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发展基本途径范例(3篇)

文化发展基本途径范文篇1

关键词：农村低碳经济;碳排放系数;外部性

一、引言

当下,全球面临气候变暖、生态环境恶化、雾霾问题严重等诸多危机，“低碳经济”这一全新议题被提上议程。作为减缓和稳定温室气体浓度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作用的农村地区，随着其经济的不断发展，逐渐产生了对农村土地的不合理利用、化肥的大量使用、森林的无节制砍伐和草原的沙化等现象，结果是这个区域的总碳排放量甚为庞大，导致了区域气候变化乃至全球气候的逐渐变化。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议题，那就是气候变化、经济大发展背景下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村向来被认为是经济落后的地区，而根据低碳经济的原理，经济较好的地区才有可能成为排放量基数和增长率较高的地区。因此，由于农村地区碳排放量很低与农民的收入很低，故应该大力发展经济，这也是目前的现实状况。但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个以经济为中心的新古典主义的思路应该进行革新，生态、环境应该被加入到发展农村经济的路径思路当中，因为农村也出现了很大生态、环境以及影响全球变暖的重大问题。本文所采用的“农村低碳经济路径”是指通过低碳经济方式来使农村区域经济达到可持续发展、环境质量可接受的一种模式。

二、农村低碳经济低径的探索

分析公共事务的理论模型的解决方案不外乎三种：政府途径、市场途径和自发组织。1.政府路径。在空气中碳排放量市场负外部性的情况下，农村经济当中个人消费碳产品所带来的收益和农村经济当中的个人为生产、消费碳产品所支付的成本决定的竞争均衡是无效率的，原因在于忽视了其所产生的外部成本。根据科斯定理，产权的有效分配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但是这个定理是在极其严格的假设条件下完成的，从现实与短期角度来看，对于农村经济的实行目前来说是不现实的，一般思路是市场均衡需要从竞争均衡点移动到效率均衡点。通用的做法是政府需要以第三方的身份在农村CO2碳排放市场上采取行动。但是为了获得配置效率，即MC=MR，政府应该设定一定的标准改变农村居民行为结构、经济结构等，采取这样的结构途径才有可能解决既减少CO2排放量又提高农民收入，但是政府设定的标准是广泛意义上的标准，由于政府不是效率驱动的与准确的估计成本和收益是较为困难的，实行起来就更加困难。虽然如此，为了这个目标，设定一定的标准和路径仍然是非常有效的，同时还具有很强评价与监督作用，调查中发现针对农村地区的类似低碳的路径较少涉及，如科技支持、提供信息和执行监管等途径。下面提到的因素又会使政府实施上述路径受到影响。政府制定的经济环境标准很可能没有配置效率，如：立法限制，信息不充分，地区差异。所以政府途径所设定的目标和采取的途径很可能没有配置效率。但是根据调查显示，目前农村低碳经济路径的现状是政府路径占据主要地位，但是实施起来较为困难和具有长期性，效果不明显且不具有长期性，市场路径几乎较少出现。市场方法由于目前农民的短期效应和收入压力，很多农民的支付意愿较为低。2.市场途径。尽管不能仅仅依靠市场本身解决环境问题，但是，政策制定者在解决农村解决生态问题可以运用市场激励机制。市场途径主要运用价格或其他经济变量激励碳排放产生者削减碳排放。市场方法的目的是将CO2排放所引起的外部成本内在于农民、厂商、消费者的决策和行为当中，这样一来，农民就能够根据市场中的变化做出决策调整自己的行为结构，从而具有成本收益的原则。本文在此期冀探讨出市场途径的优势。世界各国都借助以市场为基础的途径控制碳排放。主要的三种途径为碳交易、碳税、生态补偿。最近的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采取更多的预防手段，也就是将上述三种途径更加具有预防性。如碳交易倾向于保证金/还款制度。农村CO2排放市场值得开发，同时又必须进行严格保护，可以交易，并同时增强其碳汇能力。但是必须在农村可承受的规模之下。3.农村结构路径——农村结构存在问题。由于农村的地理特征、房屋高度、人口密度等，决定了农村生态系统的村镇、农业、自然子系统结构，那么低碳农村的空间性路径从自身角度来看便需要在这三个结构性变量上改变。3.1从村镇子系统来看，对于农村人口来说可以说是一个社会性结构途径，目标是使农民的消费行为的外部性成本减少。大部分地区的能源结构主要是以秸秆、煤和汽油为主，具有低碳型的能源较少，因此，低碳能源结构应该朝着低碳型发展，比如沼气、生物能、太阳能等，在政府的带头作用于扶持下，主要作用在于降低最初更换能源结构的交易成本，同时结合宣讲活动等使农民明白改变能源结构的成本收益特征。3.2农业子系统中的农业结构，而农业结构一班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地区农业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二是农田基本制度，包括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灌溉、秸秆。目前农民在行使这些农田基本制度时并未考虑低碳、生态等方面的因素，农村低碳经济要求改变农田基本制度结构。这样的结构维持了几十年，违背了低碳经济的很多原则，市场自发的破坏这里的结构，但是这里依然没有政府组织、自发组织去改变已受到破坏的农业市场。3.3是自然生态子系统：从地面角度来分析，具有草地植被稀疏、土地结构单一、土壤面积很大、地形此起彼伏的特点。这个结构也需要改变，方法是显而易见的，进一步的途径需要采用政府途径和市场途径综合应用。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发展农村经济要始终考虑温室气体排放量这一贯穿始终的目标和线索，综合上述所有低碳行动途径，而其根本途径是改变农村结构，甚至是改变农村聚居区的密度，乃至人口迁移。同时需要结合政府途径和市场途径来共同改变农村结构。由于人们的不合理消费行为决定了农村结构，那么如果改变农村结构，那么我们就可以改变消费行为趋于自然化。这时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对于农村的布局、乃至城市对其产生的影响，要综合考虑。我们需要在问题的根本原因层面上寻求其转变的路径。目标和途径已经基本清楚，接下来就需要定量评估每一项的成本和收益。我们应该从根本上通过发展农村低碳经济路径来改变农村经济路径。根据外部性分析，以前的路径和现有的结构不具有效率均衡，比如家电下乡、种粮补贴，增加这些供给是提高生活水平，但对生态环境效率的提高，似乎并没有显现，农村低碳经济路径应该循着这个方向去调整。同时，对这些地区而言，碳排放具有尚未发掘的潜力与面临紧迫的压力，也许潜力更加巨大。确立了目标与路径，接下里所需要做的就是实施时间表、成本收益分析，最后要做跟踪报告和相应的评价，可以科学研究、试验推广相结合，建立一些长期的农村低碳经济、低碳农村试验项目。

作者:孙思萌单位:对外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1]唐红侠，韩丹，赵由才.农林业温室气体减排与控制技术[M].北京：化学工业,2009：42-45.

[2](美)ScottJ.Callan,JanetM.Thomas.环境经济学与环境管理理论、政策和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80-118、297-304.

[3]张宪英.我国低碳农业解读及其发展路径初探[D].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3）.

[4]张景云.基于低碳经济角度的新农村建设思考[J].经济研究，2011(24):35-37.

[5]陈蔚镇，卢源.低碳城市发展的框架、路径与愿景[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181-206.

文化发展基本途径范文

一、当前社区自治中居民参与途径的建设成效

近年来，基层社区致力于为居民参与自治搭建载体，创设平台，在实践探索中，坚持紧扣时代脉搏，本着注重实际效果，注重贴近居民，注重个性化特色的“三注重”原则，在社区参与设置方式、组织类型和运作机制方面不断探索创新，围绕社区特点、居民特征、自治需求开展特色活动，构建有效的参与途径，促使社区参与的组织载体、工作平台和活动形式逐步发展、成熟起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组织载体形态多样

基础牢固、运转有序的社区组织是居民区社区参与的最主要渠道，党支部、居委会和业委会、各类青年、妇女、老龄、侨台民等群众组织和以志愿、兴趣结合的社团群众性组织和团队，为社区参与搭建广阔的组织平台，成为推动群众自治和丰富社区活动的重要途径。

（二）工作平台充满活力

居民区各类组织负责人岗位、居委会各类实务性工作是社区参与的有效工作平台。居委会、业委会成员，党小组长、居民小组（楼组）长，青年、妇女、老龄、侨台民等群众组织和文体团队负责人三类工作平台稳步运行。随着居民区参与活动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的不断提高，居民区实行公益与志愿服务、居民区“智囊团”、社会资源联络员、邻里互助点，这些参与渠道亦取得较好的认同。

（三）活动形式内容丰富

居民大会、居民代表会议是社区自治最主要的活动平台，社区评议监督活动、通报交流活动、推荐选举活动是社区民主活动的重要形式，此外，颇受欢迎的文体联谊活动，参观考察活动，慈善公益活动，咨询服务活动也是社区居民自治的重要活动载体。

二、拓展社区自治中居民参与途径的主要思路

（一）逐步形成全员参与的社区自治体系

当前，在设计居民社区参与途径上，如何促进全员性介入是一个重要问题。一个社区无论是工作队伍还是参与队伍，只有全体居民参与，特别是富有活力的在职人员参与，社区才会真正蓬勃地发展，只有老人和妇女参与的社区不是完全的社区。要推行这种“全社区”概念，要实现社区成员对居民区工作的全员性介入，都成为居民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工作者和成果共享者。具体来说，在参与途径组织建制上，要形成一个可以互为组合，互动互补的有效参与途径体系，包括团组式、岗位式、项目式、阵地式、主题式、议案式等各类参与途径形式。

（二）积极促进基础自治单元建设

居民小组是基础社区块状形态的最基础治理单元，居民群团组织是条状形态的最基础治理单元。居民区块状基础治理单元是基层政权建设的末端神经，是社区自治的基础。目前居委会以下的基础层次尚无法定的、较为统一的组织形式，居民自治参与途径的相应配置随机性更大。因此，应合理界定块状社区基础治理单元的范围，加强居民小组的对应配置和运作。居民小组的划分，应以最贴近的居住建筑单元为界，体现近邻性和直视性，而不必太拘泥户数的划一。可以利用“楼友会”、“亲邻沙龙”、“楼艺展示”等各种渠道促进居民交流。在工作方式上，不应以刚性的行政控制为目的，而应以柔性的社会化工作方式促进社区自治和基层民主。

（三）进一步发展居民区群团组织参与途径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日益推进，社区涌现出大批群众性社团组织，这些组织覆盖面广，群众喜闻乐见，是将“社会人”、“社区人”再组织化的重要载体，是社区自治的重要力量。从工作实践看，居民区群团组织可以包含治理组织、志愿服务组织和文化团队三个不同功能的层次，每个层次又有许多名目各异、工作和活动内容各有针对性的组织。当前居民区群团发展面临着新的方向，要特别注重要发展更多适应社会新需求的组织和能吸引在职人员参加的新组织，打造更完善的自治参与途径。

三、社区自治中居民参与途径的发展趋向

社区参与途径应该与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相吻合，与基层民主自治的科学运作相匹配。从现实发展趋势看，今后参与途径应充分体现以下四个特质：

一是从封闭趋向开放。参与途径必须打破行政建制局限，通过对社会组织的发起、嫁接、融合和重构，吸纳更多的社会要素，向群众、社会开放，以体制内组织参与途径带动其他组织参与途径，以其他组织参与途径支撑体制内组织参与途径，而不刻板着眼体制内参与渠道结构的简单变动。

二是从分割趋向贯通。把分散的、孤立运转的各个参与途径集结起来，建成构架互联、资源互享、信息互通的自治渠道体系，从当前链状结构的参与途径发展为网状结构的参与体系，进一步强化复合效应和迭加效应。

文化发展基本途径范文

的要求

1.1市场社会—以GDP为核心的竞争时代

毋庸置疑，市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对人类社会改变最为深刻的力量，由它带来的伟大变革被称为大转型’。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几乎没有人会拒绝市场在提升经济效率中的独特作用，市场被认为是通往自由和繁荣的最佳路径。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也被归功于市场，而这期间我国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

GDP作为市场社会中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政府及公众普遍将其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管理绩效等逐渐等同，因此对公共政策甚至选票等均产生一定影响。与此类似，现代经济学以GDP和货币收入衡量社会及个人福利，被认为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一门社会科学，其分析方式同样对其他学科产生极大影响。具体到公共管理学，则表现为通过P途径及B途径逐渐融合形成新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并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

1.2和谐社会—以幸福看待发展

GDP或GNP无疑是20世纪宏观经济学取得的巨大成就之一，因为它确实通过加强对经济指标的衡量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然而，人类社会发展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过分注重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正频繁引发人们的质疑。GDP核算将污染、犯罪、健康损害、家庭破裂、资源匿乏等统计为经济价值，但同时却忽视了自然资本、可持续性、锻炼、社会情感、志愿服务、家务劳动、生活质量等内容，被称为经济王国中皇帝的新装”。2011年由法国牵头组建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专门考察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最终报告指出当前的衡量体系应该把重点从衡量经济生产转向衡量人们的幸福[#]。

单从GDP的角度也难以对中国在市场化进程中的表现进行全景描述，但通过构建综合性的内在价值账户IVA(IntrinsicValueAccount)，则不难发现我国经济增长较快、环境状况则在恶化、政治上不断分化、社会己发生变迁[[5]

1.3对公共管理实践的要求

从市场社会中单纯追求GDP到和谐社会中追求以幸福为目标的综合发展，表明公共管理实践的风向标己经发生改变，而当代各国政府都在积极应对这个课题。联合国和哥伦比亚大学也于2012年开始共同年度世界幸福报告”(WorldHappinessReport)，关注经济增长及技术进步的同时，不安全感的上升和社会信任的下降。这些都是公共管理实践从以经济价值为中心开始向多元公共价值转变的有力证据。然而，就目前我国的公共管理现状而言，部分官员短时间内还很难从以GDP论英雄”的惯性思维中转变过来，在看得见”的经济发展和看不见”的环境及社会治理中首推前者。因此，如何科学地引导公共管理实践从重视物”的经济增长转向以人”为本真的社会发展，更多地从社会学的角度而非经济学的角度制定公共政策，将成为公共管理研究面临的机遇及挑战。

2公共管理的转向:从P途径、B途

径到S途径

2.1P途径及B途径

波兹曼认为，20世纪70年代后公共管理分别在公共政策学院及商学院同时发展起来，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的研究途径，即政策途径”(PolicyApproach)和商业途径”(BusinessApproach)，简称为P途径及B途径，以及除以上两者之外未能明确的X途径P途径来源于偏向定量分析，且注重经济学方法的公共政策分析或政策科学学派，重点关注政策的执行和管理研究，重视实践者的经验，试图促进政治执行官与资深管理者的对话，代表公共事务管理的柔性面”。B途径来源于商学院，一批在商学院授课或受过经济学系统训练的学者，强调将工商管理和经济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公共部门研究，主张政府从企业引入管理经验和运行模式，关注战略管理、组织结构和运行过程，许多研究都以发现和解释公共组织和私人组织之间存在的经验性差别为重点。P途径和B途径虽然在课程设置依据、对公私组织的观点、对传统公共行政的态度等均不同，但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孕育和发展，以1991年美国公共管理学术研讨会为标志，两者逐渐融合为公共管理范式。

公共管理学更多地从管理学尤其是经济学的途径来研究公共管理问题，往往被视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新政府管理理论、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学等20世纪90年代后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公共管理学，更依赖于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委托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即经济、效益、效率为目标，市场导向非常明显。公共管理实践同样深受影响，当时美国、加拿大及英国政府奖励的创新项目多与新公共管理有关，且经济领域的公共政策创新总是优先于国家的创新，而美国的模式被全部或部分复制到其他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逐渐在全世界蔓延开来。由此可见，在市场社会中，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在理论及实践上均得到普遍推广和强化，而我国无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2.2S途径的提出

S途径(SociologyApproach)也可称为社会学途径，指的是通过社会学及人类学学科的分析方式，着眼于公共管理中的公共性属性而非管理性属性，以实现多元公共价值为目标，运用民族志方法，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注重社会事实而非单纯依靠数据分析的研究规范。当前社会发展观念正不断转型，公共管理面临除经济增长以外的诸多复合型目标，理论研究应增加对公众真实生活状况、社会心态、社会互动等方面的关注，S途径旨在多角度、多层次地拓展和完善公共管理研究。

将社会学的学科理念及研究范式引入公共管理是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的结果。社会学以更为合理的社会人”作为人性假设前提，强调文化功能及社会结构，通过公民”概念对个人的自我意识、身份认同及角色扮演等进行解释，考虑到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各种行为的复杂性，可更好地认识公共政策及管理手段对社会各主客体的影响，能成为扩展公共政策工具的桥梁和纽带人类学同样对公共管理研究颇具启示，它以参与观察为基础，认为必须把个体置于政治环境、观念意识甚至亲缘关系等相互作用的场域中加以认识，对事物之间的联系寻求整体性描述，才能使人和事超越组织边界得到理解，从而有助于提高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效率及效果。

2.3S途径的研究要素

S途径重视公共管理的公共性。社会学及人类学强调人们之间的互动并不是孤立的，社会是一个联系密切的公共领域，个体或集体行为都内化于各种社会互动及网络化关系中，公共管理实践应挖掘那些深藏在行为背后的动机及缘由，而并非表面看到的仅被经济学逻辑所统治的交易。当前我国正处于关键的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及观念正发生深刻变化甚至分化，如何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过程中从公共性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是对公共管理的极大考验。S途径把整个社会看作一个具有多种机理和功能的有机系统，有助于我们在政策实践中增强公共性。

S途径以多元化的公共价值作为最终追求。1995年马克·莫尔提出公共价值概念，他从战略管理的角度出发，认为政府的首要目标即是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及其对公共价值的灵活理解，在获得公众支持的前提下，通过相关管理职能及组织行为，创造并输出公共价值。公共价值理念至少为当代公共管理带来两点重要启示:一是公共价值作为包含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等在内的一套多元价值体系，它要求政府在确保经济价值重要性的同时平衡和增进其他各类价值，更好地实现以幸福为终极目标的社会发展;二是公共价值管理要求公共管理者从传统的政策执行者转变为价值创造者，从被动执行到主动寻求创新和突破，为公共管理者能在尊重当地实际及本土知识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凝聚本地共识创造公共价值提供理论依据。

民族志(Ethnography)及田野调查(FieldWork)是S途径的重要调研方法。目前，公共管理还未在理论与实践的鸿沟中建立起富有成效的沟通机制，实践者不愿分享他们在工作中获取的数据且怀疑学术研究的价值，理论研究者则认为实践者没有在实务中推动他们的研究进程，S途径希望借助民族志及田野调查的经典方法有所弥补。民族志是一个多层次的方法论，强调研究者及实践者的经验及从经验中获取的知识，通过在现场”的自然主义途径获取社会认知。为解决我国在市场社会中积累的诸多社会问题，我们尤其需要深入公共行政田野”，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本位”，在扎实的田野调查中发现研究问题，政府部门也应在大量可靠的社会调研后制定相关公共政策，才能有针对性地对当地的社会发展带来实效。

2.4S途径的研究框架

S途径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以经济增长看待发展”到以幸福看待发展”的深刻变革，其研究框架。

综上所述，S途径随时准备在动态的社会环境中去探究政府为什么没有如应当那样行动，与P途径和B途径在分析视角上差异明显:它将个人视为除具有经济人”特征外还具有社会人”的特性，个人的观念和行为深受社会环境、社会心态、价值观念等影响;组织是社会的重要组成单元，不断与外界保持沟通和交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共组织和私人组织都具有公共性和外部性特征;社会被隐形且不易察觉的文化、制度、互动模式等共同影响和作用。

3S途径研究实践—贵州访谈

3.1访谈背景

贵州省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其GDP排名常年居于末位，但该省良好的生态环境却得以保存。近年来，我国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加快后发地区的经济及社会发展，2011年贵州省提出重点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和城镇化带动战略，坚持把发展作为解决贵州所有问题的关键。2012年初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即国发(2012)2号文件，从国家层面加快促进贵州省实现战略转型。2013年，贵州省政府指出贵州仍然肩负赶”和转”的双重任务，要着力构筑精神高地”、努力冲出经济洼地”。很明显发展”是现今贵州省甚至国家层面对该省的价值取向，但社会各界对大力发展经济可能破坏贵州良好生态环境表示担忧，面对金山银山”还是‘绿水青山”的选择，我们试图通过深度访谈了解当地民众的态度。

毕节地区地处黔西北，1988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考虑到该地区的贫困状况，成立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三大主题的毕节生态试验区，也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拉开序幕的地方。为了解当地民众对政府发展战略所持的真实态度，我们于2012年寒假赴贵州省毕节市和大方县进行深度访谈，具体内容涉及财富观、社会公平感受、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选择等方面。本次访谈形式为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对象共计30人，平均每人访谈时间约50分钟，在征得访谈对象同意后进行现场录音。

3.2访谈结果分析

(1)对自己生活状况的基本判断:在变好。从与30位访谈对象的谈话中了解到，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从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的生活补助、低保政策、九年制义务教育、小学生营养餐、农村危房改造、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通讯便利等方面感受到政策好”。其中年龄偏大的受访者在对比改革开放前过的苦日子时，表示今天的生活是之前想都不敢想的”。

(2)落后地区民众的财富观:钱并非一切。对财富认知的答案并不单一，其中17位认为财富就是金钱，同时也表明自己及其家庭现在最需要的也是钱、房子等，他们多数是社会中的低收入群体，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且回报较少，无助于改善生活境况。另外13位受访者认为财富包括幸福、知识、健康、家庭和睦、人与人之间的理解，甚至计生政策下能生个儿子”，他们在经济上有一定保障，文化程度在受访者中偏高。

(3)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选择:肯定必须发展经济，但注意保护环境。对于工业化经济发展模式有可能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破坏性影响的问题，是我们本次访谈的重点。我们表达了外界对该问题的普遍担心，而他们作为当地居民最有发言权，当问及如果经济发展会使环境变差，空气被污染，您还想要发展吗”，我们发现绝大部分受访者都对政府大力发展经济表示欢迎。在30人中有多达27人认为应该大力支持政府发展经济，他们认为该举措能拓宽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就业渠道，从而给地方发展带来希望。但在问及是否担心影响生态环境时，大部分人表示发展的同时应保护好环境，有人提出要经济发展才能更好保护环境”的观点。从该问题的访谈结果来看，贵州处于后发展地区，绝大多数民众对经济发展持有较高热情，对政府制定的发展计划全力拥护。

(4)对社会公平及公共服务的态度:绝大多数感到不公平，同时政府认为给得太多，民众感觉得到太少。30人中只有9人认为社会是平等的，他们从按人口分配土地、教育机会公平等方面感到社会公正，坚信个人奋斗能改变命运;其余21人均认为社会明显不平等，且永远也不可能平等”，他们从逐渐扩大的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现象、就业机会不均等深刻感受到社会不公。此外，部分政府工作人员认为国家对老百姓己经很好，政府有些不堪重负，但民众对此的看法却大相径庭，这值得深思。

3.3S途径的相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