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词(收集5篇)

苏轼诗词篇1

【关键词】词、变革、词风、词体解放、豪放、表现功能、艺术品味

词最先是作为一种配乐歌唱的歌词出现的，属于音乐文学的形式范畴，它是在隋唐之际配合燕乐曲调，并以"依调填词"的方式创作出来的一种新型歌词形式。所以，从晚唐五代以来，词的主要功用是在宴乐场合供给伶工、歌女歌唱，以满足小朝廷君臣追求享乐的需要。入宋以后，新的社会环境更有利于词的发展，而宋代文人的人生态度更有利于词的兴盛。政局多变、党争激烈的时代使他们比以往的词人更普遍、更多地体验到命运的坎坷、人生的失意、仕途的蹭蹬。因而，宋代文人主要表现的是个体生存的忧患和人生失意的苦闷，从而实现了社会责任感与个性自由的整合。他们用诗文表现有关政治、社会的严肃内容，而用词来抒写纯属个人生活的幽约情愫。这样，诗文和词就有了明确的分工：诗文主要用来述志，词主要用来娱情。随着词体的发展和创作环境的变化，宋词并不是一味满足樽前筵下，舞榭歌台的需要。

北宋初，士大夫晏殊、欧阳修已经开始尝试用词来表达自己生活中的一些真情实感，描写自己所观察到的一些大自然的景象和社会现象，抒发自己在政治上的抱负和理想。从而拓展词的题材，提高词的品性，不同程度的逐步呈现出一种向传统的"言志"的诗越来越靠拢的趋势。如果说晏、欧两人以自己的创作，多少突破了传统的"词为艳科"的藩篱，在由词向诗流动的长河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的话，那么，就词的发展上看，苏轼的词正是一个转折点，他把词推到一个更为宽阔的道路上，对词的开拓和变革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词一扫五代余风，开创豪放词派，敢于突破声律，不让音乐把它捆死，将只表现"爱情"的词扩展为表现"性情"的词，将只表现"柔情"的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的词，（1）使词象诗歌一样可以充分表现创作主体丰富、复杂的心灵世界、性情怀抱，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独立抒情文体。把词堂堂正正的引入文学的殿堂，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树立了词史上的里程碑，大大促进了宋词的发展，使宋词进入了鼎盛时期。这就是苏轼对词做出的最杰出的贡献，而实现这一贡献的最根本的手段就是变革词风。无论是拓展内容，还是新化形式；无论是突破风格，还是超越人生，苏轼都以其极大的热情、卓越的才能进行了不懈的追求和努力。

一、内容的拓展苏轼对词的内容的改造是全方位的，一部《东坡乐府》不仅几乎涉及到所有传统诗的题材，而且拓展了词的题材。

（一）悼亡之词在传统的抒情诗所表达的个人情感中，最动人的是生离死别之情，以词写悼亡，是由苏轼首创。在东坡夫人王弗逝世十年之后，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以凄厉的音响，不断变换节奏的句式，恰当地表现心潮的激荡和抑郁不平的情怀，是中国词史上第一次把悼亡题材引入词中，另一首《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雾）将咏梅与悼亡合写，以花喻人，含蓄空灵，感情真挚，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苏轼的悼亡词足以与此前最着名的晋人潘岳与唐人元稹的悼亡诗鼎足而三。

（二）农村之词与山水诗一样，描写农村风情、景物的田园诗也一直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苏轼不仅注重内心世界的开拓，还注重外在世界的拓展。苏轼之前的词作，所表现的生活场景很狭小，主要局限于封闭性的画楼绣户、亭台院落。而描写农村人物，反映农村风情，以农村题材入词，于文人词中则始于苏轼。他在徐州写下的五首《浣溪沙》集中表现了这方面的成就，他出身于士大夫之家，但常以"世农"自谓，在《浣溪沙》中"使君元是此中人"就说明了他与农民的感情是相通的。正因为具有这种难能可贵的思想感情，所以，在历任地方官时，能不忘人民的疾苦。而且，这些词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幅仲夏时分的农村风情图，这就为南宋词人大量创作此类作品开辟了道路。

（三）言志之词宋朝几乎从立国起就一直受强悍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和侵扰，但宋朝皇帝却制定并推行了重文轻武，重内轻外的基本国策，这就造成了在宋朝士大夫阶层中普遍存在的怯弱苟安、及时行乐的厌战心理。因此，盛唐那种描写边塞的奇异风光、抒发自己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歌颂将士们奋勇杀敌的英雄主义精神的诗篇在北宋文坛中是极其少见的，就连被西夏人称为"胸中自有数万甲兵"的"龙图老子"范仲淹所写的着名词篇《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也只是渲染了一种浓郁的悲凉气氛，而缺乏一种豪迈昂扬的情绪，以至于被欧阳修嘲为"穷塞主之词"。（2）然而，在东坡集中已有了某些抒发自己在政治上的抱负以及感慨的词篇，例如：《江城子.密州出猎》，这实际上已经将词涉足于中国传统诗歌的最高境界--言志的境界了，为南宋词人言志词的繁盛奠定了基础。开拓词之境域，丰富词之内容，苏轼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除了开创词的悼亡题材、农村题材、言志题材之外，他还在词中大量描绘了自己的日常交际、闲居读书以及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为我们研究苏轼以及宋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提供了参考依据。赠答词、送别词、田园词、爱情词、咏物词、咏史词、谐谑词等都蕴含于苏轼的词中。这样一来，苏轼不仅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而且更有助于丰富词的情感内涵，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平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二、形式的新化苏轼对词风的变革，除了拓展词的题材与表现功能外，还体现在他对词的创作理念的变革，主要体现在：诗词一体、以诗为词的创作主张。

（一）诗词一体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突破了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诗庄词媚""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新词，此古人之长短句诗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苏轼不仅将词与诗相提并论，而且认为词就是诗，只不过词与诗在外在形式上存在差别，但它们二者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该是一致的。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的文学地位提高，使词与诗具有同等的地位，所以，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将诗的题材与风格引入词中、实现诗词的相互渗透与沟通，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以诗为词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手段就是"以诗为词"，也就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主要体现在：以诗入词，运用题序和典故。

1.以诗入词以诗入词也就是取意于诗，在苏词中，以诗入词的词作并不少见，以《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为例，首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取意于李白《把酒问月》中的"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起舞弄清影"取意于李白《月下独酌》中的"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在词的创作中取意于诗，就会使词的创作不拘谨，不受束缚，有较高的自由度和灵活性。古人的诗被信手拈来随意放入词中，自然地表现创作主体的心灵世界、性情怀抱，让我们不能不感叹苏轼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卓越才能，为后代文人的词创作提供了学习的范本。

2.运用题序苏轼之前的词，大多是应歌而作的代言体，只要词有调名，表明其唱法即可，所以，绝大数词并无题序。苏轼则把词变为缘事而发，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之体。所以，词人所抒的是何种情志，词是因何事而发，苏轼以题序的形式在他的词作中都有所交代和说明。他在词中与诗一样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使词的题序和词本文构成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例如：《水调歌头》的小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不仅交代了创作的时间、缘由，也确定了词中所抒情感的指向。还有一些题序与词本文在内容上有互补作用，如《满江红》（忧喜相寻），《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等，词序用来纪事，词本文则着重抒发由其事所引发的情感。有了词题和题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3.运用典故词中用典既是一种代替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词中用典始于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在苏词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较浓厚的叙事性和纪实性。词中两处用典，上阕用孙郎射虎之典，以孙郎自喻，不仅显示出自己的胆略和勇气，而且表达了为国立功的雄心。下阕用持节云中之典，以魏尚自比，希望被朝廷起用，实现自己许身报国的愿望。这两处用典表达了词人深厚的爱国热忱。这样一来，以典入词，以典中之事融为己事，以典中之情化为己情，不但扩大了内容，增加了词的容量，使词能总揽古今之事，而且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风格的突破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他在《与鲜于子骏》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壮观也。"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词的"风味"提出来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人"，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

（一）追求豪放风格虽然苏词仅存362首，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例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是苏词中第一首豪放词。词的上阕写出猎，场面热烈，气概豪迈。词的下阕写请战，壮志豪情，慷慨豪雄。一方面表现了渴望为国家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概；另一方面又流露出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感慨。这样的壮志豪情一洗绮香罗泽之态，突破了晚唐五代以来儿女情词的局限，使词从花间月下、浅斟低唱之中，走向广阔的生活天地。苏轼的奔放之情怀、雄伟之志向都能在词中一一得以表现，与他宽阔的心胸、坦荡的襟怀相映衬。苏轼的豪放词中出现的景物都显得气象宏大，气魄非凡。由于他独特的审美趣好，所取之景多为清新明丽者，于是，清雄旷达便成为苏轼豪放词的典型特征。例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中，瑰丽雄奇的自然风光，雄姿英发的英雄人物，对人生理想的追求，这三者有机地交织在一起，从而铸成了一种豪放不羁与抑郁顿挫相结合的创作风格，在偎红依翠之风盛行的北宋词坛可谓别具一格，自成一体。正是这一风格，至南宋为辛弃疾发扬光大，构成辛弃疾豪放词的基调，对南宋的爱国词有直接的影响。宋胡寅在《酒边集序》中称道苏词："一洗绮香罗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揭示出苏轼对这类词所创造的一种新的美学风范。（3）

（二）扩大婉约意境除了豪放风格的词作，苏轼在婉约词的创作上，也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就反映了东坡词的另一种风格，情调幽怨、缠绵。如果咏物词仅仅停留在咏物上，那么无论写得怎样曲尽妙处，终归意义不大，境界不高。但是，在曲尽事物妙处的基础上来写人物的情思，不停留在物本身上，这样咏物就有涵义。苏轼着墨写扬花的神态运用象征、比喻等手法，借写扬花描绘出一副闺中少妇怨春、思春、柔肠愁断的图画，反映了封建社会妇女的悲惨命运。甚至我们也可以认为：此词是以扬花比拟人的飘零沦落，隐约地寄托了词人个人身世的感慨。周济所说的北宋词"无寄托"不可一概而论，像苏轼这样的咏物词就是另有所寄托的，王国维对此词推崇备至，他说："咏物之词，自东坡《水龙吟》为最工。"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说："东坡《水龙吟》起云：’似花还似非花’此句可作全词评语，盖不离不即也。""不离不即"指的就是咏物词的写法，即：不要停留在物上，要有所拓展，但也要切合咏物。（4）这就在创作方法上为后人的咏物词创作开拓了道路。

四、人生的超越苏轼对词的内容、形式、风格都进行了革新，做出了重大贡献，除此之外，苏词中体现出的人生态度也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这就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苏轼的大半生都沉浮于统治阶级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饱经忧患，奔走流离。但是，文章上的充分自信、儒家的进取精神、老庄的冷静旷达的处事态度，使他能以豪放、豁达的心态对待政治上所遭遇的挫折。逆境中的诗篇较多地反映的是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

苏轼诗词篇2

〔关键词〕苏轼；佛禅；文学创作；宋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4-0178-08

苏轼是宋代文坛巨擘，宋代诗风杰出代表，历来为学者重视。近百年来，涉及东坡与佛禅的研究著述颇为壮观，专题论文更有逐年递增之势。本文无意对这一研究进程作全面描述，只是抽取专题研究中的几个面相进行述评，以凸显苏轼与佛禅研究的特色。

一、苏轼的佛禅因缘研究

关于苏轼的佛禅因缘，学术界均能紧扣苏轼仕途浮沉，从家庭环境、佛教语境、僧俗交游、经典阅读、学佛历程等层面加以立论。综合性的专题论述如朴永焕《苏轼禅诗研究》便是从这几个层面展开。专论性的论文则侧重挖掘某一层面，全面而真实地展示了苏轼的佛禅因缘。

关于苏轼与佛僧的交往，目前已积累不少成果。学界细致爬梳了苏轼与佛僧的交往，并确认东坡禅学属于云门与临济法脉。黄启江指出与苏轼交往的大觉怀琏、圆通居讷、佛印了元属于云门宗〔1〕；孙昌武考辨苏轼和僧人交往，列有《苏轼与云门学人关系表》《苏轼与临济学人关系表》〔2〕，也认为苏轼接触最密切的是云门宗，并受其宗风影响〔3〕；周裕锴详考苏轼与大觉怀琏、灵隐云和、慧琳宗本等二十位云门禅师的交往〔4〕，陈中渐〔5〕、杨曾文〔6〕分别从艺术和历史的角度梳理了苏轼与佛僧的交往，深化了苏轼与禅僧交往的细节。

另外，还有不少专题论文聚焦苏轼与个别僧人的交往，如道潜、佛印等。上世纪九十年代，于翠玲便指出苏轼初识道潜于徐州任上，后同往湖州，以诗为缘，结为诗友，此后，道潜不断探访、关怀贬谪中的苏轼；在二人的交往中，道潜文人化，苏轼佛禅化，体现了儒禅契合的时代氛围。〔7〕关于二人初会的地点，学界历来有徐州说和密州说，且以徐州说为主。李俊搜检辨析相关材料，确认他们熙宁年间初会于杭州。〔8〕杨胜宽指出，苏轼与道潜的交谊是宋代文士与僧人之间交往时间最长、往来最频繁、彼此友谊最深厚的范例之一：“诗”与“禅”沟通了文学与宗教，“静”与“清”成就了二人共同追寻的艺术境界。〔9〕喻世华列表展示苏轼直接、间接写给道潜的诗词（33首）和文牍（53篇），肯定了道潜是苏轼最亲密的方外友人，二人交往方式包括诗歌唱和、谈佛说理、生活旅游等。〔10〕梁银林则提出宝月是苏轼保持交往时间最长的一位僧侣，苏轼在学佛习禅方面取得比较突出的成绩与他有关。〔11〕关于佛印，胡莲玉认为苏轼佛印的传说故事聚焦于二人两世重逢与高僧面对女惑时的取舍两个主题，虽有现实基础，但多小说家言，不可尽信。〔12〕喻世华根据苏轼诗文进行补说，指出苏轼贬谪黄州期间与佛印开始交往，苏轼离黄赴汝、路经润州时交往最为密切，元v年间还与之保持相当密切的联系，野史、戏剧、小说的传播及两人的性格是其间产生诸多故事的重要原因。〔13〕

近些年，学术界非常重视文人读经学佛的路径，相关论文常提到或统计苏轼阅读经典的情形。董雪明、文师华指出，苏轼学佛主要靠多读佛典，他对华严学说和禅宗理论有较深的体会。〔14〕李明华按照创作时段分析苏轼的佛禅诗，详列苏轼阅读佛典的情形：黄州时期佛禅诗90首，所用典故几乎遍涉佛禅主要经典；惠儋时期佛禅诗106首，涉及《法华经》《华严经》《金刚经》等43类比较明确的佛教典籍，使用数量在100次以上。〔15〕

关于苏轼的学佛历程，学术界已从泛论走向分段论述，即结合苏轼自身的人生历程和佛教发展的地理分布，分阶段透视苏轼与佛教的内在关联。这类论著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综论。王水照按照“在朝-外任-贬居”将苏轼人生分为七个时期，认为苏轼儒释道杂糅的思想贯穿各个时期，任职和贬居时思想上有儒家和佛老之不同。〔16〕夏露则将苏轼事佛分为三个阶段：初出西蜀到首次任职杭州为“踌蹰思隐”时期，黄州至惠州及海南前期为“物我相忘”时期，海南后期至去世为“佛言如泡”的学佛终结期。〔17〕李明华的博士论文将苏轼诗歌创作分为六个时期，细致分析了其中490篇与佛禅有关的诗作，认为y杭时期、黄州时期和晚年惠儋时期是苏轼佛禅诗创作的三个高峰：y杭之前，还没有真正接受佛禅思想；凤翔时期前后，诗作多采用佛教艺术史中的典故；黄州时期，借用佛禅话语，书写自我情怀的苦闷；晚年惠儋时期，禅宗语言基本上构成了苏轼的日常话语；这种变化既有个人经历的必然性，也与苏轼历经地域的佛禅情况吻合。〔18〕

另一类是分论。刘石强调，苏轼兄弟开始阅读佛典、接触佛教应该是庆历八年“少与辙皆师先君”的少年时代。〔19〕司聃也认为，苏轼少年时即有蜀地地域和家庭佛禅因缘，影响了他日后研习佛经之举。〔20〕王树海、李明华则从具体诗作考察，认为凤翔之前苏轼完全以局外人的态度对寺院进行客观描述，凤翔时期诗作中佛教内容比重增加，显示出苏轼在凤翔任上真正开始关注佛教。〔21〕范春芽勾稽了苏轼与杭州诗僧的诗文情缘，并归因于现实政治环境、佛老意识和杭州的客观环境。〔22〕梁银林则认为，黄州佛禅“功业”是苏轼学佛习禅道路上取得的标志性成果：苏轼在黄州宣布“归诚佛僧”，自号“东坡居士”，广交继连等僧人禅师。〔23〕关于苏轼在惠州儋州的学佛形态，学者们也有不同看法。覃召文梳理苏轼岭南时期的僧侣交游后指出，苏轼岭南时持斋戒、研佛理，影响了其诗文的感伤主义基调和人格重塑。〔24〕陈师旅则强调其豁达的一面，认为佛老思想影响了他的人生态度，并在家庭住房、经济开销这类日常琐事上体现出来。〔25〕张海沙认为苏轼被贬岭南后将南宗禅作为自己在贬谪之地的精神归宿，其岭南诗歌推出了一个饱含宗教和哲学意味的意象：曹溪水。〔26〕

二、苏轼学佛特征研究

关于苏轼的学佛特征，学术界普遍注意到苏轼学佛不仅杂糅各宗而且三教合一，不仅具有强烈的实用理性色彩而且具有自觉的审美化追求，而这正是居士佛学的本质特征。具体说来，学术界的研究凸显了苏轼华严宗禅宗合流、庄禅合流的特色；也关注到儒家思想在苏轼思想中居于主导地位，佛老思想只是其安顿个人心灵的良药，因此其学佛而无意证佛，在将佛老诗化、审美化的背后有着难以言说的苦涩和悲凉。

苏轼与禅宗的关系，不仅是学术界关注苏轼与佛教内在关联的起点，而且是学术界研究苏轼与佛教关系的重点。这方面的论文非常多，这里仅列举几篇作为代表。如，黄宝华认为禅宗影响了苏轼人生哲学中“入世而又超然”的人生态度，形成了其艺术哲学里活处参理、议论风生、平中见奇等创作特色。〔27〕周裕锴分析苏轼的禅悦倾向，指出在苏轼表现个人内心世界的诗歌中始终贯穿着一个鲜明的禅学主题，即人生如梦、虚幻不实，这一主题来自禅宗的般若空观，可以弥合伦理本体与自己的感性存在之间的分裂，以嬉笑怒骂的态度来消解缓和内心的痛苦，然而这种自宽又的确饱含着一种无法排遣的痛苦。〔28〕王树海认为，儒家的“入世”、佛家的“出世”、道家的“忘世”形成了苏轼混杂的人生观、艺术观。苏轼对生命就是过程的洒脱体味得益于佛禅，在参禅不证佛的过程中形成了旷达乐天、谈笑死生的生活态度、艺术风范。〔29〕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苏轼在学佛上是个泛宗派论者。他遍阅佛教各宗经典，而且有所认同。阿部肇一注意到苏轼的净土信仰，认为东坡禅带有因果报应观。〔30〕许外芳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列举出苏轼具有净土思想的实证。〔31〕在泛教派论上，萧丽华的观点比较周延。她根据《苏轼诗集合注》注文资料统计苏轼诗歌与佛经的关系，认为：东坡以禅宗为主轴，《景德传灯录》144次引用是最明显的痕迹；禅之外，交融着华严宗与天台宗思想，如用《法华经》38次、《华严经》25次；东坡同时融合着净土信仰，如对《金光明经》《阿弥陀经》的接触。〔32〕

泛教派论中关注最多、研究也最充分的领域是苏轼禅学与华严学的融合。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苏轼与华严的关系。刘熙载《艺概》云：“滔滔汩汩说去，一转便见主意，《南华》、《华严》最长于此。”〔33〕施补华《岘佣说诗》云：“人所不能喻者，东坡能比喻；人所不能形容者，东坡能形容。比喻之后，再用比喻；形容不尽，重加形容。此法得自《华严》、《南华》。”〔34〕钱谦益《读苏长公文》亦云：“文而有得于《华严》，则事理法界，开遮涌现，无门庭，无墙壁，无差择，无拟议，世谛文字，固已荡无纤尘，又何自而窥其浅深议其工拙乎？”〔35〕现代学者在此基础上踵事增华，得出了颇为精彩的结论。孙昌武根据苏轼的诗文指出华严法界思想帮助苏轼以一体平等的观点看待外物，树立夷旷潇洒的人生态度，完成热烈诗情背后的理性探索。〔36〕赵仁认为，《华严》宣扬法界缘起、理事无碍、圆融自在，苏轼的辩证观取自于此，表现在其文有层出不穷的比喻形容和辩证无碍的论证方法。〔37〕进入二十一世纪，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论证。董雪明、文师华指出，苏轼主要吸取了华严宗诸法圆融无碍的宇宙观和禅宗心性本净、见性成佛的顿悟学说，形成空静圆通的宇宙观和人生观。〔38〕吴增辉分析苏轼和陶不和柳的佛教原因时也谈了苏轼复杂的佛学思想：党争之祸使苏轼的佛教信仰逐渐抬头，华严宗的平等空观使之逐渐游离出儒家思想的范域而趋向庄禅，从而与陶渊明纵浪大化的自然心性产生共鸣。〔39〕张煜分析苏轼慕白与和陶之作后指出，“苏轼思想中最具时代特色者，是一种庄子与华严相打通的人生境界，与一种无施不可、飘逸超迈的文学才能，故于白居易陶渊明既有所相似又有所演化。”〔40〕这些研究表明，苏轼禅学和华严学的熔铸，有庄学的推助。庄佛相融也成为苏轼学佛三教合一的证据之一和重要研究领域。

学术界关于三教合一的普遍认识，既体现在专题论文中，也贯穿于相关论文的论述。王水照认为儒道释三教关于出、处矛盾的解决途径均影响苏轼形成了一套“苦难―省悟―超越”的思路，其源自佛老哲W的谪居心态标志着中国封建士人“贬谪心态的最高层次”。〔41〕唐玲玲、周伟民的专著分章综论苏轼的儒道释思想，指出苏轼的禅思佛意不但“是与庄学相通”，而且在思想会通上是“以儒学释佛学”。〔42〕冷成金分析苏轼哲学思想在本体论、宇宙观方面受佛道两家影响，社会政治方面则主要受儒家影响。〔43〕杨胜宽指出，苏轼接触佛道典籍并醉心于其中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他儿时在家塾学习时对于庄子思想和文辞的喜爱；但他终究没能离开名利场，是儒家思想使然。〔44〕梁银林指出，苏轼学贯儒、释、道三家，且“三家”融会贯通、并无分别。虽然他具有较高的佛学修养，但他不是专精佛禅义理的理论家，而是佛学精神的实践者。〔45〕

苏轼学佛的理性特征和审美化倾向，已成学术界共识。孙昌武认为，“苏轼对佛教态度的一个特点，就是利用佛教的观念，对人生进行理智的思索。在深刻的反省中，求得心理上的平定。”〔46〕朴永焕从家学渊源、个人经历、方外交游三个层面剖析苏轼之习佛，认为其习佛具有“理性的追求”和“融合儒佛”两大特点，〔47〕李慕如亦认为他“习佛而不佞佛”。〔48〕夏露也认为苏轼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去对待佛学的，把佛学做为一种思想体系，一种学术思想，一种人生哲学，吸取其中能够补充、丰富儒家思想的有价值的成份。〔49〕王树海、宫波指出，从苏轼的行迹和创作经历来看，苏轼学佛参禅持艺术上的实用主义态度，其“禅喜”旨趣的最终指归是审美的，从此意义审视，文学艺术才是他真正的“宗教”。〔50〕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透过苏轼的个案研究来透视士大夫佛学的特质，并揭示其对未来的影响。张培锋强调，在宋代士大夫那里，佛与释是作为一种学问、学术而不仅仅是一种来看待的。即使是信佛的士大夫，也更多从佛教义理的层面来修学佛法，这意味着佛教的宗教性渐渐淡化。他指出，理解苏轼佛学思想的枢纽在于他认为佛老之教可用于个人修习但不应成为国家性宗教。苏轼平实的佛学观、独立的人格精神、旷达的人生态度典型地体现了士大夫佛学的根本性特征。士大夫佛学与儒家道学、道教内丹学是同时并存互动发展的三大学术思潮，是明清以后居士佛教运动和人间佛教思想的先驱。〔51〕

三、佛禅与苏轼文学创作研究

关于佛教与苏轼文学创作的关系，学术界从早期泛论佛教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发展到后期细论具体佛教理念乃至具体佛经对苏轼创作的影响，论证越来越细密，立论越来越坚实。

在上个世纪的学术研究中，学者们习惯于综合探讨佛教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刘乃昌指出，苏轼早年有辟佛老的言论，但随着阅历加深尤其是宦海浮沉后，走向三教兼容，苏轼文学风格的形成，技巧的提高，在不少地方得力于庄释。〔52〕王水照指出，苏轼的思想面貌和艺术特点，在任职时期（包括在朝和外任，三十多年）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追求豪健清雄的风格；在贬居时期（十多年）则以佛老思想为主导，追求清旷简远、自然平淡的风格。〔53〕朴永焕探讨苏轼禅诗的渊源，并从禅理、禅典、禅迹、禅趣、禅法入诗五个层面，论述苏轼诗禅融合的情形；从强调人生如梦、标榜随遇而安、追求心灵安和、揭示万法平等、提示妙悟玄理、归于乐观旷达、寻觅自我解脱等七个层面论述苏轼禅诗主题；从自然、平淡、幽远、理趣、奇趣、谐趣、妙悟、翻案等层面论述禅诗风格。〔54〕

这一时期，佛教思想与苏轼词作的分析比较充分。齐文榜指出，儒家思想是东坡思想的主导和核心，但佛道思想在东坡头脑中始终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且以“乌台诗案”为界，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这种影响对苏轼词风产生了影响：他的一些豪放之作被释道思想蒙上了一层虚无的色彩，他的不少旷达、飘逸的作品则是以释道思想作为词的思想内容的，纯粹的豪放之作在乌台诗案后已经不复存在。〔55〕祁光禄、祝彦认为，“佛老精神，铸成了他在创作中不拘泥于固有的表现形式，而是突破已有的模式，力求一种更适合自己天性的艺术方式”，苏轼在儒道佛思想相互冲撞下变婉转蕴藉的词风为气势恢宏、雄旷豪宕。〔56〕张玉璞指出，苏轼把握佛老的基本精神，充实、完善自己的人格思想，其词中诸如彻悟的人生感受、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等表现主题，以及空灵澄澈的意境等，都反映着佛老思想的影响。〔57〕

关于佛禅与苏轼散文的研究显得比较低迷，但亦有颇见力度的论文。黄进德认为，《前赤壁赋》的动静观受到僧肇《物不迁论》的影响，其遣词造句有释道色彩。〔58〕赵仁指出，苏轼于佛教虽为“泛宗派”者，但于禅宗情有独钟，这些思想影响于散文，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很多论文主张都直接来自禅宗，二是能将禅宗的某些思维方法及表述手法如比喻、话头、典故、术语、辩证法等巧妙自如地引用到各类文章中去，三是扫除一切外在痕迹，将禅理禅趣圆融无碍地化入到文章尤其是小品文中去。〔59〕

不少学者亦注意到佛禅理论对苏轼文学理论和美学风格的影响。陈晓芬谈到佛教的静空理论对苏轼创作理论的影响。〔60〕王世德将苏轼的美学思想归纳为寓意于物的审美态度论、虚静物化的成竹于胸论、妙出法度的至味新意论等“七论”，每一论均着力于儒道佛思想的融合。〔61〕

进入21世纪，学术界对佛禅与苏轼文学创作的研究显得更加细致和深入。一方面，学者们对佛禅理论的把握更加到位，因此对苏轼诗词的佛禅内涵以及受其影响的美学风格之分析和把握更加精确。

关于佛禅对苏轼词作的影响。迟宝东指出，苏轼熟悉佛典诸经，对人生之虚幻无常的深刻体验成就透示出人生思索的深度的作品，禅宗“真如本性”“安心”形成饭劭醮锎史纾欢蕴竦静谧、与自然融合而又跃动着生命灵性的美之偏爱拓展了词的境界。〔62〕王树海、赵宏指出，苏词中的佛禅精神主要表现为“一念清净，染污自落”“人生如梦，万法皆空”“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三个方面。〔63〕刘晓珍对苏轼和姜夔、张炎词进行了比较，指出禅宗对他们词作清境的形成各有重要影响，其中苏词多具体的禅理禅意、重人生感悟之清旷、存阔大超迈之清。〔64〕

关于佛禅对苏轼诗歌的影响，不少学者擅长从艺术手法和美学风格立论。周裕锴分析了苏轼和黄庭坚的禅悦倾向，认为般若与真如影响到苏、黄诗中的意象选择、诗歌风格。苏诗中不仅常有出自佛经的梦、幻、影、露、浮云、微尘等象征虚幻不实的意象，而且有不少自己创造性描写的转瞬即逝的自然现象或心理现象。正是这些意象及其倏忽变化的性质造就了苏诗动荡明快的风格。〔65〕王树海和宫波指出，苏轼诗风得佛禅润，其具象美学特征表现为“天地一如，雄视百代”之雄奇、“若醉若醒，诗思超然”之飘逸、“嬉笑怒骂，活泼幽默”之诙谐、“萧散简远，澹淡清美”之淡远等，是宋诗成熟期的代表标识。〔66〕陈才智也从意象撷取、题材选择、审美趣味、语言运用、艺术风格等方面多角度的分析了禅趣禅意对东坡诗歌的影响。〔67〕

还有一批论文专论苏轼的禅意诗、禅理诗、和陶诗。肖占鹏和刘伟认为苏轼禅意诗具有如下美学内涵：心外无物的色空思想、平淡自然的艺术风格、随缘自适的生存智慧。〔68〕此外，他们还从悟得生命真谛、从容应对挫折和微笑拥抱人生三个方面阐释苏轼禅意诗的当代价值。〔69〕李向明从“以禅入诗，借诗遣怀”、“以诗说禅，空观自省”、“诗禅融通，随缘自适”等三个方面对苏轼禅理诗进行了简要分析。〔70〕程磊则从“圆融无碍，融通出处”、“无念无住，随缘任运”、“即心是道，立地超越”三个方面分析苏轼和陶诗的禅悟体验，展现其经禅理浸润后的基本风貌。〔71〕

另一方面，佛典与苏轼诗歌研究成为此时期的重大特色。早在1992年，刘石就撰文指出，苏轼诗文的佛禅用典，前人虽已作了不少工作，但仍需进一步加强。〔72〕进入21世纪，刘石的这一呼吁得到学界的响应。

周裕锴在论著中一再强调宋人通过阅读经典领悟佛禅的路径。通过探讨宋代士大夫接受和传释佛教经典教义的状况、梳理佛教观想方式对其审美眼光的影响，周裕锴认为宋代士大夫读经参禅的经验影响到了元明清学佛士大夫对文学和生活的审美认识。〔73〕他提出宋人参禅，一般由研读佛经入手，以禅家心印之证为终，将外在的宗教形式衍化为内在的心灵自觉。〔74〕他将这一理念贯彻于《法眼与诗心》一书中。如在讨论六根互用与宋代文人生活、审美及文学表现时，他紧扣《楞严经》中“由是六根互相为用”的说法，以苏轼、黄庭坚、惠洪等人为代表，探讨他们追求六根通透、一心湛然无染的境界。〔75〕萧丽华《从王维到苏轼――诗歌与禅学交会的黄金时代》一书收录其先后撰写的《东坡诗论中的禅喻》《佛经偈颂对东坡诗的影响》《东坡诗中的般若譬喻》《从庄禅合流的角度看东坡诗中的舟床意象》等一系列论文，这些论文涉及东坡的诗论、东坡的文字禅观、东坡得自于佛经的各色意象等，主要是为了解析东坡诗中的禅境与诗笔而作，萧丽华将之通称为东坡诗禅。这批论文均能将苏轼佛禅诗歌、诗论与佛典进行比勘，一一揭示其佛典来源，从而为正确解读苏轼与佛禅的内在关联提供了坚实的基础。〔76〕梁银林亦采用了同样的研究策略，如他曾论述苏轼不同时期诗作与《维摩经》的关系，并对其采摄佛经语汇、点化佛学义理为诗进行探讨。〔77〕通过一系列的研究，他提出：在苏轼的经典阅读和文学创作进程中，宗教与文学这两种异质的文化不断地相互交合渗透，其中又以那些富于文学色彩、形象化特征明显的佛经内容被采摄入诗最为突出。〔78〕张海沙的专著《佛教五经与唐宋诗学》专门探讨《维摩诘经》《金刚经》《法华经》《楞严经》《心经》与唐宋诗学的内在关联，也是深刻认识到经典阅读对文学创作和诗学理论的重要性。〔79〕

除了以上几位者，还有不少论文探讨佛典与苏轼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许外芳和廖向东勾稽《长阿含经》《中阿含经》《大般涅经》《楞严经》等佛经的相关记载，证明以乐器与乐声的关系说明诸法缘起之理在佛经中是一类使用较为频繁的譬喻，并分析了《琴诗》所蕴含的佛理，认为它反映出大苏幽默谐谑的生活情趣以及才思敏捷、骋才好辩的性格。〔80〕李最欣指出，苏轼一生喜好佛禅，对大乘经典接触尤多，此种佛典譬喻遂成为其文学创作时左抽右取、融裁点化的资源，其名作《日喻》便是改造《阿含经》卷七、《大般涅经》卷二十五、卷十四中的譬喻而成。〔81〕

四、苏轼佛禅文W创作与宋代文学风貌研究

在对苏轼学佛因缘和文学创作展开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不少学者开始从宗教文学的角度思考苏轼文学创作和宋代文学风貌的内在联系。这方面有两个关注焦点，一是宋人的文字禅如何影响到宋代的文学风貌，二是佛禅的宗教思维如何影响到宋代的文学风貌。在这个研究领域，周裕锴和萧丽华的研究最具理论自觉意识，研究结论也最具经典性。

许多学者均强调苏轼在文字禅方面的倡导地位，并进而认为这种文字禅创作风潮对于宋诗主议论尚理趣的诗风有重要影响。早在1978年，台湾学者杜松柏就指出，“主张以参禅而学诗，最初举用，似以东坡最早。”〔82〕周裕锴亦认为，苏轼在文字禅的倡导上居功厥伟：先有苏轼“台阁山林本无异，故应文字不离禅”，后有黄庭坚“远公香火社，遗民文字禅”，其后才有惠洪《石门文字禅》，“以临高眺远未忘情之诗为文字禅”。〔83〕其专著《文字禅与宋代诗学》集中讨论佛教“文字禅”与“以文字为诗”之间的关系，以苏轼为重点，对相应的宋诗艺术方法与成就进行了深入阐发。如他认为，佛教禅宗观照世界的独特方式对北宋后期诗人观察认识世界的审美眼光颇有启发，“万法平等”“周遍含容”“如幻三昧”“转物”“六根互用”等观念影响了北宋后期诗人观察认识世界的审美眼光和审美观念。〔84〕

萧丽华的系列论文亦旨在通过分析苏轼与佛禅的关系来揭示唐诗主情韵、宋诗主议论的文化渊源。她认为，分析东坡诗歌的庄禅意象，一方面可以进一步观察出东坡诗如何交融庄禅，在作品中创造出高度的人生反思完成宋诗的理趣；一方面也能欣赏到东坡诗新颖、奇警、深刻、丰富的多样象征。并推出如下结论：东坡诗之所以能出唐人之右，雄放千古，继欧阳修革新北宋诗坛，完成宋诗典型，主要得力于三教融合之学养。〔85〕如她分析佛经偈颂对苏轼诗歌的影响以及东坡偈诗的形式与内涵，认为东坡偈诗以人生玄思为旨，文辞博喻奔放，充分显出机趣与理趣，反映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之风貌。除了结合苏轼具体作品揭示宋诗的尚理、主议论的特质外，萧丽华还从诗论的角度来揭示这一特征。她的《东坡诗论中的禅喻》先从北宋反佛、道儒释融摄起论，次将苏轼全集中诗论文字分次条析，最后以苏轼门下以及北宋诸子以禅喻诗诸论为承应，期使苏轼禅喻诗论在宋代诗禅合辙、儒佛融会的意义上得到彰显。〔86〕她从创作论和批评论的角度对苏轼以禅喻诗的若干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苏轼开启了融儒入佛、以文字为佛事的道路。她将苏轼诗论与惠洪《天厨禁脔》《冷斋夜话》《石门文字禅》有关诗论进行比对，认为文字禅的产生远因自唐代诗僧的努力，近因自宋代禅门文字走向，而诗禅交涉成就最深最大者应为苏轼，惠洪继承苏轼文字禅诗观，成就妙观逸想之游戏三昧，体现了文字禅之内涵及其在北宋发展之轨迹。

台湾宋代文学研究专家张高评教授认为会通化成是宋型文化的主要特色之一，他对苏轼、黄庭坚等佛禅文学的研究也颇具特色。他指出，宋代不同学科间互动会通频繁，禅学对文学之影响、诗思受禅思之濡染，特其一而已；宋代士人禅悦成风，禅思亦多会通诗思，表现有四：呵佛骂祖与破体出位、绕路说禅与不犯正位、参禅悟入与活法透脱、自性自度与自得自到。东坡一生得失荣辱多现于诗，往往以《金刚经》“如是观”安顿生命，超脱自在；以《六祖坛经》“无住为本”追求随缘自由，出入于法度豪放之间，斟酌乎有法无法之际；东坡娴熟《华严经》，以诗融禅，于是理事圆融，事事无碍；其诗风之巧便尖新，开示捷法，实得云门宗风之启发。在他看来，宋诗大家苏轼、黄庭坚“以禅为诗”之诗风如此，对宋诗特色自有推助之功，于是宋诗相较于唐诗，遂有殊异之风格。〔87〕另外，他还在这一理论视野下综考北宋苏轼、黄庭坚之咏竹诗篇及墨竹题咏，认为苏轼对于绘画之诠释，往往赋予佛学之理解，其所作题画诗与书画题跋可见画与禅之融通。〔88〕这也是在论述佛禅对宋诗特色的熔铸。

近些年来，上述研究风潮得到不少中青年学者的响应。梁银林指出，宋人以才学为诗与宋代佛教转向世俗化、文士热衷习佛参禅有莫大关系。苏轼驱遣佛禅事典入诗，既反映了宗教对文学新变的助推之功，也体现了文学对宗教传播的推广之效。〔89〕张培锋对苏轼等宋代士大夫与佛禅关系进行研究后指出，“士大夫佛学提倡的是一种理性的、宽容的快乐哲学，既不主张禁欲，也不主张。它对宋代儒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促进了道教内丹术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尊生观念，其本质是对现世人生可贵性和人生责任感的肯定。佛禅思想的影响，使得宋代士大夫对人生采取更超脱更达观更冷静的态度，把世态的炎凉冷暖、人生的荣辱沉浮看得淡薄通透，多能在生活中保持乐观旷达的态度；宋代文学因此普遍呈现出一种快乐爽朗的格调，善于将人生的苦难转化成审美的心境和情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因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90〕张煜认为元v诗学所受佛禅影响，实不专在诗境，而多为诗法之层面，因此以苏诗与江西诗学的迎拒为切入点，对东坡诗法与佛禅的关系加以考察，以便清楚地呈现荆公体到东坡体再到山谷体的北宋中晚期诗坛风气的演化过程。〔91〕他指出，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在东坡诗中已经出现，论江西诗派必溯源苏轼；苏轼的翻案、以文为诗、破体、乃至活法、诗眼、从创作到理论，与江西诗派所呈现的种种相似联系，与他们同受佛禅影响有关。

五、小结

本文从苏轼的佛禅因缘、学佛特征、佛禅与苏轼文学创作、苏轼佛禅文学创作与宋代文学风貌四个层面综述百年来苏轼与佛禅的研究论著，发现学者们从通论、泛论走向细部论证，揭示了佛禅对士大夫生命意识、文学创作乃至一代文风的影响。这其中，周裕锴、萧丽华的研究具有典范意义，以他们为代表的学者凸显了经典阅读对于安顿士大夫心灵、形塑士大夫创作思维的重要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确认，经典阅读是宗教实践的重要环节，从宗教实践的角度来探究宗教文学创作是最为妥当的一种研究模型；由此我们可以确认，居士学佛迥然有别于僧尼学佛，居士禅实际上就是一种生活禅，主要用于安顿心灵，具有强烈的实用理性特征，其文学呈现也就迥然有别于高僧的文学创作。由此我们还可以确认，这种宗教上的实用理性导致士大夫对儒道释兼收并蓄，我们探讨士大夫此类创作时要有融通的视野。对于百年苏轼与佛禅研究来说，尽管佛教文学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苏轼创作中的庄禅合流，但这种融通视野还是做得不够，因为苏轼还进行了大量的道教实践，撰写了大量与道教有关的文学作品。研究宗教与苏轼乃至古代士大夫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应该在儒道释融通的视野下加以展开，这要求研究者具备儒道释三方面的知识和理论素养。

〔⒖嘉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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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诗词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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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宋初诗坛上还有两个松散的诗人群体，一个是以王禹为代表的白体派，一个是以魏野、林逋为代表的晚唐体。

王禹是宋代最早提出继承杜甫、白居易现实主义传统的诗人，创作了不少揭露社会矛盾、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篇，但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上取得的成就还远不能与西昆派抗衡。

而晚唐体是学晚唐（实为中唐）诗人贾岛、姚合诗风的一种诗体，表现为“刻意苦吟”冥搜物象”等，流于小巧琐碎。

总之，宋初的诗风沿袭晚唐，华靡而浅薄，积弊很深。从北宋初年，有识之士在要求改革政治的同时，也主张改革诗文。而彻底改变这一局面，开创一个诗歌新时代的是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等人倡导的诗新运动。其中，欧阳修的贡献最大。

欧阳修是北宋诗新运动的领袖，除在文章上被誉为唐宋散文家之一，也在诗词创作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欧阳修的诗从李白、杜甫、韩愈三家变化而来，特别继承了韩诗“以文为诗”的特点，以散文写诗，以议论入诗，既丰厚有力，又明浅通达。他的诗如《凌溪大石》《紫石砚屏歌》等，形象奇特，明显地仿效了韩愈的《赤藤杖歌》，但又少了韩诗中太多的奇文怪字，因此不像韩诗那样艰涩拗口。且看他的《明妃曲》其二：“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虽能杀画工，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明妃去时泪，洒向枝上花。狂风日暮起，漂泊落谁家。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该诗描写曲折深入，语言晓畅流动，又参入议论，代表了他的诗歌特色。

进一步拓展宋诗，使宋诗呈现出一派绚丽景致的是苏轼（号东坡）。苏轼是全能的天才。林语堂说：“像坡这样的人物，是人世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他诗词文章兼善，甚至在书法绘画方面都取得了他人难以企及的成就。

在诗史上，苏轼与黄庭坚是诗风从唐变宋的杰出代表。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创者，在创作上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作为苏轼门人的他，虽赢得了与苏轼并称“苏黄”的崇高地位，实际成就远不及他的老师。

苏轼在宋代诗人中允称大家。他对古体、近体都驾驭自如，尤以古体和七言写得最好，表现了自己非凡的才华。总结起来，苏轼的诗有以下几个特色：

第一，苏轼走出唐人的藩篱，将以前诗人从未表现过的天地万物、嬉笑怒骂，皆形诸笔端。他一生坎坷，但生性豁达。且看《出狱次前韵二首》其一：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寒上纵归他日马，城中不斗少年鸡。

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

堪笑睢阳老事，为余投檄向江西。

他的一位好友惧内，苏轼在诗中调侃道：

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

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第二，继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之后，苏轼更大规模地拓展韩愈“以文为诗”的道路，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甚至将街谈巷议，鄙词俚语，皆点化入诗，彻底改变了北宋之初诗人们沿袭唐人的风气。如《赠龙光长老》：

斫得龙光竹两竿，持归岭北万人看。

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

再如《走笔谢吕行甫惠子鱼》：

卧沙细肋吾方厌，通印长鱼谁肯分。

好事东平贵公子，贵人不与与苏君。

第三，苏轼善于将陈旧平凡的题目写出新意，把人人熟悉的东西，人人共有的感觉写得异常新鲜。如《花影》：

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

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明月送将来。

第四，苏轼的诗比喻新奇，出奇制胜。如“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第五，苏轼以大量的议论入诗，或机智深刻，或妙趣横生。历来为人称道的是《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苏轼诗词篇4

关键词苏轼以文为词

词从民间到文人创作的发展路线，也是词逐渐走向独立的文学体式的标志，但是无论如何变词作为一种抒情的载体却从未改变过。也正是因为如此，在苏轼之前，词作中的议论极少，更不用说引起词体的重大变化。从以诗为词到以文为词,词最终在文学的大家庭中赢得了平等且宝贵的一席之地,正如陈洵所说:“东坡独崇气格,箴规柳秦,词体之尊。”自东坡始把古文手段寓之于词，以文为词便得到了发展。究竟苏轼与“以文为词”之间有何种渊源与不可割舍的关系，苏轼又是如何运用“以文为词”的，带着这些问题，本文将进行探讨。

一．苏轼与“以文为词”的历史追溯

关于“以文为词”究竟源起何人，这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有学者所持的观点是“以议论为词的鼻祖是辛弃疾”。但是比较受推崇的观点认为，苏轼才应该是“以文为词”的发起者，辛弃疾的的功劳主要在于发展了“以文为词”。正如王世贞《艺苑卮言》中提出:“词至辛稼轩而变，其源实自苏长公，至刘改之诸公极矣。”这就是说，苏轼以议论为词影响甚为深远，它包括了苏轼之后辛弃疾在内的宋代词坛。身为辛派后劲的刘克庄和刘辰翁在对辛弃疾“以文为词”的创作进行总结时也将“以文为词”的源头上推到坡:“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也。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漫,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卮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亦足矣。稼轩胸中今古,止用资为词,非不能为诗,不事此耳。”由此观之，苏轼是以议论为词的先行者。

二、苏轼创作过程中的“以文为词”妙用。

苏轼的“以文为词”又可以称之为“以文法为词”，这样的写法有其自身的独特性。首先是历时性的叙述,其次是真实性的内容表达,最后便是就其所叙事件而言要具有单一性和完整性并存的特点。由于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在创作过程中苏轼一方面表现出贴近自然的平淡创作风格；同时作为一位词人，苏轼仍然将词体文学自身的艺术特征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加以对待，既结合各了部分传统的诗歌体裁，同时也融入了新的元素，使得词的创作风格具有超凡脱俗之感，这样的做法也使得词走上了“雅化”之路，而苏轼在创作过程中对“以文为词”的妙用主要体现的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全篇议论来明理

说到苏词，首先会想到的是议论，在苏词中，议论包括了通篇议论和夹论，很显然，通篇议论就是议论渗透于全文。在苏词中采用通篇议论写法的典型之作就是《如梦令》二首，这两首词是通过沐浴来展开议论的，所反映出来的是在举世皆浊的背景下，苏轼依然能够始终保持着其率真的本性和高洁的人格，这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境界。再比如它的《哨遍》，这首词主要是通过对陶渊明所创作的《归去来兮辞》的充分隐括，来在议论中把苏轼视富贵如粪土的精神充分表达出来，让人们深刻体会出其忘我的人生态度。

（二）通过议论、叙事以及抒情的融合来做到情理兼备

在苏轼的笔下，议论、叙事、抒情的手法总能完美的额融合，在其作品创作中的夹论，即是把议论明理来融入到叙事中，典型的就是苏轼的《沁园春》(孤馆灯青)，这一首词是苏轼在到杭州任命的途中有感而发的，词的一开始，就通过对鸡鸣晨起的事情，来引出词人的议论，在一系列议论后，来进行情感的抒发，而这种通过叙事来引情感，通过情感的抒发来议论，再通过议论抒感的这种方式，在这首词的下片也一样。正是通过把议论融入到叙事中，才把词人的这种虽然忧愤但是却又满怀着旷达的情怀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

这种夹叙加论的方法，从理至情，由理出情，是苏轼诗词中的又一大特色，但是，这种方法，可以通过不同的表现形式来体现，如果在词的一开始就进行议论，那么，其作用就是明确整首词的主旨，它所发挥的作用就是为全词打下良好的感情基调。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都是在词尾或者词中进行议论的。

（三）通过咏史怀古的议论来感慨世事

在咏史怀古的议论中，苏轼主要是通过历史故事来引发对人生的感慨，来表现自己怀才不遇的心情。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念奴娇·赤壁怀古》，词的上阕主要描写赤壁矶风起浪涌的景色，意境开阔博大，给人以豪壮之感。下阕重点写周瑜赤壁之的功绩，词中极言周瑜的从容潇洒，显示出苏轼对建功立业的渴求。《念奴娇》作于神宗元丰五年(1082)，苏轼这一年47岁，时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已两年余，诗人以酒祭奠江月，正是他无可奈何心情的反映。

整首词，作者通过对三国中的诸多历史人物的描写，通过对周瑜年轻有为的特写，来与自己人生的坎坷形成鲜明对比，从而感叹自己的一事无成，故而在最后通过“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来道尽无限的感慨。

总之，苏轼的创作实践，大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词体的变革，为词体功能的发挥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可以说，苏轼在以文为词的境界中，给人们开创了另一番景象。

参考文献：

[1]陈才智.苏轼题画诗述论[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06.

[2]刘华民.宋代杂体词综论[J].常熟高专学报，2004,01.

[3]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4]陶文鹏.苏轼诗词艺术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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