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概论(收集5篇)
中华传统文化概论篇1
晚清的惨痛，不但有落后挨打、尤在于极大地动摇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与文化尊严。
五四新文化运动挽救了、激活了古老宏伟却又举步维艰的中华传统文化。革命的胜利，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世界先进文化的中国化，更表现了中华文化自我调整、自我更新能力。
新中国建立，文化自信大幅度提升。经过曲折的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与发展，增加了文化自信与文化尊严。同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就是说，我们的文化与这种文化哺育的人民的生活质量、文明程度、价值吸引力与凝聚力，还有差距；我们的文化软实力还大有提升拓展丰富的空间。新的环境与地位带来种种文化思潮的冲击与挑战。社会各界对于社会风气的批评声浪也还较高。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对接
中华文化化育着生活，规范着现实，同时提供了高端理想。“世界大同”，是中华传统文化早己出现的原始共产主义萌芽；“无为而治”，老子与孔子的这一共同命题，通向着马恩关于国家机器消亡的设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传统的结合。
中华文化的优胜还在于它的务实性与此岸性，在于它的机变与发展特色。20世纪后期，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行改革，西方一些大政治家，如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都仅仅看好中国的改革。
同志提出，要对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实现中华文化与21世纪科学技术新成就的对接，实现中华传统道德理想、文化理想与现代民主、法制、理性、文明追求的对接，尤其是实现中华文化的进一步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与中国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文化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可以看出传统与现代对接的追求与成果，看出近一二百年中华文化的飞跃与奋斗。它既继承了民本、尚和、仁爱、重义的传统，也渊薮于狂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德先生、赛先生、启蒙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并凝结了邓小平理论改革、开放、发展理念。
发展带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波澜与变动，也会带来某些失落与纠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十四字的实现，x不开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中华复兴、走向世界的愿景，还是古圣先贤全面小康、“惠此中国”的落实。
同志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面对文化乱象了吗？
我们这样一个古老与巨大的国家，现在面对着不同的文化思想潮流与文化生态，面对着所谓的某些文化“乱象”。
首先是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德文化与哲学文化，仍然有着独特的生命力，但也混杂着封建主义糟粕与某些前现代的愚昧。经过了急剧变动的20世纪，我们的文化传统也受到冲击、质疑与某些断裂。
其次是百年以来的革命文化，它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以艰苦奋斗、英勇献身、联系群众、团结守纪的党风政风民风为标志，以井冈山、长征、延安精神为代表，至今有着强大示范作用。同时我们面临着工作重点转移、长期执政与新形势下质疑乃至否定革命的思潮挑战与考验。
第三种文化潮流是五四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注重汲取的现代文化：包括对于先进生产力的获得与管理、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化教育模式、公共管理与商务管理、市场经济、人权、民主、法治、自由观念、竞争驱动等，其中却也混杂着某些唐突空洞的西化理念。
文化生态的细化与多样性。例如以政治与意识形态的主导为目标的主流文化，以多媒体与新媒体为依托的大众信息文化，以市场需求为主导的消费、娱乐、休闲商业文化，以学术专业、藏之名山、传之千古为着眼点的精英文化，还有民俗文化、兄弟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宗教文化、旅游文化、外贸文化、考古文化、引进的域外文化等。
值得重视的是多媒体与新媒体带来的传媒文化，它推动了文化民主与信息普及，同时带来了浅薄化与庸俗化，即文化的非高峰化、低俗化以及一定的非建设性。
我们的忧患在于文化的片面化、分裂化与极端化。例如现在还鼓吹“半部《论语》治天下”，还认为是革命破坏了中华文化。同样，把社会风气的所谓恶化看成改革开放后果的所谓“撕裂”理论也是有害与破坏性的空谈。而把中国的出路寄托于西化，否定传统、否定革命，更是廉价的荒唐。
我们的希望在于发挥古老的中华智慧，总结百年来的历史经验，珍惜得来不易的多方成果，实现以革命文化为引领、以中华传统文化为重要资源、以现代文化为驱动、发展与提升大众文化，以高端文化为成果与指标的文化整合、文化创新，这样才有文化的繁荣发展。
我们需要保持文化生态的健康、丰富与平衡。
为什么人人都在指责
社会风气？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文明礼貌的缺失。这是显而易见的标志与抓手。首都机场国际航班的工作人员大呼小叫，挥臂命令，驱赶排队旅客。高铁有了极好的硬件，却关闭车厢厕所以减少列车员的劳动，当旅客提意见时竟称“列车员太累了”。服务行业的服务与被服务都缺少互相尊重等。
文化强国的标志：创新与人才阵容
我们已经越来越强调创新的重要性了。这是一个经济发展与社会前进的历史课题，同时是一个文化课题。
发展离不开人民精神品质的优化，精神能力的活跃与发达，只有一个文化上具有充分发展势头的民族，才能有创造、有出息，也有对于人类的较大贡献。
文化强国之强，表现为阵容之强、传统之强、高端果实之强、创新成果之强。考虑到文化积淀的长久性、稳定性、学术性、智慧性、技艺性、创造性与精神品质性，我们更需要有自己的文化大家，我们须要通过实际操作，更多地体现与突出我们的文化自信、文化尊严、文化格局、文化阵容。
繁荣的概念是一个民主的概念，人民性的概念，也是一个高端的概念，精英性与创造性的概念，是一个需要经受历史的考验与鉴定的概念。
加强文化主题建设方略
一、在当前文化思想活跃，各有强调，文化生态多样，各有功能的时刻，加强文化理论的建设，注重打通与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结合，把尊重历史、立足国情与全面改革开放结合，把本土化与时代化结合，把重在建设、发展是硬道理与弘扬革命初心、继承革命传统结合，把延续文脉与转化发展“两创”结合，把海纳百川与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合。同时坚决地反对极端片面分裂的各种排他狭隘谬论。
二、精神文明建设要适当化虚为实，化零为整，可举行文明礼貌年、中华风度年、琴棋书画年、文明服务年等活动。以文明礼貌诚信为首要抓手，改变社会风气观感走势。可以类似访谈幸福、爱国的方式集中宣传教育，在高、中、初、幼学校中，在整个服招幸担在传媒上，在文教部门与团体中，连续大搞文明礼貌教育与礼治教育。
三、重视文化人才、构建文化阵容、显现文化自信，突出人文成果的学术成就，落实党的十七大、十提出的文化荣衔与国家奖励制度，建立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文学艺术高端人才的院士制度。
四、加强文史馆的智库作用，继续本馆的敬老助老宗旨，同时吸收一批年富力强、善于将学术资源用于时政咨询的研究人员参与。
五、突出双百方针，希望有关部门与高校、党校联合主办内参型的学理争鸣刊物。
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党校课程的一部分，使各级党员干部能够融会贯通，身教于先，同时能更好地进行言教。
七、办好各种文化活动，艺术节、电影节、诗歌节、祭炎黄帝陵、祭孔、纪念文化名人……同时规定，所有这些文化节日，除大活动以外，必须有高端学术研讨内容。防止这些活动的商业化。
八、对于一些传播能力较强的媒体，如广播、电视、网络等，要求它们必须在黄金时段播放一定比例的高端性学术性艺术性教育性讲座、研讨、表演内容。
九、除办好大众化喜剧化达人化央视春晚外，恢复播放文化部主导的偏重于艺术性经典性的春节文艺晚会。
中华传统文化概论篇2
一种学问的社会价值提升，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广度上的繁荣，一是深度上的升华。前者指研究领域的细化，体现为多分支，多领域，多维度和多元化，依据研究对象影响而定。后者指的是研究对象对于人及人类社会的价值追求和现实意义，是在对研究对象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价值意义进行反思与评价，从而得出对人类社会有益的规律性结论，这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共同点。武当文化研究是基于道教信仰及由此衍生的传统智慧，应该在价值观与方法论上启发现代文明，构建和谐社会。随着其研究方式由自发变为自觉，研究领域由碎片式变为系统化和整体性，研究重点由重现象学变为重形而上学，尤其是武当道教“太和”思想对于人性解放，社会和谐追求的现代意义，从而使之备受国内外学界关注。
《武当文化概论》首次界定了武当文化的概念，阐释了武当文化的基本精神，系统探讨了道教玄天上帝信仰与武当山宫观建筑、神仙造像、朝山进香等文化现象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对道教历史、玄帝信仰、建筑文化、斋醮科仪、武当武术、进香民俗、山水文学等，作了系统化、理论化的论述。《武当文化概论》作为第一本专门研究武当山历史文化的学术著作，不仅为武当文化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哲学内涵，也为今天武当山文物保护和文化开发，以及武当文化的宣传普及，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如果说《武当道教史略》是武当文化研究自传统文化研究的逻辑剥离，并使之具有地方独特性的开始，那么《武当文化概论》的问世，则是对以往武当文化研究的系统整合与理论勾稽，也是促成其形而上化与国际化的发端。
杨立志教授从事武当文化研究二十多年来，几乎徒步踏遍了武当山地区的山山水水，他广泛开展田野调查，深入探访风土人情，翻阅了大量历史书卷。在研究之初，许多人分不清宗教与迷信的关系，然而出于对这方水土的无限热爱，他顶着巨大的外部压力，一个人踯躅于武当文化研究之中。他曾为了印证“修山”的记载而夜困九渡涧，最终发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生态保护遗迹。他曾对前人关于对武当山的种种误解予以澄清，为武当山历史遗迹遭到破坏而大声疾呼，也曾因为国外学者对中国本土信仰的轻蔑，予以针锋相对的反诘。杨教授不仅仅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更是一位带有典型中华民族印记的爱国学者。通读《武当文化概论》一书，我们能够发现其中洋溢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开拓气魄，更能让人深深地感受到那种包容万物，终极关怀的广阔胸襟。
中华传统文化概论篇3
【关键词】中华审美精神审美文化民族国家现代化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B83-0【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7.10.008
“中华美学精神”语义
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关于“中华美学精神”的提法，指示了一个深远重大的方向。这一方向要求学术界创造性参与诠释，而不能是对这一提法重复性的表态附议。
对这一概念的语义分析与诠释是相关研究的第一步。
“美学”是指审美理论及其学科。尽管英文aesthetics可以兼指理论学科的“美学”与活动经验的“审美”，但汉语以两个词区分二者更为确切。一个需要指出的问题是，英文aesthetics的语用模糊性已经影响到汉语“审美”与“美学”原本清晰的语义，从而导致汉语美学界自身长期以来对这两个概念的混用①。倡导“中华美学精神”的本意，应该是指作为美学研究对象的“审美活动”的精神（具有民族国家传统风格的审美情趣、审美习俗、审美风貌、审美境界），而非指作为专业学科的“美学理论精神”（可以将这一概念引申为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感悟、品评、伦理教化诸特性）。诚然，“审美活动”这一美学对象包含着审美意识经由思想观念而理论化亦即美学化部分，从而，一个时代的美学理论思想不仅承袭美学理论思想观念史谱系的演变，也在根本上植根于本时代的生活世界而融入本时代的审美活动精神。从而，“中华审美精神”是比“中华美学精神”更完整更丰富的概念。
建议以“中华审美精神”替换“中华美学精神”表述。这也是这一提法的本来意思，即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审美文化精神。审美精神是华夏文明赖以确立的重要文化维度
“中华”作为民族国家有严格的内涵与外延。但作为文化概念，如何理解绵延流长且丰富多样而又高度统一概括的“中华审美精神”？
我们首先面临的是丰富多样的地域审美精神：
从空间范围看，云南的审美风格毋宁更接近于印度与南亚审美精神，藏区及蒙地审美风格也与内陆迥异。以此类推，皆然。“中华审美精神”能否指以汉族地域文化为主流的审美风尚？
从时间流变来看，深入现代化及其现代性的现当代中国审美文化已与世界审美文化衔接。透过旅游文化刺激强化所自觉渲染的本土审美道具风格表演，却透露出那些民族青年趋同的现代性：手机文化、开放交往（从京腔台湾腔到英语腔）、市场算计、快节奏理性……但这些恰恰不是“中华审美精神”本意。“中华”这一限定词，正欲在现代化与现代性所覆盖的全球化深处，寻求地域民族文化的个性自主之根。
现当代中国人是否还存在有“中华审美精神”？这是倡导“中华审美精神”的内在基础，也是一个至深的前沿课题。
中华文化博大包容的特性在当代引出了“无立场的本体论”或“作为方法论的中国”观点②。这一观点实质否定对中华文化做特定内涵的本质概括。其根据是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突出的吸纳与包容变迁特性。胡琴已是中国传统艺术乐器代表之一，但一个“胡”字却透露出其异于中原文化的异族文化性质。然而，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中华审美精神的物质形态代表。这一视野我们几乎可扩展为整个中国文明与文化的历史形成与发展。作为中华文明与文化代表性别称“炎黄子孙”的历史开端，却是炎帝与黄帝之间的战争事件。如果以黄帝为正统，如何接纳炎帝？因此，需要突破单一民族血统的中国观念。
中华传统文化概论篇4
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其中存在有许多管理的成功经验和模式，这些应该是我们今天创新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的历史营养。同时，中国2o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也创造了许多成功的管理经验。因为是在5000多年历史与文化的延续中去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从中国的国情和现实状况出发，在历史的承继、对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国外先进管理理论的兼收并蓄中，实现中国管理科学的创新发展。
但是，在众多为探索中国管理科学创新发展的努力中，我认为有些状况是应该讨论清楚的。比如，有的研究只注重于对西方管理学理论的注释和介绍，希望作为在中国实践的指导；或者是加上中国的现实情况做验证，其结果还是说明了所引进的西方管理学理论的功用，这些都没有能够实现“本土化”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有的研究注重于辩证法的运用(尽管管理实际中的辩证法运用是重要和必须的)，不过辩证法只是管理艺术诸多方法中的一种，而且管理方法并不等于管理的全部。管理首先是一种理念，管理方法是在一定管理理念指导下，为了顺利实现管理系统工程及其既定目标的工具性选择。
可喜的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实践，促进了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研究，进行有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创新。就像有学者指出的，我们的诸多莘莘学子，多年来孜孜不倦地勤学西方的管理理论，忽然有一天发现，原来外国人的许多管理理念和理论，早已在我们祖先们的思想和著述中有着丰富的记载。
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研究有中国特色管理理论进行的创新，应是在对传统文化的挖社会发展的成功管理经验和管理模式。社会生活中的管理或管理社会的实践，是各门组织技术，是各类管理艺术。中国古代，道家无为而治，取法自然；儒家仁义中庸，崇尚德性；法家立法严刑，施术用势；兵家奇正变幻，贵在权变；农家因地制宜，不违农时；墨家兼爱交利，善立表率；名家巧设名辩，擅长剖析；纵横家联横合纵，唯利是从。表述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著作，除以上各家典籍外，如《周易》、《尚书》、《孙子兵法》、《周礼》、《礼记》、《管子》、《史记·货殖列传》等，基本包括了军事管理、社会管理和工程技术管理。历代中国明君贤相、仁人志士都从中吸取治国安邦、安身立命、修身齐家、富国强兵之术。
和合是最佳化的文化方式的选择和最优化的价值导向。和合不仅是儒家文化价值的取向，而且是道家、墨家、阴阳家和《周易》、《管子》文化价值的基本取向。它既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所整合的人文精神的精髓，亦是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
从中国传统文化浩如烟海的典籍以及诸子百家的思想中，提炼出一种共性的并且符合国情的和合管理理念及其价值观准则，从而为《和合管理》的理论升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就是和合文化，程思远先生曾经大力倡导“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并一再指出：“和合”是中华民族独创的哲学概念、文化概念。国外也讲和平、和谐；也讲联合、合作，但是把“和”与“合”两个概念联用，是中华民族的创造。先秦时期，“和合”概念开始出现，管子、墨子、苟子等思想家都运用这个概念来阐发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理念。以后，“和合”概念被儒家、道家、佛家共同采用，成为儒、释、道概括本身宗旨的综合性概念。儒家强调的“和”与“合”是人所共知的；佛家是始终谈“因缘和合”的；道家的一系列代表作都强调了“和合”概念，如《太平经》指出“阴阳者象天地以治事，和合万物，圣人亦当和合万物，成天心，顺阴阳而行”。
一般说来，我们说“和”，是指异质因素的共处；而说“合”是指异质因素的融汇贯通。把“和”与“合”联用，突出和强调了事物是不同因素的相异相成和紧密凝聚，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辩证思想和系统观念。也许正是基于“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的感召和启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黄如金博士从2002年开始，就致力于从中国传统和合文化与和合哲学思想及其形成的中国传统和合管理理论与实践中，去寻找有中国特色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的历史营养，并立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同时吸收现代管理学的有益成果，进行融合众家之长和推陈出新的研究，历时5年之久，终于写成了《和合管理》这部学术专著。
看了黄如金所著的《和合管理》一书，不禁为内中的创新性内容所吸引而兴奋不已。黄如金的《和合管理》所表现出来的推陈出新的精神以及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述，是一种体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兼收并蓄原则而又从现实需要出发的创新性成果。其最成功之处，就在于从中国传统文化浩如烟海的典籍以及诸子百家的思想中提炼出了一种共性的、并符合国情的和合管理理念及其价值观准则，从而为《和合管理》的理论升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光明日报》(2006年5月29日)“理论周刊”发表黄如金撰写的论文(《和合管理：创新中国管理科学的探索》)时在“编者按”中所指出的那样：“基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和合文化之上的和合管理，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与现实的适应性，尽管在理论研究上是一家之言，但是和合管理的理论创新，对于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管理学的合理内核与基本框架应该说是作出了建设性的努力的。”
管理是在一定的理念指导下为了实现既定目标的系统工程，并需要通过组织综合运用相宜的领导艺术来实现这一系统工程的实践过程。这是对管理学的一种新的诠释，也是一种基于辩证法和系统论观点的创新理论。由于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的不同，西方现代管理学重实际管理方法的运用，以绩效管理为基本方式，以数学和统计分析为主要工具。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管理学重理念，认为理念是管理的活的灵魂，并且同时重视管理过程的系统性和管理艺术的综合运用，认为管理艺术是贯彻和实现管理理念的关键。黄如金的研究，正是从和合理念的历史扬弃出发，在探索和合管理过程的一般规律以及相应的和合管理艺术中，完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种在辩证法和系统论观点指导下，基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及实际需要的研究成果，不仅是对创新中国管理科学的探索，而且对中国管理科学的创新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和合管理》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的努力中，坚持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批判中，以及对现代管理学的学习和借鉴中，去构造一种中国式的和合管理理论体系。为了使和合管理理论的研究建立在更加科学而坚实的基础之上，黄如金对于和合管理的方法论和价值观的研究是十分深刻而又富有成果的。他发现并提出了和合管理的价值观是以人为本与和合相互叠生的复合价值观体系的新观点，同时还第一次论证了以人为本是中华民族对价值观理论和管理学的历史性贡献，以及和合不仅是方法论而且更是价值准则的问题，从而为和合管理理论的创新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中华传统文化概论篇5
关键词：中国传统音乐／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乐学宫调理论
对于每一个学习音乐的人来说，首先要学习和接触的课程，以及需要掌握的知识，应该是“基本乐理”。由于在我国音乐艺术类的院校里所讲授的“基本乐理”课程中，几乎都是西洋音乐的乐理知识，并不讲授中国的传统音乐乐理内容。而且，迄今为止，也还没有哪一所音乐艺术院校，系统开设过中国传统音乐基本乐理这门课程。所以，我们的学生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基本乐理知识比较欠缺和陌生。虽然，在西洋乐理课程中也加进了“民族调式”、“工尺谱简介”、“中国古代乐律常识”等章节内容；在中国音乐史的课程中也要触及到一些中国律学、乐学方面的问题，中国音乐史方面的老师们也要讲述一些诸如：十二律、三分损益、五度相生、古音阶、新音阶、清商音阶、五声音阶、七声音阶、八十四调、燕乐二十八调等有关这方面的知识。但是，由于在我国的近现代音乐教育中，中国传统音乐的基本理论并没有得到系统性地梳理和没有形成体系，也没有在学校里进行传授，因此，不要说学生，就是一些先生们对此类中的许多问题也不是了解得十分透彻。而且，中国音乐史课程中所讲述的这方面的内容，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更有一带而过、不了了之的现象。所以．就是所谓的专业音乐研究者，也只有在“自修”中去探索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方面的问题。这样一来，社会中的一般音乐工作者和音乐爱好者也就更无从知晓中国传统音乐乐理方面的“高深学问”。这样的状态，当然妨碍了国民对我们自己传统音乐文化的了解和认识，阻碍了我国传统音乐的发展。那么，出现“校正我们的耳朵”去欣赏“好听的”西洋音乐的现象，也就成为自然而然、不足为怪的事情了。
但是，我们知道，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的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史，都有自己包括音乐文化在内的文化和传统。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发展历史的文明古国，几千年绵延不断的文化传统，促进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凝聚了民族的精神意识；形成了自己对文化的追求意识和整体认识，以及创造文化气韵、意境、风骨、神貌的各种艺术手段。传统的音乐文化更是璀璨耀眼、丰富多采。当今世界，“多元文化”观已经形成为一种潮流。如果在今天被称之为“多元文化”的世界中，中华传统音乐文化不去占有我们的“一元”；没有我们“民族文化”的位置，长此以往，也许我们就将逐步地退出这个世界。在短暂的几千年世界文明文化发展历史中有这样的例子。我们要认识到，中华传统音乐文化，在今日“多元文化”的世界中，一定要拥有我们的“一元”；要占有我们“民族音乐文化”的位置。因此，恢复和重建中华民族传统音乐理论体系，挖掘传统音乐中的精神和民族音乐之魂，是历史赋予新一代音乐学者的使命与责任。
迄今为止，西洋音乐理论已经在我们的音乐课堂上讲述了七八十年，几乎左右了我们的音乐理论教育课堂，在社会音乐活动中也有了广泛的范围和相当程度的普及。我们要正视这样的现实。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我们怎样来建立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并且，要建立一个怎样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的确是一个十分棘手的课题。一系列历史的、现代的、悬而未决的难题，一系列古与今、中与西、纠缠不清的矛盾，都摆在我们的面前。正如黄翔鹏先生在《乐问》中所说过的那样：“古代音乐史上的问题就象乱麻一样互相牵扯着……”。(1)中国音乐理论研究问题中触一发、动全身的现象是很多的。
首先，由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两大门类律学与乐学之间，本身就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内在联系，本身就有着密不可分、互为依存的关系。所以，深入的乐学研究离不开律学理论。象乐学中宫调的基本理论、历代典籍中的传统宫调体系、历代各种俗乐的宫调系统、宫调体系的应用，以及记谱法、读谱法等问题，都与律学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与中国音乐史上的许多问题也纠缠在一起。乐学理论研究中碰到的复杂的“宫调问题”，多年来，在音乐界一直论争未休。而且，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如果说宫调的原义包括“宫”和“调”两个方面、音乐是由调高和调式两方面组成的话，那么，“宫”即为“调高”，在中国传统音乐中，“宫”有时又被称之为“均YUN”。“调”则可以理解为今天的“调式”，调高与调式的结合才会产生有调的音乐。有“调高”自然与“音律”就存在关系。从陈应时先生在《传统调名中的‘之调’和‘为调’》0文中把律名、音名、阶名、唱名统称为“律调名”来看，说明了在论述“调”问题的时候，根本无法回避有关“律”方面的问题，陈应时先生所列举的这四种相对应的几对“律调名”，也证明了这一点，如：黄钟调、蕤宾调等是一种调；宫调、商调等是一种调；黄钟下徵调、林钟商调等是一种调；上字调、尺字调等是一种调；A调、13调等是一种调；宫调式、商调式等是一种调；DO调式、RE调式等是一种调；C徵调、G商调等是一种调。虽然中国音乐中“调”的概念有多层和多方面的意思，“调”也有其历史的变化与发展轨迹。但是，调的概念是比较清楚的。
虽然因历史时代的不同和音乐家学说的各异，调的概念有所变异，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对古代音乐中“调”的认识。其实，“调高”、“调式”、“调性”、“调……”的概念，我们古代音乐理论中，大部分都有固定的术语。而且，陈应时先生在上文，以及《调和调式》④文中所做“为调”、“之调”的归纳与阐释，由浅入深差不多已经讲清楚了中国传统音乐乐学中“调”的基本概念。相反，如果非要与西洋音乐的概念扯上关系，肯定就会出现“打架”的现象。这样又牵涉到正确处理好古今、中外方面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