机械加工自动化，智能化，集成化，我国的机械制造工艺仍然处于单机自动化阶段。
2.机械制造工艺设备的发展趋势
2.1集成化
机械制造自动化在机械制造行业中的推广使得机械制造工艺不断趋向于集成化，集成化有利于实现机械制造业工作效率的提高，集成化的实现可以将原本分散型的加工模式向集中型靠拢，使得机械制造行业更加具有连续性和规模性。目前我国的机械制造业主要是对一种产品进行加工制造，在实现机械集成化之后要实现对整个机械系统的集成化生产。
2.2微纳化
提高机械制造工业中加工材料的使用性能，不仅可以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同时提高机械制造工业中材料的使用性能也是机械制造工艺实现发展的必然趋势，可以实现本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加工中进行精密化也是提高零部件的使用寿命的必然之选，纳米技术在机械制造工艺的发展使得机械制造工业的发展趋向于微观化。
2.3自动化
自动化的实现可以将人从机械制造工艺中解放出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的压力，同时，机械制造工艺的自动化也会提高加工产品的质量。随着机械制造行业的不断发展，机械制造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位置，因此实现机械制造工艺的自动化显得尤为重要。同时自动化也是机械制造工艺的发展趋势。
3.机械制造工艺在设备方面采取措施提高自身实力
3.1提高设备研发力度
机械制造工艺的设备对机械制造水平其中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在加强我国机械制造工艺水平上要加强机械设备的研发力度，只有设备实现现代化才能实现机械制造工艺的现代化，要鼓励科技人员加大设备研发力度，对设备科研给予相应的资金补给，为了实现我国机械制造工艺的集成化，微纳化，自动化而努力。
3.2加强与西方国家的机械制造业地互动
我国的机械制造工艺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为了实现我国机械制造工艺的发展我们要在发展中借鉴外国的先进机械制造水平，尤其是先进的机械设备，加强与西方国家的机械制造业地互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更好的发展我国的机械制造工艺。
3.3对设备研发人员给予奖励
机械设备水平的高低对我国机械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机械设备水平高有利于实现机械制造工艺的现代化，从对（一）中也可以知道要加大机械设备的研究力度，而研究水平的高低取决于研究人员的能力，因此为了调动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对设备研究人员给予相对应的奖励，让研究人员的奖励程度和自己的研究成果向挂钩，这样有利于实现研究人员的研究热情，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我国机械设备工艺的水平。
4.结束语
机械制造工艺是当今世界工业发展的重要关注点，机械制造工艺在我国中处于第二产业中，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高水平机械制造工艺有利于实现我国机械制造工业的健康发展，但是我国机械制造工艺与西方国家相比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要实现高水平的机械制造工艺要掌握先进的机械制造工艺和核心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国从制造业大国转型为制造业强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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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对国家的重要性篇3
纺织机械制造业是典型的装备制造业，也是德国竞争力最强的制造业门类之一。应该说，战后德国纺机业的迅速崛起并长期保持极强的国际竞争力是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总的来看，德国纺机业的强盛得益于以下一系列重要经验。
第一，开放与竞争性的市场体制。这是一个极易被忽视的因素。如果说创新是德国纺机业的灵魂，那么，开放与竞争性的市场体制则是德国纺机业的基石。历史和现实地看，德国纺机业的兴起、发展壮大和竞争力提升都是在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体制环境下完成的。没有高昂的进入门槛，没有行政性垄断、区域性垄断和经济性垄断，没有严格的贸易和投资保护，没有政府的财政补贴，没有价格歧视和价格联盟，没有混乱的竞争秩序，这些因素的综合效应就是德国纺机业的长盛不衰。实际上，不仅仅是德国，世界上其它纺机业发达的国家，如瑞士、意大利、日本、比利时、荷兰等国家，其纺机业竞争力的形成和持续莫不是市场良性竞争的结果。
第二，不断提升的技术创新能力。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德国纺机业核心竞争力之所在。同中国纺机业一样，德国纺机业也是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开始起步的。所不同的是，德国纺机业能够成功地发展出一整套有效的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体系，而不是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低水平“技术引进陷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国纺机业的技术创新体系是在开放与竞争的体制环境下形成的，而不是靠政府提供贸易与投资保护形成的。在竞争性的市场体制下，德国纺机企业不仅要面对国外强劲竞争对手的竞争，还要面对国内竞争对手的挑战，只有不断地创新，增加技术创新投入力度（德国纺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通常高达20%甚至更高），形成独特的“技术高地”，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壮大。在技术进步过程中，企业始终是创新主体和驱动力，而政府的作用则十分有限。今天，德国纺机业已经广泛使用了“虚拟现实技术”来提高研发和生产效率，大大降低了研发和制造业的周期、成本和风险。
第三，高度专业化和协作化的生产组织方式。从技术经济角度看，纺机制造业与汽车制造业不同，它的产品线更宽，产品类别和技术需求千差万别，以织机为例，包括无梭、有梭、喷气、喷水、箭杆等许多细分产品，而每一种产品又有几十种型号，这些细分产品由于工作原理和核心技术差别很大，通常很难共享一个或若干研发和制造平台。因此，每一个纺机企业实际上很难形成覆盖面很广的产品线，只能专注于一个或几个最具竞争力的细分产品的生产和研发，这就是为什么德国纺机企业通常呈现出很高的专业化水平，而不像我国的中纺机集团和太平洋集团那样能够提供全系列的成套产品（这并不意味着德国纺机企业不能生产成套产品，实际上，产品的成套化可由用户提出具体技术需求和技术参数后，由专业化的工程公司将不同纺机企业生产的产品进行成套组装）。实践证明，在纺机制造领域，“小而精”比“大而全”更有竞争力。如德国赐来福在全自动高速气流纺纱机、特吕茨勒公司在长绒棉纺纱、多尼尔公司在喷气织机、巴马格公司在高速卷绕机、纽马格公司和吉玛公司在短纤维生产线等领域，都是专业领域内的翘楚。此外，德国纺机企业在坚持高水平专业化生产的基础上，还注重高水平的外部协作与产业配套，除了体现本企业核心技术的关键件外，其它能够标准化生产和外部配套的产品则尽可能地通过市场化采购来解决，这样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分散市场风险，而且可以集中企业优势资源进行关键技术的研发。从全球制造业来看，传统的“纵向一体化”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目前技术进步速率更快、知识和资产专业化程度更深、生产灵活性更强的发展趋势，“业务外包”（Outsourcing）正在成为一种重要的供应链管理模式。
第四，全球化和本土化并举的产业发展道路。不能否认，德国纺机业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本国纺织业（纺机业的下游产业）的旺盛需求。然而，真正使德国纺机业维持长期兴盛的根本动力却来自于德国本土以外的市场需求。实际上，不仅是德国纺机业，世界许多装备制造业强国都面临着本国市场的增长空间受限，而下游产品的市场重心向低制造成本国家和地区转移的大趋势（如德国的烟机制造业和印刷机械制造业，瑞典的森工机械制造业，瑞士的纺机制造业和美国的发电、配电设备制造业）。德国纺机业的经验告诉我们，解决本国市场狭小和市场重心转移的根本出路在于走全球化和本土化相结合的道路。全球化(globalization)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包括生产的全球化、采购全球化、研发的全球化、管理的全球化、营销的全球化和人力资源的全球化。而与全球化相适应的另一个重要趋势就是本土化（localization），它意味着企业只有在最靠近目标市场的地方组织现地生产、现地销售、现地服务和现地研发，才能在当地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实际上，德国纺机业近年来已经顺应全球化趋势，特别是纺织服装业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大趋势，先后在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设立生产基地和销售、服务机构。
第五，产业集群式发展，形成技术扩散与互动的良性机制。产业集群是世界许多制造业强国形成和保持竞争力的一种重要的产业组织方式。正如著名学者迈克尔·波特所言，“当产业集群形成时，一个国家无论在最终产品、生产设备、上流供应及售后服务等方面都会有国际竞争的实力”（参见迈克尔·波特（1990）《国家竞争优势》，中文版2002年，华夏出版社）。德国纺机业之所以长期保持强有力的竞争实力，不能不说与产业集群式发展的组织模式密切相关。德国纺机业19世纪中期的兴起主要集中在莱茵河低地和Swabian的Saxony-Thuringen地区，而战后的勃兴则主要依靠杜塞尔多夫、斯图加特、法兰克福等地纺机业的快速发展。今天，德国纺机企业基本上形成了以杜塞尔多夫、科隆、斯图加特、法兰克福、德累斯顿和慕尼黑为核心的五大产业密集区，集中了全国70~80%的纺机企业。产业集群式发展的好处是很多的，其中一个重要益处就是技术与知识的扩散。纺机企业密切地分布在同一个或相邻的地区，便于改进技术和产品，促进技术交流和信息沟通，便于以技术人员流动为载体的技术扩散，便于客户需求的传播，也便于纺机企业在竞争压力下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第六，装备制造业的强有力支撑。德国纺机业保持长盛不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德国具有雄厚的装备制造业基础。它主要体现在：其一，德国具有完整和高水准的制造业配套体系，无论是从模具制造、数控机床，还是到动力装置和机械传动，德国制造业都始终保持着世界领先的水平，因此，从总体上讲，德国纺机业基本上不存在某个关键部件和制造环节的核心技术受制或落后于人的问题。其二，德国具有雄厚的制造技术传统与人才优势。德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制造传统的国度，可以说是一个“工程师的国度”。德国的工程技术人员的素质在全世界屈指可数，而这又与其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企业培训体制、代际间的经验扩散密切相关。其三，德国装备制造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始终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德国制造企业拥有的专利数量多年来一直稳居世界前列，如德国制造业巨人西门子公司1999年申请专利数量达到1348项，位居全球首位。其四，德国装备制造业普遍实现了精益化、信息化和柔性化生产，其技术水平、生产效率以及市场适应能力等方面在全球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二、德国纺机业发展历程回顾与基本现状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浪潮中，英国毫无争议地成为了世界纺机业的霸主。德国纺机业的全面起步开始于19世纪中期，主要集中在莱茵河低地和Swabian地区的Saxony-Thuringen。受当时的工业基础和技术水平的限制，民族纺机工业还主要依靠英国和法国等纺机强国的技术输出。20世纪初，英法等纺机强国逐渐感到了来自德国的竞争压力，开始有意识地控制向德国输出先进的纺机制造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开始寻找模仿基础上的自主创新之路，并形成了以原东德的德累斯顿地区为中心的纺机生产基地。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纺机业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显著提高，可以和英国、法国等纺机强国进行面对面的较量。由于德国在劳动力、工业基础、制造业体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因此，德国生产的纺机设备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到30年代后期，全国45%左右的纺机设备出口到世界各地。
战后初期，受到战争重创的德国纺机业又不得不面临东、西德分离的困境，英、法、美等老牌纺机强国重新登上了国际纺机市场的领先位置。与原东德相比，战后初期的西德纺机业基础十分薄弱。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原东德累斯顿地区的工程师、技术骨干和熟练工陆续来到纺机业基础薄弱的原西德创业。新建设的纺机企业主要集中在老工业基地鲁尔地区的杜塞尔多夫、斯图加特等地。仅仅过了十余年，德国（此指原西德）纺机业就在60年代重新崛起，并夺回了原有的国际市场份额，此后一直稳居国际纺机业的排头兵位置。
德国纺机业能够在战后很短的时间内恢复元气并迅速提升其国际竞争力，除了纺机业自身的努力因素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外部原因不可忽视：一是在战后欧洲经济重建和世界经济长期景气的大背景下，纺织服装业市场需求（德国、欧洲乃至全球市场）持续旺盛，纺机订单不断，客观上为德国纺机制造业提供了良好外部空间；二是德国马克与美元等国际通货相比处于比较明显的“竞争优势”地位，长期坚挺的美元也使得美国纺机业饱受来自德国、意大利等低汇率国家纺机制造业的挑战；三是与纺机业紧密相关的制造业如化学、电子、钢铁、机械等部门在战后初期的迅速成长壮大，客观上也为纺机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产业配套环境；四是英国和法国等老牌纺机强国的制造业在战争中受到重创，使得战后初期主要纺机制造国基本上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五是以艾哈德为核心的战后第一届政府在国民经济恢复、重建，以及建立竞争性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时间上看，德国纺机业的恢复与成长与德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崛起基本上是同步的。
目前，无论是从产值、市场份额还是从技术、品种和质量水平上看，德国纺机业都站在全球纺机业的最前沿。自1957年德国以纺机出口占世界市场份额24%的成绩超过英国而首次登上世界纺机业霸主地位以来，一直稳坐世界纺机业的头把交椅。特别是1968年以来，德国纺机业始终以占全球贸易额30%以上的业绩领先主要竞争对手。今天，全德国130多家主要纺机设备制造商（大多为德国机械制造商协会VDMA纺机分会的会员）雇佣了约36800员工，年产值约39亿欧元，出口37亿欧元，占总产值比重高达94%。2000年德国纺机设备的主要出口市场为欧洲、亚洲和北美，分别销售了15亿欧元、11.5亿欧元和4.9亿欧元，增速分别为21.5%、29.7%和下降1.3%，亚洲成为增长最快的区域市场。从出口国别和地区来看，美国、土耳其、意大利、中国等国家和地区是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参见图）。从出口设备类别来看，零部件占29.8%，纺纱机占21.7%，针织、织袜机和簇绒机占18.7%，后整理设备占16.3%，织机占13.5%。
三、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几点启示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不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当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制造”的时候，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谁来装备中国”并不是危言耸听。纺织服装业可谓是中国比较优势体现最充分、国际竞争力最强的制造业部门。但是，中国有一半以上的纺机产品来自于国外。2002年，我国从53个国家和地区进口了纺织机械产品，其中日本、意大利、中国台湾、韩国、瑞士和比利时等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大陆）出口纺织机械产品都超过了1亿美元（参见“我国主要纺织机械进口来源比较及分析”，摘自“锦桥纺织网”）。而2003年上半年共进口纺织机械及零件7.4亿美元，同比增长1.4倍（参见“国产纺机技术滞后进口量不断攀升”，摘自“国家机械网”，2003年9月19日）。从总量上看，中国无疑是纺机生产大国，也是纺机进口大国。更为重要的是，从产品竞争力上讲，中国还不是纺机强国。
中国纺机制造业面临的问题是今天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一个缩影。如何提升中国装备制造业已经刻不容缓地摆在我们面前。德国纺机业是一面镜子，不仅映射出我国装备制造业的不足，而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它也映射出我国装备制造业调整和发展的方向。德国纺机业的经验表明，中国装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至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让开放和竞争性的市场体制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消除一切阻断市场机制的制度。相对于其它制造业部门来说，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国有经济比重还很高，东北地区等传统装备制造业基地正处于痛苦的转型期。尽管国内市场需求持续旺盛，但是新增制造业投资还是更多地转向了进口装备和流水线，特别是在数控机床、柔性流水线等高端产品市场，中国本土企业生产的生产设备在性能、加工精度、可靠性、数控化和模块化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国内装备市场竞争尚不充分，一方面是国内贸易与投资保护政策限制了外国资本的进入，另一方面是国内过多的行政性干预、地方性垄断、行政性垄断和“灰色交易”阻断了竞争性市场机制的形成。长期占据国内装备市场的国有装备制造企业，尽管有政策“保护伞”的庇护，有国有金融机构的低成本融资和大规模的政府采购，但却没有能够发展和演化出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竞争所需要的体制和机制。
加入WTO后，中国装备制造业面临着新的竞争形势，同时，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要在同装备制造业强国的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必须建立一个开放的、透明的、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消除各种非市场因素的限制，让所有的战略投资者拥有平等的市场准入机会，毕竟产业竞争力是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体制环境下形成的。
第二，必须形成可持续的自主创新机制和能力。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主要行业的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大约20年，而技术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也只有30％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超过60％，新兴工业化国家为40~55％）。我国企业技术装备达到国际水平的只有20％。机械行业的技术装备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15到20年，主要机械产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比重只有5％左右(参见周喜安、蔡萍“着力完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刊于2003年2月13日“经济日报”)。
自主创新的能力和可持续性是衡量一个国家装备制造业水平的根本标志。中国在装备制造领域是一个“后来者”和“追赶者”，技术引进和模仿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过程，也是“后发优势”的充分体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在经济起飞初期也主要依靠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来完成技术的升级和经济赶超的任务。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依托前苏联强大的装备制造业实力建立了完整的装备制造体系和技术体系，并形成了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经济转型阶段，我们还没有真正走出“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怪圈”。提高我国技术创新的能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增加科技投入力度，还必须改革现行技术创新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对能够从整体上带动我国装备制造技术升级的技术引进、技术成果转化、技术改造和技术转让等项目，国家应给予倾斜性的财税扶持政策；促进产、学、研的密切结合和科技成果的现实转化率；发挥政府在基础性研究、共用性强的应用技术研究、重大技术研究和风险较大的技术研究等领域的支撑作用；鼓励引进国外先进的装备制造技术，并将工作重点放到引进技术的消化、管理、人才培养和再创新上来；鼓励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装备制造业，并建立面向中国、面向全球的装备制造技术研发基地，鼓励外资研发机构与国内装备制造企业和研发机构进行联合开发。
第三，在加快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彻底改变目前我国多数装备制造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产业组织形态，推动装备企业在市场竞争和自由选择原则下形成高度专业化和协作化的生产组织体系。要鼓励外资和民营的装备制造企业参与国有装备制造企业的改组改造，特别要注重利用资本市场在兼并、重组和联合过程中的杠杆作用。政府要为装备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装备制造企业的业务重组、产业链重构和组织体系重整提供保障，尤其是在企业“瘦身”过程中社保体系的建立，以及大量冗员的身份转换和再就业问题上，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
第四，改善投资环境，积极融入全球化体系，鼓励跨国公司的本土化生产。资本的自由进出、法律法规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政府行政程序的合法性和行政效率、公民的守法意识、政府与社会的诚信度、融资渠道与成本、创新的体制和机制、社会中介的自组织能力、产业配套体系、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商务成本高低等等，这些是任何一个产业快速成长并保持活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保证。与上述要求相比，我国目前装备制造业的投资环境还急待改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能否迅速融入全球化生产和服务体系当中，将决定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产业发展的前景，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环境的好坏。在全球制造业加速向中国转移的大趋势下，改善投资环境，鼓励跨国公司本地化生产的政策显得非常重要。
制造业对国家的重要性篇4
一、不同经济体的制造业复苏背景与条件
（一）不同经济体的制造业复苏基础存在差异
尽管欧美国家长期“去工业化”，但制造业基础和技术开发能力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占据全球制造业的产业链最高端。美国是当今世界制造业头号大国,制造业占全球份额超过20%。新兴市场国家的制造业总量在全球份额日益增加（其中，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加工厂”），但主要从事劳动密集环节生产，大多数行业技术含量不高，附加值偏低，处于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低端位置。
（二）不同经济体的制造业复苏动力存在差异
欧美国家复苏的动力包括：一是创新引领。欧美国家科技领先世界。近年来，这些国家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加快对新兴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布局。英国重点发展超低碳汽车、生命科学和医药以及尖端制造业；法国政府建立“战略投资基金”，主要用于对能源、汽车、航空和防务等战略企业的投资与入股。二是出口和投资拉动。在消费不振的情况下，欧美国家力图通过出口和投资拉动制造业复苏。美国政府出台制造业促进法案，包括大规模投资清洁能源、道路交通、改善宽带服务等，总投资达170亿美元，并制定有关政策刺激制造业出口。
新兴市场国家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一是“创新跟随”。新兴市场国家创新水平落后发达国家，在将来相当长一段时期除了还以劳动力成本优势赢取市场外，通过模仿创新和集成创新促进本国制造业发展。二是通过内需带动发展。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很大程度依赖于欧美国家的产业、技术转移和产品消费。未来一段时期，面对欧美发达国家进口需求减弱和“再工业化”的推进，新兴市场国家将更多转向扩大国内需求，依靠国内的投资和消费推动制造业快速成长。
（三）不同经济体的制造业复苏存在的问题和障碍
不难想象，欧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发展制造业的道路上都将面临一定挑战。对于已经处于全球产业链最高端的欧美国家来说，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难度较大。一是产业转型成本高。欧美国家制造业复苏需要改变传统生产方式，重新选择产业。欧美国家已经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最高端，超越自我往往是最艰难的事，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难度大。欧美国家还存在劳工成本高企问题，以及长期的虚拟经济发展使得从事制造业生产的技术工人严重缺乏的问题，使其产业转型的成本较高。二是国际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给各国政府留下的巨额财政赤字也加大了欧美国家的政策执行难度。三是发达国家过度依赖消费的格局依然没有改变，投资不足，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难度加大。
新兴市场国家的问题和障碍包括：一是发达国家将采用更多保护措施来维护“再工业化”，从而新兴市场国家面临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封锁、贸易保护。二是产业转型压力和难度增加。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转向内需拉动，从而国内市场的产能过剩问题会更加严重，加上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环境、能耗、资源等约束日益严重等问题，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将越来越大，但由于技术等难以在短时期取得突破，升级的难度加大。此外，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三重身份叠加增加了产业转型的复杂性和难度，从而对制造业复苏的整体性、综合性和系统性提出更多的需求。三是由于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一些新兴国家政府政策导向频频调整，如中国为抑制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紧急调向，一些在金融危机期间实施的财政刺激政策逐渐退出，这将导致未来经济增速放缓。四是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或多或少面临各自的结构性缺陷，容易为未来的制造业复苏造成障碍，比如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以高油价为基础，一旦国际油价下跌其经济增长将受到限制；巴西低储蓄率造成经济自我生长能力较弱；印度投资环境差使得吸引外国投资困难，制造业竞争力较弱。
二、不同经济体的制造业复苏路径差异
未来，欧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制造业发展路径差异较大。欧美国家的路径是“重点发展”。其“再工业化”将不再走大规模工业制造的道路，而是寻找能够支撑未来经济增长的高端产业，集中在创新最活跃、附加值最高的产业领域寻求突破。以美国为例，其“再工业化”的主要领域将集中在高端信息技术产业、精密仪器和能源装备制造业。
新兴市场国家还在尚未完成的工业化进程中努力前行，产业升级和调整的空间非常巨大，劳动力优势明显，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制造业各领域都需要全面推进。但为了不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失去先机，新兴市场国家往往也会在某些高端领域争取突破，因此，其发展路径将是“全面推进，重点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目前正处于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关键时刻，制造业大多处于价值链低端、附加值低，迫切需要向产业链高端转移、向“中国创造”转型，不断提高制造业竞争力。
三、不同经济体的制造业复苏战略重点与对策措施
尽管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制造业复苏的基础、动力、问题、障碍和路径存在较大差异，其制造业复苏的对策应有一定的差异，但全球经济已越来越成为一个紧密的结合体，全球制造业复苏不能简单的依靠哪一种经济体的单独努力，必须依靠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相互协同与合作。9月公布的制造业活动调查结果显示，今年8月，欧美多国采购经理人指数创下两年来新低，七国集团和金砖国家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第二季度的商品贸易增速大幅放缓，全球制造业增长疲弱，世界经济复苏前景风险渐增。为尽快实现全球制造业复苏，欧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应进一步增进互信与合作。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首当其冲的是要更加重视创新引领。通过对欧美等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具体导向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的努力并不仅仅是恢复传统制造业的实力，而是无一例外地把竞争的重点放在了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上。这就要求全球制造业复苏必须紧密依靠创新引领和推动。为此，要切实加大创新投入、加强载体建设、构建顺畅的产学研合作机制、促进科技创新与金融信贷的结合，推动创业投资产业发展，从融资、税收等方面出台扶持创新创业的政策，扶持中小型科技创新企业成长，努力提升创新对制造业复苏和发展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对于新兴国家而言，若想实现“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发展路径，就必须要高度重视培育和延伸产业链。各国在促进制造业复苏的同时要十分注重产业链的延伸配套，构建完整的产业链和自主生产网络，形成自己的产业特色和产业优势。通过积极培育本土产业链，加大对研发设计、高端制造等环节的投入力度，构造完整的产业链，大力提高产品附加值。同时，积极构建以互补性分工为基础，通过相互依存的生产关系、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自主生产网络，增强本国大企业、大集团对全球产业链的主导与控制能力。促进跨国生产网络、金融网络和流通网络之间的有效链接。
重要的一点，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要加强政策之间的协调。在出台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支持制造业加快发展的同时，加强各国政策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发挥全球治理机制在生态、环保、资源、气候等全球重要议题上的关键作用，为全球制造业的加快复苏提供良好全球治理环境。特别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需要进一步加强探索和合作，减少摩擦，增强合作与互信，优化全球制造业复苏的治理环境。在这方面，发达国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不是将责任和负担转嫁给其他国家。要注意避免各种形式的本位主义和保护主义，破解制造业复苏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促进世界经济朝着更加均衡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迈进。
制造业对国家的重要性篇5
[关键词]经济服务化；产业关联；产业升级
一、发达国家有关经济服务化的争论
二战后，美国服务业就业比重持续上升，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率先成为实现经济服务化的国家。Fuchs[1]在对服务业开创性研究的一本名为《服务经济》（“TheServiceEconomy”）的书中如此预言：起源于英国，随后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发生的就业从农业向工业转移的现象是一次革命；同样，起源于美国，实际上在各发达国家也能观察到的就业从工业悄然向服务业转移的现象，也将是革命性的。如其所料，以服务业就业的占比达50%以上为衡量标准，到20世纪90年代末，世界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成为了服务型经济国家。如今，发达国家增加值和就业的70%更是已经由服务业创造，经济社会运行的关键特征也越来越知识化、信息化和无形化（Maroto-Sánchez，2012）。但这是否表明服务业经历了真实增长，以及是否应该因此重视服务业发展，仍然存在争论。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1JJD79003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YJC790245）。首先，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高比重表明其经历了真实增长吗？Baumol、BlackmanandWolff（1991）坚持认为服务业存在成本病，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上升只是一种名义上的提高，如果换用不变价衡量，服务业的相对比重不变甚至有轻微的下降（Baumol，2001；Summers，1985）。可是，这无法排除因大量服务业不可测量而可能发生低估服务业发展的情况。随着越来越多的对大量无形要素及其产出的重新定义和测量方法的开发与改进，近期有关服务业研究的重要文献对此提出了质疑。例如，Illeris（2005）论证了服务业对总GDP的贡献确实随时间不断增长；SchettkatandYocarini（2006）认为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兴起既非价格效应也非制造业的服务外包所致，而是由家庭服务的不断专业化、市场化带来，发达国家的就业向服务业转移确实是一种需求的真实转移。
其次，服务业的发展应该受到重视吗？一些经济学家比较极端，以Gershuny（1977）为首的一些经济学家们彻底否认服务业增长，他们认为所谓的经济服务化只是高赋税福利国家的神话，实际上，只是由于国民经济核算时错误地对服务业进行定义导致的统计假象。如果使用最终产出而不是按工作属性来分类衡量服务业的话，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Jansson，2009；Gundlach，1994；Hammes，RosaandGrubel，1989）。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们干脆继承了Smith（1776）的服务业属于非生产性活动的保守思想，认为服务业本质上是寄生性产业，尽管其有助于实现其他产业的经济价值，但其本身并不创造任何财富（PeckandTickell，1991）。对于这种不尊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现实并刻意轻视服务业发展的陈旧观念，Greenfield[2]辩驳到：服务业其实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增长速度，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是实实在在的，如果将服务业简单分成生产者服务业和消费者服务业，这一点便不难看到。前者的生产率增长较快有目共睹，更重要的是，信息技术革命说到底也是一种发生在生产者服务业的现象；即使仅看消费者服务业，将如今的沃尔玛公司或相似规模企业与300年前的夫妻店同样服务消费者的效率比较一下，其惊人的生产率增长速度也显而易见。
可见，虽然对服务业发展及其重要性的认识还存在分歧，发达国家的财富创造，确实已经由依赖有形产品生产，正加快向技术研发、知识创造以及其他无形资产与离岸服务外包的依赖转变，生产业取代制造业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和创新源泉。
二、发达国家经济服务化动因的研究与启示
尽管服务业主导发达国家的部门结构，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竞争战略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不争事实，持续至今的经济服务化的动因却一直是摆在经济学家们面前的未解难题。导致发达国家“经济服务化”/“第三产业化”的动因较多，按照出现的先后顺序，可以归为以下四大类：
（一）收入增长论
收入增长论也被称为需求偏好假说。从最终需求角度解释服务业增长的先驱是Clark，[3]他和Fisher[4]率先使用恩格尔定律来研究消费者需求，认为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有较高的需求收入弹性，并据此认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在消费者的总需求结构中，制造业产品的需求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后续的很多实证研究为此提供了支持，如：横截面上进行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服务业比较时，相对于穷国，富国服务业的产值、就业比重确实更高（Samuelson，1964；Bhagwati，1984；FrancoisandReinert，1996）。时间序列上，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一国服务业的比重确实也稳定上升（AppelbaumandSchettkat，1999；OECD，2005）。
但是，随着人们对服务业发展认识的不断提高，收入增长论也越来越多地遭受到多方面的质疑：（1）Summers（1985）基于横截面数据，考察了不同国家的收入水平和服务业支出比重的关系，发现以名义价格衡量的服务业比重与收入水平之间虽然呈正向关系，但以购买力平价表示的各国服务业实际产值比重却几乎不变；（2）Messina（2005）发现，横截面上各发达国家间收入水平相似，经济服务化程度却差异较大，对此，收入增长论也束手无策。因为，没有理由认为相同收入水平的不同国家，其消费者偏好的结构会不同。而且，如果考虑到服务业具有较高的相对价格，服务业的需求收入弹性对服务业发展的正向效应，能否抵消需求价格弹性的负向效应，也有待进一步验证；（3）Gershuny（1978）和tenRaaandSchettkat（2001）甚至发现与收入增长论相反的现象：前者调查了英国6年的家庭预算情况，发现由于家用电器对人工服务的替代作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英国在这些年份中个人消费服务反而下降了；后者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实际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轻微地下降，对服务业的需求却一直稳步增长。除此之外，收入增长论暗含的两个假设也备受诟病：一是假设服务业全部由最终消费服务组成；另一个是与下文的非均衡增长理论假设一致，将服务业作为一个统一的大类考虑，认为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的生产率较低，而实际上，服务业各细分行业性质迥异，很多生产者服务业的生产率并不低。
（二）服务业生产率相对滞后说
从供给层面寻找服务业扩张的决定因素，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末的Fourasti′e（1949），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鲍莫尔（Baumol）成本病理论的提出，服务业生产率相对滞后说才逐步取代了收入增长论，成为服务业扩张的主导性解释（Baumol，1967，1989，2001；Baumoletal.，1985）。
Baumol[5]构造了一个简单的两部门单要素双产出模型，假设经济体由技术相对进步和滞后的两部门组成（分别对应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劳动作为唯一投入要素，分别生产物品和服务。那么，部门间生产率的非均衡增长将导致资源从制造业重新配置到服务业，服务部门价格上升，其名义产值和就业比重也将持续增加。如果服务业占总社会的实际产出份额相对固定，经济增长最终趋于停滞。因其预言经济增长最终趋于停滞，Baumol假说也被称为滞后论（thestagnationistargument）。与此同时，Fuchs（1968）最早在实证方面探究引起美国服务业就业较快增长的原因。他基于美国1929-1965年服务业数据进行计量分析，认为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是美国服务业就业人数比重迅速提高的最主要原因，从而，从实证方面与Baumol形成呼应。
随后，诸多学者对以上Baumol-Fuchs假说进行了验证。根据验证方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检验服务业比重提高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负向关系；另一类则检验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的生产率是否确实滞后。根据检验服务业比重提高与经济增长间是否存在负向关系的结论，可以将他们划归为两个阵营：悲观论（JuliusandButler；Stiroh等）和乐观论（Rowthorn；Griliches；Oulton等）。悲观论者对发达国家的实证检验发现，发达国家服务业部门生产率增长率低于其他部门（Wlfl，2003，2005，2006），按不变价格计算的服务业的产出比重和就业比重又确实在稳定地上升（JuliusandButler，1998），因此，经济增长最终会趋于停滞。最先对滞后论（thestagnationistargument）提出质疑的经济学家是Rowthorn、Ramaswamy等。RowthornandRamaswamy（1997）否定服务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低于其他部门。Griliches（1992，1994）特别强调了服务业生产率增长存在测量误差，因此，服务业部门真实的生产率增长率可能并不低。Oulton（2001）发现滞后论逻辑上成立的前提必须是经济体生产出的产品均是最终产品，这与现实不符，如果考虑滞后部门生产的产品是中间产品，总产出的增长就不会停滞。最近的实证结果表明，1995年以来，至少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BosworthandTriplett，2007）和欧盟（MarotoandCuadrado，2007），服务业相对生产率滞后论并不成立。
总之，对于服务业的生产率停滞假说至少还存在以下方面的争议。首先，在服务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1）因为服务业对创新和知识具有溢出效应，需要综合考虑其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作用（Gallouj，2002）；（2）经济增长速度趋于下降的结论仅在服务业部门提供的产出是最终产品的情况才成立，如果不是，经济增长仍可持续。其次，在服务业生产率是否滞后方面：（1）由于通讯信息技术在服务业中的大量使用，并非所有服务业部门都是停滞部门，①而且，不少国家正致力于促进服务业技术进步（O'MahonyandvanArk，2003）；（2）由于定义与测量问题，服务业的生产率可能被大大低估。最后，在研究方法方面，将服务业作为一个总体来探讨它的性质时，目前使用的仍然是微观分析方法（Brynjolfsson，1993）。
（三）产业关联论
产业关联论的雏形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的“分工论”（也有称作中间需求论），但直到本世纪初期，产业关联论才初步形成。
从产业关联视角解释经济服务化，最早是强调作为中间投入要素的生产者服务业的重要性（Elfring，1989；Rubalcaba，1999）。格鲁伯和沃克（1993，中译本）、Fuentes（1999）等分别对加拿大和西班牙的服务业增长做了实证分析，他们证实了服务业的中间需求上升是发达国家服务业增长的关键。Oulton（2001）和FixlerandSiegel（1999）率先从理论上证实了中间投入服务业的生产会导致经济产出和就业结构的变化。PilatandWlfl（2004）敏锐地觉察到，中间投入服务业的大发展可能表明了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对经济结构变迁的重要作用。Wlfl[6]直接断言：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发展在发达国家的经济服务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SavonaandLorentz（2009）对欧盟1960-1990年的投入产出数据进行了研究，从实证的角度，证实了发达国家对生产者服务业（特别是密集型服务业）需求的增多主要来源于其产业间关联关系的变化。
但是，因为两个原因，在解释服务业发展时，明显而重要的产业间的互相依赖关系，至今却未能引起足够重视（Greenfield，2002），导致有关产业关联促进服务业发展的研究目前仍处于初期阶段。一是，随着生产系统的适应性增强和跨国公司更倾向于在全球配置资源，“分工论”直接促进了外包特别是服务外包的高速增长，这引发了作为发包方的发达国家对其可能增加本国工人失业和工资下降的巨大担忧；二是，产业关联论沿袭了其早期思想，强调作为中间投入要素的生产者服务业的重要作用，而人们普遍认为将服务业分成生产者服务业和消费者服务业，从而突出中间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联关系重要性的做法，实际上等于承认了，服务业部门如果不能对产品的生产和营销做出贡献，就是非生产性部门这一陈旧观念。这显然不能被认为应该重视服务业发展的经济学家们所接受。
实际上，不仅中间服务业和制造业具有天然互促的关系，货物和服务最终产出之间也具有天然的联系并且彼此依赖。一般来说，服务需求增减变化都必然带来制造业产出的相应变化，最终服务不同，带来的制造业产出增减也不一样，可以为零，也可以较大。譬如，对医疗服务需求的增多必然带来医院建设和医疗器械设备投资的增加，这种增加就非常多；而理发服务需求的增加必然要求相应的理发屋、剃刀等货物投资的增多，但这种引致投资就相对较少。可见，完整理解产业关联对服务业发展的作用能更好地理解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动态，同样，也能说明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诸多经济问题。而且，对发达国家制造业/服务业的服务外包和离岸外包会增加失业并降低工人工资的担忧也为时尚早，因为，服务功能外包对经济的影响既有直接效应，也有间接效应，需要更全面地进行综合权衡与评价，更何况，产业关联除服务功能外包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互动方式（AntràsandHelpman，2003；GrossmanandHelpman，2003）。
（四）其他因素论
进入90年代中后期，传统的用收入增长和服务业生产率滞后作为经济服务化解释已无法解答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变迁的现状和差异。特别是考虑国别间服务业各组成部门比重大小的时候，即使在收入水平相似的发达国家间，差异也极为明显。如果再将OECD国家同美国进行比较的话，OECD国家普遍较少的实行服务外包，却与较多开展服务外包的美国有着同样高服务业比重就更难理解了。OECD（2000）因此尝试用产业关联之外的因素来解释服务业发展状况，譬如：认为国别间在女性参与率、福利规模和覆盖程度、政府管制松紧和贸易专业化模式等方面的差异可能对服务业的发展差异发挥了重要作用。Maroto-Sánche[7]将这些因素概括为制度、文化与社会变迁、政府角色等对服务业发展发生的作用，并简称之为组织变革的力量。其中，（1）政府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不仅反映在政府作为公共服务业的供给者对服务业发展的作用上，也反映在政府对服务业自由化过程的管理和管制对服务业的促进上（FrancoisandSchuknecht，1999；VittadiniandBarea，1999）；（2）诸如产品的市场管制、工会和工资协调系统等的立法和制度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也很明显（Messina，2005）；（3）社会变革导致私有机构的增长也促进了专业化服务业的发展（Wirtz，2001）。类似的这种其他因素还可以罗列出许多：提供兼职/临时工作机会的多少、户籍政策、人口变化、通信信息技术的应用程度、全球化水平等。
其他因素论强调的因素纷繁复杂、相互交织，着重点明显而普遍地表现为重视培育服务业发展的环境，因此，其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很难成为解释服务业发展的主流。
（五）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研究的启示
可见，导致发达国家“经济服务化”/“第三产业化”的动因仍然处在不断地探索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经济服务化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的产业关联因素在长期中被不公正地忽视了。这启示我们要促进服务业发展，实现经济转型，必须把焦点转移到加强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关联关系上来。那么，中国的产业关联现状如何？它能揭示中国的产业结构变迁吗？
不幸的是，国内一直是将产业关联与服务业割裂开来分别进行研究，这直接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对转型期自己国家产业发展现状认识上的前后矛盾：一方面着重解释世界经济服务化趋势中的中国悖论是目前有关我国产业结构研究的热点问题（江小涓、李辉，2004；郑吉昌，2004；裴长洪、夏杰长，2005；白重恩，2007；江静、刘志彪，2009）；②另一方面论证我国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良性互动也成为我国产业结构研究的热点课题（李江帆，2004；陈宪、黄剑锋，2004；顾乃华等，2006；高觉民，2011）。其实，世界经济服务化趋势既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直接原因指服务业由于本身特性所导致的比重提高，如吸纳劳动力就业能力强、需求收入弹性高等；间接原因指服务业比重的提高与制造业部门间的强依赖关系有关。伴随着专业化分工和工业化进程的加深，产业间彼此依赖加深了，工业化对中间投入的生产者服务业需求增加了；而且，伴随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也进一步促进了公共/消费服务业的发展。因此，如果认同中国服务业落后，我国服务业与制造业间存在强烈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无法理解的；而如果我国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确实存在积极互动，服务业落后的结论便难予合理化解释。
造成我国产业结构研究分野的原因其实不难理解：在解释世界经济服务化趋势中的中国悖论时，一方面，众多学者对我国服务业发展落后原因的解释还停留在传统的需求偏好假说和生产率滞后假说层面上；另一方面，一般而言，只有到了工业化中期，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良性关联关系这种内生性力量才会上升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因素，而学界就我国目前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尚有分歧。因此，众多学者在解释我国服务业落后原因时，忽视了对产业间互动视角的探究。笔者认同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我国服务业落后最为关键的原因是在第一轮全球化过程中，我国的全球化是以不适当方式切入全球价值链（GVC）底部，制造业全球化的同时，服务业是本地化的，二三产业间本该有的内生性良性互动关系被人为割裂了，从而，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实际上对服务业比重的提高起了抑制作用。在论证我国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时，后一研究不仅未将其纳入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和阶段来综合考察，也错误地使用了数据和变量。也就是说，学者们在论证我国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时，普遍使用的是包括了进口和出口的总投入-产出系数而非国内投入-产出系数的方法，基于此所测算出的产业间关联只能反映潜在的服务业（我国和国外之和）与制造业的互动，而非我国国内产业间的实际互动。这种被错误论证的潜在的产业互促，实际上证明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我国以国际代工为特征的制造业的发展牺牲了本国资源，拉动了别国服务业的发展，满足的其实是发达国家的服务需求。说明世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是以牺牲我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为前提，而我国的“世界加工厂”地位也是建立在世界发达国家高级生产者服务业高度发展和制造业生产的非一体化基础之上。正如RowthornandWells（1987）提醒的那样：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分析一国产业结构时不能仅着眼于国内需求的分析。
三、结论
综上，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所有发达国家都已经进入服务型经济国家，在这些国家，生产业也已经取代了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和创新源泉，但其动因仍然不完全为人所知。通过对发达国家经济服务化动因的传统解释和最新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发现：发达国家经济服务化过程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传统解释包括了服务业相对低的生产率增长率和收入增长导致对服务业最终消费需求的增多；最新的研究强调了产业关联、创新、市场化、政府作用、国际贸易以及制度、人口、地域与社会等的变迁因素；诸因素中，产业间明显而重要的相互依赖的关联关系在服务业兴起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被忽视了；值得注意地是，过去忽视从这种视角探究中国服务业的发展问题，导致了学界对我国转型期产业发展现状认识上的前后矛盾。
注释：
①RubalcabandMaroto（2007）认为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服务业部门生产率相对滞后，剩下的三分之二的服务业具有与制造业相似的生产率增长率，有些甚至更高。
②关于中国的第三产业落后有不同声音，代表性观点有三类：一类以岳希明、光和许宪春为代表的统计误差低估论（岳希明和光，2002；许宪春，2004）；第二类以魏作磊为代表的发展阶段正常现象论（魏作磊，胡霞，2005）；第三类以李钢等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比例过高论（李钢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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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对国家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工业化；再工业化；制造业；实体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虚拟经济；国际贸易摩擦；海外并购
中图分类号：F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3-0042-06
收稿日期：2014-02-05
基金项目：广东党校系统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立项课题《价值链视阈下的佛山市制造产业升级研究》（12JJ0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杨书群，男，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市委党校教授，从事产业经济、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
汪跃平，男，广东省广播电视大学行政管理学院副教授，从事经济法、知识产权的研究。
后金融危机时期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发展战略，对制造业总量位居世界首位且经济外向度较高的我国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我国当前正处于“稳增长、调结构、促发展”及实现“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关键时期，制造业的升级是“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核心内容。在发达国家加快实施“再工业化”政策的战略背景下，实现我国制造业的升级发展必须把握“再工业化”的动力机制、战略实质及对我国制造业发展造成的影响，深入剖析发达国家利用“再工业化”政策来抑制我国制造业发展的种种手段，从我国工业化尚处于中后期阶段的实际出发，有的放矢的采取积极的应对举措，以促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顺利实现。
一、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的演变阶段、动力机制和战略实质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曾经发生了三次工业技术革命，每一次工业革命的爆发都带来了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尤其是“二战”结束后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导致世界的制造业中心由少数发达国家逐渐向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扩散，也使得全球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在工业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为了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采取了工业化、“去工业化”、“再工业化”等发展手段，对发达国家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发展手段，必须给予全面分析。
（一）“再工业化”战略的演变阶段及动力机制
随着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不断向发展中国家深入推进，以美、德、日等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了维持制造业的竞争力，纷纷于20世纪60年代实施了“去工业化”进程。然而，对“去工业化”的理解，不同领域的学派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地理学领域认为，“去工业化”是指由于某一国家或地区生产成本上升，导致传统制造业和相应的就业机会纷纷转移到其它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或地区。宏观经济学领域则认为，“去工业化”意味着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先进工业逐渐走向衰落，体现在制造业就业份额和产出份额的持续下降[1]。与此相对应，对于“再工业化”的理解也分为两个方面。地理学领域认为，所谓“再工业化”指的是完善国内生产经营环境，降低生产成本，重振国家制造业体系，增加出口和就业；宏观经济学领域则认为，“再工业化”指的是突出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大力发展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适当弱化服务业比重，推动产业结构的重新优化[2]。“再工业化”概念的最早提出与“去工业化”几乎同时，但“再工业化”这一概念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再度被发达国家响亮提出，足以看出其重要性。从“再工业化”概念演变看，40多年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然而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发展阶段，“再工业化”有着不同的背景、内涵和具体任务。
1.第一阶段的“再工业化”。始于20世纪60年代，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的发达国家开始了对传统工业的反思，并提出了要不断提高传统工业的效率，鼓励新型制造业发展。代表人物韦伯斯特在1968年提出了促进经济增长的刺激政策，提出了要通过政府帮助实现旧工业部门的复兴。这个阶段“再工业化”主要是呼吁提高效率，复兴旧工业部门。
2.第二阶段的“再工业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受中东地区石油危机全面爆发的影响，发达国家工业成本大幅上升，从而影响了经济增长速度，为应对石油危机的冲击，发达国家开始了对工业部门的主动调整。以提高能源效率为特点的“再工业化”成了此阶段发达国家采用的主要政策措施。
3.第三阶段的“再工业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带动了发展中国家制造业水平的发展，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开始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逐步提高。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长期的“软化”现象也使得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普遍遭到削弱。有学者指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要摆脱工业化后期出现的投资不足和过度消费的双重现象，建议进行“再工业化”，强调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代表人物詹姆斯・米勒1984年指出“再工业化”作为一种积极的产业政策选择，通过市场机制推动产业的调整和升级，重振美国经济的竞争力。1985年RoyRothwell把“再工业化”定义为产业的结构转型面向高附加值、知识密集要素和产品，以及服务于新市场以新技术创新为主的产业等。
4.第四阶段的“再工业化”。始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发达国家再次提出要回归制造业，“再工业化”倾向明显。2009年年底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推出了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鼓励科技创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政策和措施。“再工业化”成为美国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英国重新认识到，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制造业都是英国经济获得成功的关键，并制定实施了制造、汽车、光电子、纺织等产业振兴计划。德国提出了“再工业化”主张，采取了大量重振传统制造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措施，通过汽车以旧换新、加大公共投资等手段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与之前几次“再工业化”相比，此次“再工业化”的出发点旨在挤出虚拟经济泡沫，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强化实体经济的基础地位。
纵观整个工业发展史，发达国家工业发展经历了“工业化―工业化扩散―去工业化―再工业化”的逻辑演变。从这一演变过程尤其是半个多世纪的工业发展进程看，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与“去工业化”并未分先后彼此，两者其实一直是相伴而行。半个多世纪前发达国家大力实施“去工业化”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将价值链中加工、组装等附加值较低的制造环节向人工成本更低的新兴国家转移，以集中有限的人财物专注于附加值较高的研发设计、关键零部件和品牌营销等环节，如此能够更好地整合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以提升制造业整体竞争力。同样，当今发达国家重提“再工业化”也是为了提升制造业竞争力。无论是“再工业化”还是“去工业化”，对发达国家而言，其实质都是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而非主要目的。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两种提法，虽然表述不尽相同，但目的几乎一样，只不过针对不同的发展阶段，采用了更合适的发展手段。发达国家50多年的“去工业化”促进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水平大幅提升，工业产值占全球份额比例逐渐提高，工业出口额迅速攀升，就业人数激增等，同时也使得发达国家经济普遍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制造领域从业人员大幅减少、出口贸易额下降等现象。尽管如此，全球制造业的国际分工依然是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来操控，然而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也使我们对再工业化的动力机制有了全新的审视（见图1）。
图1再工业化动力机制
（二）“再工业化”的动因和实质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发达国家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将自己不具优势的制造环节外包，这种“去工业化”的过程有利于提高自身的经济效率和竞争力，发达国家当今重提“再工业化”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主要发达国家之间为了抢夺产业发展制高点而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展开竞争。如美国提出“再工业化”主要是基于日本、德国、法国、韩国等发达国家对美国制造业发展所形成的冲击，上述国家具有比较优势且在国际市场上有着较强竞争力的领域主要包括汽车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制药和飞机制造等，由于有着与美国相似的产业领域，因此在国际市场上直接构成了与美国的同台竞争，使得美国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竞争优势。二是来自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实施的产业转型升级，让部分发达国家感受到潜在的压力。尽管中国制造业占世界的比重上升迅速，制造业总量已经雄踞世界第一，但对发达国家而言，并没有真正感受到来自我国的产业威胁。尽管我国已经是“世界工厂”，有着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且有200多种工业制成品产量名列世界首位，但从全球价值链看，我国制造业大多处于产业链的中低水平。由于很多行业缺乏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大多数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只能为跨国公司代工或配套。三是发展中国家在高新技术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的投资虽然还没有形成现实的竞争力，但已让少数发达国家感受到潜在的危险，倒逼发达国家必须重提“再工业化”。
基于上述因素判断，我们认为，“去工业化”战略实际上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伴随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全球产业分工日益深化细化的结果，必将对发达国家竞争优势的提升产生重要作用。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发达国家纷纷重提“再工业化”战略，并非单方面为了追求工业总产值增加、就业比重提高，而是为了提升工业的竞争实力，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本国高质量的“去工业化”[3]。因此，发达国家当今重提“再工业化”并非空穴来风，也非应对产业“空心化”的消极被动行为，而是一种对产业发展布局前瞻性的战略谋划，实质上是为了积极主动谋求在未来的产业发展中长期占据科技和产业的制高点，继续保持在制造业领域的领导和控制地位。
二、发达国家利用“再工业化”抑制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手段
随着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全面落实，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呈现了较好的趋向。对我国而言，经历了30多年主要依靠投资、出口和廉价生产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面对“再工业化”战略的深入推进，必须适时调整经济发展的思路和模式。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增长正由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现实，固然与我国调整经济结构、消化以往的刺激政策等因素有关，也与发达国家推出“再工业化”战略密切相联。因此，加快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尤其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必须全面认识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对我国制造业带来的影响和冲击。发达国家为实现“再工业化”的战略目标，一方面出台了诸多相配套的政策和措施，另一方面又对我国制造业的发展设置各种障碍，并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全方位打压，以期达到削弱我国制造业发展水平、提升本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双重目的。从近年来所采用的手段看，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通过频繁制造国际贸易摩擦以抑制我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
发达国家除了采用关税政策来控制国际市场、取得贸易主动权外，还经常利用贸易摩擦、贸易纠纷等非关税措施来抑制我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来，出口到发达国家的产品越来越多，在赚取外汇的同时，也加剧了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表现在从最初的贸易不平衡到反倾销，从反补贴再到后来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说发达国家频繁地对我国发起各种贸易挑战已经是无孔不入，以削弱我国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据商务部统计，2009年我国出口占全球的9.6%，但遭受的反倾销案占到全球的40%，反补贴案占全球的75%，遭遇的贸易调查数占同期全球案件总数的43%。2010年我国遭受贸易救济调查66起，涉案金额77亿美元[4]。由此可见，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制造业发展由过去的互补性关系转向现在的竞争性关系之后，类似于美国的“轮胎特保案”、“家具反倾销”等形式的贸易摩擦和市场竞争将愈发频繁和激烈。
数据显示，从2005-2012年的8年时间，我国进口总额增长率经历了2009年的短暂下降后迅速转为上升，但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而出口总额的增长率有7年在下降，总体来说下降态势明显，尽管个别年份出现上升的现象。以2008年为转折点，我国的贸易顺差开始逐年减少，2011年贸易顺差仅为1500亿美元（图2）。贸易顺差的减少，表明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与此同时，发达国家还利用自身优势大力开拓世界市场，并广泛制造各种贸易摩擦让我国制造企业忙于应对，最终挤压了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市场空间。
图22005-2012年我国进出口变化
数据来源：2005-2013年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二）通过阻碍我国制造业的海外并购以遏制我国制造业的国外扩张
对外直接投资和并购海外企业是当今世界各国利用全球资源的主要方式。2005年以来，我国非金融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增加较快，2011年达到了601亿美元，总存量依然低于许多发达国家的国际化水平，与美国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超过3000亿美元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也决定了我国制造业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差距，今后必须加大对外投资的步伐，以充分利用全球市场和资源来强化我国工业的发展。然而，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后的发达国家，为了保证其在技术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争夺更大资源需求以支撑“再工业化”的需要，对内采取了加大教育和研发的投入以进一步巩固其在先进制造业领域的领先地位，对外必然会对我国制造业的海外扩展保持高度警惕。近几年我国制造业企业频繁的海外并购失败案例就是印证。2007年，华为和美国贝恩资本试图以22亿美元联手收购3Com公司，但因美方担忧国家安全而宣告失败；3年后我国腾中重工收购美国通用公司的悍马也宣布流产，如此等等。另据权威公司Dealogic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企业跨境收购的失败率为11%，位居全球第一；而美国和英国公司当年从事海外收购的失败率仅为2%和1%[5]。为防止我国制造业过快崛起而威胁到发达国家的利益，他们既以经济安全、国家安全或其它理由来拒绝我国的海外并购，又通过大肆宣扬“中国制造业”和“新殖民主义”等论调[6]，以降低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成功率。
（三）通过不公平手段抬高制造业生产成本以弱化我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削弱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不时通过对资源性产品价格的操纵、逼迫人民币升值以抬高我国制造业生产成本，达到提升本国制造业竞争力和市场开拓的双重目的。一是对资源性产品价格进行操纵。针对我国制造业发展所需的石油、铁矿石等重要资源，发达国家大肆利用原有的国际市场规则强行操控，从而抬高了我国制造业的绝对生产成本。当前全球大宗商品如铁矿石和石油的价格分别取决于美国华尔街所操纵的波罗的海指数和石油价格指数，长期操纵的结果既是对买卖双方的不公，又是对市场经济公平交易规则的扭曲。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的缺乏，使得我国在国际市场进入了“进口什么，什么就涨价”的怪圈。以铁矿石为例，自2003年以来我国就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由于缺乏相应的产品国际定价权，在2004-2009年期间，我国进口铁矿石的长期合同价格出现暴涨局面，最为明显的是2005和2008年，长期合同价格分别比上年涨了71.5%和65%，铁矿石合同价格的普涨甚至有些年份出现的暴涨，最终使得我国钢铁企业的绝对生产成本大增、企业利润大幅降低乃至出现了全行业的亏损。二是逼人民币汇率升值。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出口国，已经让不少发达国家受到威胁，发达国家纷纷把矛头指向我国，认为我国出口商以“不公平的低价”抢夺世界市场，进而不断向我国施加压力，逼迫人民币迅速升值。人民币汇改从2005年7月21日开始，6年的时间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值接近22%。人民币升值的直接后果既提高了我国出口企业相对生产成本，影响了我国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和技术创新，又会引发外资流向成本更低、利润更高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操纵资源性产品价格抑或逼人民币汇率升值，最终必将弱化我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四）通过强化外资控制以削弱我国制造业发展创新力
利用外资来弥补我国经济发展资金的不足是我国长期实施的基本方针，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利用FDI的绝对数额稳中有升。以制造业为例，2006年我国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为400.8亿美元，2007年比上年多了7.8亿美元，2008年达到了498.9亿美元，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比上年少了31.2亿美元，2010年又接近2008年的水平，实际利用外资为495.9亿美元。2006-2010年，我国制造业实际利用FDI占实际使用外资总量的比重分别为57.7%、54.7%、54.0%、52.0%、46.9%，制造业利用FDI稳居三次产业的首位。但我们必须看到，利用外资发展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制造业发展起着有力的促进作用。可以说，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规模取得世界第二的最好成绩，离不开30多年来我国积极利用FDI所做的贡献。同时，外资也是发达国家控制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工具。如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为了抢占国际市场以获取更多廉价资源，紧抓我国制造业全面放开的机遇，一方面加大对我国制造业的投资力度并展开全方位布局；另一方面，为削弱我国制造企业发展的创新力，通过采取“珍珠换玛瑙”的做法，从市场、技术和股权等方面加强对我国制造业的控制。如苹果公司授权我国制造的iPhone手机，公司为了防止其核心技术外溢，将产业链的各个零部件环节全部打散，使我国本土代工企业只能生产其中的一个环节，无法掌握其产品的全部流程，更谈不上分享产品的先进技术。又如我国唯一生产大型联合收割机的企业――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在与美国约翰迪尔公司合资后，最终失去了对企业的控制权，导致企业原有的研发和设计等自主创新能力被削弱，沦落为发达国家企业的加工厂。
三、“再工业化”战略下我国制造业升级发展策略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意味着我国持续几十年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将难以为继，未来支撑我国经济的增长必须充分发挥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的作用。党的十报告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当前我国工业化还处于中后期阶段，面对“再工业化”加速推进的新背景，我国制造业在产品出口、海外并购、可持续发展和创新发展等诸多方面，既面临巨大竞争压力，又受到发达国家较多抑制。为此，必须在坚持制造业是国民经济核心的前提下，加快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我国的制造业，以应对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带来的各种挑战。
（一）构建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制度平台
有效创新是赢得竞争的关键，也是应对“再工业化”的基本策略。制造业的有效技术创新，对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这就决定了我国制造业必须加快构建能持续推动技术创新的制度体系。为此，一要基于我国制造业长远发展需要，抓紧制定科学有效的政策法律体系。我国当前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普遍不强，有效制度的缺失是重要因素，促进我国制造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必须推动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制度平台的建设，重点出台有效的产业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扶持政策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着力构建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体系。二要基于我国制造业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加强官产学研用合作力度，加快构建多层次的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切实解决我国制造企业技术创新薄弱的瓶颈。要以长三角、珠三角、黄三角等我国成熟制造业基地及东北、西南等传统老工业基地为主要载体，建立若干个部级制造业研发和设计中心，着力解决企业普遍面临的共性技术难题；要以我国百强制造企业和理工类大学及实力较为雄厚的科研院所为主要支撑平台，全面推进校企、研企之间的技术交流和合作，着力构建若干个国家重点支持的制造技术合作研发服务中心[2]，并根据我国制造业的区域分布情况，推动全国百家以上的制造业技术服务平台兴建，全面提高我国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二）推进居于产业价值链高端的先进制造业发展
尽管我国已经是制造业第一大国，但制造业的大部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依然处于中低端的位置，制造业创新能力弱且核心技术缺乏的现实，使得我国制造业发展对发达国家产生了较强的依附。实现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迈进，必须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先进制造业并非当前出现的一个新行业或行业群体，而是通过不断吸收国内外高新技术成果，综合应用于产品价值链的全过程[7]，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及低碳发展是其最基本特征。事实证明，任何产业都可以经过改造后转变为先进制造业。当前推动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必须正视我国制造业成本优势削减、企业利润空间收窄的现实，重点投资于高能耗、高污染类似于光伏发电的所谓新兴产业也不太适宜。为此，一要在坚持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的前提下，重视对低端制造业的改造，提高低端制造业的效率和品质，把低端的环节做到淋漓尽致，甚至成为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二要大力发展具有内生性竞争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自主创新争取在若干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抢占新一轮产业发展的技术制高点。三要培育价值链集成商（大企业），重构先进制造业与生产业的价值链。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企业是转型升级的主体，政府应该围绕这个主体进行制度改革与政策设计，支持企业进行新制造模式的创新，争取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控制权，并通过价值链集成商的培育，实现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生产业的动态匹配。
（三）营造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就当前而言，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十分不理想，如企业税费普遍较重、融资较难、扶持优惠政策落实很难到位等，导致我国许多中小民营企业纷纷远离实体经济，并不断加大对房地产、股票等虚拟经济的投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在我国并未得到较好的协调。相比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的发达国家如美国，一直以来十分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并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动态出台和调整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使得一大批中小企业脱颖而出。党的十报告指出，中小企业是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但发展环境的欠佳直接制约了我国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因此，一要借鉴发达国家发展中小企业的思路，切实解决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竞争环境、市场环境、融资环境和政策环境，以良好的环境来调动广大中小企业发展实体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二要加快培育一批大型龙头骨干企业，促进产业集中度和集约化水平的有效提升，实现规模经济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三要加快形成大、中、小企业的合理分布结构，构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作配合的产业组织体系[7]。
（四）扶持我国制造业跨国公司的加速发展
跨国公司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面对发达国家强大跨国公司的竞争，在现代国际分工体系下，我国制造业要抢占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必须强力扶持并全力推进我国制造业跨国公司的发展，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中，要善于借用跨国公司的力量来强化企业创新并鼓励制造企业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才能彻底摆脱世界工厂的尴尬格局。为此，一要清醒把握世界形势，以国家力量为强大后盾，充分利用外交手段，帮助我国制造企业走出国门，进行海外投资和市场扩展[1]。在拓展海外投资和海外市场时，必须着眼核心技术并购，实现在国际竞争中不断壮大自己。二要有选择地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的目的并非产业价值链环节的全部回归，而是价值链中高端制造业的部分回归，对发达国家而言，居于价值链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仍是要彻底淘汰的，由此决定了我国在继续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同时，应该摒弃传统的思维方式，不能片面追求GDP。要密切结合我国制造业发展实际，把改变我国制造业内部结构、实现向制造业强国迈进作为招商的重点，选择性地承接发达国家中高端制造业的转移。三要充分利用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定，发挥我国制造业跨国公司的带动作用，争取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和支配权，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的收益和竞争力。
（五）推进我国制造企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
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与服务相融合的新产业形态，是当前较为全新的先进制造模式。它是为了实现制造价值链中各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增值，通过产品和服务的融合、客户全程参与、企业相互提供生产和服务性生产，实现分散化制造资源的整合和各自核心竞争力的高度协同，达到高效创新的一种制造模式[8]。依据其内涵可知，制造并非仅仅指简单的生产、加工，制造过程实际还包含多种服务，是生产和服务的综合统一体。制造企业走服务型制造转型之路，既是制造本身的应有之义，也是当今国际制造企业发展的趋势。对于我国制造企业而言，应该结合制造企业发展本身分门别类地推进。一般来说，对于我国装备制造业，可以采取依托原有制造业价值链向上、下游生产业延伸，使得服务环节在制造业价值链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服务产值占比越来越高，并通过核心技术服务化来实现向服务企业全面转型；对于大型企业集团，可以采取通过不断发展新兴服务业务来增加产品的服务比重，最终实现企业由制造中心向服务中心转型；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制造企业，可以积极鼓励内置在制造业中的服务环节如研发设计、物流、售后服务等进行外包或剥离，并把主要优势资源集中于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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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薛松.中国企业出海收购失败率全球最高[N].广州日报，2011-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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