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市场调研研究(6篇)

海外市场调研研究篇1

关键词：服务企业；国际化；战略

一、服务的分类

尽管对服务存在诸多不同的分类(Blaine，1996)，但是，文献中经常使用的是以产业为基础的分类方法(Samiee，1999)。将相似行业归纳于一处，有利于对服务业进行系统地比较分析。例如，Winsted&Patterson(1998)对工程咨询企业的国际市场进入战略进行讨论。然而，由于缺乏更为综合的分类方法，相关的服务理论将不会出现(Clarketal.1996)。

Lovelock&Yip(1996)建议将服务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人的服务(PeOple—processingServices)，这类服务主要包括对顾客的切实的活动，这使得服务提供商必需在当地为顾客提供服务；第二类是对财产的服务(Possession—processingServices)，这类服务包括提高商品顾客认知价值的无形活动；第三类是以信息为基础的服务(1nformation—basedServices)，这类服务为顾客收集、分析、掌握数据，最少涉及到顾客。与之相似，Clarketal．(1996)也将服务分为四类：以接触为基础的服务、以媒介为基础的服务、以资产为基础的服务和以目标为基础的服务。

Patterson&Cicic(1995)依据服务的“服务是否有形(Tangibility)”和“服务是否需要在当地进行(Face—to—faceContact)”两个维度，将服务分为四类：低接触一低有形型服务是不受地理位置限制的专业型服务；高接触一低有形型服务是受到区位因素制约的定制化方案；低接触一高有形型服务可以高度标准化的服务组合；高接触一高有形型服务则是高附加值的顾客定制服务。

Erramilli(1990)将服务分类为“硬服务(HardSer-vices)”和“软服务(SoftServices)”。在硬服务(如建筑设计)中，生产和消费可以分离，因而不存在当地消费的需要；而在软服务(医疗、餐饮)中，服务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同时发生、不可分离，要求服务企业存在于当地。Erramilli(1990)强调，服务的不可分离性是区分制造企业与服务企业国际化过程的重要特征。

二、服务企业和制造企业国际化过程的比较

在经济国际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变成了服务企业，越来越多的行业变成了服务行业。然而，关于国际化的文献大多数是针对制造企业的。尽管服务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但有关服务企业国际化的实证研究还相对较少(Javalgi、Griffith&White，2003)。可以认为，对于服务企业的国际化，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Clark&Smith，1996)。

相关文献中一直存在有关服务产品和实体产品的国际化是否不同的争论。Boddewynetat．(1986)认为，有关制造企业国际化的研究为服务企业国际化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石。Katrishen&Scordis(1998)通过对保险行业的考查支持了Boddewyn的研究结论。Agarwal&Ramaswami(1992)对设备租赁服务供应商和产品制造商的出口战略选择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并没有不同之处。原因在于这类服务企业不需要在外国市场不断地、持续地提供服务。

但是，Erramilli(1990)和Erramili&Rao(1993)的研究则认为，实体产品的进入模式不能直接应用于服务产品。虽然企业规模、成立时间、所有权归属等企业特征对制造企业的国际化行为有显著影响(Burton&Schlegelmileh，1987)，但是，Javalgietal.(1998)的研究发现，这些特征对服务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并没有显著影响。

还有一些学者则持以下观点：对于服务企业和制造企业而言，进入国外市场的基本过程是相同的，只是在过程的执行上存在差别(Shanna&Johanson，1987；Dunning，1993)。Cicicetd．(1999)也认为，服务企业和制造企业在国际化问题上，受到相似因素的影响，但某些因素的影响方向或程度需要修正。

Buckley，Pass&Kate(1992)认为，在国际经济环境下，服务的两个特征影响着企业的国际化过程：第一，服务与实体商品的可分离性；第二，生产和消费的可分离性。与制造企业一样，公司的特定优势是服务企业在海外市场成功经营的先决条件。在这一假设前提下，制造企业和硬服务企业的海外进入模式并没有差别(Ekeledo&Sivkumar，1998)。

Thompsonetal(1998)通过对商用汽车业和酒店企业国际化的过程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对两个行业中领先企业的案例调查，作者发现：服务企业的国际化过程比制造企业更容易理解。在制造企业中，企业的国际化更容易受到技术、社会等当地环境的影响。

三、服务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因素

服务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传统方式是跟随他们在国内所服务的制造企业，当其客户进行国际化后，他们将有机会随之向国外扩展，并且有时这种国际化是被迫的(Weinstein，1977；Vandermerwe&Chadwick，1989)。Gray&Gray(1981)通过对银行业的调查发现，大多数的银行通过跟随其客户而展开国际化经营。但是，随着电子商务技术的发展，服务企业对当地经营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其国际化的方式也变得更为多样化(Winstead&Patterson，1998)。这改变了服务企业跟随制造企业国际化的状态。

U&Guisinger(1992)对三极地区(Triad)服务业跨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调查。其调查对象是1976至1986年间九个服务行业的168家最大跨国公司，其理论源于对单个服务行业的研究，以及制造业的经验证据。Dunning&Ktmdu(1995)也借鉴制造企业国际化的理论，以酒店行业为例，对服务企业的国际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实地研究，结果发现，酒店企业的高层经理会依据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国际化优势来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在海外进行经营。也就是说，即使在服务业的行业背景下，折衷理论也能较好地解释企业的国际化现象。

而Kundu&Contractor(1999)则对酒店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以及服务企业区位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酒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决策因素包括四个方面：东道国市场规模、经济及政治环境因素、东道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以及旅游行业的特定因素。通过对67个国家1998年横截面数据的OLS回归分析，作者发现旅游行业的特定因素同东道国因素一起，对酒店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起决定作用。

Moshirian(1998)考察了1985年-1996年澳大利亚金融服务业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后认为，国际收支状况、国内外利率及经济活动均能对金融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产生影响。而且，对本行业接受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数据进行研究表明，资金储存成本、国内银行的市场规模、真实汇率、制造业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是澳大利亚金融服务业吸引外资的主要影响因素。

Samiee(1999)对服务企业国际化的趋势、障碍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服务企业国际化经营障碍包括：缺乏完整、有效的对不同行业服务业的数据统计；政府的政策本质上是为了保护国内企业；服务不可分的性质使得某些服务资源不可能在全球市场上进行配置，收费也不可能国际化。

Javalgi，Griffith&White(2003)借鉴前人对制造业的研究，通过对228家B-B服务企业的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服务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该项调查表明，企业规模等企业特定因素、市场特征等区位因素会影响管理者态度，并进而影响服务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在国内，王文超(2005)对服务企业的国际营销能力的构成、影响因素和培育方法进行了研究，发现“目标市场国服务行业的开放程度”、“国际服务市场竞争状况”和“文化差异程度”是影响服务企业国际营销能力的重要因素。

四、服务企业国际化的战略选择

长期以来，服务被认为只能在当地提供，而服务企业也必须在服务提供的当地建立。然而，服务成为国际贸易中增长最为迅速的一部分。Gronroos(1999)和Christian(2001)给出了服务企业五种不同的国际化战略：直接出口(DirectExport)、系统出口(SystemsExport)、直接进入市场(DirectMarketEntry)、间接进入市场(1ndirectMarketEn-try)和电子营销(ElectronicMarketing)。直接出口服务适合于面向产业市场的维修和保养服务；系统出口是由两家或多家提供互补性解决方案的企业开展的合作出口；直接进入即指服务企业在国外市场直接建立子公司；间接进入适用于那些不愿意直接在国外设立拥有全部或部分所有权的子公司的服务企业，通常通过授权协议或特许经营方式由当地企业提供服务；而电子营销使服务企业不必局限于某一特定市场。

黄维梁(2000)对中国服务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方式选择和营销策略提出了建议，并认为，服务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会因服务行业特征而异。某些针对顾客人身的服务，如医疗、客运或餐饮等服务，顾客需要到现场接受服务，环境因素直接影响到顾客对服务的满意程度，服务的过程和结果均对顾客很重要，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就得考虑东道国投资环境对外资企业在当地广泛布点的限制。而另一些针对顾客财产的服务，如金融、会计或法律咨询等服务，顾客不一定亲到现场接受服务，顾客看重的是服务结果，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就要着重考虑东道国服务市场进入的限制。有些服务要求构架全球性的网络，如银行、运输或旅游服务，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就应考虑企业全球战略布点的要求。但是，这些建议的理论基础是基于制造企业国际化的相关文献，作者并没有对服务企业的国际化进行实证检验。

Grosse(1996)对在服务业中占重要地位的广告业、商业银行、计算机软件生产和销售、旅馆业和管理咨询等五个行业进行过调查，得出服务业中各个行业共同的前五种关键技术是：本行业中的知识和经验(33％)、提供服务的方法(10％)、管理技能(9％)、技术信息和本行业特殊信息(7％)及财务经营技能(7％)。与硬技术一样，服务技术也存在三种不同的国际转移方式(Grosse，1996)，即出口方式、契约安排方式(包括许可证贸易、特许经营、管理契约以及各种协议)和FDI方式(包括合资和独资)。

Winsted&Patterson(1998)在对企业出口的相关文献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近700家工程服务企业的调查，对服务企业出口决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出口障碍、管理者对出口的态度、国内市场的竞争强度等均显著影响着服务企业的出口水平。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出口企业坚信其服务适宜出口，而非出口企业则不然。

Coviello&Kristina(1999)考察了服务企业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国际化阶段模型，以及整合的网络理论。通过对新西兰的四家工程咨询公司的研究，作者识别了小型服务企业国际化、后续国际化、市场选择和进行模式的决策方式和影响。该研究也指出，因为服务企业的范围太过广泛，所以考察其国际化过程也不能以单一理论框架为基础。

Erramilli(1991)指出，在企业的国际市场知识与国际技术转移方式的资源控制程度(或资源要求)之间存在一种U型关系。Erramilli&Souza(199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低资本密集度行业，企业规模对企业选择FDI方式的影响较小，说明大企业和小企业在此方面的区别很小。同时，在高资本密集度行业，小企业选择FDI方式的意愿很小。Christian(2001)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识别出服务企业国际化的三种进入模式：跟随客户模式、寻找市场模式和电子营销模式。Erramilli&Rao(1993)和Murray&Kotabe(1999)曾经发现，交易费用的不同会导致服务和制造企业在许多方面的不同。Brouthers(2003)以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讨论服务企业和制造企业在海外投资进入模式差异产生的原因。资产专用(AssetSpeeificity)、行为不确定(EnvironmentalUncertainty)和环境不确定(BehavioralUn-certainty)这交易费用的三个方面均对企业的海外进入模式产生影响。与制造过程相比，服务过程具有生产和消费同时进行、劳动密集等方面的特征。在理论演绎并提出相关假设之后，该项研究对西欧跨国公司在中东欧的投资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了以下结论：环境不确定性和风险倾向(RiskPropensity)影响着制造业的进入模式，而行为不确定性、信任倾向(TrustPropensity)和资产专用性影响着服务提供商的海外进入模式。

李忠、陈继祥(2002)发现，服务企业比制造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独资方式进行技术转移。范小虎、张祥(2001)在探讨服务技术与一般硬技术的转移过程之差别的基础上，认为服务企业国际技术转移方式有两个重要影响因素：企业规模和市场知识。李江帆、顾乃华(2004)认为，核心资源与政策资源强弱的不同组合决定了相应的国际化战略的差异。郑长娟(2005)利用2001年进入上海市的外资服务企业为样本，对外资服务企业中国市场进入模式的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外资服务企业的进入模式选择具有更强烈的独资倾向，各服务行业外资进入模式选择存在明显的差异。另外，文化距离对外资服务企业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与传统理论相悖。制造企业中，文化距离越大，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控制程度越低。但是，文化距离越大，服务业跨国公司对其在华子公司的控制程度也越高。

Alexander&Lockwood(1996)对酒店企业和零售企业的国际化过程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尽管零售企业和酒店的国际化战略及其拓展有高度的相似性，然而，二者也存在一些差异。例如，许多酒店企业通过管理合同实现国际化，而零售企业较少如此操作。酒店企业具有多品牌扩张的特征，而零售企业往往使用同一品牌。两类企业国际化的动机和发展过程的差异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五、以往研究的不足和未采的方向

通过对服务的分类、服务企业和制造企业国际化过程的比较、服务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因素及其战略选择等方面的文献研究，可以发现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已有的实证研究均以制造企业为重点研究对象，从整体来看，缺乏对服务行业的深入研究。即使在服务行业内部，由于不同产业类别的企业在战略的影响因素上存在差别，因此，可以进一步针对特定产业比较分析。

第二，绩效是企业的目标。战略角色对企业绩效表现有着显著的影响。Taggart(1999)在通过对制造业跨国企业的研究后指出，合伙型子公司和战略独立型子公司具有高度的主动性和与总部的良好沟通，因此在市场占有率、生产效率等方面的表现均优于接受型子公司。然而，有关服务企业国际化与其绩效之关系的研究并未见到，这值得深入研究。

海外市场调研研究篇2

欧洲的分析师似乎被困于梦魇。《金融时报》2016年9月的报道称，因欧盟出台新规，要求资产管理人提高在卖方研究支出的透明度，资产管理公司已开始大幅削减卖方研究预算。一项调查显示，欧洲的基金公司拟将其卖方研究预算减半，预计每年减少支出近150亿美元。

与此同时，中国的卖方研究则迎来价值扩张的大时代。尽管2016年A股走势仍不乐观，但伴随着保险资金、R/QFII、银行委外资金的入场，机构投资者正成为资本市场的中流砥柱，为卖方研究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当然，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产业资本力量的提升，正在削弱卖方研究机构对买方的影响力；移动互联时代，自媒体的爆炸使得信息传递的渠道和时间越来越短，同质化的信息过多导致整体过剩，对投研内容的品质和深度提出更高的要求；IT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跨越式发展，让信息服务商、第三方智库等参与到机构服务市场中；黑科技在投资中的使用，赛道进一步升级，与平庸的人相比，机器更为精确高效冷静……

受益于充满活力的市场环境，后来者逆袭的故事依然在上演，格局变动仍是最大的时代主题。变革之下，中国卖方有望率先建立全新的商业模式，而非按照成熟国家的原有路线演进。

生态正在重建中，能否打通新的可持续变现渠道成为关键。

研值扩张的大时代

2016年，A股以千股跌停开启，又经小幅反弹，渐演化至今日缩量震荡的格局，上证综指一改过去大涨大跌的模式，波动率一再创历史新低，资金活跃清冷。

不过，看上去乏善可陈的股指走势背后，中国资本市场正在悄然进入势力转换期。2016年中报显示，散户持有市值已经降至47.7%；同期，保险及R/QFII等偏好长期投资的资金持有市值比例上升较为明显（图1）。

长久以来，“散户化”一直是中国股市的常态，不仅散户数量众多，而且机构投资者的交易行为也趋散户化，更偏好迅速取得“资本利得预期”。根据海通金工团队测算，偏股型基金2015年换手率在400%-500%之间，相当于不到3个月就全部换手一次。专业价值投资的地位尴尬，从而导致卖方研究的短期化、故事化。浮躁的市场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专业研究的价值。

而今，A股去散户化正在缓慢进行中，数据显示，10万元以下的散户正在减少，持股规模较大的高净值客户、机构投资者占比大幅提高（表1）。其中增长最为迅速的是保险类投资者，2015年末仅有2834个账户，2016年1-9月新增保险类投资者账户1321个，新增比例高达47%。

国泰君安研究所所长黄燕铭曾概括保险投资机构的特点：投资时间周期更长，对短线的投资建议不是特别关注；对风控的要求更强，纯粹讲故事的股票并不能吸引他们的兴趣；另外，保险机构主要是做大类资产配置，从宏观策略到债券、股票、另类投资、国际业务研究等方面都有需求。

除保险资金外，R/QFII与银行资管资金也渐成为资本市场重要的力量。其中，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以23.5万亿元的规模占据整个大资管行业总量的30%以上，且年化增长在40%以上，仍处于高速发展的过程当中。经济转型的倒逼下，银行资管正从原来的固收、债券类配置向债权和股权相结合的方式转变，权益类投资比例上升的趋势明显，成为卖方研究又一新的需求方。

但另一方面，需求增长的同时，研究产能过剩依然严重，在佣金分仓为主要盈利来源的情况下，卖方研究标的相对集中，在仍以单边做多为主的市场格局下，分析师行业观点比较雷同，服务同质化相当严重，存在产能过剩引发的恶性竞争。

研究价值扩张、需求增长与产能过剩并存，这对从业者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对‘看不见的大陆’有所预见，才能够确保自己不会丢掉工作”，大前研一在《专业主义》中提出的论断，对卖方研究员来说极为贴切。

研究方法率先突破

尽管随着市场与投资者的成长，券商研究的价值进一步凸显，但是传统的研究、服务方式与如今机构投资者多元增长、多层次资本市场初步形成之间的矛盾也更为突出。

一方面，研究员数量仍呈下降趋势，据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截至2016年11月16日，全国具证券投资咨询资格的分析师2204人，去年同期这一数字为2278，而2014年2月共有2933人。

另一方面，卖方覆盖的客户正大幅拓展，客户需求更是从二级市场为主，向资产配置的方向提升。同时，一级半市场新三板迅速扩容至万家，感兴趣的投资资金也不在少数，不少券商早已开始进场布局，但因始终缺乏有效的商业驱动力，目前多数挂牌企业陷入投资失据、模式混乱、估值难定的困局之中。

矛盾推动下，卖方研究正朝着产业链研究、国际化以及大资产配置的方向转型。

产业链研究趋势更为明显

刚刚转投至天风证券研究所任所长的赵晓光，是产业链研究最早的倡导者与践行者，有人评价他“见证、引领甚至改变了电子行业的研究、投资与产业的发展”。赵晓光对其团队的自我定位为“致力于打造电子产业平台，整合全球化和上下游资源，为上市公司和创业公司的成长贡献力量”，这一论述显然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卖方研究服务范畴。

赵晓光认为产业链投资相比挖掘个股具有四个优势，一是产业逻辑更加清晰，二是个股联动容易形成板块效应，三是能避免个股选择风险，四是适合更大规模资金。

而今，新兴产业进一步崛起，成为股市中最为活跃的交易标的。与传统的周期性产业研究主要看国家政策与公司财务报表不同，民间创业资本的动力更为迅速地传导到二级市场。因此，产业链研究已经成为很多卖方研究员，尤其是新兴行业卖方研究员的选择，从二级市场研究扩展至创业企业及VC、PE的偏好研究，以期构建产业研究体系，有逻辑地推演每一轮产业浪潮。

本届评选获文化与传播行业第一名的文浩团队，一直通过产业链研究横跨一二级市场，覆盖A股、中概股和新三板，推荐的投资标的不仅有A股，还有三板挂牌公司、中概股公司，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挖掘出的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微博（WB.NSDQ）过去1年涨幅高达300%。

除此之外，在VR、量子通信、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未来最具潜力的产业中，出现了一批受买方推崇的产业链研究报告，如计算机第一名胡又文团队的《人工智能：现代科学皇冠上的明珠―全球人工智能研究动态及投资主线》、通信第一名武超则团队的《网络流量爆发式增长，物联网时代来临》等。2016年以来，分析师的产业链研报总计约达4000多份。

另外一方面，产业链研究的方法不仅能够挖掘二级市场投资标的，而且更具研究价值变现的延展性。正如赵晓光所说，通过产业链研究，掌握产业资源定价权，深入融合产业与资本，实现人才、战略、资本、技术、渠道和产品的整合，形成产业、上市公司、各级市场投资者之间不可或缺的平台效应。以互联网的思维构建产业资本融合平台，开拓出一片新的商业空间。

更为直白一点说，通过一级市场前瞻性的产业链研究，一方面可以挖掘行业景气度，寻找二级市场牛股；另一方面，可以在创业公司中为上市公司寻找并购标的。尽管第二种模式在市场上还存在诸多争议以及政策障碍，但市场冲动正以不可抑制之势呼之欲出。

尤其在新三板市场，挂牌企业数量庞大，且大都属于新兴领域，两极分化严重，增长迅速但体量偏小，对研究需求强烈但未见完整的商业模式，产业链研究方法显得更为重要。

曾获新财富白金分析师的胡雅丽在带队组建中信证券新三板研究团队之初，就确立了以产业链带动研究的模式：“我们以产业链为轴，带动新三板市场整体的研究，这样才能把新三板市场全覆盖，解答一系列的问题：覆盖哪些产业链？这里面有哪些公司？它在产业链上属于哪个点？它的竞争力属于产业链上的那个环节？”

研究国际化

2016年，国际层面黑天鹅不断，但高度信息化的推动下，资本、人力的流动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自由方便，“全球村”已成为现实，而中国更是其中不可被忽视的主角。一方面，海外资产配置成为中国高净值人群乃至A股上市公司的共同选择；另一方面，海外资本也看好生机无限的中国市场，随着政策进一步放宽，R/QFII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支力量。

兴业银行与波士顿咨询公司联合的2016年中国私人银行发展报告预计，未来5年中国个人境外资产配置比例将从目前的4.8%上升到9.4%左右，新增市场规模将达到13万亿元。香港地区作为内地居民海外资产配置的第一站已经证明，自2014年11月沪港通开通以来，南向交易（中国内地至香港）日益活跃，目前，南向交易成交量占香港主板总成交量的比重超过12%。

随着深港通的跟进开通，内地券商布局香港市场的动作更为频繁。按照原有监管政策，内地研究员没有资格参与港股的研究与推介工作，而目前监管层的态度显然是松动的，多家券商正酝酿搭建在内地的港股研究团队，进行相关港股的研究以及向内地投资者推介港股投资业务，以抢占市场先机。

包括华泰证券、国泰君安、招商证券、申万宏源证券等在内的24家券商，已获得开通深港通下港股通业务交易权限，且仍有多家券商在积极申请港股业务权限。内地港股研究团队的搭建，意味着券商的竞争已经进入更为细分的阶段。

2015年美银美林前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加入华泰证券，担任研究所所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由此华泰证券的研究国际化在组织结构上率先破冰，将境外研究与销售与国内业务打通，打造香港和内地研究销售一体化管理平台，融入华泰证券的全业务链战略，向国际投资者提供A股研究的服务，同时也向国内投资者提供港股研究服务。

除此之外，卖方研究最主要的研究标的―上市公司的海外并购与海外业务拓展仍处于高景气度。截至11月13日，2016年两市上市公司共69次出手购买海外资产（按董事会预案这一指标为准），涉及金额超过1500亿元。从并购标的所属行业情况来看，轻资产项目最受关注，并购应用软件、医疗保健技术、信息科技相关项目、生物技术、家庭娱乐、互联网相关项目的案例占据了可观的份额，而这正是市场最为活跃、增长最具潜力的产业。

同时，“一带一路”战略、加强国际产能合作的背景下，海外业务占比高的专业国际承包商将持续从中受益。一大批上市公司海外业务占比提升至较高水平，其海外业务的发展对公司股票走势造成较大影响，因此，覆盖这些公司的研究员必须对海外市场甚至汇率走势进行关注，才能把握公司业务的整体走向。

而2016年一二级市场资金共同的新宠，文娱产业在中国尚属新兴，在这一领域建立全球化的研究视野，研究美日韩等市场成熟模式，可以带来很强的启发性。文浩团队组织的韩娱系列峰会、杨仁文团队推出的研报《动漫巨头迪斯尼》等均受到投资者的高度认可。

资本海外配置的冲动、产业海外市场拓展的需求、移动互联下全球信息一体化，这一系列因素推动之下，国际化水平将成为券商未来综合实力评价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而研究国际化将担当先锋作用，为各项业务的出海护航。

新财富自2011年开始推出海外市场研究评选，6年来的统计发现，内地券商研究所的海外市场研究报告呈逐年上升趋势。本年度共有13家券商海外市场研究团队参评，近3000份海外市场研究报告。

投研引入社会调查

各类投研报告中，数据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包括宏观经济数据、行业统计信息、企业财务数据等，研究员通常依据现有数据建立模型，推测公司未来发展的走势。对机构投资者来说，这些实事求是的数据与分析师的研究逻辑比最终的结论更为重要。

长久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一直是最弱势的，因此，投研报告往往自上而下，数据更多源自政府统计部门、企业调研以及行业咨询预测。而如今，巨大的本土消费市场已经崛起，消费升级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产业秩序的话语权正逐渐转移至个人消费者手中。

消费升级不仅仅体现在单纯的产品升级，更为明显地表现于体验消费、潮流消费、品牌消费等生活方式的转变。大消费概念之下，可以囊括医疗产业、养老产业、文化传媒、教育体育、信息服务、信息安全等新兴产业，以及食品饮料、轻工、房产、汽车和家电的等传统产业。寻找消费升级下的投资机会，自下而上的一手的消费者调查数据比自上而下的行业统计数据对产业研究更具指导意义。

在这一背景下，瑞银证券成立了证据实验室（EvidenceLab），通过社会调查的方式，对目标市场消费者群体进行广泛的问卷调查，获取最新鲜的第一手数据，成为支撑其产业研究最有力的工具，对其客户来说更具参考价值。

在瑞银证券推出的中国电影行业研报中，其证据实验室在中国20个一线和二线城市内，对3021名年龄范围在18-54岁的消费者进行调查，通过从观影渠道到影片类型偏好等53条相关问题，了解消费者行为，再与已有历史统计数据进行对比验证，从而对整个中国电影产业链进行评估，挖掘上市公司中具有投资价值的标的，受到投资者的高度追捧。

随着85后、90后，甚至更年轻的一代成为消费的主力群体，消费有望从传统的西风东渐转向东风西渐。到那时，也许在投资圈津津乐道多年的巴菲特投资可口可乐的故事会演绎出中国版本。因此，年轻消费者的研究变得极为重要。

尽管尚未发现有其他研究所采用瑞银证据实验室这种研究工具，但随着“市梦率”破碎，市盈率跟不上市场走势的情况下，一手的消费者市场调查很可能会成为投研新工具，融入产业链研究，寻找未来的现金牛。

智能投顾与量化投资

与前三类趋势相比，智能投顾相对仍在应用初级阶段，但其未来的发展空间不可限量。FinTech，即金融与信息技术的融合产业正在快速兴起，各项传统金融服务均在技术的推动下升级中（图2）。近年来，全球Fintech投资金额逐年提升，2015年总投资金额达到191亿美元，同比增长57%，各细分领域独角兽公司也纷纷涌现，其中，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金服估值已达到600亿美元。

传统金融企业也积极拥抱这一趋势，据报道，高盛的科技员工已经达到9000多人，超出Facebook和LinkedIn等知名互联网企业。作为金融科技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人工智能在理论上可以取代不少研究工作范畴（图3）。

尽管人工智能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在投顾领域已经开始显现力量。智能投顾利用大数据分析、量化金融模型以及智能化算法，根据投资者的风险承受水平、预期收益目标以及投资风格偏好等要求，运用一系列智能算法，投资组合优化等理论模型，为用户提供投资参考，并监测市场动态，对资产配置进行自动再平衡，提高资产回报率，从而让投资者实现“零基础、零成本、专家级”动态资产投资配置。

从国际市场来看，花旗集团的最新报告显示，机器人投顾的管理资产规模已经从2012年几乎为零增加到了2015年底的187亿美元。

再看中国市场，自2011年起监管部门将服务于机构投资者的卖方分析师与服务于个人投资者的投资顾问独立开以来，由于种种客观情况，投资顾问一直主要承担销售职责，营业部投资者并没有获得专业水平的研究咨询服务。智能投顾的出现，正在填补这一市场空缺。广发证券推出“贝塔牛”，“可根据客户的不同目标及风险承受能力给出不同的投资建议。同时，机器人可以克服人为情绪造成的追涨杀跌，帮助投资者理性投资”。近几年，国内券商也在不遗余力地进行IT方面投入，研究所的金融工程团队也在扩张中，这说明机器人投顾已具备了全面推进的硬件支持，成为未来券商经纪业务又一竞争高地。

在量化投资方面，金融科技的力量也正在被验证。数据显示，截至10月28日，纳入统计的37只主动量化公募基金近1年来的回报达到12.56%，大幅跑赢偏股型基金平均水平。同期普通股票型基金、偏股混合型基金的平均回报分别为2.07%、-0.28%。如果把时间拉长至过去3年，量化基金业绩同样可圈可点。纳入统计的25只量化基金实现93.3%的平均回报，和同期普通股票型基金的65.48%和偏股混合型基金63.6%的业绩相比，均显现出了较为可观的优势。

2010年中国市场仅有11只量化基金，总规模不足100亿元，而截至2016年三季度，市场上的量化基金数量达到了64只，总规模超过400亿元。但相比中国迅速扩张的资本管理市场，量化投资还存有较大发展空间。不过新财富对买方机构的调研显示，卖方金融工程研究相对缺乏实证，买方自建量化模型的方式更为多见。

整体而言，人工智能与资管行业的融合对卖方来说喜忧参半。人工智能替代某些定量重复化的人工作业之后，更高阶段的定性分析仍然依赖人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工智能的兴起抢占了贝塔收益，进一步倒逼研究员寻找阿尔法收益。

波士顿咨询公司在2016年的全球投行发展趋势报告预测，“卖方充分利用自身的专业特征，运用金融建模能力，为买方提供通用的研究工具，并且直接向买方出售各类市场数据，甚至是非公开市场的数据”。

新兴商业模式在探索

经历了2012年低谷，A股上一波大牛市为券商带来不菲的收益，卖方研究所的分仓收入也再度突破历史新高（表2），为研究所的转型提供了缓冲。但从2016年上半年数据可以看出，转型大趋势依然不改。

在传统券商业务架构中，研究所只与机构客户之间的业务是打通的，与个人投资者以及上市公司之间并没有业务通道（图4）。近几年，各大研究所均开始依托其所在券商的优势积极探索新的渠道，有些研究所着重打通内部各部门，还有一些着力覆盖外部更多不同类型的客户。

新财富调研发现研究所业务结构已经逐步多元化部分券商等，传统的公募基金业务占比降至一半左右。不过，就行业整体而言，交易分仓依然是大部分卖方研究的主要收入来源。

加强对内服务

机构客户是目前研究所的主要服务对象，从整个券商业务架构来看，除机构客户外，资产管理部、经纪业务部以及投行部门均对研究有较高的需求，卖方研究所也在积极向券商内部拓展服务，新财富面对研究员的问卷调查显示，尽管不同券商情况各异，但大部分研究员都承担着部分对内服务的职责（图5）。

事实上，某些中小券商的研究所一直将对内部服务作为主要业务，协同公司内部经纪业务、投行、资管等各个部门，体现券商的综合实力。随着公募业务交易佣金的下调以及竞争的加剧，传统的卖方研究所也开始将目光转向内部服务。尤其是产业链研究渐成趋势，研究员作为产业专家，与上市公司、未上市公司等关系更加密切，在某些新兴产业领域，可以在公司IPO、并购以及定增业务中发挥作用。

不少研究所已开始尝试应内部投行需求提供相应的服务，并获取一定收入。其中，华泰证券研究所与其公司投行的联系相对紧密，在保证合规与建立防火墙的情况下，研究员能够在一部分定增并购项目实施过程中提供专业意见。

广发证券、申万宏源证券等研究所则与公司经纪业务联系得更为紧密，广发证券率先推出的机器人投顾“贝塔牛”有望对其经纪业务带来先发竞争力。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市场研究总监桂浩明在营业部的影响力颇被认可。

券商资产管理部门更是其卖方研究的天然客户，从新财富调查问卷中可以看出，研究员为所在券商资产管理部服务排在首位。

近几年，券商不断拓展PE、VC、融资融券、新三板等创新业务，每个环节都需要研究的支持。研究的价值贯穿于券商全业务链中，这一点已不存疑问，但在哪个环节将其变现仍存争议。目前探索的一体化无非三个方向，一方面，从上游对企业咨询、搭建平台，连接两头，帮企业寻找投资，为投行重组并购提供业务；另一方面，下沉至营业部，为券商经纪业务服务；另外，替代券商资管的研究部门，为其提供研究咨询服务。

然而这几个方向均存在问题。首先是关乎合规，如果分析师参与了其他业务，如何保证其合规性？研究所给出的答案是严格的防火墙，一旦介入投行业务，就不能再对外相关研报。其次是独立性的问题，如果卖方研究介入了本券商的资管业务，如何保证公平交易与独立判断原则？

即便通过一定的制度与技术解决了合规与独立性问题，由此又给研究所管理者带来最大的挑战，即券商内部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如何科学地量化研究在不同业务中的贡献。因合规与独立性的问题，介入券商其他业务相对会削减卖方原有的主营业务，但能否因此从投行或经纪业务获得补偿，尚未有可在全行业普及的制度性举措出现。

在介入投行业务的服务中，因为目前IPO发行仍未实现完全市场化，从而对发行定价产生附加价值的研究工作需求较低，投行部门显然并不愿意分割利益。在向其他高净值客户拓展业务时，又存在与经纪部门之间的利益分割。

在这一系列的制度障碍之下，很多卖方研究员并不愿意为本机构其他部门提供服务，而坚持做卖方的本行，更好地服务外部机构客户。

对外客户不断增加

尽管券商内部业务一体化已现端倪，但在各种管理、政策纠结之下，可预见的将来，卖方业务仍然会是各大研究所的主营收入来源。新财富对参评分析师的问卷调查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卖方分析师对外服务时间同比增长4%，而对内服务时间下降8%。

在拓展外部客户方面，各研究所面临着需求多样性的挑战。大资管时代，公募基金的比例正在快速下降，保险、R/QFII及私募等客户是卖方研究所最重要的增量客户，也是传统交易分仓模式的有效延展。新财富对今年公募、私募、保险三类子榜单第一名的重合度统计显示，保险与公募基金的重合率为65%，保险与私募基金的重合率不足一半，仅为41%。

保险资管因资金性质及投资特点，偏向于长期投资、大资产配置等，要求的服务不仅仅局限于二级市场，因此更偏好体系配置更全、大类资产研究能力较高以及国际业务研究较为充分的研究所。保险公司会委托研究所做专向调研，国泰君安研究所所长黄燕铭曾透露，研究所承接较多保险公司委托的调研课题。

除保险外，银行资管的发展更为迅速，随着息差不断降低，以及“刚性兑付”的逐渐打破，银行资产管理产品正回归代客理财业务本质。其投资转型方向在于提高权益类、商品类、外汇类以及另类投资等资产的配置比重，同时向产业链上游渗透，通过满足不同生命周期企业的融资需求，形成与银行信贷差异化的项目来源，实现与资金的无缝对接。可以看出，银行从此岸到彼岸的转型中，最为缺乏的就是产业研究。显然，寻求卖方研究服务对银行资管来说是最为经济与现实的做法。

银行与券商的合作已经开启。2016年4月，东吴证券与苏州银行签署行业战略合作协议。双方联手选定苏州三家登陆新三板的企业，发行全国首批创新创业企业公司债券，为三家企业合计募集资金6000万元。

出于成本的考量，某些金融机构独立打造研究所并不划算，完全可以通过与现有卖方研究所合作的方式获取所需服务，实现双赢。东吴证券与苏州银行成为一个创新的案例，整合区域金融资源，完成地方金融的多元化与规模化。

除了机构投资者客户外，分析师作为企业智库或行业领袖专家，对上市公司的战略发展、外延扩张等方面的价值也在进一步挖掘。不少研究所，尤其是中小研究所寻求差异竞争，将企业纳入客户范畴，为企业经营决策、战略支持提供咨询服务。监管机构以及行业协会的课题研究也成为中小券商研究所的业务之一。

搅局者频出模式何时改写？

激烈竞争之下，券商各项业务仍在迅速扩张。即便是市场低迷惨淡的2016年上半年，126家证券公司中仍有117家实现盈利，与全球少数几家大型投行垄断竞争的局面不同，而中国的市场依然未见集中趋势，通过高薪挖角逆袭的案例不断。

两年前，最吸引眼球的是安信证券研究所，采用全新的考核分配机制将赵晓光等一众高手纳入麾下；2015年，中山证券推出投顾合伙人制度，创新激励机制，一度成为挖角明星。今年，则轮到了天风证券，一年来先后从安信、广发、华泰、国信、国金等券商网罗了10余位领军分析师，又挖来赵晓光任所长，意欲打造一流卖方研究机构（表3）。

天风证券于2015年3月完成增资扩股，同年底披露招股说明书，欲登陆A股市场。2016年上半年，天风证券营收10亿元，行业排名第40位，同比上升15位；净利润3.7亿元，排名第41位，排名上升22名；净资本81.5亿元，排名第40位。单项业务排名也大体与此匹配，而最为突出的证券承销业务排名第15位，投资咨询服务业务排名第13位。在2016年新财富“最具影响力研究机构”评选中，天风证券首次进入前十名的行列。

分析天风证券的股权结构，尽管国资仍然扮演着第一大股东、所有者的角色，但民资在经营权方面更占主导。市场普遍认为国资股东更多地从财务投资的角度考量，地方政府出于提升地区影响力、支持金融服务业发展和吸引、留住人才等角度，愿意注资并支持天风证券的发展；另一方面，又给了决策层相当的自主经营权与激励机制，同时设有员工持股平台。或许这种多元且均衡的股权结构是其挖角的有力筹码。

而天风证券高管则表示，这些高水平领军人才普遍“不差钱”，待遇并不是他们首要考虑的问题，其固定薪水甚至普遍较原单位有所下降，但因为有了符合市场基本要求的考核激励机制，能够通过创造更好的业绩获得报酬。

意味深长的是，中山证券的转型在当年底就传出遇阻的消息，并引发人事地震。安信证券则在时隔两年后，从创新挖角明星转变为“失血大户”。2014年4月，赵晓光为实现其搭建产业链平台的研究梦想，出任安信证券研究所所长，通过合伙人平台实现对研究员的激励机制。2015年，安信证券所获佣金排名跃升十位（表4），而今研究人才的大转移，从侧面证实了安信研究所的创新激励机制并没有那么到位。此次天风证券的入局能否建立起可持续的全新模式仍需时间验证。

个人率先IP化

对管理者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但对有实力的研究员个人来讲，这绝对是一个机遇无限的时代。2016年，赵晓光如愿获得新财富白金分析师这一卖方领域的最高奖项（白金分析师须连续7年获得新财富第一，此前仅有6位分析师曾获此殊荣）。过去6年间，他从东方到中金再到海通，随后辗转至安信，而今再至新贵天风证券，成为了产业研究的一面旗帜。

个人直接影响市场，赵晓光并非个案。2016年出炉的另一位白金分析师杨涛现任中泰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过去6年也曾先后任职中信证券、安信证券，但一直稳占建筑和工程的头把交椅。整体来看，分析师个人的成绩不会因为所在机构的改变而改变。

除评选成绩外，机构的佣金派点也有跟着个人走的迹象。有好事者曾将“姜超是否会离职”列入“卖方十大未解之谜”。传言是否空穴来风无法判断，但传播之迅速与广泛，再次验证了个人的市场影响力已经不再完全依附于其所属组织。

移动互联时代，传播的链条在无限缩短，分析师拥有越来越多的渠道建立个人影响力。新财富问卷调查机构投资者主要通过何种方式第一时间获得分析师荐股，选择微信群的占到79.89%，邮件研报占53.26%，两个个人渠道分别列第一、第二位；而机构渠道，券商微信公共账号和机构销售推荐仅分别占26.63%与25.54%（图6）。

社交媒体盛行之下，个人宣传的渠道与效果均在提升，为增强传播效果，研报的行文风格变得活泼多样。2016年直播火热，也有分析师尝试采用网络直播工具传播市场观点，一度甚至有造势超过研究，娱乐化风头盖过专业化的倾向，引来争议。最终事实证明，抓眼球的做法只能造一时之势，财经专业领域，娱乐化从未是主流。

喧哗的背后，投资者对于研究的要求未曾改变，不管采用哪种传播渠道以及行文风格，让客户赚钱才是核心竞争力。在对分析师的信任与投票基于哪些因素一题中，93.48%的机构投资者选择分析师行业知识与研报逻辑，而所在券商研究平台与影响力仅占21.74%，进一步证明了个人价值的提升。

海外市场调研研究篇3

本文中公共交通国际化语言服务”指根据国外游客主要来源国的情况，在公共交通设施上使用英语、日语、韩语等外语为他们服务；但由于英语作为国际化通用语言发挥着其他语种无法比拟的作用，此次调研中的语言服务”主要指英语语言服务。

二.珠海市公共交通服务研究现状

公共交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而言，公共运输包括民航、铁路、公路、水运等交通方式；狭义而言，仅指城市范围内定线运营的公共汽车及轨道交通、渡轮、索道等交通方式，[2]因此结合珠海市的具体情况（有轨电车尚未正式运营，市内无轮渡或索道），本文中的公共交通仅指公共汽车系统。目前珠海市公共交通研究多侧重于城市公共交通该如何规划、发展、或完善其硬件设施以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极少涉及公共交通语言服务环境的研究；而语言服务研究则多见于旅游及商务领域，并主要是针对对语言环境方面的研究，较少涉及实证研究或采用定量分析对语言服务质量进行评估。所以本次调研项目旨在通过抽样调查，收集实地资料，对包括香洲区内微循环公交车，普通公交车、跨区长线公交车，快线公交车等在内的语言服务环境进行调研，并通过定量分析总结出目前珠海公共交通国际化语言服务环境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使珠海的城市交通尽早实现国际化、规范化。

三.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2016年7月至2016年9月期间，课题组分别赶赴珠海市各口岸、港口及机场、海滨公园、华发商都、长隆海洋王国、圆明新园、海泉湾、御温泉等知名景点及度假村，以及横琴湾酒店等涉外酒店，以国际游客对珠海公共交通语言国际化服务的意见”为题用英文对国外游客进行开放式访谈，主要针对票价、报站、指示语、警示语、礼貌用语等五个方面进行调研。其中在珠海市各口岸、港口及机场遇到一些时间紧促的受访国外游客，请他们完成服务质量问卷调查后，请他们以Email邮件的形式将国际游客对珠海公共交通语言国际化服务的意见”反馈回来。实施访谈行为共计159次，有效参与访谈（包括Email形式）共140次，有效率88.05%。开放式调查中有121次是现场访谈，用英文当场记录下每位游客反映的重要意见，其余19次是通过Email的形式收到的反馈信息。据统计，每位游客的回答约3～5句，共计473句文本资料，经分析、提炼后归纳出珠海公共交通国际化语言服务的不足。

四.研究结果

（一）语言服务意见访谈结果

以国际游客对珠海公共交通国际化语言服务的意见”（WhatdoyouthinkofZhuhai’sbusserviceintermsofInternationallanguages?）为名的140次开放式访谈中有121次是现场访谈，用英文当场记录下每位游客反映的重要意见，其余19次是通过Email的形式收到的反馈信息。平均每位游客反映3～5句文本资料，共计473句，经过对这些访谈典型事例进行提炼，归纳出受访者提及的公共交通语言国际化服务的具体问题。总结出共15个类属具体问题，反映了不同层面的问题。为找到国外游客感知到的语言服务不足的核心因素，课题组在初次归纳基础上又从人、物角度进行了再次归纳，结果如图1所示。

1.车体内无英语报站范畴（68.7%）

＊听不懂语音报站，所有站名报站只有汉语、粤语（68句）

＊语音报站音量过小，坐在后排根本听不清（62句）

＊语音报站语速过快（55句）

＊无电视屏幕或滚动屏幕报站，即使有，也无对应英语（50句）

＊没有及时用英语提醒下一站的站名（48句）

＊有人售票车遇到国外游客，售票员不会使用简单英语提醒国外游客下车（32句）

＊无人售票的微型公交车报站不规范，甚至不报站（10句）

报站的问题由来已久，说明看似成熟的报站系统仍存在一定问题亟待解决，包括语言及音量等各方面问题。公交车上目前的报站系统大多是人工的，由司机操控，但由于司机所承担的职能较多（尤其是无人售票车），既要安全行车，合理报站，开、关车门，确保不落下每一位欲上车的乘客及欲下车的乘客，还要在行车过程中及时播报各种提示语，所以各项调查结果均显示报站问题尤为突出。如能将报站系统做成智能系统，采用gps定位系统自动报站，则可能使该问题得以缓解，不过这样会牵涉到技术和费用两方面因素，需各部门及相关企业协作解决。

2.车体内标识无英语翻译范畴（18.2%）

＊公交车行车路线图无英语版本（25句）

＊票价没有明确英语标识（25句）

＊上”、下”车门无英语标识，不知道从哪个门下车（19句）

＊跨区长途公交实行分站售票，无票价英语提示（13句）

＊老弱病残孕”专座标识无对应英语（4句）

由于车体内空间有限，不宜标注太多，造成车体内的英文翻译不全甚至没有。票价无英语标识，国外游客表示理解，阿拉伯数字世界通用，但对于一些必要信息如上”、下”车门、路线图等则必须标注清楚。

3.车体外标识英语翻译范畴（9.7%）

＊公交站牌无英语站名（40句）

＊公交线路临时改变，但无明确英语提示（6句）

长久以来珠海市的公交站牌都是用汉语及拼音书写的。其实拼音可视为是对站名的音译，建议在拼音下面再加上意译的英语。目前国家交通部正在征集《城市公共汽电车场站配置规范》意见稿，各地方政府可借此机会提供建议。

4.司乘人员服务态度范畴（3.4%）

＊司机或售票员语气粗暴、不耐心、没有礼貌（16句）

礼貌用语是礼貌原则的重要体现，语言服务中司乘人员应尽可能多地使用礼貌用语，而调查则显示司乘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并不重视礼貌用语的使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包括长期单调驾驶及售票工作极易使司乘人员产生倦怠感，以及公交公司长期以来仅侧重对司乘人员的安全教育，却忽略了对司乘人员提供相关的礼仪培训。

（二）调研结论

本次调研所采集的数据表明珠海城市公共交通国际化语言服务不完善，具体不足体现在：公共交通关键性环节的服务无对应英语；本族语汉语的服务环节不够完善；公共交通硬件设施没有完全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公交司乘人员普遍缺乏语言服务意识且英语语言服务技能亟待提高。综上，本课题组得出以下结论：

1.珠海市公共交通系统目前没有关于国际化语言服务的规划，政府对语言环境服务方面重视不足，相关职能部门没有制定配套措施；

2.公共交通系统内语言标识使用的语种以中文为主，有少量英语，严重欠缺其他语种的语言服务；

3.公共交通系统语言服务虽有英语，但英语标识的使用不规范，服务覆盖面有限，不能满足日新月异的外国游客的语言服务要求。因此珠海市公共交通国际化语言服务环境的建设应着手解决规划、规范、健全等具体问题。

五.决策建议

（一）制定统一规划

研究表明以世界级旅游休闲度假区”定位的珠海城市公交在国际化语言服务方面亟待完善。珠海市与港澳谋划大合作、共建大旅游、大经济，因此珠海市政府应从全局出发，重新定位城市语言服务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把语言服务融入到国际化发展的大局中，做好全局规划。首先，针对国际化语言服务环境，政府与社会各界要达成共识，并做好长、短期规划。语言服务环境对地方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推进作用，所以应把语言环境作为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和软实力来进行建设[3]，具体包括语言服务整体规划、语言服务体系构建、语言标识规范化、语言服务专门人才培养等方面问题，这个过程涉及到多个部门、多种行业，需要由政府牵头，各方通力合作，[4]具体建议如下：

1.科学开展相关的语言服务调研，广泛征集决策建议稿；

2.邀请语言规划专家参与制定珠海市国际化语言环境建设规划，提供专业性指导，从政策层面为加强国际化语言环境建设提供法理依据；

3.明确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制定出每一阶段的具体任务和量化指标，并做好相应部署[5]；

4.制定详细规划后还需要成立或责成专门机构来负责组织落实，如进一步扩充珠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各项职能，或成立珠海市国际化语言服务工作组，专门为完善本地国际化语言服务环境提供支持[6]。

（二）完善现有的公交系统语言服务

根据研究结果，珠海市公共交通系统服务语言单一，且不完善，具体建议如下：

1.建议先完善公交系统的本国语言服务，即汉语的提示语、警示语、礼貌性用语，如票价、公交线路运行图、行车时间等；

2.其次，规范现有的少量英语服务，并增加其他相应的英语语言服务，如增加英语报站、增加英语提示语及警示语、增设英语站牌等[7]；

3.然后公交车上报站的音频或视频设备重新进行调试，使游客能够听得清”或看得见”，并加快公交车视觉设备建设的步伐；

4.最后，对司乘人员进行的语言服务培训，使其具有基本的国际化语言服务技能及意识，并要求司乘人员与乘客交流时多使用文明礼貌用语，这样才能使国外游客感受到世界级旅游休闲度假区”语言环境的魅力。

（三）完善语言服务专门人才培养机制

公共交通行业是一个城市的窗口行业，而珠海的该窗口行业明显缺乏语言服务意识，这就意味着珠海市语言服务专门人才缺乏，以及语言服务专门人才培养模式有待改进。狭义上，语言服务”指语言翻译，广义的语言服务”包括所有以语言作为工具或项目内容而开展的服务。[6]评价语言服务体系应该向其广义定义标准看齐，然而珠海的现实情况却是机场、港口、公交车站等公共场所的指示标识有些虽然加注了英语，但仍存在诸多翻译不规范问题，更不要说很多指示标识没有英语翻译了。在当今大数据时代，语言服务行业需要的不仅仅只是对文字的翻译，而是需要具备语言能力与计算机技术结合、专业知识与项目管理结合、沟通能力与团队协作结合等多种技能的复合型语言人才。[8]然而，目前珠海市复合型语言服务技术人才的培养跟不上本土化和全球化的步伐。珠海市地方政府立足于地方资源，依托地方高校，采取社会各界联合培养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形成系统的语言服务专门人才培养机制，才能源源不断地向珠海市输送合格的应用型语言服务专门人才。

1.政府应明确出台政策扶持语言服务人才培养机构。语言服务业未受重视，这一点从《国家经济行业分类》中便可窥一斑，该规定涉及了中国国民经济行业中的20个门类，却未包括语言服务业[9]。由于缺乏扶持政策及各项优惠措施，使得语言服务人才培养成本居高不下，使得语言服务企业不愿投入或尽量少投入，造成语言服务难以形成规模化发展。

2.提高语言服务行业的准入门槛。同法律、医疗等行业一样，语言服务应属于专业化行业，为确保语言服务的质量，各地政府应逐步引入相关的准入机制，对所有欲进入及已进入语言服务行业的人员设定入岗条件。

3.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仅依赖学校培养语言服务人才已不能满足社会对人才的要求，珠海市各高校应重视校企合作，各高校应鼓励并切实出台政策扶持教师到企业进行实地考察，如深入各公交公司，及时了解语言服务行业对人才的要求，确保人才培养要以行业需求为导向。

4.结合珠海市特殊的地理位置，改善语言服务人才培养的语种结构[10]。全面对珠海市语言服务环境进行调研，并通过量化分析得出当地需求量最大的几个语种，据此调整人才培养的专业布局，适当增加语种数量，改善语言服务人才培养的语种结构，使之更加适应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珠海市政府网．珠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EB/OL]．Http://safe.zhuhai.gov.cn/xxgk/zcfgjgfxwj/gfxw

j/201605/t20160519_11344299.html，2016-05-13．

[2]吴丹.基于城市设计理论的县级体育中心总体设计策略研究[D].合肥：合肥工业大，2013．

[3]汤燕瑜，廖锦超．北部湾经济区语言环境现状调查及其建议[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1，Vol.32（04）：34-38．

[4]杨锐.大连城市国际化语言环境建设思考[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Vol.15（01）：104-106．

[5]刘敏.首都国际语言环境建设的实践与思考——以世界城市建设为视角[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02）：97-101．

[6]陈颖.语言服务视角下城市国际语言环境建设研究[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Vol.15（06）：17-22．

[7]李婉丽.中国旅游城市公共交通国际语言服务环境的实证研究——以西安为例[J]．科技创新导报，2013（02）：16-17+19．

[8]韩倩兰．语言服务视角下翻译技术人才的培养[J]．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Vol.37（04）：106-108．

[9]周馨雷.语言服务产业视阈下的211工程大学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研究[J]．考试周刊，2015（99）：79-81．

[10]赵世举．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及服务对策[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Vol.47（04）：36-42．

基金项目：2016年珠海市香洲区十三五”社科规划项目《珠海市公共交通国际化语言服务环境调研》，项目编号201605。

海外市场调研研究篇4

[关键词]高尔夫旅游海南客源市场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高尔夫爱好者的数量逐年增加,国内高尔夫旅游市场日益繁荣,针对高尔夫旅游的研究也在逐步开展。丘萍(2005)、郁小平(2006)等人将研究集中于高尔夫旅游的内涵方面,刘德云(2007)对高尔夫旅游开发模式进行有益的研析,王志东(2006)、幸岭(2008)对山东、云南高尔夫旅游市场进行了初步探讨。尽管如此,我国高尔夫旅游研究与蓬勃的市场现状比起来还十分滞后,高尔夫旅游的理论、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仍有颇多空白,有待更多学者继续深入探讨。

本文通过对8家海南球会(南丽湖高尔夫球会、南燕湾高尔夫球会、康乐园高尔夫球会、清水湾高尔夫球会、七仙岭高尔夫球会、红峡谷高尔夫球会、鹿回头高尔夫球会、龙泉谷高尔夫球会等)的销售、前台、运作等部门的人员进行采访与调查,提取了相关数据,并制作出有关图表例示,以期对海南高尔夫旅游市场的状况进行梳理,并得出有益的结论。

二、海南高尔夫旅游发展条件分析

据海南高尔夫协会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海南高尔夫旅游人数8万人次,2005年25万人次,2006年40万人次,2007年增至60万人次。据笔者2009年抽样调查海南高尔夫球场的数据显示,一家中等规模18洞球场一年接待打球人口约有2.5万人次,初略估算全省24家球会2009年接待人数60万余人次,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与2007年接待量大致持平。海南高尔夫旅游业成长如此迅速,与海南高尔夫优越的发展条件是密切相关的。

1.区位优势

海南位于中国最南端,与经济发达的珠三角相隔琼州海峡,背靠东南亚诸国,处于环亚太中心地带。海南的地理区位非常有利于辐射亚洲东部经济发达、人口集中,高尔夫球客比例大的日、韩、台、港、澳、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该区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高尔夫文化浓厚,打球人口众多,也是海南高尔夫旅游市场最重要的客源地。

2.气候优势

海南属于热带海洋性气候,年平均气温23―26度,雨量充沛,光照时间长,全年无冬。冬季北方高纬度地区的球场封场期间,海南球场的草坪依旧保持良好的状态,对于中国北方省份球员、邻近的日本、韩国及东欧北欧各国吸引力尤甚。

3.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

海南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景观多样,生态保存完好,极富特色,包括有海岸带景观、热带原始森林、珍禽异兽、瀑布、火山、溶洞、温泉、古迹名胜、民族风情等。2009年海南省全年共有2250.33万人次国内外游客游览观光,同比2008年增长9.2%,同年全省旅游收入共实现211.72亿元,比2008年增长10.1%,收入增长比接待量增长快0.9个百分点。4.便利的球场设施

海南的海岸线长达1528公里,近岸滩涂面积宽阔、港湾众多,是高尔夫旅游发展的天然优势所在。据笔者统计,从1992年海口台达高尔夫球场建成对外营业算起,到2009年底,不包括在建球场,海南省已有28球会正式开业,由北自南,基本形成了海口(9家)、博鳌(2家)、兴隆(4家)、三亚(含陵水9家)四个高尔夫球场密集区。按球洞数量来算:海口189洞,琼海36洞,万宁72洞,三亚(含陵水)172洞,这四个地区球洞数占据全省541洞总数的86.7%。这几个区域内的高尔夫球场,彼此之间距离不超过1小时车程,球友们可以很方便地顺序拜访相邻的多个高尔夫球场。

海南球场主要分布在东线高速公路沿线市县。目前在海南18个地级市县中,有8个市已建成有高尔夫球场,主要集中在经济和文化发达的东北部、南部地级市县,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还没有高尔夫球场,地区间球场分布并不均衡。

三、海南高尔夫客源市场区域特征

1.国际市场

海外市场多能占到海南高尔夫球场中客人的半数以上。表2中所列数据为笔者走访海南三亚某甲球会后收集到的一手资料。数据显示,2009年该球会的客源市场中,海外市场占57.19%。据调查,2006年到2008年间,海南高尔夫旅游的海外客源中最主要的是韩日市场,2008年后,受金融危机影响,韩国来琼打球人数急剧下降。表1中显示,2009年该球会接待的韩国客人仅5.3%,新加坡客人则占到32.97%,东南亚其他国家打球人次比例也比往年略有增加;美、加、德、澳、英、法等国客源比例与往年变化不大,总共占到11%强。

2.国内市场

在海南各高尔夫球会的客源中,内地球客也占半壁江山,尤以来自北京、东北、山东、广东、上海等城市的球员居多。表3中所列数据仍为三亚甲球会的材料,在国内市场上,甲球会省外客源所占的比例高达76.22%,省内客源不足五分之一(见表2)。据该球会反馈,2009年云贵川三省的来琼打球的人次比例已经占到国内客源的30%,是最近几年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

四、海南高尔夫旅游市场的主要问题

1.高尔夫球会设施空置率过高,球会客源不足

高尔夫球会设施空置率计算公式:

Mr=(A-B)/A

其中:Mr表示空置率,单位为%;A表示100%利用设施的打球人次,B为现有打球人次。

马宗仁(2008)提出,假设南方型球会100%利用梯台出发时间,每组4人,每10分钟发一组,淡季8个月每天经营8小时,旺季4个月每天经营10小时,一年可接纳69888人次,即日平均接待量191.47人次为球会利用高尔夫球会设施的理想状态。但笔者走访了海南十几家球会,经过调查发现,只有极少数球会年接待量在3万-4万人次之间,多数球会年接待量为2.5万人次左右,个别球会年接待量不足一万人。按一家球会年接待量2.5万人次计算,海南的球会的高尔夫设施空置率高达62.23%!换而言之海南多数高尔夫球会客源不足,个别球会亏损严重,球会经营状况不容乐观。

2.淡旺季比例严重失调

海南高尔夫球会一年四季均可打球,但是受旅游客源市场的影响,海南球会也出现了和当地旅游业一样的淡旺季特点,冬旺夏冷。据笔者调查的8家海南球会的综合数据显示,1、2、11、12四个月是海南球会的旺季,四个月的打球人次一般能占到球会全年打球人次的70%-80%,这反映出海南的高尔夫旅游市场淡旺季落差悬殊。

3.从业人员素质偏低,服务质量较差

海南很多球会在招聘球童时,会直接从附近农村招聘,这也造成了海南高尔夫球会从业人员学历普遍偏低,球会服务质量较差。笔者所调查的保亭某18洞球会,其从业人员共有270人,其中初中及以下占54.44%,高中及中专学历占38.52%,大学及以上学历7.04%。尤其是作为直接对客服务的球童岗位,让很多未从事过服务行业的人员经过简单培训就直接上岗,使得海南高尔夫球会的服务质量很难尽如人意。

五、建议

1.制定更加开放的旅游政策

由于海南人均收入偏低,经济发展仍比较落后,目前海南的本土高尔夫爱好者数量不过几千人,其高尔夫旅游市场仍然以面向省外、海外市场为主。海南要利用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有利契机,制定更加开放的旅游政策,扩大来海南旅游免签证政策国家的范围。比如增加海南到韩、日等主要客源国的定期航班;开辟新客源地,尤其是飞往南半球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航线,争取反季节市场。要继续开拓海外客源市场,为海南高尔夫旅游业提供更多商机。

2.提升服务理念,塑造球会品牌

目前海南高尔夫球会中从基层服务人员到很多管理人员,普遍都缺乏系统的高尔夫培训教育,没有具备良好的服务观念,很难保证球客获得良好的服务体验。海南球会应在在淡季与管理学院、高尔夫培训机构联系,将中、高层管理者送去进修、深造;并请专业培训师入球会强化一线服务人员的服务素质;与高校合作,培养订单式专业人才。优秀的员工能给高尔夫球会带来良好的声誉,有利于海南球会提升形象、打造名牌。

3.多层次开发特色高尔夫旅游产品

海南高尔夫旅游产品开发中可借助海南旅游业的优势,将海口、琼海、兴隆、三亚四地的文化、资源整合,形成一个海南大高尔夫旅游区,发挥各自特点,形成互动互补关系;全方位、多层次开发会议、商务、休闲度假等多种类型的高尔夫旅游产品,丰富高尔夫旅游的内涵,满足国内外高尔夫球手在打球之余休闲、度假、商务、娱乐、社交等需求。

4.扶持发展海南高尔夫赛事

海南一年四季都适合开展高尔夫运动,尤其是温暖的冬季吸引了众多国内外高尔夫爱好者。2016年高尔夫将重返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这将给高尔夫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海南可通过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凭借本地优势与赛事公司协作组办、承办各种高尔夫竞赛项目,吸引国内外各类高球组织机构落户海南,共同打造海南高尔夫产业,提升海南高尔夫的知名度,进一步刺激海南高尔夫旅游业的发展。

六、结语

尽管现在海南高尔夫旅游的发展呈现出良好态势,但有必要指出:海南高尔夫球场数量增长速度相对过快。比如2008年新增的8家球会占到全省球场总数24家的33.33%,2010年在建和立项的球场数目依然为数不少。而目前海南高尔夫客源市场受外部经济环境影响,总体增长缓慢,这样有可能会导致各球会的分摊客源和新增客源逐年下降,造成海南球会更加严峻的经营局面。其次,高尔夫旅游的研究大大落后于其自身的发展,国内高尔夫旅游发展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亟待有更多的研究的课题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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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园林植保网.省略/content.asp?id=3647,2008-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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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宗仁:现代高尔夫科学经营管理学[M].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08.

海外市场调研研究篇5

关键词环渤海地区奥运经济体育旅游

一、前言

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中国的举办将波及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最直接的关联是将带来境外和国内旅游人数的大幅增长。奥运比赛计划使用场馆37个，其中北京地区32个，京外地区5个。京外地区的5个场馆项目中，天津体育场、青岛国际帆船中心、秦皇岛体育场为新建项目；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上海体育场为改造项目。可见，奥运使用场馆在环渤海地区最为集中。为了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这些城市近年来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建设和完善比赛场馆及相关的软硬件设施，奥运会所带来的巨大奥运经济效应将为环渤海区域经济包括体育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契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全球生产要素“东移”趋势继续加强的同时，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心逐渐“北上”。“东移”和“北上”这两种趋势的共同作用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把目光聚焦在环渤海地区。“环渤海地区将成为继珠三角和长三角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这样的观点不断地被学者和媒体论述和肯定。借着奥运的契机，根据环渤海区域各省市资源的比较优势进行整合，以体育旅游产业合作为切入点，推动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最终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新的课题。

二、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比较分析法。

三、研究现状

在已有的研究中，不同的学者对于环渤海区域的具体地域范围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划分，使得各研究之间丧失了基本的交流平台。目前学术界也还是比较倾向于三省两市的划分。环渤海区域内包括北京、天津、沈阳、大连、济南、青岛、石家庄、秦皇岛等多座城市。

环渤海区域多年来一直以发展制造业为主，产业结构还不够合理，第三产业比重低，不适应生产与生活快速发展的需要。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是相互促进的，第三产业的发展需要第二产业的支撑，第二产业的发展需要第三产业的引导。没有发达的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的发展终将受到制约。因此，必须在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的同时，加快发展服务业，坚持以功能拓展促进服务业发展，以产业发展提升城市功能，提高现代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指出：当今世界，体育产业的发展明显加快，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作为第三产业的组成部分，加快体育产业的发展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符合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要求，对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实现现代化建设发展目标，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培育体育市场，加速体育产业化进程的意见》指出：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深化体育改革的要求，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体育作为第三产业，应建立充满活力的自我发展机制，加速体育产业化进程，逐步走向市场，推动体育事业全面、快速的发展。体育产业化是加速体育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关键五年，也是体育事业发展的关键五年。第29届奥运会2008年在北京举办，这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和新的动力。

四、研究的主要问题

环渤海地区作为未来中国经济极为重要的增长区域，作为国家“十一五”规划重点发展区域，承担着引领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重任。奥运经济所产生的规模经济的作用，将对环渤海地区的第三产业发展带来聚集效应。充分利用奥运契机整合环渤海地区各省市的体育资源，形成环渤海地区体育产业大品牌。以体育旅游产业联盟的构建市场为切入点，促进其它市场的一体化。

针对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国内外体育产业发展战略进行全面分析与研究，对发达国家与国内学者所研制出的类似研究等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并通过多角度、全方位的实证调查及专家访谈评价环渤海地区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的现状及潜在问题，分析北京奥运会对其发展和策略调整的影响，具体结合环渤海区域的社会环境背景，找到其相对准确的市场定位和开发模式，指出环渤海地区以体育旅游产业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它是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切入点和重要环节。并借鉴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发展经验和相关经济学理论模型及研究成果，进而分析环渤海地区构建体育旅游发展的模式。

五、研究结果

（一）环渤海区域体育旅游产业的供需状况。结合区域经济学、旅游经济学、体育经济学和博弈经济学等相关理论知识，指出体育旅游合作发展的重要性。

海外市场调研研究篇6

【摘要】文章在对200家浙江民营科技企业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借助七因素国际化蛛网模型对浙江民营科技企业国际化程度测度，得出浙江民营科技企业处于低国际化程度，从完善跨国经营方式、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人事和财务管理、优化组织结构、完善市场营销策略等方面提出提升浙江民营科技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建议。

关键词民营科技企业；国际化；国际化程度；国际化蛛网模型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科学技术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编号:2012C35002)成果。

【作者简介】朱春兰，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贸易与经济。

引言

浙江是个民营经济大省，民营科技企业在民营企业中最具创新活力和创新潜力。民营科技企业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加入WTO给浙江民营科技企业国际化带来机遇，民营科技企业除了在出口贸易方面可以获得大为改善的市场进入机会以外，根据对等开放的原则，在开展海外投资方面也将获得比以往更有利的条件。但加入WTO后，随着国内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全球化趋势的加剧、企业经营环境动态性的增强，也使浙江民营科技企业面临着严峻的国际挑战。浙江民营科技企业国际化程度究竟如何，本文在对200家浙江民营科技企业的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借助国际化蛛网模型进行测度。

一、企业国际化程度测度方法研究评述

关于企业国际化程度测度，国内外不少学者已提出了多种方法，构建了不同指标，从不同的侧面对企业国际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和测度。Law?renceS.Welch和ReijoLuostrinen（1988）提出了六要素模型，即从企业向海外市场提供的产品、海外生产经营方法、目标市场选择、组织架构、融资方式和员工素质六要素去评价企业国际化程度。Dan?iels和Bracker(1989)把海外销售额占总公司销售额的比重和海外资产占总公司资产的比重作为衡量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指标。Dunning(1993)从六个方面测量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海外子公司数量与规模；企业在海外从事附加价值的活动的国家数；所有海外分支机构的资产、收入、所得或员工数占全公司的比重；管理层或股东的国际化程度；高附加价值活动的国际化范围，如研发活动的国际化程度；企业管理跨国经济活动而获得的系统性利益的范围与形态。DanielSullivan（1994）提出了苏利文测量方法，即从海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重、海外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海外子公司占总子公司的比重、高层管理人员的海外经验和海外经营的心理离散距离五个角度评价企业国际化程度。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提出了用国外资产占总资产比重、国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重、国外雇员数占雇员总数比重三个比重的平均数来衡量企业国际化程度。我国学者鲁桐（2000）提出了国际化蛛网模型，即从跨国经营方式、财务管理、市场营销战略、组织结构、人事管理和跨国化指数六个方面评价企业国际化程度。

二、浙江民营科技企业国际化程度测度

（一）模型构建

本文借助国际化蛛网模型来测度浙江民营科技企业国际化程度。考虑到科技企业的特性，加入无形资产管理这个指标，从无形资产管理、跨国经营方式、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组织结构、人事管理和跨国化指数七个因素构建国际化蛛网模型。模型以线段的长度分别表示企业某一侧面的国际化程度，越靠近原点表示程度越低。一般来说，长度为5的说明某一侧面属于高度国际化，4~5之间的属于中高度国际化，3~4之间的属于中度国际化，2~3之间的属于中低度国际化，1~2之间的属于低度国际化。此外，通过计算可得出国际化蛛网模型图形面积。一般来说，图形面积在0~20之间，属于低度国际化；在20~40之间，属于中度国际化；在40~60之间，属于高度国际化。

（二）测度与分析

1.无形资产管理。无形资产管理采用“海外研发投入”指标来考察，“海外研发投入”指标又分“海外研发经费投入”和“海外研发人员投入”两个指标。各投入比例的分值以及被调查企业在各比例的分布情况见表1。通过加权算术平均法，计算得出200家浙江民营科技企业的无形资产管理得分为3.0425。分值越大，其国际化程度越高，浙江民营科技企业无形资产管理处于中度国际化程度。

2.跨国经营方式。跨国经营方式采用“海外经营方式”和“经营对象”两个指标来考察。不同海外经营方式和经营对象的分值以及被调查企业在各方式的分布情况见表2。通过加权算术平均法，计算得出200家浙江民营科技企业的跨国经营方式得分为3.45，处于中度国际化程度。

3.财务管理。财务管理采用“海外业务的财务管理”、“海外投资的资金筹措”、“海外子公司的资金运作体制”三个指标来考察。不同方式的不同管理分值以及被调查企业在各方式的分布情况见表3。通过加权算术平均法，计算得出200家浙江民营科技企业的财务管理得分为2.2083。浙江民营科技企业财务管理处于中低度国际化程度。

4.市场营销。市场营销设定有“市场调查”、“价格决定”、“流通渠道选择”、“促销和广告”、“开拓第三国市场”五种方式，每种方式又有五种决定，不同方式和决定的分值以及被调查企业在各方式和决定的分布情况见表4。通过加权算术平均法，计算得出200家浙江民营科技企业的市场营销策略得分为2.695，处于中低度国际化程度。

5.组织结构。组织结构设定为“职能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混合结构”、“网络结构”五种形式。职能结构是指由职能部门，如出口部、海外业务部等管理国际业务；产品结构是指设立国际业务部管理国际业务；地区结构是指设立专职董事负责国际业务；混合结构是指设立国际公司来管理；网络结构是指国内经营、国际经营组织一体化。各结构方式的分值以及被调查企业在各方式的分布情况见表5。通过加权算术平均法，计算得出200家浙江民营科技企业的组织结构得分为2.85，处于中低度国际化程度。

6.人事管理。人事管理采用“海外派遣管理人员的培养、管理”和“当地录用管理人员的培养、管理”两个指标来考察。两指标不同管理的分值以及被调查企业在各管理计划中的分布情况见表6。通过加权算术平均法，计算得出200家浙江民营科技企业的人事管理得分为3.15，处于中度国际化程度。

7.跨国化指数。跨国化指数采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跨国化指数，其计算公式为：跨国化指数=(国外资产/总资产+国外销售/总销售+国外雇员/总雇员)÷3×100%。不同跨国化指数的分值以及被调查企业在各指数的分布情况见表7。通过加权算术平均法，计算得出200家浙江民营科技企业的跨国化指数得分为1.675，处于低度国际化程度。

8.七因素国际化蛛网模型。根据七因素的得分，得出浙江民营科技企业七因素的国际化蛛网模型，如图1所示。图形面积为：S=0.5×(3.45×3.0425×sin45°＋3.0425×2.2083×sin45°＋2.2083×3.15×sin45°＋3.15×1.675×sin45°＋1.675×2.85×sin45°＋2.85×2.695×sin45°＋2.695×3.45)=19.4666∈(0~20)。浙江民营科技企业处于低度国际化程度。

（三）结论

通过测度，发现浙江民营科技企业跨国经营方式国际化程度最高，得分为3.45，处于中度国际化程度；其次是人事管理、无形资产管理，得分分别为3.15和3.0425，也处于中度国际化程度；组织结构、市场营销和财务管理，得分分别为2.85、2.695和2.2083，处于中低度国际化程度；跨国化指数国际化程度最低，得分为1.675，处于低度国际化程度。计算得出国际化蛛网模型面积为19.4666，综合得出浙江民营科技企业处于低度国际化程度。

三、提升浙江民营科技企业国际化程度建议

（一）完善跨国经营方式

浙江民营科技企业海外经营方式已呈多样化特征，偶然零星出口、通过海外中间商出口等贸易进入方式、建立海外销售机构、海外生产制造等投资进入方式以及通过许可证、特许经营、管理合同等契约进入方式都得到了发展；经营对象也呈商品、服务、资金、人力资本、技术、生产经营活动等多元化特征，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以出口商品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为主，浙江民营科技企业跨国经营方式国际化尚处在初级阶段。应进一步加强投资进入方式和契约进入方式，提升浙江民营科技企业海外经营方式国际化程度。

（二）加大研发投入

在海外研发投入方面，浙江民营科技企业对研发经费、研发人员都有一定的投入，但投入比例较低，与发达国家以及世界著名企业相比，差距则更大。研发投入的差距，不仅反映了科研实力、创新能力的差距，也反映了产品质量水平的差距。因此，加大研发投入，一方面要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另一方面要加大研发人员投入。企业要加强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招聘、培养和使用，通过完善企业的创新激励机制，健全创新管理的组织机构，为技术人才的提拔晋升设置绿色通道，同时也可以通过技术入股等方式，有效吸引人才，防止骨干技术人才流失。

（三）加强人事和财务管理

在人事管理上，浙江民营科技企业已经意识到海外经营人才的缺乏对事业发展的直接影响。海外公司的管理人员采取由总公司派遣和聘用当地人员相结合的方法，并将其纳入海外事业部的长期计划或全公司范围的长期计划。但在国际经营人才的培养方面，已有的一些培训计划和设想远不能满足目前海外经营对人才的需求。在财务管理体制上,浙江民营科技企业以采取“按项目管理海外业务、海外资金筹措率≤5％、资金运用无原则性规定”的方式为主，财务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

（四）优化组织结构

浙江民营科技企业的组织结构以地区结构和产品结构为主，国际化程度低。要想深入国际化的发展战略，必须对组织结构进行改进。可采用职能型全球性结构，或者采用飞跃式演变方式，将组织结构优化成混合结构、网络结构或矩阵结构等外向型结构。企业国际化一般组织结构形式的发展过程为：销售部出口部国际部按职能地区或产品划分全球性结构混合成矩阵式的全球性结构。

（五）完善市场营销策略

浙江民营科技企业的市场营销策略以“在与总公司协商的基础上由海外公司决定、海外公司决定、总公司决定”为主，国际化程度低。应完善市场营销过程中的市场调查、价格决定、流通渠道选择、促销和广告、开拓第三国市场等策略，着重采用“海外公司制定方案，由总公司根据全球战略做调整后决定”和“海外公司制定方案、由总公司个别决定”两种策略。仔细分析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者的需求，根据不同需求实行合适的价格策略和产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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