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和平条约(整理2篇)

儿童和平条约范文篇1

我们想要一个没有战争核武器的星球，

我们要除掉疾病和破坏，

我们再也不要憎恨和饥饿再也不要无家可归。我们要消灭这一切。

我们的大地给与我们足够的食品——我们将共享。

我们的天空给与我们遍地的彩虹——我们将保护它们。

我们的河水给与我们不朽的生命——我们保持它们结净。

我们要共同欢笑，共同游玩，共同工作，互相学习，探索和提高大家的生活。

我们是为和平，为现在的和平，永久的和平，我们大家的和平。

儿童和平条约范文篇2

【内容摘要】联合国相关公约对儿童权利做了较为详细完备的规定，成为各国国内法完善儿童权利的标杆。我国历来重视完善儿童权利，通过《刑法修正案八》进一步完善了儿童权利，如对儿童累犯制度的摒除、加大对未成年人缓刑等社区矫正执行力度、有限度免除儿童前科报告制度等等。但总体而言，儿童权利保护水平还有待提高，如还存在未成年人罪犯刑事立法保护面窄、力度不足；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保护方式粗简、不成体系等问题。应该继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立法的形势和内容两个层面加大对未成年人的立法保护。

【关键词】儿童权利保护立法完善刑事保护

首部有关保障儿童权利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我国于1990年12月有保留地批准加入。该公约第1条规定，儿童“系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条规定的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因而，我国相关法中所称的未成年人与国际公约所称的儿童是一致的。所谓的儿童权亦即未成年人权利。在公约的第37—40条分别对触犯刑法规范的儿童做出了保护性规定，并被世界各国刑法作为保护未成年人权利的参照系，完善本国关于儿童权利保护的刑法规范。我国于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对1997年《刑法》有关儿童的规范做了修改与扩充，以此从刑法规范角度深化对儿童权利的保护，进一步完善我国儿童权利的刑法保护制度。然而，以国际公约所确立的普遍保护标准为参照，则突显我国儿童权利的刑法保护的不足，与其标准尚存差距。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刑法修正案八》中关于儿童权利保护的相关规定进行评价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以相关国际人权公约为参照系，检视我国未成年人权益刑法保护制度的不足，进而提出弥补不足的构想。

一、《刑法修正案八》：儿童权利刑法保护新进展

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对1997年《刑法》中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理的总则条款进行了修改和扩充，即《刑法修正八》第6条对未成年人构成累犯制度的弃除、第11条第1款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犯罪应当宣告缓刑的规定，以及第19条关于未成年犯罪有限度免除报告前科制度的确立，从而成为未成年人刑法保护重要法律依据，也是未成年人刑法保护制度建设进展的重要体现。推动了我国未成年人刑法保护制度的内涵发展与外延扩张，促使刑法总则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范围和力度逐步加强，以充分发挥其保护人权和减少再犯的作用。

(一)未成年人构成累犯制度的弃除

1997年《刑法》所确立的累犯制度未将未成年人予以排除，而是在同等条件下与成年人构成累犯，因此，未能突显出对未成年人的刑法保护。为此，《刑法修正案八》第6条规定，将刑法第65条第1款修改为：“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修改的内容仅在原有条款的基础上增加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而实质上则是从原有的累犯制度中，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一并划归不成立累犯的范畴。质言之，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即未成年人不得成立累犯。此与其他国家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累犯的制度接近，例如，《俄罗斯联邦刑事法典》第18条第4款的规定“未满十八岁的行为人因实施犯罪负有前科的，不应当认定为是累次犯罪”，《罗马尼亚刑法典》第53条规定“确认累犯时不考虑有未成年期间实施的犯罪情形的判决”。笔者认为，此次的修改深化了未成年人刑法保护的内涵，在刑法处遇上应该差别于同等情形下的成年人犯罪；其外延也得以扩张，未成年人犯罪不再因累犯制度而适用加重刑罚，缓刑和假释制度也不再受限制。

(二)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犯罪应当宣告缓刑的规定

《刑法修正案八》第11条第1款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此条款修改的焦点是，是在原有选择适用缓刑基础上，对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三类人群应当适用缓刑的规定。依修改后的刑法规范意旨，未成年人犯罪的，只要符合缓刑的条件就必须适用，即强化缓刑的应当适用效力而非先前的选择性适用。以此，强化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保护的力度，优化了其刑罚适用，推进未成年人刑法保护的新发展。

(三)有限度免除报告前科制度的确立

1997年《刑法》第100条确立的前科报告制度，规定曾经受过刑罚的任何人在入伍或就业时必须进行报告。前科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起到间接预防犯罪的作用，但对于未成年罪犯而言，却是一种“标签”效应，始终背负着“罪犯”的心理阴影，有损于他们尊严，不利于复归社会和健康成长。对此，《刑法修正案八》做了重大修改，创设了未成年人有限度的免除前科报告制度。修正案第19条规定，在刑法第100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2款：“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由于前款规定了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时的前科报告义务，修改后的刑法典第100条第2款旨在免除未成年犯罪人的部分前科报告义务，且该部分仅限于未成年人“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范畴。这项义务的部分免除，有利于教育与改造未成年罪犯，使其顺利回归社会，通过减少此类未成年人遭遇社会歧视的几率，可防止其自卑厌世、自暴自弃等消极心理的加剧而难以重新融入社会。不过，免于前科报告毕竟有别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因其改革的非彻底性而未能清除失足未成年犯所终生背负的犯罪人标签。尽管如此，新修正案作为我国的最新刑事立法，基本反映了当前未成年人刑法保护的发展态势，而且其中所涉未成年人犯罪的诸项从宽处罚规定，对于进一步完善此类特殊群体的从宽制度与提升其人权保障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刑法修正案八》前两处的修改都是着眼于刑罚的裁量方面，旨在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改善其人权状况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由于未成年人在心理、生理、辨认和控制能力上的特殊性和局限性，即使再犯且符合累犯的一般条件其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也不及成年犯。若对未成年犯罪人加重处罚或者同样处理，则有悖于我国关于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宽处罚的基本原则，从而更难以实现对其适用刑罚的真正目的与保护此类犯罪人合法权益的终极目标。《刑法修正案八》关于未成年人的第三处修改，是刑法规范的扩充，创设免除前科报告制度，虽然仍有一定局限性与不彻底性，但足以反映未成年人刑法保护制度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