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学的发展史(6篇)

遗传学的发展史篇1

关键词：庆阳；红色文化遗产；继承；弘扬；

中图分类号：F5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1-00-02

红色文化遗产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解放前夕28年的历史阶段内，包括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存在、产生和创造的在历史、艺术、社会学等方面有着重大革命纪念意义和纪念价值的文物、建筑物、遗迹，或者可移动的工艺品、文献等实物以及文学、艺术、制度等人类精神文化产品及其所承载、体现的革命历史、事迹、精神[1]。

庆阳作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甘肃唯一的革命老区，拥有丰富而厚重的红色文化资源，甘肃省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要求对地域文化进行挖掘和产业开发。如果能把庆阳红色文化遗产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对于庆阳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拟对庆阳红色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弘扬问题作初步探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庆阳红色文化遗产的现状

庆阳红色文化遗产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既有物质形式，又有精神内涵，主要类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物质形式

1、红色遗址遗迹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刘志丹、谢子长、等革命先烈在庆阳浴血奋战，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同时也留下了丰富的红色遗址、遗迹。据不完全统计，庆阳市现存重要价值的革命遗址、遗迹59处，被列为全国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l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l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0处，全省爱国主义、国防教育、党史教育基地3处，市级命名的爱国主义、国防教育、党史教育基地ll处，县级命名的15处。其中华池县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是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南梁纪念馆被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这些承载着等革命先烈历史和革命精神的红色遗址遗迹，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活教材，具有很大的开发利用价值。

2、革命文物

革命文物是指在革命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遗物，它是作为一定的具体的历史过程而存在的。庆阳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色革命热土，产生了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革命文物。目前，庆阳馆藏的重要文物“主要有山城堡战役遗物、抗大七分校遗物、红军长征时期的生活用品、南梁政府印鉴、列宁小学自编课本、新陇东报以及王孝锡烈士诗词手迹等”[2]。这些重要文物是革命先驱从事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

（二）文学艺术形式

1、革命诗词

庆阳老区留下的革命诗词是西北地区文学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和解放后的文学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目前，“见到的民主革命时期老一辈革命者在本区留下的诗词、诗作共有340首；建国前后纪念、回忆抒怀的90余首；革命烈士的题词、对联及纪念塔联、碑联100余副”[3]。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挖掘和整理，以便更好地传承。

2、革命标语和口号

红军长征通过庆阳时，书写了大量标语口号，其中有：“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军民联合红军抗日反蒋”、“唯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只有红军才是唯一救中国、救穷人的军队”，以及“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4]等口号，这些标语不但言简意赅，内容鲜明，而且指明了当时革命的对象、前途以及红军的性质，在人民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起到了宣传党的政策、方针的作用。

3、革命文艺

在戏剧方面，庆阳有陇东道情、大鼓说唱、秦腔、眉户等，形式多种多样。庆阳还诞生了大量的歌曲，在民歌方面有信天游、劳动号子和酒曲等；被人熟知并传唱至今的《绣金匾》、《咱们的领袖》、《军民大生产》等红色歌谣也诞生于本区。这里还诞生了许多优秀的舞蹈、文艺作品，最著名的当属当地流传很广的“云朵子”舞蹈，经舞蹈家陈爱莲提炼加工成为深受国内外赞誉的《荷花舞》；闻名全国的《刘巧儿抗婚》的故事，后来被改编为评剧《刘巧儿》，誉满全国。

（三）精神形式

庆阳老区不但留下了内容丰富的物质形式的红色文化遗产，而且还培育了垂范百世的庆阳老区精神和南梁精神。

1、老区精神

庆阳老区精神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马列主义指导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庆阳老区的人民群众，在同国内外敌人和各种困难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过程中，用汗水、鲜血和生命浇铸和培育起来的一种积极向上、奋发图强的精神面貌、优良传统和作风。从广义上讲，庆阳老区精神是苏区精神、延安精神和庆阳本土革命精神合力发展而成的产物，其内容非常丰富，主要包括：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开拓创新的变革意识，面向群众的优良传统，艰苦奋斗的创业作风，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5]。她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是庆阳老区红色文化遗产的主体和内涵所在，是我们党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的法宝，有着非常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2、南梁精神

南梁精神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领导陕甘边苏区人民英勇斗争的产物，是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实践中凝聚起来的特定地域下的精神载体和宝贵财富，它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同为延安精神的重要源头。其内涵被概括为：“恪守信念、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勇于创新、锐意进取的开拓精神，忍辱负重、团结协作的大局精神，实事求是、勇于纠错的务实精神，忠诚于党、忠于事业的奉献精神，建设苏区、勤政为民的公仆精神”[6]等几个方面。南梁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品德的继承、发展与升华，是构建和谐庆阳的巨大精神财富。

二、庆阳红色文化遗产的价值

庆阳老区留下的红色文化遗产有其独特的政治价值、历史价值等。这些价值的合理评估对提升红色文化遗产内涵，创新开发模式，实现红色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政治价值

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的精神支柱。在新的历史时期，庆阳红色文化遗产中的庆阳老区精神、南梁精神焕发生机，他们所包含的内容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源头之一。发扬庆阳老区精神、南梁精神，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继承和弘扬红色文化遗产，可以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怀，培养人们坚定的理想信念，对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政治价值。

（二）历史价值

红色文化遗产是一个特殊时代的证明，带有大量的历史信息，很能说明战争实况及其性质。庆阳红色文化遗产，包括革命遗址、遗迹及文献资料等，是当时的革命形势、老区建设境况和人民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生动地展现了庆阳老区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革命实践中做出的不懈努力和付出的巨大牺牲。这些红色文化遗产既见证了庆阳人民为中国革命胜利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也对今天我们比较客观地认识、评价庆阳老区的历史地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庆阳红色文化遗产也是了解和研究土地革命战争等特殊历史时期庆阳老区革命形势和历史事件的可靠证物，具有非常重要的科研价值。

三、庆阳红色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弘扬

就目前庆阳老区红色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弘扬，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组织领导，开展红色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

红色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其传承必须依靠各级党和政府的组织领导。特别是各级党组织、党校、党史办、党史研究机构，以及根据需要建立的各级红色文化研究机构、红色革命历史教育基地和干部培训学校，都是继承和弘扬红色文化的主要平台和主力军。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各级党委要始终把挖掘、研究和利用党的历史，放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局中去谋划和推进，积极组织专业人员开展红色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加强对庆阳红色文化遗产的挖掘与研究。

（二）注意政策支持，拓宽红色文化遗产传承和弘扬的资金渠道

红色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弘扬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目前，庆阳政府为了更好地保护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已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作为经济欠发达的庆阳，仅靠政府的单一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要更好地解决庆阳老区红色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弘扬过程中的资金问题，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一方面可以发挥民间组织的优势，建立各种类型的红色文化遗产项目，如保护基金会、民间办红色文物博物馆等，从公众参与的角度入手，向社会筹集资金。同时，庆阳政府应当通过出台新政策，建立激励机制，完善政府对捐助公益事业的政策，规范捐款者所得的回报，以唤起公众对文物保护慷慨支持的热情。另一方面，政府应该积极为银企搭建政策信息平台，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红色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弘扬工作的有效信贷投入，从而为庆阳红色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弘扬提供资金支持。

（三）加强科研力度，挖掘红色文化遗产的内涵

庆阳的红色文化遗产为进行红色文化学术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开展学术研究又能够挖掘出红色文化遗产的深层内涵，并为红色文化繁荣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因此，庆阳红色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弘扬应在积极争取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配合的基础上，主动加强与陇东学院、“甘肃延安精神研究会庆阳分会”以及周边地区党史部门、党史学会的学术联络与协作交流，挖掘庆阳红色文化遗产的内涵（如南梁精神的内涵研究），组织编写红色文化丛书，实施重大红色文化研究课题。同时，充分发挥庆阳市党史研究会、市委党校、南梁革命历史文化研究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团结和吸收市内外党史工作人才、老干部、专家学者参与红色文化遗产的研究，开办多种形式的研讨会和各种专题学术讲座，活跃红色文化研究氛围，丰富红色文化研究成果和红色文化遗产的内涵，从而为红色文化遗产的更好继承和弘扬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

（四）发展红色旅游，提升红色文化遗产的影响力

红色旅游是指“以革命纪念地、纪念物以及所承载的革命精神为内涵，以现代旅游为基本形式，组织接待旅游者参观浏览、学习革命历史知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振奋精神、放松身心、增加阅历的旅游活动，是红色革命精神与现代旅游经济的结晶。”

庆阳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红色文化遗产的革命老区，但发展红色旅游由于受到经济、交通、政府规划以及人才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开发较晚且发展较为缓慢，红色文化遗产在庆阳的影响力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红色文化遗产尤其是精神遗产的传播与弘扬。因此，庆阳政府应该充分利用优越的遗产资源条件，加快当地红色旅游的开发，打造红色旅游品牌，如“红色南梁”品牌，并把这一品牌的宣传与全国知名红色景区的宣传相接轨，在庆阳努力打造全国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干部教育中心和红色旅游胜地。同时，要因立足于《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规划》，抓好红色旅游产业发展总体规划，着力打造红色旅游景点与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把红色遗产与红色旅游结合起来，发展红色文化旅游产业，既有利于传播先进文化，又有利于把红色遗产转变为经济资源，从而推动庆阳的经济发展，帮助庆阳人民脱贫致富。

做好庆阳红色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弘扬工作，大力宣扬红色革命精神，让红色文化遗产产生的吸引力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产生强大的感染力，有助于满足当代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老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对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曹学文.红色文化遗产及其开发利用研究――以湘潭市为例[D].湖南：湘潭大学，2008.

[2]白学锋，罗凯.试论庆阳老区的红色资源[J].法制与经济，2009（9）：138-139.

[3]马西林，王钊林，任愚公.继承和发扬老区精神新论[A]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编，庆阳党史论文集[C].2001，6.

[4]刘治立.论南梁精神[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报，2012，5（2）：127-133.

遗传学的发展史篇2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中国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保护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是连接民族情感纽带、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不少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古建筑、古遗址及风景名胜区整体风貌遭到破坏。文物非法交易、盗窃和盗掘古遗址古墓葬以及走私文物的违法犯罪活动在一些地区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大量珍贵文物流失境外。由于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许多重要文化遗产消亡或失传。在文化遗存相对丰富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由于人们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变迁，民族或区域文化特色消失加快。因此，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刻不容缓。

对文化遗产的新看法

文化遗产是指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普遍价值的建筑物、雕刻、绘画、遗物、铭文等文物；在景观、建筑样式结合等方面具有突出价值的建筑或建筑群体；从历史、美学和人种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工物品或人与自然共同创造的物品和工程，如故宫、秦始皇兵马俑等。

笔者认为，文化遗产或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传统的思想精神文化遗产即深层文化遗产；以传统的习俗、礼仪、技艺等为主的文化遗产即中层文化遗产；物质类文化遗产即文物，也就是表层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的三层结构从理论上讲，应是完整的一体，但因为社会是复杂的，文化是复杂的，文化及其遗存也就不是普遍完整的了。比如属于深层文化的我国封建治世所独尊的儒家学说，在当时是统治阶级治国理纲的指导思想，如今，在人们的生活中仍或多或少地发挥着价值影响；但与其相匹配的中层文化如皇权专制等在新社会被废除了；而相应的表层文化的东西还或多或少甚至有的是较完整地存在着，如北京的故宫、天坛等，但其用途已随中间层次文化的整体（功力上）的消失而完全改变了。

文化遗产的构成是由文化的构成所决定的，其走向（即存与废）由依其品质及其价值的时代需求和体现而定。

思想精神遗产方面，以儒家学说为例，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授受不亲、为尊者隐、法外援情，用现代文明观衡量，就有很大的负面成分。它会因其品质的优与劣、价值的时代体现的先进与落后而被继承、弘扬、发展或批评、摈弃、衰亡。优秀的思想精神文化遗产，作为思想精神财富，尽管会因其所依附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强弱而呈现兴盛或衰弱，但绝不会消亡。

中层文化遗产，即传统习俗、礼仪、技艺等的传续，同样既取决于其品质，又取决于其价值的时代需求和体现。但从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总趋势看，其中一部分会因其品质原因和其价值与体现时代要求相悖而被现实社会限制、禁止，甚至消灭。比如旧的制度、组织机构、恶俗陋习、酷刑等。而另一部分则被传承、被利用、被改造发展，实际上是在传承中发展、再生。

文物作为表层文化遗产，对于现实社会而言，它们的作用主要是历史文明的见证、历史文化的形象诠释，所以其价值（包括经济价值）基本上都是正面的。

与中层、深层文化遗产的走向不同，表层文化遗产有着其显著的特征。一是不可再生性，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环境下被制作、生成以后只能复制、仿制，“修”旧只能“如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文物不能再生”；二是走向消亡的必然性。不可再生性与消亡的必然性，决定了文物保护的重要性，特别是对珍贵文物抢救、保护与研究的极端重要性。

文化遗产的保护

我国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不少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古建筑、古遗址及风景名胜区整体风貌遭到破坏。文物非法交易、盗窃和盗掘古遗址古墓葬以及走私文物的违法犯罪活动在一些地区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大量珍贵文物流失境外。由于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许多重要文化遗产消亡或失传。在文化遗存相对丰富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由于人们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变迁，民族或区域文化特色消失加快。因此，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刻不容缓。

要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定要有明确的方针和原则。如果把文化遗产工作只局限于文物保护工作，就是矮化了文化遗产工作；如果以文物保护工作等同于整个文化遗产工作，就是泛化了文物保护工作。两种偏向都是不全面、不科学、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

同志曾说过“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如果用最简约的语言概况文化工作，其要旨在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开拓创新，繁荣发展”。文化遗产工作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古为今用”。用则从，不用则废。这与自然界生物进化的规律也是一致的。“古为今用”，就是要“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以人为本，促进繁荣，服务于发展和振兴。

笔者以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应当切实运用科学发展观，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总体思路，统筹文化遗产工作。

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中国特色文化遗产工作的客观规律，依法给文化遗产（包括思想精神遗产的研究、挖掘、批判、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传承，文物保护等）工作正确定位，以理论上的清醒，实现工作上的自觉主动和事业的科学发展。

遗传学的发展史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历史价值

一、历史价值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定义中，揭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多种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含有丰富的价值所在，作为人类伟大文明的结晶和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是人类文化整体内涵与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有它的历史价值所在，历史价值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帮助人类认识自身历史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独特价值。无论是何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总有其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总带有特定时代的历史特点，通过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可以了解到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发展水平。历史价值中还包含了三小点，1：证史价值，是指人类利用各种生产于各个历史时期并以活态形式传承至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事项，去印证往昔历史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某些独特价值，2：正史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正史价值，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纠正历史偏谬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某种独特价值。3：补史价值，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补充，丰富历史文献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某种独特价值。

二、文化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帮助我们认识到某一民族文化时所呈现出来的独有的价值所在，在这里所说的文化，主要是指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为适应各种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所创造出的各种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以及衍生出来的精神信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鲜活的文化，是文化的活化石，是原生态的文化基因，对其进行保护、发展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文化自觉，任何一种文化遗产都具有文化价值，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是通过知识、技术与技艺，例如：传统游牧生产经验、传统农耕生产经验，以及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民间医药、天文地理等民间知识与经验体现出来的。中国是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文化构成，在丰富中华文明宝库同时，也为中华民族新的文化的创造提供了充足的人文资源。

三、审美艺术价值

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了一个民族的生活风貌，审美情趣，和艺术上的创造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大量的艺术作品，是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是按照当时审美风格，美的标准创作的艺术产品，它们能流传到今天，说明审美水平和创造美的能力得到了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人们认可，接受和赞美。同时，人们也更加欣赏，因此，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也值得今天的我们去认识、探究和欣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许多优秀的创作原型和素材的艺术作品，例如，舞蹈、戏剧、影视、小说等优秀艺术作品就是从其中孕育而出的，很好地发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审美再造功能，充分利用了其审美艺术价值。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不仅口头文学、民间文学、表演艺术有审美价值，就连其中的民族民间文化、社会习俗、服饰织染、红白礼仪等也普遍涉及美的内容，具有重要的审美艺术价值。

四、科学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价值，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帮助我们解读人类历史上所创造各种科技成就，并利用这些成就来创造新科技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独特认识价值与借鉴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价值还指某些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具有相当高的科学含量和内容，有较多的科学成分和因素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历史的产物，是对历史上不同时代生产力发展状况、科学技术发展程度，人类创造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原生态的保留和反映，传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后人获取科技资料和掌握科技信息的基本途径的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本身具有较多的科学内容和因素，而且还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史料和极有学术价值的资料，有助于我们从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社会学等等，多种学科领域去进行相关的科学研究和认识活动，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我们不应轻易地扔掉这些历经沧桑的活态人类文化，而是要充分认识它们所具有的重大的、不可多得的科学价值，要积极的去保护和传承，从而更好的丰富了人类的历史文化知识和提高人们的科学认知水平。

五、社会价值

遗传学的发展史篇4

关键词：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策

“德都蒙古”是指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蒙古族以及祁连山北部居住的甘肃肃北蒙古族。广义上包括活跃在青藏高原的蒙古族，其历史可追溯至蒙・元时期。狭义上指17世纪以后迁入青藏高原的蒙古族，其主体是青海蒙古族以及甘肃、地区的部分蒙古族。在没有特指说明时，“德都蒙古”即指后者。“德都蒙古”这一称呼在很多蒙文书籍中都有蒙语记载。在汉语记载中一直习惯用“青海蒙古”或“西海蒙古”，由此一来“德都蒙古”名词就成了蒙古族圈内的自称法，其语义包含“上部”、“高处”、“源头”等自然环境特征，又包含“至尊”、“高贵”、“上等”等人文因素，因此，也被生活在此的蒙古族欣然接受，成为引以为豪的美誉和象征。在学术界，蒙古学研究或藏学研究，都不能绕开青藏高原的蒙古族而谈论历史问题，但由于缺乏一种能够涵盖其历史文化长流，又能集中体现其独特性的概念或视角，长期以来其整体性和延续性被各方有所忽略，大家对其历史文化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因此，“德都蒙古”称谓或概念恰好弥补这一点，可作为历史的和发展的角度审视青藏高原蒙古族历史及未来发展的一个切入点和链接线。

由于人文环境的特殊性，“德都蒙古”既较好地保持了蒙古游牧民族固有文化传统，包括语言、习俗、民间文化以及一些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等，又与广大东部蒙古地区有所差异，与新疆的卫拉特蒙古也有不同之处，继而形成特有的德都蒙古民俗文化。另一方面，在部分地区，由于社会环境变化，地理环境制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蒙古族与藏、汉等其他民族长期杂居、通婚，使许多风俗文化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形成了具有多元特色的民族文化而沿袭至今。因此，保护“德都蒙古”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分挖掘其存在价值和艺术价值，显得紧迫而重要。

本文在梳理“德都蒙古”文化研究的基础上，以海西蒙古族为例来分析“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

梳理有关“德都蒙古”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文化遗产研究，可看出呈现以下特点，从地域上来讲，蒙古族文化遗产的研究并不仅限于内蒙古，而是扩展到青海、新疆等地区；从学科上来讲，不仅限于从历史、宗教、心理和社会等学科的角度来进行，而是与考古、艺术、神话传说等资料相结合，从整个人类文化学和人类早期文明的起源、发展和传播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其成果主要按内容不同可以归纳为四类：

第一类是“德都蒙古”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有贾儒的《青海湖畔传说》（1981年），齐布仁巴雅尔的《德都蒙古民间文学精华集》（1986年，内部资料），才布西格、萨仁格日勒搜集整理《青海蒙古族故事集》（民族出版社，1986年），海龙、乌云其格搜集注释《青海德都蒙古族祝赞词》（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3年），跃进主编《青海蒙古族民间口头文学集锦》（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年），纳・才仁巴力的《德都民间文学概要》（民族出版社，2014年）等等，这些研究基本涵盖了民间诗歌、英雄史诗、民歌、谚语、传说、故事等德都蒙古民间文学的全部类型；才仁巴力的《论青海蒙古族古代文学发展特征》一文，从青海蒙古族历史文化形成的特点入手，探究青海蒙古族古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分析归纳其独有特征，从而论证青海蒙古族文学在蒙古族古代文学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和作用。以上这些研究，其价值不仅体现在民间文学和历史方面，更重要的是对于研究我国多民族的社会变迁、民族间文化关系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有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第二类是“德都蒙古”民俗与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如贾儒的《德都蒙古文化简论》一书中介绍了一些德都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和知识，通过对那些似乎比较繁琐的民俗事项和文化规约的论述，在理性层面上对其本质特征和文化精髓有了一个较为清晰、深刻的认识。《德都蒙古民俗与文化变迁研究论集》中汇集了20余位国内学者以汉文发表的关于“德都蒙古”民俗及其社会文化变迁的30余篇论文。从其内容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包括“德都蒙古”饮食服饰民俗、信仰民俗、人生礼仪民俗方面的文章，如艾丽曼的《青海省河南县蒙古族服饰的演变及其文化内涵》、僧格的《青海蒙古族“羊胛骨卜”及其民俗――卫拉特民间巫术调查之一》等。第二部分是“德都蒙古”社会文化变迁与族群认同方面的研究。如南文渊的《青海蒙古族历史发展与文化变迁》，艾丽曼的《论青海河南蒙旗文化变迁的影响因素》，索端智的《文化涵化与族群认同――青海河南蒙古族文化涵化问题研究》，褚琼、徐黎丽的《多民族认同的变量分析――以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多民族社区为例》等文，睦史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角度，探讨和分析了德都蒙古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第三类是关于“德都蒙古”历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芈一之的《青海蒙古史的几个问题》、韩官却加的《青海蒙古族研究综述》、古才仁巴力的《青海蒙古族部落的溯源与演变特征》、青格力的《17世纪中后期的卫拉特与河西走廊》、杜常顺的《清代青海的盟旗制度与蒙古族社会的衰败》等几十篇关于德都蒙古历史研究方面的论文，为德都蒙古文化遗产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四类是关于“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研究成果。跃进的《柴达木民间文化――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青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丛书之一《德都蒙古民间传说》（2014年）等。然而这些研究仍与民俗文化研究雷同，仅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分析和研究其内容，并没有涉及到如何保护的问题，未对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系统的思考。

梳理以上成果就会发现，该方面研究成果以论文形式居多，绝大多数研究着眼点侧重于德都蒙古文化某一文化遗产现象研究，而系统研究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变迁现象、生存现状、保护现状及保护策略等方面的成果甚少。基于此，本研究显得紧迫而重要，其意义可以归纳为两方面的价值。

学术价值：通过对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的调查研究，可使蒙古族历史及文化研究的内容有所拓展，使德都蒙古族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更具有系统性、全面性。

应用价值：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相当一部分传统文化的生存环境将会弱化，一些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如何保护和传承德都蒙古文化，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对指导当地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践及其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民族认同、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等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这也符合国家当前有关实施文化战略部署，更为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节点的青海省增添民族文化亮点及文化旅游产业亮点。

二、“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现状

德都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集中分布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和祁连县等三个蒙古族文化生态圈。除此之外，还包括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等区域。其种类繁多，且丰富多彩。有民间文学（包括歌谣、神话、传说故事、谚语、史诗）、长调、戏剧以及美术和体育竞技（摔跤、赛马），传统医疗以及节日、婚礼等民俗事项。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宗教价值、艺术审美价值和旅游经济价值。德都蒙古人迁居青藏高原之后，承袭蒙古民族古老的传统文化，而且对周边汉、藏、回、土等民族产生过一定影响。同时通过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形成了丰富多元性文化。如，以藏文化为主流文化的青海省河南县蒙旗等。除此之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城镇化建设，传统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封闭的游牧文化面临严峻的挑战，传统社会正在经历着变迁，文化遗产也面临消失、濒危、变异、衰退等情况。因此，保护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迫在眉睫。德都蒙古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就以青海海西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一）挖掘整理收效明显，建立健全四级非遗名录保护体系

海西州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工作，是从1986年6月开始。1988年6月至1991年10月间，文化研究人员深入基层，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间文学，编辑翻译了《海西民间故事》《海西民间谚语》《海西民间歌谣》3本内部资料书，填补了海西蒙古族民间文学汉文翻译的空白，为海西州的抢救保护民间文化遗产工作打下了基础。从2003年7月份开始，在全国启动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背景下，海西州文化部门继续有目地、有计划地在全州范围内对许多民间艺人进行采访，挖掘并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先后又出版了《青海蒙古族民间口头文学集锦》（上、下）蒙文版，《青海蒙古族民间文学研究》（蒙文版），《青海蒙古族民间艺人》《海西那达慕》（画册），《柴达木历史与文化》《瀚海友情》《青海土尔扈特蒙古人》《青海海西蒙古族风俗文化》（汉文版）等民间文化书籍。其中，2009年出版的一书，是一本全面介绍海西蒙古族风俗文化的汉文书籍，对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史资料。（以上资料来源于2014年7月2日去海西州民族文化中心访谈群众艺术馆研究员跃进教授时获取资料。）

自2008年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开展至以来，按照“不漏村镇、不漏项目、不漏种类”的工作要求，共普查登记13大类、226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156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通过普查，进一步摸清家底，建立数据库，完善档册管理，编制保护名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全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省、州、县四级名录体系建设和档案的建立健全工作。目前，海西州申报的部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及其代表性传承人名录中，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入部级代表作名录的有3项，代表性传承人1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8项，代表性传承人10名；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17项。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走入学校――汗青格勒传承方式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跃与发展离不开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的传承，学校教育是“非遗”传承最为核心和带有根本性的举措。

《汗青格勒》作为海西蒙古族英雄史诗，主要以说唱的方式所表现的“活态”文化遗产。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及主流文化的影响，人们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和多样化，对英雄史诗的认知越来越少，尤其是青少年，其生活观念和欣赏观念的差异，他们对传统英雄史诗多少表现出了冷漠和无知的态度。因此，英雄史诗说唱和演唱的民间艺人普遍年龄偏高，出现年龄断层现象，急需保护和传承。

为此，海西州政府于2007年建立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统一协调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职责中，州教育局负责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内容进校园、进课堂。《汗青格勒》的传承就在海西州各民族学校中得到了良好的发展，由老艺人配合相关部门的工作利用学生假期，走进学校授课，培B了一批又一批说唱小艺人，并在舞台上进行表演，表现了孩子们对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和时代文明的追求。

（三）民间艺人传授文化遗产的行为――访老艺人曲日青

民间艺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载体，尊重和保护民间艺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以及支持和保障民间艺人传承活动的开展，是各级政府部门应该重视的一项工作。为此，海西州各级政府部门也非常重视，先后申请并成功审批1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蒙古族文化传承人就有10个，其中1名为部级，9名为省级（见表1）。除此之外，为了及时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海西州群众艺术馆研究员跃进在对海西州民间艺人的简历及学习过程进行全面调查搜集整理的基础上，编写了《德都蒙古民间艺人》（蒙文版）一书，书中收录了已去世和年长的老艺人的资料，成为研究民间艺人及民间文化的珍贵资料。为了使现有的文化得以传承，海西州十分重视由民间艺人传授文化遗产的途径。

“孟赫嘎啦”文化节是近几年出现的为了丰富牧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为了传承发展民间文化而创办的新的群众文化节。“孟赫嘎拉”是蒙古语，意为永不熄灭的火焰。这一节日是海西州群艺馆和柴达木报社为丰富牧民文化生活创办的一项创新活动，是以诗歌朗诵为主的文化节，并且仅限于牧民参加比赛。自2002年在都兰巴隆地区首次举办以来，已在全州各地成功举办了十一届，日益激发了海西蒙古族群众诗歌创作的热情，涌现出―批牧民民间艺人和优秀诗歌作品。文化节也从当初单―的诗歌朗诵，逐年推陈出新，不断丰富内容，拓展到如今的长调、说唱以及采词、拉利等不同风格的表演项目。孟赫嘎拉文化节是富裕起来的牧民精神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已经成为草原牧民进行文化交流、继承传统、展示才能的最佳平台，尤其在挽救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加强牧区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民族文化事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十一届节孟赫嘎拉文化节与第六届蒙古族那达慕有机融合，更加凸显出节日的传承功能。

（六）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的结合

传统文化对于现代旅游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特殊的旅游资源，经适度的规划与开发，打造为不同类型的旅游产品，吸引游客进行消费，其发展潜力非常大。同时，旅游又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重要手段，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得到进一步体现。通过精心打造高品质的文化旅游产品，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让更多游客欣赏、体验民族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借此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激发民族自豪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一个更为适宜的生存环境，这是现代旅游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贡献之一。

海西州经济发展迅速，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城市化率高，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发展前景也较好。在采访专家跃进时也了解到海西将一些民俗文化作为旅游产品开发，如祭敖包、祭火等文化遗产，成为海西乃至青海省极具有特色的民俗旅游产品。海西州政府以建设“高原旅游名州”为奋斗目标，正在投资建设德令哈德都蒙古文化旅游产业园。它是以德都蒙古族文化为主题，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演艺、民族竞技体育、休闲、体训、旅游、度假为一体的多元化、多功能大型产业园，主要由德都蒙古族文化博物馆、柴达木岩画公园、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那达慕和汗青格勒文化墙、蒙古族哈萨克族民俗村、德都蒙古饮食文化产业基地、非物|文化演艺厅、柏树山旅游景区等组成。用充满德都蒙古文化特色的设计，将柏树山德都蒙古族旅游文化产业园打造成集历史文化观礼、休闲娱乐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景区。由此，体现海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也能明确在其保护中政府所发挥的作用。

三、“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可持续发展思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策研究，主要强调整体性、活态性遗产保护，推广文化生态的理念，彰显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及经济价值。

第一，确立生态文化保护战略目标，进一步推进“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第二，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总体规划，明确重点发展区域、产业目标、重点项目、传承人培养。以此科学有序推进“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激发和增强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感和保护的自觉性，这是保护和弘扬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有效的策略之一，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途径。

第三，根据“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情况，确立遗产各区域不同类型、不同模式的管理、检测及评价体系，做到保护与发展协调进行，凸显可持续发展理念。

第四，创新“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及发展，推进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以产业发展促进保护珍贵的“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五，将“德都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积极纳入到国家积极推进的重大战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项目中，争取国家层面的投入与保护。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西部项目（16EH194）

参考文献：

[1]贾儒.《德都蒙古文化简论》[M]，民族出版社，2014.

[2]余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十年回顾与理性思考[J].新华文摘，2010年.

[3]刘春玲.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及当代意义[J].阴山学刊，2013.12.

[4]张玉祥.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研究[J].西部蒙古论坛，2015.1.

[5]群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依据和途径[J]，群文天地，2012.9.

[6]南文渊.青海蒙古族历史发展与文化变迁[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

遗传学的发展史篇5

一、文化遗产的分类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人类文化遗址）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二、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则

规划是龙头，保护必须以规划为前提，规划必须先行。有了规划，按规划进行保护。

1.原封不动的保存（冻结保存）：原封不动的保存，保持历史文化的原真性。这是联合国提倡的标准。一般对文物古迹应原封不动的保存。

2.整旧如故――对于残缺的文物、古迹进行修复时，应该遵循修“整旧如故，以存其真”的原则。保持修复部分与原来景观一致，不能损伤它的艺术性、历史性、科学性；尽可能地减少加固、维护。

3.谨慎重建：经过岁月的洗礼和战争的摧毁，很多十分重要的历史古迹遭受损毁。但由于它们在当地具有重要的特征性、象征性，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需要进行必要重建。但是，重建的过程中必须慎重，必须经专家论证，以免让文物古迹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性，既劳民伤财，又破坏文物古迹。其实，有时保存残迹更有价值。

4.在开掘文物古迹时，要量力而行，适度开发，不能过于盲目。如果将文物古迹挖掘后，不能进行及时有效的保护，或者保护措施不当，将会给文物古迹造成不可逆转、不可弥补的损失。

5.利用以不损坏遗产为前提。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利用以不损坏遗产为前提，以续继原有使用方式为最佳，也可以为博物馆，作为参观旅游景点要慎重，防止被破坏。过度地对文化遗产开发利用，是杀鸡取卵、得不偿失的行为。

6.保护历史环境：文物古迹与其周边的环境是紧密相连的，不能脱离周边的环境而孤立存在。文物古迹周边环境的意义很重要，与重要历史有关的地形、地貌、山河、植被及其他环境特征都要保护。

三、我省文化遗产保护硕果累累

经过3年文物普查，全省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65519处，位居全国前列。洛阳龙门石窟、安阳殷墟、登封天地之中建筑群等先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58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902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7409处。全省文化系统博物馆和文物保护科研单位收藏文物170多万件。全省拥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8座（洛阳、开封、安阳、商丘、南阳、郑州浚县、濮阳），国家历史文化名镇（村）9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镇、村）47座。中国古都，有4个在河南（洛阳、开封、安阳、郑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都数量均居全国首位。全省列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项目达到39项，居全国第一。洛阳、郑州被列为《国家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六片（洛阳、西安、荆州、成都、曲阜、郑州）四线（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一圈（环国境线）”及15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大遗址保护新格局重点，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三线涉及我省19处大遗址被确定为重点保护的项目。汉魏洛阳故城、内黄三杨庄遗址、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等保护展示工程扎实开展。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效果显著

2004年起，启动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建立了厅级联席会议制度，成立专家委员会，组建工作机构和工作队伍，建立名录体系和工作机制。经过2008年至2010年的全省普查，共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线索180万条，其中有较高价值的项目22万余个。河南现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73项，以及保护单位95个、代表性传承人84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2个，全省民办博物馆达38家，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传承基地25个、展示馆（传习所）68个、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20个、研究基地22个。

五、文化旅游开发进展迅速

全省已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达到200多处，在全省70多个国家5A级、4A级景区中，文物景区占半数以上，成为河南旅游业的重要支撑。依托传统文化资源的嵩山禅宗音乐大典、大宋东京梦华等实景演出成为代表性的文化产业旅游项目。河南省文物交流中心春秋两季“河南・郑州全国文物艺术品展销会”自2000年开始举办，目前已发展成为全国文物交流交易平台，年成交额达2000万元，在促进交流的同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活跃成分。

六、保护文化遗产的重大意义

1.历史研究――历史文化价值；2.科学研究--科学价值；3.发展旅游――经济价值及可持续发展。

我们首先从历史研究着眼，来看待文化价值。文物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人类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人们发现，历史古城、建筑、艺术品等都蕴含着妙不可言、深邃的科学道理。研究人类发展历史，借古明今，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尤其是对凝聚了几千年优秀历史文化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对科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无数灿若星辰的文化遗产，为我们的社会和生活的发展提供了优良的条件，尤其是对旅游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利用文物古迹开发旅游业（但一定切记不能过度开发），不仅能直观地表现文物遗产的独特魅力，而且还能充分地体现出其经济价值，有利于更好地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遗传学的发展史篇6

摘要：中国有着数目众多的考古遗址类文物，体现着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目前，考古遗址保护已经成为文物保护领域的重头戏，各地掀起了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热潮。遗址展示已经成为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重要手段，而文化展示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利用考古遗址公园平台进行优秀传统文化展示，对于考古遗址公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文化展示考古遗址遗址公园

中国是世界上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传统不曾中断的多民族统一国家。遗存至今的大量文物古迹，形象地记载着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进程，它们不但是认识历史的证据，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基础。[1]考古遗址不仅在物质遗存方面具有特殊性，在其文化层次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个性。如何全面地去认识一个考古遗址，就需要从物质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入手。目前，遗址展示已经成为中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重要手段，能够揭示出遗址在物质层次方面的内容。相比较而言，传统文化展示（文化展示）则尚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在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的实践也显得非常不足。总之，传统文化是考古遗址灵魂，决定着考古遗址的历史文化定位。考古遗址是承载传统文化的物质基体，见证了历史人群的社会活动。因此，传统文化与考古遗址是相互依存的，其关系正如人体和灵魂的关系。

毫无凝问，考古遗址只有通过文化展示才能够尽可能地揭示其蕴含的“传统文化信息”，而相关的传统文化只有通过考古遗址平台才能够进行“再现性”的展示。文化展示可以将考古遗址与其表征的传统文化连接起来，使人们能够在了解考古遗址的同时，认识其相关的历史。

遗址展示和文化展示是考古遗址保护的两个重要方式。遗址公园建设始于日本，由于他们重视遗存的可观赏性，因而特别注重利用遗址和文化展示方式“再现”遗址的历史风貌。事实上，西方很多国家都同时采用了这两种方式进行本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依据旅游学对文化展示的定义，可以将考古遗址公园方面的文化展示定义为：以特定的传统文化内涵为线索，以考古遗址公园为载体，将抽象的传统文化主题通过具象的形态展示出来的一种场景设计方式。[2]文化展示是全面揭示考古遗址的文化内涵、弘扬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

一、文化展示有利于全面诠释考古遗址内涵

遗址展示和文化展示是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两种重要方式，我国也已经从过去重视遗址展示，逐渐地朝着并重遗址和文化展示的方向发展。例如：西安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一直都非常注重遗址展示工作，广泛地利用景观营造、数字手段和轮廓表示展示模式；一些遗址目前也开始了相关的文化展示方式，如大唐公主出嫁仪式，就是在丹凤门前按照唐代风俗习惯展示皇室嫁娶活动。

文化展示可以借助于遗址展示提供的场所，利用相关手段展示与遗址相关的传统文化内涵，其有益于全面诠释一个遗址的传统文化特色，加深人们对考古遗址和相关历史文化的认识。例如，英国弗拉格考古遗址公园是英国重要的一处青铜时代遗址，它将遗迹展示和文化展示协调统一起来。该考古遗址公园展示了部分古代遗迹出土时原貌，借以展示给游客古代遗址埋藏状态，同时也唤起人们对遗址的保护意识。同时，它广泛地采用了多种文化展示手段，如考古培训、实验考古、历史文化活动、多媒体演示等手段，使游客从被动的受众成为主动的参与者。

二、文化展示有利于考古遗址公园的保护

中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期，给考古遗址的利用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也给遗址保护带来了挑战。事实上，中国诸多考古遗址都采用了完全展示遗址发掘现状的方式进行遗址公园建设，将珍贵的遗址置于各种腐蚀因素之下，遗址保护问题日益凸显。文化展示可以减少游客对文物实体的关注度，有效地减少文物面临的保护压力。如，日本的吉野里考古遗址公园就是在覆土的遗址上复原古代建筑极其相关文化内涵，仅仅展示了极少部分的考古遗迹，有效地保护了遗址。

三、文化展示有利于文化旅游的发展

文化旅游是旅游现象中最为古老的形式，在当今国际旅游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考古遗址公园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如何将传统文化信息展示给旅游者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文化展示对于文化旅游业的发展是至为重要的，可以弥补遗址展示的缺点。文化展示可以将传统文化以多种形式展示给大家，从而避免了文物带给受众的静寂感，使受众在生动活泼的气氛中，或者亲身参与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此外，文化展示还具有无限扩展性，可以不断地衍生新形式和内容，吸引旅游者再次游览，为遗址旅游开发提供源源不断的新资源。

四、文化展示在考古遗址文化产业开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文化产业园建设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文化产业园作为文化产业在地理空间上的聚集，可以形成集创新、孵化、管理投资、后勤和产权交易等系列功能为一体的文化产业组织形式。

目前，国内许多地方开展了文化产业园建设计划，其中很多都是以考古遗址为依托，如西安建设五大文化产业园计划，涉及考古遗址就有临潼文化产业园区、曲江文化旅游产业园区、法门寺文化园区和华夏始祖文化园等。

历史文化发掘和展示过程是一个重现性过程，会再现一批优秀的历史文化项目，为文化产业提供发展方向和必要支撑。同时，考古遗址的文化积淀为文化产业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意资源，能够推动特色文化产品的形成。

古建遗址公园网络平台可以同数字化博物馆和虚拟遗址公园网络化建设结合起来，利用网络平台构建相关展示系统。数字博物馆是一个运行在网上的博物馆。它也是集供网民参观、学习、休闲及社会教育等功能于一身的博物馆，同时，它又能提供有关藏品更多的、现有研究所得的相关信息。而虚拟遗址公园通过计算机技术及相关技术创建一个三维虚拟环境，用户通过用户接口感受虚拟环境的视觉、听觉和触觉等信息，可以同虚拟环境中的对象进行交互，从而使人获得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