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整理2篇)
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范文篇1
根本问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闲置
贵州要在2023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总书记2005年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奋斗目标，任务十分艰巨。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农村的全面小康，就没有贵州的全面小康；没有农村的跨越，就没有贵州的跨越。因此，必须下大力气解决“三农”问题。对“三农”问题，有人归结为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差、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制约等等。但从“三农”内部看，不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闲置的问题，其他问题就不好解决甚至无法解决。
数据显示，2009年，我省三次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依次为14.2%、37.9%、47.9%，三次产业就业人数占全省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依次为70.03%、9.85%、20.12%。这说明，占全省劳动力70.03%的农村劳动力仅仅创造了14.2%的GDP，农业产业增加值构成与从业人员构成严重背离。这里面固然有农业生产率低、规模效益不够等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闲置。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闲置的结果，是数量很大的农民瓜分份额较小的农村资源，而农民又不得不把土地等生产资料看作必须紧紧攥在手心的命根子。这就禁锢了农村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整合，限制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的推进，最终也束缚了农民自身的发展，造成大家一起受穷、守穷的尴尬局面。近年来，我省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成绩很大，但由于客观条件所限，2009年全省贫困人口仍然高达555.3万人，占全国贫困人口的15.4%，贵州仍然是全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
可见，“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闲置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根本问题。要提升农业、富裕农民、发展农村，必须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
根本途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我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底有多少呢？在美国，直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以及他们创造的增加值占整个GDP的比重都是2％左右，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与其创造的经济值基本一致。如果把农业生产率提高到美国的水平，我省2322.46万就业人员中只要有46.45万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就够了。考虑到我省的自然禀赋条件较差，按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10％计算，最多232.25万人也就足够了。而2009年，我省农业就业人数为1626.40万人，这就意味着我省农业要均衡发展，必须从农村至少转移出1394.15万人的剩余劳动力。
这些人要转移到哪里去？很明显，只能通过加快城镇化步伐，吸引农民进入城镇居住和生活。“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上海世博会的主题，为我们勾勒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为什么说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呢？原因有三：第一，城镇化提高农民生活品质。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有限的土地上，即使土地回报率很高，收入总量也难以有较大增长。加快城镇化，鼓励部分农民进城寻找就业门路，通过在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谋取收入，可以让他们获取较理想的经济收益；继续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由于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应提高，其劳动力的产值也相应提高，收入相应增长。此外，更多的农民到城镇居住，有利于传播城镇文明，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第二，城镇化提升农业发展水平。一直以来，农村特别是后发展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单家独户的分散经营模式严重阻碍了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的推进。城镇化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脱离农业和农村，这就使有限的土地集中到少数能人大户手中成为可能，从而实现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同时，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非农业人口的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将会增大，对品质的要求将会提高，从而促使农业生产扩大和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城镇的信息、技术、服务体系，有利于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促进农业增产增效。第三，城镇化带动农村发展。在城镇化进程中，随着城镇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城镇对乡村的集聚、辐射和带动效应也不断增大，这就促使农村人口迅速向城镇集聚，城镇的现代文明将潜移默化地改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推进文明水平不断提升，这就为农村加快变革、加速发展提供了条件。所以，城镇化过程既是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过程，也是各种生产要素重新布局、优化组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拓展了三次产业加快提速、协调发展的空间，也扩大了就业、拓宽了市场、提高了人均收入。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在根本上破解了农民发展的局限、农业发展的瓶颈和农村发展的难题，让“三农”问题迎刃而解。
根本手段――以看得见的手握住看不见的手
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率从30%提高到60%的阶段，是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2009年，我省城镇化率为29.9%，正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我们要从实际出发，既要抓城镇，又要抓农村，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特别要发挥好“市长”和“市场”两个作用，坚持以看得见的手握住看不见的手，让这“两只手”协同促进各种要素在城乡间合理流动，走有特色、集约型、多样化的山区绿色城镇化道路。
科学规划城镇布局。一般来说，大中城市吸纳就业能力强，聚集效益高，但居民生活成本、公共管理和服务成本也高，部分城市甚至出现了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小城市和小城镇吸纳就业能力和聚集效益低于大中城市，但劳动力、资金进入和产业集聚的“门槛”、成本较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和凝聚力。20世纪初，英国推出“母城――卫星城”模式来减轻大城市的压力，目前英国城镇化水平已达95%以上，很多地方城市与乡村已经融为一体。受自然、地理等条件所限，推进我省城镇化，不能只注重大城市，必须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和适度规模的城镇，按照省会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县级市、县城和重点建制镇等层次，科学规划城镇发展方向，突出重点，分类指导，梯次推进。既要综合考虑不同区域的自然禀赋和生产力布局，又要充分考虑农民就地安置的便利，以吸引更多的农民进城务工和生活。
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照“布局集中、产业集聚、土地集约、生态环保”的原则，把产业发展、产业支撑放到城镇化的突出位置，把推进城镇化与产业园区建设结合起来，通过二、三产业的集聚发展带动人口和要素向城镇集聚。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教育、卫生、福利、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水平，逐步完善城市功能，使其成为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集聚的重要节点，为更多的农民进城就业、居住和创业创造条件。
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城镇化就是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各生产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最终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应通盘考虑解决城市就业问题和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努力消除户籍、住房、社保等方面的“玻璃门”，让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进得来、住得下、发展好。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领域，逐步形成投资、建设、经营、回收、再投入的良性循环机制。
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范文篇2
论文摘要:在晚清处于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曾国藩曾在京任职期间对农村社会问题进行了详细具体的考察。他从自然灾害、国用不足、兵伍不精、银价太昂、盗贼猖狂、冤狱过多等方面分析了民间疾苦，进而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和看法，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从京官曾国藩眼中的农村社会问题入手，就其关注农村社会问题原因、途径、认识及解决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使曾国藩这一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曾国藩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具有广泛影响的人物，被誉为晚清“第一名臣”。他整顿政风，倡导学习西方，举办洋务，开启了“同治中兴”，加之他又是儒学大家，因此备受学者关注.当今学术界对其的研究也比较丰富，除了一些专著问世之外.对其进行的专题方面的研究也不在少数。这些研究成果大都集中于曾国藩的洋务、理学、教育、军事、外交等方面，而关于曾国藩在京任职时期对中国农村社会问题认识的研究则甚少，即使有些研究有所涉及，也是极其简略。因此，本文试对曾国藩在担任京官时期提出的农村社会问题做一些梳理，以期对曾国藩有进一步的认识。
一、曾国藩关注农村社会问题的原因
曾国藩与当时其他封建官僚相比较，更加重视农村社会，关心农民疾苦，体察民情。对于所发现的农村社会问题，总是努力解决，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他之所以这样关注农村社会问题.是有一定原因的.
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农村社会问题异常严重.曾国藩所生活的年代，正处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在这个时期，国家机制弊端丛生，社会矛盾严重激化，问题比比皆是。国库空虚;兵伍多而不精;军费和官僚傣禄与日俱增;官吏腐败，贪污成风，致使遭运、盐业、河工等国家本应便民的政策成一了病民扰民的弊政，无怪乎孙中山认为“所有的一切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白银大量外流，引起银贵钱贱，使得农民生活更加贫困.而为了摆脱这种窘境，清政府饮鸿止渴，千方百训增加赋税，这使得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
正所谓祸不单行。在这一时期，自然灾害也是频繁发生.这些灾害中，水旱灾害出现次数多、危害也最大。据统计，道光二十年至宣统三年间(1840-1911)，我国共计发生水灾236次，旱灾140次。仅就直隶为例，1840-1852年间，受水旱灾害的总县数大约是539或546个。此外还有一旱灾、震灾、虫灾、风灾的侵扰。
以上所述的种种人祸天灾，使得农村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形下，生活无依的农民不得不揭竿而起，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据统计，1836-1845年中，民变次数为246次。这直接冲击着清王朝的统治。身居高位的曾国藩深知农村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是这种危机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国家当务之急便是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清廷的统治。
第二个原因是家庭教育的影响。曾氏家族是典型的耕作世家。曾氏家族祖籍衡阳，清顺治年间，曾孟学一家才迁居湘乡。曾氏家族累世务农，曾国藩家中堂屋神完两侧挂有一幅对联口:“奉祖宗一住清香，必诚必敬;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耕宜读。”曾国藩也替父亲曾麟书书写过一幅对联:“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求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事实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在曾国藩的家书中也体现了他对这种文化传统的重视，他给后辈的家书中说道:“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正是由于曾氏家族的半耕半读的文化传统，使曾国藩从小就受到了较好的农耕思想教育，同时亲身经历的农耕实践也使得他了解了农村，看到了农村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这对其以后的政治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刘铁铭先生所说的:“曾族的耕读家规是造就曾国藩成才之始道。”
第三个原因是曾国藩较为顺利的仕途经历的影响。纵观曾国藩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仕途还是比较顺利的。曾国藩先后担任过礼、兵、吏、工、刑各部侍郎。这一经历使得他自然萌发了澄清天下之志。这在他的家书中可以看出，他曾在家书中说过，“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弱救民饥之责”，“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并且要求自己一心以国事为重。也正是因为如此仕途和志向的激励，使得他不像其他的封建官僚那样剥削压榨农民，而是关心农民疾苦、体察民情。仕途的顺利也使得他萌生了报效皇恩志向，而报效皇恩则首先表现在协助朝廷解决社会问题。
二、曾国藩关注农村问题的途径
曾国藩对农村社会问题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有利于其采取得当的措施解决问题。他之所以会有如此清楚地认识，则应归功于他关注农村问题的途径。
自幼在农村生活的这一经历是其了解农村问题的一个途径。曾国藩出生在湖南湘乡荷塘白杨坪(今双峰荷叶)，当时的湘乡是湖南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县，地形险峻，相对贫困，并且社会矛盾十分突出。曾族尽管到了曾国藩父亲这一代，已数代为地主，但是私产并不多，而且经常需要借钱，就连曾国藩任官以后还不时借钱救急.这样的生活磨砺使曾国藩更容易发现农村存在的社会问题，可以说是其关注农村问题的最早的途径。
与家人和朋友之间的通信是曾国藩关注农村问题的另一条途径。曾国藩经常和家人及朋友通信，相互之间进行信息交流，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农村问题的信息。
在曾国藩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说过:“八月十四日发第九号信，至十七日接到家信第七、第八二号，欣悉一切。……左光八为吾乡巨盗，……左光八一起，想尚非巨伙人会者流。然我境办之，亦不可过激而生变。”在另一封中对家人提及的乡中劝捐补亏空之事作了回复，“邑中劝捐弥补亏空之事，余前已有信言之，万不可勉强勒派”，并且对此事弊端做了详细说明。当然，与朋友的通信也传达了此类信息。这可以从他在道光二十九年写给陈源衰的信中看出:
“今岁三汉两湖并离奇灾，……金陵城中几成洪湖，死者日以千计。……来书称长沙饥民情状，令人枪恻。”而后在给黄廷攒的信中也提供了证据:“去岁出都后，奉到手书，……嗣又奉踢函，优戚之中，尚践在都临别夙诺。寄到槽务积弊及银价苦昂，思所以平之之法。”由此看来，与家人和朋友的通信也是其了解农村的一条重要途径。
中央五部的任职是其关注农村社会问题的第三条途径。曾国藩是晚清“第一名臣”，早期的仕途便非常顺利，自中进士后十年七迁，遍兼礼、兵、工、刑、吏五部侍郎，这更利于他了解到农村社会问题。这可以从他在京任职时期的一些经历可以看出。在道光二十八年正月初八日，“领同乡京官具摺谢恩，为上年水灾借给籽种”。咸丰元年九月初一日，“领同乡京官具摺谢恩，为水灾州县豁免钱粮”。
三、曾国藩对农村问题的认识及解决方案
曾国藩通过以上三种主要途径对农村社会存在的问题有了清楚的认识，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总结和归类。
首先，他认为自然灾害尤其是旱灾和水灾是农村社会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之一。他在奏稿《请设坛祈雨疏》中提到:“本年人春以后，雨泽较稀……近来京带地方，晴多雨少，粮价渐增。”在《议汰兵疏》中也指出了水旱灾害的危害，“乙巳以后，秦、豫两年之早，东南六省之水，计每岁歉收，恒在千万以外，又发架数百万以娠救之”。水旱灾害使农民歉收，损失巨大，不得不依靠国家娠济。然而，此时的国家娠济体系已经走向了崩溃。
其次，他在《议汰兵疏》中还提到了当时天下的两大患，“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这两大患对下层人民造成了极大负担。“国用不足”，政府必定会增加赋税，而正如他所说的:“欲于岁人常额之外，别求生财之道，则搜括一分，民受一分之害”，人民深受其害.“兵伍不精”也带来了严重后果，从康熙朝开始，国家增兵过多，但是军队战斗力却急剧下降。这不仅使得国库空虚，而且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匾乏，极不利于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第三，曾国藩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提到了另二条具体的问题。“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也”，即银价过于昂贵致使农民难以缴纳钱粮。“二曰盗贼太重，良民难安也”，盗贼横行，官吏、差役并不关心调查，致使良民无安稳之日.“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这些都是造成民间疾苦的原因。
他不仅明确地指出了这些问题，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方案，以期对这些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
其一，是对水灾和旱灾的解决方案。对于水灾主张通过修建堤坝疏浚河道来解决。而对于早情，在当时情况下，也没有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他上书祈请皇帝救令各衙门“敬谨设坛，诚求膏雨”，这种做法虽属迷信，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关心民间疾苦。
其二，他在《议汰兵疏》中对国用不足、兵伍不精也提出了解决措施。这些措施总的来说就是“汰兵”。他特别指出汰兵并不是一步完成，而是逐次裁减，以免发生叛乱。汰兵省下来的费用则“另行封存，专备救荒之款，永塞开捐之路”。这与他所认为的“养兵为民也，备荒亦为民也，塞捐以清仕途，尤爱民之大者也”相符。
其三，是对银价、盗贼、冤狱问题的解决措施。针对银价，他专门上了《平银价疏》。在奏稿中，他提到了六种方法，即:“部定时价，每年一换也”、“京外兵晌，皆宜放钱也”、“部库人项，亦可收钱也”、‘他丁正项，分县收钱也”、“外省用项，分别放钱也”和“量减铜运，以昂钱价也”。针对盗贼多、冤狱多的农村社会问题，他上书皇帝建议“申谕外省，严伤督抚，务思所以更张之”，即从中央到基层加强官员队伍建设，整顿吏治。
曾国藩善于发现当时农村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详细的解决方案，这足以体现出其关心农民疾苦、以民为本的经世本色，无愧于一个日益成熟的政治家。
四、对其以后政治实践的影响
曾国藩的生活环境和人生阅历使其看到了农村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这对其后来的政治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充实了他的理学思想。譬如，要统治者“内圣外王”，自如运用儒法思想治理天下.突出理学的经世功能。《请设坛祈雨疏》和《备陈民间疾苦疏》两疏也均从侧面反映了其经世致用的思想.因此，李洪波在《曾国藩其人》中评价他不仅坐而能言，而且起而能行。在当时，他独树一帜，形成了理学经世的思想，为后来“为学之术有四”(即:“曰义理，曰考察，曰辞章，曰经济”)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