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文化概论论文(整理2篇)
东南亚文化概论论文范文篇1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是多样性的，还是单一的，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经济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注：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中国和越南十个东亚经济体。）。在浩瀚的学术文献中，有关概念的使用及其内涵极其混乱。因此，在探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多样性问题之前，必须区分“东亚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和“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及其内涵上的差别。
笔者认为，东亚模式这个概念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范畴，是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四小龙”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其内涵是指“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宗教、文化（尤指儒教）的背景下，在强政府的干预下，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在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实行赶超战略，加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则是属于经济学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规律及其增长源要素，包括劳动投入要素、资本投入要素以及扣除劳动与资本投入后的促进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也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以及基本经济发展状况。其本质内涵是分析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包括研究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的发展趋势；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经济的外部平衡能力；主要由本国（地区）人民而非外国人参与的经济发展过程及相应的收入分配关系；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注：参见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第一、三、四章。W.W.Norton&Company1987年第二版；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各门学科的相互融合，经济学家在考察一国经济发展时，已将视野从经济增长扩展到社会发展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同时，为了简便，在国内外经济论文中，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通常被统称为“东亚模式”。
阅读有关英文论文或著作时，可以发现，东亚模式在英文中有两种表述：即EastAsianModels和EastAsianModel，虽然仅相差一个字母，但是二者的概念与内涵却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意为东亚地区的各种模式，后者则指东亚地区单一的模式。
认同于单一“东亚模式”的一些学者认为东亚模式的内涵包括了以下六个重要特征：(1)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高投资；(2)合格教育与人力开发的高投资；(3)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4)促进出口的自觉政策（即在经济增长初级阶段，采取本国本地区货币贬值政策，在经济起飞阶段，则采取有利于出口制造业的工业政策）；(5)注重公平增长，避免了西方国家在早期经济增长阶段出现的社会不公平现象；(6)谨慎的财政、金融政策和在对外经济政策支持下的稳定康健的宏观经济环境。不幸的是，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单一“东亚模式”的内涵似乎又变为“裙带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与国家垄断”、“道德公害与道德败坏政权所致的劣质银行业”、“私人与公共部门之间的腐败关系”、“经济基础脆弱”综合体的代名词（注：Montes，M.F.，TheCurrencyCrisisinSoutheastAsia，Singapor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1998;Stiglitz，j.，"Boats，PlanesandCapitalFlows，"FinancialTimes，25
March，1998;Mckinnon，R.andPill，H.，"InternationalBorrowing:ADecompositionofCredit
andCurrencyRisks，"WorldDevelopment，10，1998;Radelet，S.andSachs，J.，"TheEast
AsianFinancialCrisis:Diagnosis，Remedies，Prospects，"Harvard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April，1998.）。
囿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多元性，很多外国学者没有用EastAsianModel（单一东亚模式）的提法，而是较多地用了EastAsianModels（多样化的东亚模式），以示区别。有的学者把“亚洲四小龙”称为“亚洲第一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First-tierANIEs)，将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称为“亚洲第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Second-tierANIEs)，或“东亚虎”(EastAsianTigers)与“东南亚虎”(SoutheastAsianTigers)，并比较亚洲两个不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同点（注：JomoK.S.，SoutheastAsia'sMisunderstoodMiracle-IndustrialPolicyandEconomicDevelopmentinThailand，MalaysiaandIndonesia，
WestviewPress，1997.）。不少学者使用世界银行的提法“经济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体”(HighPerformingAsianEconomies)或“东亚经济体”(EastAsianEconomies)，也有一些学者使用“亚洲型经济发展模式”。很多学者赞同世界银行在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报告书中提出的东亚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论点，明确提出，“在世界银行所涉及的八个经济体中，至少存在三种模式。日本、韩国、台湾的模式与城市经济体——新加坡、香港完全不同，应视为两种不同的模式，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这三个东南亚国家可被视为第三种模式。”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性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应采取何种理论作为指导；第二，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否与东亚模式有着直接的关联。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理论学术界就对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的形成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鲁格尔(Kreuger)和巴拉萨(Balassa)的理论为代表的主流经济理论认为，这五个经济体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推行了金融和贸易市场自由化，采取现实主义的兑换率和经济对外国的开放，在实行进口自由化和关税削减的同时，增加出口（注：Friedman，M.，FreetoChoose，pp.54～55，Harmondsworth，Penguin，1980.）。然而，主张国家推动发展论(developmental-stateapproach)的经济学家却强调政府干预的作用。认为“亚洲四小龙”的强政府正是通过采取极其反市场干预的政策，如“选择赢家”政策(pickingwinners)和故意“将价格搞错”(gettingpriceswrong)政策，对出口部门和国有企业给予特殊的投资、贷款和税收优惠倾斜政策，扩展了经济并促进了产业的升级，最终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离开了政府的干预，这些都是难以实现的（注：Amsden，A.H.，Asia'sNextGiant:SouthKoreaandLatelndustrialization，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9;Wade，R.，"GoverningtheMarket:EconomicTheoryandtheRoleof
GovernmentinEastAsian"，Industrializati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1990.）。
在“亚洲四小龙”经济取得快速增长之后，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中国和越南的经济也相继得到了快速增长。日本政府与学术界认为，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所创造的“经济奇迹”都是引进日本直接投资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结果，也是与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模仿和复制日本早期经济发展的经验、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强干预分不开的。
东南亚文化概论论文范文篇2
[摘要]本文在把握中国学者对西南地区东南亚影视传播问题域的当下缺失基础上，尝试全景式总结此问题域的各方面：影像社会的文化意义传播，对抗文化帝国主义的话语去蔽，多元化中国形象的建构，跨文化认同的践行，影像文化交往理性的实现，强调文化间性和跨文化共通性的文化话语，可有效避免西南地区的东南亚影视传播的文化折扣困境，在“地方性—国家性”普适主题下推进跨文化传播的影视文化交往理性。
[关键词]西南地区；东南亚；影视传播
中国地方性媒体如何持续有效地进行国际影视传播，清理其要旨、基点、进路、结构等的系统性运作，至今仍是一个有待深入勘察的问题地带。而居于“中国西南—东盟经济合作圈建设”的现实背景下，西南地区的东南亚影视传播的问题域研究，则成为同时勘察区域性国际传播学理性问题和西南地区影视传播实践性问题的双重问题的必经之途。
但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匮于扎实学术关注，更匮于切中肯綮之论。有限几篇言之有物的论作中：严功军和张田小总结，“我国区域电视媒体对外传播发展进程中……‘碎片化’特征明显……对外传播方式欠灵活”①，指出“广西卫视……特别注重‘东盟的’这个概念”，建议区域媒体“制作电视剧、电影等”。蔡尚伟指出，东盟国家历史上对中国心存芥蒂，现仍存戒心，省域电视节目存在“电视政治、省域政治与国家政治的共振”，“通过《看东盟》这样的电视栏目对东盟诸国的电视形象进行积极预设，变传统的‘外宣节目’为‘宣外节目’”②，叶虎则提醒，中国“对东南亚电视外宣的针对性不强……忽视了华人政治效忠对象的变化”③。如上论述颇多发人警醒之处，但相较于西南地区东南亚影视传播的问题存在而言，当下研究广度和深度明显不足。基于此现实境况，本文尝试勘察全景式研究这一问题域的系统性通道。
诚然，对东南亚的影视传播可归属于文化产业问题，然其精神层面的价值维度远远超出“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④的产业界限，处于当前数字网络新媒体的技术语境中，须警醒：“在一个技术时代里精神上的问题并没有消失。……作为最后一招，起决定作用的，总是价值体系、观念体系和思想体系。”⑤因此，同时，关注数字影像传播的文化精神乃至观念体系的对峙问题，并不等于忽视乃至无视技术语境的关键性变革——亨利·布雷切斯提醒，数字影像时代的电影和电视趋于合一，“电影和电视的演进是趋向合一的”。由此，单一的东南亚电视传播问题，则更新为东南亚的影视传播问题。同时，还有必要认识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称——影视取代语言而成为文化的中心，当今大众文化的社会实乃“影像社会”。故而，对东南亚文化传播的核心在于对东南亚的影视传播，而本文所勘察的问题域在某种意义上即：西南地区的东南亚文化传播问题域。
值得指出的是，宽泛意义的文化如泰勒所言，“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而涵盖政治，政治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亦如彼得·穆迪所觉察的，“政治文化在中国研究中应该有着很特别的重要性”⑥，此外，对东南亚影视文化传播的探究，无法绕过作为一种政治合作方式乃至“作为一种‘防务共同体’”的东南亚国家联盟运作及中国与东南亚的地缘政治。故而，对东南亚传播的学术勘察不可回避政治文化观念及其实践。与此同时，亦须防范将此问题泛政治化的误区，防范肯尼思·米诺格所提醒的“鼓吹‘个人的一切都是政治’是普世真理的伎俩”。
对中国学者而言，本问题域的基本立足点是：中国的地方性传媒主体对于非西方的东南亚国家的影视文化国际传播。这一区域性国际传播，始终处于西方国家“文化帝国主义”的传播阴影下所进行——阿基拉·伊拉尔总结，“一些人用文化帝国主义概念指西方文明对世界各地的思想、行为和生活的主要影响。这个概念不仅在第三世界而且在工业国家获得了支持者。”⑦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作为‘媒介帝国主义’的一种话语”，同时笼罩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文化空间上面。倘若缺乏反省，那么中国的东南亚影视传播，则极其易于陷进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刻意塑造的“症候中国符号体系”里，或“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或“中国制造妖魔化”。当前国内某些报道“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浓厚……给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造成‘中国威胁论’的不良印象”。换言之，单一的自我正面颂扬和自我悲情渲染，实质上都是无意识印证“症候中国符号体系”，必须进行持续不断的立体话语呈现，才有望跳出“非红即黑”的二元对立形象窠臼。
在此意义上，多元化中国形象的话语叙述不可或缺，与之紧密相连的中国地方性形象的丰富叙述必不可少，但这也是当下中国国家影视传媒主体国际传播的突出问题。央视“缺乏对地方特色的把握……有的栏目甚至内容交叉，令人不明所以”⑧。相较之下，地方性影视传媒更有意识地进行地方性形象和国家整体形象的双重传播。地处西南的广西电视台打造具有地区民族特色的《寻找金花》栏目，发掘和沟通当地民族文化和东南亚国家民族文化，开设《连线东盟》栏目，乃至开播立足东盟传播的国际频道；云南电视台直播《欢乐泼水节》，展示当地民族特色和泰国及老挝泼水祝福的文化相通性，开设《看东盟》栏目，主办面向东盟的春节晚会《东南亚的微笑》，都相当程度上填补央视东南亚传播的薄弱和空白地带，有效推进中国的东南亚影视传播实践。
在确知文化帝国主义的传播黑幕基础上，还有必要切实清理对东南亚影视传播的官方窠臼和民族误区。基于“中国对东南亚外宣”进行影视传播，则相当程度上易于把中国“官方”腔调强加于东南亚诸国，从而产生接受心理的负面感知。与此则须采用新闻传播理论的“平衡原则”，兼容不同的意见表述，而不刻意呈现媒体主体自身的价值立场。换言之，“以‘没有宣传者的传播’理念弱化媒体的‘官方’色彩……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尽力去淡化媒体本身的官方色彩，把受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对‘内容’的关注，而不是对媒体背后的‘宣传者’的关注。”与之相应，则须防范对东南亚影视传播的“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当前的东南亚影视传播中，中国媒体的“我族中心主义”的“文化排他”问题突出。如在广西电视台的中国—东盟新闻报道中，近年的媒介表述存在显著不对等。如中国自我表述是：发展、强劲，迷人、长袖善舞，给成员国带来巨大利益；对东盟各国表述是：柬埔寨和老挝落后、战乱，文莱和马来西亚奇异，越南的中方来投资是越来越多，东盟没有南宁这么大会场。⑨
固守我族中心主义的单一话语，渲染自身文化优越性，往往导致在他国的传播效果的失效。在此，有必要坚持认同多元文化主义的“民族相对主义”，强调在对比中体现文化的价值，否定非此即彼的教条思维，而强调对于如多民族聚集的东南亚各国民族文化差异性的理解及中国民族文化和东南亚各国民族文化的共通性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