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范例(3篇)
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范文
周慧梅、郭雪敏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年第5期中撰文,从历史与传统文化入手,揭示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制度的生成与运行,厘清政府“行政力”的外在制度规定和传统影响而形成的习俗性内在制度之间的关系,以期进一步推进职业教育制度的创新。
在“德上艺下”观念的熏染下,职业教育发展一直处于非主流地位。从“劝课农桑”到“癸卯学制”,尽管政策几经变化,但其“教育成本分担”日趋固定并制度化,“成本一收益估算”问题随之凸显。20世纪30年代,中国掀起了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高潮,这些研究成果将职业教育的经济功能无限放大。20世纪70年代,职业教育作为“学会生存”的最直接体现,受到大力提倡。20世纪90年代,OECD对中国长期热衷移植德国、瑞典及丹麦“双元制”职业教育制度作了深入分析,认为中国社会必须完善整体范围内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才能真正推动这种学徒式系统有效运行。随着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升温,陆续有青年学者将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作为学位论文选题方向,政策经济学分析的研究范式成为一种趋势,但与经济发展最为密切的职业教育制度的经济学分析却很薄弱。
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制度生成是域外观念和本土文化T习博弈的结果。在“德上艺下”传统之下,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知识价值观、教育价值观在职业教育制度的形成与变迁中作为准参数,而西方工业革命期间形成的两种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法国模式和德国模式)的“移植”浸染,它们通过决定利益相关者的博弈格局,成了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制度生成的路径依赖,共同决定了中国职业教育制度走向。不论是晚清时期以张之洞为首的地方人员的具体实践,还是康有为、梁启超关于职业教育制度的顶层设计,还是1903年颁发的《奏定实业学堂通则》均体现了域外观念与本土传统的融合。
实际上,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制度生成是一个依存于时间的复杂演进和选择过程,职业教育制度的生成服务于职业教育的功能,而职业教育的效率制约着职业教育功能的实现。按照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今天在进行职业教育制度创新时,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条件,文化习惯、人们既有的教育价值心态等都应该纳入统筹考虑。而中国传统的观念将职业教育视为学生学业失败的一种教育选择,是造就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制度难以实施的关键。
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范文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背景分析;社会背景;行业背景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255(2012)01-0073-04
高等职业教育是以培养知识、能力和素质全面协调发展,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的高端技能型人才为目标的一种教育类型,是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的变化,要求高等职业教育从培养“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式的传统应用型人才,转变为以培养创新为灵魂的新一代应用型人才。应用型人才的“升级换代”,则要求高等职业教育率先实现从规模发展转变到追求其内涵发展,而科学地开发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是实现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发展的关键环节。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应该从不同方面来进行背景分析。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行业发展的背景是课程开发应该考虑的重要因素;学生是教学的主体,也是能动的个体,课程开发应该考虑学生的个性发展需要、可接受性等方面的因素;课程开发也应该从教学的维度来分析,高等职业教育所开发的课程应该使教学更易操作,而且操作更有实效。
一、社会背景分析
教育作为人类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与社会活动,它的发展本身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或重要标志,同时又促进社会的变革与进步。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对高等职业教育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也为课程的开发提供了条件。教育担负着培养
劳动力的任务,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社会再生产主要依靠劳动力再生产来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的最基本的途径是教育和培训。教育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主要是通过教育来培养、训练生产所需要的熟练劳动者和各级各类专业人才来体现的。教育正是通过向各种生产部门输送接受培训的熟练的劳动者和专门人才来促进社会的发展,实现经济的增长。同时,教育是科学知识再生产的手段。教育以极为简约的方式同时也以极为广泛的形式传递人类已有的科学知识,高效地扩大科学知识的再生产,从而提高劳动效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教育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受到社会文化的制约。社会文化构成教育生长的土壤和条件,教育唯有适应社会文化环境才能生存与发展。
生产力的发展是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根本动力和动因。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只有适应社会发展和要求,才能体现高等职业教育存在的社会价值。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社会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的要求是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应该考虑的首要因素。
现代科技革命和科技发展与现代教育改革和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对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影响最为直接,也最有力度。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直接因素,一方面对培养社会所需要
的人才提出掌握科学知识的要求,另一方面又为课程的发展更新提供了条件。总之,高等职业教育课程的开发一定要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超前于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20世纪以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多次课程改革,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并把高等职业教育当作经济发展的“秘密武器”是富有成效的。
二、行业背景分析
无论是为了增加高等职业教育课程的实用性还是灵活性,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都必须从行业的角度来分析。早在20世纪60年代德国就创建了应用科技大学,这类大学定位于满足行业需求、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并立足于应用研究和开发,以服务区域经济为宗旨。与之相类似的是,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大多为满足地方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其特点是:地方特色鲜明,服务角色清晰,地方产业发展导向明确。高等职业院校根据地方经济结构及其发展趋势,结合本校的教学、科研实际,有针对性地设置专业和开发课程,主要为地方或行业培养大批急需的应用型人才,积极主动地为地方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和行业发展服务。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劳动组织形式的急剧变革,使得原有的学科专业与行业间的界限被打破,产生了许多复合型、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智能岗位,这是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必须考虑的因素。
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必须依托行业,牢固树立为地方服务的意识,按照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来做全面的分析。高等职业院校一般具有一定的行业背景,高等职业院校与行业之间存在着“双向”而非单向的联系,且互为服务对象。这里所说的“双向”是指不仅学校按照市场要求培养行业所需的应用人才,而且行业对院校发展有着刚性的指导、制约职能,并承担着相应的支持、服务义务。高等职业院校基本上是按地区规划、为特定地区经济发展服务的,因此,地方企业状况及其对高等职业院校发展的支撑力度,直接关系到高等职业院校的生存和发展以及高等职业院校竞争能力的强弱。显然,地方企业的特色、数量及前景等行业背景对于高等职业教育的影响是显著的。
行业背景不仅为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提供了人才需求的数量和范围,而且也提供了所需人才的能力要求。行业背景提供了人才标准和质量规格,从而使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有了明确的目标。高等职业教育是为地方经济服务的教育,是同生产密切结合的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是一种以培养技能为核心的教育,要使高等职业教育真正完成它的使命,就必须从生产的实际需要出发,通过对专业所对应岗位生产程序的分解,确定从业者的能力要求,完成对学生专业能力标准的设计,从而开发相应的课程。同时,行业背景对培养对象能力的要求是动态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产品的更新换代,产业对于操作者的能力要求也在不断地变化和调整。
高等职业院校与行业结合是开发课程的有效途径。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必须打破高等职业院校与行业之间的界限,要尽量依靠行业来进行课程开发。要真正使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内容符合工作岗位要求,就必须让各行业的专业人员参与到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中去。要保证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内容跟上科学技术的发展,各个行业就必须给高等职业院校提供最新的技术动态。同时,高等职业院校教师也应该走进企业,了解行业发展的最新情况,把在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带到企业,与行业前线的工程师、技师一起切磋;同时,也要把企业中的最新技术带回学校,作为课程开发的重要资源。
三、学生分析
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背景分析也应该考虑学生的可接受性和个性发展等因素。
(一)可接受性
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应考虑学生的现有能力水平,遵循可接受性的原则。可接受性是指开发的课程内容要适合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是他们能够接受的,但又有一定的难度,需要他们经过一定的努力才能掌握,这样才能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最近发展区”对课程开发应该遵循可接受性原则做出了最好的诠释。最近发展区理论是由前苏联教育家维果茨基提出的。维果茨基的研究表明,教育对儿童的发展能起到主导作用和促进作用,但需要确定儿童发展的两种水平:一种是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另一种是儿童可能达到的发展水平,表现为儿童还不能独立地完成任务,但在成人的帮助下,在集体活动中,通过模仿,却能够完成这些任务。这两种水平之间的距离,就是“最近发展区”。维果茨基认为,重要的不是到今天为止已经完结了的发展过程,而是那些现在仍处于形成状态的、刚刚在发展的过程。
最近发展区理论的提出说明了学生发展的可能性,把握“最近发展区”,能加速学生的发展。针对学生实际,开发符合最近发展区原理的课程,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要分析学生,就是要了解学生的发展水平、已有的知识与能力状况。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只有符合学生的发展水平,才能被他们理解、接受。同时,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科技迅猛发展、各种传媒的激增,特别是网络的普及,学生从小获得的信息量大大增加,因此,在课程开发时,要考虑学生认知发展的时代特征,适当增加课程的信息量,充实现代生活、生产和科技发展方面的新知识。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主要是就智力而言的,其实在学生心理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最近发展区”,把握好“最近发展区”是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背景分析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个性发展
个性是人性在个体上的具体表现。它既反映人性的共同性,也反映其差别性。“从广义看,个性是由生理、心理、社会性诸方面一系列稳定特点所构成的;从狭义看,仅指心理特点而言,它是以世界观为核心的一系列个性特征的结合。”[1]自教育产生以来,人们世世代代所追求的教育目标,就是促进人的发展,也就是发展人的个性。
人的发展,人的个性的发展,是人自身的目标,也是社会的需要。然而,在长期的阶级社会中,人的个性难以达到应有的理想发展水平。社会发展的程度越高,对人的个性化的程度要求也越高;同时,它又为人的个性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无限的可能。有鉴于此,马克思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即主张让每一个人的个性都得到充分而自由的发展,并把它作为人们共同追求的一项根本的教育目标。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先生就提出把“谋个性之发展”列为职业教育的目的之一。他说:“余向论教育之旨,归本人生。其义惟何?一曰治生,二曰乐生。”[2]职业教育并非“特殊”的教育,职业教育的理论反映了教育的一般规律,用科学的教育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与乐趣,发展其能力,同时尽其对社会的义务,这就是职业教育的宗旨。同样,高等职业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素质,张扬人的个性。那么,高等职业院校应该从发现人的价值、发掘人的潜能、发挥人的力量和发展人的个性出发,来进行课程开发与设计。
四、教学分析
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如果不深入教学领域,不仔细探讨高等职业教育教学中的每一个环节,这样开发的课程很难有效果。一般来说,除了少量的学科课程外,绝大多数应用性课程都要求学生在工作情景中按照实践的方式来学习,因而其教学模式强调训练、问题解决和任务完成等。在高等职业教育课程体系中,以系统专业理论知识为内容的学科课程是其重要的构成部分,对这部分课程来说,采用认知主义教学模式是合适的。然而,高等职业教育如果把认知主义教学模式摆到核心地位,是有失偏颇的。目前,高等职业教育过于强调理论知识,而且应当在实践中学习的内容,由于教学设施、经费不足等原因也采用了课堂讲授等方式来传授,从而促成了认知主义教学模式的核心地位的形成,使高等职业教育的课程目标成为发展学生的认知能力而不是完成工作任务的实践能力。如果高等职业院校只重视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而忽视了实践能力的培养,这样容易使应用型教育陷入学术型教育的模式,最终偏离应用型教育的轨道。另外,在高等职业教育中广泛使用认知主义教学模式,必然造成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脱离,不利于在理论与实践的整合中培养学生的工作实践能力。
高等职业教育教学的发展趋势是融理论与实践于一体,把学习者视为主动的工作者的情景建构主义教学模式。“情景建构主义教学模式是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情景学习理论为基础,并且把这两个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构建而成的。”[3]情景建构主义教学模式彻底摆脱技能与认知发展的二元论困境,是寻求高等职业教育的一种有效的教学模式。在融合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情景学习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主义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模式主张教学应以实践为先导,以任务为本位,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要充分认识到学生已有的知识、技能在新的学习中的重要作用,应当允许教学过程有一定的弹性,应当强调学生自己对知识、技能的主动建构,应尽可能在真实的专业环境中进行,教师应提供并鼓励对学习内容的多重观点和表征,应当鼓励学生的自我管理、自我调节,加强自我意识。传统的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非常强调学生的服从与接受,这是流水线生产观念影响的结果。知识经济时代的劳动者应该是具有一定创造性的自主型劳动者,因为在现代化的生产过程中,需要劳动者灵活地应用相关理论解决问题,而不是机械地执行命令。因此,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应该注意教学环境的真实性,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学生对知识的自主建构,强调学习结果的弹性,鼓励学生的自我管理、自我调节,加强自我意识。
参考文献:
[1]袁振国.当代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361.
[2]黄炎培.兴学与垦荒[J].教育与职业,1924(58):49-50.
[3]石伟平,徐国庆.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技术[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216-219.
AnalysisontheBackgroundoftheCourseDevelopmentinHigherVocationalEducation
YANQuan
(InstituteofHigherVocationalEducation,JingchuUniversityofTechnology,Jingmen448000,China)
Abstract:Highervocationaleducationisanewtypeofeducationemerginginthetransformationofhighereducationfrom“eliteeducation”topopularizededucationwiththedevelopmentofscienceandtechnology.Coursedevelopmentisthekeytorealizetheconnotationdevelopmentofhighervocationaleducation.Todevelopthecourses,weneedtoanalyzethebackgroundintermsofsociety,industry,students,teachingandsoon.
KeyWords:highervocationaleducation;coursedevelopment;analysisonbackground;socialbackground;industrialbackground
(上接第56页)
参考文献:
[1]宋寒松.渎职案平均个案损失接近贪污案17倍[EB/OL].[2007-05-24].news.省略/a/20070524/000400.htm.
[2]陈连福,何家弘.渎职侵权犯罪侦查实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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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L.A.BakerLaw[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9:203.
ProblemsinDefiningCause-effectRelationshipoftheMalfeasanceCrimesandCountermeasures
HUSheng-you,CHENGuang-ji
(Wuhumunicipalpeople’sprocuratorate,Wuhu241000,China)
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范文篇3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马太效应历史反思方法创新
职业教育虽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其发展远不能满足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职业教育史的研究更是一个薄弱环节,难以适应职业教育的战略发展。随着我国对职业教育的日益重视,如何总结中国职业教育的传统,发掘职教前辈们创办职业教育的经验,发展职业教育的思想,是教育理论工作的当务之急。
一、职教史研究中“马太效应”的表现
通过对大量职教史研究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职教史研究中存在“马太效应”的表现。马太效应(mattheweffect),指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职教史研究中的“马太效应”主要表现为研究对象的相对狭窄集中以及忽视职教真正主体的现象。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受文献资料所限,形成人物研究狭窄集中而制度考量相对乏力的现象
“史论结合”是职教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职教史研究离不开对资料的收集、整理、加工。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文化环境却对职业教育十分不利,如汉武帝时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通,勿使并进。”“现存的历史文献不足以完整展现其历史原貌,这是因为:古代的职业技术教育主要以隐性的形式存在于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之中(大量的出土文物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古代的学校教育则以培养统治人才为目的,其核心内容为经史之学,与之相关的大量历史文献也就无法承载职业技术教育的内容。”因此,官方资料的片面性很容易就限制了研究者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全真认识。由于古典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多集中在墨子、鲁班等少数人身上,今人研究由于历史久远,文献史料不足,自然更是聚焦于此。如吴玉琦著的《中国职业教育史》中提到墨子、扁鹊和鲁班等人在技艺传授中的历史地位。在李蔺田主编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中也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鲁班、扁鹊和墨子是当时职业教育的代表人物。而蕴涵在政治家施政策略中的职教思想的相关研究则有待进一步深入,如齐桓公和管仲执政时期,明确规定士、农、工、商的子弟应该子就父学,弟从兄学,标志着家业父传型职业教育的出现。管仲推行“四民分业定居”,把齐人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分业聚居,且世代相承,从某种意义上直接促成了我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
(二)研究惯性或研究惰性使然,呈现职教名人过度聚焦而临近人物备受冷落的现象
虽然盛世修史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优良传统,“六经皆史”是中国学界近年来的普遍共识,但由于研究惯性或研究惰性使然,职教史研究中存在严重“厚此薄彼”的现象。如近代对黄炎培职教思想研究相对系统完善,而黄炎培同时代的其他探索者张骞、蔡元培等人的职业教育思想也都有相当的价值,相关研究虽也有人涉及,但与黄炎培研究相比则较为偏少且零散。客观来讲,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对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和推动确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一点在吴玉琦的《中国职业教育史》中有较多论述,黄嘉树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史稿》更有详尽的介绍。中华职业教育社亦出版有《黄炎培教育文选》,田正平编有《黄炎培教育论著选》,书中收集有黄炎培一生中的重要文献著作。于是近代职业教育的其他史学著作中基本上也都对黄炎培的生平活动及职业教育思想进行系统且深入的研究,如在吴玉琦的《中国职业教育史》、李蔺田主编《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刘桂林的《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等著作中,都使用了较大篇幅对其进行研究表述。甚至有关中国教育史和教育思想史的研究中,如王炳照、阎国华主编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孙培青主编的《中国教育思想史》,但凡涉及职业教育时,大多都会用一定篇幅来专门介绍黄炎培及其职业教育思想。
(三)研究广度有余而深度有限,导致通史研究浮光掠影而专史研究系统不够的现象
近年来,职教通史的研究相对系统扎实,职教专题史的研究也有所突破,陆续出现的研究职业技术教育史中具体专题内容的论文,大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历史反思的意味,洋溢着时代的进取精神。如宁欣、李凤仙的《中国专科及职业技术教育的历史变迁》专门研究了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中专科教育学习机构,朱晓斌的《中国古代职业技艺传授的历史变迁》主要研究古代技艺传授的历史过程,孙越的《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制度的确立》和张新民的《论清末职业教育体系的形成与特点》是职业技术教育制度史和学制史的专题研究。但职业教育的史学观照不仅在教育通史或教育学概论等书籍中无法回避、不容忽视,还应有更多的专著阐述,否则必然缺乏系统完整性以及广度和深度。如职业教育学校史、制度史、学制史、管理史、实训史、女子职业教育史、教学思想史、教材发展史、师资史、职业培训史等研究,在各种书籍论文中或略有涉及,在多数职业教育学书籍中大都以专门章节的形式论及,在中国教育史等一类的教科书和一般著述之中也都或多或少地有所介绍,如毛礼锐著《中国教育史简编》、石伟平著《比较职业技术教育》、高奇主编《职业教育概论》、周明星主编《职业教育学通论》等,仅仅是以描述史实的方式出现。
(四)研究方法创新不足,出现代表人物扎堆研究而普通大众忽略不计的现象
职教史研究中的“马太效应”主要是由研究资料的稀缺性和间接性以及研究方法的抱残守缺造成的,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集体无意识地轻视或无视了对参与职业教育活动、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普通大众的研究。“历史人物是教育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在已有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关注的是对教育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著名的历史人物,而对于各个教育发展时期普通人物关注得不够,缺乏“平民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教育问题的认识,同时也不利于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因此,应该从研究的方法、思想以及模式上对教育史学科进行深刻的反省,努力克服这种研究倾向”。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尽管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我国职业教育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日益受到重视和加强,与此同时职业教育史的研究也从零散的资料整理,逐渐拓展到专项研究领域,开始步入系统有序的研究时期;但至今缺乏对普通大众在职业教育发展中所处历史角色的翔实分析和仔细考证,致使无法更鲜活地展现他们在历史中的本来面目。
二、职教史研究中“马太效应”的对策
通过对上述“马太效应”具体表现的历史反思,笔者归纳出了职教史研究的一些创新方法,可望为未来职教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一)系统梳理各类文献中散落的职教素材,让更多的职教主体进入研究视野
对原始材料的收集和评价,或者说使用第一手材料的多寡和研究程度,直接决定着职教史研究的视野范围和整体水平。从有文字记载的夏朝开始,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可谓源远流长;在15世纪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与发达的职业教育是分不开的。但由于中国古代教育体系始终以儒学教育为主流,官办学校的主要职能是培养和选拔官吏,职业教育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受到轻视,导致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相关记载更是零零星星地散落在别类文献中。由于缺少对零散的别类文献的系统梳理,使得许多职业教育发展进程中做出一定贡献的个人或群体未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如从古代鲁班的终南山学艺,以及“班门弄斧”的流传等信息来看,古人对职业教育的思考与论述从未停止。“在当时,专门以技艺为业的有农家、兵家、方技家等,他们重视生产、劳动等应用型的教育”。
(二)以国际视野横向审视职业教育的发展历史,通过比较彰显我国职教史发展的本土特色
伴随着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职业教育研究者一度集体把研究重点投向对先进和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学习和引进,曾出现了一大批对国外职业教育著作的翻译与介绍。如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并出版的“外国教育丛书”在当时颇具影响,其中包括1979年出版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和1984年出版的《生产劳动教育与职业教育》等。较早以国际视野横向审视职业教育的著作是郝新生、袁吉林、钱怀智于1987年主编的《比较职业教育》,它为国人打开了职业教育的异域之窗,对美国等国家职业教育情形有所介绍。随着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的有效开展,更多国外职业教育史相关知识和理论的输入,必将为我国职业教育史研究提供更加开阔的国际视野,并在比较研究中彰显我国职教史发展的本土特色。如吴式颖、阎国华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中第12章“中外近代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比较”,采用中外不同文化角度去比较和研究历史,就给人一种审视历史的新视角,会使得职业技术教育史的研究更加全面完善。
(三)广泛运用辩证思维,恰当把握通史(广博)与专史(精深)、代表人物与普通大众的关系
职教史研究是职业教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职教史研究应放到职业教育学乃至教育通史或教育学的宏大背景下进行定位和审视。当然,不作为专题史来研究的话,通常便是以描述史实为主的形式出现,难免篇幅所限,语焉不详,必然会影响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却在更为广阔的史学视野中,对职业教育加以观照,更有利于深入认识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发展史上的地位。同时,要恰当把握职教史上代表人物与普通大众的关系,对前者的深入系统研究固然有助于把握住职业教育史发展的主流思想和重要线索,对后者观照审视则更能真实全面地反映职业教育史的本来面目。因此,职业教育人物的研究应两者兼顾,互为补充,这样才能真实展现职业教育的历史。如此一来研究视野便会更为宽广,知名人士中更多曾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做出过或多或少的专题论述,起到过不同程度的推进作用的人物都会引起重视,如古代的鲁班、扁鹊、墨子、管仲,近代的张之洞、严复、陈独秀、邹韬奋、陶行知、杨贤江等。特别是职业教育是如何为普通大众接受并传承的,普通大众的民间智慧在职业教育中曾起到过怎样的作用等,都将为研究者打开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阈。
(四)坚持以人为本,采用不同的视角和哲学理念去研究分析历史中的现象和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