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会改革方案(整理2篇)
红十字会改革方案范文篇1
红军的全称应该是中国工农红军，而其实它的主要组成成分是农民，是大多数不识字的农民。我不清楚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列宁的革命理论他们能够知道和理解多少，但我想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他们有坚定的反抗意志，反抗现有的政权统治，反抗外来民族的侵略，反抗阶级压迫和剥削，而他们知道，共产党是能够领导他们实现这些目标的，所以他们坚定地跟随着共产党，组成了党领导的军队，不惜冒枪林弹雨，不惜拔山涉水，长征二万五千里。他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并不知道这次迁徙的目的的在那里，甚至连我们的党中央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才知道在陕北还有一块革命根据地，那里的领导人是刘志丹。但正是这些坚定的跟着走的大多数红军战士，创造了人类战争史的奇迹，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让后人震惊的字汇——长征。
跟着走是大多数人在长征中的选择，是长征胜利的保证，但不是长征胜利的原因，长征的胜利开始于遵义会议，在此之前红军可以说是大溃败，而且损失惨重。正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新的领导指挥集体，而新的领导指挥集体又实行了正确的方针路线，所以中国工农红军才摆脱了几乎被彻底消灭的命运。由此可见，正确的领导，正确的方针路线对于一个团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上，与遵义会议有着同等重要地位，并且有着惊人相似性的另一个转折点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两个会议同样是用和平、民主的方式更换了中央领导集体，并重新确定了方针路线，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方针路线，一个在过去可能被视为背叛革命、大逆不道的方针路线。
为什么会有这样开天辟地的转折？为什么会有这样历史性的会议？原因很简单，形势所迫。在遵义会议以前，红军失去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根据地，伤亡近十万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正是严峻的现实促使人们去重新思考，思考过去的方针路线是不是错了；去重新选择，选择一条新的符合实事求是原则的道路。所以，我们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但我们在此之前付出了什么呢？付出了十万人的生命，付出了一个国家十年的时间。
历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进入了2006年，在年初的人大会议期间，一条新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就是所谓“物权法草案违宪，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质疑。因为时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不想就两种观点的孰是孰非谈自己的看法。但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法律专业毕业的学生，我知道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自己的民法典，而作为民法重要组成部分的物权法，却也因为这种争论而推迟审议。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提出不要讨论姓资姓社的问题，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指导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正确的，而且也取得显著的成效。但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已近三十年，成绩固然是巨大的，新的问题也出现了。医疗改革以后我们看不起病了,教育改革以后我们上不起学了,房地产改革以后我们买不起房了,而现在"八荣八耻"的提出也正证明了一个时代价值判断的迷失.一个社会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而相应的制度、体制、观念和文化等方面却不能随之发展的话，就必然成为其进一步前进的瓶颈。
如果说在三十年前我们不知道白猫和黑猫那一只会抓老鼠，所以我们说“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话，那么经过三十年的考察，是到了该选择一只猫的时候了，以便这只有本事的猫能够继续抓老鼠。
如果说刚下水的时候我们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已经越走越深了，手已经摸不到石头了，是该挺直身板，看看河面，选择一条正确航线的时候了，以便我们能造一艘可以走的更远的船。
红十字会改革方案范文篇2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今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开幕。筹备会设立了六个小组,其中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歌、国徽、纪年、国都等方案。彭光涵当时担任了第六小组的秘书,是第六小组中年纪最小的,当时他才三十一岁。彭光涵回忆说:“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自己能和第六小组的成员和专家一起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感到十分荣幸。”
经过两个多月紧张认真的征集和审阅工作,9月14日,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就国都、纪元、国歌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国旗问题一直争论很大。
彭光涵介绍说,对于群众的来稿,小组成员经过讨论,有三类来稿被筛选掉了:第一类是有镰刀锤子的,有模仿苏联国旗的痕迹;第二类是用嘉禾齿轮的,图面比较复杂;第三类是采用两色或三色横条或竖条的,模仿西方国家国旗的痕迹很明显。按照这个原则,小组成员最后从近三千幅图案中选出了较好的四十余幅作为初选图案由彭光涵送交审阅。对彭光涵说:“你把这些图案分类编成册,给每个图案编号,但不写作者姓名,避免审阅人带有偏见。初选图案仍由第六小组进行复选,精选出一批图案,上报大会主席团。”
第六小组经过认真复选,最终确定了三十八幅图案,以“复字×号”作为编号,编辑成一册《国旗参考资料》送交大会审阅。
1949年9月23日上午,政协全体会议代表分组讨论国旗方案,但最终也没有就国旗方案形成定论。
政协大会决定9月30日闭幕,而国旗图案迟迟不能定案,第六小组成员都很焦急。在当晚的会议上,副组长沈雁冰对彭光涵说:“你是秘书,又住中南海,可以见到、副主任(新政协筹备会成立了常务委员会,任主任,任副主任),你尽快向他们汇报目前的困难情况,请他们指示如何办。”
在听取了彭光涵的介绍后问彭光涵:“你接触过很多图案,也听了很多反映,有哪些图案有比较多的人喜欢,容易获大家一致同意?”
此时,彭光涵迅速地翻到《复字32号》(红地五星旗),并拿出投稿人曾联松的原稿对说:“这幅图是在截稿前两三天才收到的。有不少人认为这个图案很有新意,但在五星内有镰锤不好,建议删去后可作为复选稿,印出来的图案是我根据小组意见重新画的图案。”
点了点头,接着问彭光涵:“那四颗星的含义是什么呢?你说说看。”彭光涵解释说:“您昨天的报告中有一段话就是最好的说明。您说‘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反动阶级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主分子’。这样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共产党领导下革命人民的一部分,在国旗中应该有它的位置。至于如何准确说明,最好由小组的同志去拟定。”
“我认为如果《复字32号》的旗面能为大家接受,而且对四颗星的含义作更准确的解释,我想这面红地五星旗有可能被大家接受。”
听后很满意,拍着彭光涵的肩膀说:“好,你按《复字32号》图案画一张大一点的图样,还要做一面大旗,一定要用绸料做,明天下午交给我。”
彭光涵接受任务后立即寻找画笔、颜料、纸张,等一切备齐时已是后半夜了。他自己动手,画了一幅比《国旗参考资料》开本大一倍的图案并涂上了颜色,此时,窗外微微发白,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他把画好的红五星旗交给的秘书,并告诉他,这是要的,一定要尽快交给他。
在北京前门大栅栏街,彭光涵找到了一家制旗社。他强调说,这面旗很可能成为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师傅听后十分兴奋,马上把老板请出来洽谈。到下午3时,一面大旗做好了。当彭光涵要付钱的时候,制旗社的老板无论如何也不收他的钱,并说:“小店能为新中国做一面国旗十分荣幸了,这样的机会想找也找不到。”
9月25日晚,主持召开了协商座谈会。彭光涵提前到达丰泽园会议厅,在秘书席等候。约8点半,、领头进入会议厅,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陆续跟进就座。会上,大家就国旗、国歌、国徽、纪年、国都等问题发表意见。
关于国旗,首先发言,他说:“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想在国旗上有中国特点,因此画一条横线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的特点,苏联之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英、美之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点。”
说到这里,拿起一面红地五星旗(彭光涵画的那一张)向大家展示说:“很多人都说《复字32号》这面旗图案好,我看也是比较好的。中国革命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进行革命和建设。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讲完这段话,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陈嘉庚第一个站起来说:“我完全同意的意见,用《复字32号》的红地五星旗为国旗,它体现了共产党的领导和以工农为基础。”接着,梁思成说:“我觉得《复字32号》图案很好,多颗星代表人民大团结,红色代表革命,同时国旗与军旗不是相差很大。”继后,在座的人都表示赞同32号图案为国旗,但有一位提出要改一改《复字32号》的说明,他说:“用大星、小星的提法不好,因为上海有一种习惯,大星是大老婆,小星是小老婆,所以称大星、小星不准确。”这几句话引起哄堂大笑。也笑着说:“那就不提大星、小星,只提五颗星的关系。我看就提在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人民的大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