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识范例(3篇)

文化认识范文

［关键词］文化民族文化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G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3－0072－02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在2022年文化改革发展奋斗目标中提到“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进一步完善”。本文着力从四个方面谈谈对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认识。

一、相关概念

（一）文化的涵义

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颇具争议的概念，学界尚未对其达成一致意见。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单指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产品。本文中的文化指广义的文化，即人类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中华文化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以来创造和发展的独特的生存方式，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华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和现代文化。

（二）民族文化主体性

主体性是指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作用和地位，即人的自主、主动、能动的活动的地位和特征。所谓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有学者认为“是在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中确立并更新的，并由民族的各个成员所共同认可、共同维护的。”[1]楼宇烈先生认为“所谓文化的主体意识就是对本国文化的认同，包括对它的尊重、保护、继承、鉴别和发展等。”[2]台湾学者朱高正对“文化主体意识”作了更深刻具体的阐述，他指出“所谓文化主体意识是指一个民族自觉到其拥有的历史传统为其所独有，并对此历史传统不断做有意识的省察，优越之处发扬光大，不足之处奋力加强，缺失之处则力求改进。也就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重新予以认识，从而接受传统，承认传统为我们所自有、独有、固有，进而批判传统、超越传统，从而创新传统。惟有确立文化主体意识，立大根本于传统，才有真正的文化自由可言。另一方面，一旦具有文化主体意识，我们才能够以一独立自主的文化体系，与西方文明展开平等而积极的互动与对话。对于古代和近代以来的传统，我们既不轻忽，也不夸大；对于西方，我们既不盲从，也不漠视。一切都应透过具体的了解和理性的分析，如实地评估西方的各种思想和制度，进而有方向、有步骤、有重点地吸纳，而非囫囵吞枣、人云亦云地跟进。”[3]朱高正先生对文化主体意识的剖析可以说涵盖了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全部内容，本文并不试图给民族文化主体性下一个明确定义，只从民族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省和文化自强四个方面谈一下对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认识。

二、对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认识

（一）文化自觉

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首先提出“文化自觉”这一概念，他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4]云杉先生在红旗文稿发表的文章《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中认为“文化自觉，主要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5]基于以上观点，本文认为文化自觉的含义包括两点：一是对中华文化的自知之明和对西方文化的知人之明。文化自觉首先要求我们充分了解和理解中西方文化，掌握中西方文化的来龙去脉、主要内容和特点等。二是深刻认识文化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作用。云杉先生认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当代中国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新的目标迈进。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不断扩大，其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而深刻。新的形势、新的任务，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具体来说就是做到三个高度自觉，即地位认识上高度自觉、规律把握上高度自觉、责任担当上高度自觉。”文化有其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并且，文化的社会作用日益凸显，这都需要我们深入了解并把握。

（二）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指中华民族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对中华文化内在价值的充分肯定以及对中华文化持久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只有对自己的文化有坚定的信心，不自轻自贱、妄自菲薄，我们才能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保持镇定从容、不卑不亢，才能以包容的气度对待西方文化，理性批判并学习借鉴西方文化，才能不断创新中华文化并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2000多年前就已产生的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其他许多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地位的学说流派，其真知灼见影响至今。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蕴藏了无数的珍品。例如，强调仁爱，强调民贵君轻，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中华文化的闪光点，树立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努力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只有树立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才能以开放包容、不卑不亢的心态对待西方文化，不盲目崇拜，也不照搬照抄，而是理性批判和借鉴，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文化自省

文化自省是指中华民族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对中华文化的自我省察、反思和理性批判。文化自省强调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是一种文化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免疫。没有自我批判精神，就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文化的不足以及与其他文化的差距，就无法创新、进步。只有对自己文化的理性反思和批判，才能使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永葆生命力。近年来，文化热、国学热盛行，传统文化受到重视自然是好事，但我们也需认识到传统文化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药方，并不能解决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一切问题。中华传统文化，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同志早就提出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基本原则，对待传统文化，应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态度，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要理性反思和批判，分清精华和糟粕。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境遇，不需再为中国的落后而自卑自怜，但我们绝不能舍弃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尤其是在国学热、文化热的浪潮中，我们更需要对传统文化有一个清醒的批判性的态度。文化自省，就要充分反思、理性批判我们的文化。文化自省要求我们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也就是朱高正先生所说的“对此历史传统不断做有意识的省察，优越之处发扬光大，不足之处奋力加强，缺失之处则力求改进。”

（四）文化自强

文化自强是指中华民族在文化自觉、自信、自省的基础上，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合理吸收西方有益文化，不断创造和创新中华文化，促进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自强是文化自觉、自信和自省的最终目的。自强是中华文化的使命所在，如果说文化自觉是认识文化的视角，文化自信和文化自省是对待文化的态度，那么文化自强就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道路，也是文化兴国的必然选择。文化自强要求我们绝不因循守旧、保守残缺，而是与时俱进、主动搏击。“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对于传统文化，我们必须传承并创新；对于西方文化，则要“礼之、师之、纳之、化之”，重点在“化之”，使其中国化，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文化自强的关键在于创新，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和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决不能生吞活剥、照搬照抄，继承、借鉴是为了创新，唯有创新，才能使中华文化永葆生命活力。文化自强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是弘扬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题中之义。

建构民族文化主体性，就要坚持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省和文化自强。文化自觉是我们认识文化的视角，文化自信和文化自省是我们对待文化的态度，文化自强则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我们必须建构并弘扬民族文化主体性，才能不断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使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江宁康.略论建构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J].兰州学刊,2004(3).

[2]楼宇烈.中国的品格[M].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01.

[3]朱高正.康德批判哲学的启蒙意义――谈文化主题意识的重建[J].哲学研究,1999(7).

[4]费孝通.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J].文艺研究,1999

(1).

文化认识范文篇2

关键词：方言；普通话；文化认同感；区域隔离

中图分类号：H0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2-0174-02

大家都知道，我国由56个民族组成，并且每一个民族在最开始的时候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语言，我们就称之为“方言”。方言自很久以前就慢慢形成并且流传下来，而现在的普通话也就是由原来的“官话”演变而来的。所以它具有很强的根基性和地方性。方言有利于传承地方文化，保留地域特色，比如大家喜爱的京剧、沪剧、川剧等等，全改成普通话应该就没人听了；方言也帮助人们产生地方认同感，比如人们见面往往从口音中就可以辨别对方是老乡；但方言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地区间的交流，有些偏远村庄甚至会出现出村需带翻译的现象，带来诸多不便，因此现在各地都在推广普通话。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虽然允许地方语言的使用，但是很大程度上都被统一了。一方面大力提倡普通话，一方面人员流动性加大，交流时就需要一种大家都能比较理解的方式，普通话就慢慢占据主导地位了，而且年轻人，如果在学校或者在公司说方言会让人觉得很土。流动人口大，从小就离开家跟随父母，现在接触的媒体太多都讲普通话，这也证明了社会的潮流和进步。正常的发展。推广普通话，必然会对原有方言造成影响，使得原有方言向普通话“靠拢”，俗称“不正宗”了。方言虽然有很强的区域性和根基性，但是还是抵不过普及普通话的大流，因为全国各地人员的流动性就决定了方言一定会被人们慢慢地“搁浅“。

什么地方都有方言，但是现在的人都只爱或是只会说普通话，什么方言的都不会说或是不想说了。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地区肯定也会有各个地区的特色，如果一味地去叫所有人说普通话从而忘了本，似乎丢失了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将中国传统文化置之于不顾。比如说笔者身边的许多人都是这样。明明都是土生土长的陕西人，父母都是说方言的，但是从小父母都不教我们也不让我们说陕西话，取而代之的都是教我们普通话。现在面对很多长辈时，就很容易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有时甚至感觉自己像是从外地来的一样，很没有对这块土地的归属感和对这类方言的认同感。因此，很多人都担心不久后的将来方言就会逐步退出人们的社交范围，取而代之的是普通话。这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大家庭，有很多种方言这是必然，但不能一味地只是去推广普通话而忘了本，不然大家以后就只会普通话，那有什么用呢？我们祖先创造了文字和多种美丽的语言，是多么伟大的创举！

所以，在普及普通话的同时，各种矛盾就应运而生了。讲方言的人群，对母体语言文化的认同感低。城市的外地人口太多，冲垮了本地的语言秩序。甚至就连在校的学生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甲同学说：“我觉得我家乡的方言是世界上最动听的。有效保护，将使她更年轻。”乙同学：“应当大力推广普通话，抢救方言没有必要。”丙说：“什么时代了，还讲方言？太土气了！”同学们看法不一。有些人认为应该保护方言，因为方言不仅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多彩的地域文化。而有些人认为应该摒弃方言，因为方言的使用会影响普通话的推广，摒弃方言可以消除语言隔阂，更好地促进各地区的交流，从而带动经济发展。

笔者认为，普通话的发展势在必行，但中国人对待方言的态度也一定要有所改变。不一定就要像上面的同学说得那样走极端，我们既要保留方言又要学好普通话，普通话是我们社会交流的通用工具，而方言是我们自己地方文化的精髓是不可丢弃的，普通话在中国过去也是方言只不过现在是普及的方言，而其他各地方言有他文化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是普通话不可代替的，如果真的消亡那么中国文化将失去很多宝贵财富。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由方言所引起的语言和文化认同感的问题。

以前在书上，看到有这样一段资料。历史上，泰州方言圈就长期属于扬州府，当年扬州府的区域极大，基本上包括了现今扬州、泰州、南通的全部和盐城的南部。所以很多人经常把泰州与扬州混为一谈，但其实两者是有着明显差异的，而最大的差异就在方言。方言是中国人同乡认同的最重要的载体：只要方言相同，哪怕族系血统不同，都觉得亲切，比如江浙太湖片人与浙东人，血缘上虽然其实有着明显的差异（太湖片人基本上是中原人后代，而浙东人中的越人血统相对较多），但因为所操方言均为吴语太湖片，故而相互认同，通婚现象也较多；反之，方言不同，哪怕是同宗同族，却也觉得相互之间隔了一层纸：这道理很简单，你会认同一个讲话你听不懂或听着怪异的人吗？可见，方言的不同决定了泰州与扬州在心理认同上的隔阂。严格来说，这里属于南方。但这里的人不会特别执著地以南方人自居，因为毕竟在长江以北；当然也更不会说自己是北方人。正因为此，所以泰州人把北方说下江官话北片、中原官话和山东官话的人称为“侉子”，把南方说非官话方言的人称为“蛮子”，俨然一副居中自傲的态度。这种南北居中的状态其实是有不少好处的。中国绝大多数地区都是官话区，所以说东南沿海方言区的人就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排挤；反过来说，这些人也会对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缺乏强烈的认同感。相比之下，泰州方言圈的人处于官话与吴语区的交界处，对吴语和其他南方方言区有着一定的认同和理解；另一方面，对官话区也不排斥，其结果就是该地区人处于一个左右逢源的位置，对于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较有认同感。

从以上资料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区域方言与人们的文化语言认同感是息息相关的。

现在还有另外一种现象，那就是方言类节目的流行。在艺术作品中方言比普通话更能够传神的表达一个地域的习俗和文化，以及人物的个性特点。方言的地域性很强，能够更深刻更细腻地表现艺术作品中的地域风情，因此，自古以来文艺作品中，方言一直在流行着。比如说我们的陕西电视台有一档节目叫《都市碎戏》，从电视艺术上来讲，水平并不高，与那些中央电视台的深度节目根本无从对比，但是收视率很高，那是为什么呢？其一是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的故事，其二就是因为它的语言就是我们的方言。这个节目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区域迅速火起来，就是由于它凝聚了大量关中地区的观众群体。所以，我们说，方言流行增强地域凝聚力。作为观众，我们带着理解和高兴的眼光来看这一方言热潮，但是它是有弊病的。从文化上讲，方言流行的最大弊端，是反映了地域文化资源的争夺。文化大省一个标志就是语言要成为大省，把语言的辐射力和覆盖率扩大，这个省份的影响力、市场形象等各方面的影响就越大。每个地域都在为自己社会经济的发展努力着，但在这种争夺中容易引发一种狭隘的地域文化意识，而不是现代的宽容的文化共享。

方言过度流行的最大的问题是，会导致地域语言的隔离。在电视剧里说说方言是无妨的，有利于艺术作品的生动和传神，但是应该看到它深层的弊病。前边说可以促进地域间的交流，但方言过度流行同样可以导致地域间的隔离，就是文化心理上的区隔性，语言越来越远心理就越来越有隔膜。一个地域的人口都只说方言，一年两年看不出问题，一代两代下去，这个地域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离心力就很强。当然现在没有这么严重了，我们是杞人忧天。但是要从文化上解读它，就要深谋远虑，要有忧患意识。所以觉得它是有弊病的。

到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先生将“共同心理素质”解释为“民族认同感”或“民族自觉的认同意识”后所谓共同心理素质，通俗地说，就是同一民族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族属亲近感、文化认同感。这种心理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每个人都会以自己的生活经验而体验到。世界上许多丧失了共同地域、语言的民族就是用认同感来维系其文化的。例如，大多数犹太人虽然已改操英语（犹太复国后又曾一度复兴希伯来语），但犹太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是通过表现在共同的犹太民族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即犹太民族文化认同感来获得和增强的。中国历史上的契丹、匈奴、女真等由于丧失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也就丧失了表现在其文化上的心理素质，逐渐被其他民族同化，这些族群也就从此消失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千万不要顾此失彼，一方面要对地方方言有足够的重视，不能一味地摒弃，另一方面还要积极地普及普通话，增强各族人民对整个国家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齐心协力共同创造我们美好的家园。

参考文献：

[1]泰州方言文化圈自古有之[EB/OL].http：///d11

文化认识范文

唯GDP倾向带来负面效应

文化产业既然是一种产业，当然要讲产值，当然要重视提高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也确实能够给考察文化产业发展状况提供参考。但如果把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提到不恰当的位置，作为评判文化产业发展好坏、快慢的标准，这就背离了文化产业的特点和规律。

实际上，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高低，与文化产业发展水平高低、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英国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约为8%；美国是文化产业的超级大国，其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却不到6%；文化产业强国日本只有3%。可见，文化产业占GDP比重多少，与一个国家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孤立地看其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意义并不大。

同时，过于看重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其负面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热衷于追求规模和数量增长，导致数量与质量失衡，规模与效益失衡。“十一五”时期，我国文化生产能力有很大提升，文化产品的品种、数量增长很快。但文化产品质量不高、市场接受度低、产能过剩现象也十分严重。以动漫产业为例，2004年，我国动画片产量为2万分钟，2009年增加到17万分钟，产量增长不可谓不快。但能够通过电视台播出的只是极少数，称得上精品力作的更是凤毛麟角，盈利的企业不足一成。再以图书出版物为例，2008年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出版社自办发行单位总销售与上年相比，数量增长3.25%，金额增长6.56%。而出版物库存与上年相比，数量增长14.11%，金额增长18.89%，库存量增幅大大超过销售额的增幅。

其次，容易混淆文化产业与一般产业的区别。文化产业与一般产业既有共同点，又有很大不同。日本经济学家上野光平曾对一般消费品与文化产品的价值作过精到的区分。他把一般消费品称为耐用消费品（如冰箱、电视等），把文化产品称为永久性财富。耐用消费品的使用价值有时间性，文化产品则具有永恒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文化产业作为永久性财富的价值，是GDP所无法涵盖的。

再者，容易误导人们只重视文化产业创造的直接效益，忽视其间接效益。文化产业对相关产业具有引领和带动的作用。文化产业不仅直接创造经济价值，还能够通过为相关产业提供创意，赋予其他产业、产品文化内涵，间接创造价值。文化产业的这一功能，也是无法用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所能衡量的。

从根本上看，唯GDP倾向是对文化产业价值和功能的一种误读。其致命缺陷是只重视经济价值，不重视文化价值。或者把经济价值、文化价值混为一谈，认为经济效益好，文化价值就一定高，这些看法都不利于文化产业健康发展。文化生产从来就不是以数量取胜，而是以质量分高下。创造性的文化产品是文化产业的核心价值，也是一个国家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发展文化产业的要义，是力求提供尽可能多的具有创造性的文化产品。只有有创造性的文化产品，才能真正创造出良好的经济效益，对GDP的贡献也才是坚实、不含水分和持续的。

综合考量文化产业价值

要转变文化产业的唯GDP倾向，首先需要从更高的层面来把握文化产业的价值和功能。文化产业之所以应该成为支柱产业，之所以具有战略性、先导性，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之上：知识经济时代，创意、知识与信息是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发展的主要动力，未来经济发展将是以各种方式与文化相融合的发展。正如总理所指出：一个国家，当文化表现出比物质和货币资本更强大的时候，当经济、产业和产品体现出文化品格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才能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才能具有可持续发展和持续创造财富的能力。

笔者曾多次赴台湾地区考察当地文化产业，感受颇深。台湾从上世纪90年代提出文化创意产业政策以来，始终坚持以文化为核心。台湾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基本思路是文化产业化和产业文化化，文化与产业的协调发展是其基本理念。今年7月份，台湾地区通过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其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理解是：“源于创意或文化积累，透过智慧财产之形成及运用，具有创造财富与就业机会之潜力，并保证全民美学素养，使国民生活环境提升之产业”。台湾不仅看重文化创意产业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的价值，而且看重其提高公众美学素养、提升国民生活环境的功能。

考察一个国家和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状况，不仅要看文化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还要看文化产业在促进文化发展繁荣中的作用。就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来说，不仅要看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还要看投入与产出比，看文化产业就业占整体就业率的比重，文化消费占整体消费的比重，文化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等。就对文化发展的贡献来说，应该包括是否满足了不同层次、不同类别人群的文化消费需求，是否创造出反映时代精神、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可以传诸后世的作品，是否提升了公民文化素养，是否提高了生活品质，是否改善了生活环境等。一句话，就是是否起到引导社会、愉悦身心、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对文化产业价值的考察应该是一个综合的考察。

因此，我们应该全面理解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要求。文化产业有没有成为支柱产业，应该是对文化产业创造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对相关产业的促进作用等综合的考量。

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

正因为如此，“十二五”时期，我国文化产业需要解决的突出的问题，不是提高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而是转变文化产业发展方式，由注重数量型增长、注重规模扩张，转为注重提高发展质量。重点是解决文化创造力匮乏、精品力作少的问题。做到这一点，需要艺术家、政府和社会三方面共同努力。

艺术家应该担负起历史责任，努力为社会提供具有永久价值的文化产品。作为一个时代标志的艺术品总是关注时代的重大问题，深刻揭示社会矛盾，反映民众理想和愿望的作品。现在我们缺少这样的文化产品。以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境遇问题为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早期阶段，杰出作家如鲁迅、茅盾等，几乎无例外地都以深厚的人文关怀，揭示城市化背景下农民的生存状况。当代城市化进程更加波澜壮阔，但我们的文学艺术很少关注这个极具深刻内涵的领域，我们的媒体也很少关注这个庞大的群体。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艺术家、我们的媒体关注当代重大问题的热情还很不够，有理想、有人文关怀的作家、艺术家还不多。当然，公众的文化需求有类别和层次的差异，文化产业自然也需要提供不同类型的文化产品，形成金字塔式的多层次结构。