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江城子(收集5篇)

苏轼江城子篇1

一、题材的扩大

南宋王灼在我国第一部词学专著《碧鸡漫志》中说苏轼的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苏轼对词的贡献首先表现在开创了豪放派，以广阔的视野、旷达的性格、奔放的激情、凌厉无比的笔锋，开创一代词风，“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皁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胡寅《酒边词序》）。其次，苏轼对婉约词的题裁、内容进行了开拓，其词内容丰富，怀古、咏史、说理、谈玄，感时伤时，描绘山水田园，抒写身世友情，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的境地。宋人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有一段评论苏轼词的脍炙人口的名言：“退之（韩愈）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苏轼“诗词一体”的尝试改变了词原有的审美特征，极大地拓宽了词的境界与题材，把“诗”的“言志”功能带入“词”中，大大提高了词的品格。

苏轼把诗语、文语、口语都熔铸在词中，像《水龙吟》的首句“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末句“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乃至《定风波》中“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以及《江城子》中“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等，都不讲究词意的曲折和意象的密集，连词用得较多，接近诗歌甚至于散文，这样取得摇曳变化、舒卷伸缩的新颖效果。他还常运用典故、化用前人诗句，如《江城子·江景》“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化用唐代钱起《省试湘灵鼓瑟》诗中“流水传潇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种手法虽有时会产生拗涩之弊，却也有引发联想、扩充语言内涵的作用。在诗中，这本是惯常所见，而大量地用于词，苏轼却是第一个，这种手法对辛弃疾乃至后代词人产生很大影响。又如，悼亡诗是诗歌的传统题材，出现得比较早的以“悼亡”为题的诗，当属西晋潘岳的《悼亡诗》。此外，唐代与白居易齐名、号称“元白”的元稹，以妻子韦丛为抒情对象写出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悼亡诗篇。“《江城子》这个调，全首用平声韵；而三、四、五、七言的句子错综的间用、迭用，音韵谐协而又起伏不平；宜于写平和而又复杂的感情。苏轼选用这个调子写悼亡之作，能够表达旧体诗难以表达的感情。”（夏承焘《唐宋词欣赏》）这是苏轼的一大创举，同时也表明苏轼已经破除了“诗尊词卑”的文体等级差别的观念。他是第一个写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的作家，从内容上丰富了词的表现范畴，为词的发展输入了新鲜的血液。

二、格调的转变

词本来演唱的目的多为娱宾遣兴，演唱的场合无非宫廷豪门、秦楼楚馆，以《花间集》为代表“香而软”的格调，奠定了词为艳科、香软柔媚的婉约基调。北宋时，柳永等人常用词来抒写离愁别恨，歌颂爱情的真挚，重在抒发个人情感，“以美取胜”。婉约作为词的基本风格，适应了词的女性化文学特质，有妩媚、轻柔、绮丽等审美意趣。婉约词偏重情爱内容，讲求形式的精致，延至北宋中期的柳永等人，婉约词已经发展到极致。这些词多写男女恋情、幽会秘约、离情别绪，即所谓滴粉搓酥、浅斟低唱等等，词作中也常常表现对歌伎美色的猎艳心理，所以词情浮艳，充满脂粉气。“词欲雅而正，志之所及。一为情所投，则失其雅正之音。”（张炎《词源》）对于“词为艳科”的传统，苏轼作品并没有完全排斥，但是他不追求简单的声色之娱，也不停留在对爱情作廉价的吟唱，他在表现爱情的同时往往有所兴寄。他的婉约词不再艳靡绮丽，而变得深沉旷达，具有豪放排宕之势。这样就淡化了传统婉约词中的那种绮罗香泽之态和脂粉气息，提高了传统婉约词的审美趣味，将婉约词领入高雅的文学殿堂。如：

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中句云：“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苏轼《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两首词都是借景抒情。柳词读起来感觉很美，并在意境之美上稍胜苏词一筹，这就不难理解“杨柳岸晓风残月”为什么能成为某种特定语境下一种心绪的绝佳描写，成为千古名句。苏词虽也伤春（枝上柳绵吹又少），接句却表达出十分旷达的气度和广阔的胸怀（天涯何处无芳草），情景生动而不流于俗艳，感情真率而不落于轻佻，因此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名句。面对基本同样的情景，柳词显得孤独落寞，苏词却显得旷达洒脱，值得玩味。清代王士祯在《花草蒙拾》中说：“枝上柳绵，恐屯田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东坡但能解大江东去耶？”苏词的婉约正如其豪放，自成一家。

“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王国维《人间词话》），苏词看似缘情，但已摆脱了那种温柔香软、缠绵悱恻、不能自已的情调，展现出深沉蕴藉、含蓄奋发的精神境界。在苏轼之前，文人填词，凡涉及女性的，大多为玩弄女性之辞。因为词多半为应歌而作，而歌词者又大多为之故。到了苏轼开始有所转变，不完全为应歌而作，转而表现她们的情怀。再如：

柳永《定风波·自春来》中句云：“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事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销，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苏轼《贺新郎·乳燕飞华屋》：“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秾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

两首词同样描写爱情中的女子，“暖酥销，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柳永笔下是一个娇媚慵懒为情颠倒如痴如狂的小家碧玉；“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苏轼笔下则是一位不愿与“浮花浪蝶”为伴的孤高绝尘的女性。“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反映了妇女爱情的心理，表现了这个对爱情的渴望；“芳心千重似束”，不仅捕捉住了榴花外形的特征，并再次托喻美人那颗坚贞不渝的芳心。柳词中女性的神思是“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苏词则是“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由此可见，李清照评柳永词“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不无道理。

三、音律的突破

苏轼的“新天下耳目”还表现在词的形体声律上，他把依赖于音乐传统的歌辞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文体，促成词体的解放，在《祭张于野文》中云：“清诗绝俗，甚典而丽，搜研物情，刮发幽翳。微词宛转，盖诗之裔。”他认为诗词自是一家，并非附属于音乐的“曲子词”。苏词在形式上突破传统音律的限制，以诗为词，满足自己抒感的需要，使词脱离音乐而成为独立的文学体裁，不再是音乐的附庸，“灵气仙才，开径独往”，突破词作受曲子限制的传统，赋予高度的文学生命，遂使他的词作卓然特立，异于同代诸家。

南宋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指出：“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在他们看来，词的风格应当不同于诗的严整、典博与宏肆。它是以精丽、隽永、摧刚为柔的蕴藉风格为其本色特征的。苏轼的大部分作品都不是以应歌合乐为目的，而是把词作为一种与诗一样的独立抒情艺术，不愿思想感情的表达因迁就乐律而受到损害，不愿自由奔放的创作个性受到拘束。苏轼正是倾荡磊落之才驰骋词笔，恣意抒写，突破倚声协律的常规，冲破音乐声律的束缚，开了一代新风气。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就是一首打破常规词格的佳作。他为了充分表达内在的“浩然正气”，有意打破词格“上片提出词意，过片另起”的既往成规，从而一气呵成的抒发了他急欲报效疆场的宏伟夙愿。再如毛稚黄（清）云：“东坡‘大江东去’词，‘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论调则当于‘是’字读断，论意则当于‘边’字读断。‘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论调则‘了’字当属下句，论意则‘了’字当属上句。‘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我’字亦然。又《水龙吟》‘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则当是‘点’字断句，意则是‘花’字断句。文自为文，歌自为歌，然歌不碍文，文不碍歌，是坡公雄才自放处，他家间亦有之，亦词家一法。”这些都说明坡不仅在理论上主张词乐分离，并能将其付诸实践，更体现了他敢于创新的精神和胆识。不仅如此，苏轼还能自作新词、自撰新腔，他的集子中就有许多自度曲。如《哨遍》（为米折腰），《雨中花慢》（今岁花时深院），《三部乐》（美人如月），《占春芳》（红杏了）等等。

苏轼江城子篇2

关键词：苏轼；黄州心态；归于平淡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四川眉山人，我国宋代杰出的文学家、书画家，自幼博贯内外群典，年轻时就“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二十二岁进士及第入仕途之时，正值北宋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国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为了富国强兵，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但新法因损害了一部分人的权益，遭到强烈反对，朝野之中，分为两派：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苏轼既不支持保守派的守旧，又不支持变法派的激进，处在严酷的政治夹缝之中，总是备受打击，一贬再贬。1078年，更是因“乌台诗案”这一突如其来的文字狱，九死一生，历经磨难，终于在四个多月后被营救出狱，贬至黄州，无人问津，闲置四年。

至此，苏轼的人生迎来了重大的转折：仕途上，开始颠沛流离；文学上，迎来大丰收，诗文都绽放出无穷魅力；性格上，吸收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形成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旷达性格。苏轼被贬黄州时期的心态研究，对研究苏轼一生都是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的。

一、小地方来了大文豪

黄州，位于湖北省东部，长江中游北岸，大别山南麓，在中国地图上它并不起眼，但在中国文人的心中它却有着重要的地位，只因为“乌台诗案”将我们的大文豪苏轼和黄州撮合到了一起。

苏轼这一路行来并不风光，是被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的。同时他所领的黄州团练副使仅是虚授之职，并无实权，且不能随便离开黄州，甚至难以自给，苏轼便给自己实行了计划经济，在给秦观的信中，苏轼说：“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

苏轼垦地辟田，并把他的这块城东的地取名“东坡”，并自号东坡居士，从此，名震天下的大才子“坡”才真正诞生了。

二、嗟老叹卑的苦闷

被贬黄州之时，苏轼四十有三，虽然不在壮年，可也未到言老的岁月。我们不难从他这一时期的诗文中体味到此时苏轼的孤独与凄凉，这才是他叹老嗟卑的根源之所在。

这段时间苏轼的诗文中数百次之多的提到自己“老”，须发皆白，如在给徐君猷的词《浣溪沙》中他说自己“湿薪如桂米如珠，冻吟谁伴捻髭须”“樽前呵手镊霜须”，寄给朱康叔的《江城子》中他又说自己“孤坐冻吟谁伴我，揩病目，捻衰髯”，甚至看到定惠院外盛开的海棠，他都会叹息自己“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

苏轼的容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甚至担心前来探望的堂侄认不出自己了，在《侄安节远来夜坐》中他说：“心衰面改瘦峥嵘，相见惟应识旧声。永夜思家在何处，残年知汝远来情。畏人默坐成痴钝，问旧惊呼半死生。梦断酒醒山雨绝，笑看饥鼠上灯檠。”苏轼之“老”，当然不仅仅是身体上的“面改”，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心衰”。

三、功业无成的愁绪

苏轼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渴望建立功业，在早年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他就毫不掩饰地说要“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希望实现报国立功的愿望。

可是到了黄州，苏轼不仅无法报国，连参与政事的权利都没有了，他在黄州也只能寄情于山水与酒水之中。黄州赤壁是他常去的地方，在那里他缅怀三国时代的那些英雄豪杰，更是在1082年留下了流传千古的“赤壁三篇”，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作者缅怀周瑜，自然将自己和周郎对照。我们来比较一下《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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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古贤，想起他们能有所作为，而自己空有一腔热情，却只能混迹于渔樵之间，温饱都成问题，又如何能建功立业？

苏轼想为百姓国家做点事，可是在黄州，他欲有为，却又不能有为，“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在自己的诗词中苏轼难掩心中的苦闷，苏轼欲学庄子，摆脱人世困扰，可是他毕竟是传统士大夫，苏轼常自问“何时忘却营营”，苏轼始终期待能回到朝廷，“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诗人曾供职朝廷史馆，王安石变法后被废弃，此处在诗中借花重开寓得到朝廷重新起用之意。

即使无法参与政事，当苏轼见到当地有溺死女婴的恶习之后，“闻之辛酸，为食不下”，他写信给朱康叔，又亲自组织救婴，在自己经济拮据的情况下还捐钱，他以为“如果一年能救一百个婴儿，该是心头一大喜事”，尽管此时的他只是一介薪俸微薄、自耕东坡的囚犯。

四、归于平淡的旷达

初到黄州，苏轼便在定惠院住上了一段时间，安心研究佛老之学，黄州的几年，是苏轼思想剧烈激荡的几年，“乌台诗案”对他的影响甚深，在这里，他深化了对佛道儒三家思想的融合吸收，儒家面对现实、道家心灵自由和佛家超然物外的思想合而为一，他

找到了清静的归宿，成为我们熟知的旷达的苏轼。

元丰五年的一首《定风波》最能体现苏轼的这种心态：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读这首词，常有令人心情振奋，心境豁然，心灵净化之感，出游的苏轼从偶遇的风雨中体会到了人生的哲理，看破人生、宦海中的风雨沉浮，达到了淡泊从容、旷达超脱的境界。

同一年所作的《前赤壁赋》中，作者通过主客问答，辩证分析了明月的盈亏、江水的消长，并借此抒发他的人生感慨，他再也不必“哀吾生、羡长江”了。如果说以前的苏轼看重的是一己得失的话，那此时的苏轼已经能将自己放入整个历史长河中，用历史辩证的眼光重新审视自我了。

苏轼的心清静下来了，他重新审视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以往的种种对他而言已不仅是“人生如梦”，更是“也无风雨也无晴”了。和许多历史名家一样，在一场大灾难之后，苏轼成熟了，时年四十出头的他对人生重新燃起了勇气，《浣溪沙》中写道：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这正显现出苏轼人老志不老，对生活、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也是苏轼旷达性格的具体体现。

五、走过黄州

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在《别黄州》中悲伤地写道“投老江湖终不失，来时莫遣故人非”，他希望以后能够来到黄州归隐再见故人，不过遗憾的是，此一去苏轼就再也没有踏足黄州这片土地。

苏轼落魄而来，落魄而去，可他走的时候身上却已多了一种旷达超脱、安贫乐道的个性特质，乃至后来他又先后被贬惠州、儋州、琼州等地，苏轼总是能从逆境中解脱出来，再也没有能阻挡住苏轼的困厄与坎坷。

总之，黄州的苏轼是创作上丰收的苏轼，是思想上走向成熟、寻到真我的苏轼，他的诗词，敲击着我们内心的最深处；他卓立不群的人格之美，对于我们来说，更是极丰盈甘腴有无穷至味的精神榜样。

参考文献：

苏轼江城子篇3

关键词：苏轼词以俗为美

随着文人词的发展，词体也在不断地雅化，胡寅《向芗林酒边集后序》曰：“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埃之外。”[1]第189册：359同时，苏轼词和其诗一样，同时也在追求着以俗为美，如宴飨之外，复食野蔬，使人口齿为之一新。我们可以从其词的题材内容与语言等方面加以解读，探讨其内在成因及其词学影响。

一、苏词以俗为美的艺术表现

在北宋文人不断追求词体雅丽精工的同时，苏轼却能不弃凡俗，从日常生活情事入手，选取不同的角度，展现人情物态之美，诠释人生哲理，从而开拓了词的新天地。

（一）题材内容上的以俗为美

1.日常琐事中的妙理谐趣

苏轼用词来叙写日常生活琐事，沐浴、纳凉、闲行、失眠、衰病等无所不包，他通过大俗之事传写生活妙理。《如梦令》云：“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2]79这首词写自己在澡堂洗澡搓背的场景。“无垢”本是佛家语，喻一切本来清净。词人天机自悟，自己虽处凡尘，但自性清净，不为“六尘”浸染。词人寓庄于谐，言妙理于俗事，如水中着盐，天然浑成。写浴后纳凉的颇多，如《洞仙歌》云：“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2]13本词模写蜀主孟昶与花蕊夫人夏夜纳凉的场景，寄寓了流年暗度的感慨，词境清美，词情隽雅，令人玩味无穷。《贺新郎》云：“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渐困倚，孤眠清熟。”[2]15写新浴纳凉的美女，亦花亦人，词旨深婉。或写闲行，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词人已谪黄州两年，却能以淡定的心态，坦对人生的阴晴风雨，吟啸自若，何其超脱。此外，或写消暑，如《苏幕遮・暑笼晴》等；或写寒秋惊梦，如《木兰花令》等；或写秋夜无眠，如《谒金门》（秋帷裹）等；或写衰病，如《行香子》（昨夜霜风）等。这些词生动再现了词人真实的生活状态和细微的心理感受。

2.乡村视域中的田园风味

田园词在之前颇为少见，文人多关注风月佳人，苏轼的地方生活，使他更多接触到下层民众的生活情状，与村妇樵夫结为朋友。《东坡事类》载：“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子瞻曰‘吾眼前天下无一个不好的人。”[3]2这也使他的词别开天地。《浣溪纱》五首乃元丰元年春夏作于徐州知州任上。其一云：“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溪绿暗晚藏乌。黄童白叟聚睢盱。麋鹿逢人虽未惯，猿猱闻鼓不需呼。归家说与采桑姑。”[2]48词中溪水、游鱼、绿柳、栖乌、童叟、麋鹿、猿猴、桑女、姑娘等，皆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其三、其四写村中煮茧香、缫丝姑娘、捋麦的老汉、纷落的枣花、卖瓜的菜农、讨水的使君，这些凡俗生活，在苏轼笔下，呈现出清新、宁静、明净、淳美的风味，真是一洗绮罗香泽之态。

3.季节物候中的赏阅之乐

节序风光，在花间词中多是写绣幌佳人伤春悲秋，如魏承班《渔歌子》写女子春日念远的离愁别恨，辞藻华美，感情泛化，细腻纤巧，缺少活力。苏词也写四季更替，风景不殊，却能以热爱之情拥抱自然和生活，不矫揉造作。或城外寻春，如《浪淘沙》（昨日出东城）等；或初夏听蝉，如《阮郎归》（绿槐高柳咽新蝉）等，乡村小路、午后棋声和慵懒的村姑等，都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如此恬静美好。又或写村野闲行，如《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词中皆是凡俗事物，断山、乱蝉、衰草、池塘、白鸟、红蕖、村舍、古城、杖藜、斜阳、夜雨、清凉。作者用朴素的语言，娓娓道来，真是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江城子》云：“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又白鹭，如有意，慕娉婷。”[2]63苏词中，大俗即是大雅，大雅即是大俗。他真正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幅兴味盎然的生活画卷，化凡俗为清美。

4.家庭生活中的无限深情

传统词人写男欢女爱，多是玩弄风月，逢场作戏，词成了男子而作闺音的代言体。苏轼却用它来叙写普通的家庭生活，或写夫妻间的爱情，或写兄弟间的手足情等，这种世间最普遍、最自然的感情，都被写的凄婉动人。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悼念亡妻王弗，可谓是人鬼情未了。同样是中秋怀人，寄子由，人们多偏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清旷超脱。《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这首词则使我们看到苏轼作为凡夫俗子内心真实、细腻、敏感、脆弱、无助的一面。他并不是坡仙，而是我辈中人，他也有七情六欲、儿女情长，凄美感人。又《画堂春・寄子由》云：“济南何在暮云多，归去奈愁何！”[2]86词人身在密州，思念济南的兄弟而不得见，情思缱绻，又不似上文哀婉凄恻，真是情随意转，笔传百态。

5.游戏笔墨中的僧俗趣事

秦观曾有诗赞其师“不将俗物碍天真，北斗以南能几人？”（《别子瞻》）苏轼生性幽默，常常以调侃嘲讽的口吻，叙写人生百态，晓谕人伦之理。《冷斋夜话》载：“东坡镇钱塘，无日不在西湖。尝携妓过大通禅师。大通愠形于色。东坡作长短句，令妓歌之。”《南歌子》云：“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s愁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2]59所谓席中虽然有妓，心中可以无妓。禅师时时拂拭，莫惹尘埃。东坡游心于物外，戏之以弥勒初生，直截其本来，戏说色空不二，令人忍俊不禁。又有灵隐寺和尚了然，与妓秀奴相恋，后财尽被弃，反目成仇，醉杀之。入狱，视其臂刺有“但愿生同极乐国，免教今世苦相思”语。东坡感而赋《踏莎行》曰：“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4]第1册：333了然虽在佛门，却为尘世色相所迷，不悟色相本空，终致恶果报应。词人以慈悲之心，启谕众生色空之理，不能妄生执念，作茧自缚。

（二）遣词造语上的以俗为美

1.以口语、对话入词

口语、对话一般多用于民间语言，与雅文体渐行渐远，苏词却能化凡为圣，点铁成金。如《阮郎归》云：“佳人相问苦相猜，这回来不来？”《行香子》云：“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临江仙・送钱穆父》云：“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皆简洁如话，随心而出，如对至亲老朋，情态毕现，意韵绵长。《减字木兰花》（春牛春杖）四十余字中连用七个“春”字，以俗字俗句写春机勃勃，简洁明了，生动如画。又《蝶恋花・京口得乡书》云：“一纸乡书来万里，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定风波》云：“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语言通俗浅白，对话生动传神，又不乏人生哲理，俗中见雅，启人深思。

2.以方言、俚语入词

周紫芝《竹坡诗话》载：“东坡云：‘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熔化耳。’”[5]354同样，在其词中也得到鲜明体现，如《瑞鹧鸪・观潮》云：“侬欲送潮歌底曲？樽前还唱使君诗。”“侬”是古吴越地一带人的自称，“歌底曲”也带有南方方言色彩，意思是“唱什么歌”，“底”就是“什么”的意思。这些词语使词景生动活泼，如闻其声，如睹其形。又《满庭芳》云：“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需放我、些子疏狂。……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2]3“著甚干忙”意思是“瞎忙什么”，“干忙”意思就是白忙。“些子”意思是“一点儿”，皆为当时口语。“思量”，就是“想来、想一想”的意思，“抵死”就是“拼命、竭力”的意思。苏轼用这些当时不登大雅之堂的俚俗用语，批判了蝇营狗苟的世俗人生，彰显了自我洒脱旷放的个性，笔墨酣畅淋漓。当北宋文人词在求雅用典上用功而造成语言意象老化之时，苏词却大量引俗语入词，无疑是对词体语言的新变，更贴近生活。

3.以成词、熟语入词

苏轼以俗为美还表现在以地名、人名、前人诗句等入词，如《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纭酚谩捌缴教谩⒔南、醉翁、兰台、庄生”等词，《水调歌头・寄鄂州朱使君寿昌》用“江汉、岷峨、锦江、南山、剑外、曹公、黄祖、谪仙”等词，《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用“渊明、东坡、雪堂、北山、曾城、斜川”等词，皆能有机融合在全篇中，使词气流转自如。有时他还直接大量引用或化用前人诗句入词，如“暗香浮动月黄昏”（《阮郎归》）、“觉凉生两腋清风”（《行香子》）、“蝴蝶梦中家万里”（《南香子》）、“似花还似非花”（《水龙吟》）等，分别化用了林逋、卢仝、崔涂、白居易等人的诗句。他还把一些相对陈俗、熟悉的诗篇翻唱为词，造成陌生化的效果。如《哨遍・为米折腰》乃从《归去来兮辞》化出，《水调歌头》乃改韩愈《听颖师弹琴》而成，皆能别出风味。或用回文诗体来写回文词，如回文词《菩萨蛮》有七首。甚至把自己的旧诗改成新词，如《定风波・咏红梅》乃从《红梅三首》（其一）化出，原诗精练老成，新词摇曳生姿。又或改前人成词为新词，如《浣溪纱》（西塞山边白鹭飞）、《南歌子》（日出西边雨）、《调笑令》（渔父）分别改张志和、刘禹锡、韦应物词而成，皆能变熟俗为新美。

二、苏词以俗为美的成因

雅俗本来就是互为表里的，苏词以俗为美有着时代的经济文化大背景、词体本身发展的内在需求和作者自身的创新个性等多种原因，其合力推动了词体的发展和新的审美思想的形成。

（一）宋代市民经济和文化的影响

宋代城市商业经济不断发展，出现了人口众多的大都市，如开封、洛阳、杭州、扬州等，勾栏瓦肆的兴起，促进了娱乐业的发展和市民文化的繁荣。市民审美需求的扩大，在不同程度上冲击着文人的雅文化观念，使他们不得不面对这些市井新声。如柳永《望海潮》词写杭州繁华的都市风情，也是化俗为雅，雅俗相生。这自然深刻影响到苏词的创作，宋人以平常心应接万物，他们既有内在人格的高洁和雅逸，又能在世俗生活中任运随缘，进退裕如。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便是凡物皆有可观，雅俗皆为我用，从而形成宋人大雅大俗的审美观。

（二）词体发展的内在需求

从词体产生和发展而言，有个自下而上，从民间词到文人词，从下里巴人到阳春白雪的过程。敦煌曲子词《望江南》（莫攀我），《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这些民间词，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语言质朴浅白，真切反映了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及情感诉求等。早期的文人词，如白居易的《忆江南》、刘禹锡的《竹枝词》等，显然具有民歌的通俗色彩。随着文人词的壮大，词体不断雅化，形成了词为艳科，要眇宜修的婉约特质。至柳永是一个突破，他用生动的市井白话，描写凡俗的市民生活，以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促进了词的通俗化。苏轼在继承柳词凡俗色彩的同时又剔除其艳情卑俗的成分，推动着它继续向前发展并深刻影响到南宋词的进程。

（三）苏轼人生阅历和思想性格的影响

元丰三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贬居黄州，躬耕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他以欢喜心、平常心、慈悲心去关注乡村凡俗生活，吃喝穿戴、婚丧嫁娶、农耕桑麻等，无不入其词中，洋溢着热烈的人生之恋。“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苦难是人生最好的导师，逆境也成就了苏轼的文人气质和品格。儒家的淑世精神，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自然无为特别是庄子的齐物逍遥，又使他淡泊名利，出处裕如；佛家的平常心是道，启示着他真俗不二的思想，达到了即心即佛、圆融无碍的境界。在苏轼看来，“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鱼虫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与子明兄》）[6]卷60：1832没有雅、俗的绝对分别与对立，美其实无所不在，关键是审美主体如何合体认与表现凡俗生活中的大美。所以苏词能不避凡俗又超越前人，达到“以俗为美”的新境界。

三、苏词以俗为美的价值和影响

“以俗为美”的审美思想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源远流长，从最早的民谣“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到《诗经・国风》写各地风俗民情。陶渊明在田园中发现诗意，杜甫用新题乐府写民生疾苦，白居易诗使老妪能解等，都启示着苏轼词“以俗为美”的审美思想。宋代话本小说等俗文学的兴盛，也促进了文学通俗化、平民化的进程，文人的生活态度与审美态度也都趋于世俗化。陈师道《后山诗话》记梅尧臣语曰：“子诗诚工，但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尔。”[5]314苏轼《题柳子厚诗》曰：“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7]卷67：2109不仅宋诗在追求日常生活化、琐细化，通过以故为新、以俗为雅，与唐人竞高下。在词体中亦染此风气，苏轼把日常生活当作创作源泉，真正实现了“以俗为美”，是对前人的继承与发展。

苏轼的身体力行，也给宋人以深刻的影响。胡适《词选序》说：“苏轼以前，词的范围很小，词的限制很多；到苏轼出来，不受词的严格限制，……凡是感情，凡是思想，都可以作诗，就都可以作词。……这是词的一大解放。”[7]如李清照《词论》虽然对苏轼词有所批评，但她以寻常语入音律，善于提炼口语入词，如“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永遇乐》）“见有人来，袜}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点绛唇》）“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减字木兰花》），皆生动形象，明白如话，流利婉转，充满生活气息。其化俗为雅，颇得东坡词三昧。又如南宋辛弃疾闲放带湖、瓢泉时期大量创作农村词，写山村风景，如《清平乐》（茅檐低小），《清平乐》（西风梨枣山@）等，皆能涉笔成趣。动人的春意、顽童与闲叟、其乐融融的生活场景、丰收在望的喜悦等，一切都是如此的朴素清新，、恬静安闲。比之苏轼笔下的农村词，可谓各臻其妙。

参考文献

[1]曾枣庄，刘琳，编.全宋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2]苏轼.东坡乐府[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唐玲玲.东坡乐府研究[M].重庆：巴蜀书社，1993.

[4]唐圭璋，编.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何文焕，辑.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苏轼江城子篇4

初识《定风波》

第一次接触苏教版《唐诗宋词选修》，在思想意识上认识到，选修教学是要有别于必修教学的，至于区别点在哪，当时的认识就是选修当然侧重与“选”，所以在唐诗宋词的教学上，主要凭个人喜好筛选相关篇目。在“新天下耳目”这一板块就选了《定风波》《江城子》《卜算子》，预计两课时。

从诗词教学的常规角度考虑，初定《定风波》的教学目标是：

1.认识学习本词的表达技巧；

2.感悟苏轼达观的处世态度。

教学重点是理解内容，感悟形象，熟读成诵。教学难点是理解“归”向何处，体会作者豁达的胸怀和作品旷达的意境。

教学过程中首先围绕文本研习：

1.“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体现出怎样的性情？

2.“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竹杖芒鞋诚然轻巧、轻便，然而在雨中行走用它，怎么能比“骑马”还“轻”？

3.“一蓑烟雨任平生”“烟雨”是否仅指自然界的风雨？一个“任”字，表现了作者怎样的心境？

4.“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春风是“料峭”的，而作者却是“微冷”，怎么理解？此词是不是他酒后的自我宽慰？

最后重点探讨：“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中的“归去”和陶渊明《归园田居》的“归去”是否相同？他要归向何处？从三个方面加以探究：1.归朝廷。儒家的入世和有为，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因此在苏轼的一生中，都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2.归田园。他自己比较喜欢老庄的作品，不自觉也会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的无为非凡，又使他淡泊名利。所以他每到一处，都能敞开胸怀，尽情走进深山，寻找一种解脱，在山水间淡泊名利，皈依心灵。3.归佛门。自己取名东坡居士，和佛印等人的交往较密，可以看出佛教思想对他的影响也非常大，佛家的静达圆通，启迪他走向圆融和通达。最后加以总结“归去”——回归自我精神家园。

知人论世论

课后加以反思，虽然课堂能紧紧结合文本内容，从练字的技巧出发，结合词人形象来体悟其中的情感，但实际上对课文难点的处理上，学生关于儒释道思想对苏轼的影响一无所知，问题的设计完全是教师为了设置难点而设置，因此，大多数是教师的说教或者说是灌输，学生对情感的理解仅仅停留在阔达、旷达、乐观等字面上，无从深入实际上也无法深入。这种为了解决难点而故意设置难点的教学，看似重难点突出，教学相对完整，实际上已经完全违背了学情。

问题的症结在于，学生对苏轼本人缺乏应有的了解，由此看来“知人论世”很有必要，这是探究的基础，是观察和思维的基石。当然，我在课前已经补充了“乌台诗案”的相关资料，现在看来，这一材料有其相对独立性，案例处在特定历史的特定阶段，这一事件也是苏轼人生某一阶段的案例，可以说这一案例只是苏轼宦海中的一滴，撷取这一滴何以认识苏轼人生的大海。看来在以后的教学中，还得补充苏轼一生的宦海浮沉，了解了其一生的遭遇，方可知苏轼的旷达乐观的积极处世态度的渊源。

专题教学论

真正对《定风波》这首词有新感悟是在完成对《江城子》《卜算子》的教学后，教完这两首词，突然冒出来的想法是，《江城子》沉挚深永、悲凉婉切，《卜算子》隐约高远、冷寂执着，那么，《定风波》中苏轼的阔达与淡定的身影又在哪里？不同时期个人词风变化为何如此之大？它们之间又有何联系？

带着这些问题，开始细心观察文中的注释并结合苏轼的人生履历，发现《江城子》写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是苏轼丧妻十年后人生的又一次低谷，此时的苏轼是“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卜算子》写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是苏轼刚刚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也曾涉及此事，说苏轼在涉案的当天，曾经推知自己小命难保，吓得瘫软在地，但即使这样，在幸免于难被贬黄州后，仍然“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而《定风波》是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此时的他已经被贬黄州三年，可谓历经人生的大风大浪。

笔者想到此，才真正认识到选修教学不只是“选”这么简单，或者说“选”已经是已知命题，未知命题在于“修”。苏教版选修教材应将其专题化，备课也应该是专题教案。苏教版选修教材这种“专题”的设计，从实践背景上看，它顺应了新课程理念；从性质上看，它具有凝聚性、开放性、探究性的特点。“专题”的凝聚性是建立所选文本的内在逻辑联系、逻辑分类基础上的。“专题”开放性要求教师从整体考虑，大胆调整、整合。“专题”的探究性要求应改变过去学生依赖教师学习的状态，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再识《定风波》

鉴于此，第二年，苏轼词的教学首先着眼于专题教案，确定教学目标1．初步了解苏轼词沉挚深永、雄壮超脱、奔放流转的艺术风格。2、通过探究性学习，了解苏轼豪放派词风的特点及其形成。教学重点是《江城子》《卜算子》《定风波》中情感的理解和掌握。教学难点是《定风波》中“归去”的理解。教学过程中，重新调整三篇课文的教学次序，依次是《江城子》《卜算子》一课时，《定风波》一课时。

苏轼江城子篇5

关键词：宋词燕子楼典故苏轼

北宋大文豪苏轼将“燕子楼”典故第一次运用到了宋词中，秦观、周邦彦、张孝祥、辛弃疾、和周密等著名词人也在其词作中使用了该典故。本文试图总结“燕子楼”典故在宋词中的使用情况，并且考察该典故在用法上的流变。

一

“燕子楼”典故的故事最早见于唐代白居易《燕子楼三首》的序中。北宋张君房《丽情集·燕子楼》（宋·曾慥《类说》卷二十九引）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关盼盼故事的本末。另外，明代郎瑛《七修类稿》卷三十六《诗文类·燕子楼》，王世贞《艳异编》卷二十七《部二·张建封妓》，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三十二《唐·白居易》，冯梦龙《情史》卷一《情贞类·关盼盼》和《警世通言》第十卷《钱舍人题诗燕子楼》都详略不同地记载了关盼盼的故事。我们可以从《全唐诗》管窥“燕子楼”故事。《全唐诗》卷八〇二录关盼盼诗，附小传，云：

关盼盼，徐州妓也，张建封纳之。张殁，独居彭城故燕子楼，历十馀年。白居易赠诗讽其死，盼盼得诗，泣曰：“妾非不能死，恐我公有从死之妾，玷清范耳。”乃和白诗，旬日不食而卒。[1]（P9119）

金启华《全宋词典故考释辞典》中概括了“燕子楼”典故的内涵，[2]（P1128-1129）但不够全面。其实，从关盼盼的故事可以看出，“燕子楼”典故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包括佳人寡居、佳人离去、怀念远人、女子忠贞、反抗世俗、物是人非等。

二

在《全宋词》中，有25位左右的词人在其词作中用到了“燕子楼”典故，而使用该典故的宋词有35首左右。考察这些词作，我们可以发现，“燕子楼”典故在宋词中的用法，既有很多因袭的成分，也有不少创新的成分。

（一）苏轼为该典故在宋词中的使用树立了典范，也为该典故在宋词中奠定了感情基调

苏轼夜宿燕子楼，梦关盼盼，作《永遇乐》一词：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3]（P389）

后世对这件事论述较多。如南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三记载：

东坡守徐州，作《燕子楼》乐章，方具稿，人未知之。一日，忽哄传于城中，东坡讶焉。诘其所从来，乃谓发端于逻卒，东坡召而问之，对曰：“某稍知音律，尝夜宿张建封庙，闻有歌声，细听乃此词也。记而传之，初不知何谓。”东坡笑而遣之。[4]（P25）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八《集部五十一·》中引用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三中的相关记载，在批评其事荒诞不足信的同时，也肯定了苏轼作词的高超水平。

清代叶申芗在《本事词》卷上《唐五代北宋·苏轼》中也记载了这件事。可见苏轼的这首词产生了不小的轰动。

南宋曾慥《髙斋词话》（沈辰垣《御选历代诗余》卷一百十五《词话·宋二》引）记载：

少游自会稽入都，见东坡，……少游问公近作，乃举“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晁无咎曰：“只三句便说尽张建封事。”[5]（P1930）

明代蒋一葵在《尧山堂外纪》卷五十二中也有类似记载。可见，苏轼这首词写得很好，尤其是“燕子楼”典故用得很出色，而苏轼本人对这首词也很满意。

后世对这首词评价很高。南宋张炎在《词源·用事》中对苏轼巧妙运用“燕子楼”典故作了这样的评价：

词用事最难，要体认著题，融化不涩。如东坡《永遇乐》云：“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用张建封事。……此皆用事，不为事所使。”[6]（P1746）

苏轼这首词清刚隽秀，一唱三叹。在使用“燕子楼”典故时，讲究神情，而不注重迹象，既强调了物是人非的惆怅，又凸显了以苏轼为代表的士大夫的失意和感伤。

（二）因袭苏轼为该典故所奠定的感情基调，直接沿用苏轼用法或有所创新

苏轼给“燕子楼”典故奠定了“空”的感情基调，后来的词人大都沿用这一基调，将“燕子楼空”的意蕴反复演绎，从而使之成为该典故在宋词中的主流意蕴。

秦观直接对苏轼的“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进行改造，变为“恋恋，楼中燕，燕子楼空春色晚，将军一去音容远，空锁楼中深怨”[7]（P600）。二者相似之处不言而喻。张孝祥《木兰花慢》“紫箫吹散后，恨燕子、只空楼”[8]（P2184）加强了“空”的意味。总而言之，直接使用和化用苏轼“燕子楼空”的词句大都聚焦在“空”字上，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毛滂《调笑》（盼盼）“楼空雨小春寒逼，钿晕罗衫烟色，帘前归燕看人立，却趁落花飞入”[9]（P892），辛弃疾《念奴娇》（书东流村壁）“楼空人去，旧游飞燕能说”[10]（P2420）将“燕子”和“楼”分开，使得“佳人离去”和“物是人非”的意境动态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之后的词人多采用这种用法，如《新雁过妆楼》（夹钟羽）“宜城当时放客，认燕泥旧迹，返照楼空”[11]（P3708），周密《忆旧游》（次韵筼房有怀东园）“事逐华年换，叹水流花谢，燕去楼空”[12]（P4156），王沂孙《声声慢》“莫辞玉樽起舞，怕重来、燕子空楼”[13]（P4255）。

（三）突破苏轼为该典故所奠定的感情基调，使用该典故所蕴含的其他涵义

周邦彦摆脱了“佳人离去”和“物是人非”的感情基调，将“燕子楼”典故赋予了另一种内涵，“怀念远人”，即“相思”。其《解连环》（商调·春景）“燕子楼空，暗尘锁、一床弦索”[14]（P770），即表达了相思之情。陈允平《塞翁吟》“秦筝倦理梁尘暗，惆怅燕子楼空”，续雪谷《长相思》“笙寒燕子楼”[15]（P3040）都沿用这一思路，继续赋予该典故“相思”之情。蔡伸《水调歌头》（用卢赞元韵别彭城）“绿野堂前桃李，燕子楼中歌吹，那忍首重回”[16]（P1304）用该典故，以表达临别之时的深切情意，含有离别后的“相思”之情。

有的词人将“燕子楼”典故最原本的内涵，即“佳人寡居”表现于其词作中，如柴望《念奴娇》（山河）“燕子楼高，乐昌镜远，人比花枝瘦”[17]（P3836），文天祥《满江红》（和王夫人满江红韵，以庶几后山妾薄命之意）“燕子楼中，又捱过、几番秋色”[18]（P4182）。

“燕子楼”作为一个意象虽然具有较为固定的寓意，但有的词人模糊其内涵，将其虚化、泛化，使得该典故更加耐人寻味。如吕渭老《木兰花慢》“奈燕子楼高，江南梦断，虚费相思”[19]（P1466）中的“燕子楼”即是泛指。

三

以上概括了“燕子楼”典故在宋词中的使用情况，梳理了该典故在用法上的因袭和创新。在分析过程中，有几点现象值得注意：

（一）使用“燕子楼”典故的词人中，有较多著名词人，如苏轼、秦观、周邦彦、张孝祥、辛弃疾、、周密等；

（二）“燕子楼”典故具有丰富的内涵，但在宋词中，该典故被赋予的主流内涵是“物是人非”，其他内涵，尤其是“反抗世俗”没有得到体现；

（三）“燕子楼”典故在宋词中的用法虽屡有创新，但更多程度上是因袭，这就导致该典故的用法变得程式化。

四

对宋词中“燕子楼”典故进行梳理分析，可以加深对该典故的认识和理解，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这一分析，了解其他典故在宋词中使用的一般规律。另外，考察典故在用法上的流变，可以作为考察文学作品，尤其是诗词发展状况的一个视角。

注释：

[1]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

[2]金启华：《全宋词典故考释辞典》，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3][7][8][9][10][11][12][13][14][15][16][17][18][19]唐圭璋：《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

[4][宋]曾敏行：《独醒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5][清]沈辰垣：《御选历代诗余》，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