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货币政策范例(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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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传统经济学来看,经济的发展是有周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是主体随即错误的结果，所以政府在货币政策上不宜干预过多。而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经济周期是外部冲击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所以货币政策对于克服危机，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是大有裨益的。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周期的发展是政治压力的结果，所以在货币政策上趋向于比新凯恩斯主义更自由的方式。
那么，作为具体的运行，我觉得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的趋向不是明显的偏向于一种派别的，而是一种综合各种观点杂糅的体系。在强有力的实现对经济的预期良性运行的控制的同时，尽量采取比较含蓄的，市场化方式。这种理念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而就在最近（12月5日），格林斯潘正式表示，对经济部分失去发展表示忧虑。并认为美国经济发展步伐放缓是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使企业能源成本上升近40%，而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无法使企业的损失在市场中得到弥补。而应该警惕可能出现的由金融资产缩水导致的家庭和企业的支出疲软。广大投资者一直以来担心美国经济趋向硬着陆，格氏此番抚藉言语正中他们的下怀。美国经济减缓的速度出乎意料，去年的技术股泡沫显然已破灭。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对近期任何经济数据都不应该大惊小怪，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正是必要的。几年来，需求一直超过供应。美联储为了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形势，防止通胀上升，1999年中期来已将利率提至6．5％，累计加息幅度达1．75％。格林斯潘似乎认为随着股价下降，金融市场趋紧抑制了消费者支出，经济正走上软着陆的轨道。一段并不清晰的话语刚出，萎靡的纳指马上大涨274点，创下近三十年的单日最大涨幅。而且我们也曾经看到，格林斯潘在过去的美国所谓的新经济的高速列车行进中不时的用针尖刺破将要被吹涨的气球——通货膨胀的虚假繁荣。而我觉得他的行为正好暗合了萨缪尔森的用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原理与加速度原理对经济周期的假设——萨氏以为在边际消费趋向和加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总是上下波动。那么，一旦边际消费发生改变，经济的良性轨迹就极可能被改变。所以格林斯潘一直采取防微杜渐的方式警告人们，什么时候有通胀的危险。而他又不肯明示，是担心"软着陆"变成"硬着陆"。我个人认为仅凭这一点格林斯潘便称得上是金融监管的超一流人才。何以见得？君不见八十年代的日本虽然经济正是如日中天，但是日本政府也意识到虚假繁荣背后的通货膨胀的威胁将在未来严重的侵害日本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可是就在日本煞费苦心的挤干了泡沫以后，再施行零利率也无法拉升经济的起飞。而我们中国在经历了八十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长中"通胀猛于虎"的通苦以后，在九十年代初，经济的过热中，施行了紧缩银根的政策，其后虽然成功的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但是现今的通货紧缩中，货币政策实行却收效甚微。今天的解释也各不相同，但我觉得与那时的过紧是有联系的。
而在今年，繁荣了十年的美国新经济也遇到了极大的危机。我们观察美国经济的视角一般有三个：一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金融政策；二是明年的消费趋势；三是明年的投资趋势。而美联储在12月19日宣布维持现有利率不变。而很多经济学都认为利率下调是在所难免的，为什么联储没有行动呢？央行不愿意改变多年来谨慎的多看少动原则，他们要观察多年的高投入，生产率增长及股市走强是否发生了逆向转变并形成恶性循环。不过美联储也承认新经济的威胁已经由通胀变为疲软。而消费趋势离不开收入的预期。
我们知道在宏观经济学中有带动消费的财富效应。从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每年因股票和房产升值而使家庭财富平均每年上升2.26万亿美圆。而储蓄率在99年降至可支配收入的2.2%，大大低于长期的7%左右的水平。而在2000年，美国国民的股票收入几乎为零或负增长，而今年初对于股市的高预期造成家庭贷款消费的上升，预期的不理性将使明年的消费减少。还有就是投资，自96年以来，信息技术与通信行业吸纳了大量的资金也使劳动生产率上升。新经济的低通胀高增长也要主要归功于资金支持——特别是在风险投资制度下的融资途径下的电信与高科技行业的快速发展。而从目前来看，这些行业投资已经近于饱和。
所以，新经济毕竟没有超越过去的工业革命，电气时代中所固有的经济周期的制约。高利率，利润下降，消费需求的收缩都是周期性的，少一点震荡，快一点复苏就是货币政策大有可为的地方了。经济减速的迹象撒下如此之多的阴影，这一事实仅仅提高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也已有人担心格林斯潘讲话可能导致以下一种循环：由于投资者认为明年初会减息，导致股价上扬。但必须指出的是，降息的前提是消费者支出的下降。问题在于，如果股市反弹过高，消费支出仍将强劲，如此，就不会降息，甚至可能得加息。这样今天的货币政策到明天就完全相反了。
尽管美联储可能调控美国经济，使之软着陆，投资者同时也明白美联储任务的难度之大。历史经验显示，事实上央行是鲜难做到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处于增长减缓中的经济比繁荣强劲的经济更不堪经受外部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济增长减速会使各种经济、金融失衡状况暴露无疑。随着增长减速，原先那种以为利润会永远增长、股价会一直上升，因此可以入不敷出的消费将显然是极不明智的。同时，悲观情绪也可能过度。今后的风险在于，美国的实际高投入、大幅提高生产率、企业利润增长、股市走强等一系列良性循环会变为恶性循环。出现这种情况，美联储就需要采取减息措施，但不是在此之前采取措施。
但是面对新经济的新，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没有什么可以认为是肯定行之有效的方式。连格林斯潘也在10月上旬美国银行家协会成立125周年的纪念大会发表的演讲中认为，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已经导致美国现有的许多银行监管条例显得十分陈旧和过时。
同时，他呼吁发达国家应该紧密合作，修订各国现存的银行监管条例以适应在新经济中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的各项金融交易活动。但是，格林斯潘也没有提出如何修订银行法规的建议。他只是强调，目前的银行监管部门在实行监管行动时更多地依靠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自律性，运用条规开展监管活动效果大不如前。
尽管如此，格林斯潘仍指出，“从银行业发展的历史角度看，加强对银行的监督管理应该始终作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这是银行发展历史过程中，我们获得的一条千真万确的关键的经验和教训。”格林斯潘对去年出台的银行业监管改革法案大加赞美，并指出这是“通向未来变化道路上的一面开路旗帜而已”。他还认为，全球所有的银行监管部门都会发现现有规定条例的改革势在必行。根据格林斯潘的估计，将来监管部门会将注意力从考虑银行的债务比例转向发现银行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格林斯潘认为，目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之中，要求监管部门能够不断调整以适应新变化。同时，随着新经济浪潮的席卷全球，金融系统变化的日新月异，要求监管部门必须在第一时间作出相当准确的反应和行动，否则经济形势将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演变。正是这种情况，要求银行监管条例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至于落伍。
在看了美国新经济的"剪不断，理还乱"后，再想想咋们亚洲和中国，其实发展水平还低了许多，如何借鉴美国的经验，吸取教训，将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
当年，就在美国新经济快速成长的时期，亚洲却出现了经济危机，这意味着东亚的以产量为目标的“集中干预型”资源配置方式的失灵，传统产能大规模过剩。中国则在工业化还未完成的时候，又赶上了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政府还有很多集中配置资源的要求，如西部大开发。在这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从货币政策来看，既有贷款的优惠，也有大量的特别国债；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知识时代提出的创新问题。在这种局势下，中国的调整必须与国际调整的趋势相一致。中国的各种产业从汽车到住房，实际上连基础设施都有产能过剩问题，而现在中国政府除了集中配置基础设施外，已经没有其他可集中配置的方向，因此集中资源突破产业瓶颈的老办法在现时条件下已无处着力，是改变配置资源方式的时候了——应把核心放在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高层次功能，大力刺激民间创新的动力上，比如减免知识型创新企业所得税等类的措施更是不可少。政府的作用还要在有利于新经济成长的软环境建设方面加强，以求有更多的知识创新企业在本地区成长，带动经济从旧到新的转变。
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推动技术变革和产业重组的最重要的引擎，中国一方面要实现工业化，承接生产力的转移；另一方面要面向新的技术创新时代，积极改变国内集中配置资源的方式，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中国1999和2000年初资本市场中股市的两次快速攀升都与大规模的资源重新配置有关，资本市场对互联网做出了最积极的反映，这也体现了中国资本市场开始在调整着中国的产业结构。当然，这也与借鉴美国新经济中的明显的财富效应的政府行为有关系。但是，由于没有二板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创新空间非常有限；由于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利用投行进行并购调整结构的手段也就不足，如无法在资本市场上迫使一些低效率企业退出产能等，从而使得结构调整缓慢。
新经济的概念是与网络化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新经济将带来更先进的交易设备和交易手段，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金融产业在这个大趋势下必须要面对新的挑战。一方面，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必须给金融产业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新经济大大增加了金融产业的风险，进行风险管理又要求我们中国政府加强对金融产业的监管。事实上，在这两个目标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矛盾的。我觉得这对于我国来说尚有一定的优势——集计划与市场于一体的货币政策或许会比较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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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月度和环比数据上看，喜悦的背后暗藏着些许隐忧：一是2009年四季度经济增速达到10.7％，比三季度提高了1.6个百分点，尽管有上年基数较低的因素，但这一增长率显然已达到国民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意味着经济运行有向过热区间运行的风险。二是物价指数实现全面转正，通胀预期明显上升。12月份CPI同比增长1.9％，与11月相比上升1.3个百分点；PPI结束连续11个月负增长，同比上涨1.7％。此外，资产价格尤其是房价出现了明显上涨，资产型通胀风险凸显，这也是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未有的现象。三是在大规模投资计划实施过程中，部分行业出现新的过剩产能，给经济结构调整带来更大的困难。而且在产能过剩大背景下，实业投资的吸引力在减弱，目前实业投资主要是在基础设施领域，而且主要由政府来主导，民营资本有从实体部门向虚拟部门析出迹象。
对于上述经济运行中隐患的根源，本文认为，除了经济运行过程中长期固有的体制性因素外，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超强的、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刺激方案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这种经济刺激方案在推动经济迅速复苏的同时也掩盖了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些重大挑战。并加重了原有的一些问题。例如，刺激方案的资金多数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和重大项目，而这些项目难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经济复苏成为“无就业的经济复苏”，让为保就业和社会稳定的8％的经济增长目标变得意义不大；和私营部门相比，刺激方案严重倾向于基础设施与国有行业，加重了原有的不平衡，也造成部分行业投资的浪费；刺激方案需要各级政府巨大资金的投入，由于经济衰退引起的税收不足，使得地方政府面临的融资负担加重，从而更大程度地依靠土地出让来创收，助推房价飞涨。
正是基于上述可以说天生就具有的弊病，决定了这种建立在强大的刺激性开支和充裕的流动性基础上的经济复苏甚至繁荣将难以持续，经济结构和通胀压力将会随着刺激性政策的继续实施而与日俱增。因此，这种强有力的刺激政策总有一天将要转向或退出，回归正常化。进入2010年后，国内宏观经济运行中通胀压力与日俱增，要求政策转向的呼声也日趋强烈：一是国内物价上涨压力日渐增大，通胀预期有所加强。首先，受去年11月以来的季节性冰冻气候以及北方雪灾冲击，肉类、蔬菜等食品价格强劲上涨；而近期烟酒、饮料、乳制品等非食品价格的普遍上调对CPI构成一定上涨压力。其次，全球基础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受经济持续复苏影响持续上涨，“输入型”通胀压力持续加重。再次，2009年物价低位运行造成的同期低基数，将导致今年上半年翘尾因素对CPI的影响由“下拉”转为“推升”，并在6月份、7月份达到1.5％的峰值。下半年随着基数值逐渐走高，翘尾因素正效应将逐渐回落，明年全年翘尾因素对CPI的影响约为0.7％，将大致呈现“∩”型状态。最后，2010年信贷继续较快投放和外汇占款持续增长将推动货币供给的增加。从而推升物价上涨压力。据统计，今年1月份第1周，银行贷款增长就达到了惊人的6000亿元。二是发达经济体CPI急剧回升，全球通胀魅影隐现。去年四季度以来，通胀已从澳大利亚、中东等资源经济体迎面扑来，并席卷了印度、越南和印尼等新兴经济体。而英国去年12月份CPI达到2.9％，远高于英国央行2％的中期通胀目标水平；美国12月CPI达到0-9％，高于11月的0.5％，也是2009年2月以来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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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溢出效应；信息交流
20世纪以来，随着各国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国际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由此带来的是国际间金融联系的日益紧密和经济贸易的相互依存，一国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国家的政策行动和反应。尽管理论分析表明，各国家都能通过国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调整来实现其内部和外部经济的均衡，但实际上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中，一国采取的政策措施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国家的政策行动和作出的反应。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货币政策国际协调问题进行探讨具有现实意义。
一、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作用与意义
关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涵义，在经济学界有不同说法。瓦利奇(Wallich，1984)认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是国际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各国货币政策相互调整的过程。七国集团1988年对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给出的概念是：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是各国充分考虑国际经济联系。有意地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货币政策实施的过程。Kenen(1990)指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是一种政府间明确的经济合作形式，是参与国货币政策协调一致的过程和彼此在政策执行上所遵守的承诺和约束。Webb(1995)指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是各国政府间就相互不同的货币政策目标统一设计，并就货币政策实施路径进行统一协调的行为。
对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方式，一般认为有以下几种：(1)信息交流。各国政府只就各自货币政策目标和偏好互通信息，政策执行则各行其是。通过信息交流，各国政府可以避免对别国政策活动的估计错误，更好地分析本国经济与外国经济之间的溢出效应。(2)危机管理。只在成员方内部经济遭受特定冲击或危机时，作出货币政策协调的策略反应，以缓解、渡过危机。危机管理是偶然出现的、临时性的措施，主要目的是防止各国独善其身的政策使危机更加严重或蔓延。(3)避免共享目标变量的冲突。共享目标是指两国所要面对的同一目标，例如两国就汇率或货币政策中某个中间变量作为政府协调的共同目标。由于两国的目标是同一个，因此如果两国对之设立不同的目标值，便意味着两国之间直接的冲突，因此需要相互协调，避免出现以邻为壑的政策效果。(4)局部协调。成员方就部分货币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进行配置和合作。例如。仅对各国的国际收支状况进行协调，而国内经济的其他变量则不纳入协调范围。(5)全面协调。指将不同国家的所有货币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都纳入协调范围，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取政策协调的收益。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方经济学家通过对国际经济相互依存问题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理论，并成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重要依据。国际经济相互依存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结构上的相互依存，即两个或更多国家之间的经济高度开放，这样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就会强烈地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第二，经济目标上的相互依存，即一个国家会关注另一个国家的经济目标，有时一国经济目标的实现要依赖于其他国家经济政策上的配合。比如稳定汇率、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等。第三，两个或两个以上外生干扰因素之间高低相关度的相互依存，即如果这些干扰因素是低度相关的，那么当一个国家受到外生干扰冲击时，另一个国家受到的影响就比较小，但是如果两个国家外生干扰因素的相关度较高，则会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第四，国家之间政策上的相互依存，即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目标得以实现，不仅取决于国内环境，还取决于国际环境和其他国家的政策行动。
开放经济导致各国在货币经济领域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一国货币政策的实施不仅会影响本国经济，也会对他国的经济运行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政策溢出效应。溢出效应很早就被国际经济学界所认识，如哈马达(Hamada,1974,1976,1979，1985)、米勒和萨曼(MillerandSalman，1985)、柯里和莱文(CurrieandLevine，1985)等都注意到了政策溢出效应。溢出效应可以通过多种渠道传递，一般认为主要是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以贸易渠道为例，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的需求紧缩。再以资本流动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意味着本币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则导致向这个国家的资本流动，他国因资本外流而产生意外紧缩。大量的研究表明，货币政策溢出效应是普遍存在的。比如政府可能倾向于采取紧缩货币和汇率升值的政策来对付通货膨胀，再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冲销因汇率升值而导致的出口下降所引起的国内产出下降的后果。如果各国都这样做的话，那么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出现过高的实际利率。
既然货币政策溢出效应是普遍的，那么从理论上讲，通过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就可以降低这种溢出效应。正如库珀(Cooper，1984，1985)所说，政策协调之所以优于分别确定政策的理由在于：(1)政策分别确定时由于受到多种干扰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促使政策目标从内部均衡转向外部均衡，这会加大一国的福利损失。(2)即使只关注国内均衡目标，但政策运行的效果也有可能恶化。因为随着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国内货币当局能够实现这些目标的速度在下降。(3)随着相互依存度的提高。采取报复性措施的可能性在增强，这会导致所有国家的福利受损。而通过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可以使这些外部性内在化为单个国家决策制定过程的一部分，从而使世界经济朝着一个更为理想的结果前进。但是由于引起溢出效应的情况有很大差别，所以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这些溢出效应不可能完全被冲销，只能说这种协调可能会导致更好的经济收益。
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就其表现形式来看。主要有以规则为基础的协调和随机协调两种类型：(1)规则协调。这种协调是按照规则进行的，即每个参与国都同意按照一定的规则就其政策行动达成协议，其前提条件是其他成员国也全面接受这些规则。以规则为基础的协调形式是以各种制度为基础的，如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欧洲货币体系等，在这样的制度
中，规则的存在代替了对政策协调的公开磋商和协定，规则协调往往需要成立一个超国家的国际性组织，对规则的执行加以管理和监督，因此又称为机构协调。(2)随机协调。主要是指为应付某一具体事件，有关国家进行磋商后作出的持续时间有限的特殊协议。这种专门形式的协调采取了协定各方之间一次性明确协商的形式，这正是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首脑会议以及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所寻求的目标，其典型的案例是1978年的波恩首脑会议、1985年的广场协定以及1987年的卢浮宫会议等。近年来，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大都采取这种形式。
二、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研究综述
对货币政策国际协调问题，较早的研究出自Meade(1951)的文献，他指出国家之间会出现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冲突问题，这需要各国通过政策的协调来解决。其后库珀(Cooper，1969)描述了两个具有固定汇率与不变价格的对称依赖经济，重点分析了政策协调的收益以及收益如何随经济依赖程度与政策协调程度的变化而改变。他指出，随着经济开放程度与资本流动性的提高，溢出效应将日益增强，各国独立制定政策的效力会相应减弱，从而使政策协调显得十分必要。库珀认为。当各国主要依据国内目标分别制定政策时。每个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将不断受到干扰，最终可能迫使某些国家在付出沉重代价后调整政策目标。即便不至于此，各国实现其国内目标的政策效率也会由于溢出效应而降低，而且随着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提高，各国采取报复性措施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并会使所有国家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运用各种方法对各国间货币政策的冲突与协作进行了分析，产生了运用博弈分析的战略决策方法，从而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在分析方法上提供了有力手段。在相互依存性很强的开放经济中，各国货币政策的外部性越来越明显，作为世界经济中的经济主体，一国的货币政策会影响到他国的社会福利函数，反过来又受他国政策的影响。因此各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选择过程就好似一局博弈，一国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不得不考虑他国的反应以及将会采取的措施，以尽可能地作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哈马达(Hamada，1985)较早将博弈论引入到政策协调的研究中，将各国政策目标定义为福利函数，政府在选择政策工具时必须考虑其他国家可能作出的反应。在此前提下进行最优化决策。哈马达以图形的方式，利用两个国家在政策制定时相互博弈的过程，证明了国际政策协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各国的福利水平。哈马达图形已经成为现代分析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重要工具。
蒙代尔(MundeH，1983)对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配合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应以货币政策实现外部(即国际收支)均衡，以财政政策实现内部(即充分就业)均衡。这是丁伯根法则的具体运用：为了实现m个政策目标，通常需要使用n(n≥m)个独立的政策工具。然而，一种政策工具的效力不仅源于其直接作用，而且也有赖于其他工具加强而非削弱这些作用。由于政策工具的潜在负面作用，将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一对一配置往往会导致总体效率低下，因此各国可以根据其比较优势进行适度协调，选择政策工具或权衡政策组合，以较小的代价达到更为理想的目标。Can―zoneri和Gray(1985)重点研究了不同经济结构下政策制度对溢出效应的影响，认为制度上的差异使各国的政策反应存在明显不对称。非合作决策帕累托有效的必要条件是所有决策者的目标与偏好必须完全一致，而各国追求的是国内目标而非国际目标，因此分别决策下不可能满足这一条件，只有通过适当的政策协调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罗格夫(Rogoff，1985)认为，现实中货币政策的出台具有时滞性，而且当期政策的效力在以后各期才能逐渐显现出来；特别是考虑理性预期因素后，国际政策协调实际上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动态博弈。如果将政策一致性及可信度的思想引入政策协调理论，在动态结构中，即使没有获得新的信息，博弈开始时各国确定的最优策略也会发生变化。政府以稳定货币和充分就业为目标制定政策，但承诺宣布后当局就存在着背弃承诺的动机，希望通过突发性通货膨胀来产生额外的收益。由于在合作均衡中政府对通货膨胀及充分就业的权衡最为困难，参与者背叛对方的可能性也最大。此时如果没有制度约束，只能依靠信誉观念促使参与者履行承诺。巴罗和戈登(BarroandGordon，1986)认为在封闭经济中，如果政策当局实现了承诺的通货膨胀率，也就保证了政策的可信度；一旦违背承诺，私人部门就会通过改变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来惩罚政策当局。因此，决策者必须将背弃承诺的收益与以后受到惩罚的贴现成本进行比较并作出取舍。在国际政策协调的博弈中，背弃承诺意味着决策者今后要面对外国的不合作以及国内私人部门的惩罚，这一双重威胁都迫使政府信守承诺，而且惩罚期限越长、博弈重复次数越多，效果就越明显。
Currie、Cevine和Vidalis(1987)等人认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效果取决于各国政府的信誉观念以及合作协定的可持续性。因此，解决政策失信而产生的协调无效的有效方法是设计一种对违约者惩罚的约束机制，如通过国家部分让渡、通过建立超国家机构来管理政策协调，可以有效阻止政策制定者之间和对私人部门的违约行为的发生，保证政策协调的可信性。
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73)将有关政策协调的规则和制度安排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供给来研究，分析政府间政策协调行为产生的原因、动力和制约特征。金德尔伯格认为，国际货币领域需要一个霸主以杜绝政策或市场溢出效应，霸主的作用不仅局限于充当发行世界货币和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角色，也应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挥作用。Keohane(1984)指出霸权性合作并不构成唯一可能的合作方式，后霸权合作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后霸权稳定结构的特征是：(1)从逻辑上看，霸权不是寡头合作体系中出现货币合作的必要条件，而后霸权体系则是大国间的寡头合作博弈过程，大国间“可以自己提供集体利益”。(2)不管是否属于霸权性质，国际体系所依赖的是共同的或互补的利益关系，这将会促使货币政策合作的规模和程度更深更广。(3)霸权体制本身具有惯性，霸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合作体系的消亡，但体系中霸主将受到寡头的挑战，从而导致霸权稳定结构向后霸权合作体系转变。Frankel和Rockea(1988)认为，各国政府应当共同建立某种政策协调机制，交换彼此对世界经济运行的看法，为参与国提供一个可以解决政策冲突的论坛，评估实施经济政策调整的负担并促使有关国家合理分担，藉此降低冲突各方相互报复的可能。在此基础上的政策协调能够提高各国政府的响应程度，准确把握政策执行的时机并更快地抑制各种外部冲击的影
响。
三、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分析
1943年7月，在美英的组织下召开了有44个国家参加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会议通过的协定规定，参加基金组织的成员国的货币价值应以黄金和美元来表示，美国政府允许各国中央银行以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从而形成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体现了国际社会希望通过货币政策协调来谋求全球经济最大利益的愿望。这是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实践。
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对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在的缺陷以及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不当，国际市场抛售美元兑换黄金成风，美国黄金库存急剧下降。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为了保住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不得不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同年12月，十国集团通过《史密森协议》进行了政策协调，将黄金官价从每盎司35美元提高至38美元，美元贬值7.89％，并允许汇率波动从平价上下各1％扩大化至2.25％。然而，十国集团企图挽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努力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相继实行了浮动汇率制，中央银行可以自主地确定本国的货币供应量，但大国货币政策的变化对小国实际利率和汇率水平仍然有着很大影响。有鉴于此，各国政府必然要考虑如何通过加强国际间政策协调来降低各国各自为政的政策行动对相互间造成的负面影响。1975年11月，在法国布依埃举行了第一次由美英法德日意七国政府首脑参加的峰会。这便是后来年度化的七国集团峰会的开始。峰会初期的主要功能是讨论各国面临的紧迫性经济问题，并不涉及政策协调问题，峰会结束时发表的宣言主要是为了增强西方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但随后不久，1977年的七国集团的伦敦峰会上便开始讨论政策协调问题。1978年7月的波恩峰会上，美国与日本和西德达成了一项“交易”，美国同意取消国内所有的油价管制，而日本和西德则同意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国内需求。之后不久，1980-1981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加速了这种临时性政策协调的需要。值得一提的是，在筹备峰会的过程中，七国集团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们先期举行各种协调会议，随后财长和央行行长举行正式会谈，逐渐成为西方国家政策协调的重要机制。
1985年9月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了由五国集团(美英法德日)财长和央行行长参加的会议，会后发表了著名的《广场协议》。在这次会议上，美国与日英法德达成了加强货币管理的协议，尤其是同意进行外汇市场干预。美国承诺通过减少支出来削减财政赤字，其他四国同意实行旨在减缓世界经济失衡和促进低通胀下经济增长的政策。《广场协议》后，通过五国联手干预外汇市场和降低利率水平，美元兑日元和德国马克逐渐回升至较合理的水平。《广场协议》标志着西方国家在货币政策管理方面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同时也标志着日本从此步入了积极参与世界经济管理的行列。
1987年2月通过的《卢浮宫协议》和同年12月七国集团发表的声明，表明美日德三国在经济政策协调方面有可能迈出比干预外汇市场更宽的协调范围。作为经常项目顺差国的德国和日本表示要采取具体措施缩小顺差。不过，此时主要工业国家的政策协调基本集中在财政政策上，而货币政策的协调(除了汇率目标外)并不明显。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工业国家应对金融危机和各类冲击的总体能力不断增强，应对石油价格高涨的冲击就是明显的例子。这种状况明显减弱了对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需求。其间，虽然主要工业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曾发生过各种不同类型的金融危机，如欧洲汇率机制危机、美国的信用危机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俄罗斯、拉美和亚洲金融危机等，但美国主要通过必要的国内政策协调，国际社会主要通过各类金融救援行动和地区性的自救行动予以应对，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只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以自愿和单边的形式展开。
1998年，七国集团扩容，俄罗斯被吸收为新成员，七国集团变成了八国集团。但八国集团在货币政策协调上没有什么新的作为。后来，八国集团邀请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五国领导人进行对话(即“8+5”对话会)，峰会的议题也有所扩大，但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1999年9月26日，在八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正式成立了二十国集团(G-20)，并于同年12月在德国举行了启动会议。这是一个非正式论坛，由八国集团的成员加上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等19个国家和欧盟组成。二十国集团的宗旨是促进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就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重要问题展开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并通过对话健全国际金融体系架构。但这一机制只是一个对话式的磋商平台，并不是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机制。1999年2月，在八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的支持下，在国际清算银行的框架下成立了金融稳定论坛(FsF)，有43名成员，宗旨是在成员国金融监管当局之间通过对话和信息交流的方式探讨如何改善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运行，以及降低和防范世界性的金融风险，促进国际金融稳定。但这也不是一个政策协调性质的论坛。
总体来看。近年来虽然各国政策当局对加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并以此增进社会福利这一点有着基本的共识。但在实践方面，货币政策国际协调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很多障碍，所取得的政策协调的效果也设有人们期望的那样高。这种状况的存在主要是缘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各国政府对经济运行的调控机制存在着差异。例如，A国政府信奉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而B国政府则认同货币学派的经济主张。在这种情况下，A国可能认为两国共同实行货币扩张将提高共同的经济增长率，而B国则认为这种行动只会导致在没有提高经济增长率情况下的通货膨胀。虽然各国政府愿意就货币政策进行协调是因为它们相信政策协调能够增加双方的福利。但当它们考虑如何进行协调时，又往往相信本国的政策是适宜的，总希望对方调整国内政策以实现共同的目标，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协调的困难和结果的不尽人意。另外，各国对参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成本和收益的估计也是不同的，各国政府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在对政策协调的效果和收益的估计存在不确定性时，它们会低估政策协调带来的收益而高估其成本。在这种情形下政策协调的困难就会加大，即使双方政府能够达成协调的方案也会因为评价标准的不一致而导致协调方案难以落到实处。
第二，货币政策国际协调中的“搭便车”现象客观存在。如果在货币政策协调的体系内缺乏制度化的监督机制，那么政策协调所带来的经济福利的改善就可能成为类似公共物品的东西，导致一些参与国产生
“搭便车”的动机。即它们一方面声称进行货币政策合作，从而分享合作所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在制定本国货币政策时不考虑政策的外部效应，逃避承担政策协调成本。特别是当政策协调在多国之间进行时。这种违约动机会更强。这是因为尽管合作国家中有一个成员国违约，但其他非违约国可能仍继续执行他们所制定的共同政策。但是如果所有的成员国都抱有这种想法，那么就很可能因为“搭便车”行为泛滥而导致政策协调缺乏可持续性。
第三，政策协调的可信度问题使政策协调的稳定性难以保证。为了保证政策协调的顺利进行，通常需要采用某种惩罚机制来防止参与国违反其承诺。但是实际上不可能存在强有力的手段对那些不履行协调责任的成员国进行惩罚。或者参与协调的国家不能或不愿实行这种惩罚措施。这会使得协调组织内部的各成员国纪律松散，难以达到预期的协调目标。特别是在随机性协调的情况下，政策协调措施完全由各国协商决定，缺乏一个明晰的规则，这便会产生较大的不确定性，在政策可信度不能保证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将难以通过影响公众心理预期而发挥政策效力。
第四，强势国家对弱势国家的压制导致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低效率。在现实经济中，国家之间经济实力的不同导致协调过程中地位的不平等。一般来说，小国的国际贸易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相对于大国来说更高。因此小国更容易受到大国货币政策的冲击，但又不能采取相应的抵制或报复措施。这就使得小国在货币政策协调的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而大国常常从自身利益出发，要求其他小国按照其政策意图行事。这种协调违背了小国的意愿，很难得到小国的配合，因而导致政策协调效果不佳。
四、现阶段加强赁币政策国际协调的思考
(一)加强各国货币政策信息的交流
信息交流是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最基本的方式之一。参与协调的各国可以就本国的货币政策进行信息交换，包括各国政府对当前汇率水平的看法、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的意愿、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和预测经济运行的结果等等。尽管信息交流本身并不会使货币政策协调一致，但是这种形式有助于各国政府了解对方经济运行的特征和政策制定的原则，找出双方对经济运行看法的分歧。在信息交流的基础上，各国应尽量采取一致的宏观经济立场进一步促进政策协调，即每个国家在确定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目标时，应充分考虑到其他国家的目标和政策立场，并尽可能保持协调一致。这也是寻求更加趋同的目标的政策融洽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国应对各种政策工具的运用及其实施的时间作出合理的安排，避免采取与其他国家政策产生冲突的政策举措。
(二)在货币政策领域进行部分协调
由于实行全面的货币政策协调对协调各方的要求很高。各国可以采取部分协调的方式。所谓部分协调是指不同国家就国内经济的某一部分政策目标或政策工具进行协调。通过在特定领域内的协调与合作，建立部分协调机制。例如，仅就各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汇率政策、跨国银行业活动等进行协调，而国内经济的其他领域则不纳入协调范围。对于我国来说，我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及汇率政策分歧的客观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就需要通过货币政策部分国际协调来加以解决。加入WTO以后，我国过去的贸易政策协调受到了较大的冲击，我国的许多产品出口频繁招致其他国家的反倾销调查和贸易报复。因此，我国应当在货币政策国际协调中争取主动，通过国家内部的信贷和利率等政策调整促进对外贸易的产品结构更新，提前消除可能对其他贸易对象国产生不利影响的政策外溢效应。
(三)建立规则性的协调机制
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等超国家机构的职能，充分发挥它们协调国际货币事务的作用，帮助、支持成员国消除经济失衡及由此引发的货币、债务危机。通过明确的规则和各种协定、条款来指导各国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同时也要致力于建立国际货币金融新秩序，更多地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愿望。二是要加强区域内经济货币政策的统一与合作，建立区域性货币联盟。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极大地推进了欧洲区域内部经济合作的深入，为欧洲地区各国的货币政策协调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因此，在地域上相近并且在经济结构上类似的国家可以通过建立区域货币联盟，消除各成员国之间的汇率风险，减少汇率变化和资本流动对成员国经济造成的外部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等是协调国际货币政策的主要机构，我国今后应积极配合这些国际组织的工作，加强与这些机构的合作，充分利用其协调国际事务的重要作用，通过明确的规则和各种协定、条款来更好地实现国际协调，建立长期的规则协调机制，以解决我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因汇率、贸易制度等引发的政策冲突。同时，我国也要加强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联合，努力在建立国际货币金融新秩序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为新兴市场国家在货币政策国际协调规则的制定中争取合理的利益，为今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创造宽松的制度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