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商文化概论(收集5篇)

中华商文化概论篇1

就像梅西百货感恩节巡游成为美国文化的亮点一样，金宝街嘉年华巡游活动也以其别开生面，定义中国顶级商街兼容并蓄、内涵深蕴，锐意创新的文化，并跻身于世界出类拔萃的商街之林。这不仅是一场美轮美奂的公众狂欢，更是一次高端商业文化的铿锵启程。

九大国际商街代表轮道金宝汇

借助嘉年华活动为金宝街引爆的时尚热潮，9月12日下午的论坛则展现了中国顶级商街的商业深度：来自英国伦敦牛津街，日本东京新宿大街、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德国柏林库达姆大街。美国纽约曼哈顿商业街等世界9大顶级商街的代表，齐聚金宝汇购物中心，与负责金宝街整体规划开发的富华国际集团“坐而论道”，就金宝街开发理念、运营模式以及未来项目等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参加论坛的还有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等国内知名商街的高层。

论坛在金宝汇购物中心顶层的艺术中心举行，富华国际集团市场营销总监姚宁首先介绍了金宝街的发展过程与整体概念：国际知名设计公司Acqultectonica负责人，披露了金宝街的收官与点睛之作

2、3号地的规划方案：这两块地将统一开发成大型商业综合体，包括国际一线品牌的大型旗舰建筑、高端购物中心，写字楼与精品酒店、四合院会所、中心广场等，形成兼具中西优秀文化与高端商务功能的有机整体，使金宝街成为所有追求与热爱高品质生活人士的梦幻之岛，更向世界递出一张象征北京跻身世界级都会的名片。

GUCCI2010年秋冬系列清华开秀

时隔两载，GUCCI近日特意将2010秋冬时装秀，移至中国知名学府清华大学校园，来自英国、巴西、乌克兰和中国内地的29位顶级模特儿，共演绎近60套GUCCI2010秋冬系列男女装。秀场设计参照米兰时装秀概念为蓝本，天桥长逾40米，以金色与银色相间的条纹展开并延伸至背景墙，映衬着金色的GUCCILogo熠熠生辉，场面华贵壮观，尽显本季追溯至70及90年代GUCCI黄金岁月，将现代极简主义与极度奢华风完美融合的华美主题，于京城掀起时尚文化旋风。

中华商文化概论篇2

关键词：书籍装帧书卷气电脑辅助设计精神

“书卷气”原是古代评价书画的常用术语，用它作为一个评画的标准，意指诗意的画或称诗卷气，以后评价书籍装帧艺术也借用了它。文化内涵“气”是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是艺术和美的根源。“气”和书连在一起称为“书卷气”，广义地理解，装帧设计的书卷气应是指它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上的高格调。而如此高层次的美却是由书籍装帧来实现和完成的，追求品位、讲究形色之间的神韵，显示着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趣味。

“气”作为中国文化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与“神”“韵”“味”“理”“骨”“道”等一系列概念，构成了中国文化独特的理论系统，表达着中国文化独特的思维特质。“书卷气”是中国书籍装帧艺术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书卷气”一词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元代画家钱选说的“士气”，就是要求绘画要有文气。而清代张庚说的“士气”就是“卷轴气”，要求绘画要有卷轴装书籍的文化气质。如今，“书卷气”概念在书籍装帧理论中如此突出地被关注，不能不说是现代商业社会强化了书籍的商品属性的结果。

“书卷气”首先是指装帧设计的文化性，儒家推崇雄浑、典雅、和谐的中和之美；老庄倡导冲淡、飘逸、自然的萧散之美；佛家追寻空灵的禅意之美，这些都是构成中国书籍装帧“书卷气”的重要的精神内涵，其内涵中包含着儒、释、道的文化精神。书籍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书卷气和文化感也许就是它的特质。对于书籍设计来说，抓住这一基本特质是必要的前提和基础。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渊源，历史上的中国古籍都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审美特色，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性与时代感的融合，这可以作为当代装帧设计的设计理念。

“书卷气”的概念虽产生于书籍本身，但它的应用似乎并不仅是用来品评书籍的装帧。“书卷气”是中国书籍装帧艺术理论中的一个内涵相当宽泛的概念，它强调装帧的文化性，要求装帧显现深邃的文化底蕴，同时反映着中国人特有的对装帧的审美方式，这是一个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精神的概念。装帧设计在它的审美创造活动中，通过外在形式给读者创造美好的第一印象，继而引导读者去探究书的内容的意蕴和特性，形成富有意味的第二印象。装帧设计的审美创造活动有其特殊形式：以最少的素材来创造最大的空间，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深刻的内涵。装帧艺术的“形式美”要让读者耐人寻味，就必须“表现”出某种意境。当读者阅读一本理想的装帧书籍时，不仅能欣赏到形式美，而且可以长时间地品味其中意蕴。装帧艺术“以形写神”，追求传神和气韵，这是一个富有诗意的感性创造和具有哲理的过程。

当今社会，生活方式、生活情趣日益多样化，改变着中国人传统的单一的审美趣味。人们对书籍装帧也必然呈现审美趣味多元化的趋势。在现代书籍装帧多元化的艺术风格中，“书卷气”的美已不是展示书籍装帧美的唯一形式。审美情趣的多样化，也决定了装帧“书卷气”的风格多样性。我们要对时代的美有特别的敏感性，善于捕捉时代的新鲜气息，把握体现当代社会中最能体现美的本质的要素，为中国装帧艺术注入新血液，为“书卷气”的精神内涵增加新的活力。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书卷气”的内涵也会在时代的大潮中不断地发展。电脑设计追求品位，讲究形色之间的神韵，显示着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趣味，优秀装帧作品中洋溢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而有些作品既有中国气派又有几分“洋味”，颇具现代美感，成功地将西方艺术的浓烈色彩、充满动感的视觉冲击以及狂放的艺术创造精神，借鉴到书籍装帧设计中来，使整个设计清新、明快，富于生机勃勃的活力。我们既需要充满向上精神的炽热的“书卷气”，也需要飘逸、清淡、静美的“书卷气”；既需要传统美的“书卷气”，也需要与外来文化融合在一起的“书卷气”；既需要具有文化底蕴的“书卷气”，也需要带有一些商业味的“书卷气”。

现代社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书籍的商业特征，但书籍终归是一种文化，装帧的“书卷气”依然能显现书籍美的文化本质精神。尽管装帧风格各异，趣味不同，但大多数书籍的装帧终归要把“书卷气”的美感融合在自己的风格之中。“书卷气”的美与书籍的商品属性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许多现代书籍装帧设计中，“书卷气”不但没有降低书籍的商品价值，而且成为书籍这种文化商品不可缺少的附加值。书籍不是静止的装饰之物，读者在翻阅过程中，与书沟通并产生互动，书成为一个驾驭时空的能动的生命体，读者从中领悟深邃的思考、生命的脉动、智慧的启示，体会情感的流露、视觉传达的规则、图像文字的美感，从而享受阅读的愉悦。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给书籍设计以崇高的地位，他认为：“一个书籍装帧家绝不只为书包装，他们从事的是一种独立和尊贵的艺术。他们中间的佼佼者，把装帧艺术视为神圣、锲而不舍地追求，永无间断地再创造，并且和任何严肃艺术的本质一样，用美来升华生命。”装帧工作者在参与塑造书籍形象的同时，也在塑造着自己。我们应尊重书籍，善待书籍，坚持独立创意，不断进取，将中国的传统装帧艺术发扬光大，创造属于中国的装帧艺术风格，从而在世界文化领域中取得一个独特的地位。

今后中国的书籍装帧艺术无论多么现代化，无论怎样吸收外来文化，无论各种风格流派如何发展演变，“书卷气”作为中国书籍装帧的一种文化精神，必然在中国未来的书籍装帧艺术中继续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书卷气将作为一种不可缺乏的内在精神主宰着书籍的设计。

参考文献

[1]邓中和.书籍装帧创意设计.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中华商文化概论篇3

关键词：香港社区词；区域词；研究

中图分类号：D66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7-0062-03

一、引言

1993年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上田小琳教授提交了《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和教学浅议》一文。该文是“以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词语为例，分析政治词语和社会的密切关系，新经济词语如何成为后起之秀，一般生活词语怎样不断更新等，拓展了词语和社会密切关系的研究”。（《社区词》1996）紧接着她在当年12月的香港国际语文教育研讨会上，正式提出了“社区词”的概念。她指出：“有必要对香港社会流通的和社会背景关系密切的词语命名，提出‘社区词’这一新名称、新概念，并首次将它与文言词、方言词、外来词并列，成为一般整理词的构成成分。”她的这一重大理论研究成果随即引起学者们的巨大关注，如陈章太、于根元、周梅、周一农等。邵敬敏教授还在自己主编的《教好学好普通话资料集》（1998）和《现代汉语通论》（2001）教材之中纳入了“社区词”这一概念。在研究香港社区词的队伍中，主要有田小琳、汤志祥、赵青、孙银新等一批人。尤其以田小琳为主，她不仅是提出“社区词”这一概念的第一人，还是对其进行后续补充及完善并主编了《香港社区词词典》的重要人物。文章将分两大部分对在一些重要学术期刊上搜索到的有关香港社区词的文章进行香港社区词研究的综述：田小琳相关文章及其他研究香港社区词的主要作者的文章。

二、香港社区词的研究现状

1.关田小琳香港社区词研究的论文综述。“社区词”概念的雏形来自田女士参加1987、1989年第四届、第五届中国语言学会学术年会时提交的《香港流通的词和社会生活》和《香港词汇面面观》两篇文章。文章重点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探讨香港本地词汇和社会的关系，并列举一系列能够反映香港地区特有事物、概念、思想的词。1993年12月，田小琳在《现代汉语词汇的特点》中首次正式提出的“社区词”这一概念。她所说的“社区”，指的是社会区域。由此可见她更多地是从文化背景和使用心理的角度Α吧缜词”进行定义。在她的概念里，“社区词”涵盖了中国大陆、港澳特区、台湾地区、东南亚华人社区等各自拥有的在本社区流通的汉语社区词。此后田小琳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继续发表文章阐述有关“社区词”的观点，相关的理论也日趋成熟与完善。1996年她在《社区词》一文中，从社区词的内涵、“社区词”与方言词和新造词等的关系、社区词的定位、构词方式、不同社区的社区词情况及社区词之间的互相交流和吸收等几方面论述“社区词”的特点。此时社区词的概念已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但对社区词、方言词、外来词的划分仍不是特别清晰。紧接着她发表了《香港词汇初探》、《从社区词中的多音节词说起》等一系列文章。在2002年的《社区词与中文词汇规范之研究》中，通过列举香港社会特有词汇，她重点阐述“社区词”这一提法的来源与依据，说明香港社区词也可以作为现代汉语词汇来源之一，可以进入规范词汇。2004年的《香港社区词研究》中，她更是从社区词的定义、来源、构词特点及其与外来词、粤方言词的界限划分等多方面深化对社区词的研究，并提出香港社区词存在广义、狭义之分以及香港社区词和香港方言词、外来词的界限划分问题。她在《规范词语、社区词语、方言词语》（2007）一文中从流通范围、背景来源、构词成分等三个方面分析了规范词语、社区词语、和方言词语之间的异同，进一步指出社区词对丰富和完善规范词汇的重要性。社区词已经完全与方言词、外来词等并列。经过她对香港社区词多年的研究整理，终于发表了社区词的集成性研究成果――《香港社区词词典》（商务印书馆，2009）。可以说，社区词的研究达到了一个理论和实践很好结合的高度。

2.其他研究香港社区词的文章综述。张维耿也是最早对华人社区词汇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如他在《不同华人社区词语差异浅论》（1988）这篇文章中，描述了不同华人社区有自己内部使用的口头语和书面语这一现状及其之间存在的差异。在我们能搜索到的十多篇有关香港社区词研究的论文中有两大类：一类是针对《香港社区词词典》做出相关评论性或研究的文章。如詹伯慧的《一部反映香港社区词的辞书》（2005）；陈茜的《普通话水平测试与社区词――以为例》（2009）；尹雪璐的《中的“香港社区源词”》（2010）；宋小红的《社区词与“文化休克”的消除――评介》（2010）。另一类是从词汇本体研究的角度所写的文章。如程祥徽的《传意需要与港澳新词》（1996）；杨必胜的《试论“港词北进”》（1998）；周梅在《也来谈谈“社区词”》中（2004）进一步探讨了社区词概念的确定、共享、不同社区社区词的特点以及社区词和方言词、外来词、文言词等的关系；周一农在其《词汇的文化蕴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01月：135-136）中将田小琳所说的“社区词”的阐述内容与田女士对“社区词”的表述有异曲同工之妙。孙银新在他的《香港社区词与普通话词的对比研究》中，将香港社区词与普通话词之差异划分出三大类型：香港话有而普通话没有的词；普通话有而香港话没有的词；普通话和香港话里共有的词。分别从词的义项数量、词汇意义上比较香港话和普通话中词形相同的共有词在两大词汇系统中的异同，比较普通话和香港话中词形不同而词义相同的“对应词”在词形上的异同。研究表明“同中有异”和“异中有同”都是香港话和普通话两大词汇系统的词内在的本质特点。他的《造词法研究》则揭示了香港造词法的类型系统，进而比较其与现代汉语普通话造词法的异同。而造成这种不一致、不对应的原因在于：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化，而香港社区词的产生更多地受到地域文化多元性的影响，使其词汇系统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他的研究使得香港社区词的特点更加突出。从社区词的界定、社区词的使用情况、各华语社区词汇比较研究、社区词与普通话词语的区别研究到社区词的造词法研究，学者们对社区词的研究不断深入和细致化，可谓成果斐然。

3.汤志祥的“区域词”与“社区词”。谈香港的社区词研究，必须要提到另一位同样在这方面取得较为系统理论成果的学者――深圳大学的汤志祥教授。汤志祥也于90年代开始关注到各华人社区词语的异同，如他于1995年发表的《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汉语词汇方面若干差异举例》，从共时差异上对各华人社区的词汇进行观察描写。1999年他同陈瑞端共同发表了《九十年代汉语词汇地域分布的定量研究》一文，文中提到的“单区域独用词语”这一概念就与田小琳的“狭义的社区词”的定义在外延上很接近了。2001年他在其著作《当代汉语词语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提出“区域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观点。他的《论华语区域特有词语》（2005）一文对“区域词”概念有相对成熟的论述和分类。他将华语区域特有词划分为狭义的“华语区域特有词语”和广义的“华语区域特有词语”。狭义的“华语区域特有词语”，是指在某一特有区域内流行，代表该地区某一特有概念或特定事物的词；又将狭义的“华语区域特有词语”分成三小类：“各地华语的本土词语”、“各地华语的特指方言词语”、“各地华语的特用外语借词”。而广义的区域词则涵盖了除狭义区域词外其他所有不同说法的词语，如“华语异称词语”，“各地华语特用外语借词”。汤志祥将“区域词”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华语社区的“本土词语”、“特指方言词语”、“特用外语借词”。同时指出随着华语圈内的社会和文化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华语区内“区域特有词语”还会继续存在并不断产生新的词语。接着2008年他还有论文（《论“港澳词语”以及“澳门特有词语”》）对港澳区域词进行更细致的研究。汤志祥关于区域词的论述是着眼于词语使用地区的独立性，并将区域词归为汉语借用的来源。也就是说，汤志祥界定的区域词是有着严格界限的。他的华语区域词是华语区域特有词语的简称，是某一区域人们创造流通于该区域反映该区特有事物的词语。田小琳的“社区词”概念则更多地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界定，着眼于不同社会文化、制度背景等产生的词汇而称之为“社区词”。“社区词”和“区域词”都是对于各个华语使用区存在的不同的词汇的梳理和界定。鉴于词汇系统本身的复杂性，两位学者试图从不同角度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

三、小结

香港社区词的研究从概念的提出到成为学界公认的一个独立概念并被收入相关教科书，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社区词的概念不仅得以确定，还取得了与外来词、方言~等并列的地位。《香港社区词词典》的出版更是推动了其研究的深入。文章主要从三方面梳理了有关香港社区词研究的概况：田小琳对社区词概念的提出、确立和后续研究；其他学者对香港社区词的研究文章；汤志祥提出的“区域词”概念及其研究成果，以及“社区词”和“区域词”这两个概念的异同情况。社区词的研究始于对香港社区词的研究，发展到如今对“港式中文”的研究，这一领域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入，不仅丰富了域内外华语的研究，加深了对现代汉语的了解，同时也带动了其他华人社区词的研究，如台湾社区词、澳门社区词、新加坡社区词等。

参考文献：

[1]陈建民.香港文化词汇是如何融入普通话的[J].语文建设，1994，（07）.

[2]陈瑞端，汤志祥.九十年代汉语词汇地域分布的定量研究[J].语言文字应用，1999，（03）.

[3]陈恩泉.双语双方言第四卷[M].香港：汉学出版社：1996：313.

[4]胡娟.从同形异义、异形同义看看香港社区词与普通话词语的差异及其起因[J].中州大学学报，2011，（02）.

[5]廖京京.香港词汇与大陆词汇之比较[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

[6]孙银新.香港社区词与普通话词的对比研究[J].武陵学刊，2013，（01）.

[7]孙银新.香港社区词的造词法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5）.

[8]汤志祥.论华语区域特有词语[J].语言文字应用，2005，（05）.

[9]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汉语词汇方面若干差异举例[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01）.

[10]田小琳.香港词汇面面观[J].语文研究，1990，（02）.

[11]田小琳.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和教学浅议[A]//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C].1993.

[12]田小琳.谈谈现代汉语词汇规范问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07）.

[13]田小琳.社区词[J].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C].1996.

[14]田小琳.香港词汇研究初探[J].语言文字应用，1997，（02）.

[15]田小琳.由社区词谈现代汉语词汇的规范[J].语文建设，1998，（11）.

[16]田小琳.由“垃圾虫”说到社区词[J].咬文嚼字，2001，（06）.

[17]田小琳.从社区词中的多音节词说起[J].语文建设，2001，（12）.

[18]田小琳.社区词与中文词汇规范之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2002，（01）.

[19]田小琳.香港社区词研究[A]//第七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C].2004.

[20]田小琳.规范词语、社区词语、方言词语[J].修辞学习，2007，（01）.

[21]汪惠迪.华文词汇教学须关注地区词[J].华文教学与研究，2010，（01）.

[22]王希杰.修辞学通论[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105.

[23]闫婷婷.香港社区词汇与普通话词汇对照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

[24]郑定欧.香港粤语词典[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5.

[25]詹伯慧.一部反映香港社区词的辞书[J].学术研究，2005，（1）.

中华商文化概论篇4

原文

【摘要】从90年代末期开始，伴随新经济而来的IT技术及Internet的结合使商务活动从形成到内容都区别于以往的经济活动，被冠以“电子商务”的新经济活动在特定的技术平台支持下完成。新经济下成功的企业必然具备支持其谋求竞争优势的电子商务系统。网络不仅给企业带来了新的生存空间，而且也带来了新的生存规则。企业若能清楚和了解这些规则，并很好使用网络，就有可能在竞争中获胜；反之，就有可能倒闭、破产。网络环境下，企业的管理模式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并给企业的经营活动也带来重大影响。因此，传统企业经营模式就在遵循网络所带来的新的生存规则下进行转变，以适应新世纪下电子商务的挑战。

【关键词】电子商务企业经营模式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业务流程

TheElectronicCommerceOperatesWithBusiness

EnterprisetheMode

AbstractStartinlastphasefromthe90''''s,accompanywiththeneweconomysincethenofthecombinationbetweenthetechniqueofITandInternetmakebusinessactivityfrombecomethecontentsdiscriminatebetweentheformereconomicactivities,drivethehatundertheparticulartechniqueterracesupportcompleteswiththeneweconomicactivitiesofthe"electroniccommerce".Theneweconomydescendsthesuccessfulbusinessenterprisetohavetosupportbyallmeansit’sseektheelectroniccommercesystemofthecompetitiveadvantage.Thenetworknotonlybringsthebusinessenterprisetoexistthespacenewly,butalsobroughttoexisttherulenewly.Ifthebusinessenterprisecansbeclearwithunderstandtheserulers,andverygoodusagenetwork,maywinincompetition;whereas,mayclosedown,bankruptcy.Thenetworkenvironmentisnext,themanagementmodeofthebusinessenterprisewilltakeplacetheroottoreplacesexuallyandoperatethebusinessenterprisetheactivitytoalsobringtheimportantinfluence.Therefore,thetraditionalbusinessenterpriseoperatesthemodeatfollowthenetworkbringofexistnewlytheruledescendtoproceedthechange,toeingadapttothechallengethatnewcenturydescendelectroniccommerce.

KeywordsElectroniccommerceThebusinessenterpriseoperatesthemode

SupplychainmanagementCustomerrelationmanagementBusinessprocess

一、概述

一种新技术的出现，往往标志着时代的变迁。网络技术一出现就在全球范围内广泛而迅速的传播开来，现在已渗透到各个领域，企业也不例外。网络不仅给企业带来了新的生存空间，如电子商务在互联网上的活跃表现，而且也给企业带来了新的生存规则，企业必须仔细分析，掌握网络的游戏规则并通过改组自身去努力地适应它，才能保持自己的竞争力，不被“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网络所淘汰！英国首相布莱尔曾说..

目录

【摘要】

一、概述

二、电子商务下企业运作模式

电子商务下企业供应链管理

电子商务下企业客户关系管理

企业与业务流程重组

参考文献

参考资料

[1]卢向南,李小东,汤兵勇.网络企业管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黄群慧,张艳丽.管理信息化:新世纪生产管理变革的主线[M].广东: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

[3]晏维龙,张春法,曹克.网络经营术[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4]左美云,张昊.网络企业[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1.

[5]方美琪.电子商务概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6]田源,林自葵.电子商务下的物流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7]杨明一,洪大为.电子商务车ERP理论与实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8]方美琪.电子商务与传统企业[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中华商文化概论篇5

西方哲学与中国书写

201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一套由杨慧林主编的“人文学科关键词研究”丛书，以关键词的形式，去图绘当代西方哲学的最新动态。这些关键词有“意义”“礼物”“身体”“行动”“书写”“法则”“道说”“焦虑”“倾听”“动物（性）”。限于篇幅，笔者选取其中三本进行介绍。

巴特说，读者的诞生必然要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这句带有天启意味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作者—唯一者—上帝—形而上学，原来这些东西都是一路货色，是某些哲学家编织起来的神话织体，意在压制以及统治。于是这些就成了我们反抗的对象，当我说“我们”时，“我们”所指的就是杀死上帝，取消形而上学，唯一者以及谋害作者的诸众（multitude）。只有当形而上学终结，思想才能开始；只有当上帝隐退，人的生活才有可其能；只有当唯一者，杂多的异质才可能得到滋养；最后，只有当作者死去，读者才有可能去创制文本。随着作者死去的，还有作品——作品成了文本，成了所有人可以参与其中的公共空间。所有的人在其中享受公开的狂欢，而不必像那样，偷偷摸摸，藏着掖着——去写作，去创造是的实现升华，这也是极乐（jouisance），而这种感觉是每个人都有权去向往的。去写作也就是去参与，在参与的过程中实现对自己的塑造。这是对“他者”的书写。在王涛的《书写：碎片化语境下的他者的痕迹》中，作者考察了巴特、德里达、布朗肖等人的“写作术”，并挖掘了这种写作术与犹太—基督教和女性和种族运动等之间的关系。

根本说来，写作的革命无法代替革命的写作。可以说这种写作术的出现源于上世纪60年代火热的社会运动，但这种囿于书斋的写作革命最后如作者所说，会堕入“虚无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如何来对待书写，如何让书写的思想性与社会的物质性产生关联互动，就成了我们必须面对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当我们谈论动物时，我们谈论的是什么？答案有三：我们人类本身，动物本身以及人与动物浑然难分的状态。在古希腊，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谈论动物其实谈的是人本身，动物只不过是人进行自我确证的他者；在尼采那里，现代人是报废的人，是末人，人被束缚在人的理念中，人应该成为金发碧眼的野兽，回归兽性，谈论动物，就是要呼唤人的兽性，人的动物性；在阿甘本等人那里，在现代的生命政治装置下，人被化约为生命，成为既身在社会，但又不属于社会的临界状态。人具有人形，但又不具有人性生命（bios），最终剩下的只是动物性生命（zoe），这正是介于人与动物之间的浑然难分的状态（在例外状态下，如集中营，人则成了彻头彻尾的动物性生命）。

赵倞的《动物（性）：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人性根由》所论述的就是西方古今动物观的演变。作者跟随巴丢指出，伴随着上帝之死和人之死，20世纪出现两种摆脱困境的努力：一是以萨特为代表的极端人性（本）主义，发扬人性的超越维度；另一则是以福柯为代表的极端反人性（本）主义，承认并全盘接受“人之死”，却让非人者临到人性的敞开之欲。当然，在我们看来，后一种努力还可以细化：（1）以列维—施特劳斯、阿尔都塞和福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反人本主义；（2）从尼采—海德格尔等人所引发出来对人性（本）主义的反思；（3）从科学元勘视角出发的动物研究，其中最为我们所熟知的是唐娜·哈拉维的研究。本书主要考察的是前两种视角。

当然，首先我们要问的是，人，或者动物为什么会成为问题？这无非是因为，随着科学（生物学）在19世纪的发展，人与动物之间分界不再那么自明，人的自我身份成了问题。而到了20世纪，伴随着技术目的理性的强化，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也受到了质疑，人的生命潜能彻底被耗尽，成为生命。这就是福柯—阿甘本等人的生物政治（biopolitics）和生物权力所要处理的问题。本书比较全面地阐释了这个问题，但还欠缺对相关“后人本主义”研究的介绍。

张旭的《礼物：当代法国思想史的一段谱系》为我们呈现了礼物思想在当代法国哲学中的最新发展。当然，让礼物成为问题，主要应该归功于博厄斯（FranzBoas）、马林诺夫斯基和莫斯等的人类学和民族志研究。这些研究反对古典经济学将自身预设（理性选择的经济人）应用于原始社会的做法，从而指出，在经济方面，原始人所持的观念与现代人截然不同，原始人有其自身的经济学逻辑。用卡尔·波兰尼的话说，在原始人那里，经济是内嵌于道德、宗教以及各种文化习俗之中的，因此交换是一种礼物交换，其逻辑乃是基于互惠和慷慨；而现代人那里，交换成为商品交换，其逻辑是冷冰冰的对等、计算关系。最终，经济脱嵌社会领域，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成为卢卡奇所说的第二自然。

但在法国，这种思想经过列维—斯特劳斯、巴塔耶尤其是德里达等人的发展之后，并没有发展出波兰尼所提倡的礼物经济学，而是成为一种带有强烈思辨色彩的礼物现象学。作者尤其从“礼物赠与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角度，考察了现象学内部对礼物思想的发展，这就是以德里达—马里翁为主线的礼物现象学。

公、私与改革

公私问题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史中的老问题。这个问题就其影响来说，可以粗略分为四个层面：（1）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问题；（2）公德与私德的问题；（3）公天下与私天下的问题；（4）私欲与公心的问题。当然前两个问题可以归为一个问题。尤其是自宋明即所谓中国的近世以来，私欲的话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是到了近代，因为国家衰弱，中国人的公德与私德问题又成为举足轻重的大问题。而随着革命话语的出现，公天下的问题也日渐彰显。到了上世纪末，因为公共领域话语的流行，公私观的前两个层面又浮出水面。

陈乔见的《公私辨：历史衍化与现代诠释》（三联书店）和黄建跃的《先秦儒家的公私之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就是这样的两本著作。这两本书都是由博士论文修订而成，且后者有意识地参考了前者，形成了某种互文性。两者都明显受到上世纪末公共领域话语的影响，试图从儒家视角出发，对所谓公共哲学，形成自己的论述。

《公私辨》分为上下篇，上篇以历史为轴心，分别考察了先秦、宋明和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对公私问题的论述；而下篇则以关键词的形式，分别考察了儒家的公私利益观、儒家公私领域理论和儒家公德私德论。在“导论”部分，作者明确自己的态度，那就是从现代视域出发，对传统公私观念进行诊断。当然，作者是批判性地考察现代思想对传统思想的误读，从而也对传统进行某种创造性转化，以期与“西方各种类型的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社群主义等思想流派进行对话”。

不同时代的不同思想家，虽然使用同样的概念如公私，但是每个人所赋予这一概念的意义必然有所不同，作者所要做的正是去发现“儒家三期”（原始儒家，宋明儒家和明清之际的儒家）之间公私观的区别。的确，通过概念史和思想史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概念衍化的事实，但何以衍化的原因，就不是概念史和思想史所能告诉我们的了。

《先秦儒家的公私之辨》主要考察的是先秦儒家的公私观，其目的也是为了澄清近代以来的误解，为儒家公私观正名，并对“公共哲学”的形成有所贡献。因此作者的问题意识有以下两方面：借鉴现代公共哲学的分析框架，致力于将公共哲学的分析框架转变成本项研究的问题意识；立基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原生形态，重点解读儒家公私关系与其治道理想和治道路径之间的关系，力求凸显本项研究的主体性。因为公私观不仅涉及公德与私德问题，而且也涉及如何看待天下，如何面对个体、社会与国家的政制问题。这是作者所要辨别分析的。

作者的基本结论是：立基于“天下为公”的治道理想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道设计，先秦儒家独创了“伦理典范”中的公私之辨。在作者看来，这些可以对治西方自由主义所带来的某些负面效果。

当然，在这方面的经典当推沟口雄三的《中国的公与私·公私》（三联书店，2011年），两位作者自然都非常熟悉这本书。但沟口并非只是从概念史和思想史角度来考察中国公私观的变化，相反，沟口有着很强的社会—经济意识，坚持从社会经济的演变来看待思想的变化。如沟口在解释黄宗羲对自私和自利的肯定时指出，这里的“‘自私自利’反映的是富裕阶层针对皇帝的专制性掠夺提出的保证私产所有权或所有权本身的主张”，又指出，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主张的首先是富裕阶层的阶级权益”。在“去政治化”的当下，通过阶级或阶层利益去进行思想分析的做法，仿佛变得不合时宜，但却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中国的思想研究却对这种方法保持症候式的沉默，其成果自然不免有“凌空蹈虚”之感。

另一方面，两位作者也完全忽略了公私观与封建—郡县或者儒法问题之间的关系，要么完全忽略（黄建跃）要么彻底否定法家思想（陈乔见）。但事实上，从柳宗元到王夫之，封建—郡县之争一直就与公私观有着很强的关联。尤其是柳宗元在《封建论》中的论述：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危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这是公私观研究需要引起重视的。

提到秦制就不能不谈商鞅变法。朱永嘉的《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中国历史上的两次著名改革》（中国长安出版社）所谈论的就是历史上的两次改革，而且作者在讲述的过程中（本书是讲稿汇编成书），也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一成一败，其中历史经验教训恰好可为后世改革者镜鉴。”关于商鞅和法家，历史主流多是持否定态度，即便承认商鞅强秦的事实，也认为那不过是霸道，不可以长久。所以才有了王安石的这两句诗：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在书中，作者也提到，作为改革者的朱镕基在观看京剧《商鞅》之后，“激动的为之流泪。”可见商鞅变法精神在后世改革家那里，还是能够引起共鸣的。当然，改革的得失，那就只能留待后人评说了。

商鞅变法因为触犯了氏族贵族的利益，最后落得车裂灭族的下场，但肇始于变法的“废井田开阡陌”“郡县制”以及“统一度量衡”为秦国的最终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直到汉代最终确立秦汉帝国的形态。

相比之下，王莽在篡汉之后，施行的改革完全拘泥于周礼的繁文缛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官制的改革；田制的改革；币制的改革。这三方面都完全失败了。但是王莽改制无论在思想资源上还是社会背景上都有其历史原因，我们应该从他的失败中汲取教训。

华夏概念与中国认同

春秋大一统。那什么是大一统呢？在朱永嘉看来：“这里的大一统是指天下诸侯统一于周天子，这是指国家的统一，真正实现国家统一的，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的是秦始皇。”一般也认为，中国历史是分分合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合是常态，因为我们是大一统的嘛。但葛剑雄在《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修订版，商务印书馆）中却以精确的数据告诉我们，真正实现大一统的只有1759—1840年（共81年）的清朝，这是以历史上中国最大的疆域为范围，约占全部历史的4%；如果以基本恢复前代的疆域、维持中原地区的和平安定为标准，统一的时间为950年，约占全部历史的45%（这里全部历史指的是从秦始皇灭六国到清亡的历史）。

可见，统一也并非是中国历史的主流，而且在作者看来，统一也并非完全都是好的，分裂也并非完全就是坏的。当然，作者也指出，统一时的消极因素并非来自于统一本身，而是“政治制度，或者说用什么制度来实现统一，如何统一，统一到什么程度”；而分裂中的积极因素也不是因为分裂，“而是冲击、削弱旧制度的结果。”当然，如果有人以为葛剑雄是鼓吹分裂，那就大错特错了。在笔者看来，作者没有说出来的意思是，在大一统的国家内，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我们应该把统一与分裂替换成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那就是，让地方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也应该是我们对待边疆少数民族的态度。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对“炎黄子孙”这个概念得出更为科学的认识。“华夏民族”“炎黄子孙”能够代表所有的中国人吗？显然不行，因为很多少数民族与炎黄或华夏都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必须寻找一个更具普遍性的概念。

王明珂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增订本，浙江人民出版社）所处理的也正是华夏认同的问题。在本书中，作者提出“究竟什么是中国人？”的问题，并使用“边缘研究”的方法，来考察华夏（中国人）的形成机制。

所谓华夏边缘就是不同于中原地区，被称为蛮戎夷狄的边疆少数族群。如果我们从汉族或者华夏中心主义的角度去看，这些少数民族都是“非我族类”，那么岳飞自然也就成了民族英雄。但是作者却指出，中国人的形成恰恰就在于中心吸纳边缘和边缘进入中心的互动过程中。换句话说，中华大地上虽有中心与边缘之分，但这是中国疆域内部的互动机制。

可以说，在晚清之前，中国人的身份意识并不明显，因为在那时，主要是华夏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交往互动，前者将后者边缘他者化，从而通过这种他者化来进行自我确证，而这种自我确证正是通过作者所提出的“集体记忆”和“结构性失忆”而得以形成。所谓的民族意识不过是华夏汉族的自我意识。

可以说，在晚清之前，中国还只是中国之中国，华夏汉族的身份通过其他少数民族而形成，还没有现代中国人的认同意识。而之后便是世界的中国，因为从那时开始，知识和政治精英都认识到其他国家和文明的存在，中国人必须在全世界的语境中认识自己。于是民族动员便不能只诉诸汉族，而要诉诸作为整体的五族共和或者后来的中华民族（人民），这才有了现代中国人的认同。于是需要调动的集体记忆或结构性失忆又有所不同了。因此作者强调：“国家的统一可以依赖飞弹大炮来达成，民族感情却不能赖武力统一。”在统一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资源竞争与分配问题，不然最后也会造成“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更激烈的族群冲突与阶级对立”。

除了边缘民族之外，再就是海外的中国人。如何认识这个群体，这是王赓武的《华人与中国：王赓武自选集》所要处理的问题。作者是“海外华人研究”（overseasChinesestudies/studiesofoverseasChinese）的奠基人之一，之所以用海外华人这个术语，乃是区别于之前的华侨（sojourner）（一般默认他们虽侨居海外，但终归还是要归国的）或流散中国人（theChinesediaspora，这个词有很强的犹太人色彩，并不完全适合于海外中国人）。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中国：文明与民族；中国与外部世界；移民地位。让当下中国移民成为问题的原因是移民地位的改变，在19世纪，移民以商人和劳动者为主体，而到了20世纪，则是以知识、学历与专业为基础的新移民。这些新的华人移民一方面需要完全融入当地社会和主流文化中，另一方面又希望保留中华文化的某些要素，这就构成了新移民在身份和意识上的张力。作者在《文明、皇朝与民族国家：中国的转型》一文中也指出：中华文化的确是长期思考、争鸣以及与草原游牧入侵者斗争的产物。作者也质疑夷夏之辨中那些华夏中心主义的优越话语，在国际性的国际体系中还有什么价值。言下之意是，如果古代中国是一种历史建构，那么，现代中国能够再造新的形象吗？这或许是我们全体中国人所要努力的方向——既不抱残守缺，也不东拼西凑，而是如作者所说：“建立在新的多种灵感资源基础之上的未来的中华文化。”

医疗、卫生与现代中国

在1956年的文章《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中写道：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清爽一些，总而言之，坏事不少。

对“旧中国神话”的概括是比较全面的。老大帝国与东亚病夫都是外国人“赠给”旧中国的称呼，李伯元的《文明小史》，杨度的《〈游学译编〉叙》，以及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等著作都接受了这个称呼，并做出相应反思。在当时的有识之士看来，这个古老而积贫积弱的中国在各方面都是落后的，需要追赶西方和日本。很多人为此也做出了相应的努力。我们知道，青年在1917年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的文章，阐述体育“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的四大作用，宣扬体育的重要作用。体育，健康自然需要医疗卫生，而医疗卫生的实现就不得不依赖一个具有强大国家能力的现代民族国家。而中国的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源自于近代西方以及日本的激荡。于是医疗卫生就与现代中国（的追寻）产生复杂的互动关系，形成某种所谓的“卫生现代性”。

梁其姿在《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商务印书馆，英文版2009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序”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以疾病为中心的历史书写的两种范式，表现出了很强的方法论和理论意识：一是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这本小书以利落简明的手法探索各种细菌、传染病与人类社会的并存之道，以及大型疫疾的传播对世界历史发生的深远影响；一是福柯，他从制度面剖析西方社会如何把麻风、鼠疫、癫狂患者以不同方式隔离于社会的过程，并从中窥见西方社会步往近代文明的主要核心动力与政治权力本质上的变化，即他所谓的生物权力的发展与茁壮。

本书虽然涵盖上古至改革开放的漫长历史，但是特别强调宋元、明清和近代三个重要历史转折时期。因为在这些转折时期，传统医学或者社会对待麻风病和病患会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措施，疾病或病患与医疗机构和国家会产生更为复杂的互动机制，从而折射出当时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特征。正如作者所说，麻风控制犹如一个隐喻，和清代最后20年，以及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上半叶整个民国时期的艰难的国家建设过程相连接。它是中国“卫生彰显的现代性”建构中的重要问题。

余新忠和杜丽红所编的《医疗、社会与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所收集的就是近20年国内外关于医疗、卫生和疾病的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全书分为三个部分：观念与方法；医疗史与“现代性”；问题与视野。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观念与方法”的五篇文章全都出自西人之手，这说明中国学者在方法论和理论探索方面，还需要更加自觉。毕竟，医疗卫生的社会史和文化史关涉的不仅仅是作为技术的医疗和对疾病的认识，也涉及作为知识的医疗如何与社会和权力勾连互动的问题，这些需要广阔的知识和理论储备。当然，也正是因为医疗史的跨界性质，让很多人质疑其正当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国内的医疗社会史作为新史学的一支，也慢慢有了欣欣向荣之势。编者余新忠的博士论文入选全国优秀毕业论文，就是一个说明。

除了西方学者在理论方面的主导地位，台湾地区学者的文章显然要多于大陆。梁其姿的《医疗史与中国“现代性”》是颇具代表性的文章，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八卷（天津古籍出版社），后收入余新忠所编的另外一本文集《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三联书店，2009年），彰显了作者从医疗史的角度出发，从中国内部去发现“现代性”的理论探索。

胡成的《医疗、卫生与世界之中国（1820—1937）：跨国和跨文化视野下的历史研究》（科学出版社）从医疗、卫生史的视角来考察近代中国在遭遇西方之后，在情感、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所产生的一系列变化。标题中的“世界之中国”指的就是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扩张的情形下，中国的精英和群众如何从世界或者西方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医疗和卫生乃至科学的观念与知识。这时，对疾病、对卫生防疫的认识也处于西方的凝视之下。

作者反对冲击—回应的研究范式，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对立，如外来和本土、东方与西方、帝国与殖民、侵略与反抗、国家与社会、民众与精英、男性与女性，相反，作者试图去揭示这些对立之间的互动和缠绕关系，并“重点讲述权力在身体层面上的现代性布控和运作，以及普通民众在面对不断加强的控制，为争取、捍卫生命权利和生命尊严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可以说作者很好地综合了梁其姿所指出的两种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