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传播的意义范例(3篇)

民族文化传播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事业;本义新闻学

一、引言

白润生教授在《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中指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具体来说，应该包括民族新闻，以少数民族语文传播的新闻，民族新闻机构及其业务活动，以中国少数民族语文传播的新闻机构及其业务活动，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的队伍建设和民族新闻传播的历史发展。”白教授的这一观点，笔者是基本同意的。结合中国少数民族的实际，笔者认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学的研究对象，不但包括少数民族新闻事业所指范畴，还应将“新闻”的“传播活动”纳入研究视野。

新闻事业是人类新闻传播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新闻事业产生之前，新闻传播活动大量存在;新闻事业产生之后，新闻传播活动更加活跃，在少数民族地区尤其如此。如果少数民族新闻学不研究少数民族的新闻传播活动，而仅针对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做讨论，这本身就是本末倒置的，既不符合现实情况，也不符合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特点。

二、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研究现状

(一)新闻事业的涵义

新闻事业是指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系统的新闻媒介有组织的采集、报道、评述和传播新闻以影响舆论、服务社会的经常活动。资料显示，到2006年9月为止，我国民族地区的各类报纸已达到200多种，共有99种民族文字报纸和223种民族文字期刊，用10余种民族文字出版。

此外，我国现有出版民族文字图书的各类出版社32家，用20多种民族文字出版图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广播电台每天用21种民族语言进行播音。

(二)新闻事业在少数名族新闻学中的地位

将新闻事业作为少数民族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毋庸置疑。实际上，现在学界所从事的理论研究也多是从大众媒介入手的。如张斌的《浅谈如何做好新时期民族新闻报道》，刘亮明的《认识和把握民族地区新闻报道的特点》，刘眷歌、金林的《浅析主流媒体的少数民族新闻报道——以〈人民日报〉为例》，张通生、马哲的《关于改进少数民族新闻报道的思考》;李勤的《大众传播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阿斯买·尼亚孜、金玉萍的《维吾尔民文党报传播效果研究》，李克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现状调查》等。马树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纸概略》，白润生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周德仓的《西藏新闻传播史》，崔相哲的《中国朝鲜族报纸、广播、杂志史》，林青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电视发展史》等系列专著，使得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三)少数民族聚居区新闻事业的制约因素

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逐步认识到，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新闻事业发展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这类地区一般交通不便、地形复杂、经济落后，因为缺乏获取发行和广告利润的动力，大量商业性质的报刊不愿将发行点铺设至县级市;同时，在欠发达地区，一般而言，党媒往往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唯一类型的本地新闻媒体，其运作经费主要来源与地方财政收入和上级拨款，由于经济落后，地方财政收入少，本地党媒的内容制作和新闻传播能力受到严重制约;另外，少数民族聚居区因为交通不便，大多数农村居民平时的交际圈仅限于本群族内部，使用汉字和汉语普通话的能力较弱，使得该类地区的居民不愿购买信息产品或媒介终端[1]。

新闻事业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发展和应用与当地实际情况有着密切关联，这种关联性往往超越了新闻事业的一般发展规律，显示出了强烈的特殊性。总体来说，对于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研究，学术界已初步形成研究范式，总结出了有效的研究方法。

三、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的研究现状

(一)新闻传播活动产生的历史来源

在新闻事业产生之前，有没有新闻传播活动?这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理论新闻界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回答。

新闻传播活动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一种信息传播活动[2]，是人们之间相互进行的获取新情况、交流新信息的社会传播活动。在人类还远远没有新闻意识的情况下，它就开始了。它与人类社会共生，与一般传播同步。

(二)新闻传播活动的涵义

新闻传播活动在“人们之间相互进行”，“这首先表示新闻传播并不只指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新闻传播媒介出现以后的新闻传播活动或仅仅是这些媒介所从事的活动。它包括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人们在不同层次、以各种方式进行的获取新情况、新信息的一切活动[2]”。“新闻信息是始终存在的，只是在人类活动的早期，融于一般信息的传播之中，难以以一种绝对的标准予以判断[3]”。

以新闻概念的出现，或以新闻传播业的诞生作为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传播现象发生的标志，显然不符合人类新闻传播发生史的真实面目，在理论上也很难形成符合逻辑的解释[4]。宁树藩教授为黄旦教授的《新闻传播学》一书作序时认为“新闻学可分为两类：一是以新闻传播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这可说是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一是以报纸等新闻媒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而形成起来的，无以名之，故称之为广义新闻学。”

(三)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特殊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制度都处于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阶段。由于进入社会化进程的历史起点不一样，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痕迹与惯性依然存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事业产生有其特殊性，我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的兴起始于20世纪初叶，比古代汉族地区的报刊相比晚了近100年。更重要的是，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事业出现之始，往往与当地社会的经济、文化状况并不相符，大多是政府“输血”的结果，而并非商品经济的产物。

如在西藏地区，姑且不论1907年联豫创办《西藏白话报》的历史条件，就是在1956年创办《西藏日报》也远远超出了当时西藏社会的实际水平。

同时，即便是今天，新闻传播事业也并没有完全覆盖少数民族地区。以西藏为例，西藏自治区是中国人口最少、密度最小的省区，人口密度平均为每平方公里2.03人，只有全国平均数的1/60。大众传媒的传播力可想而知。在广大农牧区特别是边境地区，由于地广人稀居住高度分散，自然环境恶劣，还有约15%左右的地方收看不到广播电视节目。在一些地方，《西藏日报》被延迟为“周报”、“旬刊”、“月报”，而在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西藏墨脱县，日报几成“年报”。

制约西藏新闻事业发展的还有教育水平、电力、经济实力等因素。这正是西藏新闻传播的真实性所在[5]。根据《中国人口年鉴》的统计数据，1949～1999年西藏的文盲率高达95%。近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西藏的文盲率已经降低，但依然位居全国第一，高达32.5%。高文盲率必然导致低读报率，目前西藏报纸的个人订户极少[6]。

在大众传媒无法到达，或者影响力非常有限的少数民族地区，苛求新闻事业的规律和普遍性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以大众传媒的视域解读“新闻”传播现象，也是不尽合理的。

这些地区并非不存在“新闻”的“传播活动”，而研究此类新闻传播活动正是少数民族理论新闻界的重要课题。本研究所指“新闻传播活动”正是非新闻事业所进行、没有“自觉”的“新闻”的“传播活动”。

四、研究新闻传播活动对于少数民族新闻学的意义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类型大致可以分为采集渔猎型、畜牧经济型、农耕经济型。乡土社会依然是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在熟人中，我们的话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乡土社会中，“在一个每代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影片的社会中，历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传奇’。都市社会里有新闻;在乡土社会，‘新闻’是稀奇古怪、荒诞不经的意思。在都市社会里有名人，乡土社会里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不为人先，不为人后，做人就得循规蹈矩。这种社会用不上常态曲线，而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套。[7]”今天，在我国一些民族聚居地，现代传媒还尚未直接成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重要信息源。以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的高山彝族农民为例，他们能明白县政府、乡、村的概念，是因为他们在接收扶贫帮助中，一些物资就是由这些主体给予的。而对没有发生过直接关系的“民族”、“省委”、“州委”、“法院”等概念，他们就显得很茫然，其本民族原有语言既无此词汇，他们也从未目睹过此类事物。

现代化的新闻事业似乎和乡土社会天然横亘着格格不入。而直至新中国成立后，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满族已全部转用汉语外，其他53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而55个少数民族中仍然有26个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断言：一切文化中不能没有“词”，可是不一定有“文字”。乡土社会，大体上，是没有“文字”的社会。对于没有本民族文字、又不使用汉字的少数民族而言，显然存在着信息交流，一些信息中混杂着具有“新闻”特性的东西。以“新闻事业”视角来考察没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的“新闻传播活动”是不公平的。

实际上，一些学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撰文立论。“学术界似乎还存在着一种忽视或轻视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倾向。一些学者轻描淡写，用‘新闻迹象’这一说法来概括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活动。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研究中国新闻事业史不必去考察它是如何‘从猿到人’的。似乎中国新闻事业即从近代开始，并且有着具体的起点：1850年上海出版的英文周报———《北华捷报》。诚然，新闻事业从本质上讲属于近代文明，但这不应是古代新闻传播活动失去学术价值的理由[8]”。“前者(新闻传播活动)是核心，是基础，失去前者就不成其为新闻学了。

可是，长期以来，对新闻的研究不被重视。历史上，当新闻学作为一种专门学问出现时，其内容实为广义新闻学，对新闻的研究，往往置于次要地位。[9]”

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统计，目前，22个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总人数为63万，其聚集村有53.9%是贫困村;绝对贫困人口为19万;平均文盲率为42.3%。这样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显然很难适应现代化的新闻传播体系。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的特殊性正在于，新闻传播渠道和手段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原始姿态，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大众媒体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正经历着“从猿到人”的蜕变，是人类新闻传播活动发展史的活化石。以西藏的珞巴族为例，珞巴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解放前还过着于刀耕火种、刻木结绳的生活。1951年印度扩张主义者企图派兵侵占德根和梅楚卡地区，这个消息被博噶尔部落仰崩村的牙莫头人知道后，立即给德根头人送去一份信：一根扎有红羊毛的木棍，表示博噶尔人同德根人一道坚决抗击人侵者。德根人接信后，迅速做好了迎战准备，给了人侵者以沉重的打击。以这种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为蓝本，考察其仍活跃于生产、生活中的新闻传播活动，远比研究在政府“输血”和帮助下建立的新闻事业机构丰富和有趣得多。

实际上，其他方式的新闻传播活动并没有因大众传播的掀起、盛行而消亡，它们不仅和大众传媒同时存在，而且此消彼长，互为补充，以叠加的方式向前发展，使得人类的新闻传播不断呈现丰富与多样性的色彩。这也恰恰是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学的魅力所在。

胡钰博士在《新闻传播导论》中将新闻传播分为三个形态：初级形态，从有人时代开始，持续到完整的语言文字体系的形成;中级形态，即人类在掌握语言文字后，意识到个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不但在物质形式上不能脱离，在意识形态上也不能脱离，因而出现了古代报刊;高级形态，以现代报刊诞生为标志，出现大众传媒占主导地位的新闻事业。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中这三个形态中均有体现，甚至初级形态和中级形态还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种比重也恰恰是该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的真实反映。当前，中国少数民族正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转型;同时，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也正经历着从初、中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转变。而这正符合新闻规律的一般特征。

五、小结

目前，学术界关于新闻的定义尚有争议，主要的观点包括报道说、事实说、信息说、手段说。除事实说外，其他三种新闻定义都将新闻与大众传媒紧密相连，也就是说，没有大众传媒就不存在“新闻”定义。这种新闻定义，在大众传媒盛行并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机械地运用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显然就不甚妥当了。而复旦大学的宁树藩教授早在1994年为黄旦教授的《新闻传播学》一书撰写的序言中，就提出了两种新闻学的概念，即把以新闻为研究对象的新闻学，称之为“本义新闻学”，实为报学的那种新闻学称之为“广义新闻学”。并大力倡导对“本义新闻学”的重视与研究。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少数民族新闻学应是以少数民族社会客观存在的新闻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的重点是新闻传播活动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注重探索新闻事业的产生、发展的特殊规律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的一门科学。

参考文献

[1]罗鸣.中国发展新闻学概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黄旦.新闻传播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

[3]陈力丹.世界新闻传播史[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

[4]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

[5]周德仓.西藏新闻传播30年[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8(5).

[6]张征，张玉荣.“战场”不能被当做改革的遁词[J].国际新闻界，2010(2).

[7]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

[8]周光明.关于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几点看法[J]新闻与传播评论，2007(Z1).

民族文化传播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电视传播原生态策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全球化也随之成为现实，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消费文化呈现出五光十色的一面，而民族文化，特别是原生态地域文化可能会随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并走向灭亡，这样的退化或者消失已然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应如何来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使其在淡出人们视野之后又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之中，从而使人类文化向多元化发展，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域文化特别是各地区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构建我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我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各民族原生态文化已成为当今一项重要任务。

当今社会是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利用媒介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不失为拯救即将消失文化的一项有效措施。而怎样利用现代传播载体，强势推动地域文化传播使之焕发生机与活力，从而达到更好地保护地域文化的效果，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在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的众多媒介中，电视作为当前的主流媒介，自诞生以来就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大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信息发达时代的今天，电视已经占据了大众传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人类传播信息的中介系统，更是当代社会文化消费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以电视传播为平台，把我国各地区的文化特色融入电视节目之中，尤其是文艺节目之中，可以有效实现传播地域文化的目的。比如在众多的大型综艺节目中，中央电视台的《欢乐中国行》无论是从策划还是节目宗旨方面，都以其独有的以宣传地域文化为内涵追求的鲜明特征而超越了一般综艺节目的文化意蕴。它着力于展示地域文化和城市魅力，突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尽情展示祖国各地风采，通过节目的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底蕴被搬上电视舞台，并通过电视传媒向全国进行传播，从而使全国观众了解到民族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另外，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与《魅力12》栏目是对各民族各地区原生态民歌的一种传承和保护，经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域文化的推广效果也比较好。

电视：民族地域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在商业文化大大压制了原生态文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迫切需要得到传播和保护。于是，各种媒介运用它们不同的方式，对地域文化进行广泛的传播，并希望借助这种传播，让人们更加关注地域文化从而使其得到保护。

在众多的媒介中，“电视传媒是一种以电视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是伴随着人类对于电视的运用而产生的一种现代的社会现象，是传播的二级系统”①。根据电视的特点，“电视传播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其传播内容涉及人类文化各个领域，它极大地拓宽了人类视听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②，它视听兼备，传播迅速，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电视传播的价值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积极向上、富有肯定效用意义方面的含义，它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首先，发挥本质、传播信息。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③的确，在认真考察人类的媒介发展史中，各种媒介对信息传播并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电视诞生并普及后，迅速成为如今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电视传播也便成为人们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其次，在电视传播价值关系中，传播者和受众都是主体，而电视传媒则是客体，在电视传播的社会实践中，人类本身才是电视传播活动的最终服务对象，因此以人为本，在传播过程中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是电视传播最重要的价值。而以人为本也正符合地域文化传播的基本内涵。

民族文化传播的意义范文篇3

文学传播的实质是文化传播，突出的表现为人们对传播中价值问题的关注。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七千多年来在与时俱进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是世界历史上最悠久、灿烂而又从未中断过的人类文明奇葩。它具有无穷的魅力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是中华56个民族和海内外华人共同的精神财富、情感纽带和身份认同的胎记及挥之不去的烙印。因此，经典文学传播要注意对民族情感的尊重和民族文化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只有这样才能使受众接受。例如，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在亚洲等华人圈短时间内大受欢迎的盛况与其在欧美的渐次升温，背后都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有关。

从文化的规范功能看，传播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宣扬规范（包括规范的变化），将规范“常识化”，可以说，传播加固了社会的向心力。从广义上讲，文化是能够系统地完满地自洽地解释自己的意图行为的一套知识。一个人有文化，也就是他被“文”化了，他习得了包括语言在内的一系列的条条框框，懂得了习俗、历史语境（包括意识形态），能够将事实、见闻（包括历史上的和正在发生的）纳入自己的视野，在理路上与业已有的认知融通起来，做出响应、判断。从这也可以看出，文化延续，实际上是在进行一项项的教化、传达、文化延续的过程，是一个生动细致的传播过程。文化是一个自洽的系统，与地域相关，不同的文化各有特色，一个传播系统（包括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路径）关联的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系统。一个传播系统的特点也将揭示一个社会的特色，如古代的烽火戏诸侯中，所体现的就是与以信息高速公路为传播方式为主的一个大不一样的社会。传播的文化品格，实质是说，传播是一个充满了价值、感情的领域。价值是有层级的，有等级的。一个社会总有它的核心的、最高的价值标准，这个标准由于层级高，而形成对其它个人标准的势能。最高级的价值是和这个社会的议事日程一致的，它指向社会设定的发展目标。传播所做的事，就是将这个最高的核心标准传达下去。传播就是要企图达到各个文化共同体及不同的人之间的互动。

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思想基础，经典文学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实载体。优秀传统文化是树立民族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的精神支柱。文化的认同是高层次的认同，文化的力量是一种潜移默化、无可匹敌的力量。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儿女的精神依归，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亲和力和生命力。中华文化的崇尚统一、追求和谐、注重道德、张扬自强高尚人格、讲求厚德载物气度、主张革新鼎故与时俱进等优秀传统，不仅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悠久历史的精神结晶，更是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要维护民族团结、民族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保持一种强大无比的民族向心力、凝聚力，不仅需要共同利益的物质基础，而且需要能维系人心、增强民族团结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思想基础。一个民族要有强大的凝聚力，就必须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是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主要依据，自信心的根源在于对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正确认识。通过经典文学作家们的文学作品，世界不同民族的人民认识了中国文化，认识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文化发展、文化交融、碰撞以及这些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

经典文学的价值存在于其自身的广泛传播和人们的理解之中，经典文学的存在也因其广泛传播和受众的种种理解而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存在，而受众都是文化造就的。中国文化绵延五千多年，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巨大的凝聚力和超常的稳定性。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中国传统文化凝聚力就是这种历史文明的结晶。文化凝聚力有着它的历史内涵，又需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丰富和发展。中国在世界上被誉为文明古国、礼义之邦，这都与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文化，尤其是与其伦理道德学说的熏陶有密切关系。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形成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素质、民族品格等，起着重要的潜移默化的教导作用。这种文化凝聚力是社会发展的潜在动力，是加强民族凝聚力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是联系炎黄子孙的纽带。

文化根源是形成一个民族凝聚力的根本原因。因为这种凝聚力说到底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和一种无形的文化链接。中国文化是形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坚实基础，是使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绵延不绝的血脉之根，而中国文学记载着久远而优秀的中国文化，经典文学中的很多东西都与文化传播分不开，注重优秀文化的熏陶和对中华文化的体认，强调阅读经典名著、优秀诗文，体现了浓郁的人文情怀和广阔的人文视野。《楚辞》的诡谲奇丽，《诗经》的质拙朴实，唐诗的雍容华贵，宋词的典雅绮秀，都通过文学语言显现出博大精深的文化意蕴，体现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一脉中国气派。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陈腐的内容，也有优秀的内容。中国的陈腐传统如封建思想以及所谓国民劣根性之类，易于认识却难以克服。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却难以认识而不易理解。我们创建新文化，必须严肃批判陈腐的传统，同时也必须深刻理解优秀传统。这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让学生接受中华民族的文学，就是接受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使得它们与学生自己的文化保持着割不断的心理联系，形成健康的民族意识和强烈的民族感情。

文学是文化的结晶，是文化要素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文化看着是有物质的、行为的、精神的三个由表及里的组成层面，那么文学应该是文化的精神层面的组成部分。实际上，今天人们认识一个特定区域或民族的文化，除了田野考察之外，最主要就是通过文学、哲学、艺术等精神文化层面的东西去认识的。哲学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精髓，而文学则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最为集中、最为形象、最为生动的集中体现。要认识中国文化，最为集中、最为生动、最为形象的莫过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四大古典名著等。这些伟大的作品，展示了中国人的生活，描述了中国人的生存环境、记载了他们的情感、婚姻、习俗，抒写了中国人的精神、思维方式，提供了中国人的社会结构。同时，在这些伟大的作品进行传播时，这些伟大的文学作品又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并且将中国文化升华了，升华为一种伟大的文化，一种可以为全人类所共享的文化。可以说不能通过自己民族的文化文本将自己民族的文化升华的民族，其文化不可能长久，也不可能真正为世界各民族文化所认可。

经典文学在传播的过程中仍然保持着每个民族和地区的特色。文学的引进不是模仿，是创造；文学传播不是简单的同化，而是多元共生。如传统文学作品的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学翻译活动，是一个在文学传播中跨越不同语言系统的语言处理平台；翻译中的选择和改编，则是解决文学传播中跨越不同审美系统的审美处理平台等。文字是异地传播的主要媒介，我国丰富的文学遗产中描述文字传播的比比皆是，例如罄竹难书、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唯恐说不尽，临行又拆封、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等。文字和书信对古人来说跨越时空的唯一媒介形态，我国语言中流传下来的这些关于文字和书信的诗句表现了再现媒介系统的巨大价值和曾经的不可替代性。

中国人是重视反思历史的民族，流传千古的经典文学中不乏诸如咏史诗等，缅怀历史，追慕前贤，评论前代的成败得失，总结历史经验的佳篇巨制，它们是联接历史与现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纽带。面对民族发展遭遇到的种种劫难的，经典文学中较为普遍的处理方式是将个人的苦难与民族的苦难联系起来，从而使个人的苦难具备了超越个人的普遍的启蒙意义。作家在个人苦难经验和民族灾难之间就有了一种普遍的联系，这种联系，一方面满足了作家个人情感宣泄和表达的愿望，另一方面也为他们心系庙堂，表现对时代历史的思考找到了一个切实的途径，但与此同时，也往往使那些古代士人受难者的形象沾染上一层虚构色彩，体现了他们企图在民间和庙堂之间构筑士子神话的努力，在这些受难英雄的身上，多少显露了这一批知识分子对自身经历的一种迷恋情绪。民族凝聚力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的发生和发展建立在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之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是其经济、政治、文化的集中体现，是民族国家精神之所在。“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要涣散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必先摧毁这个民族的历史，反之，要强化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必先令其成员懂得自己民族的历史。经典文学中那些立意高远、见解独到的咏史性质的名篇佳作正是使中华儿女认识历史、传承历史、感受教益，强化民族意识和历史责任，为民族振兴积蓄奋进昂扬的精神力量。

崇德重义，追求精神境界，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自身修养方面，表现为不断的自我完善，向往理想人格。从孔子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强调“士可杀不可辱”，“君子谋道不谋食”，强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到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至大至刚”养“浩然之气”。几千年来，深入人心的儒家思想，之所以特别崇尚人的精神追求，并不是为了宣扬仙风道骨，不食人间烟火，而是特别强调在利与义冲突的情况下，作为与禽兽有别的人，该作怎样的选择。“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正是这种“唯义所在”的人生追求，我们从文学作品中看到了一幅幅天地正气图，听到了一首首人间正气歌，他们似一股清流荡涤着俗泥污浊，反照出见利忘义者的卑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