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求医记

假期刚开始不久，我正在房间地板上擦地，消毒水的气味混着窗外涌进来的热浪，在屋里蒸腾成黏糊糊的气团。手机响起来时，拖把还浸在水桶里，父亲的电话打来了，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个时间，他很少主动打电话来。

“肩膀疼得厉害。”父亲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整宿整宿睡不着，膏药贴了好几盒，没用……”我握着拖把的手紧了紧，听他顿了顿又说：“要不……你有空来一趟？陪我去中医院看看？”尾音里的犹豫像根细针，轻轻扎在我心上。

第二天清晨，日头已经毒辣起来。中医院门诊楼的玻璃门滑开时，一股凉爽的空调风扑面而来，父亲缩着肩膀坐在候诊区的座椅上，额头上渗着细密的汗珠。骨科诊室外的电子屏滚动着叫号信息，马主任接过核磁共振片后，触到父亲肩膀时手放得极轻：“这里疼？抬胳膊试试？”门诊室的空调很足，出风口的冷气吹得人胳膊发凉。马主任的手指沿着父亲肩胛骨边缘移动，每到一处就停顿片刻。

忽然他拿起桌上的笔，在空白处方纸上画了个简单的骨骼示意图：“你看，这里的经脉断了之后，肩膀这块骨头就压不住它，它就会往上走，这才导致夜里疼得厉害。”他说话时指尖在纸上反复比划继续问道：“以前有没有受过外？”……问题细密如网，把父亲断断续续的描述织成完整的图景。他又对核磁共振的片子着光反复翻看，指腹在肩袖位置画了个圈：“这里有撕裂，有两种方案供你们参考。”他先在纸上画出两种手术的示意图，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格外清晰：“修复术创伤小，但你父亲这个年纪，恢复效果可能打折扣；置换术更彻底，就是风险和花费都大些。”他忽然停笔，抬头看向我们：“这不是小事，最好找专家再看看，多几个人商量总稳妥。”

那天晚上回去，我们立刻召开了家庭会议。父亲坐在沙发正中间，肩膀微微耸着，像只受了伤的鸟。“去大医院吧！”姐姐率先开口，“爸的身体耽误不起。”窗外的夕阳把云霞染成橘红色，蝉鸣渐渐稀疏下去。

南京的专家号是托关系加的号才抢到的。高铁穿越热浪滚滚的田野时，父亲靠在椅背上打盹，眉头却始终没松开。南京市第一医院的门诊楼像座玻璃蒸笼，我们跟着指示牌转了几趟电梯，才在骨科诊室外找到桂医生的名字。推门时，十多个穿白大褂的年轻实习医生围着桂医生，他正指着父亲的片子讲解：“看这里的撕裂程度，修复术更适合。”他说话时目光始终没离开影像，额前的白发被汗水濡湿，贴在脑门上。

回到姜堰，马主任听我们转述完诊断，又把片子看了许久，指尖在桌面上轻轻叩击：“我还是觉得要谨慎。”“上海的骨科也很出名，你们可以找专家再评估一下。”

去上海的那天，我们凌晨两点半就上了路。汽车穿过沉睡的城市，车窗开着条缝，热风卷着夜市残留的油烟味灌进来，父亲蜷着肩膀坐在后排座椅上，呼吸里带着疲惫的沙哑。上海市第六医院的门诊楼前，天刚蒙蒙亮就排起长队。二楼专家门诊室外，每个门诊室门口都放有四张座椅，但早已坐满，后来的人只能贴着墙站或坐着轮椅或躺在担架上。

诊室里光线偏暗，空调风带着沉闷的凉意，蒋医生让父亲抬抬胳膊，又按按肩膀各处，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什么，接着又看了看片子，“先保守治疗吧。”他在病历本上写下一串药名，花白的头发在头顶纹丝不动，“年纪大了，手术创伤未必比现在的疼痛更能承受。”话音落时，他抬头冲父亲笑了笑，眼角的皱纹里盛着温和的耐心。

返程的路上，父亲的眉头舒展了些。我望着窗外掠过的街景，玻璃幕墙上反射着刺眼的阳光，忽然想起这一路遇到的三位医生：马主任在空调房里反复比划骨骼图的认真，桂医生被实习生围住时依旧专注的眼神，蒋医生在诊室里写下医嘱的耐心。他们面对疑难病症时的严谨求实，对患者的坦诚恳切，没有丝毫架子的实事求是，像一束束光，照亮了我们奔波的求医路。

作为一名教师，我忽然懂得，这份医者的德行与风骨，与我们教书育人的初心何其相似。他们对待每一个病例的谨慎，正如我们面对每一个学生的成长；他们不回避疑难的坦诚，恰似我们不敷衍教学的认真。回到家乡的那天，我暗暗告诉自己：要像那些可敬的医生们一样，严谨治学，认真对待每一个孩子的成长，用同样的赤诚与负责，守护好每一颗等待绽放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