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科学论文范例(3篇)

民主与科学论文范文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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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无神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契合意义；路径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12)05-0143-05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变革、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多元化趋势的社会价值观对中国社会主导价值体系产生巨大的冲击。此外，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种种有神论的存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带来了巨大挑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挑战着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基础，严重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可以认为，探究科学无神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的契合，实现二者的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和相辅相成，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构筑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实现和谐社会建设的伟大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科学无神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契合

科学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初形态，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化过程中的衍生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对科学无神论的本质拓展，更是对科学无神论的理论创新。科学无神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紧密相连，二者在许多方面紧密契合。

（一）本质内涵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是无神论思想发展的科学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无神论，

是抵制和反对宗教神学和封建迷信等种种有神论思想的有力武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科学批判和彻底否定鬼神迷信以及各种巫术的理论［1］。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它内在地包含着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丰富内容，如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这些都体现了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对中国人民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具体要求。

科学无神论属于世界观的范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的要求在此基础上阐述得更为具体。马克思主义，包括科学无神论在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根基，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是对科学无神论的丰富和拓展。

（二）思想基础的契合

科学无神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基础契合一致。马克思主义是它们共同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一直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贯彻始终。他们坚持在群众中深入宣传科学无神论，帮助广大群众从虚幻的世界中解脱而面对现实生活，创造美好未来。拥有科学无神论思想能够极大地释放人的独立的自我意识，充分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有利于提高认识主体的创造能力。因此，科学无神论思想的传播，对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国民健康、科学思想素质的提高提供了思想保障，从而对中华民族共同理想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

（三）理论特性和品格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吸收融合了自古以来无神论思想的精华，其中就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单纯教授认为，科学无神论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渊源，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都有贡献［2］。传统文化是决定外来文化能否被接受和顺利融合的关键，中华传统文化包含朴素的无神论思想。从荀子、王充、范缜到柳宗元、王夫之等思想家先后都表达过自己的无神论思想。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继承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它以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道德等价值文化作为其基础和依托，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文化兼容并蓄的结果。应该说，科学无神论是无产阶级对以往种种无神论的批判继承，同时也是对无神论的创新和发展，其品格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一样。它是一个开放发展的体系，也是批判创新和与时俱进的体系。因此，它是真正的“科学”的无神论。事实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本身也体现了继承与发展的统一，具有时代创新性，两者的理论品质在根本上实现了契合统一。

（四）实践任务的契合

科学无神论告诉人们，如果要想取得现世幸福，挣脱现实苦难，必须要通过奋斗才能达到。共产主义是人类为之不懈努力的最终目标，它也是科学无神论的归宿。科学无神论要求并且可以帮助人们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这是科学无神论肩负的神圣的历史使命。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是中华民族追求美好未来的发展前景。理想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支撑，理想具有层次性。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最高层次的理想，而中国人民现阶段的共同理想就是通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把中国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

科学无神论最终导致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作为现阶段的目标，由此及彼，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综上所述，科学无神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契合关系。二者之间在本质内涵、思想内容、理论特性和品格、实践任务四个方面都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由此更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拓创新的本质内涵，表现了其持久的生命活力。

二、科学无神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契合意义

研究和促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契合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现实的意义，这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当论形态的形成，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从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民主与科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科学素质;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7-0025-03

近年来，虽然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在总体上有显著的上升，但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较而言形势却比较严峻。根据中国科协在2010年公布的第8次除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外的全国范围内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的调查结果，显示出我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所占比例仅为3.27%[1]，数据表明，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仅相当于1991年的日本（3%）、1989年的加拿大（4%）和1992年的欧盟（5%）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2]。低下的公民科学素质与当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如不加以重视，必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同时也将影响到我国软实力的提升。而在经济社会发展上，低下的公民科学素质必将影响到当前经济体制的改革，城乡公民差距显著的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也阻碍了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扩大了城乡的贫富差距。事实证明，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的根本动因和基础主要在于生产力水平的上升和大众日益增长的学习需求，这项工程需要财政投入、健全的体制和配套政策作为保障，须借助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事业的大力地发展这些教育路径，在广大民众中大力弘扬科学精神，自觉摒弃传统文化的糟粕，才能有效提高公民科学素质水平[3]。在社会矛盾凸显的形势下，提高公民的科学素质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需要包括政府、教育机构和组织、科学普及与科学传播组织以及公民个体的参与。公共选择理论的首倡者詹姆士・布坎南（JamesBuchanan）认为：在行动能力范畴中，人们被理解为最大利益的理性追求者。选择策略的成败，主要取决于各参与主体的策略性选择[4]。公共选择理论主张，在涉及公众利益的集体性抉择中，并不是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而是各种特殊利益之间缔约结果。这个结果和企业行为的结果一样，是源自各个利益主体博弈和较量的产物[5]。公共选择理论主要研究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决策形成的过程，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和观点来构建包括政客、官僚集团与利益集团以及权威人士之间相互博弈和妥协的当代政治行为模式。其主要假设的基本点在于：政治行动主体同经济行动主体一样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理性行动和理。以公共选择理论进行政策分析基于四种假设：首先政策过程所涉及的政策主体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其次各政策主体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一目标贯穿于整个政策决策的全过程。再次每个政策主体均有意识地回避各种未知的政策风险与损失。最后各主体围绕各自利益而开展的博弈结果制约着政策的成败。“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每个主体各自的利益诉求既包括基于公共利益的诉求，也包含在基于自利的倾向内。”[6]公共选择理论把经济学理论中对“经济人”的假设引进对主体政治行为的研究中，以“理性经济人”的眼光来辨析产生于政治交易中的各种弊端，认为无论是政府的政策制定者还是作为选民的公民都是理性经济主体，都以追求最大化利益为目标，其行为选择都是以各自的成本―收益计算为前提的。本文旨在公共选择理论的视野下，结合我国当前社会结构发生的变迁和实际国情，分别从参与主体包括政府、科普组织以及所有公民基于各自利益选择策略的分析，力求探讨出契合公共选择理论的切实有效的途径，推进公民科技文化素质的建设，提高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

一、政府在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中的利益诉求和策略选择

中央政府是公民科学素质建构系统的主导者。作为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工程这项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发起人，其前提必须基于有利于广大民众的公共利益。近十年来，国家大力提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工程，研究公民科学素质的基准，并出台了一系列有助于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的文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等。其中包括：制定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通过多个课题组分期分阶段展开公民科学素质全面调查，定期形成研究成果集并公布调查结果;制定国家公民科学素质基准，为提高公民科学素质提供了标准和途径。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家的基本行为动机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其效用函数的变量主要有权力、威望、地位和名声，而提高公共利益虽然也列入其位，但肯定不是权重最大或位置最前的变量。”[7]在公共选择理论视野下分析中央政府关于国民科学素质工程的利益诉求可知，从表面看，以中国科协为主导的政府机构确实在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系统上下了不少功夫，但效果并不显著，短时间内无法解决国内公民科学素质不高，城乡居民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我国虽然在不断深化教育改革，但改革效果仍不尽如人意，再加上非政府组织的民间教育主体发展还未成熟，单靠政府的公费教育政策显然无法真正满足公民科学素质尤其是农村青年科学素质的需求。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中央政府会追求利益最大化，在稳政权的前提下，逐步推进我国科学教育改革的策略。而其最优策略则是在政策保障、资金投入这两个方面的政府支持。在提高公民科学素质这项大工程上给予足够的政策保障，颁布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定适宜政策的同时认真贯彻落实这些政策，为提高公民科学素质营造一个相对稳定的法律环境，并完善为提高公民科学素质而准备的基础设施。

首先，建立和完善学校科学教育制度，同时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推进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改革。包括公立教育、民办教育、成人教育、远程教育等。深化教育改革进程。推进九年义务教育内在质量的提高，继续扩大从幼儿园到大学各级教育的入学率，在强化正规教育对培养公民科学素质培养的功能同时，鼓励和发展非政府组织的职业教育和成人培训，提供多样化和多层次的教育和培训，是已经脱离了学校的人群的科学素质得以提高的重要手段。

其次，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科普活动的作用，从而提高农民科学素质。如能将提高公民科学素质与当地新农村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带动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将促使城乡经济发展不断趋于新的平衡。除此之外，由于目前我国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不高，与男性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须强调和重视农村女性科学素质的提高。事实上，女性作为子女教育、家庭卫生保健的主力军，如能将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运用在整个家庭系统的健康上，在子女教育、家庭成员的健康与保健以及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培养上将都有较大的优势。

最后，政府应加大对科学教育、科普活动等项目进行财力、物力的投入，切实推行公民科学素质工程[3]。政府如能增加专项科普投入作为建设公共财政体制的一个重点和支点，政府的财政支持将成为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的最基本保障。我国的教育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要想国家强大，首先必须加大对科教的经费投入，并且投入费用的增长幅度应大于政府常规性支出的比例。从公共选择理论来看，政府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它们意识到推动国民科学素质将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旦具有这样的利益需求，在遵循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下，政府将选择把资金投入到可在短期内产生效益或可让公众显而易见的领域上。因此，出于提升地方政绩的考虑，各级政府关于推动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策略选择是在贯彻中央政府的指令的前提下，结合自身的特点，积极推进公民科学素质提高工程，探索适合自身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和对策。

二、科普组织在科学普及和科普教育中的利益诉求和策略选择

目前，科学技术协会这一科普机构是全国公民科学素质工程的主导组织，也是主要的倡导机构。然而就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仍然比较小，各地级市科协对此项工程投入还比较少，积极性不高。如果把科协这样的科普组织看作一个类似于企业的主体和实体，本身同样具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因此，科协最优策略应该是，在积极响应上级有关部门号召和履行社会责任的前提下，通过加大对公民科学素质行动项目的宣传和支持力度来实现协会宗旨。在具备了政府鼎力支持的基础后，应开展多种形式的科学技术普及活动。建设一支职业化的科学传播队伍，完善和普及科技场馆和科学文化设施同时采用网络等先进宣传手段。采取有效的方法在全社会广泛普及和传播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以满足日益增长和日益多元化的大众需求，使之深入人心。在循序渐进中不断提高公民科学素质[3]。

其次，增加科技场馆的建设是发挥科学普及功能的重要物质载体。日本不到1.5亿人口，有超过320座科技博物馆，平均每38万人拥有一座科技博物馆。比较而言，我国的科技场馆和科学文化设施非常匮乏。2001年为止，在现有的280座科技博物馆中，基本达到建设标准、以科普展览教育为主要任务的只有15座[8]。同时，不少科技馆的建筑格局、场地设施由于展厅和教室面积过小等问题并无法符合标准建筑的要求。许多地方政府把科技馆兼做其他用途如服务接待、会议、联谊等综合性科技活动场所，其建设目标和定位存在很大的盲目性。这就说明，作为科学普及物质载体的科技博物馆在数量和质量上远远无法满足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的需求。

最后，在大数据时代，应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来拓宽公众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渠道。当今世界，智能手机已经取代电视、报纸等媒介成为主要的传媒载体，具有不可估量的舆论影响力。目前，我国现有的专业型科普网站有几十个，比较著名的网站有“中国科普网”“中国公众科技网”和“中国科技博览”等。但通过网络这种大众媒体而进行的科普活动在质量上和力度上仍不尽如人意，有很大潜力尚待挖掘。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科普组织若想在科学普及和科学传播中获得利益最大化，应进一步加强诸多科普网站的建设，提高科普网站的覆盖率和传播质量，扩大影响面和受益面，从而提高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整体水平。

三、全民主体作为参与者与受益者的利益诉求和策略选择

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是一项宏大的行动计划，仅依靠自上而下推进和调控还不够，须依靠我国全体公民自觉地参与其中，积极参加到各种科学普及活动中来，产生自下而上的效应，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两条线路，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才能真得到实现。全民主体包括了科学家、教育工作者以及其他所有国民。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来看，公众的自主参与将会极大提高个人的综合素质，进而影响人的职业发展、收入提升，从而实现理性主体的利益最大化。因此，人人参与、自主自觉投入这项民生工程中来是个体最好的利益诉求方式和策略选择。

教育工作者应充分发挥其科学教育的主要作用，成为公民科学素质提高的核心渠道。教育工作者应依托各级学校科学教育教学工作来开展各种课外科技活动，切实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培育具有吸引力的校外科技活动，培养教育对象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成人教育和培训在提高我国公民整体科学素质中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扫盲、在岗人员培训和岗前培训、农村成人继续教育等的培训形式对于已经脱离了校园的群体大有裨益。

全民总动员式的全民参与将为提高我国公民整体的科学素质水平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全民总动员式的全民式参与到科学素质行动中来，自觉抵制和破除各种封建愚昧迷信和落后的风俗，最广范围地弘扬求真务实、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通过长期努力，在提高全民科学素质这项工程中，人人都是利益获得者，个人获得的全面发展进而会带动整个社会进入良性发展的时期，反过来又能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和正义的风气形成。可以说，要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实现其工程的全面性、整体性和持续性，人人参与，广泛理解是取得良好成效的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

[1]刘莉.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显示[EB/OL].科技日报，http：//210.73.64.124/bjkpzc/kpxx/327293.shtml

[2]邓环.提高公民科技文化素质对和谐社会构建的意义及途径[J].科技管理研究，2011（8）：228.

[3]邓环.基于和谐社会构建的公民科技文化素养的实证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6.

[4]詹姆斯・J・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M].吴良健，桑伍，曾获，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36

[5]田爱丽，张晓峰.对现行教育管理制度的反思：“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24（11）：18.

[6]邱瑜，张彩云.公共选择理论视野下的高校自主招生政策分析[J].高教探索，2010（3）：87.

[7]贾勇宏.我国公共教育投资短缺的公共选择理论分析[J].当代教育科学，2005（12）：13.

[8]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国科普报告2002[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02.

TheCountermeasuresofimprovingthecitizensscientificquality

fromtheperspectiveofpublicchoicetheory

DENGHuan，LUJieyu

（GuangXi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Nanning530006，China）

民主与科学论文范文

“民俗”与“艺术”的联系早在民俗学兴起的十九世纪就已被提及，在当今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我国学人胡愈之在1921年1月就把艺术列为民俗研究的三个基本“事项”之一。至于“民俗艺术”作为专门的术语，在我国上世纪40年代就已出现。常任侠在1943年出版了《民俗艺术考古论集》，岑家梧1944年写了《中国民俗艺术概说》一文，后收入《中国艺术论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民俗艺术”已越来越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出版了王连海《中国民俗艺术品鉴赏》丛书、孙建君《中国民俗艺术图说》丛书、靳之林《生命之树与中国民间民俗艺术》、李瑞岐《论群众文化与民俗艺术》等著作；以及陶思炎《论民俗艺术学研究》、王宁宁《学术规范与民俗艺术》等论述。可以说，这些著述在图录和专题的研究、概念界定、体系建构等方面都对民俗艺术作充分的研讨。但整体而言，目前尚缺少对民俗艺术学的体系性研究，缺少学科高度的理论审视，缺少立体的历时性和现实性的深度描述研究，无法呈现学科建设的方向性标尺的专著文献。

2013年8月，由南京出版社推出的陶思炎教授等著述的《民俗艺术学》一书，填补了学科的空白，以其特有的创新性、学术性、体系性，解析相关民俗艺术学的基本范畴的研究体系，同时在实践的层面上，又从民俗艺术的创作、传承和应用着眼，涉及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产业发展现实问题。

《民俗艺术学》确立了民俗艺术学是以“民俗”与“艺术”为研究对象的交叉学科，但它不再以二者的相互关系为研讨重点，而是把“民俗艺术”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它的内外部规律，旨在建立它的理论体系，构建艺术学总体框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并使其具有独立学科的性质。民俗艺术学的学科建设任务，就理论领域而言，就是要建立和完善它自身的学科体系，并形成符合我国民俗艺术存在实际的基本理论、应有理论、批评理论、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在基本理论的建构中，需要确立理论的支撑点，形成学术概括与理论阐发的基础。理论支点是学科理论系统的支撑点，也是一定学科理论范畴中最具个性特色的部分。对民俗艺术学来说，其理论支点可以用“三论”来概括，即“传承论”、“社会论”和“象征论”，它们分别从存在特征、属性风格和表现方式三个方面构成了民俗艺术学的理论基础。除了理论建设，民俗艺术学的建设任务还包括实践的诸多环节。就主要实践领域来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方面、在乡土教育和国情教育方面、在民俗艺术产业发展和产业群建设方面、在民族特色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在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与合作方面，民俗艺术学也负有建设的使命，并能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民俗艺术学》还从方法论的角度揭示出民俗艺术作为物质化的艺术形态的存在，其研究从一开始便遭遇到一种矛盾，即视觉的审美思考与历史的观看方式之间的冲突，进而产生研究者所面临的物质性要求与精神性要求相对立的矛盾选择——是以事项本身的现象历史为主，还是以事项背后的社会文化问题为主。如果仅仅以艺术对象自身的形态历史为唯一目标，会在理念层面上削减艺术史研究的有效性；但若过度指向艺术之外的社会文化问题，则易导致背离本体只注重艺术社会功能学的庸俗化倾向。解决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在研究事项形态发生过程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求关于现象背后的社会指向。因为，民俗艺术并非一个独立自足的实体，更不是一个可以脱离一定社会精神总和的纯粹物质方式。它产生于特定的环境，与文化、社会景况的联系，比以往人们所普遍相信的远为紧密，能够“引发并强调这种作为一个整体，又从属于一个更大的、包罗万象的、作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宇宙整体的性质”。

民族艺术是由某一民族群体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艺术形式和艺术传统。民族艺术是特定民族的精神意识形态领域的物化载体，是该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标志。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讲，民族艺术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民族主体（传承人）为满足主观与情感的需求，而进行的一种特殊的以满足该民族精神领域期望的行为方式。传承作为动态的过程，立足于时间的跨度，是对民族艺术传统的沿袭与确立做出的文化判断与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