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湘文化概论(收集5篇)
近代湖湘文化概论篇1
关键词：湖湘文化民俗性艺术个性艺术精神
中图分类号：G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9（c）-0233-01
一个艺术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域在不同时代文化背景下都有不同的建树。湖南是一块人文鼎盛的土地，在伟大的中华文明史上湖南人造就了灿烂的楚汉文化和人文历史高度。出自长沙马王堆的龙与凤的图画形式，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帛画；数以万计的木简展现着三国时期的书法艺术；屈原的《离骚》、周敦颐的《爱莲说》流露出楚人的智慧、人文思想和博怀；猿猴画家易元吉与艺术大师齐白石展现出中国画的艺术真谛；的诗词书法同样创造出书法艺术在当代的文化深度。
湖湘文化在地域上属于楚地文化，具有楚文化特殊的宗教性和浪漫性，加上少数民族群居，因而湖湘文化注重表现民俗风情、楚地的神秘感与宗教感。同时，不论是中国画还是油画、水粉、雕塑，不论是传统表达还是现代艺术，湖湘艺术总能够突出形而上学的艺术哲理和人文关怀。在风俗和风情上，楚地的民风、礼仪、制度都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被艺术家用最淳朴、最真实、最本质的艺术语言表达出形形、方方面面的湖湘民众和生活。
在现代化的今天，当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价值观离传统越来越远，现代文明让人们的审美习惯也发生改变，这时，重新找回传承已久的民族风情和历史，是对传统的继承和补充，对现实的奉献与充实。在湖湘艺术中，中国人物画方面，多表现为民族风情为主，注重民俗性和装饰性，展现楚地风采。其代表画家有钟增亚、陈白一、郑小娟、朱训德、徐铭等。钟增亚的人物画风格为写实水墨人物，写实与笔墨双重建构，在严整的造型上追求笔墨的简练、概括和墨色的变化，线条也富有表现性，作品中能够看见传统花鸟画技法融入其中。陈白一的工笔人物画，得法传统，来于生活，以写实风格为主，表现现实生活的情趣美，特别是表现楚地的民俗风情。他的作品强调线条的重要性，其线具有书法的灵动与工笔的力度，构图完整，情感真实，至善至美，具有理想主义色彩。朱训德的人物画，早期具有工笔重彩的装饰性，人与景、人与自然、楚文化与汉文化的结合，用线与色以及微妙的形体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氛围，线条上运用铁线描加之色彩的融合，通过抑扬顿挫、长度轻重、疏密变化来表现物象的质感和意境的营造。后期呈现现代构成和地域画风格的冲突性，呈现出工整严谨以及印象派和表现主义的符号，具有强烈的音乐感、现代感以及楚文化的浪漫雄浑。画家徐铭则通过人物与环境相结合，写实语言与肌理制作把人物和环境融为一体，质感的表现达到了惟妙惟肖的境界。女性画家何唯娜用女性特有的敏锐情感来表达现代都市中女性的思想、情绪和私密空间，具有现代主义特征。
湖湘艺术的山水画，老新接替，阵容虽不似人物画一般强大，但仍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山水画家。老一辈画家曾晓浒，传承岭南画派的艺术风格，是传统一代画家的典范。新生代山水画家中，谭志勇与石纲的青绿山水画获得了全国性的声誉，他们的绘画风格都吸收了传统青绿、洞窟壁画、重彩、民间艺术等因素，融合水墨的表现形式，加重了抽象与写意，摆脱传统西方的焦点透视，追求空间的虚构性和材料的运用，是青绿山水的现代转换。石纲的山水画被现代评论家归纳为新文人山水，笔墨上受到后京派的影响，不注重线和皴擦法，而注重积墨和渲染，以及肌理的制作，吸取西方现代主义色彩和传统绢帛执扇画的图式表现，达到空灵神秘的氛围，带有楚地宗教感和诡秘气氛。后起之秀阳先顺的山水画在图式和意境上，虽然属于传统文人画，但弱化了传统笔墨意识和色彩表现力，他的色调强烈而带有西方现代色彩观，结构上追求排叠、装饰、平面化、肌理等意趣。田绍登的山水画因其书家身份，从而强调书法的“写”，强调意境、笔势和力度，总体来看，他的山水画以小幅山水为佳，笔墨和意境别出心裁，气韵生动，近年转为新材料的运用，也使得其风格得到升化，另外，他的线的书写性以及对宋元山水的意境追求，使得画风更具有轻灵空淡的南派风格。
湖湘艺术中的花鸟画，特别是工笔花鸟画成就颇高，既继承了宋代花鸟的写实技法，也强调现代的色彩感，把逆光、反光、环境光等运用于画面中，如邹传安、莫高翔等画家的工笔花鸟画，既借鉴了水墨画的用笔用色和写意特点，又借鉴了西方印象派的光色表现和日本浮世绘的装饰艺术。在材料上，广泛运用油画、水彩、国画材料，运用拼、贴、拓、染、揉、洒等技法表现画面的丰富性，如邹传安的工笔花鸟画，现代风格与宋元花鸟结合，清润雅致，具有很高的审美特征。写意花鸟上，王憨山的花鸟画继承了齐白石的简约、强悍、拙而雅、刚直等特点，线条具有金石气，整体表现粗狂强悍，笔墨少而精，刚健挺直，这种强悍的特征也接近于民间艺术的内在品质。有人说王憨山的作品具有一股霸气，这也是得于湘人的血性与耿直，以及浪漫想象情怀。画面中的造诣特别是装饰和构成趣味最能体现湖湘艺术的现代文人画风。
艺术最宝贵的是精神，从上述画家中可以看出，湖湘文化最可贵之处在于勇于创新，这是从革命前辈、黄兴等人身上提取出敢为人先的勇气和仁者气质，从屈原的浪漫主义提取艺术情怀，从早期马王堆帛画中提取开创精神。如今的湖南艺术家们秉承了湖湘精神，坚持艺术来源于生活，表现本土化、民族化的艺术，展现出其淳朴，自强不息，勇于创新，善于探索的艺术个性，在创作技法上也力求推陈出新，倾注个人情感进行主观创作，对自身内心感受的艺术展现。今天我们能够看见浓郁的湖湘艺术特色，看到湖南当代艺术家们正展现前沿风貌，显现个性和本土特色，继续传承和发展着湖湘文化，相信湖南美术界在以后的发展中会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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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湖湘文化概论篇2
该丛书的出版宗旨即“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作为中华文化的一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湖湘文化值得深入发掘和研究；尤其是近代以来它那“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精髓的昂扬展示，及其由此而形成的某种强势色彩和现实意义，更体现出它在中华文化长河中独特的价值和生命力。这自然意味着更有必要对其加以探询和弘扬。弘扬湖湘文化，就需要先来辨析湖湘文化的内在精神特质，而要明确湖湘文化精神和特色，首要的是对湖湘文化的渊源和精神承传加以言之有据的梳理、分析和定位，需要做具体、深入的资料整理和基础性的研究。因此，以现实意义为旨归的湖湘文化建设和弘扬，其实又首先是科学，是可以在不同层面上展开的学术性研究。人们既可以通过历时性地梳理湖湘历代典籍文献，从而完成对湖湘文化精神的概括，也可在近代以来湖湘精英的文韬武略和事功业绩的执着追求中，发现湖湘文化人格的特征和魅力；既可以在新时期某些领域的改革开放的尝试和率先实践中，管窥湖湘文化精神催生下的探索和创造意志，也可以通过当下湖湘众生的日常行为方式和世俗思维惯性，来理解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及其潜在的精神承传。而从分布于湖南不同地区的传统的“文化世家”入手，来把脉和提取湖湘文化精髓和内在特征，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更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涵盖性和说服力的。彭文忠女士撰写的《湖南历代文化世家——湘潭黎氏卷》，便是在这一意义上，客观而清晰地将一个可以称为湖湘文化的代表的世家推到了读者面前。
既然称其为“文化世家”，就表明这个家族必定具有整体上的较高的文化修养，文化世家在民间也自然多承享“书香门第”之誉；其家族子弟也必定尽显才学，鸿儒出入，才俊往来，即后人所谓人才群体化、家族化，这是文化世家不愧为这一美誉的最基本的前提。湘潭黎氏家族便是“累代科甲”之族，历代“寄身于翰墨”，以至吟诗结社、文章唱和、书画遗友，成为黎氏家风及其社交的一种标志性方式。从受教育程度来看，黎家重文化教育，几代人都是读书人，可谓诗书世家。但从“黎氏八骏”之重祖黎祚泽、曾祖黎大鄂、祖父黎葆堂，到其父黎培銮，再到“黎氏八骏”及其后人，我们不难看到他们身上那种作为读书人的鲜明特征：祖辈父辈们“读书求仕”，科举入仕，走传统士子走了千百年的道路；二十世纪初的社会变迁，让锦熙们从传统读书人的道路上分离出来，逐渐演变成“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黎家总共有“六”代知识分子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仅“黎氏八骏”中就包括语文大师、教育家、音乐家、作家、戏剧艺术家、地矿学家、桥梁专家等，广为人知。但是，身为典型的湖湘文化一脉的黎氏家族，其世家的标志性特征及其文化意义，决不止于“诗书继世”这一外在的基本点上。在其标志性的家族光环中，更能引起我们关注和重视的，是黎氏家族对湖湘文化以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的承传，是黎家代代相传的开明、忠厚的家族门风和人格意志对湘中地域社会文明的辐射作用和表率意义，是其家族延续的忧国忧民、经世济群的躬身实践所体现出的积极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取向。
这首先表现在黎氏家族成员们强烈的经世救国和政治参与意识方面。如黎松安先生虽偏居一隅，却一直关心国事，支持维新；中日甲午战争时，中国海军惨败，他曾经发表过慷慨激昂的言论，抨击当权者的腐朽无能。后来的黎氏八兄弟虽事业各有所好，但都秉持一种“士不可不谓任重而道远”的文化承诺，自觉弘扬父辈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世家传统。黎锦熙十七岁时就组织了“德育会”，以“致良知”和“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福利”为宗旨，不惜“牺牲个人、努力救国”，办《长沙日报》、《湖南公报》，任总编，写社论、时评，为振兴中华大声疾呼。即便是从事文艺工作的黎锦明、黎锦晖等人，也同样是将艺术追求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黎锦晖年轻时自命为“革命党”，并参加了同盟会，还在《湖南公报》和长沙《大公报》上发表过不少讥评军阀和愤世疾俗的唱词，讥评时政旧俗，表达其爱国、正义思想；强调“音乐与国家民族之关系”，认为“国富民强，音乐自然雄壮而快畅，若是国弱民贫，凭你请上六双莫扎特，一打贝多芬，苦于写不出‘治饿驱寒’的曲子，也是枉然”。作为文学家的黎锦明从上世纪初期走上文学道路始，就一直关注着社会的兴衰变化，湖湘文化中强烈的政治意识和社会干预意识，促使他从一个乡村青年成为一个以小说反映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的作家；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参加了海丰革命活动，并写成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的中篇小说《尘影》；“九·一八”战争爆发，更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热忱深入前线，广泛采访抗日官兵、民众，创作了歌颂上海军民抗击日军保卫国土的中篇小说《战烟》；抗战时期坚持参加文化界的抗日宣传、教育工作，写出了《赤峰之战》、《战士与武器》等讴歌“为守上海负责”、“将死亡博得胜利”的抗日勇士的作品，表现出高度的关心国家社稷、重视民族安危的爱国情怀。
另一方面，黎氏世家虽为当地出名的一大富绅，却为富思仁，一直秉承乐善睦邻的家教，黎氏家风在当地有口皆碑。而这种家风实则具有深刻的民族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内涵和意义。黎氏家族内重修身养德，孝悌笃诚，和睦相待，对外仁德忠厚，自觉助人，与本乡民众感情十分融洽。“黎氏八骏”之父黎松安为人温文尔雅，从不装大摆架子，贫富一视同仁；乡邻造访或有事相求，从来都是热情礼遇、尽力相助；对下人宽厚仁慈，视同子女，尤其对极贫困或遭遇不测的人家，总是设身处地地持换位思考的态度而施以援手；佃农或交不起租，黎家不仅不追讨，反而会送米送布；遇到大灾大害之年，还会给佃户全部免租，并拿出一些陈谷接济贫苦人家，因此黎家佣人及乡民对黎家大都感恩不尽，甚至有的女佣人出嫁后终生把黎家当作娘家。诸如此类，不仅见于湘潭县志记载，更流为民间美谈。或如该书作者所说，如湘潭黎氏这样的文化世家的行为，不仅塑造着自身的“文章道德”的人格魅力，也潜移默化地浸染着当地的乡土风韵，无形中承担起了地方教化的责任。他们秉承了传统的民族文化、湖湘文化的神髓，同时也成为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播者和表率，传播着、延续着民族传统的、也是人类所共同信仰的精神文明。
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精神，无疑可在中国近现代某些威震寰宇、扭转乾坤的人物身上，得到解释和印证，但是，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标志性精神特征，它其实更深地植根于地方民众的行为方式和价值选择中。而作为基层民众的行为和价值追求的表率性、主导性力量，作为该地域的一种风向标式的德高望重的文化世家，其家族的行为和追求，则更能生动、深刻而全面地体现这种文化精神。湘潭黎家便是这样的一个湖湘文化标本。在晚清的维新变法运动中，湖南被称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建学校、创报纸、兴学会、办实业，促成了“新湖南”热潮，这得力于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具有改革思想的政府官员和开明的地方绅士的三方协作。而兼有知识分子和地方绅士身份的黎松安，就在这一社会潮流中起到了中坚作用。比如他认识到教育兴盛乃“立国之元气，致强之本原”，于是身体力行，先后兴办几所学校，让族人及贫苦人家的子弟得以入学读书，并革新教育方式和内容，使后代接受中西合璧式的教育。同时，这一文化世家的子弟，不仅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中西贯通、中体西用的行为趋向，而且共通性地立志于国计民生，走学以致用的经邦济世之路，积极面世，不喜空谈。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黎氏八骏”不仅个个思维活跃、心怀天下、锐意变革创新，而且都成为学有专长的经国济世之才，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追求，还铸造出一种强烈的地方人文精神。可以说，黎氏世家以其家族一代代延续下来的道德传承、价值取向、信念追求和行为方式，为湖湘文化精神做出了生动的、有说服力的阐释。
近代湖湘文化概论篇3
关键词：湖湘文化；民歌湘军；影响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387（2013）01-0092-04
民歌湘军的崛起，是继电视湘军、奥运湘军和出版湘军之后，音乐界界出现的“湖南现象”，是几代湖南音乐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民歌湘军的崛起也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化延伸的产物。解读民歌湘军取得成功的深层次原因，必须从探究其文化背景出发。实际上，正是厚重的湖湘文化底蕴滋养并助推了民歌湘军的崛起与辉煌。湖湘文化是对湖南这一特定地域文化的称呼，是中国传统文化园中的一枝奇葩。“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湖湘文化蕴含的精神特质催生了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现象，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研究民歌湘军崛起的湖湘文化背景，对于促进民歌湘军更好地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涵与湘军现象
湖湘文化是自古以来生息在湖南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创造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千余年来，理论上的湖湘之学与地域上的湖湘之风，互为影响，融合升华，终成一脉，共同织就了湖湘文化。湖湘文化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既包括精神文化，也包括物质文化；既包括雅文化，也包括俗文化；既包括有形地域文化，也包括无形地域文化。
关于湖湘文化蕴含的基本精神特征，国内外学术界特别是湖南学术界进行过种种概括和总结，可谓见仁见智。笔者认为，湖湘文化的核心精神，渗透于湖湘血液之中，具有突出性、恒定性和普遍性。湖南人骨子里的湖湘文化烙印，是“湖湘基因”的根本构成，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湖南人的性格特征。例如“霸蛮”和“死硬”等特点。湖湘文化的精髓和灵魂主要表现在：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勇于承担，舍我其谁的自信品质；吐纳百家，兼收并蓄的融合精神；先忧后乐，心系天下的爱国主义情怀；坚忍不拔，百折不屈的拼搏精神；经世致用、不尚空谈的务实精神；团结互助、帮扶推荐的浓郁乡土情结等。湖湘文化的核心精神，从古至今激励着湖南人，影响着湖南的政治、经济和生活；也为今天民歌湘军的崛起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为民歌湘军的发展与成长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湘军是晚清时对湖南地方军队的称呼。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集团是清政府实现中兴的砥柱。“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湘军集团人才辈出。湘军的出现是近代湖南人才臻于极盛的契机。其后，湖南开始了人才群体的井喷现象。湘军已成为湖南人才和成功现象的精神象征，至今湖南人对此仍然非常自豪，并把湖南社会各方面的人才群体现象称为“湘军”。例如，称雄奥运赛场的体育湘军、引领媒体潮流的电视湘军、屡获政府大奖的出版湘军等。各路“湘军”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骄人成绩。“湘军”现象也极大地推动了湖南文化产业的发展。近年来，在民歌、旅游、教育、制造等领域，“湘军”现象也开始崭露头角。“湘军”何以成为同行业的翘楚？“湘军”现象何以层出不穷？究其根源，湖湘文化的潜在影响功不可没。正是湖湘文化背后的驱动，成就了璀璨绚丽的“湘军”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湘军”现象是湖湘文化这株千年老树，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出的灿烂之花。
二、民歌湘军的崛起及其代表人物
民歌湘军的崛起始于上世纪70年代。从歌唱家李谷一操着浓浓的湘音，放下《补锅》的小铲子，走进中央乐团开始，民歌湘军迈出了征战北京乃至全国的第一步。而著名作曲家白诚仁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创作了以《挑担茶叶上北京》、《洞庭鱼米乡》等大量极具湖湘特色的歌曲，为民歌湘军在音乐征途上越走越远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支持。此后，民歌湘军插上了腾飞的翅膀，队伍越来越壮大，作品越来越经典，影响越来越广泛。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由人靓歌甜的“湘妹子”张也、宋祖英、陈思思、吴碧霞、刘一祯、易秒英、雷佳、王丽达、陈莉莉、谌蓉、廖沙、湘女、晏菲等一大批优秀的湘籍歌唱家或青年歌手组成的团队，开创了民歌湘军的新纪元，撑起了中国民歌演唱艺术的大半壁江山，唱红了中国，唱响了世界！除这些为广大观众所熟悉和喜爱的歌唱家或歌手外，还有中央民族乐团的傅莉珊，从星大光道脱颖而出后进入二炮文工团的张琛，北京歌舞剧院的米亮，以及何怡、王相周、曹晓静、虞珍妮、习慧敏、刘禹含、何美琳等中国音乐学院和艺术学院的学生，构成了民歌湘军的强大后备力量。
民歌湘军的成长，经历了无数次挑战，也取得了辉煌战果。（1）青歌赛战场：2004年，湘女雷佳、王丽达、陈莉莉一举包揽前三名。此后，王丽达又在2010年青歌赛上获得第一名。（2）国内舞台：2007年春晚，有8位湖南歌手登台！宋祖英更是自1990年以来每年亮相春晚；而李谷一的《难忘今宵》则是春晚结束的标志曲目。2004年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赴张家界慰问演出、2006年湖南电视台“情系大湘南”赈灾演出、2008年奥运会闭幕式演出、2009年湖南省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主题文艺晚会“湘江颂”等，民歌湘军更是集体接受检阅，彰显了雄厚实力与非凡成就！（3）国际舞台：当宋祖英成功在悉尼歌剧院、维也纳金色大厅、肯尼迪艺术中心举办个人音乐会的时候，当吴碧霞在国际声乐比赛上获得金奖殊荣的时候，民歌湘军走向了世界。当“嫦娥一号”飞往月球的时候，《难忘今宵》、《爱我中华》、《走进新时代》和《但愿人长久》“奔月进行曲”响彻寰宇。“从来不蓄湘累问，唤出嫦娥诗与听”。
放眼中国，有哪一个团队，像民歌湘军一样，在短短二三十年时间里，赢得了一个又一个属于自己的荣耀，源源不断地为中国民族声乐培养输送人才，并始终引领中国民族唱法的潮流。民歌湘军的崛起，称得上是音乐界的“湖南现象”。民歌湘军的崛起，是湖南人才群体现象的又一突出有力证明。
三、湖湘文化对民歌湘军的影响
任何一种现象的背后，必然隐藏着深刻的内涵。民歌湘军从出现到崛起再到辉煌，也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必然存在深层次的原因。民歌湘军从领军人物李谷一、白诚仁到骨干力量宋祖英、张也等，再到一般队员湘女、晏菲等，均由湘籍人员组成，这是民歌湘军的最大共性与特点。湖南人特有的“霸蛮”性格与湖湘文化的千年积淀必然在系出湖南的民歌湘军身上打下深深的湖湘烙印。在湖南省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主题文艺晚会《湘江颂》上，宋祖英感言“难忘家乡的山，难忘家乡的水，难忘家乡的吊脚楼，难忘家乡的小背篓”，受到现场观众热烈欢迎；李谷一则仍然以她的十二个字总结湖南人的性格“吃得苦，霸得蛮，不怕死，耐得烦”，获得了全场热烈掌声。湖湘文化中的霸蛮特质、百折不挠、乡土情结等精神特质对民歌湘军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湖湘文化“敢为人先”的主体精神是民歌湘军崛起的源动力。凭着敢闯敢拼的勇气，民歌湘军创造数不清的“第一”。例如，李谷一是第一个成功由花鼓戏演员转变成为歌唱家的湘妹子。她运用气声唱法演绎的《乡恋》是中国大陆第一首通俗歌曲，开创了中国通俗音乐的先河。1985年李谷一到法国、荷兰等举行了个人独唱音乐会，是国内第一个到国外开音乐会的歌手。正是因为这种敢为人先的精神，才为民歌湘军的崛起做好了铺垫和准备。在随后三十多年里不断有湘妹子唱着花鼓戏走进北京，经过专业声乐训练后成为优秀的歌手或者歌唱家，使得民歌湘军站稳了脚跟。再例如，宋祖英从一个不谙世事的苗族小姑娘唱着《小背篓》走出了湘西的大山，走到了北京，走进了海政文工团，走向了全世界。宋祖英是世界上第一个先后在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维也纳金色大厅、肯尼迪艺术中心举办个人独唱音乐会的歌唱家，是国内第一个在北京鸟巢举办演唱会、与多明戈等国际级大师的合作的歌唱家，她已经成了中国民族声乐的代表人物。你可以不喜欢民歌，但不可能不知道宋祖英，不可能没有听过她的歌。没有这种敢为人先的胆魄，就不可能有民歌湘军的崛起与辉煌。
湖湘文化“舍我其谁”的自信品格是民歌湘军取得成功的坚实基础。自信是湖南人性格又一大特点。“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早年曾立下“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壮志；怀才不遇，几经沉浮的民国英才杨度在著作《湖南人》中唱出“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情；还有岳麓书院门口挂着的“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牌匾。无不表现出湖南人“舍我其谁，豪气干云”的自信品质。湖南人凭什么？凭的就是这种“舍我其谁”的信心与霸气。这种品质也同样映照在湘籍女歌唱家身上，“辣不怕、不怕辣”的辣妹子的“辣”味里面就充满了自信。吴碧霞是非常自信的，没有令人羡慕的身材与容貌，身材娇小的常德妹子能将湖南民歌《洗菜心》唱得柔肠百转，也能将咏叹调《晴朗的一天》唱得大气磅礴。自信的吴碧霞认为：一个人的歌唱机能完全具有足够的张力容纳，最重要的是这个人从主观上必须具有开放的歌唱观念和灵活的思维方法。她用实力证明了自信。同样，民歌湘军的成员都有着与生俱来的自信，也有着证明自信的勇气与执着。正是这种品质，为民歌湘军的崛起与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湖湘文化“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助推民歌湘军走向辉煌。坚韧执着、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造就了湖南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只要是认准的“理”，就会不计较个人安危得失，勇往直前，奋不顾身，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湖南人能吃苦，认死理，主张“扎硬寨”，“打死战”，“打脱牙和血吞”。正是这种不怕牺牲的死硬精神支持着湘籍歌唱家，只要认准了民歌事业，就会矢志不渝地走下去。例如，宋祖英的刻苦是出了名的，金铁霖说：“宋祖英成名前，一直住在我们学校地下室，我给她上课，只要一打电话她准在，感觉随时随地她都在等着上课。一般人很难做到这点。她的成功完全靠她自己的刻苦”。王丽达在2002年第十届青歌赛演唱《亲吻祖国》获得民族组银奖，2004年第十一届青歌赛再次获得银奖，但是性格倔强的她不满足于银奖，在声乐道路上加倍努力，孜孜不倦。功夫不负有心人，王丽达2009年获得第七届中国音乐金钟奖金奖，2010年第十四届青歌赛民族唱法专业组金奖。正是这种顽强与执着，才有了民歌湘军发展到今天的辉煌。
湖湘文化“兼收并蓄”的融合精神支撑民歌湘军越走越远。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民歌湘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秉承了湖湘文化“兼收并蓄”的优秀传统，将一切有利于民歌演唱的优秀元素为我所有。湖南省境内丘陵、山地广布，少数民族众多，山歌流传广泛，代表性的地方民歌就有桑植民歌、嘉禾民歌和梅山民歌等。这些民歌能够表达各种不同情感，有浑圆嘹亮的山歌、优美抒情的小调，有欢快活跃的花灯、低沉哀怨的曲艺，还有气势磅礴的号子、荡气回肠的薅草锣鼓等。千百年来，她总是“亲切的伴随着历史”（田汉语），反映着这“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思想、感情、理想和愿望。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的湖南地方民歌为民歌湘军在发展过程中汲取营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地理优势。另外，源于民歌的湖南花鼓戏也是民歌湘军的主要“给养源泉”之一。行腔美、韵味足，几乎是所有湖南女歌唱家共同的特点，其根本原因是她们之中大部分都是花鼓戏演员出身，包括李谷一、张也、雷佳、王丽达、黄卓、湘女等。花鼓戏是最优美的地方戏剧之一，是行腔相当复杂的剧种，也是最接近民族唱法的剧种。民歌湘军成员可以随心地演唱《龙船调》、《洗菜心》、《思情鬼歌》、《刘海砍樵》等湖南民歌和花鼓戏曲目。有了地方民歌和花鼓戏的先天基础，经过专业声乐训练，再借鉴融合西洋唱法的发声技巧，民歌湘军就能集大成于一身，从容应对各种风格的民歌。
湖湘文化“乡土情节”的团结互助是民歌湘军立于不败的重要因素。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湘籍人才之间的帮带、扶植和举荐。在这方面，湘军领袖曾国藩最为典型，他特别重视从同乡中选拔人才，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心”。他推举彭玉麟和杨载福于微末之时，重用罗泽南和李续宾于军旅之中。正是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互相援引、推荐、庇护、提携，利益攸关，结成一体，走向社会，发挥才智，形成影响全国的湘军现象。湘军如此，湘军以后出现的湖南人才群体，大抵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类似情形。民歌湘军亦不例外，李谷一在推荐湘籍民歌人才，帮扶湘籍女歌手成长方面，就像曾国藩一样不遗余力。绝大多数进京唱民歌的湘妹子都与李谷一有着或深或浅、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张也的成长与成功，就与李谷一的帮助密不可分。在李谷一的帮助下，她1986年走进中国音乐学院，师从金铁霖，成为中国第二个民族声乐硕士，跻身于“中国民族歌坛四大名旦”之列。从来不收学生的李谷一破例收下了与自己性格相似的刘一祯，之后刘一祯进入空政歌舞团，成了家喻户晓的民歌演员。宋祖英对易秒英亦可谓关怀备至，曾经让出作品《月亮花儿开》，让易秒英充分展示自己的天赋。在国家大剧院“真爱如歌”慈善演唱会上，宋祖英也亲自到场助阵，给予易秒英极大鼓舞。对此，易秒英曾多次公开表示，“没有宋姐，就没有今天的我”。其实，湘籍歌唱家之间相互“抬桩”的事例不胜枚举。事实证明，没有湖湘文化“乡土情结”影响下的团结互助与相互“补台”，民歌湘军很难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近代湖湘文化概论篇4
“白诚仁音乐作品研讨会”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郑会林主持，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魏委代表主办单位致辞，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傅庚辰发表了重要讲话，郑伯农、顾春雨、冯光钰等中国作协、中国音协老领导，罗成琰、周祥辉、黎晓阳等湖南省文联、文化厅领导出席了会议。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文化报》、《文艺报》、《音乐周报》、《湖南日报》等新闻媒体，《人民音乐》常务副主编金兆钧、《儿童音乐》副主编晨枫、《音乐创作》原常务副主编龚耀年、《中国音乐》副主编赵志扬等亦受邀莅会。与会3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无论是会上还是书面发言都精彩纷呈，识见高远，对白诚仁的音乐艺术实践、审美创造成就、人品艺德、职业操守、人格境界等等，都给予了充分肯定与高度评价。
一、开创当代湖湘音乐伟业的领军人物
中国音乐家协会原书记处常务书记冯光钰教授发言认为，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音乐湘军”一领中华民族音乐之，湖南籍音乐家吕骥、贺绿汀、黎锦晖、黄友葵等旗帜人物业绩累累，迄今仍在我国音乐星空灿射光辉。新中国成立后，当一批德高望重的老音乐家为湖南与全国音乐事业书写辉煌时，以白诚仁为代表的音乐家，在音乐创作、音乐理论、音乐编辑、音乐表演及音乐教育诸方面，均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周跃峰教授、湖南文理学院音乐系王帅红讲师分别以书面发言在全面论述白诚仁合唱作品艺术特色的同时，高度赞扬白诚仁立志扎根湖南，谢绝数次上调北京工作的机会，倾尽心力地为弘扬湖湘音乐文化而建树辉煌。
中国作家协会原分党组副书记、《文艺报》原总编辑郑伯农，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汪毓和教授，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黄白教授，中国音乐家协会《词刊》原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刘钦明的发言都认为，白诚仁不仅是才华横溢的作曲家，而且是发现与培养了一批优秀湘籍歌唱家的声乐教育家，不仅为保护与传承湖湘民族民间音乐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而且是一位建树卓然的民族音乐学家。魏委副部长在致辞中指出：“白诚仁同志是扎根三湘沃土50多年，深受湖湘文化滋养，成就卓著的音乐家。他的人品也受人敬仰，他是我们湖南音乐界的骄傲，是文艺工作者学习的楷模。”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白诚仁是开创当代湖湘音乐伟业的领军人物。
二、传承优秀民族民间音乐的过硬三功
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作曲家傅庚辰将军讲话中指出：“白诚仁是四川人，1955年一头就扎到了湖南，民族民间的营养已深入到他的血液中，融入他的灵魂里了。这是他成功的根本原因。”湖南师大音乐学院刘镇钰教授认为，白诚仁是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于一身的音乐家。他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他在传承民族民间音乐的同时勇于创新，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中央民族乐团原团长竹风从白诚仁的音乐创作深入生活、继承创新、技法技巧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他认为白诚仁的作品有活力有技巧，在于立足传统创新；作品有个性，在于向各民族民间歌手学习的过程中善于融会贯通、提炼与升华。
湖南省音协名誉副主席、作曲家魏景舒以《川子心，湖湘情――论作曲家白诚仁声乐作品创作的艺术成就》为题，认为白诚仁高举民族音乐大旗，有着过硬的“三功”，即生活功、继承功、技巧功，且三功并重，身体力行。他不但挖掘继承传统，而且将其溶化到自己的骨髓中、血液里，运用到每件作品的具体创作中。音乐文学家晨枫认为，由于白诚仁在半个多世纪里兢兢业业、扎扎实实地深入民间音乐之中，才有他一首首、一部部成为经典的精品力作，为祖国的艺术宝库增添了异彩。
就传承的问题，白诚仁在会上十分激动地说：“我整整花了五年时间，拜了1000多个师傅，向他们学习民歌。这就是我的生活功、继承功、技法功。所谓‘三功’，也是在向民歌学习中获得的。”中国人民艺术学院研究员、作曲家傅晶教授着重阐述了民族民间音乐要传承不能断代的观点。他认为，白诚仁好作品多，不少是称得上经典的。我们要像他传承民歌一样执着，努力做好传承工作。特别是对待优秀的传统音乐，要学习白老师那种强烈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意识，“还歌于民”，不但要继承更要不断发展、创新。文化要传承，优秀的音乐文化切切不能断代！
三、遵循音乐创作科学发展的康庄大道
傅庚辰主席在讲话中强调指出：“音乐发展要遵循科学发展道路。”他认为，“科学发展最本质的是实事求是。如果一个作曲家写的作品不考虑听众，不考虑服务，不考虑什么人能接受，是不可能成功的。音乐作品必须雅俗共赏，必须现代技法中国化。必须实事求是，面向听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样才是科学发展的道路。”
白诚仁的音乐创作，始终是以“实事求是地贴近群众发心声”为圭臬的。正如广东省韶关学院音乐学院院长王大燕教授题为《论白诚仁民族音乐创作艺术特色》的发言所指出的那样，白诚仁整个艺术实践活动扎根于民众，取材于民众，服务于民众。他的音乐创作最大特点是走与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运用苗族、侗族、瑶族等各民族人民群众乐于接受的音乐元素，作品既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地域文化生活气息，又能为大多数群众认同和具有广泛的传唱性。特别是他善于吸收外来的创作技法为我所“化”、为我所“用”，力求既有传统的文化神韵，又富有现代气息，从而实现弘扬湖湘音乐文化的愿望。
中国人民空政歌舞团作曲家姜春阳、中国人民海政歌舞团作曲家赵恕心在发言中，都谈到了白诚仁的音乐创作始终注重于面向群众、贴近生活，其作品是实事求是的典范。所以，他的作品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有着鲜明的时代生活烙印、特殊的审美价值和超越时空的艺术魅力。作曲家龚耀年在发言中指出，白诚仁之所以创作成就卓尔不群，是与他半个多世纪以来时时刻刻在考虑人民群众对音乐文化的需求，深深扎根于现实生活中分不开的。他的创作经验“六法”，就是他的艺术表现手段与科学思维高度融通的概括与总结；他的作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唱（听），可谓百唱不厌，百听不厌！
中国音乐家协会分党组原副书记、秘书长顾春雨认为，白诚仁是在新中国初期成长起来的作曲家群体中，作品最具有民族性、群众性，最富有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的一位代表人物。他沿着音乐创作科学发展的康庄大道，走遍了湖南少数民族居住的村寨，行程一万公里，正因为他这样认真、勤奋地向群众学习、向民间学习，才有他今天的成就。他运用人民群众最乐于接受的表现技法，即便是借鉴外国现代手法，也要“化”为本民族的东西。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富有个性。他的经验值得宣传、值得倡导，值得我们音乐工作者好好学习。
四、实践音乐艺术创作崇高的人格境界
冯光钰教授发言还着重论述了风格即人的问题。他认为白诚仁的音乐作品像他为人一样刚健、质朴、坦荡。比如《小背篓》是作曲家积淀大半生，厚积薄发的人生记录，与时下那些无病的歌调相比，自然散发了几乎无法复制的独特的艺术魅力，这也正是他人格魅力的写照。
顾春雨认为，何纪光、宋祖英、张也、吴碧霞等，他们的成名不仅得益于白诚仁发现和培养，得益于他的音乐作品，更重要的是得益于他高尚情操潜移默化地对做人的引导。白老师培养歌手与业余作曲者是全心全意的，从不取分文报酬，还经常免费提供吃住，可谓无私胸怀、无私奉献。
中国人民总政歌舞团词作家李幼容着重谈到白诚仁的人品艺德。他说，白诚仁在全力培养音乐人才时，始终高扬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大旗，特别值得我敬重。他爱国爱民，敬业乐业，辛勤耕耘，淡泊名利，他从人民当中吸取营养，又回报人民。他能与时俱进，将人民感情按新的时代要求升华，然后反馈社会，产生共鸣。
赵志扬教授谈到白诚仁在音乐创作上对旋律、对民族性、对民族风格的追求，是令人钦敬的。白诚仁的人格魅力，同他的作品一样光彩照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认真向白老师学习。中国唱片总公司总编室原主任杨绍谦教授认为，白诚仁半个多世纪以来心神守一地实践音乐艺术创作崇高的人格境界，这种精神同他的音乐作品一样，是最有生命力的，能永远感动人、鼓舞人、激励人。
研讨会气氛一直十分热烈。76岁高龄的白诚仁满怀激情的简短答谢发言，深深地打动了所有的与会者。他反复强调优秀的民族文化使我们产生民族精神，如果没有民族精神就富强不起来。他认为传承优秀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要不辱这神圣的使命。
中国音乐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郑会林衷心祝愿白诚仁先生健康长寿，为祖国为人民奉献出更多更好的精品力作。他希望通过“白诚仁音乐作品研讨会”，总结他的音乐艺术成就，探索他的音乐艺术真谛，弘扬他艺术的懿行风范，学习他勇于创新、甘于淡泊、乐于奉献的职业操守，从而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不断打造新的辉煌。
近代湖湘文化概论篇5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7）05-0117-03
关键词：湖南文献；范围与内容；特征；理论体系
湖南文献是在湖湘文化土壤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地域性文献。根据湖南区域的文化特点，笔者认为湖南文献可定义为：记录湖南区域内一切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及群体活动的载体。湖南文献是湖湘文化和湖南社会的沉淀与缩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湖南文献发展现状
湖南文献是湖湘文化的产物，随着湖南的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而逐渐产生、发展和繁荣：①造纸术发明之前，中国文献载体经历了石头、金属、龟甲、简牍、丝帛等不同形式的演变，湖南出土了一批这一时期的简牍和帛书。②湖南文献经过先秦两汉时期的萌芽，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缓慢发展，文献数量和种类都有所增加，由秦汉时期的零散记载发展为成型专著。③唐代社会的繁荣和文学艺术的发展，使湖南著述以集部为主，产生了大量诗文别集。④宋代，随着湖湘文化的成型和湖湘学派的发展，文献数量和种类都大有提高。⑤经过元明时期的发展、清代学术的繁荣和湖湘人物群体的出现，湖南产生了一批影响至今的优秀著述。⑥民国时期，图书、期刊、报纸等类型的文献逐渐丰富，数量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⑦1949年至今是湖南文献的繁荣发展时期，随着专业出版机构的建立、文献编印机构的增多、载体形式和传播方式的变化，使当代湖南文献出现了图书、期刊、报纸、电子音像、网络文献、数字文献多元并存的局面，文献数量和类型超过历史时期的总和。
随着湖南文献的发展，在文献整理方面产生了分类、目录、版本、校勘、标点、辨伪、注释、考据、辑佚等工作，特别是随着现代化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湖南文献工作范畴不断拓展，走向网络化、数字化建设。湖南文献的编印和出版由古代私家和官府刻印逐渐走向多元化，湖南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社会团体及个人都可以是文I的产生和出版机构。湖南文献的搜访与典藏工作涉及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史志办、文史委等多个系统。湖南文献的研究和开发利用逐渐广泛化和普遍化，服务于地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不同领域的发展与建设。
2湖南文献的范围与内容
湖南文献是一种具有特殊性和地域性的地方文献，是地方知识的记录载体，从古至今，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文献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丰富和扩展。因此，笔者认为湖南文献应包括地方史料、地方人士著述、地方出版物三部分。
2.1地方史料
湖南地方史料是指记录湖南区域历史与现状的一切资料。其全面翔实地记载了区域内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语言文字、风土人情、山川河流、物产资源等各方面情况，是以内容的地方性特征来界定的湖南文献。只要文献内容能反映湖南区域的情况，不论古今、著作者籍贯、出版地域、载体形式、文种、文献类型等，皆属于湖南地方史料的范畴。
但地方史料中“地方”一词是相对的，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湖南行政区划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西周时湖南区域为荆州南境，春秋战国时期纳入楚国版图。唐代宗广德二年（757）于衡州设置“湖南观察使”，这才有了“湖南”这一称谓。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壮大，到新中国成立后，湖南区域才逐渐确定下来，因此，湖南地方史料中地方的范围是相对的。结合地方社会建设的切实需求，湖南文献收藏与研究机构应严格控制地域范围，恰当地把握文献资料中的地域性问题是界定湖南地方史料的重要原则。
2.2地方人士著述
“地方人士著作取决于著作者的籍贯”[1]，这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同时，学术界还主张广义理解地方人士的含义，认为地方人士包括本地籍人士和工作、居住在本地区的外地籍人士[2]。因此，湖南地方人士著述应包括从古至今湘籍或在湘生活与工作人士的著述，也包括生平事迹、传记、评传、年谱、回忆录、照片、研究著述等。
现见于文字记载的湖南地方人士著述最早出现在秦汉三国时期，清光绪《湖南通志・艺文志》著录秦汉三国时期的湖南地方人士著述有蜀汉蒋琬撰《丧服要记》等七种。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临湘邓粲《晋纪》和耒阳罗含《湘中山水记》等成型的湖南文献著述。据清光绪《湖南通志・艺文志》著录书目，三国至唐湖南地方人士著述有220种，宋代有210余种，元代有70余种，清代有4，290余种[3]。另外，《湘人著述表》统计，秦汉至五代时期湖南地方人士著述有114种，宋元时期有399种，明代有1，481种[4]。民国时期和现当代湖南地方人士著述繁多，尤其是当代的数量和种类已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这些书目著录及整理研究可以大概反映出湖南地方人士著述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古至今的发展过程。
2.3地方出版物
湖南境内考古发现的金属、简牍、丝帛文献是湖南远古时期的文字记录载体，也是湖南文献的最初类型。随着雕版印刷术的运用，湖南刻印或编辑出版了大量的雕版书、石印书、铅字书等。受现代化印刷技术和信息化发展的影响，湖南地区还出版了图书、期刊、报纸、电子音像、数字文献、网络文献等多元化的文献。另外，从1978年开始，随着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以及数字化技术的运用，湖南文献构成了包括手书型、刻写型、印刷型、缩微型、视听型、网络型、数字型等文献的多元文献体系。
3湖南文献的特点
3.1地域性
“地方文献是文献的种概念，在文献这一属概念下，地方文献与其他类型文献的本质区别在于内容上具有地方特征。”[5]湖南文献是湖南区域的文化产物，具有普通文献所不具备的地域性和特殊性。如：湖南文献中的一个重要类型谱牒文献，以地方社会家族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一家一族兴衰迁居、人口繁衍、家规伦理、婚丧嫁娶、田产物资、功名业绩等方面的记载，为了解和研究湖南地方社会家族制度、宗法思想、人口问题、经济史、民族史、社会史、民族民俗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既是厚重的家史，也是厚重的社会史，地域性是其最显著、最突出的标志。
3.2多样性
随着文献载体形式和生产出版方式的发展变化，湖南文献的类型逐渐丰富起来。历史悠久的湖湘文化和湖南多民族聚集的特性也决定了湖南文献类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如：口传文献是湖南文献的一种类型，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的史料，通常以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寓言童话、谚语歌谣、诗歌经文、风俗民歌等形式流传于民间，内容涉及湖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语言、文学、宗教、艺术等多个领域。造纸术发明以后，雕版、石印、铅印改变了湖南文献的存在方式，湖南文献从唐代开始基本都是纸质文献，直到现在，纸质文献一直都是湖南文献的重要存在形式。随着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等的飞速发展，湖南网络文献和数字文献产生并得到了广泛运用。
3.3历史资料性
湖南文献是地区历史与现状的真实写照，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如：湖南文献中最具地方特色和使用价值的地方志，最早约始于三国两晋时期。张国淦编著的《中国古方志考》记载：“魏晋至元代这段时期中，湖南有地方志154种。”[6]明清之际，湖南修志已形成普遍风气。清乾隆年间，湖南编修了第一部省志《湖南通志》，全书分40个类目：“星野、沿革、舆图、疆域、山川、城池、关隘、津梁、堤堰、公署、户口、田赋、蠲恤、积贮、矿厂、学校、典礼、秩祀、祭器图、乐器图、陈设图、乐舞图、风俗、物产、兵防、驿传、理苗、藩封、职官、选举、名宦、人物、烈女、流寓、古迹、陵墓、寺观、仙释、祥异、艺文”[7]。从民国时期至当代，湖南修志工作一直都在进行。
3.4知识集成性与转换性
湖南文献是湖南地方知识的记录载体，其文献产生本身就是一个知识的物化过程，现在人们能看到或运用的湖南文献是地方人士将知识通过文字、图片、影像等形式记录在载体上的结果，是地方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的过程，是知识组织、序化、集合的过程。同时，对湖南文献进行的编著书目、摘要、索引、汇编等，是在一次文献基础上进行的二次文献、三次文献开发，也是将地方显性知识通过创新转化为新的显性知识的过程。因此，湖南文献的产生与发展是地方知识持续不断的集成与转化过程。
4建立湖南文献理论体系的必要性
湖南文献是湖南区域产生的特色文献，对湖湘文化与文明的传承与发扬、湖南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湖南文献需要建立独立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可以作为湖南文献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理论支撑；另一方面可以对湖南文献及相关文献活动进行系统、客观、有组织、有条理的研究和探讨。湖南历史上出现了众多的文献大家，如近代邓显鹤、唐鉴、陶澍、贺长龄、魏源、罗汝怀、曾国藩、叶德辉、余嘉锡等文献人才群体推动了湖南文献事业的蓬勃发展，尤其是当下学者对湖南文献及实践工作的研究，为湖南文献理论建设打下了基础。
5结语
湖南历史发展中产生的湖南文献卷帙浩繁，是湖湘文明几千年来的智慧结晶和精神财富。随着湖南社会的发展和湖湘文化的繁荣，湖南文献在地方社会建设与发展中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当代湖南文献需要在实践工作与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借鉴文献学、图书馆学、信息情报学的理论和方法，建立系统、完整的湖南文献理论体系，厘清湖南文献的概念、特征、内涵，梳理其历史脉络和发展趋势，构建全面、系统的湖南文献理论构架，建立湖南文献学的学科体系。
参考文献：
[1]《目录学概论》编写组.目录学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2：232.
[2]高炳礼.杜定友先生与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实践[C]//杜定友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广州：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1988：130.
[3]（清）卞宝第，李翰章.光绪湖南通志：刻本[M].清光绪十一年（1885）.
[4]寻霖，龚笃清.湘人著述表[M].长沙：岳麓书社，2009：1-1254.
[5]邹华享.关于地方文献若干问题的思考[J].中国图书馆学报，1999（1）：60-65.
[6]李龙如.湖南地方志略考[J].湖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6）：67-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