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认同论范例(3篇)

民族文化认同论范文

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创建了独到的文化体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被社会大众接受、认可与使用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通过大众化的措施来完成现实力量大众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中华民族所认可，是中华民族革命、建设、发展的过程中所创造的成果，但应看到不管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还是当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都是用汉语来表述，并受到来自当地民族宗教等多方面的文化制约，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亟需破解文化层面的束缚，实现文化上的融通与交流。

关键词：

少数民族文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在逻辑

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当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拥有55个少数民族，结合不同少数民族地区实际，有利于全面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提高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政治等多个方面的作用，成为摆在社会大众面前的现实课题，但是考虑到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特殊性，如何突破文化桎梏，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接地气，在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的进程中，切实提高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水平。[1]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结合的内在诉求

马克思主义属西方文化，是典型的西方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发展壮大，就需要在与少数民族文化结合并从中汲取养料，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和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实践相结合，全面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效应。从本质上来讲，不管是哪一个民族的文化，其都涵盖人类性成分，实际上，人类性蕴含在民族性内，永恒性存在时代性中，普遍性存在特殊性内。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来讲，马克思主义实现大众化就需要采用少数民族群众喜闻乐见的少数民族气派。[2]同时，随着科技的日益发展，人与人直接借助信息化产品，跨越时空交流，不同文化在融合中实现碰撞。少数民族地区有其自身的特点，尤其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日益受到来自西方文化的挑战与冲击，大肆采取各种方式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吸收借鉴西方文化有益元素的进程中，如果不关注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就会受到西方负面文化消极影响，进而被西方价值观所诱惑，淡化民族意识、国家意识与政治理念，失去民族精神信仰，对本民族以及国家失去信心，尤其在当前矛盾日益明显的社会发展转型阶段，看病难、看病贵等现实问题时，就会激发消极情绪，这对少数民族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提出挑战，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需要与少数民族文化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大众化发展历程。[3]

二、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一）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族性

少数民族在发展的进程中，彼此间相互学习、借鉴，在实行多边交流与融合过程中，不同民族文化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我国少数民族拥有独到的文化，这些文化逐渐发展成中华民族共有精神财富，尤其是少数民族本身的传统文化形式，也发展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载体。少数民族原本的习俗、语言、活动等传统文化形式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这使得少数民族地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呈现出明显的民族性，这一民族性自身的表现呈现出多面性，整体来讲，少数民族地区在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传播媒介、形式以及内容等多个方面，都带有显著的民族性特点。

（二）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性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优秀理论品质，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点。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密切联系我国改革、建设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少数民族地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是孤立过程，既是实现知识普及的过程，也是顺应时展的现实诉求，呈现出明显的时代性特色[4]。在全面推进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要全面研究出现的新情况，紧密联系国家发展与人民生产生活，同时，在全面推进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要纳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与实现小康社会建成目标中，并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民生与文化等事业中。只有努力实现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和广大少数民族实际利益加以紧密衔接，才能赢得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欢迎与认可，全面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

三、少数民族文化中束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因素

（一）传统宗教文化的冲击与淡化

从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东部地区要高于少数民族地区，也就是说少数民族地区处在相对落后状态，民族地区的宗教文化较为盛行，宗教属于精神层面，对个体的三观”的形成将发挥直接影响，尤其是在平常的工作与生活中，所有的内容都融入了宗教印记。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宗教能为广大信仰者提供精神动力，而其消极的一面表现则更为明显，宗教从本质上来讲，崇尚唯心主义世界观，消极性在所难免，尤其是宗教中倡导的神权、宗教以及鬼神等多个方面的理念，都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对外来思想明显排斥，这势必会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推广，产生较大的阻碍。[5]

（二）低文化素养难产生认同感

一般来讲，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的束缚，以及传统理念的限制，导致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受教育水平一直处在低端水平。再加上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滞后，少数民族群众主要是依靠农业来获得微薄的收入，同时，受到传统理念的制约，教育发展的阶段及发展水平不高。因为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接受文化教育的程度低，导致其认知水平不高，在对理论的理解与认知上处在浅层，这不利于其自身素养的提升，也就谈不上将知识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再者，少数民族群众由于教育的滞后、认识能力低等多个方面的束缚，大部分的少数民族群众只会说民族语言，这样与外界交流就存在诸多困难，也不能很好理解马克思主义先进的理论，自然难产生认同感。[6]

（三）文化差异产生的文化隔阂

通常情况下，人们在接受新事物时，容易出现犹疑心理，进而阻碍了对新生事物认知。少数民族群众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也存在这一现象。少数民族群众在接触、学习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经常遇见多种文化，这样就会遇到不同文化间的转化问题，这一文化转化工作如果不到位，就会出现不同文化间的隔阂，就会形成认同鸿沟，并对当地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与倾向性产生一定影响，让少数民族地区人民不能全面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早日实现大众化。

四、破解少数民族文化束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举措

（一）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民生工程建设

保障与改善民生既是全面提升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声望与地位的重要保障，也是赢得群众认可，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础。少数民族地区的民生问题，重点是受教育权、文化权、社会保障与生存发展权。加快推动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实际出发，提高教育、社保、教育等多个方面的保障水平，提高工作效能，并能一起分享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果，让其在民生的改善和提升的过程中去全面认识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7]并且，也要看到少数民族地区在经过多年的发展之后，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诸多成就，但与内地相比，仍旧处在相对滞后阶段，出现就业、医疗、分配、教育等广大群众关注的实际问题。做好少数民族地区的民生工程，能赢得少数民族群众的广泛支持与认同，为全面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大众化发挥建设性作用，提高民族地区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可度。社会发展的实践成效表明，在民族地区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在解决民生问题上下功夫，满足群众的现实诉求，让少数民族群众感受到理论的力量，并指导人民群众接受、认可并信仰马克思主义，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认同与理论追求。[8]

（二）正面引导宗教力量参与其中

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在不同地域、文化环境中，呈现出独到的民族品格与发展历程，长期存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建构了浓郁的宗教氛围。宗教文化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现象，呈现出多个方面的特点与功能，比如凝聚整合功能、生活习俗功能等，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需要正面引导宗教力量，并使其参与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发挥宗教多个方面的作用，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构建多种载体，这样才能激发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宣传才会取得好的效果。

（三）着力推动语言的文化转换

语言是人们交际的基本工具，是文明成果传承的重要载体，少数民族一般都有自身语言，语言也发展成少数民族重要特征。在语言中往往融入深层次的民族心理内容。不同语言的文化背景是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载体、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背后，本质上是文化的差异，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多种文化的对接、碰撞与融合，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着力推动语言的文化转换。还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是逻辑性强的科学理论系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一般的群众很难理解其深厚的内蕴。少数民族群众由于受理解能力、知识储备等的束缚，很难准确、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这需要实现语言的通俗化与大众化，也就是让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少数民族语言载体要贴近生活与实际，用朴实、质朴的语言来演绎深邃的理论，适合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思维习惯与接受能力，进而突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文化诉求。在一定层面上来看，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突出通俗化、具体化与形象化，成为少数民族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总之，马克思主义语言载体与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存在较大差异，语言文化与结构存在差异的大背景下，形成的文化底蕴存在明显差异。[9]马克思主义语言载体如何转变为少数民族语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大众化的第一步，语言的文化转换并不是进行简单的对等翻译，要真正实现文化转化，将马克思主义语言载体内的文化意蕴能呈现在少数民族语言中。

（四）发挥教育的强大推动力，赋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族特色

首先，发挥教育的强大推动力。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受经济、社会发展等多个方面因素的制约，教育水平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处于低层次阶段，限制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也制约了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进度。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大众化，需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全面提升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素养，让越来越多的人能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进而科学推动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为全面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发展水平，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又好又快发展。[10]同时，也要探索教育均衡发展机制，推动公共教育优质资源的优化配置，缩小地区差异，全面提升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素质与政治修养，确保少数民族群众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其次，赋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族特色。少数民族文化呈现出明显的民族特色，所以需要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风俗习惯与文化，全面发展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部分，能进一步提升少数民族群众的自信心与凝聚力。在全面推进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适当增加民族特色方面的内容，组织富有民族风情的活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到文化生活中，进一步增强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同时，也要注意在全面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强调方式方法，要结合少数民族地区实际，采用少数民族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并适当融入少数民族文化元素，开展好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等方面的教育，让其能主动接受并认可马克思主义，进而转化成自身的价值观或思想理念，提高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感召力与吸引力。[11]同时，在民族地区加快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程，也是全面尊重其风俗习惯，发挥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优势，在加强开放性文化特质宣传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到民族地区特色文化中，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优化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加快大众化历程。因此，必须赋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族特色，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民族地区的融通效能。

总之，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与少数民族文化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大众化发展进程。同时，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呈现出明显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特点，还要看到，少数民族文化中束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传统宗教文化的冲击与淡化、低文化素养难产生认同感以及文化差异产生的文化隔阂，因此，破解少数民族文化束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要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民生工程建设，奠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础，还要正面引导宗教力量参与其中，着力推动语言的文化转换，最后，发挥教育的强大推动力，赋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特点，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水平，更好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的效用。

作者：刘艳玲单位：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陈江红，李年鑫.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1，(4）：72~74.

[2]徐贵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文化路径的承接与拓展[J].理论探讨，2011，(6）：18~21.

[3]胡相峰，赵国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族文化路径选择的方法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5）：84~91.

[4]张书军，高乃云，向往.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研究：以四川民族地区为例[J].思想研究，2014，(1）：122~128.

[5]张燕.内蒙古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23~25.

[6]张强.浅析川南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J].贵州民族研究，2011，(5）：17~20.

[7]张秀文，郝俊宇.浅议推动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的措施[J].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3，(3）：59~62.

[8]郝慧婷.青海藏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研究[D].云南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30~31.

[9]刘珍珍.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266~268.

民族文化认同论范文

论文摘要:彝族文化学是一门构建自己理论知识体系的学科，是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人文社会科学，具有科学性、民族性、复合性等学科特征。

彝族文化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又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的渊源可追溯到彝族毕摩经，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及民族文化学的多方面的展开和深入，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目前，彝族文化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整体的学科建设，以推进彝族文化学学科的整体进程。相形之下，彝族文化学的微观研究方面成果显著，影响尤大，而彝族文化学宏观方面的理论体系和方法研究则稍显不足。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理论建设关系到整个学科的走向和进程，关系到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色和学科地位。钟敬文先生在论述民俗学学科建设时，曾指出:“民俗学的所谓‘学’的含义，主要就是这种理性的认识”这对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此，彝族文化学的理论体系构建及其相关的理论问题，应该是彝族文化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本文就这个方面谈谈个人的一些浅见。

一、什么是彝族文化学

谈到彝族文化学，就涉及到了彝族文化学学科的定义问题。那什么是彝族文化学呢?彝族文化学的定义包含了研究对象和范围两个方面的内容。什么是彝族文化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呢?彝族文化学作为狭义的民族学学科，民族学的学科范围界定，对彝族文化学不无启示。一般来说，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的认识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在早期占主要地位，把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民族。在1950年代以来学术发展延续性的影响下，人们将民族学定义为“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把民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族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一般说来，民族学是研究民族的科学。如说得更具体点，民族学是研究现代各民族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民族学是一门研究处在古今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所有人们共同体的历史科学。”[4]第二种观点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逐渐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认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民族、族群及其文化的认识。“民族学并不是一门专门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也不是专门研究民族共同体的科学。”“民族学是世界各民族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与文化的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各民族文化，从事于记录和比较的学问。”“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文化，而不仅仅是民族，民族不过是文化的载体之一。因此，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文化而非民族。”[7]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可以说，彝族文化学的研究顾名思义即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学科。如何界定彝族和彝族文化?宏观上来说，二者同为一体，就如物质与精神在一个人身上得到了统一。先有民族实体———彝族，再产生精神状态———彝族文化。正因为有这个民族实体的存在、发展，才有了相应的彝族文化。这里有个产生的时间逻辑关系。但二者从辩证的关系来看，则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彝族的形成，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的产生，尤其是属于文化范畴的民族意识、民族性格，又是形成民族的重要标志和内在动力。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现在把彝族文化学定义为:彝族文化学是一门研究彝族及其彝族文化，以揭示彝族的本质和彝族社会发展规律为目的的人文社会科学。

这个定义可以理解为三个概念层次:一是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彝族及其文化;二是研究目的或最终指向———提示彝族的本质和彝族社会发展规律;三是学科类别性质———人文社会科学。第一个概念层次已在前边作了阐述。第二个概念层次与第三个概念层次有着内在联系，研究的目的决定了研究学科的性质。彝族文化学从科学分类上，既属于人文科学，又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类社会的组织与结构、体制与关系、功能与效率、秩序与规范的研究对象，并为人类社会之有序、高效运作提供知识、理论与管理手段的科学。”“人文科学，则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的精神世界、价值体系与心灵情感为研究对象，并为人类理解把握存在意义、生命本质、生活目的等终极性问题提供价值理性、知识、思想、理论的科学。”[8]二者同是以人为中心的科学，只是研究的角度、层次、领域不同而已。人文科学着重于人的本质属性，如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社会科学则侧重于社会文化的系统，如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社会文化系统，突出表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上。彝族文化学属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科学，是人文社会科学。

二、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征

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征主要包括学科的科学性、民族性、复合性等三个方面。

1、科学性

彝族文化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属于科学的范畴，因而具有科学性的特征。这个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彝族文化学研究是一个对彝族及其文化的认识过程，彝族及其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人们对它的认识有一个简单到复杂，局部到整体的过程，这个认识过程是与彝族及其文化的发展是相对应的。一方面，彝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同时也在改造自己本身，在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思维逻辑也得到了发展，这是彝族作为民族主体对自己及其文化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彝族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其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烙上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在彝族各种文化事象上表现出来自己的民族意识、性格、风格，如毕摩经、彝族服饰、民居、歌舞、民间文学等等。因其文化的独特个性，具有自身的研究价值，从而引起国外研究主体的关注、参与、深入研究、认识。这个认识过程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外在表现到内在本质的客观认识过程，符合科学的认识规律。两个方面的认识过程决定了彝族及其文化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决定着彝族文化学的学科价值。

其二，彝族文化学是一门构建自己的理论知识体系的学科。前述彝族文化学之“学”，是一种理性认识，是一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一门学科是否真正成熟，在社会实践中是否有作用，其理论体系是否健全、完善，有发展演化性是根本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的科学性主要包含两个发展过程，一是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认识发展过程;二是从理性认识在客观现实中检验丰富、完善的理论发展过程。相对说来当前的彝族文化学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某些彝族及其文化事象的层面上，热衷于对这些文化事象的搜集、罗列、阐述，虽然一些濒危的文化事象，如毕摩经的抢救、搜集，传统文化生态传承保护是必要的，但庸无讳言，彝族文化学的这种微观研究过热，宏观研究不足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变，势必影响彝族文化学的整体进程。这种过份注重微观，单一的彝族文化事象的研究，使彝族文化学的独立品性面临边缘化的危机。虽然现今彝族文化研究表面很热闹，但不少彝族文化事象是被当作其他门类学科输送、提供材料的资讯库。一门学科的第一阶段是明确研究对象，然后进行研究对象、材料的搜集、整理、抢救、保护工作。第二阶段是在此基础上挖掘整体文化的深层内涵，探索内在逻辑关系，并进行自身的理论构建，在多学科的交汇与融合中凸显自身的学科特色，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使之成为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独立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讲，彝族文化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成熟的学科，其学科的理论性构建仍任重道远，但这是不可忽视的。

其三，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实践性的社会活动。科学性表现在客观性、创造性和实践性三个方面。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它从客观实际出发，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事物的内在发展规律，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这个认识利用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创造性是重要的内在因素。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真理也是有相对性的一面，理论来自实践。理论要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活动，其与时俱进的创造性尤显重要。同样，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是一种具有实践性和创造性的社会活动。彝族文化学的发展不能离开其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实际。彝族文化学要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以适应、促进彝族及其文化的全面发展、进步，其理论方法的创新是关键。如何创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来的过程是认识升华为理论的过程，去的过程则是理论检查、丰富、发展的过程。彝族文化学现在面临着两个历史性机遇，一是国内现代化和国际全球化的生存大背景;二是新兴学科层出不穷，学术环境、氛围大为改善的学术背景。如何在这两个历史性机遇中，以创新的姿态面对彝族文化学新形势，更新学术理念，调整学术方式，构建有自己特色的彝族文化学理论体系，自觉地建立彝族人文传统的文化品格与时代特征的国际彝族文化学，成为彝族文化学研究主体所面临的一大课题。

2、民族性

民族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彝族文化学作为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一门学科，具有较为明显的民族性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科的研究对象

从内容上看，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文化渗透着其自身存在的民族中，而构成民族及其文化的诸要素和它们的各子要素及其历史演化过程本身就属于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范围，诸如彝族的语言、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心理、历史、文学、伦理道德等。

(2)学科的理论构成

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理论源于对彝族及其文化的研究过程中，研究对象本身的民族性决定了其理论构成的过程，不能离开这个特定的民族性，使研究主体的价值取向渗透着民族性。例如要把彝族毕摩经中的《吾查买查》翻译成不同民族语言的研究文本，其过程由于不同民族语言本身的差异性，作品的原生态性会出现脱落、异化的情况。这是研究对象决定的客观差异性。没有深入民族的精神文化中，先入为主的以主体自居，视研究对象为“原始”、“化石”、“愚昧”的支配之物，然后以先验理论来分解、包装、组合、炮制，这样的学术理论构成必然是空间失败的。只有承认民族性的前提下，改变以往“主———客”关系，虚怀以待，还原客体同样的主体身份，变成“主———主”关系，相互倾听、交流、对话，达到文化的沟通、理解，这样才能真正深入一个民族的精神层次，这样的理论构成才是有生命力的。有些研究者通过学习研究对象的民族语言，以平等、虚心的姿态切入研究领域，他们的研究成果、理论构成也最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个过程是双向的。一方面，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这个民族的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向研究者渗透;另一方面，这种渗透又通过其研究文本或理论构成表现出来，又因为研究者自身拥有的民族文化精神与研究对象的民族文化精神产生碰撞、融合的良性运动，其理论构成更具有文化参考价值。

(3)学科的表达形式

彝族文化学具有的民族特征还表现在其表述的文体形式上。彝族文化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吸纳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吸纳的过程也是民主化的过程，原本属于异民族、异文化的理论、方法，要吸纳、融合到本民族的学科理论中，必须要考虑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审美标准、历史状况，尤其是表述文体，这样才能使外来理论有机地融入本民族的文化体系中。实现理论的民族化、本土化，成为具有彝族文化学特色学科理论。彝族文化学也只有在这种不断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中，实现科学理论的本土化、民族化，从而得到发展、宏大。

3、复合性

彝族文化学的复合性是历史发展情况和学科发展要求决定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由于受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地理环境的制约影响，形成了研究对象的多层次、多形式的复合性特点。此外由于彝族文化学本身的发展规律要求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地域的研究主体的参与，所以又形成了研究主体的复合性特点。

(1)研究对象的复合性

彝族及其文化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尤其是彝族文化是多种文化因素、文化层面互化和整合的结果。彝族的历史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其经历到的地域有北方草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接触交往过的民族有早期的华夏族，后期的汉族，还有古羌及其分支民族，如藏族、白族、纳西族、傈僳族、哈尼族、独龙族、拉祜族等;碰撞、融合过的文化圈有草原文化圈、华夏文化圈、中原文化圈、雪域文化圈、山地农耕文化圈、建国前保留着母系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等多层次社会形态。这种由历史性形成的多元文化融合到彝族文化中，使其具有了复合性的特点。从彝族的毕教来看，有着自然崇拜、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因素，也存有藏传佛教的因子，也融合了汉族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道教的“五行说”、“三界六道”说等等外来文化因素。彝族民居、土司衙门也融合了彝、汉、白族等建筑艺术的文化因子。

(2)研究主体的复合性

彝族文化学最早兴起于国内，逐步向国际型学科发展。彝族文化学的产生、发展来自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学者、专家共同合力的结果。如早期的杜达尔·特拉格来、安邮德、拉波特、儒贝尔、托雷尔、奥尔良、沙尔雅、享利·科尔迪埃、侏禄维亚等;中期的杨成志、丁文江、高华年、马学良、马长寿、余学良、傅懋勣、林耀华、方国瑜、罗国义、刘尧汉、施学生、果吉宁哈、冯元慰等;后期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一批彝族及汉族中青年学者。这些来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研究主体群一方面给彝族文化学注入了新鲜的文化因子;另一方面他们的学术理念、理论方法使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别开生面，为学科建设提供了极大参考价值，同时推动彝族文化学与国内外学术发展方向、发展潮流进一步融合、接轨，彝族文化学进一步实现了学科国际化的目标，把彝族文化学纳入国内、国际的学科建设平台上，使彝族文化学的发展空间趋于广大。

民族文化认同论范文篇3

关键词：青少年中国传统文化社会表征民族认同感

1研究目的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五千年的积淀，价值意识里具有强烈的感彩，它是国家认同心理的深层源泉，每个民族成员在这种特定文化背景中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构建了价值观念。作为一个多民族大国，文化认同始终是中国政治家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的战略主题，历史长期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了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多种文化并融一体的民族文化，不同边缘民族在文化变迁和文化适应的过程中，透过文化记忆的重组与建构，最后都被同化为中国人。社会表征理论是近20年欧洲社会心理学最具影响力的本土化理论，该理论界定了群体认同的符号边界，个体内化了本群体的某些社会表征就必然形成群体的社会认同。同一社群共享一种认知结构后会促进一种亲密情感及群体的一致性。由此可见，文化的认同功能在多民族国家显得更加重要，且文化认同是可以跨越民族的。这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反映了对其认同状态，它也与中华民族认同感不可分割的。

2研究方法

自编《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表》，秦向荣编制《中华民族认同感问卷》，本研究发放问卷300份，实际收回问卷292份，回收率为97.33%。同一被试同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表征问卷与中华民族认同感问卷，为了平衡顺序效应，有一半被试先做中国传统文化社会表征问卷，然后再做民族认同感问卷；而另一半则相反。根据测谎题筛查被试有效数据，将《中华民族认同问卷（EIS）》中测谎题重新赋值，求出测谎项总分范围在0-5之间，根据这个分数来确定剔除被试数据的标准，最后得到有效问卷274份。主要统计工具为spss11.5和lisrel8.3，对研究做项目分析、相关分析及多元回归分析。

3结果分析

3.1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量表各个项目分析

研究分析出各项目具有良好区分度；切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α＝0.8272，一致性良好。中国传统文化社会表征的三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是：“文史文化”是0.7420；“民族文化”为0.7264；“思想文化”是0.6893，分量表有一个维度是在可接受范围内，其他维度的信度较好。

3.2中华民族认同量表项目分析

分析得知中华民族认同量表的信度量表总体的α系数为0.715，该问卷具有可接受的信度。按照秦向荣所做因素分析，量表分为四个“认知维”、“情感维”、“评价维”和“行为维”。

3.3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认同感的总体状况

采用单样T检验方法，将平均分与得分中点94.5进行比较，青少年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平均分118.41，标准差为10.355。得分显著高于中点，总体看青少年的中华民族认同感都比较强。

3.4社会表征与中华民族认同感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对中华民族认同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作总体积差相关分析，中华民族认同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存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r=0.467*（*表示p＜0.05）。文史文化”和“思想文化”分别与“认知”、“评价”、“情感”和“行为”维度具显著正相关。“情感”维与“民族文化”没有相关性。

回归分析：一元回归方程分析显著，中国传统文化可解释中华民族认同感21.8％的变异。

随后逐步多元回归分析发现“民族文化”没有进入回归方程，“文史文化”与“思想文化”可联合解释中华民族认同感52.8％变异量（表6）。“思想文化”层面的预测力最佳，解释量为61.5%，“文史文化”的解释量为22.5%。中华民族认同感=0.615*思想文化+0.225*文史文化

4分析讨论

研究针对社会表征应用功能即中国传统文化认知对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影响作用。研究首先证实青少年的中华民族认同感状况呈积极正向认同，结果证实社会认同理论，通常个体会以偏好的态度看待自己和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非常有必要，但对这方面的实证研究非常匮乏，将传统文化认知置放于民族认同中作以观照，除了“民族文化”与“情感维”无相关，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各维度与中华民族认同感其他维度两两呈正相关。说明中国传统文化表征中的“文史文化”、“思想文化”和“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民族认同的正面因子，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程度较高，中华民族认同感程度也就越强烈。一直以来关于文化的定义颇有争议，但是不可以忽视概念本身的三个主要特性：（1）历史性；（2）群体性；（3）影响性。中华民族认同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的相关已被证实，但不排除其他因素作用的结果。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可以预测中华民族认同感21.8%的变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的三个维度中，“思想文化”和“文史文化”进入回归方程进行解释。其中“思想文化”的系数达到0.615。文学著作、思想智慧、道德风尚等项目属于“思想文化”维度，一直以来，中国节气和爱国主义精神被提倡，这些精神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精华的内容。“思想文化”对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影响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昭示着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有径可循，传统文化的教育应立足于核心部分，即“思想文化”的教育力度加大才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根本。“民族文化”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特性，其项目更多是与我们生活内容息息相关，如民族衣饰、传统佳节、特色食品、典型物品以及风俗习惯等等，青少年对于已经融入生活中的传统文化，有可能产生笼统无分化的情感。“民族文化”与“情感维”不具有相关性，而“情感维”又恰恰是中华民族认同感的核心部分。对于青少年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培养，不能仅仅局限于日常生活中的风俗民情的晕染，当生活成为一种习惯，其中民族情感凸显性的内涵就会减少。对于青少年的思想教育需要通过必要手段，从文化的特性去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及结构也许会更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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