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科学的主要观点范例(3篇)

行为科学的主要观点范文

1904年，丁文江在欧洲国家留学期间，接受到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学习，在这些文化的浪潮中，它自身的思想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在他后来的地学工作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留学期间他主要获得了生物学和地质学双学位。他的学识非同一般。在他留学英国期间，主要深受当时英国文化之中的两种思想的影响：实证主义哲学和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他的科学思想中，还受到了西方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这都将促进他在地学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可观的成绩。这些思想观念在丁文江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进化论思想主要是在影响着他的优生学领域，而未对地学领域有所影响。因此文章没有过多描述。

一、西方实证主义思想对丁文江的影响

实证主义（positivism）又称为实证哲学。它是在19世纪由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始祖孔德等提出，主要代表作有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实证哲学概论》。其主张为强调感觉经验、排斥形而上学传统。主要特征：主张一切从现象出发，用个人经验来对现象进行解释，拒绝用理性来把握感觉材料。用注重经验的科学方法来观察事物，探究事物的本原。在实证主义的问题之中，实证主义观念主要是从经验论出发，试图把科学建立在经验归纳的基础之上，从观察之中在渗透理论，再从认识的建构理论之中得到启发，在去发现和总结经验与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科学哲学在历史上首先是以实证主义的哲学而著称的，实证主义也主要是属于经验论的传统理论。作为一名经验论的科学哲学家，经验式的科学或者实证科学是知识的理想形式，那么感性观察就是知识的来源之一或者说评判者。在丁文江的科学研究之中，正是这一经验性的思想深深影响着他的地学研究，丁文江作为一名地学研究者甚至说是地学研究的领头人，他更多强调的是从我们的观察出发，多在野外收集资料，从经验性的感官接触出发。在对所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汇编形成科学式的理论。丁文江在科学研究中，竭力主张在科学中摒弃那些缺乏实际的观念，认为那是没有科学价值的。丁文江便是将这种经验观察的结果与思维方式的逻辑结合，形成自己的科学成果。

西方实证主义思想对丁文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丁文江的科学观之中以及科学的研究之中。丁文江强调科学的作用，力主推荐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中的事物，甚至提出了科学万能论的思想观点，但是，以丁文江的好朋友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则力主反对科学观，认为社会的一些问题的存在是由科学而引起的，甚至认为科学并不能支配人生观，对此展开了长时间的思想论战。丁文江来在科学研究中，把科学研究的对象认为是物质的，而不是心理上的主观内容，他这一种想法是针对张君劢的心理上的内容并且非科学所能为而言的。他后来也曾指出，“凡是事实都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都可以变做科学，“1丁文江在科学研究中，把科学研究的对象考虑在现象世界之内，但是他没有认识到我们所说的科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包括人类社会的整个客观自然界，并不仅仅是我们所看到的经验现象。从这一点看有一定的局限性。在科学研究中，注重经验事实是丁文江科学研究最鲜明的特点，并且在科学研究中取得了巨大科学成果。

丁文江指出“科学的基本活动就是分类，科学的基本目标就是描述，科学的任务是“把真事实取出来加以分类，然后求他们的次序关系。“2在丁文江看来科学最大的目的在于能够较为准确地观察现象事实，并且要抛弃个人的主观的思想意识，能够求得更多数人所能公认的科学真理。丁文江的科学观反对主观意识上的判断，而要求以经验观察出发，是一种以经验归纳为基础的实证主义科学观。在他所持的观点中，还认为科学就是对经验材料的一种整理，重视经验范围之内的问题，并且认为科学知识来源于经验事实。这种科学观坚持实证经验，并且还坚持了主观理性的原则，注重实事求是，还要求尊重科学上的理性，尊重科学中的规律。丁文江主张“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无论遇见甚么论断，甚么主义。第一句话是：‘拿证据来！’“3尽管丁文江的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没有把握住科学方法的本质，但他提倡独立思考，主张说话要有证据，反对信仰主义、蒙昧主义和独断论，主张一切观念理论都必须经过实证原则和科学理性的检验，这种批判精神是对当时社会背景之下的愚昧和封建的批判，更对发扬科学精神，追求客观实际的继承和发展，对社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实证主义哲学对丁文江的影响还表现在科玄论战之中。丁文江在‘科学’与‘玄学’的相互论战中来体现科学的重要，以及对科学的重新界定，否定科学是‘公例’，否定是‘一成不变’的。4基于此，丁文江认为科学并有绝对性的权威，学术科研上本来就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存在，一切知识性的存在都是相对的，因为我们对现有知识的把握也会随着环境、知识以及其他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他从认识论的角度的所有规律出发认为“公例“都是可变的，并不是僵化的。丁文江还强调这种公例只是从人类认识的一个阶段来看的，随着时间和发展阶段的推移将进一步深入，这种理解就比较为合理了。在科学中的公例，是说明我们所观察的事实的方法，假如不适用于新的事实，那就是可以变更的。在哲学中认为，任何绝对性的真理都是由相对真理转化过来的，人们在获得每一个真理之前，都对相对性的科学真理做出了许多验证或者说修正后得来。并且这一改变也可以随着科学社会的发展，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也有可能会改变的。实证主义有一个内涵就是相对与绝对的关系，这一点对丁文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综上所述，均可体现丁文江的科学思想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追求科学结论。

丁文江尽管并非一名出色哲学家，但他的相关思想能够将实证主义哲学充分的应用在他的一些科学思想之中，并且在科学研究之中明显的强调与把握了这种实证性的观点，他的这种思想观点对科学的研究有着独到的见解。西方的实证主义哲学对丁文江在科学研究中的影响还是极为重要的，也铸就了他在科学的认识上和科学方法上的进步思想，为我国的科学事业提出了不少的建设性的贡献，并且为地质科学事业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但研究表明丁文江走上了唯科学主义的道路，他的唯科学主义倾向具体表现为科学价值万能论，他认为科学可以解决社会中的普遍问题，涉及到各个领域。科学对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等所有领域有着强大的积极作用。所以我们对丁文江的思想认识加以选择性的学习和利用。

二、西方实用主义思想对丁文江的影响

西方实用主义思想，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在20世纪的美国成为一种主流思潮。主要代表作有杜威的《实用主义》。实用主义的思想观念渗入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发展之中。对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实用主义主要强调的是知识是一种应用工具，现实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强调实际经验是客观重要的，而想象推理是次要的；强调行动优于教条，经验优于僵化的原则，主张概念的意义来自结果。实用主义方法论的根本原则，是一切以最终的效果、价值功用为衡量的标准，是否能给社会和人生带来实质性的作用。实用主义并不是就理论的本身而讲理论，而是讲究它会产生什么实质性的效果。

从经验主义出发，作为一种需要描述的科学――地质学，它本身需要从业者具备野外调查的能力和描述记录的能力，具备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能够将野外实践调查和理论知识有机结合。丁文江能够将西方的科学思想的内涵和精神渗入到我国的地质学研究中。他强调要充分认识自然界就需要从实际中出发从事客观的研究。注重野外实地的考察和能力素质的培训，到实地中用我们的器官去感受和把握，总结各种事物的联系，寻求各个事物的本质，追求客观实效，加以总结归纳和分析，得出结论，追求真理。丁文江认为搞地质学研究中绝对不能关着门搞研究，不能胡编乱造，不能自作理论，一定要追求实实在在的东西，把切切实实的行动当做主要手段，把获得实效当作最高目的。

丁文江对科学万能论的认识也可以说明与实用主义的观念类似，在丁文江的科学万能论中，丁文江将科学的作用定义于科学服务于社会各个领域之中，追求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提升以及国家的富强。还有就是从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中来看，丁文江处于一种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国家贫困积弱，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严重滞后于西方列强，也正是导致我国经受了长期备受屈辱的历史。在这种环境中，丁文江从我国的国内需求出发，从事我国的科学和事业的发展之中，为国家寻求地质矿产，这一点为国家的工业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至此西方实用主义思想也将进一步激励和促进丁文江为追求一定的认知价值，经济价值，促进国家和人类社会需要的发展而从事科学研究。这推动了他在地质科学事业中不畏艰难，勤于地质调查，从实用主义思想出发，从很大程度上激励着他能够全心全意的投入到地质科学事业中。比如：能够步行走遍我国的大山脉，亲自进行地质调查，进行矿产资源的开发和研究，地质培训班的开办，培养下一代科学人才，整理和发表科学文献等等，这都是为更好地实现科学研究中成果，促进科学事业登上更高的台阶。这说明丁文江在追求科学成就中能够把科学成果与当时的国内发展需要相结合，为了国家的需要而从事科学研究，追求实际效用。西方的实用主义观念在此深有体现。

行为科学的主要观点范文篇2

关键词：规范场论理论结构数学结构

正如江天骥先生总结的，“狭义的科学哲学(即一般科学方法论)主要研究以下三大问题：(1)经验科学理论的性质与结构，(2)经验科学理论的语义学，(3)理论之间的关系与理论变化。过去往往把科学理论简单地看作一个全称陈述(或几个全称陈述的合取)，第一个问题便不需要加以专门研究……但是，要能够很好地解决理论评价问题也好，理论选择问题也好，都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是科学理论。以往归纳逻辑或科学方法论教科书所举的简单的科学理论的例子(例如：‘一切天鹅都是白的’或‘所有行星都按椭圆形轨道运动’)作为说明某一逻辑要点的例子是可以的，作为说明科学家如何评价，选择理论的例子，就完全失真。”[1](P1-2)可见，科学理论的结构问题是科学方法论中其它问题的基础，科学理论结构问题的研究一定要结合具体的科学理论进行。那么，作为最能体现本义上的自然科学的纯粹部分的规范场论[2]，对科学理论的结构和性质问题一定有重要的科学方法论意义。

一、科学哲学中的科学理论结构观

在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随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特别是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加上现代数理逻辑的工具，在经验论的基础上，先后发展了四种关于科学理论结构的主要观点：理论结构的“公认观点”、语义学的理论观、结构主义的理论观和科学理论的模型。

1、理论结构的“公认观点”

理论结构的“公认观点”(thereceivedview)是逻辑经验主义对科学理论结构的形式化构造，正如萨普介绍的“出于对物理学进展的回应，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科学哲学界已熟知，把科学理论构造成公理运算就可通过对应规则给出部分可观察的解释，这种分析通常被称为关于理论的公认观点，(‘公认观点’这个名称最初由Putnam[1962]引入)。”[3](PⅤ)事实上，坎贝尔在1920年出版的《物理学原理》一书中，为了把所谓的科学理论同日常语言中对理论一词的各种用法区别开，他指出“一个科学理论就是命题的一个连通集(aconnectedsetofpropositions)，它包括两组命题：一组由关于这个理论所持有的一类观念的陈述组成，即后来哲学家所谓的‘理论陈述’；另一组由关于这些观念和其它性质不同的观念之间关系的陈述组成，就是所谓‘对应定义’(赖兴巴赫)或“符合规则”(对应规则)(卡尔纳普)。”[1](P3)坎贝尔当时把前一组命题总称为假说，把后一组命题称为“词典”，并强调“类比”在理论应用时的重要性。坎贝尔对理论结构的看法，被卡尔纳普，赖欣巴哈，内格尔和享佩尔等逻辑经验主义者授受并发展成所谓理论结构的“公认观点”(或标准观点)。按照内格尔的区分，科学理论有三个主要部分：(1)一种抽象的演算，(2)一套规则，(3)对抽象演算的解释或模型。这套理论后来被享佩尔精致化为内在原理、桥接原理和导出原理三部分，并由于科学理论只是被部分地解释，而称之为科学理论的部分解释观。

这种“公认观点”最大的问题是，把科学理论中的名词严格地分为“理论名词”和“观察名词”不能截然分开，并且“因为它对观察和理论区别的依赖使得它模糊了科学理论结构的一些认识论上重要并且具有启示性的特征。”[1](P108)另外，公认观点“困难的一个来源是这个可疑的假设：科学理论在其对象语言中含有一类语法对象(符合规则)，它们具有特殊的语义学的和方法论的功能(给予理论名词的解释)。”[1](P5)还有就是，“存在由汉森、库恩、费伊阿本德和其它马上起来反对‘公认观点’的人所提出的科学哲学理论替代品，以及为其它理论观和科学知识观所作的争辩。”[3](P4)而使这种观点一蹶不振。

2、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理论观

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理论观都可统称为语义学的理论观(thesemanticconceptionoftheories)，相比之下，“公认观点”由于主要集中于理论的语法分析，又称为语法学(语形学或句法学)的理论观。贝斯、范•弗拉森和萨普的语义学理论观(这是他们对自己观点的称谓)和苏佩斯，史尼德，施太格缪勒的结构主义(这也是他们对自己观点的称谓)都有一个共同的中心思想：“理论并不是演绎地相连通的语句或命题的集合，而是由数学结构(‘理论结构’)组成的，这些结构作为同实在的或物理地可能的现象处于某种表象关系而被提出来。”[1](P6)

在对“公认观点”的批判过程中，语义学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理论观逐渐明确“理论并不是命题或陈述集，而是可被大量不同语言形式描述或刻画的超语言实体。”[3](P77)范•弗拉森把理论结构看作构形相空间(confabulatedstatespace)，认为理论结构的语义学理论观中，重点应讨论诸模型及它们的逻辑空间，以及理论结构与世界关系。[1](P173-P187)也就是说，理论结构与经验结构之间的关系是同构关系，这是通过把理论看作一簇模型，模型又是与世界结构同构而达到的。正如萨普后来总结的，“语义学观点把理论等同于某种抽象的理论结构（比如构形相空间），这种理论结构是建立在与现象的映射关系之中，理论结构和现象的关系是理论的语言形式系统的所指。其基本思想就是理论结构与合适地连通的模型簇等同。”[4](PP:S105)

受布尔巴基数学结构主义思想的启迪，在亚当斯(E.Adams)尤其是苏佩斯(P.suppes)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集合论公理化思想的影响下，史尼德在1971年出版的《数学物理学的逻辑结构》标志着结构主义理论观的建立，后来施太格缪勒和巴泽尔(Bazler,W)等人作了很大的修改和应用，并与库恩合作用以解释科学理论之间的发展问题。这种观点试图用集合论谓词作为公理化的形式，将科学理论中多种函项，各种关系用谓词表达出来，先展示出理论的内在数学结构，由核心(core)K和期望应用(intendedapplication)I所组成的对偶(K•I)理论元素(theoryelement)，在此基础上形成理论网络(theory-nets)，理论网络又连成理论整体(theory-holon)[5](P13)。结构主义理论观和范•弗拉森、萨普的语义学理论观一样，认为理论并不等同于提出理论时的命题集，而是语言外的理论结构，不过结构主义认为理论结构是可以用一个集合论谓词来加以公理化的集合论对象，也就是说，结构主义所使用“模型”是一个集合论的谓词。

3、科学理论的模型

从逻辑经验主义到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的理论观，都涉及到“模型”，但它们中的“模型”互相不同，与“科学理论的模型”也有差异。在逻辑经验主义中，也常为了直观起见，建立一个已被完全解释了的体系(也可称为模型)，用来说明通过对应规则而被完全解释了的形式体系，它与部分解释了的形式体系的区别在于认识论结构方面，前者是逻辑上居先的命题决定出现在它下面的层次中的术语(或命题)的意义，也正因如此而有解释作用。而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的理论观中的“模型”主要是指理论的一种逻辑演算的形式，正如“范•弗拉森认为的，‘模型’一词的用法是从逻辑与元数学中派生出来的，模型一词指的是‘模型类型’”。[6](P91)事实上，逻辑经验主义时代之前的模型一直处于被漠视的地位，直到语义学理论观那里，模型才开始得到应有的重视。R.B.Braithwaite在《经验科学中的模型》开始认为模型具有与理论不同的认识论结构，而语义学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理论观中的“模型”也得到重视，几乎达到与理论同等地位看待。到语义学理论观阶段，已有“理论是模型集”的口号[4](PPS111)。但是总体上来说，模型在科学哲学仍然被看作“是逻辑经验主义者的传统”[7](P34)。

近年来，在科学哲学中研究科学模型是为了“评定科学事业中模型的实际作用、功能。”[7](P34)当然，人们是逐渐认识到模型在具体科学中的作用的，“功能不同的模型都能发挥出一个突出作用就是：解释(例如,Harre,1960;Hesse,1966;Achinstein,,1968)，理论模型的解释优势经常与类比的应用相联系。”[7](P348)最后，人们认识到适合描述科学理论的模型，所具有的说明能力和创造，这基本上体现在常说的“建模”活动中。而对模型的科学哲学研究，也进入到“从模型在科学中的作用到它们在人类认知中的作用”的阶段，也促使对科学模型的研究转向为自然化认识论的一部分。

二、规范场论的科学方法论意义

1、对现有科学理论观的分析

从上节对已有科学理论观的介绍，我们就知道各种已有科学理论观是有其优点和缺点的。从理论结构的“公认观点”到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理论观，由于“公认观点”强调科学理论是由命题(或陈述)集组成，对科学理论的分析也就是利用现代逻辑对其中的科学语言进行句法学(语形学)的分析，其中虽有语义方面的分析，但只表现为一种经验语义学。相反，不论是语义学的理论观还是结构主义的理论观，都否认理论是命题的集合，而认为理论是由数学结构组成的，考察科学理论的结构重点是看这些数学结构与现象之间的一种语义关系。而科学理论的模型，则从语义学理论观中逐渐对模型的重视，试图转变为直接研究科学模型，尤其是突出科学模型的自然化认识论作用。可见，科学理论结构观的这种发展趋势，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只是一种从语形学到语义学和语用学转向的趋势(因为自然化认识论更多的要涉及到研究者。)

另外一个重要的角度，从数学的观点看，“公认观点”强调科学理论是由命题集组成，而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的理论观则强调科学理论是由数学结构组成，科学理论的模型最终是强调数学建模，也试图直接以数学为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可见，这里有一种趋势，就是认为科学理论由命题集组成向科学理论是由数学结构组成转向的趋势。这种转向到底正确与否，值得我们反思。虽然，萨普后来回忆道：“公认观点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知识论的核心，在有一千二百多人作为听众的那个夜晚它死亡了，那是1969年3月26日——一个关于科学理论的结构的Illinois会议的第一天晚上……C.享佩尔这位‘公认观点’的主要发展人，作为会议开始发言人，人们指望他提出公认观点的最新方案，相反他却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放弃公认观点及其赖以存在的句法学公理化方法(Hempel1974)，突然我们意识到战斗胜利了，而会议变成我们现在应向何方的热烈探讨。”[4](PP.S102)这是萨普在1998年的两年一度的科学哲学联合会上的回忆，并指出“公认观点”为什么失败的主要原因的头两条是“理论不是语言实体因此是不适合个体化的”和“对应规则带来的混乱”。但是，三十年后，语义学和模型的命运又如何呢？1998年的会议上，NewtondaCosta和StevenFrench总结道，“8年后，在《科学理论的结构》（1969年Illinois会议的总结性论文集）一书出版时的后记中，萨普声称‘语义学的理论观……是作为取代分析科学理论的‘公认观点’的唯一竞争者’(1977，709)。20年后，他坚持认为‘今天语义学的理论观可能是科学哲学家们广泛持有的关于理论性质的哲学分析’(Suppe1989,3)。30年后我们在哪里呢？大量的工作是关于科学模型的性质、它们的应用及其与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8](PP.S119)并在最后总结道：“或许在科学哲学中我们所面临的最基本问题是科学实践的表征。”[8](PP.S125)这种回顾表明科学哲学家们对科学理论结构问题的探讨还是以理论和模型的关系为重点，并更看重科学实践。

因此，我们认为“公认观点”和后来的理论结构观都有偏颇。公认观点虽然由于把理论视为语言实体，进而分成理论语言和经验语言两个层次，又不得不用容易引起混乱的对应规则连接起来，其最大优点是使用了大家所熟知的以命题为要素的公理化体系，符合人们对理论结构的处理习惯，比如发现理论与观察不一致时，可适当调整某些命题；其最大缺点却是如此划分的结构有许多内在不一致性，并且不利于整体把握理论与理象之间的适宜性，而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理论观，虽然克服了公认观点的缺点，但是它对句法学的排斥也就不利于直接指导科学理论中命题的修改，也不如“公认观点”中句法学和经验语义学那么精细；其优点就是对理论的整体把握，以及对其中的数学结构的凸显有利于整体评判，其中对模型的强调也弥补了理论与现象分裂的一些缺点。而科学理论的模型只是一种试图直接以科学模型为研究对象的努力。

2、规范场论的科学方法论意义

规范场论最完备的数学基础应该是纤维丛理论，纤维丛理论是相对完备的一套数学体系，要想越过纤维丛理论，而直接对像规范场论(包括量子场论)这样的物理理论进行句法学的分析，特别是找出明确的对应规则与具体的经验名词逐条对应就会出现前述公认观点的困难。实际上对于量子场论的解释分歧也很大，比如P.Teller(1990)的谐振子解释，试图用量子化的谐振子描述量子场论，认为量子场形式地等效于谐振子的无穷集，从而我们就能想象按形式上等效于振子的量子化方法对场进行的量子化，正如他所说的“我们比量子场更好地理解量子化振子”。而另一种关于量子场论的解释是玻姆（1987）的因果性解释，这种解释认为量子场有跟经典对应物同样的本体论，虽然其动力学完全不同，那么我们能理解经典场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能理解量子场到什么程度。然而，NickHuggett和RobertWeingard认为，量子场论只能在某些范围内可用谐振子的方式解释，谐振子的方式至少在某些方面是误导，相反可能有些解释会比Teller的更好，而玻姆的解释也有诸如不满足洛仑兹变换等问题。[9](PP.370-388)事实上，能从规范场论中直接推演出一些能用实验测定的参数就很不容易，比如标准模型中三代物质粒子的质量，必须通过引入所谓的汤川耦合项，使其成为标准模型中待定的参数，可见，要找到“公认观点”中的观察名词几乎是不可能的。

相比之下，由于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的理论观的确避免了对应规则和观察语与理论语言区分的麻烦，强调具体的有个性化的理论分析，使其更有活力。比如范•弗拉森的量子力学模态解释，结构主义对经典物理和相对论的解释都是很好的例子。但是，如果把它们用到规范场论上，虽然理论结构会更清晰，但是也会有其麻烦，比如用语义学的理论观分析规范场论，一定要寻找规范场论的超语言的结构，不论是抓住其中的对称性引起的群结构，还是几何属性引起的纤维丛理论这种数学结构，仍然面临当这些数学理想化条件满足时，它们与现象如何联系起来之类的问题。不论是萨普用实验检验的办法以达到一种准实在论的终点，还是范•弗拉森强调每个真实系统只是理论描述的状态空间中的一种可能情况以强调其模态解释观，或者结构主义强调理论元素形式的网络结构以便阐明科学理论的动力学变化，都会因为仍然固守经验主义的教条，最终避免不了形式主义的特征，也就是用各自的科学哲学框架去套某一科学理论是如何与现象结合的，却达不到预期目标。这正印证了DavidPearce和Veikk.Rantala所作的评论，“首先，完全抛开句法来描述理论T等于把语言的有意义方面连同无意义方面一起抛弃了。没有语法和语汇，对理论T的逻辑分析或证明论分析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次，不难看到，使用语言学和语义学概念所能作出的区分比集合论描述所能作出的更为精细。”[1](P329)

可见，无论是从语言哲学的层面看，关于科学理论结构的语形学(句法学)、语义学到语用学考察的转向，还是从分析工具的角度看，认为科学理论由命题集组成到科学理论是由数学结构组成的转向，都强调科学实践的作用，前者通过强调语用学维度而强调对科学理论的整体性把握，后者通过强调科学理论中的数学结构而强调了科学工作者的实际工作中对数学工具的依重。其实，在一般哲学层面上，阿佩尔在论述科学主义和先验解释学的关系时就指出：“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重点逐渐从句子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10](P108)。而在具体方法上，如果说P.苏佩斯的著名口号“科学哲学的正确工具是数学，不是元数学(Metamathematics)”[1](P178)中的“数学”，还不是科学理论中的数学，而是指使用数学研究科学理论而不是使用逻辑方法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对科学理论结构的分析也应跳出语言和经验论的范围，重新思考。

在一般哲学层面上，退一步回到科学知识的先验基础，比如在康德认为本义上的自然科学包括先天综合判断，其中的先天性即普遍必然性是可以通过数学表现出来的，康德甚至强调本义上的自然科学的纯粹部分中有“形而上学和数学的构想在其中交互影响”，那么对于最好地体现了本义上的自然科学的纯粹部分的一些物理学基础理论，从牛顿力学，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相对论、量子力学到量子场论、规范场论等，其中的科学理论的结构和性质先天地和所使用的数学联系在一起。

在具体方法上，就要进一步进入到科学理论的数学基础，所以在科学理论结构的分析中，我们始终要抓住其中使用的数学，这是是完全有必要而且可行的。在科学方法论中，对科学理论结构的分析最好是直接分析其中的数学及其与经验之间的关系。当然，这种分析在一般自然科学本身内部就是如此进行的，表面看来对于科学哲学来说是无意义，因为这是科学工作本身，而不是哲学研究。但是，站在现代数学的高度综合这一特征的角度看，规范场论是完全可以用纤维丛理论形式体系化的，纤维丛理论本身就是对规范场论的最好公理化体系，或者说最好的理论结构，最好的数学模型。只要我们比苏佩斯用数学分析科学理论更进一步，我们就要直接分析科学理论中的数学。而相比之下，如果说已有的科学理论观有其存在的必要的话，是因为它们能规范地研究各种不同的科学理论，找出不同科学理论的共同结构，从而好进一步研究这些科学理论的解释，不同理论的比较，相互关系以及评价等问题，但这些工作用在一般科学理论上或者对这些科学理论进行泛泛的研究是可以的，而面对象物理学中的规范场论这种基础理论进行深入分析显然不够，也没有必要。

事实上，把纤维丛术语和规范场术语对应起来之后，人们发现可以从流形的观点看几乎所有的理论物理学的各个分支，甚至各种时空观、物质结构观和自然界中的四种相互作用都可以从流形的观点给出一种统一的说明。而从牛顿力学、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相对论、量子力学到规范场论等各种理论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在同一个框架下比较，包括对同一种理论的不同理论提法也可比较研究。当然这种观点是从规范场论开始才明显的，所以我们称它为规范场论的科学方法论意义的表现。

参考文献：

[1]江天骥主编，卡尔纳普等著，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M]，华夏出版社，1990年。

[2]李继堂、桂起权，从康德的科学哲学到规范场论——关于本义上的自然科学的纯粹部分[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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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anielaM.Bailer-Jones，追踪科学哲学中模型的发展，科学发现中的模型代推理[M]，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

[8]NewtondaCosta,StevenFrench,Models,Theories,andStructures:ThirtyYearson,PhilosophyofScience,67(Proceedings).

行为科学的主要观点范文

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要进一步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把学习科学发展观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仅要提高掌握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水平，而且要提高实现科学发展的知识水平。要根据履行职责的要求，学习移民开发等相关领域的知识，不断完善知识结构，提高业务素质，努力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科学发展观具有鲜明的实践特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不断深化认识、增长才干、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不断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要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能力，是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必然要求。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实践上的自觉性与坚定性，来自思想认识上的自觉性与坚定性。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愈深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会愈自觉愈坚定。

首先，要进一步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得出的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成果，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方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其次，要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是完整的科学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内涵丰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这一科学体系中，第一要义是发展，以人为本是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基本要求，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其实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升华，从统筹协调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再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又好又快”发展,我们党坚持发展的信念一以贯之。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和发展。

再次，要把学习科学发展观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科学发展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与分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要求用全面、联系和发展的观点认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关系，注重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原理。它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和基本力量，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充分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发展主体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只有把学习科学发展观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才能把握贯穿在科学发展观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掌握其精神实质，从根本上提高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能力。

在加强学习中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科学发展重在发展，贵在科学。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就是尊重和遵循客观规律求发展，按客观规律办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仅要提高掌握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水平，且要提高实现科学发展的知识水平。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学习任务更加繁重，掌握新知识、提高新能力的任务更加繁重。只有不断学习、更新知识、增长才干，才能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

第一，面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必须努力学习现代经济知识，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我们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但较之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和成功经验，我们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掌握还是远远不够的。这些年来，在经济总量不断增大，经济发展保持较快增长速度的同时，经济运行中的不健康不稳定因素也大量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低下，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不协调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反映出经济工作的不少方面还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无论消除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不健康不稳定因素，还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都要求我们努力学习现代经济知识，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要努力学习宏观经济知识，把握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基本原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努力学习微观经济知识，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自觉避免市场的盲目性。

第二，面对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的新要求，必须努力学习科技知识，不断提高推进自主创新的组织领导能力。近年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我们在许多领域因没有掌握核心技术而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仍处于低端位置。我们的生产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仍然较大，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缓解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保障人民健康和公共安全，维护国家战略利益，都必须克服技术瓶颈的制约，都迫切要求加快推进科技进步，不断提高开放条件下的创新能力。要通过加强学习拓宽视野、增进学识，掌握现代科技加速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了解最新科技成果及其产业化前景，科学确定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从而更有力地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第三，面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必须努力学习社会管理知识，不断提高管理社会的能力。社会管理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分化、价值多元、矛盾复杂、风险加大，社会整合和社会调控的任务非常繁重。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适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的新体制的要求已经十分迫切。要学习社会结构演变规律的知识，了解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的新变化，深入研究当前我国的突出社会矛盾及其规律，更好地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更有效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学习当代社会组织和管理知识，借鉴国外社会管理的有益经验，创新社会管理理念，整合社会资源。要学习社会心理学知识，了解现代社会条件下社会心态的变化，合理引导社会行为预期。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履行好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第四，面对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新要求，必须努力学习法律知识，不断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依法行政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在我国，依法行政尚处在初级阶段，行政法治还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无论是观念上还是制度上都面临着挑战，依法行政这一深刻的观念更新和制度变革还任重道远。要学习宪法，树立牢固的宪法意识，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行政首先要依宪行政。要了解与科学发展有关的主要法律制度，提高依法推动工作、解决矛盾的能力。要深入学习和全面落实行政许可法，切实转变行政管理职能，自觉规范行政行为，依法提高行政效能。

在实践中提高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能力。领导干部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织者和实践者。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能力不是凭空产生的，要靠学习，更要靠实践。要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检验学习的效果。科学发展观具有鲜明的实践特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不断深化认识，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增长才干、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

第一，要在工作实践中提高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能力。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再好的理论，如果不与实际相结合，不落实到实践中，也不能发挥其指导作用。事实上，贯彻落实的过程就是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就是不断改造主观世界使之符合客观实际的过程。要提高广大干部的实际运用能力，使广大干部学会用科学发展观来审视、谋划、检验自己的工作。只有在深入实践和认真落实的过程中，我们的认识才能跟上实践发展的要求，才能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

第二，要在基层锻炼中提高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能力。要有计划地组织和安排干部在实践中经受锻炼、接受考验，特别是要组织和安排干部到艰苦地区、复杂环境和基层一线去，到问题最多、矛盾最突出、发展最落后的地方去，在实践中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积累经验，增长才干。事实证明，通过多岗位、多渠道的实践锻炼，统筹协调发展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和维护群众利益的能力，都得到了明显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