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市场的构成(收集5篇)
旅游市场的构成篇1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解决我国旅游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探究适于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旅游管理体制的新路径,为未来我国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相关建议。
2旅游业发展趋势
2.1旅游业走向综合化发展
旅游业综合化发展是当今世界旅游业发展的新趋势。旅游业综合化发展相比较单体产业具有很大的优势和意义。首先,旅游业是融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综合化发展改变了旅游业以旅行社、饭店为主的传统模式,把各个相关行业、部门结合在一起,可以形成规模综合效益,增强旅游业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其次,旅游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综合化发展具有规模巨大、资产雄厚、产业链完备、综合实力强等优势,它的有效运行必将带动旅游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从而巩固旅游业的经济支柱地位。最后,旅游业综合化发展把众多中小型单体旅游企业联合起来,引进国内外先进管理技术与理念,促进旅游业的国际化、现代化发展进程。可见,随着旅游业经营的国际化,竞争的激烈化,旅游企业将会更多地采取联合、兼并等形式,走综合化发展道路。
2.2旅游管理技术向现代化进军
未来旅游管理将实现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化管理手段。第一,现代化管理有利于提升旅游业管理水平。在市场观念日臻强化的时代,旅游业的生产、营销等各环节依靠市场获得信息,旅游业主客体之间也是通过快捷、通畅的信息交流完成各种沟通与交易,因此现代化的管理手段有利于旅游业主客体以低成本、低风险、高质量、广渠道获得市场需求信息。另外,现代化管理手段能够消除一些管理障碍,对旅游信息进行全面、系统、智能化的管理,从而促进旅游管理质量的提升。再者,旅游业是个综合性、关联性强的产业,旅游业内部各组成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以及旅游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配合都必须依托现代化的调控与传播手段来实现。第二,现代化管理有助于提高旅游业管理效率。首先,跟随时代的潮流,旅游管理机构和旅游企业都成为现代化技术平台的忠实使用者。例如,通过旅游管理信息系统,旅游企业可以及时把握国际旅游市场发展状况,掌握市场竞争行情,了解管理范围,并采取及时有效的手段控制和解决问题。其次,电子政务信息服务将深入普及应用,旅游管理部门利用电子政务提供优质、规范、透明的管理和服务,从而提高旅游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再次,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潮流催生无国界旅游的时代,旅游电子商务、信息技术的应用是世界各国旅游市场相互融合、紧密联系的重要手段。
2.3公众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以及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推进,公众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且影响不断加深加大。近年来,随着旅游人数的增长,旅游业作为全方位的服务行业,更加体现了公众拥有的话语权。现代旅游业的运作离不开公众话语权的积极表达,如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都市旅游、推进生态旅游与环境保护以及参与公共活动,与旅游管理机构与旅游企业的沟通与交流等。此外,旅游过程中关系公众切身利益的公共服务领域,也越来越重视公众的话语地位,趋于实现均衡话语权,共同探求公共问题的解决之道。
2.4旅游管理体制步入市场经济管理轨道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我国旅游管理体制将会呈现出如下发展趋势:其一,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其经济属性地位日益提升,这种情况下,旅游管理体制改革中市场机制的作用会日益突出,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型管理体制将成为必然。其二,旅游业是个综合性、关联性强的产业,在管理体制改革中更加强调上下层、部门间的综合协调。近年来,上海、杭州、桂林等地设立旅游管理委员会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从更高的层次在与发展旅游有关的部门之间进行协调,做了有益尝试,这种做法也是源于摆脱目前旅游局在旅游管理中尴尬地位的考虑[2]。其三,行业管理进一步加强。行业管理体制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旅游业迅速发展的需要。其四,旅游管理的规范化、法制化因素逐步增强。规范化、法制化管理是实现旅游业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其五,行业协会的作用和地位会逐渐增强。行业协会是沟通旅游管理部门与旅游企业的重要纽带。旅游管理中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职能作用是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3我国现行旅游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管理体制也在不断改革创新。然而,目前我国旅游管理体制仍存在一些问题,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1旅游行政管理机构名称设置不规范,级别职能不统一
当前,我国政府旅游管理机构的设置,不少地方存在着与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不相符的问题,既不能适应旅游发展的需要,也不适应依法行政的需要。从国家到地方都设有相应的旅游管理部门,但其名称、级别和职责各地不尽一致。一是名称不规范。部级的旅游管理机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到了省、自治区、直辖市级,出现旅游局、旅游管理委员会等机构,如浙江省旅游局、上海市旅游管理委员会。到了市、县级,设有旅游局、旅游办、旅游委等。主要原因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地区差异显着。如沿海地区,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展实力强、旅游基础设施条件较好、旅游需求强度较大,因而旅游业比较发达;相比之下,中西部内陆地区虽然旅游资源丰富,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弱、开放程度较低和可进入性相对较差,大部分地区的旅游业还相当不发达。这种旅游区域发展不平衡导致各省、市、自治区根据当地旅游业发展情况制定机构部门,所以出现我国旅游管理部门名称五花八门、纷繁芜杂。二是级别、职能不统一。从级别来看,国家旅游局为副部级单位;省旅游局有的为正厅级,有的为副厅级;市一级的有的为正处,有的为副处;到了县一级,有的为科级,有的则降到了股级。从职能来看,更是相距甚远。有的地方是单纯的旅游局,职能比较明确;有的地方改成了旅游委,职能比较单一;而有的地方则是与外办、侨办等单位合在一起,职能便显得模糊。
3.2机构设置网络不健全,管理部门职权狭窄
我国旅游管理体制不断完善创新,旅游管理机构从国家到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县都有一定的管理部门,形势喜人,但并没有形成规范有效的管理机构网络体系,旅游管理并没有达到它应有的覆盖面。首先,各级政府行政管理机构有待健全。在国家层面上缺乏级别高、权力大、职能强的旅游行政管理机构;从地方层级看,省(直辖市、自治区)旅游管理机构权力小,协调功能偏弱,有的地区至今还没有独立的旅游管理机构;关于市、县建制的旅游管理机构就更单薄,个别县基本是空白。其次,行业协会等民间管理机构环节较为薄弱,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还没有受到重视和普及化。再者,我国尚未形成统一的旅游大市场,政府对旅游企业所采取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尚不成熟,存在政企不分、部门分割管理、投融资环境恶劣、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等诸多问题,旅游企业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不适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要求。概括之,由于旅游管理机构设置的不健全、管理主体的单一、旅游行政机构职权范围狭小,很难制定出真正适合当地旅游业发展的政策、法律法规。即使能够制定出政策法规,各部门也很难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外实施。
3.3宏观管理失控
我国现行的旅游管理体制是部门分割管理[3],即旅游资源分属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旅游企业也分属不同的主管部门。例如各类旅游景区资源和文物资源分别由建设、林业、环保、文化、文物、宗教、海洋、地质、旅游等部门行使管理权;纵向又划分为部级、省级、市级、县级,由各级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由于各管理部门责权不一致、管理职权狭窄,旅游主管部门难以协调和组织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同时,部级与地方各级旅游部门之间缺乏良好的交流和沟通机制,上级旅游管理部门对下级进行垂直管理,下级对上级却缺乏反馈和监督,这种由上而下的单一的管理方式不利于旅游业的发展,也影响了对各级旅游管理部门的监督。再加上利益关系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许多旅游产品或景区被人为分割,旅游行业间、企业间的磨擦和冲突加重,旅游资源的统筹开发和旅游产品的整体设计难以进行,诸多旅游拳头产品长期处于少投入、粗包装、低效益的初级阶段,使得旅游业的整体竞争力下降,行业风险也大大增加[4]。此外,政府对旅游企业过分干预,缺乏合理的交流和沟通机制。总之,我国旅游宏观管理体制呈现出各旅游管理部门之间、旅游管理部门及旅游企业之间的关系尚未理顺,旅游业出现政出多门、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的宏观管理失控的现象。
3.4旅游监督管理力度不足
我国旅游管理中监督缺位的问题突出。由于旅游资源和企业在纵向和横向管理上分属不同部门机构,纵向管理上缺乏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对下级行政主管部门的有效监督机制;横向管理上因各监督机构分工不合理、不明确,出现有些事情多方插手,有的问题无人问津,造成监督空隙或相互推诿现象。同时管理部门为了追求政绩和自身利益,在行使职权进行行业监督管理时,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得旅游业违法、违纪、违规现象司空见惯。另外,旅游管理体制缺乏有效的公众和社会监督机制。其一,缺乏公众监督管理机制。旅游规划、旅游产品开发、旅游企业的入驻等方面,管理工作封闭运行,没有争取和采纳普通公民的意见,公众不了解具体内容,也没有途径进行监督。其二,缺乏官方的或民间的旅游执法队伍。在旅游景区景点很少见到接受游客投诉,处理旅游纠纷,维持旅游市场秩序的行政执法队伍。其三,旅游协会、旅行社协会、旅游饭店协会等民间旅游组织没有全面普及。我国目前市级以上地区已覆盖了餐饮协会、旅游饭店协会等,但只是停留在产业发展规划层次上,对行业管理、从业人员工作方面的监督力度微乎其微;一些县级地区只见行业协会雏形,旅游业监督力度更是微不足道。
4对我国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建议
根据我国旅游业发展趋势的要求,必须对现行旅游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和创新,推行适于旅游业发展的新体制。
旅游市场的构成篇2
[关键词]旅游者行为；旅游市场细分；旅游市场营销；年龄分组；年龄中位数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3）07-0073-09
1、引言
年龄是旅游市场细分理论的一个重要社会一人口学变量，它影响着旅游者的消费偏好、出游方式、出游天数和空间行为，从而影响到整个旅游市场的发展。在业界实践中，一般通过年龄分组来反映旅游市场的年龄结构和细分市场的行为差异，并形成了对中间年龄段采取“5岁、10岁或20岁”等3种组距、对头尾年龄段采取“xx岁以下”和“xx岁以上”等两种组别的年龄分组传统（以下简称“上中下”年龄分组模式）。例如，欧盟统计局按照“15岁以下、15～24岁、25～34岁、35～44岁、45～54岁、55～64岁和65岁以上”等7个年龄段进行旅游者分组，并同时对“25～44岁和45～64岁”两个年龄段进行汇总；加拿大统计局则进一步将“15～24岁”细分为“15～19岁和20～24岁”两个年龄组，比欧盟统计局增加了1个旅游者年龄分组②；而澳大利亚统计局则更精细地按照5岁组距将旅游者划分为16个年龄组，即74岁及以下划分为15个组、75岁及以上为1个组。我国统计部门在1984～1997年对入境旅游者按照“20岁以下、21～30岁、31～50岁和51岁以上”等4个年龄段分组，1998年以后则与欧盟统计局较为类似，将旅游者划分为5个年龄组，即“14岁及以下、15～24岁、25～44岁、45～64岁和65岁及以上”。总体上看，虽然在统计粒度上粗细不一，但国际旅游业界对旅游者年龄分组的“上中下”模式似乎正在趋向某种相对一致的标准。
在学界研究中，虽然也采取了类似业界实践的“上中下”年龄分组模式，但却在中间年龄段的组距选择和头尾年龄段的起算年龄方面因时而异或因地而异：（1）国内学者最近几年的一些研究比较倾向于与国家旅游局的5个年龄组划分标准保持一致，即头尾段的起算年龄为15岁和65岁，中间段则采用了10岁和20岁等两种组距，例如董雪旺等，张宏梅和陆林，马耀峰等的相关研究中所涉及的旅游者年龄结构均按此标准进行划分；但早些时候的国内研究则比较倾向于按照10岁组距对中间年龄段进行分组，并将尾段的起算年龄划定在60岁（或61岁），例如保继刚、吴必虎等及赵荣等的相关研究。这种因时而异无疑会导致前期研究和后期研究之间纵向比较分析的困难。其他一些学者混杂的年龄分组方式更加剧了纵向比较的不易，例如董观志早些时候在对深圳华侨城的相关研究中将旅游者划分为“18岁以下、19～30岁、31～45岁、46～60岁和61岁以上”等5个年龄组，而吴必虎等晚些时候在研究环城游憩带时将旅游者划分为“18岁以下、19～25岁、26～35岁、36～45岁、46～55岁和55岁以上”等6个年龄组，因时而异与因地而异并存。（2）国外一些典型研究在旅游者年龄分组上同样没有统一标准，因地而异明显，例如加拿大著名旅游地理学者史密斯（smith）在相关研究中使用了“15岁以下、15～24岁、25～34岁、35～49岁、50～64岁和65岁以上”的分组方式，美国著名旅游营销学者科特勒等（Kotler，etal.）推荐了“6岁以下、6～11岁、12～19岁、20～34岁、35～49岁、50～64岁和65岁以上”的分组方式，而澳大利亚学者詹宁斯（Jennings）则介绍了其国内“14～17岁、18～24岁、25～39岁、40～54岁和55岁及以上”的旅游监控分类方案。虽然国内外研究中这种出于因地制宜或因时制宜需要的“上中下”年龄分组模式在刻画旅游市场的年龄结构和细分市场的行为差异上操作简便而被普遍使用，但其因时而异或因地而异的现实却不可避免地制约了相关研究成果之间纵向或横向的比较与验证，迫切需要一条可以沟通联系的纽带。
实际上，在学界研究中这样一条可能的纽带——旅游者中位年龄（也称年龄中位数）——早就曾受到过国外学者关注，并在个别国家的旅游业界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中位年龄（medianage，MA）在人口学中被用来衡量总人口的年龄水平，它把总人口分为数目相等的两部分，表示了50%人口的年龄界限，由此大致确定人口的年轻或年老程度，它不仅能反映人口的总体年龄特征，还是研究人口年龄构成类型及其变化趋势的重要综合性指标。即是说，中位年龄既可用于同一地区不同时期人口的对比分析，也可用于同一时期不同地区人口的对比分析，这也就为旅游市场相关研究中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与验证提供了较为简洁有效的可能途径。当然，平均年龄也是衡量人口年龄结构的另一个类似的重要指标。但中位年龄只需要掌握较低各年龄组的人数即可计算，而且在不等距年龄分组和有开口年龄组的情况下，仍能进行计算，并且其值不受极端值即极大值和极小值的影响，更适合代表全体数据的一般水平，因而在实践中比平均年龄更具可操作性。因此，本文拟将中位年龄引入我国旅游市场研究领域，基于国家旅游局公开的旅游者年龄统计数据，探讨旅游者中位年龄在指示市场结构类型、市场环境波动和市场发展分化方面的可能意义。
2、旅游者中位年龄的计算方法
根据总人口中位年龄的计算方法，旅游者中位年龄的计算公式可以表述为：
式（1）中相关变量的含义：MA为旅游者中位年龄；Lm为旅游者中位年龄所在年龄组（即第m组）的年龄下限；Pm为旅游者中位年龄所在年龄组的人数；P为旅游者总人数；Pj为第.j组旅游者的人数，其中，组别j按照年龄从小到大排序，且j
本文根据《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资料》、《入境游客抽样调查资料》、《旅游抽样调查资料》、《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收集到1984～2010年入境外国旅游人数（按年龄分）、1992～2010年入境外国旅游人数（按国籍和年龄分）、1999～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出游抽样调查人数及构成（按城市、年龄分）和2000～2009年农村居民国内旅游者抽样调查人数及构成（按地区、年龄分）的数据。其中，在入境外国旅游者年龄组的划分上，1984～1997年采用的是“20岁以下、21～30岁、31～50岁和51岁以上”等4个年龄组；1998～2010年采用的是“14岁以下、15～24岁、25～44岁、45～65岁及65岁以上”等5个年龄组，而国内城镇与农村居民旅游者年龄组的划分都采用的是“14岁以下、15～24岁、25～44岁、45～65岁及65岁以上”等5个年龄组。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中“旅游者”的含义与“游客”等同，并没有统计意义上的区分，它们均是对旅游活动主体可替代的指称。此外，在中位年龄计算中保留一位小数，在保证精确的同时也兼顾计算结果的简洁。
3、指示市场结构的类型
3.1旅游者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
人口年龄结构通常被划分为年轻型、成年型和年老型等3种类型，其对应的中位年龄标准分别为：20岁以下、21～30岁和31岁以上，而将这种类型划分标准引入旅游市场时，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实际上，欧盟、加拿大和中国的旅游业界“上中下”年龄分组模式中，头尾段的起算年龄分别是15岁和65岁。在这里，65岁通常意味着个人步入老年，而15岁则刚好完成基础教育，这两个阶段一般来说是旅游的边缘年龄组，而15～64岁是主流。假设15～64岁之间的游客群体在年龄构成上服从正态分布的话，则其中位年龄理论上应该为39岁或40岁（取整数），可将这种理想的年龄结构看作是成年型旅游市场的标准典型。进一步，类比人口年龄结构的划分模式，以上下5岁作为成年型旅游市场的年龄区间，将中位年龄35～44岁作为成年型旅游市场的划分标准，而将中位年龄35岁以下和45岁以上分别界定为年轻型和老年型（见表1）。
具体来看：（1）年轻型旅游市场，其旅游人群主要是以学生以及青年游客为主。他们活跃好动，外出旅游探索新事物的欲望强烈，对游乐设施倍感兴趣，旅游目的是以学习新东西为主，但经济上的依赖性会阻碍其旅游需求的实现。（2）成年型旅游市场，其人群以中年游客居多。他们精力充沛，富有挑战力，由于具有稳定的收入及较多的可自由支配时间，限制因素少，旅游需求程度高，因而出游率也高；另外，由于该类型的人群在事业和家庭上处于成熟期，收入丰厚稳定，子女一般处于中小学阶段，在子女成长上的投入意愿强，携子女出游成为一种重要的培育方式。（3）老年型旅游市场，其人群主要是老年游客。他们具有强烈的怀旧情绪，并且比较偏好文史、休闲类旅游景区。
总之，不同年龄结构类型的旅游市场，由于其旅游人群的年龄构成有较大差异，会造成旅游者的体力、旅游兴趣、生活阅历和消费水平等存在一定的差异，进而会导致旅游需求的弹性不同，影响旅游市场的稳定性，因此需要格外加以重视。此外，由于世界旅游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旅游市场环境的动态变化，在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旅游者的年龄结构类型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而旅游者中位年龄的移动恰能反映这种变化，因而以旅游者的中位年龄为依据来考察旅游市场中旅游者年龄结构类型，就能更有效地了解旅游市场中旅游者的特征，为旅游市场的良性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指导。
3.2国内旅游市场的年龄结构类型
囿于现有公开统计数据在刻画国内旅游整体市场上的缺失，加之中国城市和农村客观存在的二元结构，因此将分别讨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出游市场的中位年龄及相应的市场结构。
3.2.1重点城市城镇居民出游市场的年龄结构类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直接导致了两个显著的结果：一是城镇化进程加速；另一个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3000美元，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国内旅游市场。但是由于我国的城市地域空间差异以及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均，造成各地区特色各异，再加上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使得各地区的居民出游市场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能通过旅游者年龄结构类型反映。为此，本文计算了1999～2009年我国29个重点城市城镇居民出游市场的中位年龄值（图1）。
图1显示，1999～2009年间，同一城市居民出游市场在不同年份的中位年龄差异较大，平均波动区间（幅度）达12.2岁，在年龄结构上表现出某种不稳定性，旅游市场总体并不成熟；相对而言，深圳的波动区间最小（4.4岁），且一直为成年型；而郑州的波动区间最大（17.9岁），并且与乌鲁木齐和济南一样，其中位年龄在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3者之间波动。在1999年，29个城市中位年龄的平均值为42.2岁，极差为14.6岁（无锡最大：49.6岁，长沙和济南最小：35.0岁），均方差为4.4岁，区域差异较为明显；到了2009年，中位年龄的平均值为50.3岁，极差为14.5岁（南昌最大：54.6岁，深圳最小：40.1岁），均方差为3.1岁。2009年与1999年相比，中位年龄平均值明显变大，而中位年龄区域差异则相对变小。29个重点旅游城市中，1999年中位年龄大于45岁的老年型居民出游市场只有5个，而2009年则达到27个，居民出游的老龄化趋势显著，需要在旅游资源开发、旅游产品供给和旅游市场营销中引起关注。
3.2.2农村居民出游市场的年龄结构类型
农村居民旅游市场是中国旅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随着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极大地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加之其不受工作日的限制，具有较多的闲暇时间，旅游需求迅速膨胀，因此农村旅游市场是一个值得大力开发的旅游市场。然而，正如前文所述，旅游者的年龄影响着其旅游消费行为，因此，为了更好地开发农村旅游市场，了解农村旅游者的年龄结构类型就显得非常必要，为此，本文计算了2000～2009年中国大陆30个省区（除外）农村旅游者的中位年龄值（图2）。
图2显示，2000～2009年间，同一省区农村居民出游市场在不同年份的中位年龄差异较大，平均波动区间为7.4岁（远小于城市居民），年龄结构上同样显示出不稳定的特点；其中，波动区间较大的省区是广西（12.1岁）、山西（11.1岁）、广东（10.1岁）和陕西（10.1岁），波动区间最小的则是湖北（2.4岁）；30个省区农村居民出游市场中位年龄的波动都只在两种年龄结构类型之间，除了陕西、安徽、海南、广东、江西和广西等6个省区在年轻型与成年型之间波动外，其余省区均是在成年型和老年型之间波动，与城镇居民出游市场相比，其中位年龄波动区间较小，旅游市场相对而言更为稳定。2000年，30个省区中位年龄的平均值为40.4岁，极差为12.8岁（山西最大：48.2岁，天津最小：35.4岁），均方差为2.7岁，区域差异相对城镇居民偏小；到了2009年，中位年龄的平均值为40.5岁，极差为16岁（上海最大：48.9岁，广西最小：32.9岁），均方差为3.9岁，区域差异相对城镇居民偏大。2009年与2000年相比，中位年龄平均值总体上几乎没有变化，但区域差异相对增大。30个省区中，2000年为老年型的是山西、重庆和上海等3个省区，其余27个省区均属于成年型；而到2009年，老年型省区增加到5个（江苏、天津和浙江进入，上海和重庆保持，山西退出），而年轻型省区则从0个增加到3个，显示出农村居民出游市场老龄化与年轻化并存的发展态势。
3.3入境旅游市场的年龄结构类型
入境旅游是我国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客源国旅游者的年龄结构类型，有助于针对性地进行旅游产品营销和市场定位。为此，本文计算了1996～2010年我国主要客源国（选择2010年入境旅游人数排名前19位的国家）入境旅游者的中位年龄（图3）。
图3显示，1996～2010年间，主要客源国入境旅游市场的中位年龄波动区间明显小于国内旅游市场，其平均波动区间仅为4.6岁，相对国内旅游市场而言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多年来，大多数客源国呈现出成年型入境旅游市场结构的特点；1996年，除蒙古属于年轻型市场外，其余18个客源国均属于成年型市场；到了2010年，年轻型市场不复存在，美国、日本、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等4国入境旅游显示出老年型市场特点，英国、瑞士、加拿大和韩国等4国也处于成年型向老年型市场过渡的边缘，整体上主要客源国入境旅游市场呈现出明显的老龄化态势。
4、指示市场环境的波动
旅游业是一个对环境影响敏感的产业，国内外环境的变化都会在旅游统计线上打上其烙印，使旅游业的发展表现出兴盛与衰退的波动周期。这种市场环境的波动，同样会反映在旅游者中位年龄的变化上，反过来，使得中位年龄具有了某种后效的指示意义，这在入境旅游中表现尤为明显（图4）。
图4显示，1984～2010年间，外国旅游者中位年龄（围绕40～41岁这一平均线）存在几个明显的波动峰谷，即以1997年为代表的波峰和以1986年、1989～1990年、2003年为代表的波谷。大中尺度出行的旅游者通常可划分为愉悦旅游者和商务旅游者这两种主要类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可能更为中老年愉悦旅游者所偏好）和新兴的市场经济大国（可能更为中青年商务旅游者所偏好），两类入境外国旅游者的年龄结构及其相应的中位年龄在理论上应该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假定愉悦旅游者的中位年龄显著大于商务旅游者的话，那么外国旅游者中位年龄的几个波动峰谷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当年市场环境的一些重大变化而得到解释：（1）1986年波谷。1984～1986年，外国旅游者的中位年龄呈明显下降趋势，可能是改革开放大门初开之际，中国这个亟待开拓的经济市场吸引了全球商务旅游者（相对愉悦旅游者而言）更多的关注；而此时，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尚待建设和完善，相对制约了对相关服务有较高需要的中老年愉悦旅游者的到访，从而造成外国旅游者中位年龄的下降。（2）1989～1990年波谷。众所周知，1989年的对中国入境旅游造成了巨大影响，并持续到次年，尤其制约了对安全状况较为敏感的愉悦旅游者，同期的商务旅游者则因业务需要而保持了一定的惯性，相对稳定，从而在整体上降低了外国旅游者的中位年龄水平。（3）1997年波峰。1997年外国旅游者的中位年龄是自1985年以来（至2010年）的最高峰值，还可能是缘于亚洲金融危机对商务旅游者的巨大冲击，导致愉悦旅游者数量相对上升，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外国旅游者的中位年龄水平；而到1998年，金融危机虽仍在继续，但已是强弩之末，而当年中国暑期旅游旺季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它涉及华东、华中、东北几大旅游区域，对外国愉悦旅游者却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从而在整体上拉低了外国旅游者的中位年龄水平。（4）2003年波谷。2003年的“非典”（SARS）对入境外国旅游者的影响类似1989年的，安全因素相对而言较多地制约了愉悦旅游者（而非商务旅游者）的出游，从而在整体上降低了外国旅游者的中位年龄水平。5指示市场发展的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旅游业经历了“入境旅游（inboundtourism）驱动”到“入境旅游与国内旅游（domestictourism）并重”再到“国内旅游主导”的发展历程，并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环境下，形成了中国大陆域内旅游（internaltourism）3个主要的细分客源市场：入境旅游市场、国内城镇居民出游市场和国内农村居民出游市场。伴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发展进步，这3个细分市场的差异在21世纪初迅速显现，并在中位年龄上得到显著呈现（图5）。
由于缺乏相关的统计数据，难以清晰判断1999年之前国内城镇居民出游市场和2000年之前国内农村居民出游市场的中位年龄情况，但图5显示1999年国内城镇旅游者与入境外国旅游者的中位年龄非常接近，而2000年国内城镇旅游者、国内农村旅游者与入境外国旅游者的中位年龄也基本一致，这表明至少在1999～2000年左右，中国大陆这3个细分市场的分化是不明显的，似乎受到某种力量的一致性影响。而从2001年到2009年，3个细分市场的中位年龄出现显著分异，其中，国内城镇旅游者的中位年龄明显高于国内农村旅游者，而入境外国旅游者的中位年龄则介于两者之间。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主要商品均呈现供大于求的局面，国内需求相对低迷，而自1999年开始实行黄金周制度，在释放内需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促进国内旅游迅速走上快速发展通道，并为3个市场的分化提供了闲暇时间的制度保障。因此，1999～2001年可以看作是中国旅游业发展历程中“入境旅游与国内旅游并重”到“国内旅游主导”的过渡年份，3个市场的中位年龄对此做出了差异化的响应。
按表1中旅游者年龄结构类型划分标准，近10年来，中国国内旅游市场（包括城镇旅游者和农村旅游者）总体上是一个成年型的年龄结构；其中，城镇旅游者与农村旅游者多年来中位年龄的平均值分别约为44岁和39岁，即城镇旅游者比农村旅游者的中位年龄大5岁左右，其年龄结构类型更趋近老年型。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在国内旅游市场中，城镇旅游者的中老年游客比重明显高于农村旅游者，其各自的旅游需求和偏好都可能因此存在较大差异，需要在市场营销、客源市场定位上差别对待。
6、结论与讨论
6.1结论
本文将中位年龄引入旅游市场研究领域，提出了旅游者年龄结构类型的中位年龄划分标准，即将旅游者中位年龄在35岁以下、35～45岁和45岁以上分别划分为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旅游市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旅游者中位年龄在指示市场结构类型、市场环境波动和市场发展分化方面的后效价值。研究发现：
（1）21世纪的前10年，中国大陆城镇居民出游市场的老龄化趋势显著，而农村居民出游市场则呈现老龄化与年轻化并存的发展态势；从出游市场中位年龄的区域差异来看，城镇居民在变小而农村居民在变大，显示了城市收敛与农村分化并存的二元市场发展进程；从出游市场中位年龄的平均波动幅度来看，农村居民远小于城镇居民，显示出更强的市场稳定性。1996～2010年间，主要客源国入境旅游市场的中位年龄波动区间明显小于国内（城镇和农村）旅游市场，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多年来，大多数客源国呈现出成年型入境旅游市场结构的特点，但整体上的老龄化态势也日益显现。
（2）中位年龄在市场环境波动中的后效指示意义在入境旅游市场中的表现尤为明显。1984～2010年间，外国旅游者中位年龄存在几个明显的波动峰谷，即以1997年为代表的波峰和以1986年、1989～1990年、2003年为代表的波谷，这些中位年龄的波动峰谷指示着愉悦旅游者和商务旅游者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宏观环境突变影响下的此消彼长。
（3）中国大陆域内旅游3个主要细分客源市场（入境旅游市场、国内城镇居民出游市场和国内农村居民出游市场）的差异在21世纪的前10年迅速显现，并在中位年龄上得到显著反映，其中，国内城镇旅游者的中位年龄明显高于国内农村旅游者，而入境外国旅游者的中位年龄则介于两者之间。作为市场发展分化的一种标志，旅游者中位年龄的计算结果指示着中国旅游业在1999～2001年间从“入境旅游与国内旅游并重”过渡到了“国内旅游主导”的发展阶段。
6.2讨论
虽然本文对旅游者中位年龄的研究得到了一些有益的认识，但作为一种初步探索，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和尚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1）旅游者中位年龄估算的准确性问题。由于国家旅游局公开的统计资料中旅游者年龄组分组只有4～5个，年龄组距偏大，尤其是中位年龄所在年龄组的组距达到20岁，这种粗粒度的统计数据无疑会导致中位年龄理论值与真实值之间很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若中国国家旅游局对旅游者年龄有更为精细的分组（例如组距缩短到10岁甚至是5岁），所计算出的中位年龄将会与实际更加吻合，而中位年龄对旅游市场的指示意义也将更具实践价值，而一些特殊年龄（例如55岁、60岁的退休年龄）的旅游市场意义也由此可能得到反映。
旅游市场的构成篇3
关键词：文化旅游；市场分析
一、运城市文化旅游市场概况
山西文化旅游市场在全国属于温热型旅游市场，以五台山、乔家大院、晋祠等为核心，成为中部省区中旅游业发展较快的省份之一，尤其是前几年山西以晋商文化和大院文化为市场切入点，使得山西国内旅游市场增长迅猛。2003年1～7月份，山西全省接待国内旅游者160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5.25%，国内旅游收入42.0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4.71%。仅从增长速度来说，超过了河南。
山西的旅游产品整体形象定位为“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山西省地上文物占全国的60%。山西对外推出旅游产品的三大品牌，一是晋北佛教古建筑文化游；二是晋中晋商民俗文化游；三是晋南黄河根祖文化游。尤其运城市文化旅游资源在山西省更是占有绝对优势。
从目前的态势和有关部门统计资料看，山西旅游市场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并且入境的游客（尤其是国内游客）有由核心旅游景区（点）向新旅游景区（点）扩散的趋势，这给运城市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一）运城市海外文化旅游市场分析
目前，运城市已与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旅游业务联系，来运城的国际游客已经达到1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日本、东南亚、港澳台是最大的客源市场。这一点与西安和洛阳的旅游市场相同。2000年，运城接待国际游客1.6万人次，国际旅游创汇达500万美元。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到2008年运城旅游的匡际游客最少将达到5万人次，旅游创汇将达到1000万美元，年均递增10%。
（二）运城市国内文化旅游市场分析
运城市国内旅游占文化旅游市场的主导地位，今后仍是运城旅游发展的重点。2000年接待的国内旅游人数达到450万人。国内旅游收入达7亿元人民币，预计到2008年，接待国內游客将突破1000万人次，回笼人民币15亿元，年均递增15%和18%。
二、运城市文化旅游客源市场构成
运城市客源以区域市场为主，游客分布集中，陕西、山西、河南三省占到游客总量的绝大多数，三省以外的游客很少。在这三省内部，游客也集中在几个大中城市，西安、太原、洛阳、临汾及三门峡是运城最主要的客源地。
山西、陕西和河南三省占运城市客源市场的86%，其中山西本省游客和陕西游客分别占37%和30%，两者共同构成了运城市的一级客源市场。河南省游客占19%，是运城的二级客源市场，其他省区的游客只占游客总量的14%，是运城的边缘市场。具体而言，运城客源集中在西安、太原、临汾、三门峡、洛阳及本市等六个市，郑州游客也有一定的规模。在这几个城市中，西安是我国西部地区唯一的特大型城市，经济实力强，旅游发达，离运城较近，对运城市的旅游发展影响最大，其游客规模在运城主要客源市场中占据首位，是运城最重要的游客来源。太原是山西省省会城市，经济辐射力强，和运城的联系密切，客源比重较大，占22%，随着运城到太原高速公路的贯通使用，以及侯马到太原电气化复线铁路的即将建成，太原到运城的游客规模有望大增。河南省的洛阳和三门峡两市由于区位和运城接近，经济实力较强，到运城旅游的人数较多。洛阳是著名旅游城市，运城如能从洛阳客源中成功分流，将会大大扩大本市旅游规模。临汾和运城距离较近，且两者在旅游资源上存在着一定的互补关系，到运城旅游的人数较多，也是运城主要客源市场之一。
三、运城市游客人口统计特征
（一）游客年龄及家庭结构分析
1、运城市国內游客以男性为主，占游客总数的64.1%，女性占35.9%。游客的年龄结构中，以中青年为主力军，这一群体经济收入较高，消费能力强，对文化旅游资源比较感兴趣，应该是运城市文化旅游市场重点争取的对象。
2、运城市游客家庭结构，夫妻子女型家庭出游能力强，其次是三代同堂型，占34%，夫妻二人至及独身生活两类家庭出游能力弱，分别占13%和6%。
（二）运城市游客的文化及职业结构分析
运城市游客中，文化水平较高的游客占较大比重，大专以上的游客占58%，其中大学以上的游客占25%，高中中专的占32%，初中以下的只占10%，这说明运城市旅游产品对文化层次较高的游客吸引力较大。职业结构中，干部所占比重最大，为35%，干部、工人、个体经营者和商业服务者是运城客源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这四个群体的游客占到游客总量的67%。其余职业群体的游客分布比较均衡，教师占7%，军警占6%，农民、科技人员、学生和离退休人员都占5%。据调查，游客中的商业和个体经营者主要来自于运城市及周边的候马、临汾和陕西韩城等地，这些游客来运城主要是业务上的需要，顺便旅游，这表明运城市作为一个地区级经济中心，对周边的商务旅游者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文化旅游应该是运城旅游重点开发的一个方向。
四、运城游客需求特点分析
（一）各职业群体游客旅游偏好分析
由相关资料分析可得，来运城的游客对历史文化景观表现出一致性的偏好，除农民以外，各职业游客都把对历史文化景观的偏好置于首位，特别干部这一项比例最高，达68%。农民对城市景观的喜爱高于其他阶层，在其需求结构中占38%。游客对自然风光的需求稳定，此项仅次于文化景观位居第二，教师和离退休老人更是钟情于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分别占到其需求总量的30%和35%。游客对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也比较喜爱，科技人员和离退休老人对此的喜爱度更高。商务人员、个体经营者和学生对旅游纪念品的关注高于其他职业群体。出于天性，学生对娱乐游艺活动的需求是最高的。另外，游客对运城的特色饮食有浓厚的兴趣。简言之，从游客在运城的需求状况中，可以看出运城市旅游产品市场的一些特点，即：以历史文化景观为优势，自然风光为补充，民俗风情、餐饮游乐、旅游商品并存但发展尚未成熟的中等欠发达的旅游市场特点。
（二）运城游客文化程度与旅游偏好的关系
运城市以人文景观著称，来运游客的文化程度比较高，探求不同文化程度游客的旅游偏好特征也显得较为重要。为此，笔者做了运城市游客文化程度与旅游偏好的相关分析。
由相关资料分析可以看出，各文化群体游客的旅游偏好表现出很明显的规律性。游客对运城市历史文化景观的喜爱比例最高，在各自的偏好结构中都占到了50%上，尤其足在大专层次游客中，比例更是高达67%。自然风光是仅次于历史文化景观的偏好，但在游客的偏好结构中，此项比例比历史文化景观所占比例小很多，比例最高的也只有26%，其他都在10%多一点，再次证明运城市文化旅游景观优势显著，对游客的吸引力远远大于其他旅游资源。自然景观应该作为人文景观的补充，丰富和完善旅游产品结构。游客对文化旅游资源中民俗风情的喜爱度也很高，对风俗风情的开发应是运城文化旅游今后重点发展的一个方向。另外，运城市的特色饮食、旅游商品和娱乐游艺活动对游客的吸引度还很低，具有悠久历史的运城的特色饮食、旅游商品和娱乐游艺活动虽然很有特色，但都是民间小打小闹，没有大力宣传，市场知名度不高，难登大雅之堂，今后应大力开发这几种文化旅游产品，一来可以完善文化旅游产品市场，二来可以以此提高运城旅游的知名度，扩大运城的旅游规模，增加游客消费支出，提高旅游收入，从而实现更好的旅游效益。
五、运城市游客空间流动特征分析
运城市客源以临近省区为主，游客在空间流向和出游空间意向都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一）游客在运城各景点的出游分布情况
游客在运城各景点的出游率普遍偏低。出游率最高的关帝庙也只有24%，大部分景点的出游率都在5%以下，相当数量的景点出游率仅徘徊在l%-2%之间。即使是名气较大、游览价值较高的永乐宫、鹤雀楼、普救寺的出游率也只有10%左右。相比较而言，西安的一些景点出游率高达80%以上，由此说明运城市的旅游业相对比较落后，游客的出游能力不强。另外一个特点是，游客集中在关帝庙、永乐宫、鹳雀楼、普救寺等几个名气较大的文化旅游景观，对其他景点的出游明显不足。几个自然景现的出游率均低于5%，相对而言，夏县温泉、王官峪与五老峰、历山森林公园及黄河小浪底工程对游客的吸引力较大，这几个景点应是自然风光类景点开发中的重点。
（二）游客来运城出游意向空间特点
在游客的出游意向呈现集中化的趋势。关帝庙、普救寺、永乐宫和鹳雀楼仍是人们首先的旅游目的地，特别是关帝庙和普救寺两地的出游意向最强，游客选择率在20%以上。游客对其余人文景观的出游意向不强，游客对有些文化旅游景观的出游愿望几乎为零。究其原因，一是景点开发的基础较差或景点的可进入性差，再者景点的宣传促销力度不够或不成功，导致景点的知名度不高，影响了游客的出游活动。
游客对运城市文化旅游景点的出游意向过低，说明游客对运城市文化旅游景点的感知度过低，因而，景点的宣传促销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运城市今后要结合自身资源和客源特点，制定出行之有效的促销策略，通过成功的促销宣传开拓文化旅游市场，提高游客在运城市的旅游活动能力。
六、游客对运城的满意度及评价
游客在运城旅游时遇到的问题表现在五个方面：交通（路况差，拥挤，买不到车票）；花费（门票价高，吃住太贵）；时间（假期不够长）；食宿问题（有钱没处吃住）；安全（出门缺乏全感，担心挨宰受骗等）。游客对这五方面反映强度不同。游客对食宿问题反映较集中，占36%，在旅游“黄金周”，游客在运城的吃住问题就变得更为突出。交通是游客担心的另一大问题，这主要是运城有些地区的景点空间组合关系较差，路况较差，给游客出游带来诸多不便。时间和花费也是游客担心的主要问题，这主要是由旅行时间和游览时间比例不协调（旅游时间比较大）及重点景点票价略高引起的。总之，旅游设施和环境是游客印象最差的两个方面。笔者调研过程中也发现，运城市的旅游基础设施较差，尤其是服务设施急需完善和改进。环境较差也是运城市一个突出问题，特别是景区内部和周围环境。游客认为文化旅游资源、服务质量和旅游购物市场都有待大力改善。运城市文化旅游资源数量和类型都很丰富，但资源开发深度不够，管理粗放，由于不少人文景观缺乏维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自然景观开发初级，活动项目单一，服务设施跟不上。景点导游及其它服务项目急需改进，旅游购物市场不发达，旅游商品种类和数量不足，缺乏精品和名牌产品。运城当地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态度还是积极的，对游客比较友好，游客对这方面的反映较少。
参考文献：
1、张东明.旅游学概论[m].郑州大学出版社,2006.
2、张国洪.中国文化旅游[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3、胡幸福.中华旅游文化[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4、运城市文物事业“十五”发展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z].
5、王水成.运城名胜[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旅游市场的构成篇4
关键词：西安市；入境旅游；市场特征；趋势预测
西安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以秦始皇陵兵马俑、华清池、大雁塔、城墙、碑林为代表的一大批垄断性世界级文物旅游资源，构成了西安市旅游资源的核心，也是吸引国际游客的主要旅游景点。入境旅游在国际旅游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入境旅游人数和旅游外汇收入是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入境旅游经济活动成果的主要指标。［1］改革开发20多年来，西安入境旅游发展迅速，入境旅游人数和旅游外汇收入相对增幅较大。但是2001年以来，西安入境旅游人数占全国的总接待量各年均不足0.8%，外汇收入占全国的比重各年也没有超过1.7%。仅以2006年为例，2006年西安市接待入境游客867273人次，占全国入境游客总量的0.69%，居全国主要旅游接待城市的第12位；旅游外汇收入为46700万美元，占全国旅游外汇总收入的1.38%，居全国主要旅游接待城市的第12位。和北京、上海等旅游热点城市相比，西安的入境旅游发展与其差距逐渐拉大。综上分析，西安的入境旅游发展与自身的资源丰度、质量对比，入境旅游产业发展滞后，产业地位下降，这将直接影响到西安在全国旅游市场中的地位。因此，对西安入境旅游市场进行分析和预测，能够为西安市的旅游开发规划和西安国际旅游竞争力的提高提供科学依据。
一、入境旅游市场总体特征分析
西安市旅游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入境旅游市场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以2001-2006年的数据做分析，具体呈现出以下特征：
1.从绝对量上来看，入境旅游人数和旅游外汇收入呈稳定增长，且增幅较大（2003年SARS除外）。如图1所示，2001年入境游客人数为672015人次，到2006年达到867273人次，净增长为195258人次，年平均增长率为5.23%。SARS过后，2004年游客人数迅速回升，2005、2006年稳步增长，同比增长分别为19.27%和11.8%。游客数量的增长带来了旅游外汇收入逐年增加。由图2可知，6年来，旅游外汇收入净增长为17698万美元，2005年同比增长率达到了24％，是2001年以来的最高值。
2.从相对量上来看，西安市入境游客人数和旅游外汇收入占全国的比重小，并且比例增幅缓慢。入境游客人数2001年以来没有超过0.8%，平均比重值为0.64%。旅游外汇收入占全国旅游外汇总收入的比重6年来没有超过1.7%，2006年仅为1.38%，各年平均比重值为1.35%。
通过和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南京、杭州等旅游热点城市做横向比较来看（见图3、图4），西安入境游客人数和旅游外汇收入占全国
的比重和深圳、上海、北京的差距较
大，略低于杭州，和成都、南京相当。作为中国著名的旅游城市，西安入境旅游市场优势地位并不明显，且呈下降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旅游网/index.asp上数据整理得到
3.外国游客是西安入境旅游市场的主体，各年都在85％左右，主体优势明显（见表1）。港澳台游客的相对规模较小，占入境游客的比例在逐年减小。其中，台湾游客最多，其次是香港游客，澳门游客最少，历年都没有超过4000人次。
二、入境旅游市场结构分析
（一）时间结构分析
1.季节变化分析。由图5可知，入境游客的季节分配特点显著，与北京、成都、南京、上海、深圳5座城市2006年1-12月的每月入境游客人数相比，具有以下异同点：
相同点在于一年的变化特征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1月初-3月底，迅速增长阶段。此时正值春天，适宜的天气条件和旅游者的心情因素可以大量吸引旅游者，入境旅游人数大幅度增加。（2）4月初-9月底，平稳保持阶段。经过了第一阶段的增长后，数量略有增加或减少，但是近似围绕在一条直线上下做轻微波动；7月份相对来说，降低的比较多，此时天气炎热不适合出外旅游。（3）9月初-10月底为短期增长阶段，此时秋高气爽正是旅游的好季节，室外的旅游项目较为丰富，因此入境游客的数量会有增加。（4）11月初-12月底，逐渐下降阶段。此时天气变冷，又接近年底，入境游客不断返回客源地。
不同点有：（1）北京、上海、深圳各月的入境游客远远高于其他比较城市，领先优势非常明显。西安和南京各月近似，并略高于成都。（2）在上述相同点的第4个阶段，西安和南京的下降趋势较为平缓，降幅不大。北京和上海的降幅较大。相反，深圳和南京在这一阶段却有回升。深圳的增幅较大，因为此时接近年底，大量的港澳台游客过境返回大陆。
综上，2006年西安吸引入境游客较多的月份是8-10月，8、9月的月接待入境游客量都超过了9000人，10月份最高，达到了115909人次。总体变化趋势和其他几座城市的季节性变化特征大致相同。外国人市场的季节变化强度相对较大，港澳台市场的季节变化强度相对平稳（见图6）。
2.年际变化分析。西安市入境旅游市场的年际变化特征在总体特征分析中已经做过详细阐述，为了避免重复，这里就不再赘述。
（二）空间结构分析
从区域上看，由图7可知，以亚洲和欧洲为主要客源市场，两大洲的游客占所有入境游客的70％左右；美洲次之，特别是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的入境游客不断增多。大洋洲游客占来西安的外国游客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非洲游客虽然数量很少，比例也呈增加趋势。以2006年为例，在外国游客中，亚洲游客200646人次，占外国人总数的27.33％；欧洲游客290778人次，占外国人总数的39.62％；美洲游客160744人次，占21.9％；大洋洲游客38526人次，同比增长0.04%，占外国游客的5.24%。非洲游客2819人次，同比增长23.15%，占外国游客的0.38%。
从国别上看，由表2可知，入境游客的客源国主要有日本、韩国、美国、西欧等国家。结合表3内容，根据外国游客数量的多寡，同时考虑港澳台市场的总体份额，把西安入境旅游市场分为三个等级。一级市场是港澳台、日本、韩国和美国；二级市场是德国、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还有澳大利亚；三级市场也称为机会市场，是其他客源国。同时，根据一级市场为核心，二级市场为主导，机会市场为辅助开发的原则，针对不同的市场特点进行分级开发。
（三）消费结构分析
从旅游消费对旅游活动的重要性来看，可以分为基本旅游消费（BNC：basicneededconsumption）和非基本旅游消费（UBNC：un-basicneededconsumption）。基本旅游消费是指进行一次旅游活动所必需的而又基本稳定的消费，也叫刚性消费，如旅游住宿、餐饮、交通、景点游览等方面的消费。非基本旅游消费是并非每次旅游活动都需要且具有较大弹性的消费，也叫弹性消费，如旅游购物、邮电通讯消费等。［2］旅游消费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业发展水平以及旅游客源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一般而言，旅游业发展水平越低，旅游者的消费水平也就越低，BNC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就越高。反之，UBNC所占的比重就越高。
由表3可以看出，西安市入境旅游消费结构构成中BNC长期占较大比重，占总花费的一半左右，2006年虽有所下降，但也达到了48.8%。2005年BNC的比重比2004年增加了4个百分点，是近几年中变化最大的；UBNC的比重则有所下降。2006年的情况有所好转，但是BNC和UBNC的差距不大，情况也不容乐观。这种变化不符合国际旅游消费的基本发展态势，说明西安入境旅游消费结构存在一定问题。
在BNC中，长途交通费用最高，其次是住宿、餐饮、游览、市内交通。在考察的年份里，市内交通消费水平基本保持不变。长途交通在2003年后增长较快，2005年达到最高值额为30.1%，2006年出现下降趋势。住宿费用从2004年开始，有所下降，到2005年降到最低额为11.3%，2006年有所回升。餐饮消费水平2005年有所增加，但是仍没有达到2001年的10.6%，并且2006年下降幅度增大，减少了近5个百分点。游览消费一直在增长，但是增幅不大。
在UBNC中，购物消费最高，比例接近50％，2006年达到了37.4%，占据绝对份额。其次是其他消费、邮电通讯、娱乐消费。其他消费从2004年开始，下降幅度较大。相反，娱乐消费和邮电通讯消费增长到2005年后，2006年都出现下降趋势。可见，入境游客在基本旅游消费需求满足后，主要把钱花在购物和其他消费等消费领域。因此，进一步挖掘其他消费的消费内容，对于增加旅游创汇有重要意义。
三、入境旅游市场的预测分析
1.数据修正。
基于1978-2006年的统计数据，利用曲线拟合对西安市入境旅游市场进行预测。由于1989年的和2003年的SARS都导致了入境游客人数剧减和旅游外汇收入的减少，形成了一个明显的“V”形谷，给西安市入境旅游市场带来较大的波动。为了提高趋势预测的精度，先对这两次影响造成的凹形谷进行修正，然后建模预测。
统计数据的修正采取直线内插法：首先，将原始统计数据做出长期变化的统计线；然后根据观察找出需要订正的时间段，并确定适合直线内插的起始年份（na）和终止年份（nb）。
2.预测方法和结果
预测的方法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模型中的曲线拟合法。根据修正后的数据，采用SPSS软件进行拟合，具体方程见表5。统计检验表明，方程拟合效果理想，说明该模型完全可以用来进行预测。
四、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1）加大西安市入境旅游市场的分级开发，选择客源市场目标层，建立合理的市场结构。［3］做好海外客源市场的目标定位，以一级和二级客源市场作为宣传营销的主体，加强一、二级客源市场的投入，对三级市场进行适当开发。同时要注重客源呈多元化趋势，积极拓宽客源层。（2）在游客旺季，对旅游产品进行优化组合，提高产品开发层次［4］，加强参与性、娱乐性、度假和商务旅游市场的开发。在这方面，可积极借鉴北京等旅游城市的成功经验。（3）整合资源，优化旅游产业结构，加大旅游产业集群建设，如西安曲江新区旅游产业集群和临潼旅游产业集群。（4）树立西安整体旅游形象，打造旅游精品，提高西安国际旅游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张梅.中国入境旅游预测与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赵晓燕.旅游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旅游市场的构成篇5
1三种旅游管理体制的比较
世界各地由于各自的政治经济制度、旅游业发展阶段、政府干预经济程度的不同，旅游产业管理的体制和制度差异较大。其中有三种模式具有典型意义：
一是以泰国为代表的官方权威管理模式。采取这种发展模式的一般是市场经济尚不成熟、旅游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又处于重要地位的国家。这种模式是将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政府力量的强制性干预，促使一国旅游业实现快速增长。它主要适应在市场发育还不完善的条件下，政府通过制定、补充、修改、解释相关政策法规，对旅游企业的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予以制止和纠正。国家设立强有力的政府主管部门，如旅游局或者旅游委员会，承担包括旅游规划、竞争规划、市场促销、人才培养等行业管理基本职能，并对地方旅游主管部门实行垂直领导，行业协会的作用被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实行这种旅游行业管理模式的国家旅游业发展水平直接取决于政府的组织与决策能力。
二是以曰本等为代表的官民协管模式。该模式强调市场竞争与政府管理并存，在最大限度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政府积极进行旅游市场规制与管理，规制的目的是克服旅游市场的失效，政府管理以市场手段为主，鼓励旅游企业公平竞争。在充分运用各种经济杠杆调节旅游市场的同时，政府加强对旅游业长远发展的规划与指导，以避免市场经济产生的盲目性，发展规划通过旅游产业政策来保证。
三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市场规制模式。实行这种管理模式的一般是市场经济较发达，并且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也较高的国家。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是让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最大的作用。由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基础设施完备，各项物质条件优越，所以很多开发性的事情已经不用政府去出面，甚至涉及到旅游促销方面的事情也不用政府出面。但并不等于政府不发挥作用，只是发挥作用的层面不同，市场调节的力度更大一些。
1.1泰国的旅游管理体制
泰国政府对旅游业实行的是集权式的管理体制。其最高层次的旅游管理机构是旅游管理委员会，它由内务部、交通部、外交部、国家环境委员会、国家经济和发展委员会、立法委员会的高级官员和泰国航空公司总裁、泰国旅游局局长以及行业工会领袖等人士组成，管理和监督旅游局的工作等。泰国旅游局是旅游委员会领导下的旅游行政管理机构，其主要职责是旅游促销、制定地区旅游发展计划和行业管理。泰国的地方旅游机构由泰国旅游局直接设置、派驻人员并提供经费111。
泰国旅游管理体制的特点是，政府对旅游业实行高度集中的宏观管理，设立大区办事处集中管理全国各地的旅游经济活动。其行政级别相当于司局级，经费由国家拨款。主要职能是协调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组织地方性的旅游开发项目和大型的旅游活动、制定地方性的市场规则并维护市场秩序等。
泰国旅游管理体制对我国的启示是:发展旅游业一定要统筹规划，政府要加强宏观管理。对于新开发的旅游地，一定要有完善的管理机制，不能片面追求短期效益而放弃长远利益，领导层要充分认识到旅游业长期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1.2日本的旅游管理体制
日本旅游业与其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形成了一种官民协办的旅游管理体制，政府、企业和各种协会组织彼此协调又相互约束，共同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日本的中央旅游管理机构分为内阁、运输省、观光部三个层次。“内阁观光对策省厅联络会议”是其最高决策机构，直接对内阁负责。17名委员分别来自警视厅、环境厅、国土厅、法务省、大藏省、运输省、冲绳开发厅等部门。其主要职责是:协调各省、厅在旅游管理中的相互关系、审议有关旅游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和规划。运输省是日本旅游业的主管部门，下设运输局、航空局、物资流通局和国际运输观光局等。观光部是运输省国际运输观光局中具体分管旅游业的办事机构。其主要职能是:统筹旅游规划、资源开发、景点整顿，对旅行社、饭店及旅馆进行审批、注册、指导、监督和培训，国际联络与对外宣传，旅游调研与统计等12。
日本的中央旅游管理机构适应了旅游业综合发展的要求，有利于旅游业发挥多方面的功能，这种管理模式与日本的经济体制是一致的。日本政府对旅游经济实行间接管理，大量的行业协会代行了部分政府职能，旅游企业必须是相关行业协会的会员，行业协会履行着行业管理职能。如：日本导游执照考试和培训由运输省委托国际观光振协会组织。这些行业组织既是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结点，又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中介。政府通过行业协会对旅游业实行间接管理，既有利于企业间的信息交流和横向联合，增加行业的保险功能，又有利于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处理好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中央政府不对旅游业进行直接投资，旅游业的投资主要依靠地方和民间的资金。
日本的旅游管理体制对我们的启示是：
第一，政府对旅游业实行间接管理，政府不必要也不可能直接干预旅游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央政府没有直接的投资职能，依靠地方和民间的财力，中央与地方各级旅游管理机构分工清楚。
第二，大量的行业协会代替了部分行政管理职能。政府通过行业协会对旅游业实行间接管理，行业组织是政府充分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之一。行业协会既代表企业的共同利益，又能解决许多政府不便出面解决的问题，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
1.3英国的旅游管理体制
英国对旅游业实行分工管理，管理机构主要分为政府管理机构和专业行会管理机构。政府机构性质的旅游管理机构负责对地区总体旅游发展进行指导和宣传，不介入对企业的具体管理。政府通过完备的法律和法令约束企业和从业者，干预的重点是调整竞争关系和防止垄断。旅游企业的经营活动完全由市场进行调节，企业经营不善通过破产、兼并退出市场。专业行业协会负责旅游企业具体业务的管理。英国的高层旅游管理机构由英国旅游总局、英格兰旅游局、苏格兰旅游局和威尔士旅游局组成，经费由各级政府承担。旅游总局主要负责全英的旅游协调、推广和宣传工作。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旅游局则具体负责各地旅游协调事宜。英国的基层旅游管理机构是地区旅游委员会，其经费由旅游局、地方政府和私人企业共同承担。地区旅游委员会的职责是:代表本地区旅游业的利益、会同地方政府共同制定该地区的旅游发展战略等131。
除了官方的旅游管理机构，英国还有许多民间行业协会，这些行业协会积极维护本行业的利益，促进跨行业的横向联系，制定本行业的条例和准则，负责行业内的人员培训工作，为行业内的企业提供信息服务等。
英国旅游管理体制给我们的启示是：充分发游市场规制与管理，加强对旅游业长远发展的规划与指导，以避免市场经济产生的盲目性。同时，中央和地方旅游管理机构的责任明确，各司其职。
通过这三国旅游管理体制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这三国政府都对旅游业的发展实行宏观管理，制定了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规划。
第二，三国都针对旅游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及时调整政府职能和作用，尽量以引导的、法律的、间接的手段来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第三，三国政府依据不同的国情构建了一套不同利益群体的有效整合机制。
总之，由于各国的旅游资源不同，政治经济体制各异，旅游业的发展道路也不一样，由此导致了各国旅游管理体制的不同模式。有些国家的旅游管理体制较为完备，既有中央系统，又有地方系统，既管理国际旅游，又管理国内旅游。有些国家则偏重某一方面，或以中央为主，地方配合;或以地方为主，中央协助。有些国家仅有国际旅游管理机构，国内旅游则分属其它部门管辖。我们则应当根据自身的特点，建立相应的旅游管理体制，促进和保证我国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2我国旅游管理体制的改革
比较上述旅游管理模式和我国现行旅游行业管理制度，不难发现，我国旅游行业管理范围广、管理细，全由政府操办，政府主导作用非常明显。我国的旅游管理体制突出表现为政企不分，政府主管部门可以直接干预旅游企业的经营活动，这些机构在行使管理权时往往带有明显的部门利益倾向，不可能也不愿意实行公正有效的宏观调控和行业管理。企业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自然没有联合的愿望，发挥旅游行业的作用更无从谈起。因此，明确资产属性，界定企业产权，实行政企分开和事企分开，可以说是我国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重点之所在。而上述诸国中，越是经济市场化程度高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在旅游行业管理中越无所作为，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的作用越突出，法律规制、市场约束、社会监督的作用越明显。我国旅游行业管理制度改革既要考虑借鉴外国先进经验，与国际接轨，又要考虑我国的国情、经济转型的过程性和现行制度的连续性，循序渐进地推进。
2.1明确政府职能，加强宏观管理和调控
政府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旅游业发展的不同时期政府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不尽相同的，政府职能也应随之改变。曰本、英国等旅游业发达国家的政府都能够根据旅游业的发展变化而及时调整政府职能和作用。我国的旅游业是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健全，政府职能应进行一定的调整。具体而言，应予以保留的政府职能有:旅游规划、整顿和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旅游信息服务和旅游宣传。应予以取消的政府职能有：旅游定点制度和旅游经营许可证制度。
2.2建立旅游领导小组或旅游管理委员会
旅游业的综合性、关联性较强和边缘性较强，必须建立一整套级别高、权威大、职能强的旅游管理机构。它能够对旅游业进行宏观调控和综合协调，能够对旅游资源进行大规模、深层次的整合与开发，能够推动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大型旅游集团的组建，走“大旅游”的发展新路子|51。泰国、日本等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建立了旅游产业领导和部级协调机构，由政府主要领导牵头，包括旅游局在内的旅游相关部门领导为成员，不改变各部门现有行政授权格局，通过定期会议等方式，制定旅游产业方针政策，协调各部门的相互关系。但我国目前还没有国家旅游产业领导机构，致使国家旅游局在旅游政策条例及行业标准等的出台、全国旅游生产力布局宏观调控等方面工作协调难度大。为适应大旅游、大市场的管理需要，应适时成立国家旅游产业领导小组，由分管旅游的副总理任组长，相关部委领导为成员，负责国家旅游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实现旅游管理的部际协调。
2.3建立旅游行业协会
随着我国旅游行业管理体制的演变，行业协会作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中介组织，其作用日益重要，并逐渐取代政府所承担部分职能。西方国家的各种旅游协会是在市场推动下，同行业的企业自发组成的，绝大多数企业都是相关行业协会的会员。协会的主要职责是行业自律和行业服务，协会存在和发展必须靠其在代表利益所进行的协调、沟通、甚至斗争中形成的公信力，靠其在为会员提供咨询、培训等服务中形成的吸引力，否则协会将无法存在。
我国各级旅游行业协会是在政府的催生和主导下成立的，既有全国性的中国旅游协会和各专业协会，也有地方各级旅游协会，各级旅游协会分别受同级旅游局领导，旅游协会的领导多由同级旅游局领导担任，企业自愿加入。中国的旅游协会官方色彩浓厚，实为政府的附属机构，主要履行行业调研与政策宣传、政府与企业间的联系与协调等职能。这样的协会对企业的吸引力有限，目前全国旅游企业有20多万家，还有相当数量的事业单位和社团，而中国旅游协会及其分会和专业委员会以及各省旅游协会的会员数总共只有1.2万。
我国旅游行业协会必须加快市场化的改革步伐，使之成为政府宏观管理和企业微观营运管理的中介工具，以减少“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由于我国的各项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旅游协会改革的路径必然依赖政府，具体做法是:旅游协会与行政机构脱钩，完全自收自支，政府通过法律法规要求企业必须成为相关协会的会员，政府把那些主要靠市场调节、社会能够管好的职能逐渐委托或授权给协会，这些职能包括:资格证考试和培训、旅游质量保证金管理、旅游标准化工作等。
2.4拓宽旅游投资渠道
目前我国政府对旅游业的投入仍显严重不足，要解决旅游业所需资金一是可以考虑借鉴国外经验征收旅游税，在饭店宾馆按房费征收一定比例，或在机场、火车站、汽车站、港口等游客必经之地按票价的一定比例或固定数额征收。除征收旅游税以外，政府还应该为旅游业提供更多融资机会，如增发旅游企业债券、增加旅游企业上市公司。二是通过制定财政、金融、工商等政策，吸收外资和国内私人资本。金融部门可在信贷政策范围内对旅游项目优先贷款，并加大对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投入和延长贷款期限、吸引国外和省外资金参与旅游资源开发、旅游环境综合治理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探索以旅游项目收益权或收费权作为质押向银行贷款，通过建立旅游产业基金、开放式旅游基金和股权置换等方式进行市场融资。三是通过股份合作制形成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化投入格局。坚持内外资并用的原则，大力培育社会新型投资主体，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旅游业。选择条件较成熟的部分旅游区，采取经营权转让、特许经营、合资合作、租赁等方式，进行直接融资，出让景区经营权融资开发。要抓紧把沉淀的资本盘活，自己做不好的让别人来做，自身经营发展不快的请别人帮助来发展。按照规划，分期、分块转让已形成投资开发气候的景区和景区周边土地，回收土地转让所得的收入，用于投资开发新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