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论文(收集5篇)
政治论文篇1
对“企业及其活动”的政治学分析必然涉及到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对“企业及其活动”的关注经常容易出现偏差从而必然导致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缺乏应有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最终解决问题的方式和结果往往难以尽如人意。不得不承认，长期以来在认识和处理的企业及其活动的相关问题上是犯过比较严重的形而上学错误，具体表现为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上人们经常会很容易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样的一种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不仅没有正确地解决“企业及其活动”中所出现的问题，没有真正地促进企业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而且在根本上妨碍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和压抑了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的企业不仅是一个从事生产和销售的经济实体，而且也是一个鼓励和推进劳动者参与政治活动的政治实体，尤其是在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作为政治实体的企业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越来越重要。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世纪里，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在大力培育和发展政治市场的同时，必须重视“企业及其活动”相关问题的研究，让作为政治实体的企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在目前的学科体系中，围绕“企业及其活动”相关内容所展开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政治学视域中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企业政治学》还没有最终形成，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企业及其活动”相关研究很难进一步地向前发展。如果不能从学科体系结构中来界定《企业政治学》的学科范畴、学科内容、学科特点和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那么必将导致《企业政治学》能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合理性问题的产生，从而让“企业及其活动”的相关研究停滞不前。为了更好地将“企业及其活动”的相关研究进一步向前推进，就必须展开对《企业政治学》的学科定位、内容界定、发展规律、研究方法等相关内容的基础性研究，从而最终构建出一门新型的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即《企业政治学》。
2《企业政治学》的建构及其内涵
一门学科能否构建和独立存在，不仅取决于是否有其研究之对象和解决之问题，还要取决于有其独立之理论，因为理论是经过整理的关于此学科的研究对象及答案的知识，是围绕学科结构体系将相互依存的概念和原则合理组合起来的知识体系。如此同时，一个新型学科的构建除了对其研究对象进行全面、系统、完整的分析之外，还会由于此学科的研究深度、广度和力度的需要必然涉及到毗邻学科的相关知识的支撑，甚至对于某些特殊的学科而言，其毗邻学科的研究成果还会在根本上对其构建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企业政治学》当然也不例外，如果要想构建一门新型的《企业政治学》学科的话，那么也就自然而然地需要描述“企业及其活动”的其它相关学科的支持。围绕“企业及其活动”业已形成企业会计学、企业经济学、企业组织学、企业行为学、企业管理学、企业伦理学等一些相对成熟的学科，这些学科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及其活动”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研究，并分别在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成果则天然地构成了《企业政治学》的理论支撑。因此，建构《企业政治学》除了对其研究对象和学科问题进行广泛深入地展开之外，也必须学习和借鉴其它关于企业及其活动的相关学科的理论和实践的成果，这些学科包括企业经济学、企业管理学、企业行为学、企业伦理学等。
企业经济学主要研究企业的经济运行规律，属于微观经济学范畴，是我国的一门新兴的经济学科，其主要内容包括筹集资金、购买生产要素、组织生产、销售产品、分配收入、扩大再生产以及扭亏为盈等活动。除此之外，由于企业经济的运行离不开社会和整个国民经济，企业经济学还涉及与企业经济运行的外部条件相关联的一些内容，如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作用和影响、宏观对微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和指导，企业对国家的遵从和调整等。企业管理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综合性的科学，其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合理利用人、财、物、信息等资源来提高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就是以提高生产力、协调生产关系来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企业在进行任何一项管理活动时都直接体现为两个方面：即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管理主体必须是人，而管理客体可以是人，也可以是财、物、信息等。这种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形成的管理关系就是企业管理中“本源”的管理关系，它与社会关系、技术性关系、法律性关系、经济性关系不同。企业伦理学是当代西方企业管理学流派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是一门研究企业伦理现象和规律的学科，是因管理学与伦理学的双向互动和交叉而产生的，属于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所谓企业伦理就是企业活动中的伦理，即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所构成的各种关系，以及处理这些关系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企业伦理现象则包括企业的伦理行为、伦理选择、伦理评价、伦理悖论和伦理意识等；而企业伦理规律则是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所构成的伦理关系种类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及处理所有关系应遵循的道德法则。通过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领域的“企业及其活动”的比较可以发展，作为政治实体的企业在政治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尚没有充分地进行挖掘和研究，还缺少通过政治学来界定“企业及其行为”的内涵和外延，从而导致《企业政治学》的缺位。为了更好地找准企业在政治市场中的位置，更好地发挥企业的政治功能，就必须使企业真正纳入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并进行政治学的学科定位来构建《企业政治学》。
《企业政治学》通过两种角度将企业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探讨：其一是关系论的角度，即从企业与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入手的角度。社会行为是社会人互动中形成，但又相对独立于个体行为，在社会行为的过程，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组织）之间以及群体（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形成了一种关系结构网络，而每个关系网络的联结点都嵌入了社会的资源和规则。这种蕴含能量的关系网络结构既在企业组织中存在，同时企业组织本身也作为新的组织个体存在于更广的关系网络结构之中，这些关系网络结构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等序的而是差序分层的，并构成企业行为制度场的核心内容。因此，企业行为的过程是复杂而多向性的，面面俱到地把握企业行为的影响因素既不现实也无助于深刻理解企业行为的意义，因而，在学理上对影响企业行为的制度因素进行简单的类型化，抽离出其中关键成分就尤为必要，企业政治则是理解企业行为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其二是实体论的角度，即从企业和环境来进行研究。可以把企业政治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亦即外部政治和内部政治。前者是指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生态环境，涉及的是企业行为与外部实体的权力关系，其主体是企业法人或者代表企业整体利益的最高决策者，具体而言包括企业与政府机关和其他经济实体之间的关系，其中面向政府的企业活动行为是企业政治的核心内容。企业政治微观层次是指企业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结构，由企业组织内部的企业成员互动形成，是企业内人际关系的总和，其主体包括了企业组织中所有的自然人，由此构成的关系网络结构在每一个节点上都凝结着资源并影响着关系网内人的行为选择。企业微观政治属于企业内部成员利益表达和利益实现的非正式渠道，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规则和制度属于非正式制度范畴，除了影响企业成员的行为选择外，同时对于企业整体行为也具有影响力。内因是起决定作用，外因则是条件作用，但内因必须通过外因来发挥其重要作用。因此，企业的政治关系、政治风气、政治状态、政治秩序、政治机制等等文明与否、优良与否，对企业的生存发展往往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政治论文篇2
不难看出思想政治工作是行政管理工作的一种必要的且有效的手段，而对于思想政治工作来说，行政管理是保证思想政治管理者顺利开展工作的工具，两者相互扶持，辩证统一。在企业的日常管理生活中，企业管理者想要被管理者自觉的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依据一定的行为准责从事所担当的职务，这在理论上无疑是最佳的结果，然而在实际的操作中却面临着种种的困难。人的性格特点及思想觉悟都各有不同，能力各有高低，相做到和谐统一甚为困难，要想从本质上让人们自觉的、抱着认可的态度去工作，就要求我们的管理者从思想上激励，在行为上启迪引导，从而使得员工能动的接受企业规章制度的约束，被管理者如管理者期望的那样按照规章制度办事，提高工作效率，使得行政管理工作向良性方向发展。
2行政管理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存在区别
2.1方式方法不同。行政管理是运用公司的权威，采取行政令、指示、规定和下达指令性任务等按照行政系统、行政层次发挥作用的，具有强制性，更多的是限制、规范员工的行为。思想政治工作是用教育说服的方法，转化人的思想认识．达到员工自觉自愿接受教育、接受管理的效果，它是着重从人的内在精神因素来调节人的行为。所以，公司把思想政治教育与行政管理密切配合，起到了促使外在规范内化的作用。把员工的思想品德的提高外化为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的行动，进而表现出了高尚的道德行为。
2.2工作途径不同。首先，行下管理工作是依照企业或行业制定的规章制度办事，它不会依照被管理的思想意识而更改或变化，也就是说被管理者无论是否从思想上真正的接受这此规范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都要遵照执行，如果背道而驰，就可能会受到批评或者是处罚。然而，思想政治工作，是以人为本，主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思想上、道德上使人们有所改变，依照着好的方向去发展，从而使这项管理工作湛透到日常的经营、生产和管理等环节中去。
2.3发挥出的作用不同。
（1）思想政治工作在公司行政管理工作中起着导向的作用。公司行政管理工作是希望通过统一的管理，让整个公司能够更好更快的运转，实现更大的发展。
（2）虽然，我们说行政管理工作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但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不可能完全都采取强制的方法，在这此行政规章制度实施过程中，必须融入思想政治工作，依靠思想政治工作的协调作，稳定员工的情况与人际关系，调节企业与员工之间的矛盾，构造出更为和谐的劳资关系。
（3）思想政治工作在公司行政管理工作中起着保障的作用。公司的正常运行离不开行政管理制度的保障，而如果仅仅是靠制度去保证一个企业的发展那也是很不可靠的，必须在行政管理工作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4）思想政治工作起着激励和鼓舞士气的作用。公司员工在被动的接受着企业行政管理制度的同时，思想上可能是消极的，甚至是抵制的，此时思想政治工作者就要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使员工真正的接受这些制度，遵守这些行为规范及道德规范，使员工与企业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关系，增强相互间的凝聚力。
3行政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之间的融合途径
3.1将思想政治工作与行政管理工作的目标统一起来要想实现行政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首先要将两者的目标统一起来。企业实行行政管理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促进企业的发展和壮大，思想政治工作也是如此。在企业今后的运行中，我们要将这两者的目标有机的统一起来，使其全部为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
3.2企业的行政管理工作应以思想政治工作为指明灯。以思想政治工作为指明灯的企业行政管理工作，应该以教育活动为基础，对员工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影响，通过积极学习企业文化知识等活动，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到企业的生产、经营还有管理等各个环节中去，并在企业内部建立起一个精神激励机制，提高员工的思想觉悟和道德修养，进而支配他们自觉地遵守企业的行政管理制度，维护企业内部的安定和团结。
3.3以行政管理为基础，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机制进行完善。从本质上来说，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一方面，企业应通过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企业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促进两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另一方面，企业应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可以充分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增强员工的参与感。
4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行政管理工作的相结合应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要实现思想政治工作与管理工作的结合，须处理好党政关系问题。要处理好这一矛盾关系，就需要我们的党政工作者坚持以人为本，对思想政治工作以及行政管理工作进行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如果只从单一的一个方面出发，都会使企业管理这个天平失衡，给企业的发展带来阻碍，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党政领导具有全局观念，做到思想与行动的高度统一。其次，要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同管理工作的结合，不能脱离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这个中心。这就如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样，大到国家，小到企业，都是以经济效益为根本出发点的，企业的行政管理工作以及思想政治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的，因此两者必须做到目标的整齐化一，如果出现偏差，就会使得这两项工作无果而终，没有起到应有的、为生产经营服务的作用。也是企业领导更是广大职工所不愿看到的。最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归根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因此，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同管理工作的结合，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
5结语
政治论文篇3
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关怀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以人为对象、以“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人、培养人和提升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导向的特殊社会实践活动。而人文关怀是对人的普遍关怀，强调在尊重人、肯定人的主体地位和差异特点的基础上，对人的生存状况和发展需求的关注与满足。二者之间密切相连，有机统一。
第一，它们都以“人”为价值主体。人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也是人文关怀的主旨，围绕“人”展开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一种独特的人文关怀。以人为主体，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必须渗透“人”的理念，体现“人”的价值，运用人性化的手段对“人”施加有效的影响。离开了人的主体，离开了对现实的人和实际生活的人的关怀，思想政治教育就会陷入发展的误区、盲区，变成了泛泛的政治宣传和理论说教，变成了机械性的、缺失生命力的传声机，其感染人、激励人、引导人、提升人的功效也就无从谈起。
第二，它们都以“人的需要”为价值尺度。满足人的需要，这是一切从事与人相关的各种实践活动的内在要求和不竭动力。人文关怀之所以拥有无限魅力，说到底就是满足了对“人的需求”的关怀。这种需求既是人的物质、政治、精神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需求，也是人的当前需求和长远需求、个人需求与整体需求的统一。而思想政治教育也恰恰是有效契合了“国家、社会、个人三重不同需求，即国家培养‘接班人’需要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要以及个人融入社会、提升素质、印证本质属性，进而实现自我实现的需要”。
第三，它们都以实现“人的发展”为价值取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至高理想，又是彰显人类终极关怀的精神皈依。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作用人的主观世界、参与社会实践的，它虽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但却可以通过精神的关怀与指引，提升人的主观意识水平，进而提升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人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它首先离不开丰富的、具有创造力的精神空间，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怀与满足，是发挥人的潜能的动力支撑，是实现其全面发展的内在诉求。同时，人的发展毕竟无法独自进行，它要取决于现有的社会资源和实践条件，人的发展程度与社会的成熟度是一体化的过程。所以，凸显人文关怀既不能忽视“人”，更不能忽视属“人”的社会，而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文关怀正是从这一基本关系出发，强调妥善处理和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整个自然环境的关系运行，为实现“人的发展”提供科学的方向指引。
二、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文关怀的时代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关怀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这也是党在新形势下突出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文关怀的重要原因。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就体现在时刻“协调和满足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将社会需要内化为个人需要，或将个人需要外化为社会需要”之中。新时期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文关怀彰显了新的时代所赋予的特定意义和价值内涵。
第一，注重人文关怀，是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本质功能的必然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做“人”的工作，是通过作用于人的主观世界来推动社会发展的实践活动。人类社会的进步性，往往就体现在它在多大程度上关注着人、满足着人、实现着人，在多大程度上彰显着“人”的主体地位和独特价值。人，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是有意识、有目的、有创造力的。可是，这种能动的实践过程不是抽象或任意的，它总是要反映特定条件和时代环境所固有的规定性要求。人对这种规定性的认识、理解和掌握，也不是自然而然的，它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这种特殊的方式进行培养和引导。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功能就是要引导“人”清楚地认知内在的规定性，发挥调节、激励、引导的功能，使他们能够积极、主动地投入到社会实践中来，进而带动和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所以，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一种直接的精神关怀，而且是一种间接的物质实践关怀。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文精神的运用和人文情怀的调动，就会变成了一个充满灵性的教育过程；若只流于形式、简单地说教、硬性地灌输，只能是扼杀掉它的生命力，既不能关怀人，更无法展示“人”。
第二，注重人文关怀，是中国共产党发挥“生命线”作用的重要体现。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一切工作任务的“生命线”。之所以叫做“生命线”，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可以发挥出调动、组织、激励和引导的独特功效，更是能够协调和影响其他各个领域的工作，形成共识、汇聚力量，集中去解决国家和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重大困难与挑战。近现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自身的“群众”意识，强调一切工作都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关注群众的“需求”，无论是革命战争的年代、还是在竞争无比激烈的今天，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富裕是这种需求的汇集与展现；始终致力于提升人、促进社会的发展的伟大实践，不仅实现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存需求，更要奋力体现人的发展夙愿，而整个这个过程都要建立在社会统筹运行的基础上。新形势下，党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文关怀，一方面是与时俱进地继续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作用的现实表现；另一方面也是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妥善处理和协调各种问题和利益关系的时代需要。
第三，注重人文关怀，是凝聚中国力量、展示“中国精神”的现实需要。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往往要经历千锤百炼、千辛万苦。国家实力的增强、社会环境的改善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虽然在不同程度地优化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但不可否认，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是在触动和调整旧有社会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向前推进的。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得到了保障，能量也得到了良性的释放，然而随之而来的还衍生出很多新情况、新问题。一些消极的、悲观的、质疑的甚至对抗的情绪时有发生，面对社会的剧烈变动彷徨无措、焦躁不安、精神空虚的现象也不乏存在，各种负面的、情绪化的、甚至是极端性的社会行为也偶有发生。这一系列问题的层出不穷，是不利于改革的深入推进和社会的良性运行的。有些人还在肆意误读和恶意曲解，企图煽动民众、挑起纷争。党和国家有必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这个特殊的方式来进行适当地调整和疏通，毕竟解决人们头脑中的疑惑和问题，还得从精神层面入手。另外，中国身处改革转型期，如何引导民众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凝聚共识，如何在各种困难和风险中迎难而上、汇集力量，这都是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要执起充满民族性与时代感的“中国精神”的鲜明旗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社会前进的发展方向。
三、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文关怀的实践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展开，是一个发挥人、调整人、引领人的过程，也是一个满足社会、作用社会、推进社会的过程。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要充分地认识、挖掘“人”的特有因素，也要注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实际发展程度，通过各个环节的协调运行与合力支撑来发挥作用。任何社会中所要实现的人文关怀都不是抽象的、随意的，而是要遵循现有的条件，从实际出发。
第一，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立场引领多元化的人文资源。正确的行为，只能通过科学理论来引导。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引领民众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思想政治教育是其倡导的有效的工作方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公开讲过，共产党人要“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引领工人阶级，才能充分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同资产阶级斗争到底。而且，思想一经为群众掌握，才能够产生巨大的能量。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无产阶级充分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实现了人类社会向更高层次迈进的可能。每一个认真研读马克思著作的人都不难发现，人文精神贯其始终，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全部思想的生成起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文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地掌握“人”的本质、充分发挥“人”的力量、实现“人”的价值。这一点，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创造性地实现中国化的过程，将凝结着几千年人文智慧的、透着独特人文魅力的传统精华注入其中，既丰富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精神。这是我们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直接理论来源和现实依据。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多元化的人文关怀思想资源，“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就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假象、挣脱各式人文理念的漩涡，不被错误思想侵蚀，不畏各种艰难险阻，保持向正确的方向前行。
第二，要根据中国现阶段发展的实际国情确定人文关怀的具体内容。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注重人文关怀，不能脱离现有的社会发展条件和国情基础。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我们党遵循的基本工作方法。当前，面对社会节奏的加快、激烈竞争的存在、多重思潮的冲击而导致的精神空虚、倦怠、焦虑、疑惑等不良情绪，需要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及时地关怀和疏导，以解民众的思想之困。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还要有效引领民众对中国国情和发展的实际状况进行充分了解和认识。新中国成立的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间，社会主义表现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国家和社会的面貌得到大幅改善。同时，需要清楚地引导民众意识到，我国的国情基础还很薄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能够兑现更高层次的人文关怀。换句话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能够承载的人文关怀还无法达到高层次、高水平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还只能致力于对人们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的基础性关怀，更多地体现在物质层面的关怀，政治方面、精神文化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全方位关怀还无法实现和满足。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展开以“人”为核心的真切关怀，更不能以此来束缚和限制思想政治教育创造力的发挥。这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要在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过程中不断地提升对人民幸福的深度关怀。
政治论文篇4
（一）不能因材施教
在对初中学生培育人文精神的过程中必须要注重学生个人的心理以及性格，但是初中政治教师方式不能够灵活变通，基本上不能进行因材施教，不能够根据每个学生具体的个性来实现人性化和个性化的政治教学，使得初中政治教学在人文精神的培养上显得事倍功半，让人文精神在给学生传递的渠道上出现了问题，使得传递渠道变得越来越狭窄。
（二）教学模式单一受应试教育的影响
目前初中政治教学活动大部分是在教室里围绕课本来进行，但是人文精神的培养是引导学生提升社会化的文化修养，在教室中进行初中政治教学这种单一的模式，不仅显得僵硬和枯燥，更是让学生降低了对人文精神的感知，让学生在政治教学中逐渐失去提升人文精神的兴趣，很难达到预期的政治教学目的。
二、人文精神培育的策略
（一）活用教材内容新的初中政治教材和之前有了很大的区别
不仅增添了许多具有趣味性的内容，更是丰富了理论知识，加入了许多的漫画、小故事、实际案例、名言警句、社会现象等，在所有的改变中，增添的人文内涵是初中政治学科有别于其他学科，增加政治学科内涵和外延的重要内容。初中政治教师要能够活用初中政治教材，能够以教材中的内容为依据，以总的教学目标为授课方向，以培育初中学生的人文精神为目的，来开展丰富多彩的初中政治教学，把课本以外的内容引入到课堂，拓展课本的厚度和学生的认知面，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升学生学习初中政治的积极性。这样经过不断地拓展教材，活用教材内容，能够帮助学生深入了解人文精神，让课本成为培育学生良好的人文精神的载体。
（二）提升教师个人综合素质
在培育学生人文精神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政治课本丰富的内容和大量的社会实例来讲解，更需要通过教师独特的个人魅力和自身过硬的素质来引导学生。所以我们必须要注重提升教师的个人综合素质，要通过自我学习和培训提高自身的魅力，来吸引学生产生学习政治的兴趣。作为初中政治教师，不仅要有过硬的教育教学手段，更需要拥有优秀的政治品格，崇高的道德品质，扎实的知识水平。能够在日常政治教学中给学生做到表率，能够以自身的人格感动学生，能够用自己真实的情操感动学生，能够用自己的态度感染学生。另一方面政治教师需要时刻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和政治话题，能够及时掌握最新的实时动态，能够对国际新形势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能够研究和挖掘其中隐含的问题，能够提炼出自己看问题中的具有教学意义的政治观点，能够塑造学生良好的世界观，能够对学生产生正面的影响，久而久之能够培育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
（三）营造浓厚的课堂学习氛围
培育学生人文精神，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学会初中政治理论知识，必须要有浓厚的课堂学习氛围。教师在课堂上要有意识地营造良好的课堂学习气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能够营造出和谐的政治教学课堂，这是学生能够学习人文精神的根本，是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和积极参与到政治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保证。良好的学习氛围的营造需要教师在课堂上以学生为主体和中心，能够不断地进行师生间的互动，能够让学生有序激烈地讨论，使学生在一个自由轻松的环境下学习政治知识，把传统的灌输式学习方式变为学生主动学习不断完善自我的方式。初中学生感情比较丰富，如果在情感浓烈的课堂上进行学习，能够极大地提升学生对于人文精神的感知能力，能够使得自身的情感得到升华，将会让学生能够进一步锻炼和培养自己的思想素质。
（四）创设社会或者生活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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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对当代中国文艺学学术史的梳理或描述,都是相当困难的。一般说来,学术史是指专门的系统知识的变化和发展,是对该学科认知过程的清理和总结,它可以是比较的方法、思想史的方法、传记的方法或问题的方法等等。但对中国当代文艺学学术史来说,由于它的特殊性,即在政治文化的规约中,它并没有在学科的知识层面充分地发展,文艺学并没有被当做一个专门性的知识范畴。在50—70年代近30年的漫长岁月里,它直接延续的仍是40年代以来延安的传统,战时的文艺思想和建设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总体需求,也成为当代文艺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这样的规约中,文艺学没有多少机会在自身的范畴内得以展开讨论,并取得相应的学术积累。我们发现,在近30年的时间里,文艺学学术专著的匮乏是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我们不仅没有对诸如文学语言学、叙事学、修辞学、符号学、接受理论、阐释学、现象学、知识社会学等进行过专门研究,甚至文艺学教科书的编写都成了一个问题。我们不缺乏的则是不间断的争论和批判,而每次争论的背后都潜隐着明晰可辨的意识形态话语。这样,也就形成了我们作为现代化后发国家文艺学发展的特色。也就是说,文艺学的发展始终是我们现代性焦虑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是我们焦虑的表意形式之一。因此,我们在书写这一时段的文艺学学术史的时候,有必要放弃对学科剥离或整合的幻觉期待,“结构”出一部本体意义上的文艺学学术史,因为它是勉为其难的。它的每一步启动或发展,不仅与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息息相关,同时也联系着百年中国激进的思想传统。这同其它人文学科在当展所面临的问题是相同的。因此,我们有必要进入历史的细部,去考察当代中国文艺学发展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仅仅指出文艺学的研究受到压抑的不合理性是不够的,尽管这是一种普遍流行的思想方法。同时,我们还有必要揭示出,在现代性的允诺——代表未来的历史表达中,文艺学和它的知识生产者是如何一步步从迷顿、迟疑进而追随并倾心认同的。这一充满了问题的历史过程,是否也隐含了它的“必然性”;而确立并不断强调统一的文艺思想,为什么总是在不断的分化中遇到危机和挑战;这一统一的要求为什么会成为悖论的先在条件等等,都需要我们清理和回答。
一、政治文化和学术史
系统和专门的学问,它的生产和发展有内在的机制和规律,但它从来就不是自足的,特别是人文学科,它总要密切地联系着某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关键词或核心语词是通过专业表达的方式,来对某一时期的社会提出问题或解决问题的。因此,在福柯看来,“一个语词只有进入特定话语的范畴才能获得意义,也才有被人说出的权力。否则,便要被贬入沉寂。特定的话语背后,总体现着某一时期的群体共识,一定的认知意愿。”（1）福柯在这里揭示的是,一个人的认识是否被接受,是否被视为“真理”,有赖于他的认识是否符合群体的共识。（2）而政治文化就是这一“群体共识”的一部分。1966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在一部著作中,对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做出了如下权威性的界定: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3）
根据不同政治学家对政治文化的解释,有人把它概括为如下三个特征:(1)它专门指向一个民族的群体政治心态,或该民族在政治方面的群体主观取向;(2)它强调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运动对群体政治心态型式的影响;(3)它注重群体政治心态对于群体政治行为的制约作用。（4）政治文化不是社会总体文化,但作为社会总体文化包容下的一部分,却可以把它看做是社会群体对政治的一种情感和态度的简约表达。既然政治文化规约了民族群体的政治心态和主观取向,那么,知识生产者作为民族群体的一部分,也必然要受到政治文化的规约和影响。尤其在中国,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使他们的学术活动很难与时事政治分离开来。梁启超在谈论晚明学者时指出:
这些学者虽生长在阳明学派空气之下,因为时势突变,他们的思想也像蚕蛾一般,经蜕化而得一新生命。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去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他们许多人都把半生涯送在悲惨困苦的政治活动中。所做学问,原想用来做新政治建设的准备,到政治完全绝望,不得已才做学者生活。他们里头,因政治活动而死去的人很多,剩下生存的也断断不肯和满洲人合作,宁可把梦想的“经世致用之学”依旧托诸空言,但求改变学风以收将来的效果。（5）
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朱舜水等人的学风,便是在这样一种“政治文化”中形成的。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学术史随时可以遇到,即便在已经形成多元文化格局的西方,也被一些学者所坚持。伊格尔顿就认为,文学批评是一种政治批评,利用文学来促进某些道德价值,它不可能脱离某些思想意识的价值,“而且最终只能是某种特定的政治形式。”“那种认为存在‘非政治’批评形式的看法只不过是一种神话,它会更有效地推进对文学的某些政治利用。”（6）
在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发展同政治文化几乎是息息相关的,或者说是政治文化规约了文艺学发展的方向。它虽然被称为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但是,它的思想来源、关注的问题、重要的观点等等,并不完全取决于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或者说,它也并非完全来自对文学艺术创作实践的总结或概括。一套相当完备的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也同样是指导文艺学的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它已融进民族群体的潜意识。作为文艺学知识生产者的群体,不仅要受到民族群体意识的影响,同时,旧的社会制度死亡之后,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他们也需要自我认同的重新确认。“重新确认自己的认同,这不只是把握自己的一种方式,而且是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新的信仰和自我认同需要新的社会制度作为实践条件,因此,寻找认同的过程就不只是一个心理的过程,而是一个直接参与政治、法律、道德、审美和其它社会实践的过程。这是一个主动与被动相交织的过程,一种无可奈何而又充满了试探的兴奋的过程。”（7）因此,文艺学的知识生产、片面地强调受到意识形态压抑的说法,显然是存在问题的。以它的话语方式来说,它是意识形态统治在另一时代的表达式。事实上,知识生产者的实践过程,还存在着一个向实践条件寻求适应的过程,这种适应包括被动的思想改造、检讨、忏悔,向不熟悉的事物学习,当然更包括主动的妥协、退让,以期完全适应实践条件的要求。可以说,当代文艺学话语权力的拥有者,大多是解放区或延安时代的理论工作者,他们是新的社会制度——实践条件创立的参与者,他们熟悉规则和要求,因此,其理论“创造性”仍是相当旺盛的,他们理论的话语之流奔涌不息。而对新的实践条件缺乏了解或难以适应的人,不仅创造力锐减,而且理论工作或文学创作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勉为其难的。更有甚者,他们为了坚持信仰的彻底性,无法同新的实践条件签署契约,而只能惨遭淘汰。这三种情况,可以分别以周扬、茅盾、胡风作为代表。可以说,他们都是具有杰出理论才能的人,但由于他们对新的实践条件的理解和适应程度不同,而有了不同的结局。
因此,对新的实践条件的适应,是保证个人参与社会实践的基础。对试图建立新的信仰或被新信仰哺育成长的一代人来说,他们的内心始终洋溢着意识形态的冲动和兴奋,并逐渐成为他们内心支配性的力量或道德要求。也就是说,当文艺为政治服务成为文艺学研究的核心话语之后,主动地回应这种时代的询唤,也就成为文艺学研究者的情感需求,当初那种试探性的谨慎逐渐变为恣肆的激情。当代文艺学的建立和发展,也就是这一学科的学者在政治文化的规约下,不断统一认识、实现共识的过程。作为一个现代化后发国家,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本身就具有无可抗拒的感召力,作为知识分子,内心洋溢的国家民族关怀不经意地便会为这种话语所调动。文艺学虽然是一种专门的系统知识,但在社会需要这种知识为它的总体目标服务的时候,掌握了这种知识的专门家,即便不是期待已久,内心也充满了对此作出回应的极大热情。这里既有政治文化的规约,也有传统文化的影响。
二、政治文化与研究心态
政治文化揭示了由不同的人组成的社会群体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并用“群体无意识”的概念揭示了民族群体的政治心态。这种心理结构特征需要指出的是,埋藏在记忆深处的情感,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自然生成的,而是通过不断的宣谕、教化等强加的方式形成的。这种群体无意识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传统的惰性的领地。马克思主义心态史学家米歇尔·伏维尔认为:在这传统的惰性领地,时间在这里是静止的或几乎是静止的;而精英文化,则属于那种已经得到表达过的明确的意识形态,它不断地产生着革新和刺激的因素,具有冲动的、变化的和富于创造性的特点。（8）因此,伏维尔的史学理论特别重视事件与心态的辩证关系,而拒不认同新一代年鉴学派提出的“事件的重归”这一口号。
当代中国文学史的叙述,通常是以重大的政治事件作为主要标示的,这一叙述方式本身就意味着政治与文学的等级关系和主从关系,也无意识地表达了研究者的心态,但这种叙述方式却难以揭示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真正问题。事实上,从研究心态上说,学者始终没有从一种紧张、焦虑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建国后,曾有多次对文学理论的讨论,它的目标指向大多是文学如何更好地为政治服务,而并不是出于对具体的文学理论的兴趣。那些试图在专业的范畴内展开人生、体现自我价值的学者,怀着极大的热情参与进去,而得到的却是意想不到的结果。“一体化”的政治文化,对具体的专业知识是十分敏感和深怀戒备的。几大“学案”——对《红楼梦研究》、胡适思想和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的批判,以及不间断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清理,逐渐地粉碎了知识分子试图建立自我意识的幻觉,哪怕是在专业范畴之内。因此,在文艺学的研究领域内,便很快形成了共同的知识背景和话语形式,他们有了相同的取资范围,有了共同认可的规则,共同遵奉的评价标准,惟其如此,他们才可能在一个学术共同体中被认可和承认,才有可能以话语的方式进入社会实践。
对知识分子独立思想和专业意识实行抑制,源于中国政治文化中的革命的观念体系。这一观念对人类通过意志来改变社会的能力抱有充分的信心,而且认为中国的群众、特别是农民才是历史的主要动力,对文化精英的作用始终是怀疑的,改造他们的思想一直是革命观念体系中的重要部分。知识分子虽然也被当做人民的一部分,但其情形与1917年后的俄国几乎大体相似,“知识分子与人民是隔绝的,主观上没有与人民融合在一起。对知识分子来说,是我们知识分子还是人民这个两难的选择几乎是悲剧式的。”（9）1918年,俄罗斯科学院院长阿·彼·卡尔宾斯基对造成这样认识的原因分析说:“把需要专门技能的工作非常错误地理解成享有特权的反民主的工作……这成了群众与思想家、科学工作者之间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所以沃洛布耶夫认为:“长期以来,在人民的意识中知识分子被理解为‘他们,这些老爷’。而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却不断地给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其中包括受到人民支持的政党,输送思想家和工作人员。”（10）这种身分不明的悲剧,在50—70年代的中国持续地上演过。
为了消除知识分子掌握专门知识的优越感,当然也为了实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和制度化,“红与专”问题的提出就在理论上对其做出了合乎逻辑的阐发。潜心钻研业务被称为“白专道路”,社会要求知识分子成为“红色专家”。因此,包括文艺学在内的知识范畴,事实上已无可避免地与意识形态教条构成了尖锐的冲突。缓释这一冲突的方式别无选择,只有以共同的取资范围和话语形式来换取个人独特的追求和思考。1958年7月,有一份取名为《红与专》的杂志创刊。发刊词阐发其任务是:“高举革命红旗,遍插革命红旗。红旗是要人去插的,人是我们伟大事业的决定因素。使人成为既有高度觉悟又有专业本领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共同的努力方向。”（11）但发刊词强调的显然是思想意识问题,它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任务。十分需要继续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理论宣传工作。”（12）一方面是强调“红与专”,一方面也强调“学术批判是深刻的自我革命”。《人民日报》在这篇社论中指出: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的在内,大都生于地主、资本家的家庭,受了资产阶级二十年左右的教育,再进入社会,以“知识”为本钱为资产阶级服务。他们之中的少数人一直和反动政客为伍,全心全意为反动统治者服务,他们长年累月所思考的是如何找“根据”来为统治者粉饰,来为统治者散布大量有毒的思想。
另一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对祸国殃民的政风有反感,他们却听信了资产阶级“为学术而学术”、“为科学而科学”的一套谎言。他们查资料、找文献,埋头于故纸堆;或找题目,钻窍门,孤立作研究。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的目的在于一举成名,得到“黄金屋”和“颜如玉”;……有的人确实有一些真才实学。他们的知识是宝贵的,但是由于他们的治学方法是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脱离劳动人民的,他们的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的,再加上他们的个人名利思想,他们的宝贵的知识里面已经细菌密布,变质发臭。（13）
事实上,在这些严厉的指责之前,知识界已经经历了几次规模巨大的思想清理运动,知识分子如惊弓之鸟,他们甚至不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诚恳地接受改造、转变思想的决心或勇气。“在他们的岗位上,不再仅从个人兴趣出发,而极愿把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去配合国家的实际需要。学院式的生活,将成为过去的陈迹了。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努力,肃清那些可能残留下来的坏影响,进一步发挥集体智慧,提高集体创造,来迎接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高潮。”（14）他们表决心、尽忠心式的表述方式,在那个时代是普遍流行的。像茅盾这样资深的作家、理论家,除了阐释文艺思想之外,很大一部分精力也用在“为了赶任务”而“常常写些小文章”,并认为“这十年来我所赶的任务是最为光荣的。在党的领导下,有意识有目的地鼓吹党的文艺方针和的文艺思想,这不是我们的最光荣的任务么?”（15）茅盾虽然是以一种欣然的语调谈论他的体会,但“赶任务”本身就隐含着一种惟恐不及的紧张和焦虑的心态。何其芳作为著名的诗人,50年代很大一部分精力是“参加文艺界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16）,他文章的题目多用“批判”、“批评”、“保卫”、“反马克思主义”等充满战斗紧张的词语。何其芳当时的心态也可想而知。当一切成为历史之后,何其芳内心充满了遗憾和无奈,所谓“学诗学剑两无成,能敌万人更意倾。长恨操文多速朽,战中生长不知兵。”（17）“既无功业名当世,又乏文章答盛时”;“一生难改是书癖,百事无成徒赋诗”（18）等,正是他这种心情的真实写照。类似茅盾、何其芳的心态,在当代文艺学学者中间,是相当普遍的。50年代曾发生过一场美学问题的大论战,它被学界认为是最具学术性的一次讨论,但参加者仍充满了内在的紧张。蔡仪、贺麟、李泽厚、黄药眠、蒋孔阳等名家都参加了讨论。它对于推动国内美学、文艺学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相互批判并上升到政治层面认识问题的方式仍是常见的。特别是对朱光潜先生的批判,使他很难从学术的意义作出回应。
一方面是紧张的赶任务、参加斗争和批判;一方面则是不间断的检讨和忏悔。茅盾、郭沫若、冯雪峰、唐弢、王瑶等知名理论家、批评家,几乎都有检讨性的文字公开发表。其中尤以朱光潜的检讨最令人震撼,他的题目是:《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他不仅否定了自己的《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等早期著作,认为那是“一盘唯心思想的杂货摊,与中国过去封建的文艺思想、与欧美许多反动的哲学、美学、心理学和文艺批评各方面的思想,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而且从哲学思想上全面地作了自我否定。《文艺报》在编发这篇文章时加了“编者按语”,认为朱光潜在他的著作中“系统地宣传了唯心主义的美学思想”,他自我批判的“这种努力是应当欢迎的”。但这种必须检讨的不真实性在后来得到了证实。1983年《悲剧心理学》由张隆溪译成中文时,朱光潜为中译本写了序,他说:“在我灵魂里植根的倒不是克罗齐的《美学原理》中的直觉说,而是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中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那么,为什么我1933年回国后,……少谈叔本华和尼采呢?这是由于我有顾忌,胆怯,不诚实。”（21）这时朱光潜说的才是真实的。“顾忌,胆怯”,是那一时代许多学者的心态。因此,国外学者也认为:“1949年以后大多数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以及文学创作更适合于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分析,而不是从学术和文学的角度去分析。”（22）
可以说,国家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相当矛盾的:一方面,必须维护政治的权威,知识分子必须服从这个权威;另一方面,整齐划一的要求又使文学艺术从理论到创作不断地贫困化、单一化。因此,在要求文学艺术服务于政治的同时,又要不断地调整和放宽文艺政策。这样50—70年代的文艺政策就时常出现相对严格和宽松的不同时期。但它的周期性震荡不仅没有缓解学者内在的紧张和压力,反而更加剧了他们的不安和焦虑。它的表达形式就是,一些人放弃了专业研究,宁愿以沉默换取平淡却是平静的生活;一些人不再表达独立的思考,在平庸的流行思想中,放弃了学者的尊严、使命和责任,付出的则是道德准则和理性主义的代价。当然,这也诚如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所指出的那样:知识分子和国家当局的关系,长期以来都是一个议论纷纭的主题。我们只要回忆一下西方经验是如何复杂和多种多样,就不难看出在中国情况下同样是复杂和多样化。如果我们不能看出这个来,那只不过由于我们的无知罢了。
三、政治文化与研究范畴
在50—70年代这个时间范畴里,意识形态不仅表达了国家现代性追求的方式,同时它也是一切领域的决疑术,是知识范畴的意义体现,人们普遍相信意识形态可以处理所有的公共事务。就文艺学而言,它规约的范畴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是自明的。1949年7月,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会师北平,举行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这次盛会开启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序幕,同时也明确规约了文艺学的研究范畴。大会重要的目的是“共同确定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郭沫若、茅盾、周扬的几个重要报告,不仅共同体现了这一基本精神,而且都高度评价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文艺思想。这些报告是结合《讲话》的精神来阐发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
值得注意的是,周扬与茅盾的报告虽然都在竭力体现《讲话》的精神,但对解放区和国统区文艺的评价,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周扬是带着胜利者的骄傲和丰富成熟的经验走向会场的,他的报告充满了无可怀疑的自信,他阐述的是《新的人民文艺》,而这一新的文艺形态的形成,就是在《讲话》思想的指导下实现的。周扬从文艺的主题、人物、语言、形式、思想性、艺术性、普及和提高、改造旧文艺、建立科学的文艺批评等方面,系统地表达了对“新的人民文艺”的理解。关于文学批评,则“必须是文艺思想之具体应用,必须集中地表现广大工农群众及其干部的意见,必须经过批评来推动文艺工作者相互间的自我批评,必须通过批评来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批评是实现对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的重要方法。”（23）他用了四个“必须”,以强调这一阐发的重要和不可违背。批评“必须是思想之具体应用”,不仅规约了批评的指导思想,而且规约了具体的范畴。实践证明,在近30年的时间里,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都严格地限定在对文艺思想的阐发上,不同时期虽然有不同的侧重和不同的解释,但都没有偏离《讲话》的方向和精神,则是历史事实。
而茅盾的报告虽然肯定“在种种不利条件下,我们打了胜仗”,国统区文艺“还是有其显著成绩的”（24）,但它还是有“各种缺点”,其“基本根源”,则是由于“不能反映出当时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与斗争”。茅盾还从理论上检讨了“人道主义”、“个人趣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欧美资产阶级文艺的传统”等对国统区文艺的影响,并在文艺大众化的问题、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文艺的功能问题等,表达了对《讲话》的全面认同,而且不点名地批评了胡风的“主观论”,并在新的条件下把它当做“问题”要求“解决”。
茅盾对国统区理论问题的检讨,实际上已经宣告了这些问题的性质。过去在国统区可以讨论的情况,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而成为过去,它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进入理论研究的视野,因为它与“新的人民文艺”是格格不入的,也是与《讲话》精神不相符的。至此,文艺思想也从作为解放区的中国局部,而铺展到全中国,成为新时代惟一具有合法性的文艺思想。“五四”以来中国传统的“诗文评”向现代文艺学转变过程中的多音齐鸣、交相辉映的自由局面结束了,的文艺思想统一了各种不同的认识,并作为时代的意志得到了普遍信仰。应该说,这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是密切相关的,它是建立这种信仰的源泉之一。从政治上讲,一个世纪以来,前资本主义形式只为民族统一提供了相当脆弱的物质基础,要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政治统一的任务实在是艰难的,但中国共产党却迅速地完成了它,这个伟大的、历史性的创举是独一无二的,它使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共产党的身上看到了民族的前途。就文学艺术而言,解放区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艺术家通过有效的组织,第一次创造了“新的人民文艺”,中国文学史上也第一次出现了活泼、朗健、生动的民众形象,并通过这样的文艺实现了民族全员动员,建设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历史的经验无可辩驳地昭示了未来,它使所有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没有理由拒绝《讲话》的精神。因此,的文艺思想在那个时代能够深入人心,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但是,这一源于经验主义的认识显然是存有问题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忽略了文学艺术自身的规律,忽略了文艺学作为一个知识范畴同文艺方针政策的区别,而简单地将它们等同起来。在新的时代,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文艺学对自身的认识,必然要有新的发展。时代从方针政策的角度对文艺提出它统一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也是必要的,但是,在文学艺术和思想领域内,强制推行统一的意志,它所造成的后果,已为此后几十年的历史实践所证实:统一意志反而总是在不断的分化中遇到危机和挑战,它的“合法性”总是不断遭到“合理性”的质询。因此,“一体化”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文艺学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反而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文艺学在本体论意义上存在的需要认识的问题,是《讲话》或文艺思想所不能涵盖的,而突破限定的研究范畴就成为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统一的意志培育了它的危机——分化的可能:分化不仅成为统一时代的表征,而且,当“一体化”发展到极端的形式,也就是的时代,它终于在无限膨胀中彻底崩溃。
政治文化对文艺学的规约,是这一时代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但并不是全部,它还与学术的承传方式、科研体制、学者的社会地位以及检查制度密切相关。因此,这些文艺学生产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同样要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也只有如此,才能揭示出当代文艺学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一种形态。
四、政治文化与中国的现代性
政治文化在中国取得支配性地位的时代,也是中国已经遭遇了现代性问题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正以霸权的形式诉诸于全球扩张,社会主义则刚刚崛起或正在实践中。内忧外患的中国不仅经济上十分落后,而且传统文化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虽然已经宣布了旧文化的死亡,但新文化的多元取向并不能在政治层面解决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中国已经有过饱受西方列强欺辱的惨痛经历,这时选择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便有了理智与情感的双重含义,而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思想和语言,俄国革命的成功则为中国提供了范本和前景,这两个条件使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民族自我拯救的可能。因此,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与中国的历史处境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矛盾重重的中国使的革命实践一开始就充满了探索的艰巨性。这种艰巨不仅来自本土政治、经济和文化带来的困难、同时也与蕴含在现代性之中的矛盾息息相关。阿瑞夫·德里克在分析这一矛盾时指出:“20世纪上半叶的几十年间,中国人跨入了一个广阔的文化和知识空间,这个空间是由欧洲两个世纪的现代化所开拓的;同时又把中国的文化局面抛入了动荡的漩涡中,当时中国人正试图寻找一种与他们选择的现代性范式相应的文化。中国人与现代性的斗争体现在其历史人物的现代主义眼光中,体现在这种眼光所暴露出来的矛盾之中,这种眼光显示出中国人无法使自己从过去的沉重包袱中解脱出来;这场斗争被陷入在两种不同的现代性之间的夹缝之中,其中,一种现代性是霸权主义的现实;另一种现代性则是一种解放事业。”（25）而政治文化正是对这种矛盾的历史处境作出的反应。许多年之后说:“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就不应看做是一位浪漫诗人的抒情,而是他在重重矛盾中做出选择后的自豪告白。作为胜利者,这一告白潜含了一向的乐观主义,但它却掩盖了在现代性漩涡中出现的矛盾,而恰恰是“中国化”的胜利和在其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一起构成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历史证实,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尽管它的过程也有偶然事件的因素。但在思想中,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是他不变的信念,他一再表明:当无产阶级革命在全球风起云涌之际,中国革命已经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不再是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这种革命在一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不允许中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证明了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理解和选择,他实现了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改造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梦想,百年激进的理想在他这里变成了现实。他以社会主义取代了资本主义,并使一个民族在资本主义扩张的处境中获得了解放。但是,在他顽强抗拒西方现代性的过程中,以及在他实现了这种抗拒后,新的现代性矛盾始终环绕在他的周围。而这种新的现代性矛盾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窘迫与紧张。德里克事后发现了这一矛盾的存在,这就是在中国“启蒙运动既成为使人们从过去解放出来的工具又是对民族的主体性和智慧的否定;而过去既成为一种民族特性的源泉又是加诸现在的负担;个人既是现代国家的公民又是全民族解放的威胁因素;社会革命既是把阶级和社会群体解放出来从而建立一个真正民族的工具又是导致解体的分裂因素;乡村既是古老的民族特性的源泉又是发展的绊脚石;民族既是世界普遍主义的动力又是反对霸权行为的防卫力量(即以狭隘的本国观念的永久化而向世界封闭)。诸如此类的矛盾无穷无尽;它们在不同的社会视野里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是它们都属于现代性的矛盾。”（26）但是,这些矛盾被以简捷的方式做了处理,即他对这些矛盾的主要方面做了选择然后予以强调,在理论话语的方式遮蔽或缓释了这些矛盾,这也正是新的现代性矛盾的肇始。也就是说,民族解放的总体目标成为主要任务时,其他矛盾只能在压抑中作为代价被忽略,而当面对这些具体矛盾时,就只能以一种“不确定”的形式作出不同的回应。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诸如精英与民众、集体与个人、民族与世界、民主与控制、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等问题,都没有得到明确和稳定的阐发。允诺的临时性总为不断的变化所取代,独特的中国道路始终是一个试验中修订的方案,它的乐观主义和探索性就无可避免地在实践中遇到障碍和挑战。“方案的修订”总是以“政策和策略”的方式出现的。
超越资本主义道路的选择,也必须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路线。政治文化在中国有两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这也是一贯予以强调的。一是人的作用,一是民族性。资本主义世代积累的物质基础是东方古国不能比拟的,但人的意志却是可以重塑的。长征的胜利使更加坚信人的意志的作用,延安的艰苦环境和战争中的献身精神,给经历了那一时代的人培育了崇高感和英雄主义。这种神圣的精神在反复强调中演变为道德价值。它超越了资本主义对物质的炫耀,从而也使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具有了自己民族的特点。但人的作用的强调,在那里并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不是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断言,表明了对一种“自发”的社会主义要求的确认,认为那种革命精神是天然存在的。这为强调人的作用提供了一种依据。但这种“自发”的社会主义要求是存有疑问的,或者说它只是“蕴藏了”这种积极性。因此,同时强调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和思想教育的重要,这些强调都是与物质生活没有关系的。而矛盾可能就出现在这里。也就是说,当试图将中国从资本主义霸权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却又使具体的人陷入了另一种统一的控制之中。对人的作用和意志的强调,是对统一意志和作用的强调,而不是对具体人的意志和作用的强调。这也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特点。经常使用“人民”这个概念,但它同具体的人并不发生关系,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当强调具体的人的时候,就会被指认为“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是不道德的。
于是,抑制个人的物质欲望,抑制人对日常生活的多样性要求,就成了永葆人的意志坚定性的手段,同时也就是抗拒资产阶级的手段。与此相对的则是对牺牲个人利益、献身精神的持续倡导。对一个执政党来说,强调这些原则和精神无疑是重要的,它是获得人民拥护、支持、维护统治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对执政党的要求逐渐变为一种政治文化,成了对社会一切领域的要求。背离了这一要求的任何人,都将会被命名为“资产阶级”而遭到打击和唾弃。因此,政治文化对人的意志和精神的强调,似乎是对人的尊重,是对人的解放的允诺,但当这个“人”是一个大写的人,是作为符号的人而被对待时,这一理论就没有成为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而恰恰是一种对人的自然要求和心灵世界的压抑和控制:人需要有道德意识,社会也需要规范的秩序,但人并不总是时时需要神圣和献身。日常生活的多样性要求和心灵世界的丰富性表达,本来具有无可争议的合理性,但在政治文化规约下的当代文艺学,不仅没有对这一合理性做出揭示,反而在对人的意志强调和控制的过程中,强化了它的不合理性。
因此,文艺作为表达人类生活和心灵世界的领域,就不再是自由的。在50—70年代,出台过大量的文艺方针政策,召开过许多关于文艺工作的会议,但这些方针政策和会议,并不是鼓励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理论家自由创作和研究的,而是告知他们如何创作和怎样研究的。在阅读了这些文献材料之后,那里的不确定性和非连贯性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思想领域控制过于紧张、文艺创作和研究明显失常的情况下,便会出现一些宽松的方针和政策;而当文艺创作和研究超越了限定的范围时,又会出现紧缩的方针、政策甚至运动。而这些恰恰是新的现代性焦虑的反映,超越了资本主义和它所缔造的现代性问题,并不意味着现代性问题的终结。
有论者注意到,关于民族性的问题是在国际与中国的关系中提出的,即在民族解放战争的背景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该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斗争结合起来。民族问题,而不是阶级问题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主导性问题。它有具体的政治含义和历史背景:通过诉诸“民族”问题,获得共产主义内部的民族自主性或者说摆脱共产国际的支配,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具有独立自的政党（27）。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摆脱霸权的控制,寻求中国独特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追求,即便是在国际共运的内部,他们也希望能保有民族的声音,而不至于在两大阵营的对峙中消融了自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民族解放的任务已经完成,阶级的问题被认为是突出的问题时,民族性的问题仍被强调,它就改变了原有的历史涵义。这时,“民族形式”也同时具有了“阶级的”防卫意义。当在新的历史时期强调“民族形式”时,显然含有针对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分。也就是说,在防卫意识形态侵蚀的意义上它是阶级的;而在“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等形式的意义上,它是民族的。这是他坚持“民族形式”、反对“全盘西化”的真正用意。
在理论上说,的设定是没有问题的。他既强调了“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东西”,“应该标新立异”（28）,又强调了“应该越搞越中国化”。（29）这对于发展中国的民族形式是有益的,或者说,它既是开放的,又是有所保留的。但实际情况离这种理想的设定十分遥远。在三十年的时间里,民族观念以狭隘的方式向世界封闭,外国的东西在中国不可能有立足之地。历次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几乎都可以在西方世界找到它的根据或源头。最后只剩下形式和内容最具“民族性”的“样板戏”。形式上它是地道中国的,内容上它是地道“无产阶级”的。超越资本主义的“中国化”在这时达到了极致:它既实现了对人的意志的极大神化,实现了对崇高、神圣、献身、英雄主义的向往;也实现了用民族形式(京剧)表达的愿望。
应该说,对“中国化”现代性经验的揭示显然是不够的,但在上述触及的问题中,已经部分地揭示了它的矛盾,也就是说,对人的意志和精神的想象与夸大,隐含的却是对人的压抑和控制的机制。对物质神话的批判和抵制,同时排斥了日常生活的合理性。致使与“人学”相关的文艺学难以在“人”的范畴内展开,而流于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民族性”的强调,离开原来的意义之后,加剧了东西文化的对立和紧张,从而使民族文化在这一时期失去了与西方文化交流、对话的可能和机会。更为重要的是,政治文化的允诺迟迟不临,并在变化和修订中一再延宕,从而导致了理想和信仰的最后危机,新的现代性矛盾在积聚中终于爆发为街头政治(“四·五”运动)。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同样值得我们注意,也就是说,当历史环境发生变化,矛盾已经转化或部分地解决之后,作为经验的现代性状况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就50—70年代近30年的经验而言,如果剥离了文艺学的政治功利性,剥离了它对人的统治和封闭的狭隘性,那里隐含的理想精神仍可视为值得珍视的历史遗产。事实亦表明,即便在90年代,包括“红色经典”在内的近30年的文艺,仍在另外的意义上具有观赏的魅力,它们在另一个时代的风行,已表明了政治文化与中国现代性经验的全部复杂性。
注释：
（1）（2）米歇尔·福柯:《性史》,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4—5页。
（3）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林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4）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17—18页。
（6）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9—300页。
（7）《汪晖自选集·自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8）参见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5页。（9）帕·瓦·沃洛布耶夫:《革命与人民》,转引自刘淑春等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页。
（10）帕·瓦·沃洛布耶夫:《革命与人民》,转引自刘淑春等编《“十月”的选择——90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238页。
（11）《红与专》发刊词。
（12）《红与专》发刊词。
（13）《学术批判是深刻的自我革命》,1958年8月30日《人民日报》社论。
（14）马寅初:《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发刊词。
（15）茅盾:《鼓吹集·后记》,见《茅盾评论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14页。
（16）何其芳:《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17）《何其芳诗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141页。
（18）《何其芳诗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133页。
（20）《文艺报》1956年12号。
（21）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中译本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22）瓦格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转引自王景伦著《美国学者论中国》,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263页。
（23）周扬:《新的人民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1950年新华书店发行,第96页。
（24）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45—46页。
（25）阿瑞夫·德里克:《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转引自萧延中等编《在历史的天平上》,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220页。
（26）阿瑞夫·德里克:《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在历史的天平上》,第219—220页。
（27）汪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