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氏教育与传统教育(整理2篇)

蒙氏教育与传统教育范文篇1

1.教育观念方面

蒙氏教育强调幼儿教师必须信任幼儿内在的、潜在的力量，始终以儿童为中心，尊重儿童，对儿童进行能力的培养时要讲究方法，使儿童获得全面发展；而传统教育始终以教师为中心，无视幼儿在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只是侧重表面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锻炼，抑制了幼儿个性的发展。

2.教育核心

蒙氏教育的核心是儿童，教师以儿童的心理特点为依据设置教学课程，注重对他们进行引导和启发，而且多以让儿童通过自主学习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传统教育主要以“灌输式”活动模式为主，儿童参与活动的机会少，于是儿童也就不能获得实际性的发展。

3.教学依据

蒙氏教育重视儿童各个敏感期，并以此为依据提供适宜的教学环境和相应的教学方法，让儿童在每个时期都能得到进步与发展；传统教育经常忽视幼儿的各个敏感期，导致儿童失去了提高自身能力的机会。

4.活动内容

在活动中，蒙氏教育的特色就是比较自由，让每位孩子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不同的学习内容，发展这些孩子的兴趣爱好；传统教育则是全班学生都跟着老师设计的教学道路走，老师讲什么学生听什么，这样就限制了学生个人爱好的发展。

5.活动形式

蒙氏教育让儿童根据自身的潜力和爱好选择，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分组等形式的学习，让老师能够接触、指导到每一位学生；传统教育则是以全班为单位来接受老师的教学指导，老师不能接触到每一个学生，也就不能针对每位学生的弱点进行个别指导。

6.学习途径

蒙氏教育的学习途径是教师在活动中起到一个引导作用，并进行适时的启发和帮助，注重幼儿动手操作能力的培养，让幼儿在宽松愉悦的环境中学习新知识；传统教育是孩子们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接受老师知识的传授，孩子们没有动手操作和亲身实践的机会，导致他们渐渐失去学习的兴趣，也抑制了他们各种能力的发展。

7.教学效果

接受蒙氏教育的孩子一般专注力、独立性、创造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强，他们上小学后学习成绩明显比接受传统教育的孩子成绩要高，而且有高度的责任心，喜欢帮助别人，各方面发展都很均衡；接受传统教育的儿童，在教学效果上是无法预测的。

二、蒙氏教育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1.蒙氏教育注重幼儿生活基本技能的培养

当孩子们一进入校园，日常生活方面的教育就为他们在学校与家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蒙氏教育极其注重对幼儿生活技能的锻炼，老师会经常让幼儿进行一些日常生活练习，来提高幼儿的自理能力，这是对幼儿进行其他教育的基础。对幼儿进行的日常生活练习包括抓、捏、贴等一些实物的操作，并让幼儿具有照顾自己和关心他人的能力。经过不断的练习，幼儿很快就掌握了基本的自理能力，比如：穿衣服、叠衣服、洗毛巾、整理玩具、擦桌子等，他们也会形成一种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观念，不会过多地依赖父母，不再像以前那样什么事情都要父母解决。并在此基础上，让幼儿学会为他人、为集体服务。

2.蒙氏教育有利于幼儿养成良好的习惯和心理品质

蒙氏教育把对幼儿秩序性的培养当做幼儿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它认为“：秩序性一直是幼儿生命中的第一需要，当幼儿的需要得到满足时，他们才会产生快乐的情绪，当秩序乱了时，他们则会表现得郁闷和不安。”所以，我们在对幼儿进行教育时，必须为幼儿提供一个有规律的学习环境，所有的教学工具都要摆放在指定的位置，做好分类标签，当幼儿使用完以后，要求他们放回原处。我们还要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进行教育活动，让幼儿按照特定的步骤和程序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让幼儿从小养成做事认真、有条理、细心等良好习惯，以及独立解决问题的良好品质。

3.蒙氏教育有利于对幼儿进行差异性教学

在利用蒙氏教育方法进行教学时，我们不难发现，所有蒙氏教具都是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的，从浅到深、从抽象到具体等，而且使用这些教具时可以有不同的速度，学习能力较强的孩子，学习进度可以稍微加快，让他们在掌握了基本的知识技能以后，还能自主选择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教具；而学习能力稍差的孩子，就把学习进度放慢一些，同时降低学习的难度，因为有的幼儿可能由于赶不上学习进度而产生自卑心理，这样通过对不同的幼儿进行不同进度的教育，能激起幼儿的学习兴趣，并建立起学好知识的自信。

4.蒙氏教育有利于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

蒙氏教育将不同年龄的孩子混合在一个班级进行教育，这就为幼儿提供了一个可以交流互动的学习环境，这样有利于加强孩子们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而且年龄稍大些的孩子因为心理比其他孩子成熟一些，他们会主动地去帮助那些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当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被小孩子模仿时，他们会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而那些年龄小的孩子也确实能从大孩子那里学到一些正面的、积极性的东西。蒙氏教育指出：年龄较大的孩子，他们会感觉到自己的自由得到了尊重，而且有利于他们对自己之前的学习进行巩固，他们会觉得自己应该去保护那些年龄较小的孩子，责任感也由此产生，所以，蒙氏教育有利于促进幼儿的社会性发展。

5.蒙氏教育有利于家园合作

蒙氏教育不仅存在于学校，在家庭中同样也适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一直是众多家长的夙愿，但是现在很多家长根本不具备必要的教育理论知识，也不了解幼儿发展的基本规律，也就忽视了幼儿各种能力和意识的培养，导致幼儿的心理发展不健康、不完善。而蒙氏教育要求家长也参与到幼儿教学中来，让幼儿在老师和家长互相配合的过程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道德品质。要想做到这一点，家长和老师必须互相信任，家长如果能感受到教师对自己孩子的关心和爱护，就会对老师产生信任感，愿意把自己的孩子交给老师；老师也要多跟孩子家长进行沟通，只有这样，幼儿才能在家长和老师互相合作的过程中得到全方位的发展。同时也证明，让老师和家长互相合作是蒙氏教育中做好幼教工作、培养幼儿全面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

蒙氏教育与传统教育范文篇2

首先，陶氏了解到国内远不止五族民众，他不再使用“五族共和”口号，开始关注五族之外的其他民族。如在1934年刊行的《普及教育研究院组织大纲》一文中，陶行知提出未来设立的普及教育研究院除须研究蒙古教育和教育外，还须研究苗族教育和瑶族教育。在1939年刊行的《晓庄研究所初步计划之研究问题》一文中，陶氏指出晓庄研究所除须研究回族教育、蒙族教育、藏族教育外，还须研究夷苗教育。

其次，在抗战建国的背景下，陶行知认为国内各族有着共同的国家利益，应一致对外御敌。如1938年10月，陶氏针对日本挑动我国回汉两族关系紧张的情况，在《海外的故事》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各民族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同月，陶氏在提交的《推进普及教育以增加抗战力量而树立建国基础案》中，建议中央政府应抓紧训练蒙、回、藏等族人才，促使各民族群众“参加抗战建国大业”。最后，他还反对任何大民族主义的作法，认为应尊重各民族群众的政治地位。如1945年5月，针对高层认为国内各民族只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分支宗族，而把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统称为“边民”的作法，陶行知发表《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一文，提出严厉批评，认为不承认少数民族为民族的做法是错误的。

总之，1924至1946年间，陶行知从关注内外蒙古问题扩展到关注国内整个边疆民族问题，从注意民族关系问题延伸到注意民族与国家关系问题。他的民族观也随之发展，并形成一以贯之的内容，即认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内各族民众应相互团结、平等相待;政府部门应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民族地位，应维护其合法权益。值得注意的是，陶行知维护各民族权益是以捍卫国家统一为前提的，这与当时一些民族人士受到西方“民族自决”说的影响、不惜以分裂国家来保护本民族利益的做法是显著不同的。这在陶氏阐述他的民族教育思想时就有着鲜明的体现。

一、陶行知的民族观对其民族教育思想的影响

陶行知提出民族教育思想大体与他关注边疆民族问题同步。如前所述，1924年陶行知撰文评论内外蒙古问题时，曾对如何发展蒙古教育提出过看法。尔后，他在关注西南民族问题时，也在一些文章中阐述过他的民族教育思想。从这些文章看，陶氏提出的民族教育思想主要是建立在他的平民教育思想、生活教育理论和民族观的基础之上。如1924年1月，在察哈尔特别区推广平民教育时，陶行知在致温佩珊及其夫人的信中，结合平民教育思想，指出政府部门要建设五族共和国，“只有赶快推广平民教育一个法子”。在1934至1935年间先后发表的《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和《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两文中，陶行知则结合生活教育理论发表了如何发展民族教育的看法。其中，前文指出应在国内各族民众中“普及现代生活教育”，［后文呼吁政府部门应采取“工学团”形式组织边疆民族学校，以使这些学校能“依‘即知即传人’之原则继续推进”。［简言之，陶行知结合平民教育思想和生活教育理论，着重思考了发展民族教育的办法、内容和组织形式。与上述思考不同，陶行知结合他的民族观，则重点思考了发展民族教育的作用、方针及教学语言等问题，并提出了他的一些主张。

首先，陶行知从捍卫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提高民族群众的自治能力，以及抵御外来侵略出发，呼吁教育界人士大力发展民族教育。如在《五族共和与教育者之责任》一文中，陶行知提出解决内外蒙古问题的办法就有教育的办法。在他看来，当时内外蒙古问题反映出五族民众不够团结，多是在“各干各的”，五族民众的国家观念不够浓厚。而恰当的教育“可以沟通精神上的贡献和缺乏”，即，可以促使五族民众“明白自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使得他们意识到彼此间“有共同利害，有存则共存、亡则共亡的关系”，形成兄弟般感情。于是，他号召教育界人士承担起发展民族教育的责任。与此同时，陶行知在《内蒙革命与教育》一文中指出:政府部门把“一个专制的内蒙变到一个自治的内蒙”，最要紧的是“从培养领袖、训练公民入手”。故他建议内蒙古革命群众抓紧发展教育。［6］P．2871927年以后，特别是抗战期间，陶行知则希望通过发展民族教育为抗战建国起到作用。如在1938年12月生活教育社桂林成立大会上，陶行知指出该社在战时的重要任务是“帮助全民族都变成抗战建国的真力量”。翌年3月，在生活教育社12年周年纪念大会上，陶氏强调战时生活教育社应抓紧推动民族教育的发展，以使民族群众参加抗战建国大业。

其次，陶行知基于增进国内民族团结的考虑，强调发展民族教育应培养民族群众的公民资格，并将此纳入民族教育方针中。如在1924年7月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届年会上，陶行知指出发展民族教育须培养民族学生的公共观念和国家认同感，须为民族群众的福祉发展教育。于是，他与范源濂、马鹤天、郭道甫等人提出了四条蒙古教育方针。其中，“养成五族共和公民资格”列为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此后，陶行知还在各种场合努力矫正教育界人士轻视“养成五族共和公民资格”的作法。如1925年，郭道甫应陶行知的邀请，撰写了《蒙古教育之方针及其办法》一文。在文中，郭氏没把“养成五族共和之公民资格”一条纳入到方针之列。对此，陶行知在文章的按语中作了委婉的批评。他说，尽管郭道甫肯定了“蒙古确为中国之一部”，强调了发展教育应使蒙古族民众“尽立国之义务”;但是，“养成五族共和之公民资格”关系着民国的前途，“在教育方针里特别提出总是有益处的”。在按语的末尾，陶行知还意味深长地说道:“共和不忘自治，自治不忘共和”。这实际上提醒郭道甫在维护民族权益时须以捍卫国家政治统一为前提。

最后，陶行知从尊重民族群众的民族地位、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出发，倡导使用民族语言文字开展教学活动。前面讲到，陶行知认为国内不少民族群众在语言、文字、宗教和生活习惯上不同于汉族群众。于是，他为了维护民族群众的合法权益，力主中国应实行联邦制政体。与此相配合，在教育方面，陶行知呼吁使用民族语言文字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如在改进社第三届年会上，陶行知指出:发展蒙古教育“乃为蒙古人而办蒙古教育，非为汉人而办蒙古教育，非为教育界开新天地，占蒙古地盘，乃帮助蒙人”。他遂与郭道甫一道把“保持蒙古民族之独立性(语言文字等)，并发展其优点”列为蒙古方针之一。后来，陶氏在1934年撰述的《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一文中，还对教育行政部门“喜欢划一”，“一定要用汉字”普及教育，而不尊重民族文化的作法提出了批评。他说，“运用各民族自有的大众语及文字符号去普及现代生活是最快的方法。因为教师现成的多，要省掉许多麻烦。这样一来，也能免除民族间的成见猜疑，更能鼓舞各民族自动普及教育的兴趣，进步自可敏捷”。［为此，他提议用民族文字编辑民族教材。概言之，陶行知把发展民族教育视作解决边疆民族问题的重要手段，对之赋予了很高期望。他结合自身的民族观重点思考了发展民族教育的作用、方针和教学语言等方面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主张。这些主张构成了其民族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因为，平民教育思想和生活教育理论是陶氏在东中部地区长期从事教育实践的结晶，陶氏结合这些理论思考民族教育只是迁移运用;与此不同，他结合自身的民族观提出的民族教育思想，则是他深入反思国内民族问题、与民族知识分子多方交流、指明民族教育发展方向的创造性成果。

二、陶行知民族教育思想的历史意义

陶行知结合自身民族观提出的前述一系列民族教育思想，其旨趣在提升各族民众的国家认同感、给予少数民族文化一定的发展空间。在传统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历史背景下，这些思想的提出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众所周知，陶行知主要生活于20世纪上半叶。在这段时间里，除像吴文藻、杨堃、费孝通等一批人类学家外，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大多数政府官员对国家、民族的概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清楚，他们仍受到传统国家观念的影响，或从暂时稳定政局出发，或以综合国力不逮的原因，继续推行着传统民族政策。如北京政府在创建之初曾一度废除清末民族政策，提出“不能如帝政时代，再有藩属名称”，力图实现“五族共和”、“内政统一”的政治目标。但时隔不久，羁縻政策死灰复燃。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京政府于1912年8月颁布《蒙古待遇条例》，恢复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在蒙藏院中设置专门司科保护蒙古、王公、喇嘛们原有的特权等等。［11］PP．253－254此后，以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如出一辙。1934年，蒋氏在《中国之边疆问题》的演讲中指出，“今当革命时期，实力不够，欲解决边疆问题，只能讲究政策”，这种政策就是“柔性的”羁縻政策。依照这一精神，国民政府继续保留王公贵族制度和封建特权统治，在教育方面则以招收王公贵族的子女为重点。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一政策虽然暂时缓和了严重的边疆矛盾，但作用只是一时的。因为，部分上层贵族并没有由于羁縻政策的推行而增进国家认同感;相反，在个人利益受到冲击、在西方列强的调唆下，他们成了破坏国家统一的潜在势力。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羁縻政策的推行，边疆民族地区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社会组织形态得以保留，广大边疆民众接受国民教育的机会有限，他们国家观念很淡薄的情况丝毫没有改变。如一些边疆民众或由于，或由于部族力量强大等缘故，没有产生过国家观念，遑论近代民族国家观念。［13］针对于此，一批学人从1930年代开始陆续批评政府部门“过分重视王公喇嘛，敷衍残余的封建势力”的作法，他们提出要从培植优秀青年着眼，提供边疆青年为国服务的机会。而相比政府部门的保守作法，以及近代学人较晚关注民族教育在提升边疆民众的国家认同感的作用而言，陶行知提出“养成五族共和公民资格”、增进民族群众国家认同感的观点，毫无疑问有着时代进步性。另一方面，陶行知基于尊重民族群众的民族地位、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考虑，要求使用民族语言文字开展教育教学的思想，其历史意义也不容忽视。20世纪上半叶，由于受到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熏陶，边疆民族人士特别是一批边疆民族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逐渐产生。他们认识到本民族有着不同于汉族的族源，有着璀璨辉煌的历史，有着别具一格的文化。于是，他们要求发展本民族文化，不愿意接受越俎代庖的“汉化教育”;同时，边疆民族人士把语言文字视作民族认同的重要符号，力主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如郭道甫在《蒙古问题》一书中明确反对“专重汉文汉语以消灭蒙古固有文字言语”的作法，他认为这种作法违背了民主自由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