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字母代号涵义(收集3篇)

微观经济学字母代号涵义范文篇1

[关键词]传统孝道；二重性；孝道式微；孝道立法

[作者简介]张明义，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副教授，湖北十堰442000

[中图分类号]B8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5-0123-03

中国的孝文化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初始意义指尊敬祖宗，报本返初，生儿育女，延续生命。最早的汉字“孝”，则出现于距今约3千余年前的殷商时代。不过，当时“孝”字仅见于卜辞一处，用于地名。所以，现在还不能断定殷商时代的“孝”字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孝”字，与当代“孝”字含义完全一致的“孝”。根据现有资料，较早的见于《尚书・酒诰》篇，其中有言日：“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意思是说，人们于农事完毕之后，赶着车出外做些生意，用以孝敬奉养自己的父母。《伦理学大辞典》对“孝”的解释是：中国最基本的传统道德规范之一，有三层含义。一是必须孝敬自己的祖先，按时恭敬地祭祀祖先，继承祖先的事业，按照祖先的规定办事；二是绝对服从父母的意志，恭谨地侍奉父母；三是立身行道，效忠君主，立业扬名，以显父母。这一解释是对古代孝道的概括，而在现代生活中，孝道的表现形式可能已经有了一些变化。比如，祭祀祖先没那么勤勉庄重了，服从父母没那么绝对了，光宗耀祖的形式更加多样化了。但如果核心的原则没有变，孝道的现代意义到底在哪里呢?诸如此类问题，无论对传统孝道是采取弘扬重建还是怀疑批判的态度，都必须予以深入思考。在此，笔者略陈己见，以资探讨。

第一，对先秦与后期儒家的孝道应予以区别。孝的问题是儒家整个伦理学说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部分以及整个思想体系有内在联系，不可人为地分割开来。同时，孝道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自发自觉到强化定型的轨迹。先秦儒家孝道自孔子创立，曾子继承和完善，孟子、苟子等人的进一步补充后，成为儒家最基本的伦理价值信条。其内涵包括家庭伦理和国家政治伦理两部分。到了汉代，由于统治阶层对其加以改造利用并逐渐法律化，其内涵已发生了很大变异，在许多方面甚至背离了先秦儒家的原始初衷。至宋明清时期，孝道在理论上更出现了论证哲学化、教化通俗化、义务规范极端化的新特点，最终成为封建家长制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和后世愚孝的根源。可见，先秦儒家孝道与后期儒家孝道是有很大差异的，故必须将二者加以区别认识。毋庸置疑，先秦孝道从根本上来说是基于血缘关系和宗法观念的产物，一旦形成又反过来为维护宗法社会服务。就先秦孝道而言，确实存在着重葬祭之礼、讲究爱有差别、过分强调父母长辈的权威和尊严、肯定“无违”和“父子相隐”等片面愚昧落后的缺陷，这是应当认真分析并将之加以剔除的。但不可否认，与后期孝道相比，先秦孝道更具平等性、相互性、合理性，其中包含着可资借鉴的合理因素，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安宁、促进人际关系和实现代际关系的和谐、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以及培养人们的爱国精神都具有积极的现代意义。

第二，对传统孝道应采取历史、辩证的态度。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孝道在社会生活中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一方面，它在一定时期内有力地维护着中华民族的和谐发展，凝聚着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维系家庭团结和保持社会稳定，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在长期等级制度的社会中，“愚孝”被当作道德楷模，把牺牲子女的基本权利作为道德教条，把压抑人性作为“孝”的必然归宿。故而随着西方启蒙思想的涌入，在新文化运动暨时期，陈独秀、胡适、吴虞、鲁迅等思想家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猛烈地抨击了传统孝道的残酷性、保守性、虚伪性及其危害。与此同时，梁漱溟、冯友兰等现代新儒家则对孝道持肯定态度并给予积极评价，认为孝的伦理可以为今所用，可以进行现代转化，综合创新，弘扬发展。建国以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以《二十四孝图》为代表的传统孝道，又遭到了全盘否定。因此，传统孝道在社会文化和民众实践中，呈现出继承、弘扬与挫折并存的历史命运。当前，我们重新审视传统孝道时，理应采取历史、辩证的态度。要看到孝道本身具有二重性，即人民性和封建性并存，精华和糟粕共生。所谓人民性，指的是孝乃基于人类自然血缘关系而产生的对父母亲人的亲爱之情、敬忠之行。这是一切仁心善德的基础，也是人类对亲子关系普遍规律的合理认识。只要人类亲子关系存在，那么这种伦理感情和伦理义务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且作为人类伦理文化的精华而具有某种永恒的价值而具有继承性。而封建性，是指孝道在封建社会中被统治阶级拿来作为其宗法等级统治的精神基础，并对此不断加以极端化、专制化、神秘化、愚昧化，从而使人形成愚忠愚孝。以巩固他们的专制统治。诚然，中国传统孝道有过时之处，有维系宗法社会等级制度的痕迹，但讲孝不等于“封建”与“落后”。无人性的孝道要彻底破除，但是孝道精华也不能抹杀和抛弃。我们在评价传统孝道时，一定要对这些有清醒的认识。

第三，对“孝道式微”应持理性的认识。由于社会转型带来的传统道德体系的瓦解，“啃老、虐老、遗老”现象层出不穷，传统孝道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然而，对“孝道式微”的局面我们不应过于惊诧，而应持理性的认识，看到现象背后的必然性：其一，传统孝道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我国古代社会是以农业生产为其基本生产方式的，中华文明也是以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为主的，农耕文明的稳滞性与传承性决定了先人认同耕作经验的权威性。因此，老年人在农业生产中日积月累而获得的生活知识、生产经验、生产技能、智慧，对于年幼晚辈都是极为宝贵的财富。这种“出于对劳动经验的崇拜的祖先崇拜”，一定程度而言，就是农业社会尊敬老人的经济基础和思想的根基。现代知识和经验的获得，已不主要靠老年人的身教口授。年龄已不是权威的象征和一笔宝贵无比的财富了。老年人在整个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中下降，使得“孝文化”基础变得更脆弱了。换言之，我国古代孝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长辈的绝对权威结合在一起的。当晚辈的知识结构、资源财富、权力声望都超过他们的长辈时，角色敬重也就转移了。其二，传统孝道的社会功能已经日趋微弱。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带来家庭结构的变迁，联合大家庭解体，核心家庭占主体，家庭结构趋向于小型化、松散化。两代之间的关系更多地靠亲情力量来维系，“孝”的伦理道德已不再强有力。人们学业、事业的成功，除主观因素外，家庭因素也在社会化过程中更多地让位于社会因素。同时，大家庭的解体与重组，使家庭部分功能弱化，部分功能转向社会。在社会转型中，家庭小生产功能向社会大生产功能

转移，家庭教育功能向幼儿园、学校及社会教育功能转移，家庭经济赡养功能向社会保障功能转移，家庭生活照料功能向社区服务功能转移，老年人养老方式也从单纯依赖血缘网走向依赖社会网。由此，传统家庭血缘网络结构的分化减少了人们对传统孝道的依赖程度。其三，传统家庭观念与尽孝观念已经日渐淡化。由于提倡尊重个人独立人格，现代人趋向于事业认同，以个人成就为价值取向，家庭意识逐渐弱化。家庭本位让位于个人本位，使得“孝”的意识慢慢淡化。同时，现代劳动力的流动就业方式，使家庭成员就业区域扩大，人们在职业与地理位置上的分散性，拉大了亲属问的生活距离。多数子女与老人分居，难以像传统农业社会时一样在家中尽孝。此外，不同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造成了两代人之间沟通的障碍，“行孝”也更加不容易了。在尽孝问题上，许多年轻人认为，目前社会资源流向已向老年人倾斜，如果在家庭中还要赡养老人，那么老龄社会的发展是以牺牲中青年的利益为代价的。因为中青年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他们为赡养和照顾老人而付出时间和精力。势必影响其学业和事业，甚至导致下岗。影响其子女的教育和成长。而不少老年人也认为，现代社会的家庭代际重心转移，要求子女尽孝的时代已结束。

微观经济学字母代号涵义范文篇2

关键词:数学符号数学语言科学简洁相通

我们天天接触数学,但是很少有人对数学语言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譬如数学语言的产生、发展和形成;数学语言与一般语言有哪些不同,具有哪些特殊性;数学语言在促进人类文明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如何学好数学语言等等。从而使数学语言象汉语语言学那样成为一门独特的语言学科——数学语言学。本文只研究数学语言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更多地是与一般语言(汉语语言)进行比较而言的。下面只从数学符号的科学性、数学语言的简洁性、数学语言的相通性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1、数学符号的科学性

数学符号是数学文字的主要形式,它是构成数学语言的基本成份。

1,2,3,4,5,6,7,8,9,0,这十个符号是全世界普遍采用的,它们表示了全部的数,书写、运算都十分方便。这10个符号常被称为阿拉伯数字,实际上却是印度人创造的,只是经过阿拉伯传到欧洲。这是印度对人类文明的一项重大贡献,这一贡献的意义也可能是今天的人们不易觉察的。但是,18世纪一位法国着名数学家曾说过:“用不多的记号表示全部的数的思想,赋予它的除了形式上的意义外,还有位置上的意义,它之如此绝妙非常,正是由于这种简易得难以估量。”

关于“位置上的意义”,指的是数字的进位表达。比如说724,它实际上是7×100+2×10+4,可是它只需简写成724就明白了。此外还有空位的问题,假若有个数字是7×1000+2×100+4,那该怎么写呢?现在我们是很容易回答了,不就写为7204吗?可是,在最初的数字符号系统中是没有0这个符号的。有的用一个点来表示:72?4有的用一个方格来表示;有的干脆就拉开一点写,表示空一位;……但这些写法的不准确、不方便是显而易见的。直到使用了0这个符号,问题才得以解决。而0这个符号比其他符号的出现晚了好几百年。如果年看72004这个数字,我们能更清楚地体会到0这个符号的特殊意义。

数学的简洁不只表现在数字符号上,还表现在其他符号上,表现在命题的表述和论证上,表现在它的逻辑体系上,总之,表现在思维经济上。

数学符号有许多种,除了前面提到的数字符号外,还有代数的符号,通常用英文字母或希腊字母表示。在笛卡儿时代,以英文字母的开头几个表示已知数,如a、b、c、…,以英文字母的最后几个代表未知数,如x、y、z,或以a、b、c、…代表常数,以x、y、z代表变数。现在,这已不是固定的了,在某种约定之下,a、b、c、…也可代表未知数,也可以表变数,x、y、z也可以代表已知数,也可以代表常数。还有一些特殊的常数,如π,e。还有另一些表现数量的符号,往往是其他类型符号的组合。

数字研究的对象已不只限于数,还研究形,表示三角形,表示四边形,表示圆。

数学研究的最一般对象是集合,而表示集合的符号常常用英文字母的斜体,如A、B、C、D、X、Y、Z等。某些特殊的集合又用特殊的符号表示,例如,用N表示自然数集,而实数集则用R表示,N与nature(自然)一词有关,R与real(实的)有关。特定的集合组成空间,空间有时用S表示,S与space(空间)一词有关,但也用其他字母表示空间。这些符号的运用使得数学语言变得简练。

还有一类符号是表示关系的,通过种种关系起联结作用。常用的如等号=,近似等号≈,全等号≌或。还有不等号≠,<,,<<。∥表示平行关系,表示垂直关系,与表示元素与集合之间的关系,表示集合与集合之间的关系,表示蕴涵关系等等。

还有一大类是关于运算的符号。+,-,×,÷是四则运算符号。是开方运算符号,sin,cos,tan是三角运算符号,lim是极限运算符号,d,是微积分运算符号。表示若干项乃至无穷项求和,表示连乘(若干因子或无穷个因子),!表示阶乘,,是集合论中的运算符号。映射是比运算更普遍的概念,f,g,h等常被运用作映射符号。

微积分是英国人牛顿和德国人莱布尼茨彼此独立发现的,牛顿和莱布尼茨使用的微分符号却是不同的。牛顿创立了微分符号,比如说的微分用表示,可是牛顿的这一符号对于高阶微分并不方便,并且不宜于表现微分与积分的关系,因而实质上并不十分科学。相比之下,莱布尼茨的符号在这两方面都比牛顿的符号更加科学合理,它反映了事物最内在的本质,减轻了想象的任务。诸如这样的优美的式子,是在莱布尼茨符号下才能出现的。而英国人却以牛顿为自豪,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由于他们长时间固守牛顿的符号,使英国数学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所以,数学符号的科学性直接影响着数学语言的质量,影响着数学及数学教育的发展。

2、数学语言的简洁性

数学语言非常简洁精确,它具有独特的价值,它是科学语言的基础。

从宏观来说,人们常以“成千上万”来研究多,再多就是“百万”、“千万”了,更多则是“亿万”。可是,数学能作出更简洁也更明确、更有力的表示,比如说,1025、286243这样巨大的数字,一般语言就说不太清楚了。

从微观来说,日常语言之中,“失之毫厘,廖以千里”,用一毫一厘来形容微小,还有形容体积之小的,时间之短的,距离之近的。但是,没有比10-15,10-45这样一些表达更能说明问题,它也更简洁、更明了。

[a,b]仅由a、b、[]这三个数学符号表出,但如果比用一般语言描述就成为“大于或等于a,小于或等于b的一切实数的集合。”除去标点还得需要20个符号,其中18个汉字。

若对任何使得对任何n,mN,有,则数列有极限。这是着名的柯西判别准则。如果要用一般语言是无论如何也表示不清的,

作为有理数、无理数、代数数、超越数、实数、虚数之间关系之一的式子,是各种数的大统一。用数学语言来表达是这样的简洁、明晰。

数学语言有其独特之处,有其独特的价值,它不仅是普通语言无法替代的,而且它构成了科学语言的基础。越来越多的科学门类用数学语言表述自己,这不仅是因为数学语言的简洁,而且是因为数学语言的精确及其思想的普遍性与深刻性。

我们看看下面几个式子,就能明白物理学是如何用数学语言来表述的。

F=0

F=

F=

第一、二两个式子分别表达的是牛顿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第三个式子说的是万有引力定律。

惯性定律说的是,在没有外力的条件下,物体保持原有的运动(或静止)状态,然而简洁的数学式F=0(C是常数)表达了定律的实质。

第二定律说的是,力与质量和加速成正比,数学式子F=表达了这一点。当质量是常数的时候,式子可写为F=,又可用a表示加速度,因此牛顿第二定律又可以表示为人所共知的形式F=ma。

万有引力定律说的是,任何两个物体之间都有引力存在,其大小与两物体质量之积成正比,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式子F=又是多么有力地刻画了这一思想。

3、数学语言的整理性

数学语言与一般语言相比,它具有无民族性、无区域性,它世界上唯一的整理语言。

数学语言是人类语言的组成部分,它与一般语言是相通的,而且可以说是以一般语言为基础的。一般语言掌握得如何,直接会影响数学语言的学习。但是,一般语言学得很好的人也不一定能掌握好数学语言,它们毕竟有差别。

一般语言具有民族性、地区性,一般语言与民族、地区文化有极密切的联系。不同地区语言的差别可以很大,这种差别主要指符号及法则体系的不同。例如,英语与俄语,不仅符号表示的差别很大,而且语言规则的差别也很大;至于汉语,它与英语、俄语的差别更大,从书写来看,汉语是方块字,从读音来看,英语、俄语是拼读法,语法的差别也特别大。

就是同一民族,书面语言完全相同而发音很不相同的情形更多,例如同讲汉语,北方与南方就有很大不同,北京话与广大话很不相同。而且,目前世界上的语言就多达2500—3000种,其中仅美洲语言即有1000多种,非洲语言也近1000种。100万以上人口使用的文字则只有140种。这140种之中,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最多,约占世界人口的20%;其次是英语,约占6%;再次是俄语、西班牙语、法语,使用这五种语言的人占世界人口的40%以上。

但数学语言没有地区性、民族性。全世界因为地区之不同、民族之不同而有二、三千种语言(远远超过全世界国家的数目),可是,全世界的数学语言只有一种。

这种语言符号,全世界的中学生大学生们都认识,同一种书写、同一个含义,只是读音一般有所不同而已。

从以上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发现,由于构成数学语言的数学符号科学、简洁,而导致数学语言具有不同一般语言的特殊性,也就是具有科学性、简洁性、相通性。对数学语言的研究,不仅能促进数学及数学教育的发展,而且也能对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进步起到积极作用。

正因为数学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语言,那它在数学教育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1、掌握数学语言是学习数学知识的基矗一方面,数学语言既是数学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数学知识的载体。各种定义、定理、公式、法则和性质等无不是通过数学语言来表述的。离开了数学语言,数学知识就成了“水中月,镜中花”。另一方面,数学知识是数学语言的内涵,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掌握,实质是对数学语言的理解、掌握。一个对数学语言不能理解的人是绝对谈不上对数学知识有什么理解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掌握数学语言是学习数学知识的基础,数学语言教学是数学教学的关键。

2、掌握数学语言,有助于发展逻辑思维能力。

逻辑思维是思维的高级形式。在各种能力中,逻辑思维能力处于核心地位。

因此,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是数学教学的中心任务。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什么样的思维依赖于什么样的语言。具体形象语言有助于具体形象思维的形成;严谨缜密、具有高度逻辑性的数学语言则是发展逻辑思维的“培养液”。

3、掌握数学语言是解决数学问题的前提。

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是数学教学的最终目的。“对一个问题能清楚地说一遍,等于解决了问题的一半。”解决问题的过程是一个严密的推理和论证的过程,正确地理解题意,画出符合要求的图形。寻找已知条件,分析条件与结论之间的关系,有关知识的映象,解题判断的形成,直至解答过程的表述等,处处离不开数学语言。

4、掌握数学语言,有利于思维品质的形成。

数学语言的特点决定了数学语言对思维品质的形成有重要作用。严谨、准确是培养思维的逻辑性、周密性与批判性的“良方”;清晰、精练对培养思维的独立性与深刻性有特效。

5、掌握数学语言,能激起学习数学的兴趣。

数学的语言美具有自己的特点,它是一种内在的美,表面显得枯燥乏味,其实却蕴藏着丰富的内涵。充分理解、掌握它,就能领略其中的微妙之处,感受其中的美的意境,从而激起学习、探究的兴趣。

数学语言作为一种表达科学思想的整理语言和数学思维的最佳载体,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叙述语言、符号语言及图形语言,其特点是准确、严密、简明。由于数学语言是一种高度抽象的人工符号系统,因此,它常成为数学教学的难点。一些学生之所以害怕数学,一方面在于数学语言难懂难学,另一方面是教师对数学语言的教学不够重视,缺少训练,以致不能准确、熟练地驾驭数学语言。

接下来根据数学语言的特点及数学要求,谈谈教学中的实践与认识。

首先,注重普通语言与数学语言的互译普通语言即日常生活中所用语言,这是学生熟悉的,用它来表达的事物,学生感到亲切,也容易理解。其他任何一种语言的学习,都必须以普通语言为解释系统。数学语言也是如此,通过两种语言的互译,就可以使抽象的数学语言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借鉴,从而能透彻理解,运用自如。“互译”含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将普通语言译为数学符号语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数学化”,例如方程是把文字表达的条件改用数学符号,这是利用数学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必要程序。二是将数学语言译为普通语言。数学实践告诉我们,凡是学生能用普通语言复述概念的定义和解释概念所揭示的本质属性,那么他们对概念的理解就深刻。由于数学语言是一种抽象的人工符号系统,不适于口头表达,因此也只有翻译成普通语言使之“通俗化”才便于交流。

其次,注重数学语言学习的过程,合理安排教学

数学概念和数学符号的形成一般包括逻辑过程、心理过程和教学过程三个环节。逻辑过程能够揭示概念之间的各种逻辑关系,便于对数学结构从整体上理解,有助于学生对数学本质的理解与认识。心理过程是指学生从学习数学语言到掌握数学语言的过程,这种过程往往是因人而异。数学符号和规则从现实世界得到其意义,又在更大的范围内作用于现实。学生只有在理解数学语言的来龙去脉及意义,而且熟练地掌握他们的各种用法,从而得到理性的认识之后,在数学学习中才能灵活地对它们进行各种等价叙述,并在一个抽象的符号系统中正确应用,从而达到对数学符号语言学习的最高水平。教学过程则是教师具体对某个数学符号进行讲解、分析、举例、考查的过程,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驾驭数学语言。

1.善于推敲叙述语言的关键词句。

叙述语言是介绍数学概念的最基本的表达形式,其中每一个关键的字和词都有确切的意义,须仔细推敲,明确关键词句之间的依存和制约关系。例如平行线的概念“在同一平面内不相交的两条直线叫做平行线”中的关键词句有:“在同一平面内”,“不相交”,“两条直线”。教学时要着重说明平行线是反映直线之间的相互位置关系的,不能孤立地说某一条直线是平行线;要强调“在同一平面内”这个前提,可让学生观察不在同一平面内的两条直线也不相交;通过延长直线使学生理解“不相交”的正确含义。这样通过对关键词句的推敲、变更、删简,使学生认识到“在同一平面内”、“不相交的两条直线”这些关键词句不可欠缺,从而加深对平行线的理解。

2.深入探究符号语言的数学意义。

符号语言是叙述语言的符号化,在引进一个新的数学符号时,首先要向学生介绍各种有代表性的具体模型,形成一定的感性认识;然后再根据定义,离开具体的模型对符号的实质进行理性的分析,使学生在抽象的水平上真正掌握概念(内涵和外延);最后又重新回到具体的模型,这里具体的模型在数学符号的教学中具有双重意义:一是作为一般化的起点,为引进抽象符号作准备,二是作为特殊化的途径,便于符号的应用。

数学符号语言,由于其高度的集约性、抽象性、内涵的丰富性,往往难以读懂。这就要求学生对符号语言具有相当的理解能力,善于将简约的符号语言译成一般的数学语言,从而有利于问题的转化与处理。

3.合理破译图形语言的数形关系。

图形语言是一种视觉语言,通过图形给出某些条件,其特点是直观,便于观察与联想,观察题设图形的形状、位置、范围,联想相关的数量或方程,这是“破译”图形语言的数形关系的基本思想。例如,长方体的表面积教学,学生初次接触空间图形的平面直观图———这种特殊的图形语言,学生难于理解,教学时可采用以下步骤进行操作:①从模型到图形,即根据具体的模型画出直观图;②从图形到模型,即根据所画的直观图,用具体的模型表现出来,这样的设计重在建立图形与模型之间的视觉联系,为学生提供充分的感性认识,并使它们熟悉直观图的画法结构和特点;③从图形到符号,即把已有的直观图中的各种位置关系用符号表示;④从符号到图形,即根据符号所表示的条件,准确地画出相应的直观图。这两步设计是为了建立图像语言与符号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利用图形语言来辅助思维,利用符号语言来表达思维。

总之,在数学教学中,教师应指导学生严谨准确地使用数学语言,善于发现并灵活掌握各种数学语言所描述的条件及其相互转化,以加深对数学概念的理解和应用。

参考书目:

1.张楚廷数学文化[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2.邓东皋.数学与文化[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微观经济学字母代号涵义范文篇3

关键词：语言文化翻译跨文化交流

世界各民族语言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造就了千差万别、多姿多彩的世界文化。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如何实现沟通和交流呢？最为直接有力的回答当然是：翻译。翻译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赖以交流和沟通的媒介，它不仅仅是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更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在推动各民族和全人类进步以及全球文化融合与更新的进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21世纪经济和文化全球化愈演愈烈的时代，不同文化人群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和便捷，文化的差异性、多元化和多样化特征愈发凸显，“翻译在各种文化之间始终充当着协调者和中介的作用，其作用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愈加重要”[1]（P66），因而，如何阐释语言的文化属性、从跨文化的视角解读和理解翻译的跨文化交流功能和作用也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一、语言与文化

语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基本文化成果，是文化的实体存在，是文化的核心，它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具有自律性、内在性、独特性的文化属性。特定的文化人群或地域人群在用其特有的语言表达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事物，传达社会经验、精神情感、信仰、价值观念、心态系统以及世界观等的时候，就给自己的语言符号打上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印记，并赋予其特有的文化附加意义及衍生意义，从而决定了语言的异质性和语言的文化属性。

第一，语言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团体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包括语音、语法、词汇、语义等诸多范畴的结构体系。它具有任意性和约定俗成性。语言的任意性和约定俗成性存在规定了语言符号外观、遣词造句和承载文化底蕴上的分歧和差异。”[2]（P107）人们学习和运用语言的过程，也是在逐渐了解并进入该语言所记录、描绘和表达的文化世界。因此，无论是汉语的象形文字还是英语的拼音字母或是拉丁语的拉丁字母，都是音、形、意相结合的、有意义的符号单位，都带有其各自所属民族文化系统的特征。表意象形的汉字的偏旁部首展现的是所表达意义的具象，与西方的拼音字母中前后缀所指示的共相或抽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和对比。英语和汉语在语法方面也表现出各自的独特性。英语的名词有着较为复杂的性（gender）、数（number）、格（case）的形态变化，动词有非常复杂的时态、体、语态、语气、人称等的形态变化，而且句子的主语和谓语要保持人称和数的一致，这反映了英美文化世界的语言使用者们看重精确与形式逻辑的分析话语体系，希望通过严密的分类和演绎推理保持理性的语言价值体系。而汉语的动词和名词没有如此复杂的区分，没有形态的变化，有时动词和名词甚至是可以整理的，这反映了中国人偏重直观，相对不受逻辑规约的束缚，得“意”而忘“形”，用形象化语言进行思辨的综合性思维方式。又如，汉语中没有英语的定冠词、动词时态、主谓一致等语言规约，所以中国人觉得英语语法很生硬呆板，而英语国家的人会认为汉语不够严谨；另一方面，汉语用于限定可数名词的的量词却又十分严谨，如汉语的“一个（人）”“一头（牛）”“一只（鸡）”“一匹（马）”“一辆（车）”“一扇（窗户）”等在英语中均可以用不定冠词“a（n）”来表达：aman、acow、achicken、ahorse、acar、awindow等，所以英美人会觉得汉语的量词很繁杂，而我们会认为英美人没有区分事物本质差别的逻辑。

第二，任何一种语言都根植于语言使用者赖以生存的文化，特定的语言与其生存的文化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和共通性。人类世界之所以有意义、有“文化”，是因为生活在世界中的人在使用被赋予了意义的语言来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同时，也用语言来构建意义世界，构建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并通过语言的方式拥有文化世界，从而发现自己的存在。可以说“人类几乎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思索着自己与语言的不解之缘，并在语言的规范下创造和传承着不朽的文化”[3]（P8）。语言中的词语包含着深厚的民族和文化因素，都被赋予了各自文化特色的附加意义和衍生意义，各种文化都为自己语言的词语意义打上了独特的文化印记。譬如，在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家族伦理居于核心地位，在亲属称谓中，嫡亲或外亲、宗亲和姻亲、直系或旁系等辈分及长幼的排列非常明确。所以，对于汉文化中丰富的亲属关系称谓词语的理解有时需要更多地依赖于上下文和各种不同的语境。《红楼梦》第三回描写林黛玉初进贾府时，最能体现林黛玉身份和地位的称谓用语有两处，一是林黛玉向众人说起癞头和尚要化她出家之事，因父母不肯，癞头和尚便说：“若要好时，总不许见哭声；除父母之外，凡是外亲，一概不见，方可平安了此生……”。二是王熙凤初见到林黛玉时，对其大加赞赏：“……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竟是嫡亲的孙女似的，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其中所使用的“外亲”“外孙女”“嫡亲的孙女”等称谓都有意无意透露出对林黛玉在贾家的身份和地位的暗示。贾姓人士对于林黛玉是“外亲”。反过来说，林黛玉对于贾家也是外姓人士，是“外孙女”，而非“嫡亲”。所以，林黛玉虽然进了贾府，但总归是外人，暗示了林黛玉寄人篱下的命运。而这一点，对于不了解汉文化中称谓文化的外国人而言，是难于理解的。

语言是联系人与文化世界的纽带，语言在文化中不断发展，并被不断地赋予更为丰富的文化意义和内涵。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和规约着人们的语言使用，人们从出生之日起就浸润其中。

二、翻译与跨文化交流

跨文化交流是指分处于异质文化中使用不同语言的信息发出者个体和信息接收者个体之间通过特定的信息传播途径进行信息传通的过程。对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而言，实现这个完整的信息交流过程所依赖的特定的信息传播途径主要就是“翻译”。翻译的介入或者确切地说翻译者的介入和参与使讲不同语言的民族得以相互交流、彼此沟通，并最终实现相互对话的目的。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必须首先破译源语信息，把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而不改变原文蕴涵的意义或所要传达信息，然后用译入语赋予该信息在译入语文化语境中的相同意义，以保证信息发出者意向所指的接受者感受到完整的信息传递，并接受其影响而做出反应或采取行动。语言的文化属性表明翻译已远远超越了源语与译语之间简单的语言转换或信息传递，它不仅是一个在尽量不改变原文蕴涵的意义或所要传达信息的前提下，把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过程，而且是在多种文化语境参照下的、多种社会文化因素参杂糅合的、在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之间进行协商调适的复杂的信息转换过程。每个从事翻译的人都会感受到源语和目的语中若隐若现的“文化”以及每个文本中所蕴含着的某种难以言表、难以捉摸的潜藏在词语里面的模糊的、含蓄的、多义的文化特质。

第一，从微观层面上看，翻译是两种语言形式之间的转化、阐释和再现的过程，如把英语译成汉语或反之。翻译从外在形式上看是指用一种语言（译入语）对另一种语言符号（源语）进行阐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通过在译入语中寻找能够最大限度地准确再现源语作品的一切语法、词汇及篇章特征，将原文语篇中包含的所有真实信息尽可能完整地保留在译文中。翻译的结果是：承载原文内容信息的语言符号发生了改变，语言表达的逻辑和方式发生了改变，但是原文的信息和内容被另外一种语言重写并保留了下来。语言的文化属性表明语言不是在真空中起作用的，一个人语言的习得、使用和生存离不开它所赖以生存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语境，一个人学习一种母语就意味着在这个母语的文化世界中成长，其语言使用必然要受到他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和文化观念的制约，所以，当翻译活动开始时，译者就“进入了一种文化关系中，而他又是作为养育他的那种文化的个体显现进入这种关系的，所以他完成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关照、比较、体验、领悟。”[4]（P69）为了翻译，译者必须理解文本存在的另一种文化的全部符号系统，也就是说，译者在带着自己的文化意识和规范翻译原文本时，必须把自己融入超过文本本身的文化之中，通过译入语的文化背景使原文文本富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下面以上文提到的汉语文化中的称谓词的英译为例，说明文化对于翻译过程的作用和影响。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回描写林黛玉初进贾府时，王熙凤对林黛玉的赞美之辞中最能体现林黛玉在贾家的身份和地位。

原文：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竟是嫡亲的孙女似的，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

译文：Herwholeairissodistinguished.Shedoesn’ttakeherfather，son-in-lawofourOldAncestress，butlooksmorelikeaChia.NowonderourOldAncestresscouldn’tputyououtofhermindandwasforevertalkingofthinkingaboutyou.

译者杨宪益夫妇没有将原文中的“外孙女”和“嫡亲的孙女”这两个独具中国文化内涵的称谓词语按照字面意思直译为“yourdaughter’sdaughter”或者“granddaughterofmaternalside”和“closepaternalgranddaughter”，而是从原文文本的整体意义出发，在充分考虑了英语读者的文化接受心理的基础上，采取了“移花接木”的手段，将原文中的“外孙女”转译为“老祖宗的女婿的（女儿）”，将“嫡亲的孙女”转译为“姓贾的孙女”，即清楚地交代了贾母和林黛玉的关系，又很婉转地点明了林黛玉是外姓林家的人，抬高了贾家的地位。译者巧妙地弥补了英汉文化差异造成的称谓词语概念范畴的词义欠缺，又机智地避开了汉语和英语在称谓文化上的冲突（毕竟“外孙女”和“嫡亲的孙女”在中国古代像贾家这样一个大家族中的地位是有本质区别的，而这种差别是英语文化中所没有的），以此达到传递原文信息的目的

可见，翻译是对源语的语言和文化信息都进行转换和改造的过程，翻译者既要在译入语中找到与源语相对应，同时又能为译入语读者所理解和接受的词语来进行相应的置换。翻译者在源语和译入语之间展开的翻译实践活动涉及到“源语和译入语两种不同文化以及两种文化语境中的诸多因素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交往行为”[5]（P70）。所以，译者在翻译的时候不应该只是满足于字面上的忠实，“而更是注重从文化的整体视角来考察如何准确地将一种语言中的文化现象在另一种语言中加以再现，尤其是忠实地再现一种文化的风姿和全貌。”[5]（P39）

第二，语言的文化属性决定了翻译的过程就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文本在两种异质的文化传统背景下发生的碰撞。在这个过程中，译者通常会充分发挥译入语的优势，将源语所携带的异质文化通过翻译创造性地改造后被植入到译入语的文化中，并在译入语文化中获得了重生（afterlife），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英语商品名的汉译为此提供了最佳的例证。很多从西方引进的产品的英文原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标识人物的符号。但是，在它们进入中国市场后，这些产品的中文译名却被赋予了十分丰富的汉语文化内涵。如女士化妆品EstéeLauder是用产品创始人的名字命名的，本身并不带有文化色彩，但是其汉语译名“雅诗兰黛”，却蕴含有“高雅诗意幽香佳人”的含义；体育用品Nike取自希罗神话，被译作“耐克”，内含“耐用和克服一切困难”的语义；汽车品牌Mercedes-Benz取自于制造商的名字，利用音译策略，译作“奔驰”，含有“飞奔疾驰”之意，将产品的功能赋予语言文字之中。类似只有汉语才拥有的词义如果直译，恐怕会使商家和美国消费者大吃一惊。其诸如“宝马（BMW）”“保时捷（PORSCHE）”“美宝莲（MAYBELLINE）”“麦当劳（MCDONALD）”“必胜客（PIZZA-HOT）”等都在翻译过程中（即使是音译）译者在进行汉字选择时进行了创造性的异质文化的本土化改造。尽管在这个本土化改造的过程中，经过翻译的原文，所传达的信息不可能与原文完全等量，但是这种差异在新的地理和文化空间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翻译“激活了静态的、同一性的原文，使其获得了他性，使同一性的文化在他者文化中得以延续。”[6]（P5）。异域文化经过翻译被植入到了译语文化体系当中，丰富了源语的语言和文化，同时其异国元素和他性本质也得到了保存，得到了认同。

第三，从宏观上看，翻译本身就是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因为翻译使跨文化交流中的两种异质文化或者两种异质文化中的人实现了互识、互证和互补。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翻译对于世界各国文明的演进和发展以及文化内涵的不断丰富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礼记・王制》篇中就记载了我国远古时代的传译之事：“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L，北方曰译。”“寄、象、狄L、译”就是指通解五方语言，为五方之民进行口头言语翻译之人。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提到的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传奇故事也可以说明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故事讲的是遭绑架后被贩卖到利比亚和希腊的两个埃及女祭司分别学会了当地的语言，然后将埃及神庙的祭祀仪式翻译成当地语言并传给了当地人。由此可见，“不同民族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一种需要。任何一个民族想发展，必须走出封闭的自我，不管你的文化有多么辉煌，多么伟大，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在不断碰撞中，甚至冲突中，渐渐相互理解，相互交融。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又是民族文化在空间上的一种拓展，在内涵上的一种丰富。”[7]（P6）这一点对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显得尤为突出。由于中国和西方在地域和文化传统上的巨大差异，翻译在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所起到的作用就尤为重要。使用不同语言的两个文化群体通过翻译实现了跨文化交流双方的“互识”。他们不但认识到各自语言文字的差异，也意识到各自思维方式、信仰系统、价值体系、世界观等文化因素的差异，通过理解和认同这些差异，实现最终的对话。通过翻译，跨文化交流双方在各自的语言和文化的空间内涵上得以拓展和丰富：中国历史上的印度佛教之于中国，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之于欧洲启蒙哲学家，马克思主义之于“”，古希腊、古罗马文献之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等。翻译为译入语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为新思想、新文学、新科技等的生命之花开辟了新的生存土壤。国学大师季羡林（1911-2009）在谈及中华文化经久不衰的原因时说道：

“不管经历多少波折，走过多少坎坷的大陆，既有阳关大道，也有独木小桥，中华文化反正没有消逝，原因何在呢？我的答复是：倘若拿河流来比，中华文化这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是从未枯竭。原因是由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万能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大用矣哉！”[8]（P9-10）

三、结语

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翻译在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在中国优秀文化的对外传播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也愈加明显。正如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名照在中国翻译研究院成立仪式暨“中国文化对外交流与中译外人才培养”高峰论坛开幕的致辞中所指出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翻译工作在对外介绍我国进步发展、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促进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和了解、增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友谊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任务越来越繁重。”[9]译者只有认真领会语言的文化属性和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才能真正发挥翻译作为多样语言和多元文化之间沟通和交流的媒介作用，才能充分发挥翻译的跨文化交流的作用，体现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

（本文为昆明理工大学学科方向团队建设项目“翻译研究”阶段性成果；昆明理工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重点项目“西南地区高校外宣资料翻译现状与翻译策略的应用研究[KKZ120145400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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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葛中俊.语言哲学关照下的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A].谢天振.翻译的理论构建与文化透视[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107-118.

[3]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4]罗.翻译、变异和创造[A].乐黛云（中），勒・比松（法）主编.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66-75.

[5]谢天振.文化转向：当代翻译研究领域的新拓展[A].乐黛云，李比雄.跨文化对话[C].2004：65-70.

[6]王宁.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7]许钧.生命之轻与翻译之重[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