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参观方案计划书(收集3篇)
博物馆参观方案计划书范文篇1
1929年8月5日，教育部下发《第792号公函》，同意将北平的历史博物馆划归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管理，教育部发给历史博物馆的经费也截至1928年年底，并训令北平图书馆转饬历史博物馆遵照[参见《历史语言研究所（为转知教育部复允将历史博物馆划归所管辖请派员接收详情见复由）》（第133号），原文载于《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1929年第2期]。《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八年度报告》中详细叙述了对历史博物馆的接收过程：“本馆经国民政府教育部划归本院管辖后，十八年八月十三日由本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接收，改定名称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成立筹备委员会，由院长聘任朱希祖为常务委员长，傅斯年、裘善元为常务委员，陈寅恪、李济、董作宾、徐中舒为委员，由裘善元担任管理主任。馆中职员仍就原有人员四人，分配事务工作筹备进行。所有本馆原有物品仍陈午门楼上，开放阅览。”（引自《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八年度报告》，原文载于《国立中央研究院总报告》，1929年，第2期，第252页）。
教育部将历史博物馆划归国立中央研究院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聚集了当时国内人文社科界最为出色的人才，有利于促进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正是因为具备雄厚的人力资源基础，历史博物馆隶属关系变更后，除了原有的组织机构外，又专门成立筹备委员会，委员由中央研究院院长聘请社会知名学者担当。自此，历史博物馆的基本展陈体系也开始随着这种隶属关系的变更而逐渐发生变化。
一、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
物馆筹备处时期的基本陈列
国立中央研究院接管历史博物馆之后，不但使其收藏制度更趋系统性和专业化，也促进博物馆基本展陈体系的科学与合理。同时，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的管理制度较之前也发生变化，这彰显出办馆方针的转变及管理者自身对于展览研究的重视。在《为请将历史博物馆划归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公函中已经明确表示，拟在一年之内将博物馆整理完毕，并刊行图影目录、编辑档案及相关文献。基于对博物馆社会定位理解的不同及当时集中整理馆藏档案文献等工作的需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很快就开始对其展厅、展览内容等方面进行调整。（一）展厅的变化
自博物馆改组后，因历史语言研究所急需馆中房屋用于整理新购入的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故在1929年8月便开始将午门楼上第八、九、十陈列室三楹（即西翼楼及西南亭）腾空器物，专门设立第一组第二工作室，从事清理档案工作，并将午门楼下东房10间、西房2间，同时拨借为冬季临时工作室及工作人员休息室。这几个陈列室中的旧有物品，则开始重新划分，依类陈列。历史博物馆原来10个陈列室中的第二室至第七室成为主要展厅，共计展出2958件藏品，分置在120张大小玻璃展柜内。
经过重新布置，博物馆各陈列室的展陈调整为：第一室原为招待室，后辟为特别陈列室，展出孙中山先生的遗物，计49件展品；第二室为发掘器物陈列室（移自原第八室），计展出物品655件，分置在27个玻璃展柜内；第三室为各种石刻陈列室（原第三室，未动），展出77方石刻、3方写砖；第四室为金玉陈列室（移自原第二室），展出金玉精品955件，分置在27个玻璃展柜内；第五室主要展出三类物品，分为东、中、西三部（原第五室未动，其中古冢、模型及各种史地图表移自原第九室），东部展出明清档案、殿试策、官印，中部展出周代彝器、国学旧有器物，西部展出明器及各种史地模型、图表，计910件陈列品，分置在55个玻璃展柜内；第六室展出各方移陈及捐赠物品（原第六室未动），计208件展品，分置在8个玻璃展柜内；第七室为兵刑器物陈列室（原第七室未动），计101件展品。
（二）展陈概况与相关数据统计
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成立之前，博物馆的开馆日期为周三、周六、周日。筹备处成立之后，因馆中工作人员协助历史语言研究所整理缮校明清档案及代管该处会计事务，遂于9月份起变更开馆时间，每周仅周六、周日开放陈列；并将周三定为特别研究日，以便学术机关、学校、团体及其他研究人员有充分的时间来馆参观和研究。当然，如因情况特殊而不能依照规定日期到馆，只要先行通知，博物馆也随时可派工作人员接待。筹备处成立初期，虽最初规定因出于研究的目的，参观陈列一律免费免券，既可简化手续又便于研究，但在正常开放期间，对于普通观众，每人仍酌收券价一角略示限制，如遇重大节日则减收半价。这种参观券使用制度，既方便博物馆自身的管理，也有利于博物馆对参观人数的整体调控和统计分析，从而不断改善管理与服务水平，促进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当时参观券主要有4种：不定期赠券、定期赠券、普通参观券和半价券。不定期赠券主要按月分赠给各学术团体与文化机关，在博物馆开馆时间内持券者随时可以参观，这实际上是中央研究院接收之前展览制度的一种延续。
由于历史博物馆各陈列室均位于午门城楼，冬季时非常寒冷，参观多有不便，故1930年1月仅因元旦纪念而开放数日，2月份则全月停止开放，全年共计开馆9个月。1931年上半年度，参观人士多系购券入览。后因“九一八事变”，自1931年11月13日起，除了1932年新年时展览景教石刻四日及2月份逢星期日开放四天外，博物馆暂行闭馆，整理内部。所有重要物品，均装箱钉锁，与历史语言研究所贵重物品一同密藏于馆中。博物馆各外门均堆积砂袋，低矮墙垣上加刺丝盘绕数匝，函请公安局发给馆警枪械子弹并日夜巡察，与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方面共商联防办法，成立特别警卫处，各处警察联络分防，馆员轮值守夜。入春以后，大局逐步稳定，历史博物馆密藏的物品计划运至原有库房，从1932年3月1日起，开始对外开放。
随着政治局势日益紧张，到1933年，历史博物馆除了在新年期间短暂开放外，1月5日以后展览工作基本停止，主要从事内部整理等相关工作，并加强日常管理。在此期间，历史博物馆仍与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警卫联防，遇事互通消息、协商解决，并派员工及警察分派至午门，昼夜轮班驻守，随时巡视馆中藏品和设施。5月8日清晨，军政部长何应钦率同参谋人员至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午门楼上视察，后转向楼下廊房一带，旋即赴古物陈列所视察，他当时对古物陈列所人员谈到：“故宫全部前后拟驻扎军队，以武英殿为军事分会办公处，文华殿为政务分会办公处，端门至午门一带楼上楼下拟驻军一团或二团。所有陈列物品箱柜，均须全部移出。”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立即与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召开三方会议，咸以“各机关藏品至巨，仓卒间万难迁移，且故都六百年建筑所在，数千年文物荟萃之所，若变为军事区域，文化前途，损失殊巨”，决定除由三机关在北平竭力设法疏通外，并由故宫博物院电请蔡元培院长及李石曾等人出面斡旋，使其收回成议。何应钦很快又邀集三机关领导协商，遂改定故宫范围共驻一营，“并令工兵循故宫城墙掘砖为壕，藉备万一，以资防卫”（参见并引自《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二十一年度报告》）。之后，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午门楼上、楼下分驻一连，并关闭博物馆外门，杜绝一切通行。自5月12日起，历史博物馆与外界完全断绝交通。当时日本战机连日在北平上空飞行，博物馆工作人员仍坚持闭门工作。驻扎军队于6月5日撤退，历史博物馆亦于11日起恢复与外界交通。但为了慎重起见，博物馆陈列室不对外开放，仍由员工及警察驻守巡视，加强保护。在恶劣的环境下，历史博物馆闭馆半年，没有售票展览，也未允许专家学者来馆研究。
事态稍微缓和后，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的业务工作开始恢复。首先将之前封存起来的馆藏品从库中移出，重新布置陈列，于1933年9月起继续对外开放；并开始计划征购有价值的文物及艺术品，以补充陈列内容。此外，临时展览与专题展览也根据形势和要求逐渐开展起来。但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当时的全部经费每月仅500元，并无其他临时经费和项目费用，各项业务也只能艰难地维持。
（三）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时期举办的临时展览与专题展览
基本陈列是反映一个博物馆性质、特色和水平的重要形式，最能体现出办馆方针和展陈的基本体系，是博物馆工作的重心。然而，当博物馆基本陈列开放之后，往往会随着观众熟悉度的增长而逐渐失去吸引力，在这种状况下，博物馆就需要举办一些临时性的展览或专题展览，为基本陈列增加新的思路、注入新的活力，以提升博物馆的品味和形象，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国立历史博物馆时期，就曾因古物发掘等原因组织策划过一些临时性展览。而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管辖期内，历史博物馆除平日开馆供人观览外，遇有新收集的文物及寄陈物品，也常会举办一些规模各异、规定日期的临时性展览。这些临时展览因其展品为博物馆基本陈列所未见，再加上灵活多变的风格与丰富多彩的展览形式，无疑增强了对观众的吸引力，是博物馆展陈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31年10月10日“双十节”起，历史博物馆举办“古火器展览”，公开展出3天，吸引近2000人来馆参观；1932年元旦，“景教石刻展览”正式展出，展期为5日，共计797人参观；为慰劳前方将士，自1932年3月18日起，历史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商定联合开放3天，售券筹款，其间特举办“明清档案展览”，共计531人到馆参观；1932年6月18日至26日，历史博物馆举办“洪承畴遗物及史料展览”，历时9日，共计1067人参观，入览者多为学术界人士。
临时展览之外，国立中央研究院管辖期内的历史博物馆，为了赞助社会公益事项或因特定时局的关系，也会自主策划或联合其他学术机构共同组织一些专题展览。这些专题展览因出于某种特定目的而发起，带有一定的策划性质，故主题更为鲜明，学术性也更强。1932年9月11日至17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为唤起社会人士注意起见”，策划举办“圆明园遗物展览”，展出物品包括中国营造学社（当时国内研究圆明园的惟一机关）绘制的圆明园复旧图、鸟瞰图、残余瓦砾等件，并北平图书馆与金勋先生所出园中建筑图及西洋楼图多帧；1932年10月，正值国难日亟之际，历史博物馆专门搜集明代倭寇的相关史料，举办“明代倭寇史料特展”，展览历时一周，前往参观者甚众，尤以学术界同人为多；1932年冬，北平学术界为救济东北抗联战士，集体议定举办联合展览，11月5日至14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与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北平研究院天文陈列馆、景山等共同举办“北平学术团体联合展览会”，历史博物馆所陈列物品，除发掘金石、图表等13大类外，新增定兴汉冢陶马士俑、易县燕下都陶器多件等配置陈览；1933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策划举办“西北文物展”，展出的重要物品除馆藏甘肃兰州金天观敦煌千佛洞造像壁画、甘肃远古陶器、新疆石器及旧地图等之外，还有苗长惠寄陈的大宗物品，展览参观人数达2000人，在当时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展览制度建设的进一步探索
博物馆展览制度的探索、建立与不断完善，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办馆方针的影响。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的成立，虽然只是历史博物馆隶属关系的一种变更，其馆址与其作为供人观览的公益性文化基础设施的基本社会功能定位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但因历史学家及相关学者的介入，它与学术研究的关系也更趋紧密，这在很大程度上就使其相关展览制度的建立往往是出于服务学术研究的目的。
（一）展览与学术研究的关系
在国立中央研究院规划的办馆理念中，首先提到“博物馆之设置，于备公众观览之外，其重要意义在供学人研究”（参见并引自《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八年度报告》），接管历史博物馆之后，很快便对开馆日期进行变更，以方便学术机关、学校团体以及专门学者前来参观，充分保障了专家学者的研究时间。这种展览体制与此前相比，可以看出国立中央研究院对历史博物馆的具体定位，已经把“供学人研究”放在了与“备公众观览”同等甚至更高的层次上来。
正是出于服务学术研究的目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成立之后，在博物馆的日常管理制度方面首先进行了方便于学术研究的调整
以研究为目的的观览无论何时一律免费免券。同时，正常开馆之余，历史博物馆还常常举行特别开放，招待学界免费参观。如1930年11月秋季免费开放，就规定凡是学界人士仅凭制服或佩章便可到馆入览；1931年4月春季开放，也采取优待学界的措施，实行免券参观；1935年1月1日至5日，举行特别开放，招待学界免费参观。可以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管辖期内的历史博物馆，其基本陈列与举办的各种临时展览、专题展览，都在很大程度上为相关学术机构、学校、团体以及个人提供了交流与研讨的机会，为多领域学者进行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资料，促进了相关领域学术的发展。如北平协和医院邓乐普院长曾于1929年10月间带领医院数人赴馆研究针灸；1930年11月，国医公会会员数十人也曾赴馆参观展览，并进行针灸学术方面的研讨；1930年12月，中央国术馆编审处处长唐范生、参事李世勋为研究兵器专门赴馆观看展览、拍摄资料；1931年4月，丁在君多次赴馆参观，对于钜鹿出土的器物、洛阳出土的明器俑类及其他重要铜器等，都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并拍摄照片及影片30余种，历史博物馆也将一些物品的拓本赠予他；1933年，北洋大学土木系学生60余人、中国工程师学会会员10余人赴馆研究馆藏木质建筑模型及各时代砖瓦等。
历史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与各种类型的展览，在为学者进行研究提供参考资料的同时，也从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博物馆自身业务的发展，形成了一种学术研究与博物馆展览相互促进的良好关系。如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王静如专长于研究西夏文字，1931年就曾鉴定历史博物馆所藏的西夏印两方，并考释印文，根据他的这些研究，将展览中的注释进行了重新说明；此外，董作宾也曾于1931年6月将馆藏甲骨文摹拓逐一审定。古火器研究专家黑田源次，1933年在参观历史博物馆所藏古火器时，发现馆藏铁炮中的西洋古炮有“双锚”商标者，为荷兰东印度公司1550年的制品，这就是挖掘博物馆展品史料价值的一个典范。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的展览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德国博士兰辛、美国学者盖安及日本学者山本一郎等在1930年7月至11月先后来馆参观展览，“彼等研究情形，凡器物形状说明，无不逐件记录”（参见并引自《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九年度报告》）。美国波士顿博物院委员溥爱伦、日本古艺术研究会会长广濑都异、东亚考古学会总干事岛村孝三郎、京都帝国大学考古学室在外研究员水野清一等，也都多次率领访问团到馆参观。1932年，美国特洛脱博物院东方美术部部长马尔智来馆参观时，尤其关注博物馆中的美术藏品以及所塑石膏像模型。此外，历史博物馆还曾将模型、拓本等藏品送至重要的国际性博览会参展并因此而获得殊荣，在弘扬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同时，也开拓了自身的眼界。如1930年在比利时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历史博物馆特将古衣冠模型照片及博物馆风景照片放大2帧并赠送陈列，后获得金牌奖。1933年在美国举办的芝加哥博览会，历史博物馆就馆藏北魏元显偏墓志、景教石刻、太平天国玉玺拓印等装裱参加陈览。
（二）《寄陈物品暂行简则》的制定
随着历史博物馆自身事业的发展与社会影响力的提升，爱好中国传统文化的收藏家更倾向于将自己的藏品寄陈在馆中，进行临时性展出，供大众观览。为了加强藏品寄陈工作的管理，使收藏家有章可循，历史博物馆特拟定《寄陈物品暂行简则》，建立了物品寄陈的管理制度。
历史博物馆寄陈物品暂行简则
1.有关历史堪供学术研究之器物，勿论团体个人，愿将所藏寄陈本馆，均所欢迎。
2.团体个人拟将何种物品寄陈本馆，可先期通知，由馆审查，其无保存价值及含有危险性质或易致残损之件，谢绝接受。
3.寄陈物品经馆接受，当掣给收据，详列品名件数，寄陈期满，凭此收据取还原寄陈物品。
4.寄陈期限，分定期及临时2种：定期者，由本馆与寄陈人两方用书面规定；临时者，议定日期，届满即终止寄陈。继续寄陈，当另行议定。
5.寄陈物品，经本馆接收后，在寄陈期内，由本馆负责保管，但遇天灾意外，不在此限。
6.寄陈物品原已残旧阙略，本馆不负整饬之责，如嘱为修整或需要特别装潢者，其费用由寄陈人担负。
7.寄陈物品视其种类或与馆藏参陈，或辟室专览，由本馆审慎从事，以重保存，但寄陈人指定地点，无碍本馆展览秩序者，亦予容纳。
8.寄陈物品，勿论巨细，送陈取还均由寄陈人自行办理，以资妥慎。
9.本馆接受寄陈物品，均随时呈报上级机关备案，藉示郑重。
博物馆参观方案计划书范文篇2
“好酒，好茶，好朋友聚在一起说话，那就是人生快意事。”樊建川说是这么说，其实，在他的内心里，人生最快意的事，还是建造博物馆。在新近出版的《大馆奴，樊建川的记忆与梦想》一书中，樊建川透露——“我今年五十六岁了，工作时间屈指可数。在安仁做了十年，十年没有经商，没有去赚钱。人很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十年。做了十年，有一个眉目了。下面呢，有一个真实的目标：建一百个博物馆。”
回首樊建川兴建建川博物馆聚落，从1999年开始办抗战文物展，到2003年在成都大邑县安仁镇拍得土地五百亩建造博物馆聚落，再到2005年一口气开了五个博物馆，如今安仁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已经渐成气象。
要完成100个博物馆的梦想，除了文物收集以外，当然离不开建筑设计师和雕塑家、书法家等等，来共同营造文物的安身之处、博物馆的空间。
在樊建川提出用500亩土地建造博物馆聚落时，当时有不少政府官员、开发商，都误认为他会用20亩地造个博物馆，再用剩下的480亩土地开发楼盘。事实证明大家都误解了樊建川。按照樊建川自己的话说：“文物、建筑、展示方式，三位一体很重要。”而如今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又是如何营造出来的呢？
用创意与建筑家对话
开馆于200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60周年的建川博物馆聚落，每一个主题馆都有各自不同的气象。
比如不屈战俘馆，外形就是一座监狱；比如川军馆，就是一个吊脚楼的造型；援华美军馆，外形酷似一艘军舰。这些建筑是怎么来的呢？樊建川说：“要让建筑说话，要让大师参与。大师来做，思想境界毕竟不一样。另外，大师的作品，至少能把中国上千万对建筑感兴趣的人吸引来，这样又增加了博物馆的一类观众群。目前，就有许多建筑学院的大学生专门来我这里看建筑。”
樊建川最早找到的建筑设计师，是张永和与刘家琨。
张永和2005年9月出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成为首位执掌美国建筑研究重镇的华裔学者；刘家琨主持设计的作品曾被选送参加德中文化年、法中文化年、荷兰NAI中国当代建筑展、俄中文化年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等，曾获得亚洲建协荣誉奖。两位都是建筑设计领域名噪一时的人物。
2003年9月8日，樊建川在安仁镇刘文辉公馆和张永和畅谈，聊到了未来建川博物馆的总体规划。因为第二天张永和要赶早班飞机，一大早5点半左右，两人就起床，前往500亩土地上现场探看。两个月过后，《建川博物馆聚落控制性详细规划》就放到了樊建川的案头——散排、园林式、有商业元素，是樊建川满意的那种类型。
由此，也形成了一个惯例——建川博物馆聚落的每一座馆，都由樊建川说出自家的创意，然后与建筑家对话，由建筑家从设计的角度完成樊建川的创意。2003年11月29日，许多中国一流的建筑设计师来到成都，参加“建川博物馆聚落建筑方案研讨会”。
“他们跟我说的时候，都不计报酬，都是一个劲想把博物馆造好。”樊建川说，“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知识分子的良知。”在建筑师设计前，建川博物馆方会提供文物清单，给他们讲故事，要他们根据文物特征和题材来设计。每个馆都有交流。
钦佩张永和的大师气质
那么，樊建川与建筑家是如何交流的呢？不妨看看细节。
比如提到张永和，樊建川认为，张永和具有大师气质，而张永和的父亲张开济老先生，设计了新中国一系列重要建筑，比如中国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天安门观礼台。张永和为建川博物馆做整体规划时，张开济先生尚在世，并对建川博物馆的总体设计提出建议。老人家说，博物馆要做得朴素一点，不要做得太曲折，就是横的、竖的，像北京的胡同那样，一个四合院接着一个四合院；博物馆的楼高、间距，相互之间要照顾。换句话说，一个四合院不成气候，而假若将四合院连成片，就会很有意思。
2004年，张永和将博物馆总体规划做好。此时，距离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仅有一年时间，樊建川自称，当时已没得时间，没得选择。“可我觉得当时就是做了最好的选择，后来很多建筑师都说，张永和真的很全面。我的切身感受，比如2003年，张永和就坚持说，博物馆的道路要铺设透水砖，以补充地下水。现在看来，这点非常具有前瞻性。”
张永和斯文，爱读书。有一次，樊建川请他和刘家琨一起到浴脚房洗脚。只听得张永和“哎呦，哎呦……”一个劲在那叫。原来，他是第一次去洗脚店洗脚，随便哪儿都不能摸，一摸就不适应，就叫，还要跳。事后，张永和对樊建川非常认真地说：“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后来有人再邀请张永和洗脚去，他果然横竖不肯去。
还有一次，樊建川和张永和在安仁镇的一个路边摊吃面条。这个摊子以牛肉面主打，主要供应来往的货车司机。樊建川说：“斯文的张永和稀里哗啦吃了一大碗，赞不绝口。我问他，你在美国怎么吃饭？他说，由于夫人鲁茄身体不好，家里吃饭口味清淡。”
张永和为樊建川设计了“”十年主题馆，外形像一座桥。由于这个馆造价太大，樊建川自称一直缺钱，直到2010年才开始动工。
好友刘家琨的鼎力支持
樊建川说，刘家坤是自己的好朋友。建川博物馆的建筑，以刘家坤的作品最多。比如章钟印馆、国家地震馆，还有为汶川地震中去世的小女孩胡慧珊单独修的一个个人馆。
在章钟印馆，刘家琨把“”时期的钟整成千佛崖的造型，而当年的大公章，也被他巧加利用，融入建筑的整体造型。
提到国家地震馆，樊建川说：“这个馆的设计任务非常急。我跟他讨论，达成几点共识。一、集体主义；二、中央意志和国家意志；三、英雄主义；四、具体就像人民大会堂。”如今，呈现在观众眼前的国家地震馆，看起来带有俄罗斯或者德国建筑的味道，包括56根大柱子，将地震的再生砖巧妙融入。
同样是反映汶川地震的灾难，胡慧珊馆显得和国家地震馆截然不同。在一个小树林里，静静地在那里。胡慧珊馆的馆名，由胡慧珊的妈妈亲自题写，里面展示了小女孩出生时的脐带、乳牙，她的骨灰、中篇小说手稿、手机。后来，胡慧珊的父母又曾来过这个馆，当时他们已经抱来了新生的七个月大的小女儿。胡慧珊的妈妈凝视着大女儿的遗像，很久很久，还将女儿的乳牙贴在脸颊上，默默流泪。值得一提的是，胡慧珊馆是刘家琨捐建的。
徐尚志、彭一刚、程泰宁
各具特色
徐尚志，部级建筑设计大师，曾是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的总工程师和总建筑师，四川第一座五星级酒店锦江宾馆的设计者。
当樊建川邀请徐尚志出马设计川军馆时，徐尚志已经是年近九旬的老者了。他面对樊建川的邀请，却一言不发。直到喝酒的时候，他要求撤去红酒，说：“来白的吧。”白酒上桌，老先生把七个三钱小杯的白酒归拢到一个大杯，二两酒一口闷！干杯后，老先生一言不发，只是望着樊建川。樊建川立刻明白了，说：“你建吧！”其实，老先生是表一个决心。徐老设计的川军馆，进馆之路曲折漫长。他的意思是——川军穿草鞋走到淞沪抗战的前沿阵地，走到山西，参观者也当多走几步才对。回想抗战岁月，徐尚志正在上大学，也曾经听过川军将领的演讲。
天津大学教授、建筑学院名誉院长彭一刚，长期从事建筑美学及建筑创作理论研究。彭一刚为樊建川设计了正面战场馆，也就是连战题写的“抗日军队馆”。这个馆的外形，很有整体性，很坚固，像个堡垒。彭一刚在馆门口做了一个水面，水波映照着墙面。但是樊建川将之改做了水田。樊建川说：“这寓意着中国的抗战，是庄稼人在抗战。农民的抗战。”有一件小事，令樊建川印象颇深。彭一刚认为正面战场馆进门处一个玻璃造型，角度不够，太平坦了，要求更换。樊建川认为，可换可不换，就拖延了。彭一刚很生气，和樊建川吵架，坚持自己的意见，逼着樊建川立即更换。直到换掉这块玻璃，彭一刚才转怒为喜。
中国工程设计大师，2004年获得梁思成设计奖的程泰宁，曾参加过北京人民大会堂、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建筑的设计。他为樊建川负责不屈战俘馆的设计，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交方案的时候，他将战俘馆图纸拿出来一亮相，观看者确实就眼前一亮。然而，当战俘馆建到一半，出了个小插曲。当时，顶上的竹模印已经打造得很漂亮了，墙上也出现不错的粗犷的感觉。“本来按照程泰宁先生的设计，还要精加工，继续施工，可我觉得已经有感觉了，就下令停工。”樊建川说，“我认为战俘馆，就应该是这样的感觉。”可是，程泰宁说：“建川啊，你不能让我的作品在那儿呀。”然后是互相执拗，谁都无法说服谁。最终，确实按照樊建川的意见，停工，也算是完工。之后，程泰宁也就理解、赞同了樊建川的意见。再后来，不屈战俘馆竟然获得了中国建筑设计的最高荣誉——中国建筑学会建国六十周年建筑创作大奖。
矶崎新设计侵华日军馆
矶崎新，日本后现代主义建筑设计师。他设计过一系列的大型建筑物，如筑波市政中心、日本兵库西胁市的图形设计博物馆。在国际上，他曾设计了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场馆、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的扩建部分和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路易斯安那州现代美术馆等。其融合理性的现代主义结构、典雅的古典主义布局和装饰，融入东方韵致，被认为是亚洲建筑设计师的重要代表。
樊建川特地费功夫请来矶崎新，请他设计侵华日军馆。为了侵华日军馆的设计方案，矶崎新几次到成都。第一次到成都，他向樊建川要求——住在刘文辉公馆。那时候，刘文辉公馆正是樊建川的办公室。“当时抬来一张床，因为厕所是旱厕，要走很远，还为他特地准备了一个痰盂。”樊建川说，“晚上，偌大个公馆，就矶崎新和保安住在里边。”
2004年7月，矶崎新将设计方案交给樊建川，并于同期到市场上考察了建筑材料。“因为我的资金原因，直到2010年才竣工开馆。”樊建川说。
2009年8月，矶崎新交给樊建川最后的设计修改。那一次，他告诉樊建川：“日本右翼给我写信，威胁我说，矶崎新，你是我们大和民族的骄傲，是我们最好最优秀的设计师，为什么给中国人设计抗战博物馆？”矶崎新的回答是：“这是为了中日两国的世代友好，为了两国能长期和平共处。”
矶崎新的父亲当年就是反战人士。故而，矶崎新甚至对樊建川说：“你不给我钱，我也来做这个项目！”他的理由是——从前，两国人民都是受害者，今后需要有好的未来，就必须从相互理解开始。“管他右翼势力找什么麻烦，我这把岁数不考虑这个，我考虑的是道义和未来。”
切斯特·怀东“造舰”
切斯特·怀东先生是前任美国国家建筑师协会（AIA）主席、洛杉矶规划委员会主任，是美国威尔考特建筑事务所创始人，代表作有美国日裔国家博物馆、奥切西班牙裔博物馆、圣莱德图书馆等。
“我请切斯特·怀东做设计，最初他的报价很高，而且只收美元。”樊建川说，“但一听说是建造援华美军馆，就只收了我两万美元，在我看几乎算是免费。”切斯特·怀东还对樊建川说：“我要感谢你们为我们美军做这个博物馆。”
如今，走近建川博物馆聚落的援华美军馆，远远地就能看到它，像一艘军舰泊在一片水面。著名雕塑家朱成还在旁边做了陈纳德将军飞行的雕塑。
与流沙河的忘年交
“别人收藏梅兰竹菊、春花秋月、才子佳人，我收藏的大多是充满了血腥和沧桑的民族灾难，是在收藏‘历史的细节’，在完成一本‘历史启示录’。”今年7月7日上午，樊建川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如此说道。在纪念抗战胜利68周年之际，他携带建川博物馆300余件珍贵抗日文物，其中51件（套）国家一级文物，进京办展。
樊建川的用意是——让博物馆成为国民的精神“钙片”。
在成都文化界有一件尽人皆知传为美谈之事——文化老人流沙河与樊建川是忘年交。流沙河特为《大馆奴》作序。而我在樊建川的办公室晚餐之时，他拿出流沙河老人赠送的新作《白鱼解字》“炫耀”道：“流沙河给我题了字。”眼中充满了“粉丝”的热忱。
博物馆参观方案计划书范文篇3
太原国际机场新航站作为北京奥运备降机场已于今年7月中旬投入使用，科技馆、图书馆、大剧院、美术馆已经开工建设，其余工程将于年内陆续开工，两到三年内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展现在人们眼前，成为未来太原的标志性建筑。
“十大建筑”的建设，涉及文化、体育、科技、卫生、交通运输等领域，其功能与作用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十大建筑’的建成，对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位，增强省城太原集聚辐射效应和综合承载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有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和山西省副省长双重身份的张平先生在山西大剧院开工建设奠基仪式上的这番话，可以掂量出“十大建筑”对于太原乃至整个山西未来发展的份量。
省城“十大建筑”位于太原市小店、晋源、万柏林三个区，其中，山西省科技馆、图书馆、大剧院、太原博物馆、太原美术馆位于长风商务区内的文化岛上，煤炭交易中心位于文化岛的北侧。
望着一片片工地，听着挖掘机的轰鸣声，我们看到，一扇全面展示新基地、新山西、新形象的窗户，正被徐徐推开，不久之后，“十大建筑”将拔地而起，集体展现在人们眼前。
太原市博物馆：再现神秘的历史涡轮
太原市博物馆位于长风新区的中央文化岛上，北侧、西侧、南侧均为内河，东侧为滨河西路。该建筑地上四层，地下一层，总用地7.8公顷。
成线状排列的五个椭圆锥楼体，锥顶扎根于地下，消失在土壤深处，锥体向上拔地而起，并舒展开来。两组锥体色彩不同，分别为红棕色和古铜色，通过色彩和材质的不同来强调它的艺术效果。锥体的表面由彩色金属板构成，从不同角度、不同距离，在不同光线下呈现出变换莫测的神秘魅力。
博物馆参观路线中清晰地将基本陈列和临时陈列分开，对于太原博物馆的重要藏品车马坑和北齐墓室，特意创造独特展览空间，安置在基本陈列总流线中。
参观路线从上至下设置，避免参观者疲劳的同时尽量使所有的展厅得到参观。观光电梯将参观者带到顶层后，人们可由楼梯下到下一层展览空间。参观者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按年代安排的浏览路线，或是选择希望参观的主题性展厅。
该项目由法国安德鲁建筑事务所和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设计。安德鲁先生亲自主持方案设计，并先后两次到太原进行了市博物馆方案的汇报。
投资7.9亿元的山西大剧院建成后将成为太原市地标性建筑。
大剧院以厚重有力的建筑形象表达了山西人民淳朴、豪迈的人文气质和地域特征。其大气磅礴的建筑造型，宏大的门式空间，使这一主体建筑“山西之门”的设计构思得以完美体现，并以通透贯穿的方式延续了城市轴线，成为统领全岛建筑群的城市地标。
大剧院内设有1，628座（位）主剧场、1，170座（位）音乐厅、458座（位）小剧场，及排练厅、琴房、演播室、展台休息厅、贵宾厅、化妆间、道具服装间等主要功能用房，完全具备国际国内大型剧目的演出要求。
明天，
坐进自己的大剧院里看歌剧；在安德鲁设计的博物馆里徜徉；体验国际化标准图书馆里读书的另一种韵味；来到异国风情的太原美术馆看世界名画展；为新奥体中心的激情比赛欢欣雀跃……
太原美术馆于2008年9月4日破土动工，位于长风文化商务区文化岛东北角，是省城重点建筑项目之一，恰好与前不久刚开工的山西省图书馆是“邻居”。
该工程建设总投资约3.1亿元人民币，工期为2年。据悉，经过国际招标和众多专家多轮次的论证，最终由美国哈佛大学PSC设计事务所进行了概念方案设计，规划建设总用地109.05亩，建筑总面积达40，500平方米。其设计充分考虑了山西地方特色，将浓厚的三晋地域文化完美地融入了现代化的设计与建筑理念中。
建成后的美术馆不会成为只供奉艺术作品的“器皿”，而是要做向外传播知识的“播种机”！它将承担对国家、省级艺术品的收藏、研究、展示，开展公民素质教育及对外文化交流，使之成为太原人民及社会各阶层的活动中心，让民众参与其中，提高省城文化品位，带动文化艺术产业发展。
占地70亩，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的山西省科技馆具有展览、特效影视放映、科技培训、参与互动等多种功能。同时，科技馆内有常设展厅、临时展厅、天象厅（球幕影院）、培训教育及实验室、科普报告厅及会议室、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和展品制作间等功能用房。
科技馆的设计手法打破常规，别出心裁，将球幕影院布置于室内，使其与侧厅空间融为一体，在满足其本身天象厅使用功能的同时，球幕影院独有的地球状形体成为建筑内部主要的视觉中心，同时结合声、光、电等技术手段，增强了整个球幕影院的视觉和声觉体验，让人们能够更好地参与其中，增强了建筑与观者的互动，使球幕影院成为科技馆的主要亮点。
建筑上以“时间切片”这一科技理念为核心，升华为建筑造型的主要表现方式，并且在整体中求变化，使建筑立面从两侧到中间形成渐变的韵律感，同时又具有北方建筑沉稳厚重、刚劲硬朗气质。该馆总投资预计在2亿元。
即将开工建设的山西大医院，目前正在对设计方案进行最后的论证。2008年7月31日，三个优秀设计方案作为实施备选方案公开展示，广泛征求群众意见。
方案一：以中国“天圆地方”的传统建筑哲学思想作为总体布局的基本设计理念，汲取“山西大医院”空间布局的精华，推陈出新，兼北方建筑的厚重与南方建筑的灵秀于一体，能充分满足“以人为本”、“科学布局”、“绿色生态”及“经济高效”等设计要求，具有很强的地域特征与民族特色。
方案二：采用传统九宫格式的布局并进行变形，将医院“中”轴与四合院式庭院相结合，使综合住院楼形象突出，前区广场开阔完整，建筑局部采用坡屋顶形式与园林式医院设计要求相适应。
方案三：将医技诊疗中心设计为多进式院落格局，总体呈“寿”字形布局。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吉祥寓意，又取意于晋商建筑的文化渊源，对民族精神内涵有一定的诠释。
2008年7月30日，在文化岛上中央东西轴线的北侧，山西省图书馆新馆在众人的瞩目中开工。据介绍，图书馆突出以人为本的建设理念，采用借、阅、藏一体化的管理模式、开架图书借阅形式，使读者在馆内拥有最大的自由活动空间，充分调动读者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使读者成为图书馆真正的主人。
可以设想，当我们徜徉在这座占地121，313平方米，总藏书量可达700万册，可同时容纳3，000人阅览的现代化图书馆之中，读书将变成何等的乐趣；当我们在全新的多功能厅、报告厅与更多的教授、名家面对面时，获取知识又将变得何等神圣。
太原南客站北起学府街，南至武宿立交，东起北营北路，西至太榆路，规划范围约3.3平方公里，内设旅客站台8座，列车到发线16条（含正线），投资概算共计27.13亿元。委托国际著名大师日本原广司完成，并通过专家评审。专家们一致认为该方案总体规划设计理念新颖、超前，具有较高的规划设计起点。
以环境理论为主的设计理念，确立了全新的都市意向，在铁路线上空采用摆渡式漫游平台，连接被铁道分割的东西部分，直接贯通商业建筑，将铁道转换为与汾河呼应的另一条婀娜之河。
结合规划及地上的矩阵原理，将规划地块分为5条都市带状区域和5个都市区块。5条都市带状区域从西向东分别为衔接口区带、绿化带、中央核心区带、铁路沿线区带、铁路区带。5个都市区块分别为办公用地、车站房用地、SOHO用地、建材市场用地等。
新建成的太原国际机场，将原有跑道及滑行道延长至3，600米，并加宽跑道及滑行道道肩，飞行区等级由4D升格为4E级，可满足当前最大机型空中客车A380等飞机的备降要求；新建站坪21万平方米，增加机位18个，其中近机位12个，远机位6个。
新建的二号航站楼造型新颖别致，犹如一架展翅欲飞的飞行器，寓意三晋起飞，是山西的一个新的地标性建筑。一层为到达层，主要有到港迎客厅、到港行李提取厅、行李分检厅、贵宾用房、远机位候机厅等。二层为出发大厅，主要有迎送区、值机区、安检区、商业区等，其中值机柜台有36个，安检通道有13条。夹层为旅客到港通道和中转厅。
根据“注重功能、最大限度方便旅客”的原则，二号航站楼设有行李快速转运系统，楼层之间有高速行李运输带，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行李转运，缩短了转机旅客在机场的等候时间。在登机口处，采用了剪刀式分层登机廊桥，很好地实现了进港旅客通道、出港旅客通道和中转旅客通道的分离。二号航站楼在楼层之间还设有直梯、残疾人专用厕所等，为残障人士、老年人创造了无障碍通行环境。此外，新建停车场4.6万平方米，使航站楼前停车场总面积达6.5万平方米，可同时停放车辆1，650辆。
二号航站楼位于旧航站楼东侧，两楼呈45度角，浑然一体。功能布局紧凑，服务设施相对集中，流程便捷，既节省投资，又便于高效运营和管理，同时也为2035年扩建预留了尽可能多的土地。二号航站楼分为国际部分和国内部分，国内部分主体向西延伸，通过连廊与旧航站楼连接。依据设计需要，二号航站楼可满足到2015年，旅客吞吐量达到6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9.7万吨、飞机起降7.1万架次、高峰小时旅客吞吐量2，301人。
总占地660亩的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建成后兼具煤炭交易、会议和展览三大功能，共设有2，100个展位，并能提供1，500个停车位。
建筑内设展厅、展览接待大厅、仓储、海关保税库、煤炭交易大厅、商务办公、44个大小会议室、25个商务洽谈间，2，000座（位）大型会议室、1，200座（位）多功能厅（兼宴会）、800座（位）中型会议室，3个多媒体技术会议厅、2个新闻中心、公寓式商务写字楼等主要功能用房，及其他辅助设施用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