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引发经济危机范例(3篇)
债务引发经济危机范文
[关键词]欧债危机；欧洲经济一体化；福利制度模式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2）03000000
一、欧债危机的起因分析
（一）欧债危机爆发的直接诱因
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为有效抵御金融危机、防止经济衰退，欧元区各国相继出台一系列财政刺激方案。这些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欧元区经济复苏，但却只是经济增长的权宜之计。从本质上说，只是通过政府部门资产负债表的膨胀和杠杆化将私人部门债务转化为政府部门债务，而一些本身经济增长缓慢的欧元区国家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却又因此严重恶化。特别是过于宽松的财政政策导致了大规模举债，致使欧洲一些本来就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国家很快发生了债务危机。比如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欧猪五国”，其国债、政府赤字占GDP的比重迅速攀升，成为欧债危机的导火索。2009年11月希腊政府换届，新政府将财政赤字由6%上调至12.7%，这就与《稳定与增长公约》所规定的上限3%相去甚远。消息一经披露，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惠普、标准普尔与穆迪相继下调希腊债务评级，欧债危机从此正式拉开序幕。
（二）欧债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
1欧洲经济一体化制度设计的缺陷
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开始生效，标志着欧盟正式成立。欧洲经济一体化在给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导致了欧元区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丧失。在欧元区域内，各国施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货币分属于欧洲央行，而财政却由欧盟各成员国自己掌握。因此，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因目标不一致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极大，两个主体的执行效率也均受到影响，这就形成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最大软肋。欧洲中央银行在制定统一的货币政策时往往要权衡各方利益，因此在应对危机时经常出现时滞现象，调整力度也不到位。在货币政策滞后的情况下，欧元区各国只能更多地依靠财政政策，试图通过扩张的财政政策来缓解危机和防止经济衰退。然而，大量举债造成政府赤字也会越来越严重。虽然《稳定与增长公约》中规定公共债务占GDP比重上限为60%，但由于欧盟存在监管缺陷，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惩罚措施，所以各国并不在意违反此公约，长此以往危机的爆发也就在所难免。
2欧洲经济发展模式的失败
欧洲发达国家从政府到民间近百年来所形成的超前消费、借贷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欧洲各国大量举债引发危机的重要原因。据统计数据显示，除西班牙和葡萄牙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净储蓄盈余外，“欧猪五国”在1980年～2009年间均处于负债投资状态，长期的负债投资必然导致巨额的政府财政赤字[1]。消费至上的经济发展模式致使国内储蓄长期不足，只能依靠举债来维持平衡。寅吃卯粮的现象在经济发展中短期内尚可维持，但在长期却是不可持续的，危机的爆发只是迟早的问题。
3欧洲各国经济增长动力长期不足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欧洲经济开始衰落。各国的传统竞争力受到削弱，市场份额逐渐萎缩，国际资本纷纷涌向新兴经济体，而国际投资者对欧洲的投资兴趣也日益下降。一方面，欧洲国家传统的技术优势未能完全发挥出来；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创新能力不足，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欧洲人口老龄化以及出生率低的问题也一直困扰欧盟国家，致使劳动力萎缩现象严重。在此种情况下，欧洲经济长期低迷，而经济增长率低于债务利息又使国家税收来源减少，加剧了财政的负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欧债危机。表1为世界银行经济增长展望数据，从中可以看出欧元区一直处于偏低水平。
4高福利政策与经济发展不协调
目前，已发生债务问题比较严重的这些欧洲国家都普遍实行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养老保险替代率为例，英国的养老保险替代率仅为30%，而希腊的养老保险替代率竟然高达95%。这些国家执政者因选举需要，都不敢对社会福利体制进行彻底改革，致使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得以长期维持。例如，德国美国每年用于社会福利的支出已经超过了其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为欧洲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过重负担。然而实行高福利政策的同时，债务问题国家的生产力却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落后于福利增长，造成了财政入不敷出，不得不依靠举债度日。
二、欧债危机的解决方案
（一）危机的短期救急政策
自从欧盟经济一体化之后，在欧元区国家内部相互持有债券的规模就非常巨大，尤其是居于欧元区核心的德法两国更是其他国家债券的主要持有者。因此，一旦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债务违约，都将会对欧盟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并在欧洲金融市场造成连锁反应[2]。如表2所示。所以，近期内欧盟依然会竭尽所能对债务问题国家进行救助，避免欧债危机的进一步恶化。
2010年5月底，欧元区国家决定对希腊进行救助。这是所谓的第一轮救助，救助金额为1100亿欧元。2011年7月21日欧元区17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特别峰会，欧元区国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了对希腊实施第二轮紧急救助方案。其中，救助贷款额度为1090亿欧元，贷款利率大约为3.5%，贷款期限将从原来的7年半延长到至少15年。此外，银行以及保险公司等私营部门都在自愿的基础上参与第二轮救助，未来三年将为救助希腊净出资370亿欧元。而且欧洲央行也表示，包括欧洲央行、美联储、瑞士央行、日本央行和英国央行在内的五大银行，都会为欧洲银行业注入美元流动性。同时，美国也表示将会与欧盟深化合作，以期待欧债危机问题得以圆满解决。
纵观各方对欧洲债务问题国家的救助，可知他们都在试图找到解决欧债危机的有效途径。然而，这些经济救助只能解决债务的流动性问题，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外界都是在保全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在不超过承受能力的范围内对债务问题国进行援助。短期内，或许可以起到防止危机进一步恶化的作用；但是在长期，要想彻底地解决欧债危机问题，必须从这些债务问题国自身做起，积极从危机源头进行改善，这样才能真正看见欧债危机的曙光。
（二）危机的根本解决措施
1辅助措施——“节流”
国际清算银行货币和经济部门负责人StephenCecchetti表示，欧元区国家通过放宽货币政策无法解决债务危机，因为这不是一个货币问题，额外的货币政策不会有帮助，必须注重削减赤字。
表3为2011年欧元区各国施行的削减赤字等财政计划，由这些紧缩方案可以看出各债务问题国家已充分意识到：要想解决危机，“节流”不可不为之。目前，削减赤字的紧缩方案已经成为必要措施，这些方案包括：撤销一些没有必要的行政机构、对高收入人群增税、提高退休年龄等。但是，一向习惯于高福利制度的欧洲人一时却很难接受，例如爱尔兰总理已成为欧元区第一个因债务危机下台的政府领导人，同时西班牙、希腊也均在反对党压力下提前进行大选，意大利内阁也分歧严重。因此，当前还要防止欧债危机演变成为政权危机的可能性，比如在应对危机的同时须把财政紧缩、减少福利的力度保持在民众可接受的范围内，以防止人们抵触心理过于强烈，反而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
2核心措施——“开源”
紧缩财政、削减赤字对于应对危机来说十分重要，但紧缩的力度终归有限，还必须考虑民众的接受能力。因此，“节流”只是辅助，“开源”才是关键，即经济增长是解决危机的核心所在。包括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以及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内的一些专家均认为，应对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革新措施不是紧缩财政，而是刺激增长。
其实，欧洲经济的长期低迷也是这次欧债危机的内因之一。目前，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已陷入经济负增长、高失业率、经常账户入不敷出的境况，借助外力根本不可能彻底走出危机。因此，需要走出一条不依赖财政和货币等需求刺激、甚至在一定需求紧缩的环境下，借助制度变革和生产率提高的“类德国模式”的增长之路[3]。德国一直是欧洲经济区中的主力国，“类德国模式”增长将可能成为其他欧洲国家努力的方向；特别是在当前全球经济缺乏明确经济增长点和强劲需求的环境中，这条增长道路的实施将是一个令欧债危机不再困扰欧洲经济区的有效方法。比如，德国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欧盟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中工业制造业占GDP的29%，极大地带动了相关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即使面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德国也不是一味依靠扩张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而是通过政府补助刺激消费，着眼于维稳实体经济、保证就业。再观其他债务问题国家，均存在实体经济空心化、经济发展脆弱的问题。例如以旅游业和航运业为支柱的希腊经济属于典型依靠外需拉动的产业，这些产业过分依赖外部需求，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显得异常脆弱。还有工业基础薄弱主要依靠服务业推动的葡萄牙经济，依靠房地产和建筑业投资拉动的西班牙和爱尔兰经济。所以，“类德国模式”的经济增长对于从根源上解决欧债危机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同时，促进债务问题国家经济有效增长的另一途径是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这需要依靠创新来实现。根据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观点，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永动机。所以对于经济低迷的欧洲国家来说，需要加强技术创新，掌握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竞争力。尤其是在当前欧债危机的关键时刻，促进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增长将成为一国摆脱危机困境的重中之重。为此，欧盟提出了非常明确的工作思路——利用科技创新促进增长，增加就业，战胜危机。例如2010年11月，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地平线2022”科研规划提案，规划为期7年，预计耗资约800亿欧元，这一提案公之于世显然具有特殊意义。
（三）欧洲经济体的深度一体化
除了短期救急援助和核心解决措施之外，欧债危机还有一个可能的走势即欧洲经济体的深度一体化，这也将有助于欧债危机的解决。目前欧债危机种种恶化的迹象都表明，欧元区经济已经遭遇到投资的信心危机的挑战。不管是出于何方利益考虑，“希腊离开”或者是“欧元区解体”都是所有人最不愿听到的最坏方案。因此，欧洲经济体的深度一体化就成了必然趋势。对此，欧元区应该进一步形成更为紧密的财政和政治联盟，以一致的声音对待外界。
自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后欧盟正式成立开始，欧盟国家已经一起走过了20年时间。但欧盟内部还存在着很多阶段性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因此，必须进一步促进欧洲各国的深度一体化，使经济政治实现更大范围内的整合。比如，未来深度的一体化整合将可能干预一国的财政和经济制度，加强欧盟委员会的监督和行动权力则会使成员国牺牲行使部分的权力。其实早在2001年，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曾说，“欧元将迫使我们采取全新的经济政策工具，现在这个提议在政策上完全不可能被接受，但在某一天将会发生一场危机，那时新的政策工具将被创立。”[4]从目前欧元区发展历程看，如果每一次危机都将一体化进程向前推进一步，那么欧债危机可能正是一个时点，它能促使欧盟进行制度的完善，督促欧盟各国财政政策走向统一。
三、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和启示
（一）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深，中国和欧盟在经济上的联系与日俱增。作为中国极为重要的经贸伙伴，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技术引进来源地。在中国外贸出口的主要对象中，占据前三位的分别是欧盟、美国和日本，三者占中国出口总额的60%以上（如表4所示）。因此，欧盟经济状况和中国经济息息相关。随着欧债危机的进一步恶化，不管是消费信心还是实际消费量等方面，欧洲经济都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由于欧洲的消费市场对中国经济极为重要，因此对欧洲需求的直接冲击也会影响中国经济，如使中国的对外经济丧失一大动力。
德意志银行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的研究表明，欧美经济增长每下跌1%，中国出口增长就要下跌6%；而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会直接冲击中国原材料和能源企业的生产、投资和利润，从而造成全球股市的价格下跌，这又将会增加对经济衰退的预期，打击国内投资者信心[5]。因此，这里将从贸易、大宗商品价格和投资信心3个渠道来分析欧美经济的减速或衰退对中国的影响。
欧债危机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欧盟是中国最大出口市场，欧盟消费市场的疲弱将继续降低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不利于中国对欧出口。例如，由于欧洲订单减少，广东外贸出口三季度增幅明显下降，10月份出口总值是730.7亿美元，与9月相比下降了8.7%。如果欧债危机继续恶化，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对欧出口还将承受更大的压力。同时，随着欧债危机的深入，欧洲市场的贸易保护主义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减少中国产品对本地产业的冲击，与中国贸易摩擦不断。
欧债危机对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目前，中国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已基本上与国际同步，因此欧债危机的加剧将使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而中国的大宗商品市场也不可避免地会因风险而波动震荡。平均来说，欧美经济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国际铜价下降6个百分点，原油价格下降4个百分点，我国大宗商品的价格也会因此剧烈波动，作为一个工业所占比重较大的国家，这对于我国经济影响重大。
欧债危机对我国投资者信心的影响。随着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和全球股市低迷，我国投资者信心也严重受挫。例如，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公布的2011年8月中国投资者信心指数为42.82，环比下降8.27%，显示了投资者信心程度的持续走弱。投资者信心的丧失对于一国经济发展来说是十分不利的。对此，我们应该直面危机，在国际大环境不景气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本国经济，采取必要的措施帮助投资者恢复信心，增加投资以使经济健康平稳发展。
（二）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1对欧债危机的救助要理性。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面对不断蔓延恶化的欧债危机，作为重要经济体的中国也不可能做到独善其身。2011年9月14日，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表示，中国一直关注着欧洲经济的发展，在欧洲一些国家发生债务危机、经济出现困难时，我们多次表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继续加大对欧洲的投资。据统计，中国购买欧洲国家的资产可能已经达到数千亿美元的规模。同时在今年外汇储备的增加量中，估计有20%左右是欧元的资产[6]。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对于援助解决欧债危机态度是积极的。然而，在履行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大国责任的同时，我们对于“中国热”也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于欧债危机的援助要量力而为，不可超过自身限度，比如对于中国的外汇储备，我们可以适量购买欧洲国债，以此来援助欧洲债务问题国家。但我们还是应该坚持分散化风险的原则，尽量投资多样化，要做到理性援助。
2高度重视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截至2010年底，我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此数据一出立刻引起了业界专家和海内外媒体对地方债务安全风险、庞大规模以及偿还能力等诸多问题的广泛关注。其实自从1997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就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逐年增长，如1998年和2009年债务余额分别比上年增长48.20%和61.92%；2010年的债务余额比上年增长18.86%，但增速下降43.06个百分点，如图1所示。
图11997年以来全国地方政府性
债务余额增长率变化情况图表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审计结果公告2011年第35号（总第104号）
面对中国近年来逐年增长的地方债务，我们应从欧债危机中吸取教训、未雨绸缪，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当然，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形成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在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一定贡献的基础上也存在一些相应问题。例如在债务举借、管理和使用的过程中存在着风险隐患，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如严格控制新增债务，妥善处理存量债务，防范和化解可能出现的风险，并将风险遏制在萌芽状态。
3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经济核心竞争力。可以说，欧洲各国经济增长缓慢、动力不足是这次欧债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鉴于此，我们从欧债危机的教训中充分意识到经济发展对于一国的重要性，特别是实体经济发展更是解决包括债务危机在内各种经济问题的最佳良方。其中，增强一国在世界强国核心竞争力的基本途径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由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可知，创新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是一国经济高效发展的基础，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从创新的本质可以看出，我们应该以科技创新为主导，推动技术创新向生产力的转化及扩散，将自主创新渗透到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各个层面，培养创新型人才，保证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4积极探索适合我国的福利制度模式。一向以高福利著称的欧洲国家遭遇欧债危机，而备受人们欢迎的高福利却成危机的幕后推手，这不得不引发世界各国对于福利制度的反思。面对欧洲各国为应对危机纷纷推行的“去福利化”，我国在福利制度改革问题上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呢？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预期十分严峻，养老金制度改革应该未雨绸缪，应该把这次的欧债危机当成一次重要警示，同时也是一次方向校准。显然，一味模仿是不可取的，应该充分借鉴世界各国的福利制度，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摸索出适合中国自己特色的福利制度。比如，在教育、医疗、养老多方面进行改革，扩大覆盖范围，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为方向，以政府的财政支出能力为量化指标，走一条专业化、标准化和法制化的福利改革道路。
参考文献：
[1]李长安.欧债危机给中国的启示[N].上海证券报，20110919.
[2]漆鑫，庞亚军.欧债危机的根源、前景与影响[J].中国货币市场，2011，（10）.
[3]陈道富.欧债危机的进展、判断和对策[J].中国发展观察，2011，（11）.
[4]唐烨.欧债危机中，中国应该出什么牌[N].解放日报，20111008.
债务引发经济危机范文篇2
【关键词】欧债危机希腊
一、欧债危机背景介绍
欧洲债务危机是源于欧洲国家由于债务问题导致的信用危机。继美国2007年爆发次贷危机后，欧洲各国为提振经济避免衰退纷纷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大举借债。这使得那些原先就债台高筑的欧洲国家雪上加霜，债务负担积重难返，最终导致了债务危机。
欧洲债务危机的第一阶段是冰岛危机。2008年10月冰岛三大银行资不抵债，陷入困境，被冰岛政府接管，银行债务上升为债务。紧接着是第二阶段，东欧国家债务危机。2009年初，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调低了乌克兰的评级，从而触发了中东欧国家的债务问题。第三阶段便是希腊债务危机。由希腊债务危机为起点，债务危机愈演愈烈，逐步蔓延至西班牙，比利时和意大利，欧债危机全面爆发。
二、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原因
（一）内部经济发展滞缓是希腊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
希腊爆发债务危机根本上是因为其缺乏内在经济发展的动力。希腊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旅游业和传统制造业。因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希腊的旅游业受到重创。而传统制造业受到世界科技浪潮的影响，无法像高新技术产业那样获得巨额利润，持续地推动希腊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滞缓使得希腊的财政收入日益减少，偿债能力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希腊政府的财政支出处于较慢的增长水平，债务危机也是有可能产生的。
（二）2007年的金融危机的希腊债务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
2007年金融危机在美国爆发并迅速蔓延至世界，欧洲许多国家为了缓冲金融危机对本国经济的影响，纷纷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加大政府支出，甚至盲目借钱举债扩大财政赤字。盲目举债导致希腊债务和GDP比例严重失衡。在危机爆发时，希腊债务占GDP比例将近160%，远远超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规定的安全指标。失衡的债务和GDP比例加大了债务危机爆发的可能性。
欧洲发达国家一直以高福利著称，虽然希腊的福利性支出占GDP的比重在欧盟平均水平之下，但也远远高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希腊在经济不景气，国内失业率迅速上升导致的失业保障支出增加，没有足够的国家财政支持的情况下仍旧保持高福利，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长此以往，一旦情况恶化，危机必然爆发。
（三）欧元区的体制和机制缺陷是希腊债务危机加剧的重要原因
欧元区的国家为了实现统一货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放弃了独立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自成立以来，以德国为首，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目标，即将通胀率控制在2%以下，因此，货币政策的弹性较小。而且由于欧盟成员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差异较大，例如德国经济发展稳健，不需要刺激的经济政策，而欧元区的一些弱小的国家，需要通过扩张性的政策才能支持国内的经济增长，这使得欧央行难以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满足所有成员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当欧元区的国家遇到经济问题时就无法采用相应的货币政策，只得将目光转向财政政策。例如希腊在2003年到2007年时出现经常项目下的赤字，却不能用货币贬值的方式增加本国出口抑制进口来改善这一状况。又如希腊也不能通过货币的贬值来缩小债务规模，缓解债务危机。于是，政府只好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刺激经济，加大了债务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更糟糕的是当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果相反时，政府更加难以达到所预定的经济目标。由于欧元区没有一个超越的政治实体对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进行债务担保，所以当违约事情发生时，救助便难以到达。
三、欧盟和欧洲央行的应对措施及反思
欧盟在2012年7月份开始将ESM（欧洲稳定机制）作为新项目的主要融资工具，通过对欧元区国家事实金融救助保持稳定。同时，欧盟各成员国还对希腊进行了特殊的救助，如，将希腊的贷款利息降低150个基点。这些措施有望将希腊的债务占GDP的水平在2022年前控制在117%至120.5%的水平之间。
欧洲央行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是在公开市场上操作，买进国债和私人债券，扩大货币供应量，缓解债务危机。其次是对希腊政府不考虑其债务评级状况，对其已发行和新发行的债务工具都给予接受。还有是通过长期再融资操作向欧洲银行发放贷款，其中最大一笔贷款由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银行获得。
从欧盟和欧洲央行的解决措施来看，主要侧重点在于解决希腊的偿付危机或是流动性危机。这些措施只能从表面上或是暂时性地解决债务危机，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断债务危机延后发生或再次发生。就希腊本国而言，要解决债务危机，根本上是要推动经济的发展，并且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政府购买或增加投资补贴的方式刺激经济，但支出和发债应适可而止，量力而行，将债务规模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其次，政府可以鼓励希腊人们改变消费和储蓄习惯，增加储蓄减少消费，这样有利于减少赤字，平衡贸易逆差。再次，适当地减少福利性支出，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如果没有足够的收入保障，还要维持高福利，那就只能通过不切实际的借债获得，而这样是及其不理性的。最后是进行经济结构转型，改善出口品行业，增加利润，减少贸易逆差。就欧元区而言，首先应该加强对成员国的监管，严格执行如严格限制债务，严格债务比例的原则，以期减小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对于欧元区面临的由于不可能三角引起的不能通过货币贬值来减轻债务负担的问题应建立相应的机制体制来缓解其矛盾。最后，欧洲央行应从这次危机中汲取教训，建立起危机应对机制，以期能够对危机发出预警并能在危机发生后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化解。同时进行金融体系创新，保证经济平稳运行。
当然，引发希腊债务危机的原因除了上述提到的经济发展滞缓，07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和欧元区机制体制问题外，还有很多。而解决希腊债务危机的方法也不仅仅局限于上述所陈述的。至于希腊未来的走势，不仅要考虑其宏观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还应关注其政治和文化因素，才能更合理地预测欧债危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本松.论当前欧债危机发生额原因及启示[J].唯实·经济探讨，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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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危机；债务危机；联系效应；共生危机；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8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5-0007-06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金融危机，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出现了多重危机共生的现象，不同类型的金融危机往往在同一时期、同一国家并发。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将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债务危机孤立研究的金融危机理论无力解释这些现象，共生性金融危机理论应运而生。但从目前国际上关于共生性金融危机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多数文献仍将共生危机的研究局限于共生性货币与银行危机(注：关于货币危机与银行危机共生的研究主要有：Obstfeld（1994）、Miller（1996，1999）、ChangandVelasco（1999）、KaminskyandReinhart（1999）、GlickandHutchison（1999）等。)，而对另一种类型的共生危机，即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共生却很少涉及。
事实上，与共生性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相比，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上讲，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并发的现象都更为普遍。Reinhart(2002)的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84%(注：Reinhart（2002）的实证分析样本涵盖了59个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违约会引发货币危机，66%的货币危机也会引发债务危机，同时，就国际社会来看，墨西哥(1994)、法国(1998)、阿根廷(2001)等国也都曾发生过较大规模的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可以说，研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的共生联系对于金融危机理论演进以及共生金融危机外延的推广具有重要意义。[1]
理论上讲，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内生联系，它们会由某些共同的宏观经济因素同时引发，也会在某些力量的推动下形成彼此间的传导和扩散效应，而且传统的金融危机预警文献在指标选取上也经常把一国的外债水平作为货币危机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但问题在于：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通过何种渠道相互联系?两种危机间的联系机制能否得到实证的检验?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无论从为实证分析提供理论依据还是为危机预警筛选更为明确的指标变量等角度都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鉴于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联系的连续性问题对于构建完善的危机预警体系以及为政府寻求高效的危机处理方式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侧重于考察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长期联系效应，通过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样本数据的实证检验，分析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在长期中是否存在某种稳定的联系，以检验二者联系的连续性。通过研究笔者发现，无论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债务危机间都不存在长期稳定的联系。
二、关于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联系效应的文献回顾
就现有文献看，目前国际上关于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联系效应这一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的研究散见于早期的危机预警文献(如CKR(2000)、IMF(2001))以及一些政策文献(如ChiodoandOwyang(2002)、Mussa(2002)、CorsettiandMackowiak(2000)等)中。Obstfeld(1994)被认为是最早研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共生的学者。[2]他最早将通货膨胀因素作为政府预算融资的一个变量引入模型，考察了福利最大化政府的决策行为，尽管该模型并未考虑债务违约因素，仅分析了政府如何在通货膨胀和税收两种预算融资方式间的权衡问题，但它却为后来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引。此后，一些学者沿循Obstfeld的分析思路，系统地研究了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机理和联系效应问题，关于这两种危机间联系的实证分析方面也积累了一些文献。
在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机理方面，HerzandTong(2003)、Dreher，HerzandKarb(2004)分别从危机的共生因子、内部传导和两者的负相关关系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具体的研究思路如图1所示。HerzandTong(2003)指出，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共生的联系机制体现为以下方面：一方面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会由某些共同的宏观经济因素同时引发，另一方面这两类危机间也存在互补性和替代效应(注：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互补性是指一种危机会引发另一种危机发生，替代效应的含义同上文中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负相关关系，指一种危机的发生会降低另一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自我实现的预期促成了危机间的内部传导进而使其呈现互补性，而政府的预算约束限制又使得两种危机间具有相互弱化的替代关系，HerzandTong还通过一个自我实现的共生危机模型，在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框架下具体分析了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共生原因、内部传导效应以及投资者预期对政府行为的影响。[3]Dreher，HerzandKarb(2004)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更详细地分析了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三方面联系的具体决定因素和形成机制，他们指出，总需求的负面冲击、国际(实际)利率水平的上升以及太阳黑子因素都是形成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共同原因，债务危机导致的贸易、产量和就业损失以及投资者和投机者的行为会导致债务危机向货币危机传导，而政府政策的权衡以及原罪现象则会形成货币危机向债务危机的传染，政府预算约束下融资方式的选择会使得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呈负相关关系。[4]此外，Bauer，HerzandKarb(2003)从政府政策选择的角度分析了这两类危机间的共生联系机制，通过对政府的成本-收益分析，研究了福利最大化的政府在贬值和违约间的选择问题，据此得出了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生成条件和两者共生的临界区间。[5]Calvo(1998)、BenignoandMissale(2001)、Aizenman(2002)等也在政府预算约束的框架下对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6][7][8]
图1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理论联系示意图
注：实线表示增强效应，虚线表示减弱效应。
同时，一些学者还具体分析了某些特殊因素在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生成中的作用和传导路径。Bauer，HerzandKarb(2003)、HerzandTong(2003)分别通过模型分析了投资者预期因素对政府行为、政府政策的影响以及共生危机生成中预期的自我实现效应；[9][10]Reinhart(2002)和Sy(2003)考察了信用评级在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中的作用；[11][12]而JahjahandMontiel(2003)则从汇率政策的角度研究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共生的条件，结果表明，货币危机向债务危机的传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汇率体制，在实行硬钉住的国家，贬值更倾向于引发债务违约。[13]
实证分析方面，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多是围绕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是否存在联系以及对上述三方面联系机理的检验展开，从现有资料看，由于样本选择、研究方法、变量定义等方面的差异性，目前关于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联系效应问题的实证研究并未形成主流或一致的结论。Goldstein等(1998)的研究表明，货币危机与债务违约间确实存在某些联系；[14]Reinhart(2002)通过考察信用评级在货币危机和债务危传导中的作用，发现发达国家中货币危机与债务违约并无直接联系，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相互引发的概率存在较大差别，但是Reinhart的分析没有得到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存在共生因子的结论。[15]相反，HerzandTong(2003)利用74个发展中国家1975-2001年的样本数据，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以及敏感性分析等方法，却发现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存在多项共生因子，储备与进口的比率、国内GDP增长率以及FDI与外债的比率等都是形成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共同原因。[16]Dreher，HerzandKarb(2004)通过80个国家1975-2000年的面板数据表明，短期中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确实存在内部传导效应，中长期中政府预算融资形成的两种危机的负相关关系的理论假设也成立，但该项研究除了发现公共债务会同时引发这两种危机外，并未发现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还存在其他共生因子。[17]另外，Sy(2003)通过对13个新兴市场经济体近期(1994-2002年)小样本数据研究，得出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基本无关的结论，检验结果表明在这些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相关系数只有6%。[18]
三、模型设计、变量选择及样本说明
(一)模型设计
1.货币危机指标的确定
目前国际上关于货币危机的实证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1)FrankelandRose(1996)将货币危机定义为货币名义贬值率不低于25%，并且贬值率的变动率不低于10%。[19]
(2)EichengreenRoseandWyplose(1996)和KaminskyandReinhart(1999)采用外汇市场压力指数(EMP)这一指标来定义货币危机，但两者对EMP的定义又有所差别。[20][21]
KaminskyandReinhart(1999)用汇率和外汇储备的加权平均变动来定义外汇市场压力指数，计算公式为：
其中，stdl和std2分别代表国家i在时间t的汇率百分比和外汇储备百分比变化的标准差；
EichengreenRoseandWyplose(1996)则采用通货的大幅度汇率、国际储备和利率的加权平均构成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来定义货币危机，它们提出外汇市场压力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e为汇率，i为利率，r为外汇储备。
(3)在EichengreenRoseandWyplose(1996)和KaminskyandReinhart(1999)之后，GlickandHutckison(1999)将货币危机定义为用来解释成功和非成功投资冲击的汇率和储备的平均变动。[22]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问题分析的需要，本文中货币危机采用的是FrankelandRose(1996)的定义，并借鉴Bauer，HerzandKarb(2005)中关于货币危机的描述，选取货币的贬值率作为货币危机的变量，即当一国货币名义贬值率不低于25%，并且贬值率的变动率不低于10%时，视该国发生了货币危机。[23]
2.债务危机指标的确定
本文债务危机的定义借鉴Bauer，HerzandKarb(2005)中关于金融危机程式化事实的研究结论(注：Bauer,HerzandKarb（2005）的研究表明，债务危机中债务水平的临界值大约为GDP的40%，但关于债务危机临界点的确定也有不同的观点，有些危机预警文献中将这一临界值定为50%。参见：安辉.现代金融危机生成的机理与国际传导机制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6页.)，将债务危机界定为债务水平占GDP的比重超过40%，并选取外债总额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作为债务危机的变量。
3.样本数据说明
本文中选取了58个发展中国家(其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27个，即阿根廷、孟加拉、博茨瓦纳、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埃及、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约旦、肯尼亚、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墨西哥、摩洛哥、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拉圭；其他发展中国家21个，即伯利兹、玻利维亚、布隆迪、喀麦隆、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斐济、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牙买加、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缅甸、尼泊尔、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拿马、巴拉圭、罗马尼亚、塞拉利昂、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乌干达、赞比亚、委内瑞拉)。1976-2005年货币贬值率和外债占GDP比率的数据作为分析样本，相关数据来自UnitedNationsStatistics(CommonDatabase)，具体指标变量根据作者计算整理得到。
(二)样本国家共生危机识别和分布
根据以上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定义，笔者从1740个样本数据中对各个国家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发生情况进行了识别，共识别出了104次共生危机，各年度共生危机的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
图2样本国家1976-2005年度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分布情况
从图2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共生危机总体呈上升趋势，到1990年前后达到峰值，此后虽然略有下降，但表现出较强的周期性，尤其是1996年以后这种周期性更为显著。同时，就不同类型发展中国家危机发生情况来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发生的次数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且周期性较强，尤其是1996年以后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效应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规律性。
四、实证分析
以上通过不同年度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发生情况对其联系效应进行了直观考察，为了进一步考察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长期中是否存在稳定的共生联系，本部分将通过相关系数检验、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以及协整分析分别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分析思路为：首先对各个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变量进行相关系数检验，从截面数据考察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相关度，然后通过面板数据ADF检验方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当两变量为同阶单整变量时再通过协整检验辨别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如果二者存在协整关系，则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检验两者间的因果关系，否则认为变量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为简化说明，以下分别用CC和DC来表示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变量。
(一)相关系数检验
通过计算58个样本国家货币贬值率和外债占GDP比率的相关系数并绘制相关系数分布特征图(图3)发现，就各个国家来看，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相关性并不明显，所有样本国家相关系数的均值仅为-0.217803，并且从相关系数分布上看，大多数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相关系数分布在零值附近，且多数国家这两者间呈现的是一种负相关关系。
图3样本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相关系数分布图
(二)面板数据ADF检验
关于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主要有Levin，LinandChu(2002)的LLC检验、Breitung(1999)的Breitung检验、Im，PesaranandShin(1997)的IPS检验、InChoi(2001)的Fisher-ADF、Fisher-PP检验等方法。[24][25][26]为了避免检验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对结果的影响，笔者同时采用这五种方法分别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贬值率和外债占GDP的比率这两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表1和表2。
从表1关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检验结果来看，货币危机的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了检验，债务危机的变量除了Breitung检验不能拒绝原假设外，其他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也都拒绝了DC存在单位根的假设，由此可以判断，CC和DC序列均为平稳序列，CC～I(0)，DC～I(0)。
表2其他发展中国家ADF的检验结果表明，货币危机的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所有的检验，这说明CC序列为平稳序列，即CC～I(0)。而债务危机的变量仅通过了LLC检验和IPS检验，即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其他检验也未通过，经过综合判断，笔者认为不能拒绝DC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假设，DC序列为非平稳序列。为了确定DC序列是否是单整的，笔者再对原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并对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差分后DC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了LLC检验、Breitung检验、IPS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根据这一结果，可以认为序列DC经过一阶差分后平稳，DC为一阶单整序列，即DC～I(1)。综合以上分析得知，由于CC为平稳变量，而DC为一阶单整变量，两者不是同阶单整，因此可以得出，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并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三)协整检验
由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不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笔者将分析的重点转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由以上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CC和DC均为单整变量，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以下将着重关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具体检验思路为：首先对变量进行回归，然后检验残差的平稳性，如果残差是平稳的，则认为两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同时，考虑到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的长期联系可能因国家不同而有所差异，在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时选取变截距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模型形式设定为：
其中表示个体对总体均值的偏离，所有个体偏离之和等于0，即=0。
残差序列{e}的表达式为：
其中的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和表4可以看出，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回归的残差序列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仅通过了IPS检验和Fisher-PP检验，在LLC检验、Breitung检验和Fisher-PP检验中均未能拒绝含有单位根的原假设，由此可以认为残差序列{e}为非平稳序列，序列CC与DC不具有协整关系，这表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也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从以上面板数据的回归方程的斜率看，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表现出的是一种负相关关系，这表明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具有一定的减弱效应。
五、结论
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长期联系效应作为共生金融危机理论的一个前沿课题，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合理评估两者联系机制的可持续性，对于政府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以及开放经济条件下提高金融危机预警的效率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通过对58个发展中国家1976-2005年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相关系数检验、面板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长期联系效应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结合实证分析结果，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无论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长期中均不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这一结果与Sy(2003)的分析结果基本相同，同时早期的危机预警文献(EWS)中关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债务危机的爆发并不能减弱货币危机也支持本文的结论。但与Sy的分析所不同的是，Sy的样本仅包括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本文通过将样本范围扩展到58个发展中国家，并将样本时间延长至30年发现，就长期而言，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共生性也不显著。
第二，本文的实证结果虽然表明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的联系效应不具有连续性，但文中并未否认多数文献中关于两种危机间存在某种程度联系的结论。通过对截面数据的相关系数检验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的结果，笔者发现这两种危机间确实存在一定的联系，并且表现为一种相互减弱效应，当然，这也是本文与早期危机预警文献的区别所在。同时，这一结论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的政府决策也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由于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发生多与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权衡密切相关，且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替代效应主要源于政府的预算约束，因此，鉴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政府面临的债务困境问题，注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恰当选择政府预算融资方式应成为现阶段我国构建金融危机防波堤的一项不可缺失的内容，另外，这一研究结果对于远期中我国资本账户自由化、人民币汇率机制完全市场化后汇率机制与财政体制的搭配也具有前瞻性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11][15]Reinhart，CarmenM.Default，CurrencyCrisesandSovereignCreditRatings，NBERWorkingPaperNo.8738，2002.
[2]Obstfeld，Maurice.TheLogicofCurrencyCrisis，BanquedeFrance，Cahierseconomiquesetmonetaires，1994(43).
[3][10][16]Herz，BernhardandHuiTong.TheInteractionsbetweenDebtandCurrencyCrises-CommonCausesorContagion?，UniversityofBayreuth，DiscussionPapersinEconomicsNo.17-03，2003.
[4][17]Dreher，Axel，BernhardHerz，andVolkerKarb.IsThereaCausalLinkbetweenCurrencyandDebtCrises?，UniversityofBayreuth，DiscussionPapersinEconomicsNo.03-04，2004.
[5][9]Bauer，Christian，BernhardHerzandVolkerKarb.TheOtherTwins：CurrencyandDebtCrises，ReviewofEconomics，2003，54(3)：248-267.
[6]Calvo.GVarietiesofcapitalmarketcrises.In：Calvo，GSKing，M.(Eds.)，TheDebtBurdenanditsConsequencesforMonetaryPolicy.Macmillan，London，1998.
[7]Benigno，PeripaoloandAlessandroMissale.HighPublicdebtinCurrencyCrises：FundamentalsversusSignalingEffects，CEPRDiscussionPaper2862，2001.
[8]Aizenman，Joshua，Kletzer，KennethandBrianPinto.Sargent-WallacemeetsKrugman-Flood-Garber，or：whysovereigndebtswapsdonotavertmacroeconomiccrises，NBERWorkingPaper9190，2002.
[12]Sy，AmadouN.R.RatingtheRatingAgencies：AnticipatingCurrencyorDebtCrises?，IMFWorkingPaperNo.03/12，2003(2).
[13][18]Jahjah，SamirandPeterMontiel.ExchangeRatePolicyandDebtCrisesinEmergingEconomies，IMFWorkingPaperNo.03/60，2003.
[14]Goldstein，Morris，GracielaL.Kaminsky，CarmenM.Reinhart.AssessingFinancialVulnerability：AnEarlyWarningSystemforEmergingMarkets，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WashingtonD.C，1998.
[19]Frankel，JeffreyandAndrewRose.Currencycrashesinemergingmarkets：Anempiricaltreatment，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1996(41).
[20]Eichengreen，B.，Rose，A.andWyplosz，C.SpeculativeAttacks：FundamentalsandSelf-FulfillingProphecies，NBERWorkingPaper5789，1996.
[21]Kaminsky，GracielaL.andCarmenM.Reinhart.TheTwinCrises：TheCausesofBankingandBalance-of-PaymentsProblems，AmericanEconomicReview，1999(89).
[22]Glick，ReuvenandMichaelHutchison.BankingandCurrencyCrises：HowCommonAreTwins?，FederalReserveBankofSanFrancisco，CenterforPacificBasinMonetaryandEconomicStudies，WorkingPaperNo.PB99-07，1999.
[23]ChristianBauer，BernhardHerzandVolkerKarb.Aretwincurrencyanddebtcrisesspecial?，VereinfürSocialpolitik，ResearchCommitteeDevelopmentEconomics，2005，Vol11.
[24]Levin，A.，Lin，C.andChu，C.UnitRootTestinPanelData：AsymptoticandFinite-sampleProperties，JournalofEconomitrics，2002(108).
[25]Breitung，L.TheLocalPowerofSomeUnitRootTestsforPanelData，DiscussionPaper，HumboldtUniversityBerlin，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