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化的特征范例(3篇)

海洋文化的特征范文篇1

关键词：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虚拟现实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如下定义：“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而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沿海居民在长期的涉海行为过程中积淀形成的具有海洋特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包括文学艺术作品、民间习俗、海洋节庆活动、民间传统技艺、海洋信仰等。

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植根于辽阔的海域疆土，又受制于海岛的封闭性与独立性，相对来说，它具有较为稳定的海洋地域特征。于是，海洋文化空间对于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与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文化空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的一种描述，但是，特定的文化空间的形成是因为有特定的文化活动的存在，而文化空间又成为文化活动不可脱离的空间环境。

1.文化空间的概念

长久以来，“空间”一直被视为是一个纯粹的几何、地理概念，是指由点、线、面构成的方向或者形状空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对“空间”做出了新的哲学诠释。他在《空间的生产》里建立了空间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由原先的“空间中的生产”转向“空间的生产”的分析研究。他认为“空间是一种（社会）产品”，每一个社会或每一种生产模式都会“生产”出相应的空间。进而，他在列举空间类型的时候，也提到了“文化空间”一词。他认为“空间的概念与精神的、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空间联在一起”。这样的描述，很明显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考虑的。

但一个专门术语，文化空间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宣言》中。宣言指出，文化空间是“具有特殊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表现，它是一个集中举行流行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也可定义为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这一时间和自然空间是因空间中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存在而存在”。

值得强调的是，人类学的文化空间是物质与非物质的结合，它既有物化的形式，也有人的行为，甚至有精神的展现。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学的“文化空间”，首先是一个文化的物理空间或自然空间，是有一个文化场所、文化所在、文化物态的物理“场”；其次在这个“场”里有人类的文化建造或文化的认定，是一个文化场；再者，在这个自然场、文化场中，有人类的行为、时间观念、岁时传统或者人类本身的“在场”。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不断深入，从文化空间的形成和作用来看，它不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类型，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空间。在此，笔者把文化空间分为两类，一类文化空间是单一、纯粹或动态的文化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不产生、包含其他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类文化空间既可以是一个独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其中又包含了其他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资源状况

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其独特的海洋地域特征和海洋文化特征，使得其对文化空间的依赖性更加地突出。截止目前，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没有文化空间的形式，但中国并不缺乏文化空间。而且，从文化空间的第二种类型来看，每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一个相对应的文化空间。

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是指定期举行海洋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形式的场所，或是某项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根据文化空间的性质、内涵、特征与形式，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涉海生活生产行为。沿海居民的涉海生活生产行为明显区别与大陆居民，漫长岁月的涉海生活生产行为形成了沿海居民的海洋生活习惯、海洋生活习俗、海洋人格精神、海洋信仰，也促进了诸如渔业、盐业、造船业、航海业、海洋科技等海洋产业的形成，还造就了极富海洋特色的人文历史景观建筑等。涉海生活生产行为是一个活态的空间，样式多样且极富有变化，流动性较强。

第二，海岛村落。海岛村落尤其是传统海岛古村落浓缩了海洋文化、海洋经济发展的历史，蕴含着海岛文化的精髓。它不仅是物质空间，更是海洋文化的精神空间。舟山市农林与渔农村委员会在2014年3月的《海岛型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价值与路径浅析》的调查报告中，将舟山群岛海岛村落分为三种主要类型，一是古建筑村落，如岱山县的倭井潭村，嵊泗县的峙岙村等。二是民俗风情村落，例如定海区的紫薇村，普陀区的莲兴村。三是自然生态村落，例如普陀区的西岙村。海岛村落在文化具有很大的天然包容性，存在文化的多样性。

第三，海洋自然地域景观。海洋自然地域景观是一种自然景观，但是由于其能被人直接或间接利用，因此，也逐渐融入到人文历史景观当中。比如，海岛村落从海岛地理地貌视角来看，它是属于自然地域景观。但从村落文化视角来看，它是属于人文历史景观。不同的地理决定了海洋自然地域景观的结构、样式、文化特色和素质等。例如，舟山群岛的普陀山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第四，海洋方言俚语。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媒介，海洋方言俚语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口头遗产的首要条件，使其具有独特的地域色彩。舟山话被当地人叫做“舟山咸话”，这“咸话”两字并不是“闲话”的错别字或谐音。因为“闲话”的意思是“闲暇无事，随便聊聊”。而“咸话”的“咸”是甜、酸、苦、辣、咸五味中的一种，“淡”就是淡而无味，那么“咸”就是有滋有味了。“咸话”，就是指舟山的海岛居民讲的有滋味、有风趣的一种语言了。

第五，海洋信仰。海洋信仰是沿海居民由对海洋崇拜、禁忌的心理活动和精神感受所创造出来的神、灵形象，以及对这些神、灵形象的崇拜和禁忌仪式及其传承活动。海洋信仰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是一种文化空间。但从相对的角度来看，它也一种文化空间。例如舟山群岛普陀山的观音信仰，观音信仰是一个文化空间，在这个文化空间里，诞生了普陀山的佛教文化、寺庙文化，诞生了观音文化节、观音祭祀朝拜礼仪，也诞生了观音饼工艺、观音传说的口头文学等。

第六，海洋节气。海洋节气是中国传统节气与沿海和海岛地区的特殊地域节气相结合的用来指导涉海生活生产的一些特殊性时刻或时段。在这一时间阶段，为了辅助涉海生活生产，沿海居民往往会举行相应的习俗、礼仪、节庆等方式，进行表达和纪念。中国传统的节气因为沿海或海岛特殊的地理，会披上海洋的特色，而这些每到节气，也会有自己独特的纪念和庆祝方式。

3.文化空间之于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

传统的观点认为，文化空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使用的一个专有名词，主要用来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形态和样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在1998年提出文化空间的概念的，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155次大会上成立了一个专项奖金，用来激活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或文化表达形式”。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官员埃德蒙・木卡拉对此解释说：“文化空间指的是某个民间传统文化活动集中的地区，或某种特定的文化事件所选择的时间。”从这个解释来看。文化空间似乎又不仅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类型，也可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而正如上文所述，文化空间一词，亨利・列斐伏尔早就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在其著作《空间的产生》中提到了。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分析文化空间，去研究文化空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那么，文化空间的内涵与外延会丰富得多。

文化空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文化空间是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起源空间。任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都有其特殊的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产物，它有别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文化。中国的观音信仰大致起源于两晋时期，但把观音奉为海神，作为海洋信仰的对象，则是唐代开始的。舟山的观音传说具有浓郁的海洋气息，这和普陀山称谓南海观音的道场是有关系。例如不肯去观音、慧锷请观音等观音传说故事，都是依托海洋这个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而逐渐形成的。

文化空间是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空间。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文化空间的土壤而生，如果离开了这个文化空间，它就可能变异，甚至消亡。以舟山的渔歌或渔歌号子为例，它们是渔民在渔业劳作时为了休闲放松、或调节、统一行动和工序的一种口头语言艺术。然而，随着渔业科技的发展，随着渔民生活水平尤其是休闲方式的转变，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在现实的渔业生产现场听到自然的渔歌或渔歌号子了。

文化空间是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空间。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传承，那就必须得到横向和纵向的转播。还是以渔歌或渔歌号子为例。尽管人们也在想方设法地抢救、保护和传承。但传统的渔业生产的环境发生了改变，传统的渔业生产技术得到了革新，甚至连方言俚语也逐渐被淡化，这让渔歌或渔歌号子失去了文化空间。艺术是需要灵感和情感的，这样脱离实际氛围的传习，即便是绘声绘色的舞台表演，都很难让演唱者和听众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

文化空间之于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或作用，除了物质上的支撑之外，更是精神上的养成和寄托。一个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文化空问，可以“生产”出源源不断的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

4.基于文化空间的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基于文化空间视角，对于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原著空间保护。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著空间是指现实的海洋生产生活环境空间，原著空间保护是基于现实的地理或者文化空间的基础而采取的一种措施。自从舟山群岛进入大桥时代，原本的离岛变成了半岛，经济发展对传统文化尤其是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巨大冲击。不过，舟山群岛有1300多个大大小小的岛，那些远离本岛的海岛便成为原著空间保护的典型样本。例如，舟山市的嵊泗列岛便是典型的离岛群落。在嵊泗离岛当中，像黄龙岛、花鸟岛、枸杞岛等海岛村落，都是远离舟山本岛甚至远离嵊泗县主岛的小岛，相对来说，原生态的海洋资源保护得比较好，体现了浓郁典型的海岛特色。

第二，装饰空间保护。所谓装饰空间保护就是利用博物馆、展览馆、文化商业街、广场等文化经济场所，以实体的形式再现某个海洋文化空间，利用真实的实物模拟，再现具有海洋、海岛特征的生产生活场景与氛围。这样的文化空间一方面能够作为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也能够作为参观的对象。很多海洋的节庆礼仪活动都是可以通过装饰空间来得到展现和传播。另外，建立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基地，也是一种良好的途径。

第三，艺术空间保护。艺术空间保护是指通过艺术表演舞台、氛围的营造，来展示、传播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把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改编、演绎成文艺表演的形式来进行传承、展示和传播。例如，将观音传说改编成舞台剧、戏曲的形式，通过舞台背景的布置，舞蹈音乐的渲染，人物造型和语言的表达，将观音传说由平面的语言转化成立体、流动的空间表演艺术，更加有利于表达和接受。

第四，虚拟空间保护。所谓虚拟空间保护是指利用能够再现海洋现实文化空间的虚拟现实技术，对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展示和传承。我国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汪成为在其著作《人类认识世界的帮手：虚拟现实》一书中是如此来定义虚拟现实技术的：“是指在计算机软硬件及各种传感器（如高性能计算机、图形图像生成系统，以及特制服装、特制手套、特别眼镜等）的支持下生成一个逼真的、三维的，具有一定的视、听、触、嗅等感知能力的环境，使用户在这些软硬件设备的支持下，能以简捷、自然的方法与这一由计算机所生成的“虚拟”的世界中对象进行交互作用。”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虚拟现实空间就是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将海洋原著空间以立体三维空间的形式再现，利用光、影、声的反射，作用于人的视觉、听觉、嗅觉、嗅觉等，使其身临其境地感受一种现实动态的海洋场景。形象逼真的虚拟现实空间，能把你带回到真实的海洋生产生活场景、海洋自然场景当中。它可以成为一个接近于现实的平台，去体验文化，接受文化。

海洋文化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曲线;切线斜率;海洋温度;研究;应用

【中图分类号】G633.6【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1-8437（2015）02-0054-03

1引言

今天的人们恐怕没有多少人不知道“厄尔尼诺”的含义，最简单的了解便是它与某些异常天气、气候有关，如暴雨、洪水、高温干旱等[1，2]。这些自然灾害常常使受灾国家蒙难惨重。最典型的例子，如2008年发生在我国南方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以及2010年发生在我国西南五省百年一遇的特大干旱等极端气候事件，还有气象人通常谈论的我国“南涝北旱”现象，都对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影响，而这些极端事件的发生都与厄尔尼诺的发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引起了人们对“厄尔尼诺”的恐惧，从而加大了各国政府和民众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关于对厄尔尼诺的预测与推断，或肯定或否定的消息较为频繁地见诸于报端，也就是说，厄尔尼诺的发生与否并不只是科学家们关注的事情，同时也成为了广大民众希望知道的信息。那么，“狼”到底来不来？科学家们预测有多大把握？常常让人们无所适从[3]。

“厄尔尼诺”的科学定义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表温度大范围持续异常增暖和变冷的现象[1，2]（见图1）。当“厄尔尼诺”发生时，整个赤道中、东太平洋的大气状况都被改变，这种大范围的变化，必然会打乱正常的秩序，影响到热带其它地区，并通过大气环流的作用，影响到中高纬度地区，甚至给全球气候带来异常，造成全球众多地区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2]。“厄尔尼诺”这个名称最早起源于十九世纪末秘鲁沿岸的渔民中间，

指季节性的向南流动的暖洋流入侵，取代了往常他们捕鱼时向北流动的冷洋流，这种现象一般发生在圣诞节前后，因此被称为厄尔尼诺，西班牙语为“圣婴”（上帝之子）的意思。自1950年以来，世界上发生了很多次厄尔尼诺现象，尤其自1970年以来，较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变得更加频繁，尤以1997年发生的厄尔尼诺事件最为严重。主要表现在：从北半球到南半球，从非洲到拉美，气候变得古怪而不可思议，该凉爽的地方骄阳似火，温暖如春的季节突然下起来大雪，雨季到来却迟迟滴雨不下，正值旱季却洪水泛滥[2]。科学家们认为，极端厄尔尼诺现象的发生与人类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有关，是地球温室效应增加的直接结果，与人类向大自然过多索取而不注意环境保护有关。

厄尔尼诺对我国天气和气候有重要影响[3]。一般来说，厄尔尼诺发生年的冬季，我国往往出现暖冬，夏季则表现为在黄河以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多雨以致发生洪涝，而黄河及华北一带少雨并形成干旱;另外，厄尔尼诺发生年，我国东北夏季气温异常偏低，形成低温冷害，造成粮食减产，而在热带西太平洋

上的热带风暴和台风的数量则一般会减少。既然厄尔尼诺的发生是指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的异常变暖，那么我国天气和气候变化的季节性必然和赤道东太平洋海温的季节变化有必然联系。那么，在厄尔尼诺期间，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的季节变化具有什么样的典型特征呢？该特征对该区域海表温度以及我国天气和气候的预报具有什么启示？

本文将用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NCEP）的海表温度观测数据，通过函数拟合，用函数曲线切线斜率的变化分析厄尔尼诺期间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季节演变的特征，并讨论该特征对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预报的影响，从而为海温演变特征提供数学解释。

2海温数据

本文使用的观测数据是美国NCEP的1980-2013年赤道东太平洋月平均海表温度距平（见表1;参考链接：http：//cpc.ncep.noaa.gov/data/indices/ersst3b.nino.mth.81-10.ascii）.上述海表温度距平是通过将观测的月平均海表温度减去连续30年逐月海温的平均得到的，气象上称为“海表温度距平”。月平均海表温度距平为正时，表示该月的海表温度相比通常状况异常升高;相反，海表温度距平为负时，表示该月的海表温度相比通常状况异常降低。

3海表温度数据的函数拟合以及关于时间的导数求解

用Matlab软件，将表1中数据描绘于海温-时间的坐标系中，得到海温随时间变化的散点图（图2）。由散点图可以看出，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距平随时间的演变呈现不规则性振荡。该不规则性不仅表现在海表温度距平振幅的不规则变化，而且表现在振荡周期的不规则变化。尤其，我们可以看到，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距平随时间变化在有些年份呈现异常升高的状态，且在年底达到峰值，随后衰减。实际上，这种海表温度异常升高的现象就是厄尔尼诺现象，而对应的年份称为厄尔尼诺年。在1980-2013年期间，共有8次较强的厄尔尼诺年，分别为1982、1987、1992、1994、1997、2003、2006，和2013年（如图2所示）。那么，在这些厄尔尼诺事件期间，赤道东太平洋海温的季节变化具有什么样的典型特征呢？

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用Matlab软件，通过函数拟合方法拟合图2中的散点图。从图2可以看出，海表温度距平随时间的变化呈现类似正弦和余弦函数的拟周期变化状态。因此，在函数拟合中，我们考虑用傅里叶级数拟合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距平随时间的变化，即要给出T=F（t）在坐标系（T，t）中的图像，其中T代表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距平，t表示时间。所谓傅里叶级数，即是指任何周期函数都可以用正弦函数和余弦函数构成的无穷级数来表示，具体数学表达式为：

给定一个周期为N的函数x（t），x（t）=kke其中，i为虚数单位，k按下式计算：k=x（t）edt

利用上述傅里叶级数，构造函数使得该函数在每个时间的取值与图2所示散点图的取值最接近，该函数即为拟合函数。为此，我们用Matlab软件构造该拟合函数。图2中上图的光滑曲线即是拟合函数的图像，该拟合函数的解析表达式为：

T（t）=0+（1coswt+b1sinwt）+…+（8cos8wt+b8sin8wt）

其中拟合函数的系数为（统计达到95%信度检验）：

0=-0.0518，1=0.08092，2=-0.03469，3=-0.3864，

4=0.4447，5=0.2507，6=0.2658，7=-0.2138，8=-0.142;

b1=-0.08885，b2=0.126，b3=-0.154，b4=-0.2499，

b5=0.06984，b6=0.1698，b7=-0.09921，b8=0.03501;

w=0.03526.

从函数拟合可以看出，该函数的图像较好地再现了1980-2013年期间赤道东太平洋海温随时间变化的不规则性振荡特征，尤其重现了发生在此期间的8次厄尔尼诺年（尽管在厄尔尼诺的强度上有所差别;见图2）。

为了考察厄尔尼诺期间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随时间演变的季节变化特征，我们用Matlab软件计算了海表温度距平函数T（t）关于时间t的导数：

T′=dF（t）/dt=

并将T′描绘于图2中。

从图2容易看出，T′也呈现不规则性振荡。将T′与T=F（t）的图像对比，我们发现，当T为一个厄尔尼诺年时，海表温度距平在其生长期T′>0，且其峰值总是滞后T的峰值6-8个月。我们知道，厄尔尼诺年的海温峰值一般发生在年底[2]，由此推理可知，导数T′的峰值总是发生在厄尔尼诺年的4-6月份，即厄尔尼诺年的春季和夏初。T′表示海温关于时间t演变的变化率，T′>0意味着海表温度距平随时间增长，而且T′的值越大，表明海表温度距平增长越快。因此，上述关于T′的峰值发生在春季和夏初，意味着海表温度距平在春季和夏初增长最快。所以，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厄尔尼诺期间，赤道东太平海表温度在春季和夏初增长最快。

3函数曲线切线斜率的季节变化特征对厄尔尼诺发生和预报的启示

气象学家们已经研究表明，厄尔尼诺事件通常在春季和夏初发生，也就是说，厄尔尼诺发生时，赤道东太平海表温度距平常常在春季和夏初从负变为正。而此处的海温随时间变化的拟合函数的切线斜率（导数）表明，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在春季和夏初增长最快。该结果意味着厄尔尼诺事件之所以常常在春季和夏初发生，可能是由于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在春季和夏初增长最快，从而导致海表温度距平更可能在这个季节由负变正，发生厄尔尼诺事件。因此，本文通过函数曲线切线的斜率揭示的赤道东太平洋海温在春季和夏初增长最快可能为厄尔尼诺在春季的发生提供了一种数学解释。

厄尔尼诺期间，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距平在春季和夏初增长最快还说明：海表温度在这个季节变化最不稳定，这隐含着海表温度距平对过去时刻的海表温度距平的依赖性最弱;也就是说，这个季节前后时刻海表温度变化的因果关系不强，对彼此的记忆最弱。因此，如果在跨春季和夏初预报厄尔尼诺事件的海表温度距平时，成功预报海表温度距平可能会比较困难。事实上，气象学家们在预报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距平时，常常发生跨春季预报海表温度距平不成功的现象，他们称之为“春季预报障碍”现象。那么，本文通过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距平随时间变化的拟合函数揭示的春季海表温度增长最快的现象，可能也隐含了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春季预报障碍”现象的原因，也就是说厄尔尼诺期间，赤道东太平洋海温之所以发生“春季预报障碍”现象，其可能原因之一即是海表温度距平在春季和夏初增长最快，而这种现象可能是厄尔尼诺物理上固有的一种现象。因此，在预报厄尔尼诺时，我们应尽量避免跨春季预报厄尔尼诺事件。

4总结和讨论

厄尔尼诺的发生常常引起我国及全球众多地区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因此受到各国政府以及广大民众的关注。厄尔尼诺对我国天气和气候的影响具有季节性特征，为了探讨这种天气、气候异常的季节性可能与厄尔尼诺期间海温变化有密切关系，本文针对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距平的变化，分析了海表温度距平变化的季节性特征。用傅里叶级数方法，通过解析函数拟合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距平的变化，用该函数关于时间的导数，从曲线切线斜率的变化分析了海表温度距平的季节变化特征。结果表明，在厄尔尼诺期间，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关于时间变化的函数的导数总是在春季最大，这意味着厄尔尼诺期间，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距平在春季的增长率最大，也就是说，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距平在春季增长最快，这可能是厄尔尼诺通常在春季发生的原因之一。另外，厄尔尼诺时期赤道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距平在春季的快速增长，也意味着海表温度距平的发展在春季最不稳定，因而使得跨春季成功预报厄尔尼诺最困难，这就是气象学家们常常讨论的“春季预报障碍”现象，而该文的结果为厄尔尼诺预报的春季预报障碍现象提供了一种数学解释。

参考文献：

[1]张力欣，厄尔尼诺，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365.

[2]翟盘茂，李晓燕，任福明，厄尔尼诺，气象出版社，2009：180.

海洋文化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浙江社会治理治理文化海洋精神先导

中图分类号：G120文献标识码：A

一、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首先是一场思想革命

（一）社会治理及其特征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问题多发频发突发，不仅严重阻碍经济发展，更影响到民生问题的解决与社会和谐发展。为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社会健康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思想，从以往的“社会管理”模式转向“社会治理”方式。这一社会建设模式的变化，必然要求以新的、更具现代性的理念来指导。

在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中，国家始终以管理者的身份出现，依靠各级行政职能机构来实现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安全、发展公益事业等职能。这种模式是一种上下结构的控制与服从的关系，其主要弊端源于两方面：从管理者方面来看，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这种单一主体的管理必然会出现管理资源与管理水平不足的问题；从被管理一方来看，不仅难以激发其能动性，反而会因被置于管理方的对立面而造成消极被动甚至反抗。

社会“治理”作为一种公共管理方式，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城邦制时期。尽管迄今为止，人们对“治理”的理解依然有异，但对其有别于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的若干本质特征的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这集中体现在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年对治理所给出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总体来说，社会治理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它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管理模式，它改变了原来管理与被管理的垂直架构，而代之以立体管理结构，既有垂直的，也有平行的，还有两者交叉的。其次，它具有主体多元性。社会管理的主体是单一的国家及政府，而社会治理的主体不管是否以政府为主，都有非政府组织、机构和行为者参与其中。第三，它具有手段多样性。既然政府不再是社会治理体系中唯一的主体，那么政府依靠权力权威进行管理就不再是治理的唯一手段，甚至不是主要手段。各种非政府的组织、机构、行为者将采取多种手段和方式，如引入市场激励机制、共同参与、协商及谈判等方式来寻求解决方案。第四，政府职能的转变。当政府不再是唯一主体时，政府原来承担的多种甚至是全方位的管理职能必然要进行调整，必须与其他治理主体建立起良好的协调关系。为此政府的行为需要具有更多透明性、有效性、责任性、回应性。总之，政府的作用范围与作用方式都要重新界定。

（二）社会治理需要理念创新

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虽只有一字之差，却意味着社会公共事务的处理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这是一种核心价值取向的变化。这一根本性的变化，将带来模式、机制、方法、手段等全面的改变。所以，社会治理不仅是社会公共事务处理方式上的一项制度创新，甚至可以说是一场革命，且首先需要从思想革命开始，变革和创新原有的管理理念。

首先是“政府主体”理念的破除。社会治理相较于原来的社会管理来说，首先需要破除的理念就是“政府主体”的理念，真正确立起“人民做主”的信仰。在社会治理模式中，政府非但不再是唯一的管理主体，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处于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及行为者平等协商的位置，仅作为一个“参与者”的角色出现。其次是“行政管理”理念的改变。当着政府不再是唯一管理方甚至只是参与者时，那么政府行政的使命也需要进行调整。政府部门除了作为国家行政机构要依法严格行政外，作为社会行政资源的占有方，还需要强化服务意识，充分利用和调动各种资源去解决非政府部门无力解决或难以解决的问题。第三是“民主参与”理念的强化。社会治理模式与社会管理模式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可以说人人都是主体。这就需要强化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以个体或团体的形式、固定或不固定的方式参与到社会治理体系中去。如果民众依然是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信念，那么即便政府想转变职能也无法实现。第四是“治理方式”的理念创新。在多种力量民主参与的社会治理结构中，参与治理的各方力量特别是非政府的力量必然存在着区域性的差异，加之不同地方历史基础不同、现实矛盾不同、发展诉求不同等，故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必然会形成体现区域特色的多样化、个性化局面，绝不可能是“一刀切”。

正是由于社会治理完全打破了传统社会管理的制度、方式和理念，给各地开展社会治理工作提供了广阔的创新空间，同时也要求各地要在充分了解区域特点的基础上，打开思路，勇于创新，形成有地方特色的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进而形成自己的治理文化。

二、浙江社会治理要借助海洋精神形成独特的治理文化

浙江在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同样需要理念创新，发挥思想的先导作用。理念创新，可以从多方面发力，但首先需要形成一种社会治理的共识，形成治理文化的核心精神。

（一）浙江社会治理创新要有核心精神指导

理念的创新，并非毫无约束、不着边际，须有目的性、方向性。浙江在社会治理中首先要形成一种共识，特别是要确立社会治理的核心精神，作为治理创新与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

如果我们将社会治理聚焦于多元主体以多种手段协商处理社会公共事务这一显著特点，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什么法律、规则能将其面面到地予以规范，核心精神将不可或缺地、普遍地发挥指导作用。不难想象，如果缺乏共同的价值追求、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等，多元治理主体间的所谓协商、协调、谈判、合作，就只能是一味地各述己思、各表己见，最终恐将导致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乱局。

这种核心精神，从内容上说，当然应该覆盖社会治理的主要方面，如价值取向、精神诉求、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等。同时，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理应充分反映时代特征、体现时展趋势，并适合浙江的社会存在状况。此外，作为社会治理创新与发展的指导思想与精神动力，它还必须具有创新思维的特质。而要将这些丰富的内涵与要求体现出来，非海洋精神莫属。

（二）海洋精神的基本内涵与特征

“精神”一词，有多种含义，其基本释义，一是指人的意识、思维，与物质相对应；一是指宗旨、实质。“海洋精神”一词，虽然还未有确切的定义，但通常是被理解为海洋文明或海洋文化的实质、精髓。

海洋文明是以海洋为背景而生成的。浙江是一个有着漫长海岸线与诸多岛屿的沿海省份，濒海是浙江最鲜明的区域地理特色，并成为浙江文明发展的重要背景。故此，在浙江人民千百年来的社会实践中所孕育、提炼、传承下来的“浙江精神”中，蕴含着鲜明而又丰富的海洋文化特质，海洋精神乃是浙江精神的主体。

与农业文明相比，海洋文明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由于海洋文明是在濒海条件下，依托海洋空间，通过航海、贸易等海上活动与外部世界交往，因而海洋文明与商业文明始终交媾，正如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写道的那样：“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益，从事商业。”这导致海洋文明既具商业活动之品格，又具有航海活动之气质。海洋精神，作为海洋文明的精髓，是海洋群体在依赖海洋而进行的各类活动特别是商业活动中形成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品质。海洋精神的价值取向是凭海而立、向海而兴，把主体的命运与海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主体在海洋面前所体现出来的本质力量联系在一起。近代西方的海洋人文价值取向强烈地表现出冒险、殖民、征服、争霸海洋、控制海权的特征。美国军事学家马汉将其一言以蔽之：“所有帝国的兴衰，决定性的因素在于是否控制了海洋”。在现代社会，人类视海洋为可持续性发展的宝贵财富和重要基地，“得海洋者得天下”已成为全球共识，海洋精神被进一步弘扬而更具世界性和影响力。当然，21世纪海洋精神的价值取向显然比近代更为合理和进步，以人为本而反对强权、霸权，以发展为目标而崇尚和平、和谐。

海洋精神所内涵的特征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

进取、创新的品质。倚海谋生者，必须战胜大海、征服大海才能生存并得以发展，强烈的进取性是航海活动的普遍精神。而商业活动作为一种由利润推动的、以不断获益为目的的行为，既具有无限的扩展性，也充满着生生不息的创造力。进取、创新，是航海与商业的共性，成为海洋精神中的最基本的特征。

开放、包容的心态。海洋是开放的，没有边界，航船所到之处，皆可为家，所谓“四海为家”。海洋也是包容的，“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海洋人凭借舟楫流动，经风雨见世面，对各种文化能兼容并包、为我所用。同样，商业活动不像工、农业活动那样面对稳定的熟人社会，而是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基于市场的扩张而呈现无限的开放性，并以包容心态对待他人，以求“和气生财”。海洋商业活动的这种的流动性、扩张性、不稳定性，造就了海洋文化中强烈的开放、包容的精神气质。

务实、合作的理念。大海是凶险的，它随时都可能造成船毁人亡，航海、贸易本就是迫不得已、具有冒险性。这种风险与危机存在，必然导致务实理念，甚至是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也因为在海上谋生充满风险，使海洋群体不仅对个体自身的能力极为倚重，对同伴间的合作互助也尤为重视，形成“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把个人主义与互助精神的高度融合起来。

自由、公平的气质。商业活动是基于交易双方的自由意志而进行的，商业行为的基本原则是公平，背离这种自由意志与公平准则，商业活动便会成为“一锤子买卖”而无法持续进行。同样，在航海活动中的个体也大多摆脱了繁复的社会体制、社会关系的束缚而能享有更多的人身自由。此外，在大海的广阔无垠、惊涛骇浪面前，人类不仅是渺小的，也是非常平等的，个体无论贫富贵贱，其生死概率基本相等。

风险意识与冒险的心态。商业活动具有极大的风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商品向货币的转化形象地比喻为“惊险的跳跃”，商业风险可见一斑。航海更是“九死一生”，即便后来航海技术提高了，海上活动依然具有极高的风险。强烈的风险意识与冒险心态是海洋精神中鲜明的特色，与农耕文明讲求“天时、地利、人和”的稳妥保守的精神全然不同。

（三）海洋精神契合浙江社会治理的基本诉求

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型，其客观依据显然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所以社会治理体系的建构必须以经济结构为基础，社会治理文化的核心精神也应该适应这种经济基础并促进它的健康发展。所以浙江社会治理文化的核心精神不能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违，应该是既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又能引导社会在改善民生、保障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走向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海洋精神正契合浙江社会治理的基本诉求。

首先，海洋精神有助于推动浙江经济可持续发展。

浙江自古以来就因濒海而尽享海洋贸易之便利，海洋贸易一直是浙江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改革开放以后，浙江人凭借充满海洋特质的“浙江精神”的支撑与推动，在发展民营经济与外向型经济方面取得了骄人业绩，经济发展水平始终处于全国的前列。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以海强省”成为浙江发展的自觉选择和必由之路。2011年初，国务院正式批复《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显然离不开海洋意识的提升与海洋精神的引领。其次，海洋精神有助于促进共治、善治，保障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

共治，显然是社会治理不同于以往社会管理的一个突出特点。“共治”尽管是多主体共同参与、协同治理，但这种“多主体”仍然可以分为两类：政府力量与非政府力量。对于政府部门来说，不仅要从“唯一管理者”的位置上走下来，而且要由行政管理职能向行政服务职能转变。而“海洋精神”首先是一种具有强烈务实性的商业精神和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对于政府职能的转变能够起到明确的导向作用――推动并服务于海洋经济的发展。对于其他非政府力量来说，在社会治理时代，人人都是治理主体，都要增强民主、自治、互助、协商等理念，而这些理念与海洋精神中的独立、自由、公平、合作等特质是完全一致的。

善治，按照俞可平教授的理论，是指“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是政府力量与非政府力量在合作与竞争中，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政府利益或集团利益的最大化。善治的实行，既要求政府改变唯我独尊的管理理念，认清社会公共事务向多元主体开放的趋势，确认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相互依赖与合作的新颖关系；也强调要建立一个健全和发达的公民社会，培育各类非政府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自觉性和能力。所以，善治的实行，必须在过程上让公民有“更多机会和权利参与政府公共政策活动”、在结果上“有效保障公共政策对于公共性的维护，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就此而言，海洋精神中所具有的开放、包容、合作、进取、公正等理念，都与善治的要求完全相吻。

三、海洋精神对于社会治理的推进作用已被实践印证

海洋精神与浙江社会治理诉求的契合，不仅在逻辑上具有合理性，在实践中也已得到印证。无论是温州商人走向全国各地并影响当地社会治理体系，还是义乌汇聚全国乃至全球商户而变革当地社会治理体系；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的“枫桥经验”，还是当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先试先行”，浙江人都凭借“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这一充满海洋文化气息的浙江精神而在社会治理中勇于创新，建构着社会治理方面的“浙江模式”。

（一）温州民间商会积极介入当地社会治理

温州是浙江沿海地区，温州人身上既具有中华民族共同具有的“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更具有崇商敬业、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善于合作的海洋精神特质。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在走出温州、异地经商创业的过程中，开创了通过组建异地商会来代表温州商人群体的利益与诉求、公开介入当地社会公共治理的模式。这种异地商会“为了保证组织决策的民主性、代表性，不断完善和健全商会的组织结构和治理机制；并且，在长期的市场活动中发展出了一套基于群体自愿遵守的制度规范和纠纷化解机制，使其成为行业规范和纠纷化解的重要一极。”这一模式显然充满着浓郁的海洋精神气息，既为自身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客观上也有效地促进了当地社会治理的转型。

（二）义乌以“市场党建”助力政府与商户间的合作治理

义乌是一座建在市场上的“世界城”，这里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各地、各国商户，数以亿计的商品从义乌运往世界各地。这是义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经济发展盛况，也使义乌的社会管理面临严峻挑战。义乌政府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在政府与经商户间建构“合作治理”的模式。但由于种种原因，经商户群体还无法承担起政府合作治理伙伴的角色，义乌市场党组织通过“市场党建”工作，构建起“以市场党组织为核心，涵盖工、团、妇以及商会、行业协会、会展等市场配套组织的完善的覆盖体系”，形成了全国闻名的义乌市场党建模式，在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运行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纽带作用，成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抓手。

（三）浙江社会治理创新长期走在全国前列，贡献了许多原创性的有益经验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二十年间，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向社会建设提出和谐、稳定的更高要求。除了上面所提及的温州、义乌两地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创新之外，浙江其他地市同样屡有创新，使浙江的社会治理创新长期走在全国前列，并贡献了许多原创性的有益经验。

比如，上虞市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要求，首建“政府服务超市”，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第一家规范意义上的行政服务中心；宁波市海曙区创立了“81890”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大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及公共管理与服务水平的提升；苍南县建立了“五站式”民情服务工作新模式，有效地化解了基层矛盾；金华市武义县白洋街道的后陈村更是创造性地成立全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迈出了我国建立村级监督组织的第一步；湖州市建立起“三好六有”城乡社区警务模式，有力地维护了全市的社会和谐稳定；舟山市全面推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形成了“党政主导、公众参与、社会协同、上下联动”的基层工作新格局；杭州市建设党政、市民、媒体“三位一体”和党政、院校、行业企业、媒体“四界联动”为特色的民主民生互动平台，共创共享“生活品质之城”；衢州市推行“建立民情档案、定期沟通民情、为民办事全程服务”的“三民工程”……所有这一切社会治理方面的大胆尝试与创新，可以说是20世纪60年代利用民间力量处理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的全国闻名的“枫桥经验”在浙江的新实践，其背后都是充满海洋特质的浙江精神的支撑。

尽管我们还不能说在社会治理方面浙江已形成成熟的“浙江模式”，但浙江所呈现出来的市场体系发育、政府治理创新、社会组织成长的良性互动格局，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勾画的政府、市场、社会既相对独立又相互支撑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高度契合的。浙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都离不开充满海洋特质的浙江精神的支撑，都离不开海洋精神的引领。未来，面向海洋世纪，面对全球化时代，浙江精神中的海洋特质将更加鲜明、海洋因子将更加活跃。我们坚信，在构建浙江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过程中，海洋精神必将起到独一无二的先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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