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的本质(6篇)
人文主义的本质篇1
摘要：近些年来，教育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发生了激烈的论争，其根本原因在于混淆了两者的本质属性。教育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并不是一种教育研究范式，它只是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不同观点和教育思想。而教育学研究中的反本质主义属于教育学研究的人类学范式，两者不是同一层面的概念。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在教育学的研究中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携手执行”的，共同担负着丰富和完善教育学研究范式和方法的职责，有利于教育学研究的繁荣，同时也有利于我们从不同视角做出对教育价值的正确评判。
关键词：教育学研究；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1）05-0001-07
一、问题提出：教育学研究中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激烈论争
教育学研究很容易受到其他学科的慢慢渗透，不仅中国如此，世界也是这样。我国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发生这种新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的。很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出发，用不同的研究范式及话语来分析教育现象。“教育学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不再追求确定的学科范式，不再主张把学科的方法、知识绝对化，不再把理论看成是人类一切价值生活的决定者，不再以一种先在的、不变的客观规律假说来解释教育的问题，就此而言，教育学可以说是‘法无定法’。”[1]顺应着这种趋势，反本质主义开始在教育学研究领域逐渐活跃起来，学界开始提倡并要求进行反本质主义的教育学研究。这是对我国传统的本质主义教育学研究的大力冲击、反思甚至批判和诘难，必然引起本质主义教育学研究者的质疑、批评甚至反对，两者的争辩也就自然发生。特别是到了21世纪初，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在教育学研究中更是发生了激烈的论争，至今仍未停息且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实际上，这里的争辩很多是缘于概念的混淆。也就是说，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在教育学研究中的争辩是在没有科学界定两者的前提下发生的，或者他们本就不是同一层面的概念。笔者以为，两者发生这种批判性的激烈争辩，其根本原因在于将两者视为两种不同的教育研究范式，而这正印证了“范式不同，不可通约”[2]34的范式规定。既然是两种研究范式，那么就是“不可通约”的，科学规范就存有差异，发生激烈论争也就不足为怪。为找寻和正确破译这一论争症结，就有必要厘清教育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同教育研究范式的关系。
二、内涵界定：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
（一）本质主义
“本质主义”是两千多年来西方哲学中关于事物本质、规律和真理的一种知识观和认识论。它运用“本质范畴”，坚守“本质信仰”，并致力于“本质追求”。亚里士多德往往被认为是本质主义的源头，但其实应该追寻到古希腊时期的理性主义者柏拉图。17世纪后，本质主义在西方逐渐成型。
本质主义有三种典型的表现：绝对主义、基础主义和科学主义。绝对主义认为，世界万物存在着某种惟一、永恒、甚至是超历史的本质。基础主义认为，世界可以被分解，最终是作为基础性的东西而存在，人类的知识和信仰都可以建立在这样一个稳定不变的基础之上。科学主义则强调事物都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认识并进行相应的处理，科学的任务就是要去发现隐藏在事物背后的本质。具体来说，本质主义的主要内涵是[3]：
第一，相信任何事物都存在一个深藏着的惟一本质，相信“本质”与“现象”的区分提供了人类观察万事万物的基本概念图式；第二，把人类认识特别是现代以来所谓科学认识的任务规定为透过现象揭示事物的惟一本质；第三，把揭示事物的惟一本质视作一切知识分子职业的内在规定和崇高的学术使命；第四，把反映了事物惟一本质的知识概念、命题与理论体系尊崇为“真知识”，即真理,其他都是不反映客观实在因而无足轻重的“伪知识”、“意见”甚至“谬误”；第五，事物的惟一本质不能通过直观或自然观察来把握，只有通过概念的思辨或经验的证实才能把握；第六，一旦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就把握或占有了真理,从而能够更好地认识和控制事物，使之为人类造福,实现人类生存方式由必然状态向自由状态的过渡。
据此可知，本质主义至少有两个基本要义：一是事物存有本质；二是科学研究以发现事物本质和客观规律为基本任务。本质主义的应用范围很宽，在哲学、教育学、以及生理和精神研究领域都被使用。
（二）反本质主义
20世纪以来，尤其是到20世纪中叶，哲学思想家们开始对本质主义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主要针对其基本信念、命题及学术和政治后果。他们从各个不同的学科领域提出许多尖锐的和颠覆性的意见。这些批判、质疑和意见汇聚在一起，就形成了对本质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信念的动摇和否定。鉴于他们对本质主义的发难和批判，学术界称这种思潮为“反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集中批判了本质主义的实体信仰、本质信念或假定、符合论的语言观（即人类的语言究竟是否与实体世界有同构关系，能否切中事物的本质）、目的假设及其引起的学术与政治的后果。
周继良:无存“范式”之争
反本质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认为[4]：
如同后现代主义一样，反本质主义也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理论流派，而是将其基本观点散布在不同的知识领域，并通过不同领域学者的研究表达出来。从20世纪西方思想界的情况来看，主张和赞成反本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尼采、维特根斯坦、曼海姆、戴维森、艾耶尔、罗蒂、波普尔、德里达、波兰尼、索绪尔、奥斯汀等人。杜威和海德格尔在某种程度上也算得上是具有反本质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只是观点不那么鲜明，立场不那么坚定。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5]：
反本质主义贯穿于现代到后现代之异质多元哲学文化思潮中，其浅层表现形式为虚无主义、实用主义与犬儒主义，其极端的对立物是科学主义的本质主义以及理性主义、人文主义，带有颠覆性和非理性特点，其反知性也就是反智性。
“作为后现代主义，反本质主义首先在人文学科中产生，也主要在人文学科中发展。”[6］131也就是说，反本质主义主要应用于人文科学。
三、文献综述：“极力推崇”与“毅然坚守”的论争
（一）对教育学研究中反本质主义的极力推崇
2002年，唐莹明确表示，教育学研究在真理观与方法论上既应该超越客观主义，又要超越相对主义，接受一种由哈贝马斯和伯恩斯坦所倡导的“民主的真理观”。[7]这实际上是要超越真理或认识问题上的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一致。王兆也认为，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教育学界对教育本质的探讨始终占据着教育研究的主流。但他认为[8]159：
为什么在历经十余年的探讨之后，仍有学者著言“今后的探讨，恐怕需要努力探索教育的本质属性”这样意味深长的话，这正是需要我们反思的。……当“本质主义”成为教育研究的一种范式时，“本质主义”成为教育研究的惟一的价值取向。由于这种视野的限制，“本质主义”为反本质主义所消解就成为不可避免之事。
2004年，石中英教授认为[3]：
从反本质主义角度看，本质主义在为中国教育学术研究带来表面的生机和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历史性后果。21世纪的中国教育学研究必须深刻地批判和彻底地抛弃本质主义，树立新的反本质主义的知识观，走上新的反本质主义的认识论之路。
2007年，魏宏聚认为[9]：
当前我国教育学界正进行着一场崭新的思维方式讨论：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论争。……反本质主义思维是基于我国反本质主义教育学实践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本质主义观”。它的提出是教育研究追求学术自由与反对学术霸权的良好开端。
2009年，郝德永认为[10]：
教育发展无不遵循本质主义的逻辑、立场与方法，呈现出明显的本质主义品质与发展轨迹，造成种种错位诠释现象与发展困境。消解本质主义思维，关键在于对教育的各种规定性品质、逻辑与机制的解构，阐明当代教育的不可“定义性”逻辑与品质。
此外，李燕[11]、张向众[12]、蔡灿新[13]等也持反本质主义的观点，推崇反本质主义教育学研究对教育价值认知的贡献。
（二）对教育学研究中本质主义的毅然坚守
石中英教授2004年的《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与中国教育学研究》一文（以下称石文）引起了教育学界的激烈争论，诸多学者以此为标靶进行批判以表明自己的本质主义教育学研究主张。张荣伟就认为[14]：
所谓的“本质主义”及其“严重的历史性后果”是“反本质主义”所赋予和强加的。21世纪的中国教育学研究必须深刻地批判和彻底地抛弃所谓的“反本质主义知识观和认识论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世界观或本体论的基本观点。
朱成科也与石文提出了相反观点，他认为[15]：
教育本体论问题本身具有不可消解性，即“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内在地反映了人类本性的历史性和永恒性的统一。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追求教育有无“本体”或“本质”，而在于对教育“本体”和“本质”的追问方式。
唐安奎针对石文也指出[6］127：
当前，我国教育学对于确定性的追求既面临着走向僵化的危险，也面临着来自于后现代主义支撑的反本质主义教育学主张的颠覆。教育存在中具有确定性，教育学知识具有客观性且能通过语言加以表达与理解，中国教育学研究需要追求确定性。
教育学界对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讨论，繁荣和丰富了教育学的研究，但主要还是处于一个相互争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的态势。
四、“面目”再现：教育学研究中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到底是什么？
（一）教育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
“本质”一词，《辞海》的解释是[16]102：
与“现象”相对，构成辩证法的一对范畴。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是事物内部相对稳定的联系，由事物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构成。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是本质的外在表现。本质和现象是对立的统一。……任何事物都是本质与现象的统一，……透过现象把握其本质是科学的基本任务。
从这一解释至少可以看出：其一，“本质”总是和“现象”相对应而存在的；其二，既然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是事物内部相对稳定的联系，那么它就是事物的组成部分，也是该事物区别于它事物而成为它自身的内在依据；其三，科学研究就是要把握事物本质。“主义”一词，《辞海》的解释是：“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以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的理论和主张。”[16]2518那么，“本质主义”则可解释为人们对事物根本性质或事物内部稳定联系所持有的系统的理论和主张。据此推理，教育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则是人们对教育的根本性质或教育内部稳定联系所持有的理论和主张，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就是把握教育的本质。也就是说，教育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就是要探寻教育的本质。分析至此，恐怕可以认为，教育学研究中本质主义的基本点在于：其一，教育存有本质和客观规律；其二，教育科学研究旨在发现教育本质和客观规律。
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这仅是根据我国《辞海》的有关解释进行概念辨析和逻辑演绎而得出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本质主义作为西方的一种社会思潮，其来源及内涵不是靠几个词条解释就能道明的。回到前文所述的西方本质主义的主要内涵，它至少也有两个基本要义：一是事物存有本质；二是科学研究以发现事物本质和客观规律为基本任务。如果用到教育学研究中来，则必然和笔者概念演绎的结论一致。
在此，我们还看看基础主义。前面说过，它是本质主义的一种典型表现，首先表现为一种哲学信念，更是一种哲学共设。它确信[17]：
存在着或者必须存在某种我们在确定理性、知识、真理、实在、善和正义的性质时，能够最终诉诸永恒的、非历史的基础或框架，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这种基础，并用强有力的理由去支持这种要求。
“基础主义在教育学和教学论领域表现为坚信教育和教学是有本质的、有规律的。教育学和教学论应当而且必须研究教育、教学的本质和教育、教学的规律。”[18]从基础主义的视角出发，教育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也始终坚信教育存有本质，教育研究者应该去发现教育本质和客观规律。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不管是从概念辨析和西方本质主义的内涵来看，还是从基础主义的哲学信念来看，本质主义的教育学思维都可以得出前述的那两个基本点。
（二）教育学研究中的反本质主义
前文已述，反本质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主要在人文学科中发展。正如波林•罗斯诺（PaulineMarieRosenau）所言[19]251：
后现代主义在人文科学、文学和艺术领域的应用或许并没有带来严重的后果，但是它对于社会科学的适当性是另一种类型的问题。在人文科学领域里主体性和思辨也许是好玩的和有趣的。但是社会科学应该是更严谨、更分析性的，它必须把结论建立在理性和此类或彼类证据的基础之上。
以波林•罗斯诺的观点来判断，后现代主义对教育学的影响，包括后来形成的后现代主义教育哲学，都存在一个“适用的有限性”问题，因为教育是社会科学，而不是人文科学。但不管怎样，后现代主义还是引入了教育。其教育哲学也谈教育目的、教育方法与课程、教师角色[20]。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一部分，反本质主义同样也对教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要义在于：否认教育本质和客观规律的存在，反对研究教育本质和教育规律，把教育本质和教育规律看成假问题；以相对主义代替教育中的基础主义，提倡建构主义；关注学生个体，反对主体性教育观；用不确定性教育研究取向和微观叙事代替教育研究中的宏大叙事。仅仅从教育研究的角度看，反本质主义中的“叙事研究”，借助了文学中的故事研究，还有社会科学中的质性研究，以及人类学中的田野工作、扎根理论、个案研究、行动研究等研究方法。再从其分析资料的方法或手段看，也主要是采取叙事分析、会话分析、话语分析、符号学分析等。这正是教育研究中的人类学方法所关注的。人类学研究方法是以理解研究对象及其文化、寻找社会问题、呼吁社会关注为研究目的，以研究者的参与和共情的态度为工具，灵活采取一切可以深入到研究对象心灵深处的办法，获得对研究对象的鲜为人知的情感和态度及其产生过程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理解[21]367。教育学的实践性很强，决定了其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反本质主义给教育学研究的重大贡献就在于运用多样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及设计探寻教育价值，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和程序。
五、“范式”释义：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离“范式”到底有多远？
（一）教育学研究与“范式”联姻：何以可能
我们知道，“范式”（Paradigm）概念源于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omasKuhn），它将其用于分析自然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及自然科学的发展进程[2]31。库恩认为，自然科学不是以连续性的、积累的方式不断进化，而是通过“科学革命”方式向前发展的。张应强教授认为[22]3：
他提出范式这一概念，目的是要解释科学革命的发生。因此，他把科学发展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阶段―常规科学阶段和科学革命阶段。在常规科学阶段，科学家共同体成员遵循着共同的范式开展科学研究，科学在范式的约束下稳态发展；而在科学革命阶段，常规科学时期的范式遭遇到科学中“例外”的挑战，“不可通约”的原有范式为新范式所取代，旧范式的一致性消失了，科学发生了“范式转换”而进入到新范式约束的阶段。
关于“范式”的描述性定义，库恩认为，“范式是一个特定社团的成员共同接受的信仰、公认的价值和技术的总和。”[23]库恩还说：“我是把‘范式’作为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在一段时期中它为科学共同体提出典型的问题和解答。”[24]而《辞海》解释如下：“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研究传统’、‘理论框架’、‘理论上和方法上的信念’、科学的‘模型’和具体运用的‘范例’。”[16]472如果仅仅从描述性定义和内涵来界定“范式”是非常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明晰它的重要特性。按照张应强教授的观点，在库恩的范式理论中，范式还具有如下特性[22]3：
范式在常规科学时期具有公认性，为这一时期科学共同体所共同遵循，常规科学的研究活动是由范式指导的；范式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新范式与旧范式不可通约、不可共存；范式在常规科学时期具有“范型”和“典范”意义，对科学研究，特别是新一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进行“规范”和“示范”。
虽然“范式”并没有一个精确的和公认的普适解释和具体要义，但根据有关解释和库恩的观点，笔者以为，一种学科范式至少还应包括如下内涵：第一，共同接受和遵守的学科信念，不管是共同接受的信仰、公认的价值，还是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以及理论上和方法上的信念，都属于这一内涵；第二，公认的研究技术路线，包括公认的研究技术、研究传统、理论框架等；第三，具体模型和范例，正如前文所述的“科学共同体提出典型的问题和解答”、“科学的模型和具体运用的范例”等。实际上，学科信念在范式的内涵中至关重要，是第一位的要素。
范式是一个自然科学的概念，那么在社会科学领域怎么也存在学科范式呢？这得益于社会科学对范式的改造和借用，教育学也因此与范式紧密联姻。
社会科学对范式的改造和借用，其主要贡献为：其一，抽取和发扬“范式”对科学研究的“示范和范例”的规范要义；其二，改造和提升用来描述“科学革命”的“范式转换”的内涵。第一个方面无需细说。关于第二个方面，我们在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发展中可以看到[22]4：
社会学家对范式做了两方面改造。一是将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不可共存性改造为不同的社会学理论范式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可以共存的。二是扩大范式的内涵，以增强范式概念在社会学中的灵活性。
在社会科学中，范式既可以用来区分科学共同体，又可以区分不同的学科，甚至可以用来代表学科发展的不同阶段等。如经济学发展中的自由主义范式、政府干预主义范式以及后来的新自由主义范式等。经济学当中的这些“范式革命和范式转换”，并不是库恩所言之“范式转换”的意义，只是说明了这些经济学说基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模式本身的差异，是不同经济学思想的重要区别。同时，这些范式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可以共生共存的。艾尔•巴比甚至认为[25]：
自然科学家相信一个范式取代另一个范式代表了从错误观念到正确观念的转变，而在社会科学中，理论范式只有是否受欢迎的变化，很少被完全抛弃，范式本身并没有对错之分；作为观察的方式，它们只有用处多少的区别。
经过社会科学的改造，借用前文库恩范式的内涵，社会科学的学科“范式”则包括以下内涵：第一，科学共同体共同接受和信仰的学科信念，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已有科学成就等均属此列；第二，共有的研究技术及方法论体系，它规定了该门学科研究的方法和程序；第三，不同时期和阶段解决问题的具体模型和范例，或者是同一时期和阶段对同一问题的具体模型和解答。
虽然有学者认为，范式并不适合于教育学研究，“我们必须将“范式”、“范式转换”等诸类词汇从教育研究领域彻底清除，这应该成为每位教育研究者的理论自觉。”[2]34但是，诸多学者还是认为教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是存在研究范式的，这确实是得益于社会科学对范式的改造。而且，教育学存在学术共同体，有着众多的研究者。在该学科学术共同体内部，也有共存的学科信念、研究方法和体系、研究规则、解决问题的模型和范例等，同时形成了不同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流派，这些思想和流派也是共生共存的。故而，讨论教育学理论或教育学研究范式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二）教育学研究范式：必备要件
学界讨论教育（学）研究范式的颇多，但真正对教育（学）研究范式进行界定的不多，在此仅举一二。如尧新瑜认为，“教育研究范式”是为教育领域中学术共同体对所从事的教育研究活动的基本方法和规范的共同认识[26]。张应强认为，“教育研究范式”是指教育学学术共同体对教育研究活动所持有的共有信念、共同的前提假设，以及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研究规范[22]4。应该说，这些界定还是符合社会科学范式的重要内涵。一种独立的教育学研究范式的成立需要同时具备以下要素：第一，它是教育学学术共同体的共同信仰和教育信念；第二，遵循共同的研究方法和程序；第三，存在解决某种问题的模型和范例，既包括不同时期和阶段，也包括同一时期和阶段，三者缺一不可。学界很多区分教育学研究范式的标准实际上只是研究方法，如王[27]，冯建军等[28]，李雁冰[29]，冯雯[30]，等等，却不是共同信仰和学科信念的区别。而后者，正如前文所言，却是构成一种研究范式的关键因素。
（三）教育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同“范式”的距离
自1978年以来，关于教育本质的研究，我国大致已有30多年的历程。这一研究历程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978―1984年的激烈争鸣阶段、1985―1994年的争论沉寂阶段和1995―2008年的深化探索阶段，其中有生产力与上层建筑说、培养人说与传递说、社会实践活动说、多重本质说、反本质说等五种典型观点[31]。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教育学界对教育本质展开了极为激烈的争论，这与当时哲学界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社会形势有关。新世纪10年来，教育本质研究进一步发展，同时存在多元视域。如舒志定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研究者依据不同的理论视角对教育本质问题展开了讨论，提出富有启示的理解教育本质的观点；这其中包括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本质理解思路的更新、后现代教育思潮对教育本质观的消解、人学理论克服教育本质研究人的空场等三方面[32]。这些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研究，逐步形成了教育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那它到底是不是一种独立的教育学研究范式呢？这就要看这种本质主义是不是具备教育学研究范式的三个要素。其一，教育本质问题存在学术共同体，要不然不会发生那场教育本质问题的大讨论，同时存在共同的教育信仰和教育理念：教育存在本质和客观规律；教育学研究就是要发现这种本质和规律。也就是说，第一个要素是具备的。其二，这些教育本质问题研究是不是遵循共同的研究方法和程序呢?很显然不是。教育研究实践中共有三类研究方法：实证方法、人类学方法、思辨方法[21]13。上世纪教育本质问题研究大多是采用思辨方法。该种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哲学方法，即首先提出一个命题，然后运用与此命题相关的一系列系统化的概念，经过逻辑推理得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这些系统化的概念包括前人权威的定义、历史经验或前人的研究成果（包括实证研究成果）。新世纪的教育本质问题研究实际上是三种方法兼用，更多的趋向于人类学和实证方法。既然研究方法不同，就很难说存在共同的研究程序，出现那么多种教育本质说则不足为怪。因此，第二个要素是不具备的。其三，是不是存在解决教育本质问题的模型和范例？这个显然也不是。因为关于教育本质就有多种观点和学说，都有自己的理论主张，不存在回答教育本质的模型和范例。故而，第三个要素也是不具备的。因此，从一种独立的教育学研究范式的必备要件来看，教育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确实不是一种研究范式，与“范式”的距离相去甚远。
根据前文对教育学研究中反本质主义的科学界定，笔者以为：第一，反本质主义教育研究存在学术共同体，也存在共同的信仰和教育信念，包括对教师和学生关系的认识、学生主体地位、研究方法的认识等，基本都是一致的。因此，第一个要件是具备的。第二，存在共同的研究方法和程序，那就是人类学方法及研究程序，且都是比较成熟的分析路径和研究技术体系。第二个要件也是具备的。第三，存在解决具体问题的模型和范例，这就是人类学方法中的具体研究设计，包括田野工作、扎根理论、个案研究、行动研究等设计。这些研究设计也都是成熟的、操作性极强的研究技术体系。如有学者运用个案研究设计来研究大学校园中的贫困文化[33]。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人类学方法。因此，第三个要件也是具备的。根据以上分析，教育学研究中的反本质主义实则为一种教育学的人类学范式。人类学研究范式在教育学研究的运用中可能会给教育研究及发展带来诸多益处，如有助于我们认识教育的“文化品格”，更加注重教育事实及现象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从教育的角度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等。甚至有学者认为[34]：
当前我国教育研究应该更多提倡从书斋到田野、从田野到书斋的人类学研究范式，提倡进行更多理论联系实际的、人类学范式指导下有扎实田野工作基础的个案研究，并以此进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理论建构。
综合上述分析，教育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不是一种教育学的研究范式，它只是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不同观点和教育思想。而教育学研究中的反本质主义是教育研究的人类学范式，具有共同的学科信念和研究方法体系。二者本质上就不是同一层面的概念，发生激烈的争辩难免产生诸多认识误区，反过来又激发了更为激烈的争辩，使得二者的论争愈演愈烈而不得停息。换言之，二者只是从不同的视角共同探寻教育领域的有关问题，本不应该发生如此对立的争辩。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教育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本应而且也会逐渐走向融合，共同促进教育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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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的本质篇2
关键词：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本质；认识论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8-0020-02
一、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是一个发展过程
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以来，科学社会主义（以下通称社会主义）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一直是无产阶级理论家和革命家探索的重大问题，更是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实践中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任务，它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与前途。
认识事物的本质是认识的根本任务。本质是事物内在的、相对稳定的质的规定性，由事物的主要矛盾构成。事物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主要矛盾，也就有不同的本质。
而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解读马克思，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家们所做的探索，这也是学界较为忽视的一个视域。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识是以实践为基础，对事物所做的多角度、多层次、历时态的、能动的反映。认识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改进与完善的过程。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虽没有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概念，但有过明确的本质性论述，可以概括为：生产资料公有、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应当与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
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后，各国共产党在实践中进行了艰难的探索，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由于未能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本质，导致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和东欧等国受挫；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突破了苏东各国共产党在认识论上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与封闭主义，发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推进了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的发展。
但国内学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解读，还停留在邓小平时代，对邓小平之后的社会主义的发展缺乏本质层面的认识。本文从认识论角度，首次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的三大发展，首次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
二、苏东各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上的探索
十月革命后，列宁意识到，完全依赖马克思主义现存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够的。他主张在实践中发展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并做了许多重要探索，如注重发展生产力，注重对资本主义的利用。列宁去世后，苏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限定在体制层面，教条理解马克思理论，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本质。
东欧各国，尤其是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共产党意识到苏联模式的不足，注重人的主体地位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没有正确揭示社会主义本质，不能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导致事业夭折。
为什么苏东各国共产党不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因为他们违反了马克思主义以下认识论原则：
第一，从认识的原则上，无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认识标准，奉教条为绝对化的行为圭臬。
第二，从认识的范围上，缺乏对事物的本质做多层次、多阶段的认识。仅从体制层次来认识社会主义本质，追求单一化与单极化。
第三，从认识的角度上，缺乏从主体角度理解事物本质，忽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原则，不能认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第四，从认识的视域上，将社会主义看着是一个封闭的、孤立的、硬化的系统，过于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忽视同一性，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做了完全对立的理解。
三、从认识论看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总结了苏东各国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经验教训，坚持马
思主义的认识论，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展。这主要体现在：
1.将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范围，从体制层次（无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公有，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提升到功能、目标层次（解放、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达到共同富裕）和目的层次（以人为本，促进人与社会全面、和谐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对取代资本主义，且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设想，采取了一种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对比的认识模式。
苏联时期，列宁曾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设想，非常强调生产力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吸纳。但列宁之后的苏共将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对比模式理解为对立模式，并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立场放弃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提出人道的社会主义，想克服生硬的体制化的认识立场。但他完全抛弃了社会主义在体制层次的本质内容，如无产阶级专政，导致了苏联的瓦解。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时代，就坚持并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为主、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体制层面的本质内容。但中国共产党在保留体制层面的本质基础上，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或主要功能）也纳入到社会主义的本质范围。1992年，针对姓“资”姓“社”的争论，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
然而，中国共产党没有将功能层次看作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最高层次，而是进一步将本质范围推进到目标层次，即以人为本，促进人与社会全面、和谐的发展。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江泽民详细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3]2006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体制的建立，是为了功能的达成；而功能的达成，是为了目标的实现。体制、功能、目的，这是理解社会主义本质不可或缺的三个层面和三项内容。
2.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角度，从客体向度（以体制、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社会发展工具为本质内容）推进到主体向度（通过社会主义领导主体暨共产党的执政规律——“三个代表”思想来揭示社会主义本质；通过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观，从人与社会这两类社会主义主体层面，揭示社会主义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新本质）。
世界的历史，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历史。社会主义事业不仅是其客体的发展，更是其主体的发展。体制，只是一种工具与客体。仅以体制为认识对象，是一种忽视主体的认识向度。对社会主义的实践主体——人的规定性，应该成为社会的本质内容。
马克思经典作家虽然没有直接将人本主义原则表述为本质，但他们强调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本主义这一基本价值取向，列宁那里也是得到了继承。
列宁之后，受斯大林时的苏共影响，共产党世界在认识领域长期忽视人的主体性原则。虽然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也曾想恢复人的主体地位（如1968年4月，捷共提出建立“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实行能提高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戈尔巴乔夫也提出要建立人道的社会主义，要与生硬的体制与冷漠的官僚主义做斗争），但由于没有真正从社会主义本质上恢复人本原则，没有真正突破体制框架，虽有成效，但终归失败。
中国共产党从毛泽东时代起，就在实践中建立了群众路线。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对群众路线做过重要论述。中国共产党一直提倡“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既是工作路线，更是认识路线。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新的世纪和新的发展，面对着全球化与多元化格局，中国共产党正式将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观纳入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层面。江泽民明确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这样，将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客体事物上的发展，拓展到了人这一历史主体的发展层面。
江泽民还提出了“三个代表”的建党思想。这是进一步从社会主义建设主体的核心力量——核心主体层面对社会主义的方向与本质进行揭示。
胡锦涛进一步从社会这一群体主体角度
提出和谐社会思想，并将其纳入社会主义的本质范畴。社会是众多个人的集合，它反映社会成员个体之间的关系及他们在群体中的地位。个人的发展，是与自然与社会协调、和谐的发展。“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要，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4]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5]这个和谐的社会系统对外部也能体现其和谐的本质，成为构成和谐世界的重要成分。
这样，和谐——这个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所做的设想，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实践与理论探索，终于在实践上确立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和谐思想在社会主义阶段的继承、实现与发展。
3.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视域，由内向性、封闭性（产生了“一大二公三纯”等教条）导向外向性与开放性（强调社会主义对内对外都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提出人的全面发展与和谐社会观等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
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事物，既是一个独立系统，也是依赖母系统的子系统，与系统内外的其他事物或元素进行信息、能量与物质的交流，才能健康成长。
二战后的冷战，使社会主义国家与更广阔的世界文明母系统日益对立，甚至社会主义内部也相互孤立，使得社会主义政党形成了一种自我封闭视域：将社会主义生态系统作了“纯洁化”的封闭性理解，忽视外因与外部力量；封闭使力量向内，内向性导致系统内耗。
这种认识视域上的封闭与内向，也导致教条化认识。权威的思想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标准。自闭，导致缺乏活力与创新。
在实践上，苏联虽然在军事工业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于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处于迷雾中，整个国民经济呈畸形发展，尤其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长期停滞，使生产力与人的发展都受到阻碍。
中国曾经奉“一大二公三纯”为绝对真理，不能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理论创新与发展。文革十年间，正是世界突飞猛进的时期，而中国却关起门来搞建设。甚至，内部各地区、各部门之间也是相对封闭的，人才与物质的流动，也被严格限制着。
邓小平意识到在认识上采取教条主义、封闭主义是行不通的，提出改革与开放的基本方针。
改革，就是将社会主义系统内部看作是一个开放的、互动的生态内环境，让内部各类矛盾、各类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为了使社会主义系统内部各地区、各部门、各生产力要素处于活跃的发展之中，确保各类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从而解放生产力和社会主体。
开放，就是将社会主义系统看作是整个人类文明生态母系统的子系统。不对外交流与合作，就不会促进内部力量的更新与壮大，就不能及时吸纳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化，使子系统在地位优势上被日益边缘化，在信息作用与反馈上日益钝化，在竞争中力量日益弱化。
正是开放性的视域，江泽民才可能提出人的全面发展观，胡锦涛提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思想，使社会主义子系统与人类生态文明母系统更能相融互利。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以后所采取的外向性与开放性视域，是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视角。它有助于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与自闭主义的认识方法。如果说，人的全面发展观是对内向性视域的突破，外向性的积极成果；那么，社会和谐观则是对封闭性的突破，是开放性的光辉成果。
四、总结
由于在认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中国共产党才得以突破长期以来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与封闭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进行正确的继承与成功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总结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以公为制为基础，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为发展方向，以社会共同富裕、和谐，人的科学而全面的发展为目的。
人类历史滚滚向前，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仍未结束。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挑战，各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事业仍然艰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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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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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的讲话[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1：26.
人文主义的本质篇3
[关键词]社会和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决定》的这个重大论断,深化了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注释，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表明我党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有了客观的认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探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一、“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这一重大论断提出的背景
1.“这一重大论断”是在深化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的不断发展，要求我们从多种维度去拓深和完善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三位一体”理论，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
2.“这一重大论断”是在深入认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出现的阶段性特征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
目前，我们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是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同时，也是一个矛盾凸现期。我们党认为，解决上述一系列两难问题，必须坚持以和谐理念为指导，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贯彻统筹兼顾的原则，从而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所在。
二、“社会和谐”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基本内涵
1.生产力高度发达是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
和谐社会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是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特征的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离开必要的社会物质条件,离开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社会就不可能实现和谐发展。
2.共同富裕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贫穷是产生不和谐的根本原因,不消灭贫穷,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谐。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共同富裕的社会。
3.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和谐的核心价值目标
人的全面自由和谐的发展,人与人的和谐相处,是社会和谐的最高境界。同志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与人、社会、自然之间和谐相处；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为本,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的和谐发展之路。
三、“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是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重大论断
1.社会和谐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为人类探求和谐社会指明了道路。他们指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的统治,变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才能真正建立起共产主义的和谐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便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追求的理想社会是消除了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
2.社会和谐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认识的丰富和发展
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加鲜明、更加突出地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总书记强调：不和谐不是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注重社会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的利益关系；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3.社会和谐凸现了社会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先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新的理论构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原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发展为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空间。《决定》首次提出的“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重大论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高度,进一步凸现了社会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使我们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理论更加充实、更加完善。
总之，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重大论断,是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必然要得出的逻辑结论，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丰满、更加清晰也更加深刻,从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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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的本质篇4
论文摘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理论内涵，并在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发展观和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深刻揭示了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联系，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开辟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学说的新境界。
社会主义本质是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更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日益推进，社会主义本质也随之日益丰富，社会主义优越性逐渐体现出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针对新时期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进一步阐明了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径，是社会主义本质论与时俱进的新发展。从“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来看，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丰富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本质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深刻地揭示了新形势下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根本要求，也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在更高的层面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有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有利于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把握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人类社会发展动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论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引起的。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在它们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引起社会变革的根本源泉，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因此，衡量某种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进步与否的标准只能是判断它是否适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邓小平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2]。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中，邓小平特别强调了生产力观点，指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荃础，离开了这一点就离开了社会主义的根本，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
“三个代表”关于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新发展，凝结了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先进性的根本标志与根本要求就是代表和发展中国的先进生产力。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3]。邓小平则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LI丁。江泽民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使人民的生活日益改善，不断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仁4]。因此，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其纲领和实践中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始终走在先进生产力的前列，忠实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建立和健全符合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坚实的物质基础。
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带领全国人民尽快发展生产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世界科技革命正在形成新的浪潮，又一个科技和经济大发展的新时代正在来临，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大国，都在加紧调整科技和经济战略，增强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我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内容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离开先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进步、党的宗旨的实现和先进性的弘扬就无从谈起。
社会主义作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其本质就在于它比资本主义制度更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理应成为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科学论断，不仅是党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对党的建设提出的客观要求。“三个代表”把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作为第一个方面提出来，突出了“生产力”的理念，直接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准确把握和对国际国内形势深刻洞察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社会主义发展观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论
文化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历史证明，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巨大作用，先进的文化推动社会发展，落后的文化阻碍社会发展。中国先进文化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江泽民指出:“牢牢把握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不断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从思想上精神上正确武装和不断提高起来。这也是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4]。在当代中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一切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先进的社会生产力，要求有先进的社会文化与之相适应。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决定了先进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且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先进文化的发展看作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反复阐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需要先进文化的智力支持和文化依托，没有代表社会发展趋势的文化知识、理论武装，就难以在发展先进生产力中有更大的作为。同样，先进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最新经济运行方式和新科技手段的介人，否则，文化发展就难以有更大的实力。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之论述，突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全面发展思想，体现了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本质要求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一种坚持社会全面发展的社会历史观，它既承认生产力、经济基础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又高度重视作为上层建筑的思想文化的反作用。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社会制度，又是一种思想体系，作为思想体系的社会主义，是从批判资本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而来的，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因此，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第二个目标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其精神实质就在于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始终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体现在上层建筑的思想文化方面，就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建设。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民族的重要力量和体现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党只有坚持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才能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才能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三个代表”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者统一起来，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规律的高度，在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同时，又从精神文化层面上揭示出保持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根本要求和任务，从而要求中国共产党应当自觉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推动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任务。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将代表中国先进文化概括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任务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4〕。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灵魂，它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内容中““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50多年前就深刻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只有无产阶级的运动才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5]。正因为如此，工人阶级的事业与全人类的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不会也不可能孤立地寻求自己的解放，它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使自己获得彻底解放，就必须首先解放全人类。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决定了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一切向人民负责，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惟一、根本的宗旨，是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价值目标。毛泽东一早就说过:‘“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3]。邓小平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1]。邓小平在揭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与社会主义最紧密的本质联系之后，紧接着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突出了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方面的目标和要求，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而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本质。这是与其他一切剥削制度的根本区别所在。特别是“共同富裕”的目标，体现了它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义和价值。邓小平始终强调要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答应不答应”为标准来衡量党的各项工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终目标和归宿就是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和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继承和发展。江泽民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出发，更加深刻地指出，中国共产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4]。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一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4]。我们党的所有工作，“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这始终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4]。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和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贯穿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的主线和灵魂。从根本_1二说，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就在于它一贯忠实地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泽民把实现共同富裕提升到党的建设的高度，发展成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最终目标的集中体现和进一步深化。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要求党在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基础上，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观念，在实际工作中，切切实实地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仅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经济利益，还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政治利益，真正体现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党是人民的公仆的党建思想。他反复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并要求全党和各级干部“把人民的利益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人文主义的本质篇5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超越
中图分类号：D033.3文献标识码：ADOI：10.13411/ki.sxsx.2016.03.019
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酝酿、分析、综合后，我们凝练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二十四字”方针，从此，它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取向，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凝聚力量，指引着全国人民奔向幸福的明天。但不少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识十分模糊，甚至不能在本质上区别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此，从理论上厘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关系，实为一项重要课题，无疑将进一步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层认识，进而推进其现实践履。
一、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质性
所谓核心价值观，乃是一个社会中居统治地位、起支配作用的核心理念，也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必须长期普遍遵循的基本价值准则。从一般与个别或共相与殊相的关系看，核心价值观属于一般、共相，而不同社会形态的核心价值观属于个别、殊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属于社会形态的核心价值观范畴，因而从一般性上讲，它们在性质、特征以及其所要发挥的重要作用等方面，表现出同质性。
（一）同为社会核心价值观，均对国家建设事业发挥引领作用
历史上的社会形态各异，但作为社会核心价值观，却始终肩负着一项共同的职能，指引着一个社会向前发展。当前世界上占主流的两种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为共同的要求：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与发展规划的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及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各项生产性经营活动的开展，都要遵循该国核心价值观，无论何种形态的社会，其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和总的命令是必备的。在这种核心价值观要求之下，国家建设承担相应的责任、追求相应的价值。这样，社会核心价值观便决定着一国的政策导向、利益机制和社会环境，因而承担着重大的职能。与人们的生产生活与现实利益密切相关的各项政策，都要在这个价值观指导下进行，形成一国经济效益与价值导向的有机统一，达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实现道德建设与市场经济良性互动效应。如此，一国的政策评估与纠偏机制，便围绕着社会核心价值观有效运转。
在当今的两种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中，法制成为治国的主要手段，而这个手段又要在国家核心价值观指导下进行。法制国家都要求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无论是立法、执法、司法还是普法，都要求用法律的权威来增进人们践履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是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具有相同的成分，如自由、民主、正义，这就表明只有维护法律的尊严，才能真正将核心价值观落到实处。将社会核心价值观上升到法律的具体规定，使法律可以充分地发挥其规范、引导、保障、促进的职能，进而为一国核心价值观的贯彻执行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如此一来，国家的制度建设与社会治理中，均融入了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作用。核心价值观能够使一国形成有效的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解决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奖励惩处机制，能够实现社会的良性治理，提升社会道德水平，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以便最大限度地推动社会良序发展，创造和谐的生活氛围。
（二）均将培育和践行活动融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
无论是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不能仅停留在政治家心中，也不能仅停留在知识分子的意识里，而是要深入到人民群众的头脑中，正所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唯如此，才能发挥其真正的效能。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所指出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旦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也只有理论掌握了群众，才会变成物质力量。核心价值观只有被群众所掌握，才能转化为根本动力。在这一点上，无论何种社会形态的核心价值观，都是一项不可攻破的铁律。因此，宣传、教育便成为培育与践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主渠道和主要手段。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文化产品，抑或网络传播，都以社会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以增强人们对核心价值理念的认肯度。社会核心价值观以文化的形式，贯穿于整个社会行为的各个环节，渗透于人们的意识和实践活动之中。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宣传、教育、网络等方面形成了理念的对峙。由于内部与外部干扰性因素的影响，每一种社会核心价值观要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效果，并非一日之功，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三）都是一国文化软实力的源动力和精髓
关于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最尖锐也最明智的说法，就是亨廷顿在《文化的作用》一文所引用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两句话：“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2]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并以文化的形态表现出来。核心价值观，通过影响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进而影响人类进步。如果说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是一国硬实力的话，文化则是一国的软实力。一个强盛的国家，不仅应当具有经济上和军事上的硬实力，更应当具有文化上的软实力。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与其说表现在硬实力上，倒不如说更多地表现于软实力上。这也正是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搞文化外交，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殖民的意图所在，这种文化渗透与文化外交，旨在改变文化输入国的核心价值观。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构成竞争与对立态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必将重视自己的文化软实力建设，以充分提升自己的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以捍卫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以促进本国政治与经济的发展，为本国人民增进福祉。在此意义上，无论是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们都是一国软实力提升的根基。要改变一个国家，首先要改变一国公民的思想，而这个思想的改变就是价值观的改变。一旦一个国家的公民的思想受他国的核心价值观所左右，那么，这个国家将毫无疑问地在灵魂上沦为他国的奴隶，这是该国的灾难和耻辱。也正因如此，各国才强调自己的核心价值观的地位。
当然，作为一国发展的根本精神支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还具有其他一些同质方面，比如均具有确定的指导思想，均为一国或一种意识形态的信念，均对人们的生活方式起指引作用，等等。掌握了二者的同质性特点，才能够进一步加强对其异质性的认知。对二者异质性的认识，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所在。
二、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异质性
由于意识形态不同，国家利益与民族文化不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必然存在深刻的异质性。为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只有厘清了二者的差异所在，在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才不会误入歧途。
（一）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资本增殖”为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以“人”为本
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为资本主义精神，这在资产阶级作家那里，早已得到了概括。本杰明・富兰克林把资本主义精神总结得十分透彻，其核心思想为“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主张守信、诚实的德性，都是为了履行增加资本的责任。这样的精神从自由资本主义开始，一直延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从工业化时期一直展续到后工业化时期。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深刻地洞见到这样的真理：资本增殖是资本主义的生命线，换言之，资本增殖便是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3]275韦伯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从伦理视角去剖析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认为这种价值观所宣扬的至善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的价值理想，丝毫也不会考虑到劳苦大众。他指出：“这种伦理所宣扬的‘至高的善’，也就是指尽量地多挣钱，加之那些与一切本能的生活享受相抵制的规范，是毫无幸福可言的，更谈不上享乐了……，赚钱、获利总是左右着人们的思维，并将其视为一生的最终目的。”[4]
与之相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思想体现为以“人”为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坚持以下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关注人们利益诉求和价值愿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5]国家富强、社会和谐，都是为了能够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的生活，建设一个公正、法治、自由与平等的社会，其目的正在于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权利和尊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就在于实现人民幸福的梦想。人民幸福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追求和核心理念。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异质性所在。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为了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
进一步来讲，我们的社会主义不同于前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也不同于民主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更不同于资本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确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成果的承接基础之上，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的共识而做出的价值论断，因而它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全面进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强大的正能量作用。
（二）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外在地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表现为人民大众的文化
马克思哲学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法，就是阶级分析方法。尽管在国内，阶级对立作为主要矛盾消灭了，但在国际范围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依然存在各种对立格局。因而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体现为资产阶级的文化，它不可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也绝不会体现工人阶级的文化，这是由资产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只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真正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成为人民的、大众的文化体现。“对一个社会、一个群体或一个个人来说，文化是借助内聚力来维持身份认同的连续过程。”[6]35-36资本主义文化是资产阶级借助内聚力来维持身份认同的连续过程，通过这个运动过程，资产阶级内部便可构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将这个阶级团结起来，一致探索更加巧妙的方式对劳动人民进行隐形的剥削与压迫，以便维护其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不动摇。“文化帝国主义”是最好的见证。只有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人民大众自己的文化才会真正得以映现。正如党的十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乃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的方向。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以便增强全民族的文化创造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就是要解放与发展文化生产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文化舞台，让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让人民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得以充分提升，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不仅如此，文化与经济和政治具有紧密的关联度，作为文化之核心的价值理念必然与经济和政治发展状况呈相关态势。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的集中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7]体现资本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集中反映着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并为之服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应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集中反映，并为之服务。
人文主义的本质篇6
文化批判传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谱系确认卢卡奇物化、物化意识形态是文化批判、文化哲学属性，要对此进行更深一层的解读，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史的角度进行一番比较分析。
第一，卢卡奇“物化”理论作为文化批判方法和青年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资本主义及私有财产的批判理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异化、对象化概念，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异化劳动是资本雇佣劳动关系的基础，私有财产和人的本质。共产主义是扬弃私有财产，扬弃异化，实现对人的真正本质的占有。显然，异化劳动理论是高度哲学化的人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随着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发现异化劳动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财产制度的本质、内部生理机制方面的局限性。剩余价值理论取代了异化劳动，成为马克思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异化劳动逐渐退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行列，“异化”这一概念虽然保留下来，但只是用来描述社会关系特定情形的术语，并转变为“拜物教”、“物役性”、“似自然性”等概念，用以分析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本质属性，成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批判概念。在卢卡奇那里，物化、异化、对象化是一回事，其所使用的方法和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方法是一样的，取自于黑格尔的实践人本主义方法，即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它们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批判奠定了基础。
第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一方面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个流派的文化批判传统；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展文化批判的进程也极大丰富、拓展了卢卡奇物化概念的内容，丰富了文化批判的形式和手段。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文化批判的基本形式是思想批判、哲学批判，它是思考异化、物化及其扬弃等哲学主题的人本主义方法，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核心内容。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萨特在晚年努力构建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人本学就充分展示了哲学批判的意义。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萨特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进行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富有生命力，但其自身存在诸多缺陷。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各类体系中，存在着“人学空场”：对人，特别是对个体存在价值的忽视；马克思主义应当成为一种以个体实践为基础的历史人类学；在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毫无疑问是辩证法。同卢卡奇一样，萨特反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和唯物辩证法，主张建立“人学辩证法”来替代；他从《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引进了“总体性”概念，指出总体性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特色，要用“中介方法”来补充、完善、吸收“精神分析”和家庭、社区等因素，并用前进一回溯方法补充、完善。这一总体性辩证法是哲学批判方法，为此萨特提出“匮乏”这一概念作为自己“哲学批判”核心概念。“匮乏”是特殊形式的异化，它吸纳了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思想，用来分析社会关系和历史的本体。它是人类历史的起点，也是其基本条件和基本关系，是人类实践的重要驱动力，是人类历史可能性基础。现实的历史是由于匮乏所引起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异化的历史。人的实践和人的历史是不断超越匮乏、扬弃异化的进程。匮乏的异化是普遍的、基本的，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不可根除的。致力于消除匮乏的革命总是面临着“匮乏—消除匮乏的革命—重新恢复匮乏”的无限循环和周期。如果不能跳出这一“周期律”，革命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可以说“，匮乏”作为哲学批判概念，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功能。如果将“匮乏观念”在人群中灌输，使之传播、普遍化，势必在群众中形成这样的观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法最终胜利，“解放”是神话、幻想的意识，进而成为解构革命或阶级意识的因素或力量。法兰克福学派以马克思异化理论、卢卡奇物化概念为基础，极大地拓展了异化的形态、功能和作用。他们认为，异化是极其普遍的、多样化的，尤其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具有许多全新的特性。工业社会普遍存在的技术理性、技术统治、科学技术异化等异化、物化的全新类型。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中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意识形态；通过技术统治建立起来的技术、生产、组织、消费秩序，使劳工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消费、日常生活领域同质化了，人的单向度或同化形成了；不仅如此，现代社会异化更多表现为人的自我异化，表现为无形的文化力量对人的内在心理的操纵和人的主体性的消解：现代人的压抑性心理机制，个体逃避自由心理机制，不健康人的性格结构，重占有的生存方式等等。这些物化、异化的不同形式具有各种功能：哲学的“同一性”功能；理性的“启蒙功能”；思维的肯定、非批判；人性自我膨胀功能；技术统治、异化的同化功能；心理压抑功能……物化、异化的所有这些功能，特别是人的自我异化对于人的心理、身体和生存方式产生巨大影响力。如果说，在卢卡奇那里，物化使人数字化、抽象化、原子化；那么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文化意识形态的各种自我异化力量则表现为对人的心理、人格、性格结构、本能、“力比多”、生存方式……人的内在、主观世界的控制、支配。
第三，促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谱系的形成。“文化哲学”这一术语是源于19世纪西方哲学的哲学思潮，德国“新康德主义”最早提出了自己的“文化哲学”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虽然没有“文化哲学”术语，但形成了详尽系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文化哲学理论：社会意识、社会心理、个人意识、个人心理、意识形态、文化、社会主义文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都特别重视文化的性质、本质、作用，文化的不同形式、文化发展等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于“无产阶级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等问题的深度探析。以卢卡奇、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则将文化或意识形态理论列为其研究主题。从狭义上讲，文化就是意识形态；从广义上讲，文化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对象、领域，意识形态或观念系统只是文化的要素，是文化的内核或本质。文化是以意识形态或观念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形态。卢卡奇的物化和阶级意识理论提供了第一个比较完备的意识形态理论，由此开始贯穿西方马克思主义全部历史之中，如葛兰西、曼海姆、戈德曼、布洛赫、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阿尔都塞、布尔迪厄等等都相继提出了自己意识形态或文化理论。这些理论借鉴、吸收了卢卡奇的物化和阶级意识概念，并予以改变、丰富、深入发展；理所当然地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或文化理论，对意识形态的性质、存在形式、本质、样态、功能、社会作用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一）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卢卡奇将意识形态界定为物化、拜物教意识；葛兰西将其理解为“文化领导权”；萨特将其确认为“匮乏观念”；法兰克福学派将其归结为虚假的、肯定的、欺骗、控制、工具性意识；哈贝马斯则将其解读为“合法性”、“合理性”。（二）意识形态的存在形式由观念系统转变为符号暴力系统。卢卡奇、葛兰西、曼海姆、阿尔都塞等人都将意识形态视为意识、精神、观念系统。随着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向“语言学”、“符号学”转向，意识形态开始归结为一种符号权力或符号实践。（三）意识形态是虚假的观念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分学者，当然也包括卢卡奇，从马克思那里吸收了“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颠倒的观念这一观点，进而认定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的观念体系。（四）意识形态是一种物质性机构或者国家机器。阿尔都塞将市民社会各种私人或社会组织称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布迪厄认为：“我可以说，所有的学术系统，所有的教育系统都是一种意识形态机构……”（五）意识形态既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实践。意识形态或文化是政治权力的特殊形式。葛兰西的“领导权或霸权”概念，说明了意识形态是一种特殊政治权力；卢卡奇则认为，无论扬弃物化还是确立阶级意识，都需要通过实践和斗争。
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而言，究竟什么是意识形态?什么是文化?二者是什么关系?这是首先应当弄清楚的问题。卢卡奇的物化意识形态理论，在对意识形态或文化的界定上，注重分析文化意识形态内容、本质、功能，但缺乏对文化的存在形式、活动载体的研究。尽管如此，物化和阶级意识概念对于我们深入拓展文化概念具有重要意义。意识形态与文化，从狭义上看它们是等同的；但更为精确的讲，意识形态作为观念只是文化的内容、内核、本质、核心本质。文化包括两个层面：内容———意识形态；形式———符号系统、符号权力、符号的结构、符号实践……其次，文化应当按照社会历史类型区分为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以物化意识为基础的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而以无产阶级意识为基础的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物化意识与阶级意识成为两种文化体系的本质区分。物化意识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本质、核心价值，阶级意识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核心价值，分别代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文化价值观念。对于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来说，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主观精神革命，就是回归总体性、扬弃以物化意识形态为基础及核心价值的资产阶级文化向以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过渡。卢卡奇的物化和阶级意识，不仅准确界定了文化的两种社会历史形态，还指明了文化形态的转变过渡，即主观意识革命、发展的规律。
二、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及其形成路径
除了要弄清文化概念的真实含义以外，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更为重要的任务是从学术上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如何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发展，从而使无产阶级取得文化的领导权?在列宁那里，无产阶级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一直是其关注、思考的重要问题。前苏联的学者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共产主义文化形成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讨论。对文化问题更为重视，提出了许多有影响、有价值的观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则与时俱进、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命题。但是，关于什么社会主义文化以及如何形成、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一直存有争议，难以形成共识。卢卡奇以物化和阶级意识为标准，将文化划分为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分析路径，有助于我们较为明确、合理地定义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内涵：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文化，是扬弃了物化意识形态的、以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为基础及核心价值的总体性观念，是以无产阶级或革命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符号权力体系及新型实践过程。在社会主义文化的这一定义中，卢卡奇的物化、阶级意识、总体性观念是最基本的理论支撑点。根据这一概念所阐述的思想，结合对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对社会主义文化及领导权的形成、发展的基本路径提出以下两方面的思考：第一，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形成应当首先彻底地扬弃物化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否定与肯定、破与立的辩证统一。不破不立，破即否定、断裂。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宣告：“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破除资产阶级文化的物化意识形态是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必由之路。但是否定物化意识形态并非要彻底抛弃过去一切文化传统，并非要忽视文化意识形态的历史继承性关系。列宁在批判俄国“无产阶级文化派”时指出：“……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也认为：“清理古代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但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那么应怎么样扬弃资产阶级物化意识形态呢?要破除一切由物化产生出来的旧观念：如私有制观念、生存竞争观念、拜物教观念、匮乏观念、合法性观念、不平等观念、精英主义观念；开展对各种资产阶级主流思潮，包括启蒙主义、公民社会、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人本主义、实证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家主义、改良主义……最深入、最无情的批判；改革旧道德、旧制度；改变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方式、习俗、传统，实现移风易俗；积极推动形式多样化的思想批判、哲学批判、学术批判、文化批判；深入开展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鼓励学术争鸣、文艺风格“百花齐放”；促进思想交流、观念碰撞。其次，伴随着对物化意识形态的扬弃，应着力构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形成基础和核心价值。任何一种社会历史类型的文化内容，均是某种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成为一定社会制度和阶级的核心价值，包括世界观、方法论、伦理、人生观……社会主义文化区别、异质于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标准在于其各自核心价值的根本对立。资本主义文化以物化意识为核心价值，社会主义文化以无产阶级意识为核心价值。卢卡奇从哲学角度说明：阶级意识是“总体性”观念的实现；是无产阶级对其作为社会与历史相统一的主体与客体地位的自觉意识；是实践的、革命的观念；是社会各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认知、态度、接受度、情感、信仰的状况；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观化、内化。阶级意识在各个不同方面都是对“物化意识”的批判和否定。以阶级意识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公开表明文化是为无产阶级服务，表达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的，社会主义文化也是反资本主义的文化。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代替，确定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体现了其坚定的革命性。所以，马克思主义是阶级意识的世界观、方法论，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基石。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要求用社群主义代替市民社会，要求逐步废除私有制实现公有制；扩大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范围；信奉共同富裕，民生为本，坚持民主、平等、和谐、和平理念；努力弘扬共产主义道德、社会主义乌托邦信仰，反对生存竞争的丛林法则；倡导生态文明至上，不主张经济主义、发展主义、生产力至上的原则。如何构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呢?在卢卡奇看来，为了彻底消除物化，无产阶级必须将斗争进行到底，最后实现无阶级社会。
这就需要无产阶级，不仅与外部敌人斗争，更加需要进行无产阶级与自身的斗争———对资本主义的腐蚀和影响的斗争。克服物化的基本途径就是斗争与实践，也就是说，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社会主义文化形成的根本动力。进行斗争的主要方式是开展文化批判，即哲学批判、思想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日常生活意识批判、艺术-审美批判、宗教-伦理批判等等。达到这种文化批判的根本路径就是开展宣传和教育。工人阶级自身不可能自发形成阶级意识或社会主义观念；这种意识、观念需要通过革命知识分子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体的头脑中，使其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葛兰西的“领导权”和“阵地战”思想、列宁的“灌输论”，无不说明阶级意识的形成就是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它通过意识革命尽一切努力克服旧的物化意识对个体的影响，将无产阶级和社会大多数人口从旧的观念、思想、价值观以及传统、习俗、生活方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社会主义理论、思想占领阵地，广泛深入的传播，真正充实、武装全人类的头脑。第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应当贯彻“总体性”原则。卢卡奇认为，无论是扬弃异化，还是形成阶级意识、开展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都是总体性观念的实现。总体性反映了历史中主体与客体、理论和实践、整体和局部的辩证统一，揭示了人的主体性。社会主义文化的建立是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任何文化的目标都是影响人，构建主体的同时改变客体。社会主义文化的宗旨是促进“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建立”，是要培养造就社会主义一代“新人”，建设从根本上扬弃了物化结构的“新社会”。弗洛姆在《占有还是生存》一书中提出：要克服现代人在性格和心理机制方面的深层异化，就要超越重占有的生存方式，确立重生存的生存方式，使人由“重占有、自私”充满了物化的“旧人”变为“克服了物化人格”的新人。因此，社会主义的“新人”是具有远大理想、坚定信仰、崇高品德、健全人格、有文化、有纪律、对人民有深厚感情、意志坚强、大公无私充满乌托邦激情的人；新的社会就是“无阶级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是取消了生存竞争丛林法则，扬弃了异化的真正“自由王国”，是“乌托邦”精神的集中展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