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的特征范例(3篇)

来源：时间：2026-02-20 手机浏览

货币政策的特征范文篇1

国外学术界关于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关系的问题存在较大的争议。有的学者认为,货币政策不应对资产价格变动做出反应;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官员开始倾向于支持货币政策应当对资产价格变动做出反应的观点。Bernanke和Gertle(r1999)的研究认为,当资产价格中用于预测通胀的部分被考虑进来后,货币政策不应该对资产价格变动作出反应,因为资产价格变动本身具有总需求效应(资产价格的上升会刺激总需求;相应地,其下降则会减少总需求),采用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可以自动地在资产价格上升时提高利率,在资产价格下降时降低利率,从而起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该文献更进一步通过数值模拟对各种政策的实际效果进行了比较。模拟结果显示,不对股价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将会比那些对股价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取得更好的政策效果。Bean(2004)认为,由于央行不能可靠地识别资产价格泡沫并且货币政策也不是抑制资产价格泡沫的有效工具,因此,试图稳定资产价格的货币政策是不可取的。Gertler等(1998)、Batini和Nelson(2000)、Filardo(2000)、Mishkin和White(2002)等的研究都支持上述观点。而一些中央银行家,如瑞典央行副行长Hessiu(s2000)也持类似的观点。Cecchetti等(2000)的观点与Bernanke和Gertle(r1999)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的研究认为,资产价格泡沫会严重扭曲投资和消费行为,致使产出与通胀不合理的剧烈波动。为解决这一问题,他们认为货币政策不但要对预期的通货膨胀进行反应,也应该对资产价格的波动做出直接的反应。这样的做法将抵消泡沫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从而增进宏观经济稳定。Cecchetti等(2000)采用了与Bernanke和Gertle(r1999)相同的模型,结果却有显着的不同。他们认为,在产出波动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偏好决定了央行究竟是采取只对通货膨胀作为反应的积极政策,还是既对通货膨胀反应又对股价反应的积极政策。他们通过对各种情况的模拟研究,有力的支持了货币政策应该对资产价格直接进行反应的这一观点。Borio和Lowe(2002)、Bordo和Jeanne(2002)则从货币政策积极干预资产价格可以防止资产价格泡沫破裂的角度证实了货币政策应当对资产价格变动做出反应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Agnello和Schuknech(t2011)利用18个工业化国家1980-2007年的数据研究分析了房地产价格泡沫生成及破灭的决定性因素,多值选择模型(MultinomialProbit)的估计结果显示,国内信贷的变化和利率水平对房地产价格泡沫形成的概率具有显着性的影响。同时,金融部门的管制的放松(特别是按揭市场)对房价泡沫的出现概率有极强的放大作用。与之类似的还有,Gerdesmeier等(2010)分析了1969-2008年17个OECD国家股价与房价的综合数据,采用合并概率(PooledProbit-Type)方法,发现信贷总量、长期名义利率的变化以及投资占GDP比重三个指标能最多提前8个季度预测资产价格(房地产价格)泡沫的破裂。上述的研究都显示信贷的波动能对房地产价格产生影响。由于金融衍生工具的运用,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房地产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相互渗透,二者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数据显示,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已经成为美国债券市场比重最大的债券。其住房抵押贷款的50%已实现证券化。与上述的这些特征事实不同的是,中国居民的房地产投资需求不能通过与之相关的债券来满足。居民要投资房地产只能通过直接购买住房,通过差价来获得收益,这大大加剧了房地产价格的波动。

国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侧重于从实证角度研究货币供应量与资产价格两者之间的关系。信贷指标与资产价格,特别是信贷与房地产价格之间的研究还很少。与国外文献类似,资产价格多关注资本市场。钱小安(1998)的研究发现,由于我国货币供应量与资产价格关联性比较弱且很不稳定,股票综合指数不仅不具有成为宏观经济的晴雨表的功能,也不能以资产价格的变动作为判断货币政策松紧的依据。瞿强(2001)则从货币操作层面展开,认为目前货币政策操作中,要关注资产价格但不宜盯住资产价格。中国人民银行课研究局题组(2002)研究认为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应关注股票市场价格的波动,但不能将其列为进行货币政策决策的关键因素之一,换句话就是央行应关注而不是盯住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易纲和王召(2002)也肯定了货币政策对股票价格的直接影响,通过研究,他们认为货币量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也取决于股市,并不是仅仅取决于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并得出中央银行在考虑货币政策制定时应同时考虑股市价格和商品与服务价格的结论。瞿强(2005)认为资产价格泡沫与信用扩张具有较强的关联性。王维安和贺聪(2005)认为货币政策应该更多关注房地产价格,但他没有从实证角度研究我国房地产价格与货币政策的具体相关关系。谈正达等(2011)从资产配置的角度出发,通过引入房地产和股票两种资产的价格,运用半对数形式的货币需求函数证实了在1998—2010年我国存在稳定的长期货币需求关系。其隐含的意义在于货币政策的制定中必须考虑房地产资产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与产业信贷政策不同,货币政策调整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更强,且由于时滞原因使其在实际操作中更加困难。周晖和王擎(2009)以中国房地产市场为例,通过当前央行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市场的博弈分析并通过实证证实了货币政策在经济发达地区无效的结论。同时,作者认为由于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之间并不存在稳定的联动关系,在全国范围内使用货币政策进行的房地产调控极其困难。但与本文研究不同之处在于,周晖和王擎(2009)所使用的房地产价格、M2和GDP增长率三项指标均为季度指标,而本文所使用的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率,房地产销售价格同比增长率以及房地产信贷同比增长率(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与房地产企业开发贷款之和)均为月度指标,且研究的重点侧重于信贷与房地产价格变化间的动态关系。银行信贷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方面,周京奎(2006)从能否得到银行贷款两个角度来构建理论模型,分析置业者及开发商的决策对房地产均衡价格的影响。特别是当存在投机行为时,置业者的购房动机并不限于自己使用,而是为了获得地产出售的资本收益时,银行信贷的过度支持会催生房地产泡沫。但实证部分使用非自筹资金与商品房销售额的80%作为金融支持的变量显得并不准确。曾五一和李想(2011)通过房屋销售价格指数与租赁价格指数的协整关系判断样本期(2003-2009)存在房价泡沫。在泡沫原因的解析中同样认为金融的过度支持是造成泡沫的原因。

国内外学者对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关系做了很多有意义的研究,但是从实证研究上,大多还仅限于货币供给量与资产价格的关系上,没有从房地产信贷与资产价格关系的角度去研究。而在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中,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等多重目标,信贷规模控制仍是货币政策工具之一。例如,央行限定2008年的银行信贷规模不得超过2007年的3163亿元,要求各金融机构按季度上报新增贷款等新措施。另一方面,房地产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它的供给和需求都受信贷扩张程度的影响。因此,信贷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房地产的繁荣程度与价格水平的高低。可见,从房产信贷与房地产价格视角分析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的关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特殊时期,经济高速增长、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城市化进程正处于中期、人口年龄结构有利于储蓄等等,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出现资产价格泡沫(特别是房产泡沫)是大概率事件。那么,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应该怎样来应对资产价格泡沫?是否可以通过关注信贷的增速来影响资产价格泡沫?这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在经济运行的过程中,不同市场间或不同资产、经济变量之间往往存在着波动相关关系。因此,要研究多个变量间的波动性特征,就需要将单变量的GARCH族模型向多变量GARCH(MultivariateGARCH)扩展。MGARCH模型的优势在于其不仅涵盖了单变量模型的波动特征,而且还可以刻画不同变量波动间的相关关系。它最直接的运用在于研究多个市场的波动和联合波动,并反映一个市场的波动是否引致了另一个市场的波动,以及两个市场的联合波动等特征。Kim(2000)利用MGARCH模型度量了金融市场的波动对实体经济变量如出口以及产出增长率的冲击。Bollerslev等(1988)提出一个MGARCH-VECH模型,但该模型仅使我们得出不同市场之间波动性的相关系数,而无法考察市场之间的波动特征。其更为严重的缺陷在于无法保证条件方差—协方差的正定性。为了保证条件方差—协方差的正定性,Engle和Kroner(1995)在Baba等(1991)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BEKK模型,但该模型的的待估计参数过多(特别是考出三个以上的经济序列时),且模型参数的经济意义不够明确。结合本文的研究需要以及数据特征,我们尝试建立三元的对角BEKK模型,以厘清货币供应量、房地产价格以及房地产信贷(个人住房贷款与房地产开发贷款之和)这三个变量间的波动关系。模型设定为:

(一)数据及其基本统计特征

本文选取的三个月度数据序列①分别为,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率,房地产销售价格同比增长率(REALINDEX)以及房地产信贷同比增长率(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与房地产企业开发贷款之和)(REAL-LOAN)。时间跨度为2007年1月—2010年12月,共48个月度观测值。其中货币供应量和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数据来自万德(Wind)资讯,房地产信贷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从图1可以看到,房地产销售价格和房地产信贷的同比增长率呈现出一致的周期性特征,但我们还不能得出其经济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即无法判断到底是哪个变量引领了另一个变量。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则在上述两个指标之前,即货币政策的滞后期粗略估算为3—6个月。从表1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房地产信贷的同比增长率标准差为其它两个指标的两倍,其波动性明显大于货币供应量和房地产价格。在样本期内,房地产信贷指标与房地产价格几乎显示出同样的波动周期,但房地产信贷的波动更为剧烈(标准差为10.3%,在三个指标中最大)。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家出台多项措施支持房地产业发展以期拉动经济增长,使得房地产信贷指标增长迅猛。对三个序列的单位根检验(ADF检验)结果显示,房地产价格和房地产信贷的增长率在5%的显着性水平上平稳,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在10%的显着性水平上平稳。又由于数据均为同比增长序列,不需要做季节性调整。

(二)MGARCH-对角BEKK模型的实证分析

(4)式的估计结果见表2。结果显示,对角矩阵A和B中的各个元素在1%的置信水平下都显着。反映在(5)式中,货币供应量(M2)、房地产价格指数(REALINDEX)以及房地产信贷(REALLOAN)这三个指标上一期的冲击对本期的波动影响非常明显,具有显着的ARCH效应,即当期房地产信贷、货币供应量和房地产价格的波动对它们自身的冲击比较强烈。同时,由于b1,b2,b3的系数同样显着,说明不但存在ARCH效应,GARCH效应同样明显,波动具有持久性。在联合波动方面,三个变量两两之间的条件协方差都呈现出显着的联合波动特征,即单个变量的波动都会波及到另一个变量。结合实际来看,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广义货币供给量M2也一直维持高速增长。2000~2010年间M2同比增长率平均值17.7%,其中2009年M2同比增长率达到27.7%,创已公布数据以来的历史最高,在货币供给充足的宏观背景下,由于在中国可供大众普遍参与的金融投资渠道只有股票和房地产,再加上股市对金融投资承载力有限。因此,资金为保值增值,直接、间接进入房地产是其必然结果。我国房地产是一个资金密集型行业,融资能力对于房地产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只有少数大型企业才能上市融资,其他融资渠道如债券、信托融资、基金融资等方式十分有限的前提下,银行信贷资金供给成为房地产业的主要来源:一是在房地产开发过程的资金筹集中,当房地产商自有资金不足的情况下。银行体系的资金供给是其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二是在房地产销售过程中也离不开银行体系的资金支持。由于房地产的价格特征决定了购买成本高,这使大部分消费者必须借助银行信贷形成有效的购买力。另外,预售收入作为房地产商资金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其间接地提供了资金融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内地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5.71万亿元,其中国内贷款达到1.13万亿元;个人按揭贷款高达8403亿元,最终表明约有2万亿元信贷资金流向房地产。可见,信贷资金的支持是近年来房地产业飞速发展的主要动因。近年来,政府为控制房价,多次使用控制信贷的方法,通过对房地产个人贷款以及房地产企业开发贷款以期控制房地产价格的增长。2005年3月至2007年上半年为了解决我国局部地区已出现的房地产热,国务院及各部委连续颁布“双八条”、稳定房价时间表等相关政策,配合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人民银行执行了从紧的货币政策,借助直接和间接调控手段,通过利率和窗口指导对房地产信贷规模进行适度控制,加强了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旨在稳定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理性回归。2007年下半年,全国楼市呈现普遍低迷的态势,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可能产生的影响,国务院意在通过房地产业的复兴稳定国民经济的发展,对房地产业采取了从抑到扬、从压到促的调控。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国务院对房地产市场做出十八项政策调整,期间人民银行下调银行贷款利率、首付款比例等措施降低个人房贷门槛,提高居民购买普通自住房的能力,因此在推进房地产市场又一次走向繁荣的同时也拉升房价过快上涨,甚至出现了泡沫现象。2009年下半年以来,针对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快速攀升,2010年4月国务院迅速推出新“国十一条”等系列房地产调控措施,人民银行金融调控与历次房贷政策调整有所不同,即严格执行差别化信贷政策,对于首套房、第二套房和第三套房的首付要求及利率定价都开始实行差别化并严格采取风险定价,旨在合理引导住房消费,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

(三)基于GARCH均值方程的实证分析

为了分析房地产价格的增长是否受到货币发行量以及房地产信贷波动的影响,我们首先建立如下模型:(9)式的估计结果见表3。结果显示,在5%的显着性水平下,仅2的系数显着,即房地产信贷增长的波动能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增长,且该波动导致了房地产价格的下降。这说明对房地产信贷波动的控制能够显着地抑制房价的增长。正如前文所说明的那样,虽然整体上我国物价水平保持了相对稳定,但信贷的扩张,特别是房地产信贷的膨胀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货币供应量的波动,估计系数为正,但对房地产价格增长影响不显着。同时,三个变量中任意两个变量的联合波动对房地产价格的增长的影响并不显着。对于货币供应量的波动对房地产价格增长影响不显着的原因可能是:第一,对于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我国货币供应量始终处于增长高位,样本期间内并未出现过大起大落,2007年以来的月度同比增长率均值达到20.4%,危机后的峰值甚至超过30%;其次,货币供应量已经不能全面反映社会的流动性状况。这与邓瑛和赵雪(2011)发现利率规则比货币供应量更能迅速调整房价的增长的结论相类似,因为利率的调整首先就会作用于信贷,而这对于资金敏感的房地产业作用更加明显。2011年2月人民银行了社会融资总量指标。社会融资总量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中获得的全部资金总和,这其中的金融体系为整体金融的概念。从机构看,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从市场看,包括信贷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保险市场以及中间业务市场等。长期以来,我国货币政策的重点监测和分析以及调控的中间目标为M2和新增人民币贷款。但上述指标已不能准确反映整个经济中的融资总量。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非银行机构提供的资金和直接融资都对整体经济的融资状况产生巨大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必然会传递到房地产市场中,从而影响房地产价格。根据央行2010年的统计,新增人民币贷款7.95万亿元,同比少增1.65万亿,但实体经济通过央行承兑汇票和委托贷款从金融体系新增融资达3.47万亿元,占社会融资总量的24.2%。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与货币供应量相比,社会融资总量指标与主要经济指标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本文基于多元MGARCH—BEKK模型和GRACH均值方程模型对房地产信贷、货币供应量和房地产价格的动态变化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得出:

1.房地产信贷与房地产价格、房地产信贷与货币供应量以及货币供应量与房地产价格之间的条件协方差都呈现出显着的联合波动特征,即单个变量的波动都会波及到另一个变量,说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能够影响房地产价格。

货币政策的特征范文

近年来，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监管体制框架的重构和金融监管制度的变迁，成为各国关注的一个重大金融现象，家的金融监管体制和制度变革的取向因此就成为金融界讨论的重要变革议题。在我国界，有的学者对我国中央银行履行制订和实施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的兼容功能持不同观点，他们的主要理论依据一是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监管体制变化的特征是把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职能分离；二是市场开放程式较高。经济一体化，金融自由化的国家把中央银行的“两项职能”分离，更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和提高金融效率三是保证货币政策的实施质量，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供应完全以市场信号作为调节的导向，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的实现程度是中央银行履行功能唯一评价标准。笔者认为：任何一国的金融监管体制选择和制度变迁都是以本国相应的经济结构特征市场开放度、金融成熟度、银行业微观基础、监管水平等因素进行考量的，而不能强求设定某一种模式。根据我国现阶段经济金融基本特点，我国中央银行兼容货币政策实施和金融监管职能仍然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一项金融制度选择，如果在尚不具备中央银行“两项职能”分离的条件下强行分离，将因为中央银行的功能缺损而产生严重的离析负效应。

一、国外中央银行功能深化历程：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兼容与分离的三个阶段

从1857年英格兰银行成为真正中央银行为诞生标志，中央银行制度已有近150年的，以中央银行兼容和分离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两项职能”为划分标志，中央银行制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57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这个时期各国建立的中央银行主要围绕“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三大职能进行。其职能的特点是服从政府财政的需要，主要任务包括统一货币发行，建立对银行的监管制度，组织票据的交换和清算，推行准备金制度等等。虽然，这个阶段中央银行制度是与其对金融业的监管紧密联系在一起，统一货币发行，实现对金融业的有效管理，但这个时期中央银行还不具备运用货币政府调节宏观经济的职能。

第二阶段：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给中央银行的制度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中央银行所急需解决的课题是如何适应政府调节经济和产业协调发展的需要，如何避免大范围的金融机构破产和维持金融秩序的稳定。这个时期的中央银行制度实践特征表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是各国中央银行的两大主体职能，金融监管是贯彻实施货币政策的基础，金融监管制度如存款准备制度同时也是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金融监管，同时准确地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又反过来带动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和注入新的监管。正是由于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的需要，流动性管理成为金融监管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个时期大多数国家中央银行都兼容着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两项职能”。其联动的藕合效应得到充分释放。

第三阶段；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这个时期出现部分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职能相分离制度变迁的重大拐点。产生这种中央银行体制和制度变化的主要背景是：八十年代后期受世界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的冲击，金融自由化一时成为潮流，金融创新产品的“衍生”开发和运用活动来势凶猛，金融制度改革的滞后危及到了金融体系的安全；原有不同类型的金融活动界限逐渐模糊，金融业混业经营成为许多国家主要的制度选择；在发达国家，对中央银行传统的货币政策从中介目标到政策工具都产生明显的变化，货币供应量与主要经济变量的数量关系变得越来越不明确，原来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如存款准备金制度、贴现率等的重要性不断下降，运用货币政策的目的更完全地转向维持金融的安全和价格的稳定，而不再是简单运用货币政策手段刺激需求；金融风险十分突出，金融危机频频发生。由于金融不稳定导致经济起伏甚至危机成为二十年来国际经济的重要特征，金融风险管理成为金融监管的核心内容和货币政策制定的重要基点。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国家把金融监管的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去，出现了单独对银行监管的机构。

中央银行的发展全过程表明：中央银行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政府对金融业监管的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同时承担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职能，说明这“两项职能”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和互存性。这二十年来一些国家把中央银行所履行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相分离与这个时期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以及本国的金融状况出现新的特征是紧密相连的。

二、各国中央银行“两项职能”相分离的非一致性：现阶段西方发达国家中央银行“两项职能”的制度模式和主要特点

（一）西方发达国家或化国家中央银行监管制度安排基本情况

监管的组织结构涉及到一国金融监管体系构成及各组成部门的职责分工、目标安排和协调运作。从现阶段发达国家或工业化国家中央银行是否对银行业进行金融监管来看，并不存在很明显的特征或可循，尤其从制度、经济规模、地域特点、中央银行是否充当“最后贷款人”角色等方面更没有明显特征进行考量。在主要发达国家中，大致有一半国家的中央银行具有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两项职能”，其他国家将这“两项职能”分离。

（二）在部分发达国家中从中央银行分离出银行业的监管职能也是相对的和有条件的，中央银行对监管机构仍具有控制力和渗透机制

将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分离出去的发达国家也并不否认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内在联系，为保证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协调运作，这些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保障手段。主要特点有：一是金融监管当局隶属中央银行的领导之下；二是两类机构的高层决策者相互兼任；三是中央银行对监管银行业的监管机构进行监督并保留一定层面对银行进行检查的权利；四是建立了协商机制和沟通管道。

（三）一些国家中央银行“两项职能”分离后，中央银行仍是银行业监管主体之一

反映在“两项职能”相分离的部分国家中，由于审慎监管原则和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作用，有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仍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监管机构共同对银行业进行监管。如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有货币管理署、联邦储备体系、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各州监管机构。九十年代美国准备成立银行委员会负责银行业监管，但美联储认为联储不能没有监管职能，该改革方案没有通过。加拿大金融业的管理和调控虽然主要由金融管理局负责，但加拿大存款保险公司和加拿大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也负责对加拿大金融业的监管。作为中央银行的加拿大银行规定注册银行的法定准备金率、规定它向注册银行贷款利率，必要时向注册银行进行道义劝说，上述三个机构协调对金融业进行监督与管理。还有如澳大利亚，虽然成立了专门的金融监管机构（除中央银行外有四大金融机构对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对象进行监管），但同时保留了中央银行为实施货币政策所需要的监管职能。

三、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中央银行兼容“两项职能”阶段：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经济金融环境特征及基础性条件

这个阶段，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持续半个世纪之久履行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两项职能”，甚至象日本、韩国、英国在九十年代末期由于出现本国或本地区的金融危机才把金融监管的职能从本国中央银行分离出来，这并不是偶然的，它有其深刻的经济特征的要求、金融环境背景以及中央银行功能合理性的需要。三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迫使西方国家必须尽快恢复经济景气，加快工业化进程，构筑国家雄厚的工业基础；高速发展的经济促进了金融的发展和繁荣，货币政策承担了重要的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任务；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和政策工具主要围绕促进经济发展进行操作并具有强烈的敏感度；从金融机构风险方面去考察，化解风险从根本上说依赖于经济增长；金融分业经营和传统的金融业务占主导地位；中央银行不仅为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而且作为“最后贷款人”为金融机构提供清算资金；各国的金融自由化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利率市场化、资本自由流动、国与国之间的金融渗透性和互补性受到金融开放程度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